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 · 第十七章 政治法

我在第三章中已經證明，平等主義的公社是社會統一的天然基礎和典型；它也是政治統一的基礎和典型。在第一種情況下，是行動、生產、消費的統一，即是目標的統一；在第二種情況下，則是管理和分配的統一。我們的父輩在1793年就十分懂得這個真理。他們曾把法國劃分為省、縣和公社，然後使所有這些部分彼此聯繫起來，從而達到管理的集中。大家曉得，他們曾從政治的集中獲得何等巨大的好處。但是，可嘆啊！這一偉大成果無論在他們手裡成了多麼強有力的槓桿，未來的問題卻並未因此而得到解決。無產階級的和國民公會中的那部分清教徒①的革新努力依舊癱瘓了；法國革命時刻遇到障礙和遭受攻擊，最後，突然停止往前發展了。為什麼呢？那是因為它沒敢挖掉聯邦制和壟斷制的最危險的根子，因為它沒有依靠完全由人民構成的基礎，沒有依靠真正的和完全的民主。總之一句話，如果說第二年的憲法宣布了政治的統一，那麼，對建成平等的大廈來說，還缺少社會的統一！ ①指國民公會中雅各賓派。 現在，人們還在談論統一和平等；然而，這兩個詞只不過完全是空洞和偽善的慣用語而已。如果中央政府屈從於無政府狀態和壟斷，那麼公社的解放和同一性便只是一種滑稽可笑的虛構而已！國家依然由有產者、無產者、僱主和雇用工人、有表決權的公民和無表決權的公民所組成；它有骯髒而貧困的鄉村，有規模不大、充滿污泥的城市和一個龐大的首都；這個首都是個一滴一滴地吮吸社會機體其餘部分的血液和營養、獨吞最豐富的工業品、壟斷藝術和智慧的貪得無厭的吸血鬼；結果，它所呈現出來的，只是一切反常現象、邪惡行為和卑劣行徑的臭水塘和排水溝！ 我們的公有制組織可避免上述一切弊病。在這種制度下，公社與國家機體①、繼而與偉大的人道主義公有制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不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社會方面，都真正享有其自身固有的生活。國家這個詞就其本義來說，只是彼此平等的公社的集合體，但卻是和諧的、有智慧的集合體。正是從這個整體中，從各個公社之間存在的和諧中，產生出、表現出和不斷增長著這種能克服一切障礙的集體力量，這種引導社會機體一切成員的總的和統一的智慧。這種智慧以簡單邀請的方式向社會成員友愛地指出應履行的任務。最後，它使人人都充分享受到公共教育、公共財富，以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快樂。 ①我在第一和第三章中曾談過省議會。在行政機構尚不完善的過渡時期中，這種政治機構無疑是有益的；但是當公有制度完全確立時，所有這些過渡時期的機構便是無益的了。那時，除了公社之外，將只有民族代表會議及那個龐大的全人類代表會議；至於這些代表會議，我馬上就要講到。——原注 因此，任何地方都將絲毫沒有低下和優越、被統治和統治的因秦。公社之間和公民之間，處處存在著利益和願望的最完善的共同性。人與人之間除了娛樂和慶祝、共同工作和相互服務的關係之外，再永遠沒有別的關係；除了同情和感激、平等和博愛之外，再永遠沒有別的感情！同樣，一切競爭、一切糾紛、一切民族仇恨，都將由於沒有助長這些東西的因素而不再發展並歸於消滅。在共同祖國的祭壇上，一切活動、需要、精神和心靈都表現出完全一致，在我們平等者中間只有同一個家庭，即人類的大家庭！ 是的，再說一遍，在完全和諧的公有社會中，一切事情可以說都是自然而然地進行的，因為一切法律、一切社會關係都將是自然規律的真實反映。在這種社會裡，任何人都不必害怕無能、偏見、貪慾、驕傲、野心等的有害影響。因而，沒有任何組織會比政治組織更簡單更容易的了。沒有任何東西會比無論行政方面還是立法和行政方面的政權機構更不為人所追求、爭奪和嫉妒、更不會侵犯公共財產和公共自由的了。所有當選者，所有的法律代表都得一絲不苟地、熱心地、靈巧地履行自己的一切職責；可以說他們會象天體傾向於中心那樣和諧地、必然地服從於根本法（平等和公有制）。 我認為，強調這個推理是多餘的。經我在本書中作了一切論證之後，下面這個問題不就十分明顯了嗎：立法者和行政人員由於受有教化的民族的根本法和公眾理性的雙重支配，將再不會受專斷和專制的誘惑了（而且，他們所擔負的職責只是短時期的）。 