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魯迅的少年時代
魯迅，這是筆名。他的真姓名是周樹人。母親姓魯，故用了這樣的筆名。
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自敘傳略》開首第一句寫道：「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裡的一家姓周的家裡。」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里有這樣的話：「我生長於都市的大家庭里，從小就受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同序里又說：「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這裡告訴我們三件事，一、他生長在紹興這個都市裡；二、他小時所受的教育；三、他同農民親近。
1
在《女吊》這一篇的開頭，魯迅這樣寫：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這對於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
這一篇《女吊》，是魯迅最後寫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二十日寫的，比作為遺囑而寫的那篇《死》還要後半個月。寫的是復仇的「女性的吊死鬼」。一下筆便聯想到「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這兩句話，不，這兩句話就是他寫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報仇，因為中國尚未解放，「女吊」乃是這個思想的形象化。他認為紹興人「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魯迅在最後寫這一篇文章，意義甚大，等於屈原的《國殤》，表現他不忘記紹興，不忘記紹興的人民，將復仇的真理記錄下來，作為遺教。紹興是他的故鄉，實在除了被壓迫者居住的地方，魯迅是沒有另外的故鄉的。在他的小說《故鄉》里，主要是寫貧苦的農民閏土。他的文章里不著重寫風景，但他真能寫出地方的色彩，是充滿了鬥爭意志的人民的地方。他怎能不愛這些人民，他怎能不愛這個地方！換句話說，魯迅是愛中國呵！他在《女吊》里給我們介紹「目蓮戲」開場的「起殤」，他這樣寫：
「起殤」者，紹興人現已大抵誤解為「起喪」，以為就是召鬼，其實是專限於橫死者的。《九歌》中的《國殤》云：「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當然連戰死者在內。明社垂絕，越人起義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稱為叛賊，我們就這樣的一同招待他們的英靈。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台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面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曾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台去，說明志願，他們就給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刺在墳墓上，然後拔叉馳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台板上。我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台，可以回家了，……
這裡寫得多麼有聲有色，是魯迅心中的故鄉，他怎能不愛它！讀者又怎能不跟著他愛它！在中國革命勝利了的今天，農村中剝削階級徹底消滅了，我們大家的思想意識都經過改造了，我們再來回頭看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前的文藝作品，連古人的集子在內，像魯迅這樣生動有力的文章是不多的。我們讀著能得到很大的教育，原因便在於他是革命愛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寄以極大的希望，他的寫作都是通過他的鬥爭意志的。像魯迅這樣的人才配得上叫做愛故鄉。
我們還應該抄他寫「女吊」的兩段：
這之後，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發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台，內行人說：這是走了一個「心」字。為什麼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紅衫。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但再看後來的文字和圖畫，卻又並無一定顏色，而在戲文里，穿紅的則只有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瞭然的；因為她投繯之際，準備作厲鬼以復仇，紅色較有陽氣，易於和生人相接近，……紹興的婦女，至今還偶有搽粉穿紅之後，這才上吊的。……
她將披著的頭髮向後一抖，人這才看清了臉孔：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聽說浙東的有幾府的戲文里，吊神又拖著幾寸長的假舌頭，但在紹興沒有。不是我袒護故鄉，我以為還是沒有好；那麼，比起現在將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時式打扮來，可以說是更徹底，更可愛。不過下嘴角應該略略向上，使嘴巴成為三角形：這也不是丑模樣。假使半夜之後，在薄暗中，遠處隱約著一位這樣的粉面朱唇，就是現在的我，也許會跑過去看看的，但自然，卻未必就被誘惑得上吊。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楊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這真是「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魯迅是多麼愛她！我們說魯迅的《女吊》等於屈原的《國殤》，是就他們對祖國的忠誠說的，究其實魯迅是人民革命時代的先覺，通過中國共產黨，他已經知道人民的力量，有意借這一個女魂寫出被壓迫者復仇的美麗形象，告訴人民要爭取勝利。這個美麗的形象是他的故鄉紹興給他的。
