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 · 第十六章 盧梭錯誤的真正原因
當人們膚淺地閱讀盧梭反對科學和藝術的魯莽的、攻擊性的演說時，就會首先以為這些演說是一種深刻信念的結果，以為他是在猛烈咒罵科學和藝術的本質本身。然而，當人們通過更深入的研究來探索作者的內心想法時，就會很容易地信服，事情絕非如此。例如，只要讀一讀第戎科學院敢於授獎的那篇著名演說，就會看到，他的思想每時每刻地、甚至在其最辛辣的諷刺中，都被無數的疑慮、猶豫和困惑纏繞著，弄得隱晦模糊；他甚至好象常常感到內疚，並準備隨時收回自己說過的話。的確，如果說盧梭毫無保留地怒斥古典著作的評註家、華而不實的演說家、詭辯家，一句話，怒斥那一群把文學和科學的祭壇變成奴役和契淫市場的可鄙的一知半解者，①如果說他在絕望中粗暴地搖撼教堂的圓柱，以便把那些瀆神者埋葬在教堂的廢墟之下，我們也同樣看到，只隔了幾行字，他就恭敬地拜倒在象萊布尼茨、牛頓、培根、培卡里亞等這一類真正的學者面前，拜倒在這些成為人類光榮的偉大世界主義者面前！他大聲疾呼：正是應該由這些人來打碎科學的祭壇，從中取出一切珍寶！
①對某些文人來說，沒有什麼是神聖和可尊敬的東西：什麼良心、思想、朋友、榮譽、尊嚴、祖國，他們為了可恥的貪慾，有時甚至為說一句笑話的單純快樂，就把這一切獻出。——原注
眾所周知，盧梭的基本思想，是使所有的人把平等和節制的原則銘記在心中。多麼值得讚揚的、善良的意圖啊！然而不幸的是，盧梭在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缺乏一套清晰而完整的思想，這就很難使他的道德充滿活力：他的天才往往只掌握事實或真理的一個範疇。正因為如此，他有時對社會統一和人類理性的勝利感到無望，從而認為不得不訴諸非正常的、超自然的手段，把謬誤和真理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原則揉合在一起。
因此，比如說，盧梭曾看到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藝術家和作家都過著富裕和奢華的生活，有時甚至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他看到他們毫不感到內疚地極力奉承成了他們的保護人的貴族和暴君；最後，他看到奢侈和暴政與科學和藝術在同時並進，也可以說是並肩前進。盧梭對這種吻合深感驚訝，而且被迫害和貧困所激怒，於是便立下了漢尼拔式的誓言①來反對科學和藝術，甚至反對整個文明。他懷著反對罪惡的熾烈的熱情，卻把只是荒淫和普遍墮落的結果的事物，把只是反映荒淫和墮落的事物，作為這二者的根源。在盧梭的思想里，這種悲觀的考慮，又加上了這麼一種痛苦的想法：貴族階級已如此強大和暴虐，也許終有一天會把科學和藝術壟斷在自己的手中；人民眼看財富、特權、偏見和武力，以及智力的優勢和與此相關的威望結為一體來箝制他們，這時科學和藝術作為反人民的武器就更為可怕了。
①漢尼拔是古代迦太基的名將。當他十歲時，迦太基被羅馬由敗，損失慘重。當時漢尼拔就在神殿前立下誓言，要對羅馬進行終身不渝的鬥爭。後來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在這裡，用歸納法來推論的危險便十分清楚地表現出來。實質上，問題的癥結何在呢？在於結束不平等和剝削。您說，科學和藝術是強有力的武器，而幾乎總是由暴政兇殘地加以濫用；於是您就馬上禁止弱者利用它們。多麼有害的邏輯啊！因為您建議強者放棄他所掌握的武器是枉費心機的；他不會理睬您的建議；而那樣，您卻由於剝奪弱者最後的反抗手段，完全把弱者交給強者隨意支配和擺布。在我看來，把壓迫者所使用的那類武器交給被壓迫者，以此來建立均衡，豈不是更為合理嗎？請您相信，如果您這樣做，壓迫者不久就會放棄非正義的統治，因為他很快就會厭倦這種雙方勢均力敵的、因而沒有把握取勝的鬥爭方式。何況他的心中充滿這麼一種有益的恐懼：失敗對他來說，是既可恥而又可怕的。
值得指出的是，盧梭的一切錯誤和謬見，都是從我剛才所說的那種推理的弱點產生出來的。他的著作里有許多支持我所提出的看法的證據。例如，盧梭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的演說中，很尊重人的機體生理規律，並指責了洛克和孔狄亞克在這方面的怯懦。隨後不久，他卻在自己的《愛彌爾》一書中以下列詞句譴責一切生理學家：「他們使貧民失去了對自己貧困的最後慰借，使強者和富者失去了對自己欲望的約束；他們從心靈深處奪去了對犯罪行為的懺悔。」
