光緒高陵縣續志 · 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知縣程維雍重修 邑人白遇道編纂 地理志渠堰附 班史之例，言地必先言天，蓋本《周官·保章氏》「星土辨九州」之意。按《唐天文志》曰：「東井居兩河之陰，當地絡之西北，華陰以西，北地是。」《東漢郡國志》曰：「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高陵彈丸區。」則分星自統於府。而《通典》以觜觿參得漢之高陵以東地，則地實入觜參。然天象渺遠難致，不具論。若夫古「王度地居民，首重疆域，則建革之故，流峙之要，溝洫之利，古蹟之遺，安可以不詳也」。述地理志第一。 高陵在虞、夏為雍州之域。《禹貢》：「涇屬渭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今涇渭合流實在縣境，郡縣釋名高陵，秦縣名。《爾雅》：大阜曰陵。郭子章雲，縣南有奉正原，高四五丈，高陵之名所由昉也。《元和志》：高陵為秦舊縣，孝公置路史。高陵邑，秦昭王弟高陵君封。西漢屬左馮翊。《漢書·地理志》：太初元年，改左內史為左馮翊，縣二十四。高陵為馮翊治次一，陽陵次二十三。《漢書·景帝本紀》：五年作陽陵邑。《地理志》：故弋陽，景帝更名。莽曰渭陽。《寰宇記》：陽陵故城在咸陽東北四十一里。《禹貢錐指》：高陵西南三十里有陽陵故城，其說雖互異，而陽陵自屬析縣地而增置，謂即改高陵為陽陵者，非也。莽改陽陵為千春。《水經注》：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東漢縣為左馮翊治，屬京兆。《玉海》：建武十五年改屬京兆。《關中記》：光武東都後，馮翊出治高陵。《禹貢錐指》：今縣西南二里，即馮翊故城。魏更曰高陸。晉仍之，俱屬京兆郡。《通典》：魏黃初元年改為高陸縣，其治在縣西南一里。《通鑑注》：晉改曰高陸，屬京兆。北魏仍之。《地形志》：晉屬京兆。魏明改屬馮翊。按魏高陸治在今縣西南一里，後魏移居今所。西魏北周仍之。《續通典》：周明帝省萬年縣入高陸。隋復為高陵。《隋書·地理志》後魏曰高陸。大業初改焉。《元和志》：大業二年復為高陵，唐仍之。《舊唐志》：高陵，隋縣。天授二年隸鴻州，大足元年還雍州，武德初析置鹿苑縣。《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析置鹿苑縣，貞觀元年省。按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鹿台城，地有果園名鹿苑，唐置縣即此。宋仍為高陵，屬永興軍。金仍之，屬京兆府。元屬奉元路。明屬西安府。《明一統志》：高陵在府城東北八十里。《賈志》[1]：元屬奉元路，明隸西安府，國朝因之。歷代沿革，此其大凡也。 疆域則東西三十里而遙，南北三十里而近。《一統志》：縣治在府東北七十里。《劉志》[2]：東至臨潼縣界十五里，西至康橋堡涇陽縣界二十里，南至蘇馬堡咸寧縣界二十里，北至仁村三原縣界十里，東南至嘴頭臨潼縣界二十里，西南至咸寧縣界三十五里，東北至齊家堡三原縣界七里，西北至桑園村三原縣界十五里。《府志》[3]：東南至臨潼縣治五十里，西南至咸陽縣治七十里，西至涇陽縣治五十里，東北至富平縣治五十里，西北至三原縣治三十五里。 南臨渭水，北枕平原，清谷跨其左，洪波襟其右，縣雖蕞爾，亦神皋之奧區哉。然縣經唐會昌中及前明屢析之後，壤地益隘，賦重差煩，供億日費。地則入望平衍，土性高燥全仰天澤，所謂黃壤陸海者，今大異於古所云矣。地瘠則富庶為難，壤小則綏輯較易，父母斯土者，可以知所從事，而生長於斯者，亦顧可自囿哉。 奉正原 《一統志》：在縣南十一里。《長安志》：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三里。一名降駕原。 鹿苑原 《長安志》：在縣西南三十里，東西長十五里，南北闊一里。《黃圖》：安陵有果園，名鹿苑。《賈志》：一名鹿台，按陽陵故城在縣西南，亦名奉正原，《寰宇記》：原上有鹿台將軍祠。歲旱，百姓祈禱輒應，號為鹿台將軍。 畢原 《寰宇記》《關中記》：高陵北有畢原，秦謂之池陽原。漢名長平坂，又名石安原。按今地屬三原。 渭水 《地誌》：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臨洮渭源縣鳥鼠山。《劉志》：東經隴州、寶雞、岐山、武功、興平、鄠縣，又東經長安、咸寧二縣北。《水經注》：東經霸縣北，與高陵分水，又經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側，涇水注之，又東經鄣縣，霸縣今屬咸寧，鄣縣今屬臨潼。《長安志》：來自咸陽，又流入櫟陽界。《涇野志》[4]：在縣南十里。每遇泛漲，瀰漫十餘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蓋奉正原為之障也。然自乾嘉而後，河日北徙，沿岸田廬坍陷不少。咸同數十年間，北岸田入河者無慮數十百畝，近猶漱盪不已，計惟予水以地疏決，南岸沙淤導入故道，北岸之民庶有豸乎。 涇水 郭璞註：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朝那今屬平涼，新平今屬邠州。《劉志》：涇水出平涼縣西南笄頭山，東南流經華亭、涇州，又東經長武、邠州北，又東南經醴泉，又東南入涇陽界，又東至永樂鎮入高陵界，又東經毗沙鎮南鹿苑原北，又東南經高陵縣南二十里，至上馬渡合於渭。《縣冊》：自入境東行十里，至船張村入渭。 清水 《縣冊》：在縣東，自三原縣流入縣境，又東南入臨潼界。《水經注》：東南入高陵縣經黃白城，又南絕白渠，又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經高陵故城北，又東南絕白渠枝瀆，而東南入萬年縣。按清水，一名清河，即清峪水，在三原北門外。據《水經注》及《縣冊》，謂東南入高陵界，逕故城則距縣二里，而舊志不載。意者自清平鄉見析之後，黃白城始隸三原，抑或涓涓其流，入縣已微，有無不定與，皆不可考。今並河道湮墊，縣人無知之者。 渭渡三 新開渡，在縣西南十里，渭橋西二里。孫張渡，在縣西南三十里。渭橋渡，在縣南十五里。《府志》：新開、孫張二渡並新置渡船二隻，水夫各十二名。渭橋渡置渡船二隻，水夫八名。渭橋渡為東北諸縣通長安之要津，故沖煩較甚。《涇野志》：橋北通蒲城、富平諸縣，故二縣皆有一舟協濟。近則傍河居人獨任之。高岸摧圮，時時敗舟，而胥徒往來，又倚肆凌虐，欲解脫而無術，或枵瘠以從事，亦窮民之無告者乎。 涇渡二 黃家渡，在縣西南十里。上馬渡，在縣西南二十里涇入渭處。