2
再說魯迅小時所受的教育。在《朝華夕拾》里有一篇《五猖會》，從這篇文章里我們可以知道魯迅七歲時讀書的情形。一天清早，他家裡的人正準備帶他去看賽會，是坐船去。
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我笑著跳著，催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父親就站在我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我開蒙時候所讀的《鑒略》。因為我再沒有第二本了。我們那裡上學的歲數是多揀單數的，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
我忐忑著，拿了書來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我擔著心，一句一句地讀下去。
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房裡去了。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自然是讀著，讀著，強記著，——而且要背出來。
粵自盤古，
生於太荒，
首出御世，
肇開混茫。
就是這樣的書，我現在只記得前四句，別的都忘卻了；那時所強記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齊忘卻在裡面了……
後來家裡又把他送到書塾里去上學，這個書塾便是《朝華夕拾》里所描寫的三味書屋。他這樣描寫他第一天上學的情形：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那時孩子第一次上學先要對著孔子牌位拜孔子，沒有牌位心目中也依然當做有孔子牌位那樣對著拜，拜了孔子再拜老師，所以魯迅這樣寫。魯迅在書塾里算是一個年齡較大的學生，在《朝華夕拾》第三篇《二十四孝圖》里有這樣的敘述：
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只要略有圖畫的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呵斥，甚而至於打手心。我的小同學因為專讀「人之初性本善」讀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看那題著「文星高照」四個字的惡鬼一般的魁星像，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昨天看這個，今天看這個，然而他們的眼睛裡還閃出甦醒和歡喜的光輝來。
這說的是他的「小同學」，開蒙讀《三字經》的同學，可見他自己年齡較大程度較高了。總之這是當時封建教育的一幅圖畫。
魯迅在他的《二十四孝圖》里是記他當時看二十四孝圖的情形，其中他特別對「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兩圖發生反感，他這樣記著；
我至今還記得，一個躺在父母跟前的老頭子，一個抱在母親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樣地使我發生不同的感想呵。他們一手都拿著「搖咕咚」。這玩意兒確是可愛的，北京稱為小鼓，蓋即鞀也，朱熹曰：「鞀，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還自擊，」咕咚咕咚地響起來。然而這東西是不該拿在老萊子手裡的，他應該扶一枝拐杖。現在這模樣，簡直是裝佯，侮辱了孩子。我沒有再看第二回，一到這一葉，便急速地翻過去了。
那時的《二十四孝圖》，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畫的本子，敘老萊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常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又常取水上堂，詐跌仆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大約舊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詐跌」。無論忤逆，無論孝順，小孩子多不願意「詐」作，聽故事也不喜歡是謠言，這是凡有稍稍留心兒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接著另敘「郭巨埋兒」的事情云：
至於玩著「搖咕咚」的郭巨的兒子，卻實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親的臂膊上，高高興興地笑著；他的父親卻正在掘窟窿，要將他埋掉了。說明雲，「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劉向《孝子傳》所說，卻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給了兩弟；孩子是才生的，並沒有到三歲。結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黃金一釜，上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我最初實在替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黃金一釜，這才覺得輕鬆。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壞下去，常聽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那麼，該埋的不正是我麼？如果一絲不走樣，也掘出一釜黃金來，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時我雖然年紀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這樣的巧事。
在這篇文章的結末魯迅還作著總結道：
彼時我委實有點害怕：掘好深坑，不見黃金，連「搖咕咚」一同埋下去，蓋上土，踏得實實的，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雖然未必實現，但我從此總怕聽到我的父母愁窮，怕看見我的白髮的祖母，總覺得她是和我不兩立，至少，也是一個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礙的人。