確認、協調、批准、鼓勵、活躍和促進工業、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這將是法律的主要目的。指明、規定和管理共同的勞動和娛樂，制定實際的治安措施和衛生措施——所有這一切亦都屬於法律的管轄範圍。法律將不會是含混不清、模糊難懂、模稜兩可、曖昧不明、富有彈性、憑空臆斷的，也不會是萬能的。法律擁有行善的效力，而將無力為惡。因為不要忘記，一切章程和法令、一切決議和決定，都應該嚴格地、忠實地以根本法為依據，都只應是根本法的應用和發展，否則就被視作完全無效。 這個原則本來不是什麼新東西。它差不多向來為幾乎一切多少有點開化的民族所公認。實際上，我們法庭的判決是什麼呢？如果不是有關根本法的法律或條令的運用和執行，這種判決會是什麼呢？你們把合夥公司的章程加以研究，便可以看出，這些微不足道的商業民主中的任何一項都不行使絕對的主權，它們都服從於基本協約，它們都必須使自己的行動局限在該協約所規定的範圍之內。 彼此平等互為兄弟的一代人，處於如此堅固的基礎上，還會擔心什麼流弊嗎？他們的心靈和智慧由於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將習慣於共同的幸福。那時政治的職能將成為次要的，不論採取什麼方式，根本法都不會有所變更，公有制的未來都不會受到損害。這難道不是無可置疑的嗎？在我們的制度中，政治結構只會影響完善性的程度大小；那時，至少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這永遠是一種追求完善的問題。 在提出這一點之後，我還需要做的，就只是確定究竟什麼是最有利的方式了。 例如，我們假定全體人民舉行一次集會來討論這個問題。會上發表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下面敘述的，便是這些觀點的概要和實質。 共產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正統主義者、教條主義者 正統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說，你們談論根本法，這很好；但是你們在根本法中添上了「平等」和「公有制」這兩個詞，由此便開始出現瘋狂和叛亂。社會制度中只有三種根本法，這就是構成君主政體、所有權和宗教崇拜的永恆而神聖的法律；這就是合法王朝及所有其他特權的神聖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而這一切特權則是上帝本身在不平等的財產權和天主教信仰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上確立的。除此而外，便只有瀆神和無政府狀態、犯罪行為和革命！你們的平等和公有制的學說，即使不是一種不道德的和掠奪的惡劣制度，也無非是一種愚蠢的空想！ 共產主義者——謾罵不是論證；用謾罵來代替推理，那是適得其反，謾罵成為居心不良和醜惡動機的通常表現，而且幾乎是明證。因此，請您稍微克制一下，聽我來講吧。 您說，僅僅你們有永恆的根本法。但是怎樣來認識這些神聖的字眼呢？是按照一系列篡奪行為和不公正的行為、壓迫和野蠻行為來認識嗎？你們竟敢把這一類行為奉為權利，而實際上它們的罪惡根源卻來自征服和暴力。 不，不，這種造成那麼多混亂和貧困的法律，這種不通過爭執和暴力就從來實行不了的法律，根本不是什麼絕對法律。如果說你們引用的法律是永恆不變的話，為什麼這些法律又那麼經常不被其崇拜者所賞識，反而受到他們的踐踏呢？為什麼你們推翻了克洛維斯和查理大帝的王權呢？為什麼加貝王朝前四代為之傾倒的歐洲君主政體時代的幾千座炮塔和城堡眼看被推倒和拆除呢？如果說王朝權位的世襲是一條神聖的法律，為什麼它竟被你們的教皇自己所違犯呢？只拿法國來說吧，教皇曾兩次親手把皇冠和鐵冠加在叛亂的諸侯（查理大帝）和大膽的士兵（拿破崙）的頭上呢！ 最後，如果說這是永恆而普遍的法律，那麼為什麼它在大半個古代世界中不曾發生效力，為什麼它在半個現代世界中也不發生效力呢？總之一句話，怎麼能夠相信，那在大西洋彼岸是罪行和謬誤的東西，在歐洲大陸上竟成了才智和美德呢？ 我們的根本法絕不是那樣反覆無常和變化莫測的。