《府志》：黃家渡新置渡船二隻，水夫八名。 橋樑五 東渭橋即渭橋渡。《賈志》：古東渭橋，漢高帝造，以通櫟陽之道。《史記·景帝紀》註：景帝五年，作陽陵渭橋。《索隱》：在長安東北，通高陵路。沈亞之《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渭東赴河，輸流逶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者三，名分中、東、西，在縣境者為東渭橋。《初學記》：東渭橋以木為柱，後橋廢用舟，故以渡名。郭橋，在縣東十里，昌連渠經其下，今屬臨潼。阿石橋[5]，在接蜀門南一里；張橋，在距河門東八里，皆高望渠所經。高橋，在通遠門北三里，中南渠所經，今並廢。 渠堰 高陵五渠肇於李唐。《唐書·地理志》：寶曆元年，縣令劉仁師請更水道。渠成，名曰劉公渠。新堰成，名曰彭城堰。劉，彭城人。宋敏求《長安志》白渠，自涇陽三限，下中限為一渠，流至縣界彭城堰，下分為四渠，並溉民田。自彭城閘北分水者曰： 中白渠 在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白渠枝渠，逕高陵故城北。宋敏求《長安志》：中白渠東西長三十五里。《縣冊》：自彭城閘北限分水，東流至西王村，入三原官村，至高家堡支分為洪河渠入臨潼。其正流復由官村入縣境常家村，又東亦入臨潼界。舊從北岸支分有寧玉渠今廢。渠南岸為小王斗、生王西斗、廣利斗、西灣斗、高渠斗、河村斗、馬家斗、武家斗、石張斗、張月斗，北岸有雷家斗、韓家斗、灣里斗、張流斗、東灣斗、馬家斗、袁盛斗、陳誼斗、董家斗、程家斗、孟家斗，灌田一千五百四十畝。《長安圖說》中白渠斗二十三。按今只二十二斗。按斗門始於唐、宋，曰斗門，元曰斗吏，又謂之斗門子，一斗有一長。《樊志》中白渠袤三十里，應受水地一十五頃二十畝。 彭城閘南曰： 中南渠 在縣西北三十里。宋敏求《長安志》：中南渠東西長三十五里。《縣冊》：自彭城閘南限分水，東南流至磨子橋。磨子橋至閘口五里，乃中南與高望、（）〔禑〕南分水處。南岸有劉金斗、杜家斗、墨毛斗、張家斗、張益斗、通遠斗，北岸有洛南斗、廟王斗、文王斗、張以斗、王益斗、晉公斗、廣濟斗、富眾斗，灌田一千五十畝。又東入臨潼界，《長安圖說》：中南渠斗門十五。按今只十四斗。《樊志》[6]：中南渠在中白渠南七里，自磨子橋經坳下村[7]，東經高橋，又東過孝義坊入清河，袤五十有五里。受水地一十頃五十畝。 中南渠自磨子橋又分二渠。東南曰： 高望渠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高望渠東西長三十五里。《縣冊》：自磨子橋分中南渠。水南岸有福斗、康斗、寧斗、壽斗、念斗、百斗、萬斗，北岸有乾斗、震斗、沛養斗、千斗、億斗，灌田八百四十畝，又東入臨潼界。《長安圖說》：高望渠斗門十二。《樊志》：高望渠自磨子橋經魏村、李趙村之間，東過阿石橋、陳楊村至臨潼境入渭，袤五十有五里。應受水地八頃六十畝。 西南曰： （）〔禑〕南渠[8] 在縣西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禑〕南渠東西長四十里。《縣冊》：自磨子橋分中南渠，水西南流又折而東南。岸有邊界斗、（）〔禑〕南斗、許斗，北岸有永斗、於元斗。灌田三百五十畝，舊亦入臨潼界，今在縣境船張村注渭。《長安圖說》：（）〔禑〕南渠斗門五。《縣冊》中南渠至張市里又分二渠，其北分者曰析波渠，今廢。《樊志》：（）〔禑〕南渠自磨子橋西南流，折而東，經毗沙鎮原趙村，又東南過渭橋，至臨潼北田王入渭，袤四十五里。自渭岸崩灘，奉政原高，水不能進，遂在船張村入渭，袤三十里。受水地三頃五十畝。 《縣冊》：（）〔禑〕南其南分者曰： 昌連渠 在縣北二十里。《縣冊》：自張市里分中南渠，水東流經縣城北門外。明高陵令王珪嘗引水入城，資民食用，今北門外猶有渠跡。其渠南岸有河渠斗。北岸有崔家斗、距陵斗，灌田二百一十畝。昔時亦入臨潼界，今下流微細，至縣東五里墨張村止。《長安圖說》：昌連渠斗門三。《樊志》：昌連渠舊投入臨潼境郭橋入清河。以上每月除潤，渠水自初三日寅時二刻接受起，至初七日寅時一刻止。 附：古渠堰 《古渠圖》：樊惠渠在縣南。蔡邕《樊惠渠歌序》：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立新渠，向之鹵田，化為甘壤。《縣冊》：今廢，無考。 五渠灌溉，上資涇流至國朝乾隆初始斷，涇專資泉水，是涇之為利也蓋有年。涇渠原始，《涇野志》甚詳，而不及有明一代。遇道嘗為《修渠考》，起明洪武，迄於當代，具見前人盡心民事，而我朝之為民計者至周摯也，附錄於此。水利始於鄭國，歷漢唐宋元，代有修浚，涇野子曾志之矣。 明洪武八年，修洪堰溉涇陽、三原、高陵、醴泉、臨潼田二百餘里，三十一年復修之。成祖宣宗繼修。《明史·河渠志》：天順中，王御史渠又圯，副都御史項忠於王御史之上一里余，穿大小龍山為渠，曰廣惠渠。彭華記正德十一年，巡撫蕭翀又作通濟渠，在（元）〔原〕王御史渠之下、宋豐利渠之上，歷御史、哈寇、劉天和三公，繼治始成功。馬谿田《涇川五渠碑記》：後六十九年為萬曆庚子，涇陽知縣王之鑰及高陵知縣李承顏、三原知縣王應徵協謀請於台史，征四縣丁夫浚鐵洞，疏土渠五里許。又五年，都御史顧公復檄西安同知顧漢穿治龍洞，閘廣惠渠口，為石橋橫渠上，度山間潦水以絕泥淤，而以王御史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貫石樑其上為堤骨，而益甃以石。《龍洞渠碑記》然猶泉水與涇水並用也。萬曆中，涇陽知縣袁化中始建議專用泉水，不必引涇。蓋以石渠為涇流所齧，往往易敗故也。 國朝順治九年，涇陽知縣金漢鼎重修廣惠渠，鑿石既深，泉流瀵出，於是循鄭白故道，流衍三十餘里至成村，斗下釃渠為三：大白、中白、南白，所謂三渠口也。渠口分三限，限各立斗門，總為斗一百三十有五。用水自下而上，歲月日時，頃刻不容紊亂，尺寸不得增減，乃刊碑，以為泉水之利過於涇水。《金漢鼎修渠記》康熙八年，涇陽知縣王際有，偕高陵知縣許延修、三原知縣陳寧宇、醴泉知縣鄭朝宗，偕詣渠所相度壅潰，而自率縣丞張肯谷復治之。功成浹月，民食其利。雍正五年，總督岳公鍾琪請發帑完堤。七年，移西安府通判駐涇陽百穀鎮專司其事。斯時建閘，以時啟閉，猶未盡絕涇水也。乾隆二年，用翰林學士世臣議增治龍洞渠，始斷涇水，疏泉溉田。《涇渠志》十六年，涇復壞堤，總督黃公、巡撫陳公，俱逸其名奏准動帑興修。四十年春三月，巡撫畢公沅率同涇令及觀察翁公燿由趙家橋治堤分寸二十餘里，直至仲山洪口，周覽相度，自龍洞至王屋一斗，計開通二千三百九十四丈，水行一百三十四里，分灌醴泉、涇陽、三原、高陵地畝一千餘頃。《西安府志》嘉慶十一年，涇陽令王恭修勸捐修理。