不，不，共產主義學派的生理學家們絕不是這樣做的，而是恰恰相反！他們相信，幸福在人間是可以實現的，但是要依人所能賦與自身能力、社會生活和外部世界①的某種行動和方向而定；他們始終不渝地勸告人把自己的全部活動轉移並集中在這個目標上，並竭力避開可能誘使人離開這個目標的一切東西。因此，共產主義生理學家們不是給人無力的安慰，不是使人把精力浪費在迷信活動上，不是把人的思想引導到或消耗在含糊的和假想的領域，也不是循著幻想和失望的道路把人引到痛苦的現實中，而是善於賦予人一切精神力量。一切希望所具備的能力，同時鮮明生動地和無可置疑地向人證明：人所尋求的、仿佛經常避開他的那種幸福，聖經時代中的奶和蜜汁橫流的那種樂土，實際上就在人間，在人所能及的範圍內，甚至就在他的手邊。
①我把人以外的一切東西都叫做外部世界。——原注
至於防止和消滅禍害並使壓迫者、墮落者和惡人變得博愛和有理性的辦法，他們提出以下兩點：
一、以頑強的、堅決的、無往不勝的反抗來對抗犯罪行為或不正義的行為。
二、而他們認為，有一種可以獲得這種結果的崇高的、強有力的可靠辦法，這種辦法不求助於其他一切，而從人的心中消除憂慮和不安的陰影；這種辦法就是在社會生活中使個人的生活甜蜜和幸福，並形成這樣的社會風氣，即每個人只有對一切人表現得仁慈、寬宏、友愛、熱心，才能獲得尊敬、名譽、安全和幸福！
由此可見，共產主義生理學家們之所以把自己的推動力和反應力放在現世，而不是放在什麼別的地方，是因為他們深信，那種顯得模糊和遙遠的希望或恐懼幾乎永遠不能充分抑制和完全消滅人的不良傾向的。的確，經驗證明，對劊子手的恐懼比對地獄的恐懼更能防止兇殺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發生；對平等的愛和幸福感比進天堂的希望會造就出更多的慈善家！
某些平等主義哲學家、甚至共產主義哲學家（馬布利、羅伯斯比爾、邦納羅蒂），曾象盧梭一樣認為，無信仰或懷疑論必然會破壞整個社會秩序和一切道德。激進黨的某些著名政論家（皮埃爾·勒魯、德·波特爾等先生）儘管證實懷疑論已成為普遍的、合理的、必然的東西，但也懷著大致相同的心情。
在這些作家看來，這種憂慮似乎是嚴重的和令人不安的，這根本不值得驚奇，因為他們在作這樣的推論時，所指的是絕對的無信仰和懷疑論，這種陰鬱而令人不安的懷疑論沒有任何補償地奪去了人的最後幻想。他們儘管抱有善良的意圖，卻還沒有找到擺脫懷疑、競爭、分散和無政府狀態的辦法！他們是這樣來表述自己的思想的：
「生產時象競爭者一樣，分配時象仇敵一樣，生活時象兄弟一樣。」（蒲魯東）
「我們在尋求未來的城市。」（勒魯）
「探索不為理性的權威鋪設道路，它便不能同秩序並存。我們的論點就是這樣：只有理性才能使我們避免探索的破壞。從今以後，任何其他權威都是不可能的。」（德·波特）
至於德·波特先生，他曾出色地發揮了自己的思想，且看：「我們否定了地獄、天堂和捏造出來的為神父所利用的上帝，這樣做得很對，因為這種欺騙是災難的無窮無盡的源泉；但是，我們並沒有提出什麼東西來代替他們。謊言（有時是有益的）消滅後所遺留下來的空白，並沒有為一貫神聖的真理所填補；這是一件很大的壞事。社會處於比以前更加槽糕的狀態中。必須趕快宣布那些只能被人類利用、並且為人類而利用的、非來自想像的、不供任何人思辨之用的東西。如果過於遲緩，有什麼辦法能夠阻止富人愈來愈把窮人逼到痛苦和忍耐的極點呢？又有什麼辦法能使窮人不發怒，不強奪富人，甚至置富人於死地呢？至於我，我是看不出有什麼辦法的。」
不過，這位比利時學者十分推崇我們的哲學原則，他隔了幾行字就接下去說：「我無須再來證明缺乏任何原則和任何共同的聯繫的危險性。至於由啟示或啟發而來的權威和基於信仰或習慣的權威的不足，我通過一個事實，即探索的存在就證明了這一點。只要有探索，就有懷疑，如果不靠信念，就不可能擺脫懷疑。當不再有信仰的時候，就會近於否定，除非更接近知識。如果人們不再信仰，就必須要有知識。
「不過，請人們正確理解我的意思。
「我想用以代替信教者的那些有學識的人，既不是什麼博士，也不是什麼學者，就是說，不是那些因為懂得一鱗半爪就自認為無所不知的人，①不是那些基本不受管理的人，而是那些已向自己並能向別人證明其可靠原則的人。這種人肯定是很容易接受管理的，因為他們本身會歡迎通過自由與平等來建立秩序的所有措施。