它既沒有時間性，也沒有空間性，既不分種族，也不承認特權：它象思想一樣，具有普遍性，象大海一樣，無邊無際，象未來一樣，不可戰勝。我認為這種法律體現在整個自然界中，體現在巨大的星球和最小的昆蟲中。 啊，你們這些否認我們的基本信條的真實性和萬能性的狂妄的詭辯家們，你們瞧瞧這些照耀著你們的龐大的天體吧——這些信條就是用鮮明而美麗的字體寫在這些天體上的。誰認不出這些信條和不宣布這些信條的效力，誰就是瞎子，比瞎子還要瞎上一千倍！ 假如在宇宙的一切大物體內以如此令人讚賞的協調和如此奇妙的規律性表現出來的那種完全的平等和均衡，那種巧妙的和諧和一致，稍有一會兒停止支配宇宙的運動，那麼整個自然界就會突然陷入混亂狀態！！！ 因此，你們不要以嘲笑、侮辱和仇恨來糾纏我們，而最好是同我們一起安下心來，聽一聽這種不斷向我們發出的內在的、神聖的呼聲吧： 「宇宙間沒有任何東西是孤立地存在和專靠自己而生存的。人們所以給予，是為了有所獲得；所以獲得，是為了有所給予。假如沒有這種大家給與每個人、每個人給與大家的相互而經常性的贈與，一切生命都會枯竭。」 還請聽一聽言詞尖刻而富有判斷力的拉伯雷所說的話吧。請看吧，他認為那種關於世界處於公有規律之外的思想是多麼可憎和荒誕！請看吧，他認為這條永恆的規律是多麼的高尚。 他大聲疾呼地說：「那裡，各個天體間將沒有任何正常的運動；一切都處於混亂之中。月球將成為暗紅色的；太陽既然不對月亮承擔任何義務，它為什麼要向月球提供自己的光呢？太陽將不照射地球，各個星球也不對地球發生有益的影響，因為地球停止用蒸氣和蒸發物來給它們提供養料。各種元素之間沒有轉化，沒有嬗變；也沒有任何聯繫。因為一個自認為對另一個沒有義務；另一個也絲毫不曾幫助過它。土地將不分泌水；水不轉化為氣，氣不形成火；火不來溫暖土地；土地什麼也不生長；雨不降，光不照，風不吹；既無夏，也無秋。這種互相間沒有絲毫授受的世界只是一個彼此傾軋的世界，是一個比擲骰子的玩意兒還要混亂的世界。人們也不彼此支援。一個人不管他多少次呼叫求救：起火了！漲大水了！殺人了！那也無濟於事。誰都不來援助他。為什麼呢？因為他絲毫不曾幫助過別人，別人對他也沒有絲毫的義務。簡單說來，信仰、期望、博愛，都將被驅除出這個世界。代之而出現的，是不信任、鄙視和仇恨，同時還伴隨著各種各樣的惡事、詛咒和災難。人對人變成了豺狼、狼人和妖魔；人們都成了強盜、殺人犯、放毒者、作惡者、心術不正者和滿懷惡意的人，每個人都反對其他一切人。實質上，就是在空氣中養魚、在海底牧鹿，也比忍受這種互相間毫無授受的世界的行乞生活還容易一些。反之，請設想另一種世界的情況吧。在那個世界中，每個人都幫助別人，每個人都負有義務，大家都是債務人，大家都是債權人。啊！天體的有規律的運行是多麼和諧啊！自然界將由於自己的產物、自己的創造而感到多麼愉快啊！我一想到這種情形就喜不自勝！人與人之間充滿和平、友愛、慈愛、忠實、安寧、愉快和歡樂！沒有任何訴訟，沒有任何爭吵，沒有任何戰爭；在那裡，誰也不是重利盤剝者，誰也不是吝嗇者、貪婪者，誰也不拒絕別人的要求。真正的上帝啊！這不就是黃金時代、薩圖寧治下的昇平時代，不就是其中一切別的美德都不存在而只有博愛在主宰、支配、統治並獲得勝利的奧林匹克地區的觀念嗎？大家都善良，大家都幸福，大家都高尚，大家都公正。啊，幸福的世界啊！因為，自然界創造人只是為了有所賜予和有所獲得的啊！」 這種純樸而古老的文體的每一行字流露出多麼真摯和深刻的感情啊！這兩句經常被提及的話：讓大家都成為債務人，讓大家都成為債權人，拉伯雷用來說明什麼意思呢？這不顯然是畢達哥拉斯和伊壁鳩魯的「一切都應該成為朋友間所共有的」那句美妙格言的另一種說法嗎？大家都善良，大家都幸福，大家都公正，大家都高尚，這些詞句使我們對於我們未來的國家具有多麼廣闊的概念啊！在另一段話里，他更確切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他毫不含糊地作出財產和勞動公有的結論，作出最徹底、最完全的公有制的結論。和我們一樣，他深信在公有制度下，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地進行的，他曾用兩行字概括地表述了自己的平等主義法典：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去吧，去享樂吧，去玩賞吧！」 