二十一年五月，涇水又壞堰，涇陽知縣秦梅請發帑修龍洞渠。道光元年，巡撫朱公勛以上年涇水暴漲，沖塌石堤，委鄜州知州鄂山修浚之，另鑿石渠於王御史渠下，人呼鄂公新渠。《涇陽縣誌》同治五年，巡撫湘鄉劉公札飭涇原修浚龍洞。時三原人郭李彬上書撫軍，請除涇陽成村鐵眼長流之害，並議儲款備歲修，而格於忌者不行。《三原新志》呂涇野云：渠堰，高陵與涇陽、三原同體者也。夫上流能暢，下游自潤。國家不惜重帑屢經修浚，時雨之潤不私一物，顧父老傳聞縣渠不受水者百餘年所，夫豈無故哉。 附：《明水司碑記》 天啟四年，巡撫孫傅庇增水手，定工食。舊有水手七名，至二年增二十三名。水手工食每名歲給銀六兩，查渠岸官地，自王屋一斗，上至野狐橋可以耕種，每名給種無糧，官地准抵工食銀二兩五錢，外給銀三兩五錢，共該工食銀一百五兩。此銀應在涇、原、醴、高四縣受水地內均攤。四縣受水地共七百五十五頃五十畝，每頃派銀一錢三分八厘零。高陵受水地四十頃五十畝，該出銀五兩六錢二分零，合原、醴二縣收齊開送涇陽縣，分上下半年支給。 附：《用水則例》 《樊志》：高陵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其斗內村戶苗稼，官給由帖，方許開斗。用畢，各斗以承水時刻澆過頃畝苗稼，申報水直。每歲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一日放水，此往例也。今因水微，五渠不能並行，自雍正七年，每月接受洪堰水程，初七、八、九共三日分渠分月受水，周而復始。如一月中白渠受水，次月中南、昌連二渠受水，又次月高望、（）〔禑〕南二渠受水，所溉如額，其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斗溉畢閉斗，即刻交之上斗，以次遞用，各利戶皆拈香分定時刻，其遞溉次序亦如之。 附：《受水利夫》 《樊志》：順治九年，分守關內道水利總冊四縣利夫，共七百九十四名半。涇陽縣六百七十四名半，三原縣四十六名半，醴泉縣三十三名，高陵縣四十零半名。高陵中南渠利夫一十九名，中北渠利夫共二十二名，厥後渠道日壞，水利異昔。雍正四年專官董理，新定渠制，五渠新增受水利夫共五十七名。 附：王太岳《涇渠總論》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台、石川諸水，經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循涇水，經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取徑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雲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於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涇水出中山谷者，了非當時故跡，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余，皆承前代廢跡而更張焉，非因之也。 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更拒涇使不為害。制置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唯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附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於誇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以余考之，秦之強始於孝公、商君，歷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譬之羸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於此，非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有發憤自強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並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奈何司馬氏遽以是為鄭國功耶。向使秦殺國而趨伐韓，韓能支乎？向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得吞二周，並諸侯乎？此史氏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謂畝收一鍾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小《爾雅》二缶謂之鐘。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略》篇注云鍾十斛。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斗，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注洛三百里而雲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里，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才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矧古今頃畝異制，宋祁謂周制步百為畝，商鞅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然秦既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而是時始為賦，賦從畝出，秦豈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漢書·食貨志注》鄧展曰：古百步為畝，《漢書》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宏）〔弘〕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於情事為真。