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二
在我們這個目不識丁的文盲家庭里，我成了精心栽培的苗苗。他們寄希望於我的，並不是知書達禮，作官為宦，更不是希望我成一個造福於人民的政治家；他們既無這種奢想，亦無這種遠見，而只只不過是期望我成為一個能寫會算，養家餬口的買賣人，就象我們的鄰居那樣，從口外帶回銀錢和布匹，那就是最好的理想了。所以，在我入私塾以前，母親便教我識字。說來也真奇怪，她一字不識，但教子心切，便從識字的鄰居那裡一字一句的學來，然後教給我，日積月累，我竟從母親那裡學會了《百家姓》、 《《三字經》和《千字文》這類啟蒙小書。當我進入私塾那天，母親特為我打了一個燒餅揣進我的懷裡，燒餅上還用簪子扎七個孔，這大概是洞開七竅，頓開茅塞的用意吧。
我的第一個啟蒙教師叫韓仲祿，交城縣城頭村人，是個清朝末年的秀才。老婆死了，沒有兒子，兩個女兒出嫁了，他一人到我們村里教私塾。他愛喝酒，喝得高興了，就給人們講故事。聊齋、三國、水滸、神、鬼、狐、仙無所不談，講得有聲有色，在我的幼小心靈上幻化出若干的稀奇古怪的社會歷史現象。現在想來，這大概和念書本一樣，聽講故事也是一種啟蒙教育吧。當時我們的課本是《論語》、《孟子》之類，不分句逗號的古文木版書。上課時，老師先用硃砂筆點句，然後讓學生去念，去背，也不解釋是什麼意思，越念越糊塗。我對這教法很反感，我對老師說，不懂得書上的意思，我怎麼能背得出呢？老師嫌我多嘴，就打手板，我挨了打還要和他講道理。老師也沒辦法，只好給我講，我的語文和古漢語的基礎就是這樣「打」下的。後來我才知道，講書是要交開講費的。由於我學習認真，韓老師竟然偏愛我，免費開講，並且多次表示：「回也視予猶父也」，把我當兒子看待，很下番辛苦。我在那裡學了四、五年，《四書》、《幼學》、《詩經》都念了。到了民國四年，文水縣的一個高小畢業生，分配到我們村當老師。韓老師只得回到城頭村繼續教私塾，我也跟他到城頭村學習。韓仲祿老師有個侄子名叫韓壁，號玉人，交城縣高小畢業，失業在家沒事幹，和我很要好，常常教我學習各種新學科。他不信神，不信鬼，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到廟裡把財神爺的鬍子拔下來，還打耳光。說你這個財神爺不公道，為什麼只讓富人發財，不讓我發財？他還把廟裡的小菩薩搬回來，夜裡拴在尿盆上。我是又吃驚，又開心，感到新學比舊學好。我在這裡只學習了一年。這短暫的一年裡，韓壁給我的影響很大，是我的頭腦里無神論思想初步確立的一年，
一九一四年，文水縣成立了甲種實業學校，這是我們縣成立的第一個仿效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科技學校。校長是個留日學生，教員也有很多是留過日的。學校里設農、工、商科。那時，辛亥革命不久，舊的東西在人們的頭腦里還很深，許多人對洋學堂不了解，幾乎沒有人肯送自己的孩子進這個學校，於是採取了拔壯丁的辦法，每百戶選送一個學生。有的村子沒有人去上學，就在城裡僱人頂替。我們村沒人願意去，我因受韓璧影響，自己要求去，經三老爺同意選拔去的。上學全部是村里公費，除了吃飯，還在一個小鋪里立了一個戶頭，打煤油、買點心不用花錢，記上帳由村里付款。這比拔壯丁優厚多了。
我是在一九一七年進甲種實業學校的。那時正是智力突飛猛進時期，接受能力很強，很快地適應了學校的環境。這個學堂和私塾大不相同，完全是新東西。立正、稍息，學軍事體操，打野外，數理化，專業學科，還學英語。新鮮的很啊！但是好事多磨，文水縣農會的會長高敘賓企圖把這個學校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成為培植私人勢力的陣地，想方設法破壞這個學校。還說什麼學校辦的很糟糕，招了些爛炭猴兒學生，不成個體統。我們的老師就發動學生鬧學潮，把農會砸了個稀巴爛。農會會長雇上人，揚言要和學校打架。我們有位老師名叫張仰仁，是陸軍測量學校畢業的學生。聽說農會要打架，就穿上軍裝挎上洋刀，帶上手槍，準備和農會會長打架，把農會會長嚇住了。可是，到了暑假，高敘賓趁機奪了權，把原來的教師都解聘了。張仰仁老師說，我們幹不成，叫他們也幹不成，雇了輛大棚車，把各班的優秀學生帶上，到太原考學校。這樣我就到了太原。