只要教育、偏見、法律和習慣還沒有敗壞我們的感情和理性，我們就會尤其從自己的內心深處感受到公有制原則的全部真實性和力量。是的，我已反覆說過許多次了：這些神聖的法律，已被銘記在我們的心中，鐫刻在我們的神經里，灌注在我們的血液中，並同我們共呼吸；它們是我們的生存，特別是我們的幸福所必需的。 每個人可以說都是社會的縮影。人體的任何一個肢體都·不會拒絕履行自己的職能，都不會不去推進共同的工作。在人身上，我們根本看不到我們不平等社會中的那種貧富懸殊的可怕情景。那裡根本沒有命里註定要流血流汗、為貪得無厭的竊據者提供獨占的、過度的享樂，而自己卻處於麻木的垂死狀態之中的無產者。赤貧現象乃是我們的社會機體的一個可惡的缺陷，它使十分之九的公民經常過著半死不活的、麻木不仁的生活。赤貧現象在我們每個人所代表的小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各個肢體間充滿著團結氣氛和最完美的博愛精神。我們多麼應該讚美人的機體中的這種公有方面的先見之明；由於這種先見之明，致令各個器官非常有規律地、平均地分得營養；上千條的血管透過極細微的空隙；作為共同勞動成果的有益津液被妥善地供給各個器官。在這種分配中，只考慮到一條規律：每一部分的需要！我們多麼應該讚美那些距離似乎形成生命之熱和活動的中心點最遠的部分的特殊協調啊！我們很快認識到：一切都已預見到了，而且距離中心最遠的各部分完全不必擔心在現代社會機體內那種使無產者十分恐懼和遭到極大折磨的致人死命的壟斷！ 如果現在我們在形成思想的那些高級部位中來考察生命，我們不是同樣看到，我們每個器官的正常工作都需要全部器官的和諧協助嗎？我們不是看到，任何一個器官都不想支配或削弱別的器官，而相反地卻願意幫助和加強別的器官嗎？因此，這裡仍然是公有規律在發生作用。這種規律愈是有力和完善，人在智力方面便上升得愈高。 教條主義者——大規模聚會是缺乏智慧和良好秩序的。在民主中，狂人支配賢人。秩序是自由的守護神，是任何社會的保護原則。而秩序的保障則是知識和所有權。唯一合法的最高權威是理性的權威。 共產主義者——我是最擁護理性的最高權威的，但是我所擁護的是那種在科學上得到證明和論證的理性，即如德·波特先生所說的，那種把一切反社會的欲望歸於荒謬行為之列的理性。至於那依時間和地點而改變的、抽象的和隨意的理性：今天是美德，明天則是罪過；在庇里牛斯山脈這邊是真理，而在山脈那邊則是謬誤；至於那只是用金錢來衡量的所謂的理性；至於那隻由直接稅冊證實和表明的理性；至於那種既無遠見而又自私的理性，這種理性使其崇拜者如此沉醉於統治欲和自愛之中，以致如果他們有膽量的話，就會為滿足自己微小的任性要求而犧牲全人類！這樣的理性如果說不是又一種厚顏無恥的行為，又是什麼呢？這不是一種剝削者早就採用的拒不受理申訴，以抵制被剝削者的要求，使後者永遠處於奴隸地位，又是什麼呢？無疑，這種殘酷的嘲笑在某些教條主義的天才們看來可能絕妙之至，但是說句實在話，它與我們的原則和人類的智慧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教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只是一些搗亂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只有用普遍破壞和製造普遍不幸的辦法，才能實現其愚蠢而可恥的理論。建立在貧困、愚蠢和罪行基礎上的平等——這就是他們所夢寐以求的美妙的社會理想。他們希望把這種社會建立在所有宗教和一切道德的廢墟之上。支持這種墮落之源的卑劣野心家大有人在。開明的改革家和惡棍們都聲稱在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對於社會秩序來說，雄辯的無產者同古代的斯巴達克一樣危險。他們把自己的筆變成匕首，把自己的言論變成燃燒的火炬！如果財產擁有者神經錯亂到這種程度，以致隨便向無產者提供褻瀆神聖的法律殿堂的手段，那麼，這將會怎麼樣呢？他們難道什麼事也不用擔心嗎？（《評論雜誌》，1841年9月號） 正統主義者——由法律賦予它所規定的所有權的性質；這稱為合法性。合法性要求人作出最大犧牲。如果說我們服從自己所協助制定的法律不需要特別費力的話，那麼，服從我們發現已經制定好的法律，便要費力得多。