而鄧、趙之說，流傳有本。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之，秦猶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止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為據。其他書傳同異尤多。 《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文獻通考》曰：至大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餘頃。而《唐書》云：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訛。然其下書云：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灌浸幾於盡廢。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考或未之詳耶。 宋淳化間，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間，梁林、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其後景祐間，王洽又言：今才及三千頃。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餘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其後彭華據作記亦曰八千餘頃，而袁化中親見舊碑刻，實止書八百頃。田豈能自贏縮耶？ 年代既久，傳聞異詞，記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相統一，其為乖疑，固無足怪。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灌溉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詞與。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為書，庸足信乎？昔者莊熊罷請穿龍首渠，以為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自古喜事誇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明之事殆亦類此。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為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睹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 鄭渠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疲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疲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系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巨萬數。白渠之功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疲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后豐利渠勤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至直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工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塞渠，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系樁起堰，下至梢芟芭棧，麻鐵苫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騷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功，截石、伐木、掘泥、挽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疲已。復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爭訟斗很，奸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岩，陰飆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縆，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泛走不更勞阪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堤岸，不過費官金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瀜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雇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世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眾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為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固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蓗，什百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向使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尚何穿山築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為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跡弊政，而常能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堤壩而已。堤之作，亦自項襄毅時不過寬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 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三年，通判羅國楫請於台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綱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捍涇，昔人比之布磚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巔才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御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狹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堤遭則齧抉掀豗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而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固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巨，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寧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為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 金之始為渠口，蓋猶覬欲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制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污，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 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於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跡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他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水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為無事，略不視省；或敝損己見，忽不為意，不以聞官。坐使渠水滲漏，日減月削，猝遇漲水，隳圮立見，如此之弊，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費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於戲！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其美善，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愷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召杜其終不可復見與？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附：高陵知縣熊士伯《涇水議》 鄭白渠始自秦漢，引涇水以石囷為堰，壅水入渠，溉田四萬頃。唐宋後，渠名不同，制實因之。大觀中，詔開石渠直逼仲山之麓，名豐利，溉田三萬五千餘頃。元至大中，御史王琚更開石渠五十一丈，名新渠，或雲溉田三萬頃。明成化間，巡撫項忠又鑿石渠一里三分，凡二百四十丈，收諸泉水，渠名廣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要俱引涇也。正德間，巡撫蕭翀又鑿石四十二丈，渠名通濟，溉田一千三十五頃。記云：「既鑿此渠，則甃石之堤不用，而畎畝引溉無虞，非引涇而何。」 自萬曆間，涇陽令袁化中之議出，謂北山之石堅勁難鑿，鑿亦不甚闊。夫鐵洞之難鑿，因已總計石渠近四百丈，自通濟至龍洞止一十三丈，視前此特三十分之一。用王御史計工法，一尺為一工，工五分闊一丈，高深二丈四尺，其銀一千五百六十金；用蕭公通濟渠計工法，闊一丈，長一丈，深三寸三分為一工，大約石較易鑿，只銀四百五十五金。袁公初未詳考，遂疑物力之難，夫土渠積土如山，石渠炭炙醋淬不減，琢鐵加以築堰，動費千金，昔人之難若何而惜此乎。謂涇水滾滾而來，沙石並沉廣惠，中滿難通，譬人嗝咽之患似也。然世有因咽廢食者乎？況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昔人方以為利，抑又何耶？又謂龍洞南畔無岸，如人咽喉中斷似也。 試看龍洞之外，原非深窪，四百丈之渠，不知幾許補砌以通水者，豈真如喉斷不可復續耶。至謂龍洞以下，大泉如斗者數十，四縣賴之水本不小。查天啟四年，四縣水利僅得七百五十頃，高陵一十五里全溉者僅存其二，直舉千百年莫大之利，等閒棄之，非袁公作之俑乎。今醴、涇地居上流，泉水尚足灌溉，若三原、高陵一不修浚，求如天啟時不可得已。《三原志》云：涇水低，假泉以代，歷涇陽八十里始入界，水勢大絀，凡名水田者十不溉一，於是涓涓之潤為需日重，為累日深，壅遏侵爭，獄訟歲起。賦役煩苦，賈鬻賠輸，遺害不可勝言，略與高陵同，而高陵特甚。其舉田益以廬舍，牛車願卸於人而莫應，因之逃竄四方者，通縣皆然也。嘉靖間，馬忠憲記即有銚兒嘴不鑿，恐前工終隳之說。然當時涇水猶入渠也。嗣後專用泉水矣。萬曆末，三原民王思印上本請開銚兒嘴，以接涇水，真為特識。崇（正）〔禎〕初，諫議劉日俊請開銚兒嘴以開五縣之利，誠為義舉。 今觀龍洞之北所鑿者，水小則傍山直分，水大則取水河心。