這些就是魯迅做孩子時受封建教育的情況。封建教育給與孩子心靈上的毒害，從這裡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魯迅在少年時期就非常敏感，也可從這裡看出來。
魯迅小時喜歡看圖，喜歡看舊小說上面的「繡像」，而且喜歡描畫這些繡像，這件事我們也應該注意，因為這件事與後來魯迅創作小說很有關係。魯迅寫小說的方法，當然吸收了外國小說的長處，但他對中國民間的藝術懂得特別深，而且酷愛其一點，即是不要背景。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一篇文章里說道：「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魯迅的小說正是「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以這幾個人提出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這個方法，在五四初期，一般的讀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魯迅自始至終「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連環圖畫辯護》），他是有深意的，他愛好中國民間的藝術，他創造小說默默地有取於它，他做兒童時就喜歡過它。在《朝華夕拾》里有好幾篇都寫著魯迅小時看圖畫的事，把那一個小孩子的歡喜的光輝完全保留在紙上。我們且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這一篇裡面的話：
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做「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
所以我們談到魯迅小時所受的教育，他喜歡看圖畫這件事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3
我們再說少年魯迅同農民的關係。無疑的，我們研究魯迅，了解這種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魯迅生長在都市，後來又在南京四年，在日本七年多，他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已是在北京住了六年，然而魯迅主要的小說不是寫都市，從魯迅談他自己創作的話來分析他的思想意識，他絲毫沒有想到要表現產業工人。他關心「下層社會的不幸」，這下層社會是中國的農村。他渴望中國革命，而本著他所熟悉的中國農村來看中國革命如何能成功，他便來寫小說，用他自己的話，「提出一些問題而已」（《英譯短篇自序》）。他從一開始就把問題放在農民身上，以及城市裡小市民身上。他同五四新文學運動另外幾個發起的人之所以不同，其關鍵便在於革命愛國主義者魯迅關心農民，描寫農民的生活。他從小就熟悉農村生活。「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魯迅這樣說，是他自己指出這個意義。
在魯迅的小說里，雖像《一件小事》那樣寫一個具有優秀品質的人力車夫，但主要的小說是寫農民的。像《社戲》裡面的人物是寫得樸質可愛的，《社戲》便是魯迅以他母親的母家作為背景的農村故事。其中雙喜，阿發，桂生，都是小孩子，我們且不談，我們且來看魯迅怎樣寫八公公和六一公公罷。一群小孩子盪著八公公的船夜裡去看戲，戲看完了，歸途上岸偷了羅漢豆到船艙里煮了吃，在六一公公的田裡各人都偷了一大捧。「吃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裡，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要知道，會罵的。」但到小說快要收結時，魯迅這樣寫：「第二天，我向午才起來，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下午仍然去釣蝦。」
對於六一公公，當他知道孩子們偷了他田裡的豆，他認為這是請客，是應該的。這時「迅哥兒」在那裡釣蝦。「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吃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了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吃的。」魯迅就是這樣描寫農民的樸質的善良的性格。
我們再說一件事，關於魯迅小說的背景。據《社戲》里說，魯迅母親的母家是「臨河的小村莊」。准此，我們有理由推定《風波》這篇小說里所寫的小村莊便是它。這村裡的航船七斤在革命時（辛亥革命）進城被人剪去了辮子。准此，我們有理由推定阿Q是這航船七斤的鄰村人，因為《阿Q正傳》里有記載：「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裡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著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所以我們確實可以說，這一個農村，魯迅母親的母家，同魯迅後來寫小說是很有關係的，他在這裡認識了許多農民。
魯迅在日本
魯迅生在中國舊式士大夫家庭里。在他十三歲以前，他的家庭是「小康人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個進士。魯迅十三歲那年，祖父因故下獄，同時他的父親生了重病，家庭經濟非常困難。《吶喊》自序里說：「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魯迅用了他所清楚記得的兩樣店鋪的櫃檯給我們畫了一個形象，說實在話，在舊日社會裡有三件事城市裡的小孩子不懂，即是藥鋪與當鋪，再便是監獄。而魯迅當時大約都經驗過了。我們已經知道，魯迅愛畫畫兒，曾把《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描了一大本，這一大本，在那同一篇文章里他說：「後來，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這無疑是出入於質鋪和藥店的時候。在他父親故去之後，他在《朝華夕拾》里的一篇《瑣記》里說：「我其時覺得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吃的。只是沒有錢。」他並說這時家裡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變賣了。他並說這時他對城裡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瞭然。」