然而，這卻是必須的法律，反對它是十分危險的。王子據以繼承王位的權利，同樵夫的兒子據以繼承他父親的茅屋的權利是同樣的。當上面的合法性遭到侵犯，那麼下面的合法性也就處於危險之中。如果原則在某一點上遭到了破壞，那麼它在所有其他各點上便都會遭到破壞，因為原則是帶有普遍性的。 正是由於你們（現政府）給社會秩序帶來巨大損害，他們（共產主義者）才出來干預政治：你們為滿足權力和財富的奢望而犧牲了根本法。從你們對共產主義的追究和採取的嚴厲措施中，在邏輯上會得出什麼結論呢？只有一個結論：維護君主權利的所有權，承認神權的合法性！！！（《法蘭西報》，1841年11月19日） 共產主義者——上面我已駁斥了正統主義者的論據。這些論據在共產主義原則和健全的理智面前經不住檢驗；它們應該受到徹底的譴責。但是，如果要從所有權的觀點來推論，我承認，我看不出在邏輯上能對此提出什麼異議。實際上，這就等於把一切反共產主義流派置於被告席上，用他們自己的鞭子來鞭打他們自己，完全否定他們對我們所作的、尚未在胡說八道中加上惡意中傷的那些責難：教條主義者的指控，中庸派的誇誇其談，以及反對平等的改良主義者的詭辯。 現在，問題已經清楚地擺出來了。是平等還是不平等；是神權統治還是共產主義：在這兩種制度之間是根本沒有中間道路的！ 是的，這就是事物的力量不可克服地引導我們去的方向；用千百種幻想來安慰自己是無濟於事的，在暴風雨中搖擺是徒勞無益的，搖板終將要損壞。不管人們幹什麼，既要避免兩種結局中的這一種，又要避開那一種，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這要由聰慧而誠實的人來作出抉擇，並且要儘快地作出抉擇。 讓共產主義的敵人們為爭奪統治權而相互傾軋吧！讓他們激烈地爭奪無產階級獲得的戰利品（dépouillesopimes）①吧！最後，讓反對平等的全部軍隊象卡德摩斯的那些毒龍②一樣去自相殘殺吧！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對榮譽和財富的渴望就象熾烈的炭火；這種欲望愈得到助長，它就愈加貪得無厭，它使那些崇拜榮譽和財富的人頭腦昏昏，精神錯亂。 ①這裡作者引述的希臘神話不夠確切，正確的應是：英雄卡德摩斯殺死毒龍之後，把它的牙齒埋在土中，結果從土裡長出許多武士來，他們之間互相殘殺，直到剩下最後五個人。 ②dépouillesopimes：古羅馬大將親手殺死敵將後所獲得的盔甲等戰利品。 然而，假如無產者，假如支持平等的人們參加了這類爭鬥，假如他們為爭鬥的某一方（無論為哪一方，即使是為專門從事政治鬥爭的我們的激進黨人這一方）而耗儘自己的氣力，在我看來，這就是他們對自己的真正利益沒有很好了解的一個明顯的證據。 可喜的是，人們往往能夠相信這一點：陰謀和偽善每天都在喪失自己的陣地，並且詩人詠誦下列詩句時的那個政治上盲目和混亂的時代好象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在雙方營壘中目睹瀆神的欺騙； 那個人民之子在狂暴情緒的驅使下 親自扼殺自己的祖國…… 甚至那個逃亡者也起來反對他！ 所有的塔克文尼③都為政治效忠， 他們在血戰中摧殘自己的生命， 以共和國的名義去追求鎖鏈， 最後是為選擇暴君而鬥爭！ ③塔克文尼（公元前六世紀）是傳說中的古羅馬的末代皇帝，他的殘暴統治引起了羅馬的貴族與庶民的起義，結果塔克文尼的政權被推翻，在羅馬建立起共和國。 所謂溫和派和保守派的先生們，現在我要向你們講話了！為什麼有這麼多荒謬的誹謗和瘋狂的攻擊呢？無產者有時想起來反對把他們推向飢餓和絕望境地的社會秩序，對於這一點值得那麼大驚小怪嗎？如果說悽慘的恐懼情景如此經常地攪擾你們的安寧和睡眠，那麼這是誰的過錯呢？你們說，你們擔心你們的文明會被人民的巨流所吞沒。……那好哇！就請你們為激流挖掘一條十分寬闊而美麗的河床，使它永遠不再感到有溢出河床的需要吧！ 噢！你們說什麼讓進步和理性之車超越於政治風暴威嚴地行進！那就請你們趕快同我們一道宣布這個該永遠封閉革命深淵的新的社會象徵吧！那就請讓挨餓的貧民自由地同你們坐在一起吧：在平等的宴會上人人都有座位！！！ 教條主義者——民主政體歷來導致無政府狀態或專制主義，並且充滿極端的行為。孟德斯鳩曾說過：「法國過大，不能成為共和國。」 