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為什麼要研究魯迅和怎樣研究魯迅
我們真應該來研究魯迅。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告訴我們：「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們如果真正懂得了這句話，換句話說，我們如果對魯迅有了正確的認識，那對我們自己真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給了我們多大的修養！原來我們做的這項工作，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繫中國實際的一個生動的課題。
魯迅在他的青年時代，受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的影響非常大。魯迅的《狂人日記》，在五四運動前夕，對於當時一切進步的知識分子，其影響更是非常之大的。大家到這時真真感到中國給封建統治太久了，封建道德是吃人的東西，非推翻它不可。這麼一件大事，確實是給一篇《狂人日記》提醒了的。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只是使中國少數知識分子警惕起來，怕中國要受「淘汰」，因為「優勝劣敗」是「天演公例」。這種思想當時並不能搖撼中國的封建文化，一般國粹主義者照樣鄙視「夷人」。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中國也確實推翻了滿清統治，但正如毛主席說的，「三民主義是和教育界、學術界、青年界沒有多大聯繫的」。魯迅的《狂人日記》，是首先在文藝界豎立起反封建的旗幟，使中國教育界、學術界、青年界有了禮教吃人的認識，從而有推翻舊道德的要求。《狂人日記》於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它的影響，只是由於時代的限制，在當時還不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
魯迅在當時是個反封建的革命的戰士，他迫切希望中國革命，他認為社會進步關鍵在於個性解放，他相信進化，將來會比現在好。（封建主義是不相信進化的，一切是今不如古，舊禮教是道德最好的標準！）但由於時代的限制，他同一般生物進化論者一樣，在那時候還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知道革命是階級鬥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愛國主義者魯迅在五四前後要求個性解放，相信進化論，其啟蒙作用、反封建作用還是非常之大的。但也因看不見革命的道路而彷徨，他的第一部小說集叫做「吶喊」，第二部小說集便叫做「彷徨」，用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話作了卷頭語。這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事。這期間魯迅在北京孤軍奮鬥，堅決同那些與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相勾結的反動知識分子作鬥爭。其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了。魯迅彷徨的日子也並不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看見大屠殺以後他覺悟了，他開始認識「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二心集》上《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是答兩個青年的，信上有這樣的話：「然而兩位都是向著前進的青年，又抱著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志，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這是他當時向兩位小資產階級青年作家說的話，魯迅自己已逐漸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了。他也一定「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所以他看見「新路」。這便是「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過程，是革命的實踐。在《二心集》序言上他對自己便有了科學的論斷：「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魯迅便這樣走進了無產階級的陣營。自此以後一直到死，便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所說的中國文化革命的第三個時期，這時期國民黨反動政權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兩種「圍剿」，軍事「圍剿」之外又是文化「圍剿」，毛主席一面說「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一面說「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根據以上所說，所以我們應該研究魯迅，魯迅與五四運動有那麼大的關係，魯迅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有那麼大的關係。「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怎樣研究魯迅呢？一句話，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歷史分析方法。
我們還是以《狂人日記》為例。《狂人日記》在中國文化革命運動中起了那麼大的反封建作用，它叫一向聽慣了「仁義道德」的中國人忽然發生反省，一下子就相信「仁義道德」正是「吃人」的護身符，這是因為中國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國社會已逐漸改變了它的性質，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進步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界，到這時很容易接受進化論，要求個性解放，魯迅的振臂一呼，就使得天下響應了。誰都不能否認，中國文化革命史上魯迅的這一篇聲討封建文化的檄文是要大書特書的。這就是說，提倡進化論和要求個性解放，在歷史上反封建運動啟蒙時期是革命的。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中國人民的最強大的敵人是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中國問題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工人運動的展開才能獲得解決，什麼個性解放的話頭在革命實踐當中只能算是空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間，便是毛主席所謂中國文化革命第二個時期，其時中國在南方已經煽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指導思想是毛主席的理論。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那樣的議論，魯迅自己便說：「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答有恆先生》）「救救孩子」是《狂人日記》最後的一句話。豈但空空洞洞，像「書上寫著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著怪眼睛看我。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的話，從農民革命鬥爭看來，還嫌敵我不分哩，把統治階級的歷史與被剝削的「佃戶」混為一談。然而我們不能用這樣的階級觀點來低貶《狂人日記》的價值，那樣就不符合歷史觀點了。我們要記住《狂人日記》是在五四文化革命的前夕寫的，當時國內的人們還不可能用階級觀點來看問題，而它在反對封建禮教運動當中是建立了偉大的功勞的。我們便這樣來研究魯迅，就是把作品創作的年代和作品在當時所起的作用聯繫起來看，不是用現在的理論水平來批評它。這是運用歷史分析方法。
當我們運用歷史分析方法的時候，我們已掌握了階級觀點。必須掌握階級觀點，才能正確地運用歷史分析方法。我們更須說明階級觀點。階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武裝我們的頭腦的法寶，我們用來研究魯迅，真真是一個生動的課題，我們將發現魯迅的思想原來是偉大的毛主席的理論的旁證。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科學的預見規定了中國革命的路線，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革命便是遵循這條偉大的路線取得勝利，它的主要意義是工人階級為領導，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從總結中國過去歷史的經驗說，便是原來有的農民起義，加上現代有的先進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領導，結果中國歷史乃發生了質變。革命，更包括了建設。我們大家現在再回頭來學習毛主席這一篇最早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才體會到什麼叫做科學的預見性。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寫了幾篇雜文，都是關心中國的未來的，從過去整個歷史談起，迫切要求中國革命，要求革命後的建設。我們舉《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為例。魯迅先寫了一篇《論雷峰塔的倒掉》，那是拿雷峰塔的倒掉來比喻中國封建社會的潰滅，他一聽說杭州雷峰塔倒掉了，便寫了這一篇優美的文章，「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魯迅真是興會淋漓。後來因為報紙上一篇通信里說，「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他乃寫《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明確地說出他對中國歷史的看法。他說中國歷史上有兩種破壞，一種是「寇盜式的破壞」，一種是「奴才式的破壞」。寇盜式的破壞「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奴才式的破壞如鄉下人的挖去雷峰塔磚，「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占些目前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魯迅這些話，指出對革命有害的兩種破壞，指出中國革命所需要的革新的、為了建設的破壞。這種理論，對於當時國內軍閥的破壞和一般貪小便宜者的破壞，是具有戰鬥作用的。因此，這篇文章在當時是有它的現實意義的。但要是進一步問怎樣進行建設的破壞，在這篇文章里就沒有答覆。魯迅在當時還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不可能有具體的答覆。只有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里才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才能進行為了建設的破壞。這也就是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它的革命的主力在哪裡？它的敵人究竟是誰？必須要從階級上分清敵我，然後革命才有目標，自己才有隊伍！我們於此格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行動的指南，毛主席《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中國革命的意義之重大！從這裡，我們肯定魯迅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的戰鬥作用，也指出他缺乏階級觀點的局限性。我們對於魯迅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前的作品，就是這樣來研究的。我們再要研究魯迅在革命實踐中，怎樣由進化論和個性解放論轉變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到魯迅真正的偉大。
以上是說怎樣研究魯迅。
在《熱風》里魯迅曾說：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這是五四前一年魯迅的話，這話里充滿著渴望革命、準備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革命的精神。正像魯迅說的，中華民族已經有了炬火，出了太陽，那便是毛主席指導中國革命的最正確的理論。中國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由新民主義革命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魯迅如果活著，他該是怎樣的歡喜，他一定領導我們學習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黨的政策，學習毛主席的著作，說著：「太陽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