可見他受的刺激之深。就在這時，他十八歲，他的母親為他籌了八元旅費由他到南京去投考不要學費的學校，他考進了江南水師學堂。那時讀書人還認為科舉應試是正路，進學校叫做「學洋務」，是被人瞧不起的。而魯迅爭取著走新的路。他在水師學堂學了一年，《瑣記》里說，「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可也。只得走開。」第二年他改入仍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進這學堂的第二年，「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這時，我們可以看見當時所謂「新學」對魯迅的鼓舞了，在《瑣記》里有這樣的文章：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 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這文章是在吃辣椒看《天演論》後二十六七年寫的，魯迅還是情不自禁，寫得多麼喜悅，我們可以看出青年魯迅當時是多麼的歡欣鼓舞呵！星期日跑去買了本《天演論》來，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的問題都提出了，魯迅這時對於中國的封建社會，一定是感到天翻地復，他一定是用了新的方法去思考了，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他那裡有了萌芽。他從始就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同康有為等當時的「新黨」不同，他同情康有為、嚴復，是對他們的進步性共鳴，康、嚴都是毛主席說的「先進的中國人」，都曾經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魯迅在後來的文章里對康有為總沒有說過壞話，就是在寫《花邊文學》的時候還是同情他。在別人批評嚴復的翻譯時，魯迅又極力替嚴復辯護。他掌握了歷史觀點，同毛主席是不謀而合。
魯迅一八九八年到南京，一九〇一年在礦路學堂畢業，一九〇二年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在南京四年之中，有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變法」，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反帝鬥爭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這些事故對他的愛國思想起了多大的刺激，我們可想而知，他也就決定了他自己救國的道路，他的道路可以說是向日本人學習。如他自己在《自敘傳略》上所說，他在南京本來是學開礦的，「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這就表示青年魯迅認為要救中國就要學日本維新。「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習」，毛主席這樣形容那時人們的心理，魯迅正是如此。在選擇維新的道路上，魯迅同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同，先是他決意學醫，二年之後又決意學文學，在當時很少有同調的。在他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他說那裡「還沒有中國的學生」。他總有著較一般更為徹底的要求。他的出發點是在於「思想革命」。因為他革命的意識重，愛國的意識重，所以他學一種東西，從來沒有單純技術的要求，不論學醫，或者學文學，都是為著救中國。他也同當時革命的知識分子一樣，深深懷著民族革命的感情，一九〇三年他在東京送照片給朋友，在照片上面題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這裡的「軒轅」是代表漢族，即為了革命（當時的革命要打倒滿族所建立的政權）而獻身的意思。在他從東京出發往仙台去，經過水戶這驛站，他記住這個地方，因為「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這事在《朝華夕拾》里的《藤野先生》這篇文章里有著記載。一鱗一爪，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怎樣的深心呵！他在東京聽說革命志士徐錫麟、秋瑾被殺的消息，他悲痛已極，他一直不能忘記，到了寫《狂人日記》寫《藥》的時候還要紀念他們！我們去翻《狂人日記》里「徐錫林」的名字罷，《藥》里的「夏瑜」就是秋瑾的紀念罷！
他先在仙台學醫，二年之後要改學文學，這原故他自己講過好幾次的。那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在《藤野先生》裡面魯迅這樣記著：
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這是隔了二十多年以後追述的話，他說著「無法可想」，是因為他的矛盾甚深，他還不能從階級觀點看問題，我們在此不作分析。我們只看那時那地，魯迅以一個中國青年學生，在那一群拍掌歡呼的日本人當中又只有他一個中國人，他受了多麼大的刺激呵！因了這一刺激，他認為中國人「麻木」，他學醫的志願變化了，他認為第一要著是改變國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他棄醫不學離開仙台到東京去提倡文藝運動。這個變化也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時他能把文藝看得那麼重要，「當然要推文藝」。我們於此也可以看出，在他學醫的同時，他已經接觸了世界文學，世界文學上的革命愛國詩人已經給他以鼓動。從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歐洲文學，英國的拜倫、雪萊，德國的海涅，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波蘭的顯克微支，匈牙利的彼得斐，對他都發生了影響。魯迅實在是一個詩人，不過在文藝形式上他應該向小說方面發展，所以在外國文學之中，他慢慢集中注意於小說，影響他最深的是俄國的果戈理和波蘭的顯克微支，在他們的作品裡，諷刺的筆調，愛國的熱誠，深深地感動了他。五四時期他在創作上的偉大貢獻，這時候已經在醞釀中了，在他這裡已經有了新文學的萌芽，即革命的民主的愛國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