①我不來談德·波特先生在有學識的人與學者這兩個詞之間所作的細微的區別。在我看來，這兩個詞是同義語；當然，他無疑只是想反對濫用這兩個詞而已。就實質上說來，德·波特先生的思想是正確而深刻的。只憑一張或幾張博士文憑，並不足以成為真正的學者。不應當把科學同博學混為一談。博學的人腦子裡裝有許多知識，但他在推理時卻可能犯錯誤；換句話說，他的智慧與其說是精確和深刻，毋寧說是膚淺的。其他一些人掌握了某一門科學的全部，但也只是埋頭於專業而已。這並不是我所理解的學者。在我看來，真正的天才的特點在於：以遠大的眼光看到人與外部世界之間存在的整個已知的關係，深刻理解一般的原則和基本真理，並使它們協調起來，從而能夠從這些真理和這些原則中得出其一切自然的結果，並確定新的關係。——原注
「自由是組成社會的每一個有理性的人所需要的，正如公正或秩序是這些人的聯合所需要的一樣。權威侵犯自由：人們所接受的一切戒律和一切教條之所以成為專橫和暴政的強有力手段，並不是因為它們是正義的和正確的，而是因為它們是強加的。權威與專制之間有著基本的聯繫……從今以後，除了探索的權威之外，便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權威；因為出版是探索的工具，這個工具是不可摧毀的，而探索便同它連在一起……人們是否認為不可能發現那種既把國王也把人民中的一切反社會的欲望視為荒謬欲望的人道主義標準呢？至於我，我不是這樣認為的，因為我對人類和社會的未來抱有信心；如果人類和社會永遠失去一切權威，那麼它們就會消亡。」（引自《社會研究》，第68頁）
簡單地說，德·波特先生希望用以代替信仰的權威的，正是科學的權威。這種科學的基礎應該是怎麼樣的呢？《社會研究》的作者所全心全意地號召的、在他看來我們能迅速達到的那個人道主義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們將不厭其煩地重複說，這個可靠的標準就是對（一）人、（二）社會組織、（三）外部世界這三種事物的認識；這個目標，這個同時又是完善的人道主義手段，就是平等主義的、普遍的公有制！
我們的思想比我們剛才談到的那些思想具有不可思議的優越性，保證這一點的是：唯理論的共產主義者們決不怕撞擊盲目信仰①的暗礁或絕對懷疑論的峭壁：他們擁有比理想的宗教更好的東西，他們擁有的是社會的宗教！確實，可能在這種條件下，人們才能夠毫不猶豫、毫無阻礙地打碎謬誤的寶座。不然，怎麼來答覆當面對你提出如下責備的人呢：
①超自然的信仰會帶來嚴重的危險。歷史向我們證明，這種信仰為暴政提供保護，它往往以漠然的態度或克己的精神來抑制被壓迫者反抗和求解放的任何願望和任何意圖，從而鼓勵暴政的侵占和狂暴行為。當巴黎被諾爾曼人包圍時，修士們逃到聖日爾曼區，並向胖子路易建議求和。他們用從聖經上搞下來的語句為這種雙重的怯懦辯護：「如果有人要您的斗篷，您就把您的祭服也送給他；如果有人在某一個城市中追捕您，您就逃到另一個城市去。」——原注
「你們奪去我天上的樂園，我希望有個地上的樂園！」
概而言之，缺乏總的綜合，乃是盧梭天才的暗礁。盧梭曾在什麼地方說過，他有一種斷斷續續寫作的懶惰習慣。不幸的是，他往往也這樣地進行思考。我們遺憾地在他的著作中發現的那些令人失望的怪論和為數不少的矛盾，由此可以得到解釋。如果盧梭能拋棄那種據某一事實就作出原則的結論，以及用未知來解釋已知的有害方法，如果他不是完全沉溺於感情和想像之中，而是把感覺的證據和理性之光看作可靠的標準，總之，如果他不是竭力想使人的精神習慣於他認為是必要的虛構事物，而是大膽地在人類機體的規律中尋求對平等和道德的真正承認，亦即唯一實在而永久的承認，那麼他是永遠不會想到要成為科學和藝術的敵人，從而成為野蠻生活的辯護士的。
迷戀於抽象概念的危險，將通過對人、外部世界和社會環境進行統一的、複合的研究而得以避免。但是，為了取得豐富的成果，這種研究必須是全面的，而且要同時包括各個方面的關係。例如，如果是研究人的話，那你就要研究他的肉體和精神、氣質和性格、神經和血液，以及思想和才華。對社會環境和外部世界你也要這樣做；然後，再把這三種個別的綜合歸在一起，那時你便會獲得一個總的綜合：你便會獲得一種哲學，亦即得到具有完全可靠性的首要原則！
目前，對具體人和具體世界的這種合理的、綜合的研究，正開始壓倒那繞著自己打轉的抽象推理的無益苦惱。
我在本章中所論述的一切見解，只不過是新哲學的一點點序論而已。顯然，在這裡，我只能打下一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