共產主義者——這種主張就其原則來說，即就長遠而言，是既狹隘而又錯誤的。在民主政體中，政治權限能比在君主政體中更統一、更集中。國民公會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然而，這種人民代表大會還只是真正民主政體的不完整的體現而已，因為它被束縛在政體平等的狹隘範圍之內，而且要對十四個世紀的社會聯邦制和所有權制度進行鬥爭。但是，在我們這個比以往不同的時代，在業已取得的進步面前，孟德斯鳩的這個輕率的判斷能算作什麼呢？ 隨便來說，難道機器的發明、鐵路和蒸氣機的發明就沒有引起什麼變化嗎？今天，當我們那些最邊遠的城市由於這些發明不久彼此只相隔幾個鐘頭的路程的時候，當週遊法國所需時間比十八世紀週遊海爾維第共和國或威尼斯共和國所需時間可能要少得多的時候，誰還敢於支持這個論斷呢？目前，我們所能指出的大民族和小民族政治生活之間的唯一重要差別，乃是前者比後者擁有多得多的力量和資源，足以使人尊重它的內部自由和對外的獨立。 在你們稱作古代共和國的騷亂和恐怖活動的問題上，你們在我們面前喋喋不休地進行令人厭煩的誇張；可是這類誇張能說明什麼呢？難道這種嚇唬人的手法還沒有完全過時嗎？誠然，我根本無意宣稱那些古代共和國是共和國的典型。但是，那時所建立的制度，就大多數而言，要比其他治理方式優越得多。僅僅為了這一點，歷史就該稱頌這句格言：「我寧願暴風雨般的自由，而不要安穩的奴隸地位！」此外，我們馬上就會看到，而且我已多次地證明，在公有制度下，人們根本不必擔心這後一種弊端。 古代的民主政體可能是在探索中前進的，並且可能迷路；這是充沛的人類智慧在自己熾烈的活動中的一次試驗。哲學產生了詭辯家，雄辯術生出了唱高調的演說家，民主政體則產生了野心勃勃的蠱惑人心者。古代民主政體是以微薄的福利為基礎的，並沾上了征服欲，有誰會對它的過失感到驚奇呢？而以勞動、普遍富裕、傳播知識和公共教育為基礎的未來的民主，絕不是以奴役和暴力來壓制任何人的那種忐忑不安的少數人的民主：它在自己的腹內孕育著三個尚未被世人所知的處女：普天下的自由、平等和博愛！ 的，就是共產主義竟敢於否定人民的絕對主權。難道不應該擔心你們的原則將引導你們在公有制度的頂點上建立獨裁統治，從而建立專制統治嗎？ 共產主義者——在完全和諧的公有制度下，如果不是要把自然、科學和理性的權威理解為獨裁，那麼，是不可能有任何獨裁的。可是，把那只有一個宗旨、一個目的——通過最無限制的自由和最完美的秩序將人們引向幸福——的事，指責為專制或暴政，這難道不是愚蠢和荒唐到極點嗎？ 至於人民的主權，我再說一遍，是不可能有任何離開自然規律的絕對的東西的。然而，公有狀況包含極大的潛能和力量，可把所有的人和每個人的智慧、感情和利益與自然等同起來。經過以上闡述之後，就不難想像，我們的社會法律的直接結果，乃是使占少數者迅速而不斷地減少，直至統一的組織依照進步規律最後完全建立起來為止。那時，人們會看到，純粹的民主政體將毫無障礙地、沒有鬥爭地、受到普遍歡迎地、自動而不是被強制地提出來，並且永久地確立下來；它不僅作為約定的法律，而且進一步作為必然的事實，作為正常的法律，作為不可抗拒的自然結果確立下來！ 下面這一思想，也許是社會契約中最深刻的思想：「公眾的商定是一回事，普遍的意願又是一回事。」的確，要使任何一項法律真正成為人民的法律，僅憑大多數公民表決或通過是不夠的，還必須科學地證明，這一法律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那麼，比贊成或同意這類法律更為重要的，乃是融會到法律之中。通過表決來預斷真理；通過完全贊同來承認真理。 因此，勒得律－羅蘭先生在昂熱市刑事法庭上所講的下面一段話，實在是民主方面的一個嚴重的不著邊際的異端邪說：「如果在選舉改革之後，人民還是不幸的話，那麼他們就再沒有權利抱怨了。」 然而，一切權利中最寶貴、最不受時效約束的，難道不就是幸福權嗎？盧梭似乎已預見到此類詭辯；當他寫完我前面提到的那句話之後，又繼續寫道：「披著人民政權外衣的暴政，是最惡劣的暴政。在沒有社會平等的情況下，選舉愈擴大，被剝削者身上的鎖鏈就愈沉重：人們不是有一個主人，而是有成千個」。連波拿巴本人也比勒德律－羅蘭先生民主得多。他當時曾給里昂科學院寫過這樣引人注目的話：「你們不要接受只是幾個人能據以占有一切的民法；因為，少數公民占有土地，必然會導致所有其他公民在政治上處於奴隸地位。