法無善於此者，惜流氛頻迫功未竣也。張令縉彥條議多可取者，如因水漱渠，分別砌岸，堤防山水語，俱不易其水，石堰水似不可行條，見猶未確。蓋銚兒嘴下勢難立堰，且嘴本石堰果能鑿開不必堰也。至相其山勢漸次鑿開，條議本是而語游移。龍洞距通濟一十三丈，費止五百金倍之，亦千金止耳，以四縣共水之源費千金未為多。其游移者，殆明末時勢與今殊耶。至慮及利害者亦成持重之意，竊謂銚兒嘴一開，則三、高俱得涇水之濟，富平、臨潼亦資沾溉之餘，利莫大焉。而且一直流渠，不必築堰之勞，水任取攜，永無爭訟之起，直可追跡鄭白矣。所云害特慮其於塞耳，嘴以下水激沙浮，嘴以上水平沙少，於洞口設閘，水涌則閉，靜則開。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淤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非誑語也。其涌漲歲止一次，水潦大盛，河身狹處漲漫，入渠特數年一見，未聞有漂沒廬舍者，何必鰓鰓過計耶。淘浚之利，王屋一斗以上，土工、石工四縣舊有分數，可無再議也。 又詳龍洞已開文，高陵縣為渠開有據，工費有程，懇飭協修永貽樂利事。竊照救旱，莫如開渠。秦鄭、漢、白，宋、元、明皆因之，要必引入涇水，源遠流長，故溉田為廣也。自涇水日下，不能入渠，惟資山泉，其利止及醴、涇，次之三原尚有些微，高陵遠無滴水。嘉靖時，馬忠憲有銚兒嘴不開恐前功終隳之語。後此原民王思印、諫議劉日俊、原令張縉彥，皆確有定見者。唯袁化中雲「嘴不必開，開亦無益」，特為涇陽言涇陽耳。吠聲者咋指，而未嘗深求。惜費者明知而率多退沮，加以自私自便，創為有害之說，以遂其不費疏鑿，安享成利之心。舉數千年莫大之利，等閒棄之，良可惜也。職初任，即圖振興，念高陵以高亢之地納水地之糧，疾苦尤甚，不遠百餘里屢至堰口，見銚兒嘴北已開七十五丈，取水河心。廣惠至龍洞未開者，才十有三丈耳，相其山石，非如鐵洞之堅。與其議定後，行徒為作舍道旁之，虛語不若先行後議，乃有真知灼見之實功。遂於二月廿日，捐募土工，循舊跡北掘五丈余，闊一丈或八尺六七尺不等，深丈余，或一丈八九尺不等，皆前開已塞者。於四月十七日捐募石工，從龍洞空處屈曲近五丈，南鑿丈余，知上有天窗，長二丈余，高六丈，土石委積，鑿掘兼施，閏六月初二南北已通。上開小渠一道，引山水入河，約費百餘金，謂石堅難鑿，虛縻脂膏者，謬也。龍洞大泉三道，不啻前此之多，溉田當亦倍昔。宜十數年前，涇陽章令謂開洞為有益矣，但水舊北流下有大罅，即引之南行，水漲恐為渠病，必堅塞乃可。且渠銚兒嘴北不過丈余，自以鑿開嘴石，涇水長流，另立閘口時啟閉，防濁水使三、高永免亢旱之虞，醴、涇亦無壅遏之患，為利無窮耳。前後尚須深闊，結岸塞隙，約費千金，憲台福星下賁加意興除，以四縣共水之源，檄飭會勘，均派工貲，無不遵者。自此，功同鄭白，永垂不朽矣。 尚有事宜條列如（左）〔下〕： 一舊渠宜浚也。水磨橋一帶，橋欄倒壞，沙壅平渠，號呼疏浚，已四年矣。今大水瀰漫，愈加壅塞，泉水入河，四縣原有分工，趁此八九月天未寒時，必須拔截放水，乃可兜底淘修。 一水手宜備也。舊例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淤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水手三十名。人給渠岸無糧官地，又四縣受水利夫，公攤三兩五錢，各共六兩，時伺啟閉，違者罪之。 一浚土宜遠也。渠岸為鹿巷往來所經，自隨便壘土，道不可行。一遇雨水，崩卸淤渠，又近岸陡坡，水手霸耕，獸行鳥啄，俱能壞渠，必清查嚴禁。土務運河，耕宜平地，庶可久也。 一渠斗宜清也。涇陽成村斗分水入縣，每月初一、初五、十一、十五凡四次，不在溉田之數。今鐵眼加大，晝夜長流，又三限口本三渠，今加曹公斗，是涇有二渠矣，是宜塞並者也。 一限截宜均也。三原一渠闊五尺五寸，截低一寸五分。涇高合渠闊一丈一尺，截高一寸五分。又分曹公斗二尺七寸，水直受而截低，共渠水曲受而截高，亟宜更正。 一水期宜更也。舊例，月初三高〔陵〕，月終醴泉。由近忽遠，全歷乾渠，限口距堰七十里，一日乃至高陵，再三十里，分水不均，滴水不至，請至今月初近月終遠，名實未虧，均平無議矣。 已上諸條，漢有都水使者，唐令京兆少府督視，宋有三白渠提舉使，元有三白渠使，明設水利僉事管水同知，故事可稟命即行。今但委之縣佐，恐有偏私，且時公出是必籌畫百全，乃可經久不敝。 按涇渠始於秦，盛於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餘頃。盛矣，縣受水地未知歲何也。傳無明文，無從臆斷。唐永徽時，兩渠溉田尚六千二百餘頃，縣受水地亦未知幾何也。然縣令劉仁師循故事，考式文，則受水固自有則，而失其利者已六十年，至彭城堰成，而利始復矣。五渠所由昉也，終唐之世未知何如。宋至道元年，皇甫選等奏三白渠溉高陵等六縣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迄於景德治洪口畎，涇河灌高陵等三縣田，民以饒足。《長安志》云：中南渠東西長三十五里；高望渠東西長三十五里；（）〔禑〕南渠東西長四十里；中白渠東西長三十里；此宋代高陵之水利也。四渠下流俱入櫟陽縣，而中南渠又分一小支曰：析波渠，斗門有長，利夫有額，則水利自在也。元時，展修洪口，名王御史渠，縣渠通淤，未知何如。至天曆二年，重修一切取於利戶，而有不能辦集之說，則縣之遙遠者，疲累不堪可知也。明代雖有修浚，而嘉靖時，縣東、南、北民久不得用水，將夫役告消矣。是縣之水利，有明一代僅存虛名。我朝雍正五年，特詔修治舊渠，移西安通判駐涇陽百穀鎮，專司其事，縣始與涇陽、醴泉、三原得均其利矣。後裁通判專其責，於知縣歲久制弛，上游又壅而專之。生斯土者遂不知有渠水，豈泉源混混不如昔哉。受水者雖自下而上，泄水者必由近以及遠，遠者鞭長而莫及，近者因緣為奸利，亦勢則然也。聞之父老云：道光中，署縣事陶侯寶廉力與涇陽人爭昌連渠，水曾來一次，後遂無聞焉。而所謂五渠者，今且平於地矣。同治三年，知縣徐侯德良曾役民夫於龍口地方，另開新渠，復引涇水。奈渠高於河者數仞，其法於岸上先掘數大池，制器曰水龍，巽乎水而上，水注之池引之渠。無如土松易滲，涇泥又不止數斗，池未及滿已漏其半，復為泥淤，盛水無多，迄於無成，而縣民實感其意。同治九年，知縣洪侯敬夫雅意復古，復考式文，遣縣民百餘人按期迎水。奈甫入縣境，水忽倒流，即馳騎趨視，而永樂店數十里之間盡為漫淹，蓋又被水手盜決也，又迄無成。渠制之復，誠不易哉。 縣自失水利以來，人勤耕作，淡然若忘，緣縣皆旱地，受水地視涇陽才十五分之一。兵後，繼以大祲，流亡未復，水程之家轉懼浚渠之受累，願弛其利，豈真如禮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乎。