張仰仁老師有個朋友叫肖增繡，文水大象鎮人，在太原山西省立商業專門學校當校長。張仰仁通過肖增繡的關係，把我們全部放到商專附設的中專乙種商業學校繼續學習，他就回到陸軍測量學校去了。商業學校是比較進步的學校，鼓吹新文化運動，大講愛國主義，演出反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話劇。我還記得，演出《亡國恨》那個話劇的情況。戲裡講的是朝鮮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故事。據說這個劇本是農業專門學校的一個化學老師編寫的。演出時，台上台下，慷慨激昂，掌聲雷動，宣傳效果極好。商校有個學生叫姚聰，安邑縣人，在學校辦了個「互助販書社」，影響很大。當時，具有各種思想傾向的勢力都比較活躍，新出的書刊也是多種多樣，大多是以宣傳為宗旨。給出版商寫封信去，他就把書報刊物寄來，賣完再把錢寄去。這個書社給我提供了讀書的方便，大開眼界。商校的另一個同學叫支應掄，號文才，晉南聞喜縣人，和我特別好。他的大哥是反閻派，在陝西馮玉祥的部隊里當軍官。他介紹我結識了不少晉南反閻派人物。他還一手包辦，把他的妹子嫁給我。後來，由於思想上的分岐，她一心要我在舊政權里謀個官做，我卻立志要推翻舊社會。志不同道不合，終於又分離了。
就在我在商校讀書的時候，北京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消息傳來，我們都很激動，紛紛走上街頭，遊行、集會，向當局請願，聲援北京青年的愛國行動。偉大的「五．四」運動，是我走向社會鬥爭的第一步，它使我進一步認清了軍閥政府的腐敗無能，樹立了改造社會的信念。
我在商校只住了一年。由於我不喜歡商業，第二年便考入省立門農業專門學校學農業。我在農校住了四年，一年預科，三年本科，於一九二三年畢業。在這裡學到的關於農業的若干知識，對於以後我在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學工作，以及後來在家鄉搞水利工作，都起了相應的作用。也就是在這期間，把我原來的名字張法古，改為張稼夫。所謂稼夫者，即「只問耕稼，不問收穫」，到處散播革命種子的意思，很有點虛無飄渺、自由主義的氣味。其實，在那時，改名換姓，也是青年們的一種進步表現，自以為挺革命，很時髦了一陣子呢。
我在農校學習的時期，結識了不少進步青年，其中，有當時一中的學生，後來成為山西早期地下黨負責人的王振翼、賀昌、李毓棠、王瀛等人。王振翼和賀昌在太原辦《平民周報》，宣傳馬克思主義，幾乎每期我都我都看了。後來，他們組織「SY」小組，即社會主義青年團，我也參加了。我自己還辦了個「真社」（真理之社），向教師募捐。收集各種報紙、雜誌和書籍，供同學們閱讀。我、賀昌、王振翼、王仿、姚聰、郭秀峰等人，又集資在開化寺辦了個「晉華書社」，推銷各種進步書籍。「書社」由姚聰擔任董事，我是五元錢的一個股東。這一時期，我讀了很多的書，進步的、落後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各種傾向的書都讀。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人的經濟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羅素的數理哲學，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的佛學，歐洲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等。馬克思的著作也讀了不少，如《價值、價格和利潤》、 《剩餘價值論》等。總之，接觸的面很寬，感到都新鮮，都有道理。我好比在十字路口，反覆比較，思想鬥爭很激烈，不知道哪一種理論能夠救國救民。我和同學們爭論，曾被人稱為「新學博士」。我記得看過朱謙之的兩本書，一本是《革命哲學》，一本是《現代思潮批判》。他什麼都批，批馬克思主義，批無政府主義，最後批他自己，什麼都不要了。真是可笑得很。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馬克思主義，有說服力，如「剩價值論」、「價值、價格和利潤」的理論，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和壓榨工人階級的本質，分析的十分透徹。我在農校的第二學年，被選為學生會主席，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也更多了。正因為如如此，也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常常受到申斥，罰我閉目靜坐自省。我好動，坐不住就罰我面牆立正自省。然而，這一切，不僅不能使我屈服，反而更進一步加深了我對舊政權的厭惡，堅定了推翻舊制度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