凡是發生這種情形的地方，就根本沒有公民。在那裡，我只看到受壓迫的奴隸和壓迫人的奴隸，而壓迫人的奴隸比受壓迫的奴隸更卑鄙……這兩種人都拴在鐵球上：一個是脖子上套著鎖鏈，另一個是手裡拿著鎖鏈！」 但是，有人嚷道，政治改革就是改革社會結構的手段。我回答說，當人民正在進行革命時，當人民受到強烈的推動時，這一點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勝利對於無產階級來說，仍是一樁十分碰運氣的事情。何況當我們目前的改良主義者宣布所有制的特權是神聖不可侵犯之時，他們不是在大大修改這個微不足道的讓步嗎？怎麼！你們承認人民有政治權利，但是卻拒絕給他們日常需要的糧食和教育，你們通過貧困和愚昧給他們戴上腳鐐手銬！可以說，這不就是象命令癱瘓的病人走路嗎？請聽一聽愛爾維修約在一百年前就此問題所說的話吧： 「必須消滅那種保證少數人享樂而把一切重擔都加在其他人肩上的特權。這種特權就是知識方面的特權；人人都有獲取知識的權利，因而應該使所有的人就象得到食物和呼吸的空氣一樣，免費得到知識。 「然而，知識完全屬於財富，而政權又完全依靠知識；政權把財富和知識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這少數人只有在人民的社會組織面前才會放棄權力。 「只要這種醜惡而又十分荒謬的特權未被直接而有力地打開缺口，大多數人就寸步難行——除非人民一躍跳過把他們與幸福隔開的空間！」 現在是否需要舉些例子呢？我在那麼多例子面前簡直難於選擇。在法國，特別是在英國的選舉時期，發生了多少醜事啊！那裡，在市內集會的場所，你會看到那作為主人的人民衣衫襤褸，快要餓死；有時又在你面前出現卑怯地向高傲的紳士伸手乞討的公民，而那紳士從自己豪華的馬車上傲慢地丟給他們幾個先令。你會看到那高尚的英格蘭，整個英格蘭分成兩個陣營——教唆墮落者和受腐化者：富人們到處都在出賣良心和本國的自由；窮人們到處都在進行那種可恥的交易①。但是誰能描繪出那些喧鬧的狂歡、那些醜惡的排場、那些粗野的角逐、那些令人厭惡的縱樂，以及未來的議員本人在競選講壇上帶頭去乾的所有那些下賤無恥和卑鄙齷齪的行為呢！當人們無恥地把投票箱變成出賣人的器皿時，還能要求人們對法令表示什麼尊重嗎？老實說，在什麼地方能找到更加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在政治權利和社會奴隸地位這種古怪的結合中所隱藏的一切反常和欺騙的現象呢？我堅決地堅持這最後一句話中所包含的思想：這是主要的思想。 ①有些人反駁說，如果實行了普選，貴族最終會破產。難道貴族掌握了政權後，不是有上千種辦法一手給東西，而另一隻手又把它取回嗎？有人說，在英國最近的選舉中，托利黨（保守黨的前身。——譯註）花費大量金錢進行賄選。現在，如果有誰認為這些錢似乎花得太多，那他就未免太天真了。——原注 設想在法國已頒布實行普選令，那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披著雅各賓派的斗篷，換上布魯圖式的服裝的陰謀家們，馬上就成群結隊地擁到集會場所。在那裡，他們千百次地去握無產者的手，向無產者濫許最誘人的諾言。這些假仁假義的朋友中間是不是有許多人會當選呢？這是值得擔心的事，因為：第一，幾乎只有他們高踞顯要的地位，只有他們有足夠的金錢負擔當代表的一切費用；第二，人民既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到這一群人中間去尋找自己真正的朋友；第三，人民還處在直接依附於財富的地位，他們還受著飢餓的支配。 我們的政界的偽君子們到達巴黎之後，首先關心的是互相進行勾結，來保證自己的統治地位。可能其中少數人會在拯救社會的口實下，建議實行獨裁的管理，而不提出任何組織原則。甚至可能在他們中間已有相當膽大妄為的人，竟幻想實行書報檢查法和鎮壓法，來迫害社會進步的捍衛者。人民在這十年來所得到的這類教訓有多少啊！現在，巴爾特、梅里魯、巴烏、梯也爾、巴魯、莫甘、列爾米尼都是些什麼人呢？佩帶斯巴達克式利劍、曾對個體占有發出慷慨激昂的咒罵的拉麥涅先生現在變成了什麼樣的人呢？頭上帶著選舉的王冠和頭盔、手中拿著寶劍的勒德律—羅蘭，這位本應該佩戴著這些東西以勝利者的姿態走進波旁王宮的曇花一現的長褲漢①幹了些什麼事呢？