惟是良法美意，有心人終不忍其就湮，人存政舉，敏如蒲盧。所恃官斯土者斟酌變通，因時制宜，與斯民普不言之利，如王太岳所言：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則，縣之幸也。 古蹟 左馮翊城 見前《賈志》，漢左馮翊即此。 陽陵故城 見前。 鹿台城 見前《賈志》，元末李思齊又築城戍此。《府志》：古戍之在高陵者，有鹿台戍。 渭橋鎮[9] 宋敏求《長安志》：在萬年縣東四十里，即唐李晟屯兵處。《金史·地理志》：高陵有渭城鎮，按即渭橋鎮。宋置忠翊郎監酒稅官一人。今為渭橋渡。 毘沙鎮 宋敏求《長安志》：在縣西南十八里。《金史·地理志》：高陵有毘沙鎮。宋置承信郎監酒稅官一人。今為毘沙里。 雲槐精舍 在距河門外后土宮。明呂涇野先生與門人講學處。夜月兮娟娟。 先生《課士》詩曰：春晝風煙萬木陰，盡含生意接東林。諸生試看雲槐樹，二十年來只此心。 《雲槐夏霽》詩曰：夜雨雲槐霽，南風夏閣幽。郊鍾醒午夢，野日欲西樓。繞樹鶬鶊捷，行沙白鷺遒。葵花開滿徑，聊足慰觀游。 《雲槐思憶弟仲止》詩曰：望雲槐兮白日渺茫，懷佳人兮涕淚浪浪。繄中原兮鶺鴒偕行，又塞上兮鴻雁同翔。余何為兮煢煢彷徨。爾志兮顏商，爾貌兮澹張。蘼蕪兮秋霜，杜衡兮隕芳，猿啼兮斷腸。 望雲槐兮山川逶迤，懷佳人兮我心傷悲。江有草兮葉（陞）〔陸〕離，場有瓜兮帶句維。余何為兮誰與隨。爾言兮可為，爾行兮難追。鳳凰兮委垂，騏驥兮趄趦，奎殞兮魂飛。 望雲槐兮渺渺風煙，懷佳人兮泣涕漣漣。水有魚兮並目，山有獸兮比肩。余何為兮盤桓。爾文兮羽干，爾質兮瑚連。甘貧兮原憲，礪節兮鮑宣， 毛伯溫、何景明過縣，均有懷先生詩。毛詩曰：憶昔掄魁日，高名動九州。文章追古作，德行邁時流。進退惟吾道，行藏豈有由。雲霄千仞遠，快睹鳳凰游。 何詩曰：東林精舍接東城，出谷先歌伐木聲。氣象久瞻程伯子，摳趨今見魯諸生。芝蘭入室香俱化，桃李開門樹總成。渭水滔滔同向海，濟川舟楫幾時行。 舍久圮廢，槐根僅存。國朝乾隆十五年，知縣留燧偕邑人周資陳、張士恭、墨琛、王學元、趙曰睿樹故址石。趙有題。詩曰：老樹風聲天際來，雲槐古廟舊書齋。虬枝攫碧凌霄漢，鶴蓋垂青覆砌苔。影落方塘塵域淨，跡通曲徑講堂開。關西再辟談經市，禮樂文章次第栽。 知縣丁應松有題。詩曰：潑天濃翠古雲槐，屈曲虬龍樹樹皆。嵐氣忽來迷雨徑，午陰旋合蔽晴階。千年枝幹知誰植，五夜音聲定汝諧。絕愛此間堪號市，公餘常擬叩僧齋。 淨土樹 《名山記》：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履土，遂生茲樹，二月開如楊花，八月結實，狀如小栗，殼中皆黃土。 建置志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是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衙署建焉，傳舍視之，失其意矣。推之置郵傳命，分泛置防，倉儲備荒，書院育德，以及「演武振煢，莫不有所。凡以為民而己，形民之力，不可有醉飽之心，而修廢舉墜，固守土者責也」。述建置志第二。 城池 始建詳《呂志》《府志》，土築周遭共長八百三十丈，計四里六分有奇，城身均高三丈，頂厚七尺，底厚一丈七尺，池深二丈五尺。 國朝乾隆十八年，知縣蕭大中詳修門四：東，距河；西，接蜀；南，迎翠；北，通遠，俱仍舊。同治元年回變，城樓、更房俱燼。五年，署知縣陸堃籌款補修，重建城樓，增置更房三十三座，四圍雉堞甃以磚，工未竣，去。六年，署知縣曹琛續修。七年，知縣洪敬夫蒞任，始訖工。自為記略云：縣小而城闊，自回逆亂後失陷者三，廛市榛墟，人民稀少。前守土者陸君壽莊，會邑紳耆民籌貲修葺，城始可守，故賊屢至而城無恙。惜城形單薄，加以風雨摧殘，日就傾圮。敬於同治戊辰六月來治斯土。登城環視，見有頹者、有陷者、有險窄不可展步者，萬一有虞，將焉固守？爰約同僚暨邑紳耆集款重修，未期年而蕆事。庚午之春，馬賊連至，賴四鄰難民七八千人入城固守，賊疑有備，因即遠颺。惟是城雖修而仍未厚，必再增寬而後可以展步武。所恨者十年蹂躪，地苦人稀，非休養生息，數十年未易猝辦。然則堅城山屹，睥睨雲環，謀長久之計，而措衽席之安，是所望於後之賢令尹與邑紳諸君子者。 街七，有市集者五。舊系日輪一街，五日一集，未知所自始。兵後，市廛無存。近稍稍招集正、南、西三街略生聚。其北、東二街依然落莫也。 縣署 在縣中街南面，始建詳《呂志》。明嘉靖乙卯，地震傾圮，知縣李翰重葺。萬曆四十六年，知縣趙天賜以儀門距堂太遠改建之。自為記： 雍州有高陵縣為左輔名邑，歷代建置遷徙不常，至後魏復徙於此，至今不變，蓋風氣攸聚所稱盛地者也。 縣治設於城之東南隅，方向脈絡不知，經幾營度，始得此鍾靈毓秀之基，獨其儀門去縣門最近，去堂最遠，與堪輿家三停之說，殆不類焉。且儀門不設兩角門，質成者悉由中入，無論名義不肅，即風氣亦窒礙。況門內牌坊原為敬題聖諭，乃兩旁壘以牆垣，開以門牌，通呼為三字門者，制不解昉於何代。角路西為監，監門直對公堂，較路東土地祠又高一步，於術家龍虎崇卑之說又甚謬。堂之東為預備倉，其出納人俱由儀門往來，不惟封銷不便於民，即上官按部核儲，亦褻尊從縣門以入，而微罪之人間倉於此，以積貯之地為囹圄之所，又混名實而難啟閉。 余自客歲丁巳三月下馬，遍觀製作，甚訝其規模不正而制度不尊。會闔邑縉紳辱而庭教，余亟請正之，僉報可。於是量儀門內外各幾武。諏日，移豎於中、東、西間，兩角門出為我民出入，三字門撤其牆垣，留其坊表，題「玉音」於上。監門改而東向，土地祠嶐嶐豎起高監牆數尺。監之南新創倉三楹，稍東另創一楹以為女倉，周匝築以高牆為內監藩籬。是役也，肇於丁巳夏五，成於戊午秋中，積兩歲而始竣，何遲緩若斯耶。良田旱魃為祟，煮粥療飢至今，年麥有秋，瘡痍漸起，始借民力以從事焉。一切桷楹楶梲皆余自庀，毫不擾我里甲。功成當記石，於是趙子作而言曰：余聞之軻父雲，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高陵縣宇，自周秦以至於今，其間盛衰難以指數。總之制度得失，實關闔邑之命。今之門監倉儲非昔也，相沿日久，戾於規變而通之，此其時矣。度地移建，一本諸宇內大同之則，而不以意起，則地猶是地也，門猶是門也，監倉猶是監倉也，而偏倚勻男女，分出入，辨蓄積，專吉凶，趨避調停適中，豈不巍然煥然，崇隆堅鞏，杌隉免而觀瞻肅哉。用民之力而不費其財，不奪其時，民是以悅而忘勞，而績用告成乎？後之同志倘有味於貞珉，而時加補葺，則此邑此堂，將與天地俱無窮已。 萬曆歲次戊午八月之望。 國朝順治初，知縣胡昌期撤退思堂於後堂，前為榭署，內樓五檼。康熙三十四年，知縣王綦溥重修，庫在堂東、西，獄在儀門外，獄神、土地二祠俱在儀門外東偏，各三檼，其合祠未詳所始。順治十年知縣陳道蘊，康熙六十年知縣熊士伯，均葺之。同治元年回變，門階戶牖，剽掠蕩然。二年，知縣鄚繼同補修堂廳，吏舍庫獄，一仍其舊。 典史署 在縣署西。 譙樓 在東門內轉南城下，始建未詳。《樊志》：康熙初，知縣張都重修，回變毀。同治六年，署知縣陸堃議修，因代未竟。十年，知縣洪敬夫繼修，台因舊基，高與城齊，樓三重高如之，祀奎星其上。 鄉里 《樊志》：明置。泰順、慶安二鄉，編戶十五里。國朝因之在城，曰郭下。距河門東，曰孝義。接蜀門西，曰毘沙。迎翠門南，曰渭陽。通遠門北，曰上石。西北，曰東吳。東吳西，曰西吳。南，曰慶豐。渭河東，曰張橋。渭河南北，曰渭橋。涇河南北，曰奉正。雜處縣之四方者，曰安信、永豐、永寧、治化。 坊村鎮店 較增於前名多殊，昔見列里甲者，自距河門而出者五十三。連城堡、春城堡、賀家堡、前高家、後高家、南李堡、西張堡、張橋大堡、程家、南劉家、北劉家、吳家莊、廟西李、樊家、鹽店、小趙村、朱家莊、江流二村、東銀王、廟王堡、墨張堡、梁家堡、楊鐵東村、西村、鄉里杜、棗木杜、橋上杜、張家堡、東樊家、東雷家、董家、孝義坊、三杜村、常家堡、鈔王家、水流村、毛頭李、老師杜、東高家、西高家、裴家、鐘王東村、西村、倒回廟、藥家、惠家、杮葉王。 客民則官馬村、仁義村、仁里村、四川莊、三座村、山西莊。 自接蜀門而出者一百三十四。西道上、上苑、下苑、小村李、關廂、李王家莊、小村王、大古城、小古城、古城宋、古城安、皂角樹南村、北村、棗園村、大晏村、晏村田家、邸家、南史家、北史家、黃家原、黃家原南村、北村、桑家村、程家村、大定堡、石家莊、徐家莊、姬家莊、高村聶、高村鄭、東王村、胡家、寇家、喻家、通遠坊、王家村、水布村、西王家、店子頭、大堡、小堡、南孫家、北孫家、桑園楊家、雷家、袁家、小戶雒家、裴家堡、渠北張家、灣子堡、灣李家、薛鐵家、東薛家、生韓家、福韓家、生王村、大夫雷家、山西莊、北程家、棗園高家、康橋馬家、坳下村孫家、坳下村西堡、楊家、邵家、曹家、張家、張市、前王村、後王村、中王村、前榮村、後榮村、党家、魚家、馮家、劉家、張家、高家墩台趙家、李觀周家、李觀蘇、魏村田家、王家、慶豐堡、羅家店前村、後村、羅兒蘇家、安王南村、北村、新莊、官路上、湯房崔家、小[10]驚馬殷、李趙村、曹王村、八斗趙、小村任、腰渠蕭、磨子橋、新庄子、毗沙堡、東城坊、東城坊北、鄧家塬、坡底吉、坡底任、枸杞趙、錢家莊、嵎塬張、塬趙東、塬趙南、塬趙北、灣而雷、染坊王家、惠家村、孟村、西城坊、塔底胡同。 戶李、渠上張、渠上楊、渠上文、郭路村、華邑莊、五所刁、五所劉、五所盛、四所寨、東車張、西車張、朝邑莊、彭李家、驚馬趙、驚馬張、 自迎翠門而出者一百五十九。小寨東、小寨中、小寨西、渭橋河、塔底陳、塔底田、吳家堡、商家堡、皇冊村、阿石橋、鐵店、安家北村、安家南村、銀王村、小寨堡、北村、下馬渡、太華北、太華南、仁壽屯、仁壽屯西、仁壽屯東、張卜家、塔底銀、塔底吳、吳家莊、西吳家、杏王村、陳楊村、崖王、崖王新莊、小張村、小張後村、李家莊、陳楊田村、大寨、大寨上堡、塬上常、塬上吳、塬上鄭、塬後東、塬後西、塬上陶、塬上孟、仁和寨、蕭家塬、今古渡馬、嘴頭、嘴頭東、塬後上村、何家、普陀楊、李家村、牟家、嘴頭西、馬家、党家、崖子集、張家、席家、賈東村、賈中村、賈西村、蔡家、居仁村[11]、胡家、龍胡村、吳村趙、吳村韓、劉家、南郭、北郭、吳村楊、夾灘、虎家莊、安慶莊、半個城、李家莊、潼官莊、白家嘴、蒜劉村、耿家寨、蒜劉二堡、耿家莊、耿家集、耿西村、仁里村、同興村、王家灘、同福村、鄧家堡、督府王前村、督府王后村、耿家、北楚家、韋楚村、下團莊、坡底王、西劉村、臨潼莊、北李家、繩劉家、半坡郇、老廉莊、小郭金、釣魚寨南、北村、上馬渡、樊家莊、西村、高牆馮家、高牆東村、高牆西村、船張堡、牟家、三馬白、醬王家、酒王家、窯子頭、後村、前村、軍莊、呂家、上徐吳、下徐吳、劉家莊、高村雷、孫家、高村孫、高村傅、北窯上、楊官寨、興隆村、張鐵家、高而劉、江里村、廟前王、胡同吳家、劉家、茹家莊、同德村、同安村、安樂村、黃家店、抬頭村、商州莊、馬王十堡、班家村、草店子、陳家灘、雷賈村、東營村、西營村、東市村、馬家灣、店子王家、崔家塬、東梁村、中梁村、西梁村。 自通遠門而出者七十一。王化東村[12]、王化西[13]、王化南、杓楊村[14]、灣里趙[15]、西王家[16]、上石邸[17]、邸家中[18]、邸家西[19]、邸家南[20]、仁村楊、仁村程、仁村文、仁村堡、馬家卿店東、卿店西、張山後、張山田、張山郭、張山前、高橋北、高橋南、灘里樊、大柳樹、花園堡、何家、北屯、南屯、外門村、高家、瓦盆張、趙鐵家、墨家堡、侯家什子、李家什子、賀劉家、上石董、吉家、核桃高家、手帕王、魏家廟、北來家、顏家、小戶李、尚家、陳王村、張李家、吳鄭坊、張白家、宋家、羅家、袁家、張家、何村、郝家、西馬家、牛劉家、廟王村、時劉家、關家寺、倉劉家、灰堆坡、南來家、高家、香王家、來家圪、後毛家、前毛家、蕭家、鄧家寨、第家。 高陵縣續志卷之一終 【注釋】 [1]《賈志》：清康熙三年賈漢復等修纂的32卷首一捲圖一卷本《敕修陝西通志》或清康熙五十年賈漢復等修纂的32卷首三卷本《敕修陝西通志》。 [2]《劉志》：清雍正十三年劉於義修、沈青崖等纂的100卷首一卷本《敕修陝西通志》。 [3]《府志》指《西安府志》。 [4]《涇野志》：明呂柟纂修，嘉靖二十年刊本《高陵縣誌》，也稱《呂志》。 [5]阿石橋：在今縣南花果村附近。 [6]《樊志》：清雍正十年丁應松修，樊景顏纂《重修高陵縣誌》。 [7]坳下村：今通遠鎮岳華村。 [8]（）〔禑〕南渠：因此為嵎原而得名，元代雷氏家族多塊墓誌也記為嵎原，明《高陵縣誌》為嵎南渠。 [9]渭橋鎮：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考古發現應在今耿鎮白家嘴附近，並非渭橋渡。 [10]鄉里坊村鎮店部分，存高陵東門（距河門）和西門（接蜀門）外村落名稱，南門（迎翠門）和北門（通遠門）無內容，從原版看最後一字為「小」，內容不完整。查閱陝西省圖書館藏《高陵縣續志》和國家圖書館藏《高陵縣續志》相比較，此處內容一致，應在當時出現缺版和漏印。後續部分根據《高陵縣續志》縣境分圖結合實地調查補遺整理。分圖記有塬上鄧一村，此村因處塬上常村西，故標註，實屬臨潼縣管轄，1953年後屬高陵縣管轄。 [11]居仁村：今惠家場，1953年後屬臨潼縣管轄。 [12]王化東村 [13]王化西 [14]杓楊村 [15]灣里趙 [16]西王家 [17]上石邸 [18]邸家中 [19]邸家西、 [20]邸家南，1956年後屬三原縣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