是的，我們看到他走進議會；可是天哪！……（Quantùmmutatusabillo！）（他的變化多大啊）！他頭盔的臉甲低垂著，幾乎一膝著地，以此在國王面前表示拋棄他在講壇上所作的自我吹噓！！！ ①sans－culotte：長褲漢（無套褲漢），即不穿貴族所穿的短褲者；這是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貴族對廣大革命群眾帶有卑視意味的稱呼。 無產者們，各國人民謀求復興的機會有時在一個世紀內只出現片刻！當這個時刻來到時，務請你們當心，不要因爭吵和分裂而錯過了它！你們從現在起就應想到，只有研究社會問題，你們才有可能利用這個時刻！…… 請不要根據以上所述推論，認為在實行普選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希望令人採納我們的原則。我們是完全相信這些原則的潛能的。可是，當我們一方面看到有某些暗礁，另一方面又看到實在的、寧靜的海岸時，我們為什麼對於揚帆駛向這條美麗的海岸要猶豫不決呢①？ ①《國民報》聲稱，共產主義在阻撓改革和革命。我有確鑿的理由認為，《國民報》等報刊並不怎麼關心選舉改革。這家報紙有時還裝腔作勢地在自己的欄內刊上「政治主權」和「普選權」這類詞句，這無非是雄辯家的預防措施，用作謾罵公有制度的引言而已。它希望能夠誘使某些目光短淺的革命者放鬆對公有制度的研究。如果《國民報》不是在玩弄花招掩飾其破壞自由的陰謀，那麼它為什麼不去向思想宣戰，而去作檢查機關的非正式的幫凶，並且吹捧九月法案呢？為什麼《國民報》自己不提出一個社會組織方案呢？因為《國民報》不會不知道，不斷地向一切人和向每個人證明，存在著解決人類問題的可靠辦法，存在著防止新的政治船舶沉沒的安全港，這不但不會起什麼麻痹和削弱作用，相反，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更能粉碎政治上的懷疑論和冷漠態度的鎖鏈了。——原注 改良主義者——我同意，您的擔心是有一定根據的。但是，批評比組織更容易。您剛才談到純粹的民主政體。設想一下子把全體人民都集中起來，豈不是荒謬絕倫嗎？既然如此，如果某個失去理智的演說家建議給予婦女甚至兒童以選舉權，那也不是毫無道理的。 共產主義者——如果您知道我們的制度的全部能力，也許您就不會作這樣的推斷。共產主義的立法機關同我們當代的議會幾乎毫無共同之處。那裡根本看不到象現在這樣，一個不學無術的軍人或有產者來侈談高深的科學；看不到只曉得一點點煤礦名稱的律師來談論煤礦問題；也看不到商人一頭栽進我們四萬條法案和法令的難點中去。在未來的制度下，演說家對他所談問題的一切方面將會十分內行；立法者將永遠在深知底細的情況下行事。一切藝術、一切科學、一切工藝，都會不斷有其代表者。無論是老年人、成年男子、婦女或青年，誰都不會被逐出法律的殿堂之外；恰恰相反，凡是願意把自己的一得之見貢獻於共同事業的個人都將受到歡迎。那時，政治的集會同時就是議會、研究所、科學院、學校，等等，等等；而且不必擔心這種新的機構會產生任何雜亂和混亂現象；政治機構的全部職能只限於證實和公布一切成就和發現，同樣，社會管理機關的職能則在於經常調節和進行所有社會產品的分配，公平而又充裕地把這些產品分給所有的人，或者是向一切具有善良意願的人們發出號召他們參加共同勞動的兄弟般的邀請。 至於會議的地點和方式，我想現在可以不必考慮這件事。不論是召開民族代表會議還是全人類代表會議，我看不出它們會比召開公社會議更困難。不必象現在這樣選擇和派遣某些公民擔負特殊使命；只要每年選定一個位於中心地點的公社，把民族代表會議設在那裡，再選定另一個公社，把全人類代表會議設在那裡就行了。不管居住在這些公社裡的是什麼公民，他們都總是能夠出色地履行立法職責的。因為，我再說一遍，請不要忘記，社會的組織將十分簡化，以致政治機器仿佛是自然而然地運轉。教育將如此有力，知識將這樣廣泛普及，重要的真理是這麼明顯，這麼令人信服，以致只有在瘋人院裡才會找到它的反對者，如果說在正常制度下還有瘋子的話。這類最高政權，毫無疑義地比那種往往只是通過各種選舉和議會的鬼把戲而組成的私有制的最高政權要高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