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前 言
自從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大力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會已大見成效，許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問題，得到了糾正，保證了我們黨能夠繼續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這是一項關係到我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成敗的大事，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是應當大書特書的。在十年動亂期間，被混淆了的事物，既有現實問題，也有歷史問題，既有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也有個人的功過毀譽問題。我親身體會到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理論、見識，也需要勇氣、膽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別有用心的歪曲事實者不乏其人，無知和幼稚的受騙者也頗為眾多。對於後一種情況，可以諒解，然而諒解不能幫助受騙者覺悟過來。這個情況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使後來者了解革命前輩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從中汲取教益，少走彎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經歷至今縈繞在心頭。一批又一批的外調者使得我應接不暇，寫了許多證明材料。諸如，山西的青年抗敵決死隊，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戰地動員委員會，十二月事變，民族革命
大學
等許多問題，竟然成了糊塗帳，都來調查。其實，那是我們黨在山西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產物，局外人是難以理解的。例如：僅僅為了一個山西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的問題，外調者問：犧盟會是不是反革命組織？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組織，而是革命組織。外調者又問：犧盟會的會長是不是
閻錫山
？我回答：不錯，閻錫山是會長。我的這種回答，不要說紅衛兵聽了要吃驚，就是不了解山西情況的參加革命較晚的幹部也不易理解；反革命頭子居然是一個革命組織的領導人，這真是不可思議！但是，歷史事實確是如此，不能改變。為此，我對外調者，不得不仔細地介紹抗日戰爭時期山西的形勢、特點，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犧盟會以及其他組織的產生及其發展的歷史，還要特別地反覆地說清楚，閻錫山只是名義上的會長，實際主持工作的人則是共產黨 員薄一波、牛蔭冠等同志，從上層 到基層大部或者基本上是共產黨 員掌握了實際領導權，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絕大部分外調者聽了我的介紹，看了我寫的證明材料，是滿意的；有的甚至說，好象上了一堂政治歷史課，氣沖沖而來，欣欣然而去。與此同時，我又被迫交待我的歷史，這就使我對於走過的道路作了一番又一番的回顧；本已模糊的某些歷史情況，經過回憶，又歷歷在目。而那些歷史情況又正是目前的年輕一代所不了解的。由此，我就想到，應當向新的一代介紹革命鬥爭的歷史，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前兩年，出於一種階級友誼和政治責任感，我寫了懷念
林楓
同志的文章。有些同志看了文章以後，勸我把個人的經歷，特別是從太原失陷到晉西事變的這一段經歷也能憶述一下。因為從領導角度能夠講述清楚這段情況的人，已經為數不多了，並且通過個人的經歷把當時黨的工作的某個側面反映出來，是有意義的。於是，由於這些同志和現代史研究所同志的一再鼓勵，我就不揣淺陋，寫上幾頁，聊勝於無吧。
我接觸馬克思主義較早，「五四」時期就開始閱讀馬克思著作，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中國共產黨，其原因是我少年時期形成的固執性格所致。我不理解的我不信仰，我追求的是透徹的理解，我想，腦袋長在自己肩膀上，要自己去思考，不應盲從。這在實際上也發生了一個標準問題，即自以為理解的，正確的，並不一定都是真理，這需要實踐的檢驗；不過我的性格還有另一個方面，那就是我對我已經選擇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從不動搖。我對黨是忠誠的，即使在我和黨失去聯繫的時候，或者在我們黨的事業遭受挫折的時候，也決不動搖。我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這大概也就是我可以向讀者提供的一點禮物了。
我寫這篇材料的本意是想總結一下我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哪些作對了，哪些作錯了，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加以敘述和總結；不文過飾非，不隱惡揚善，不為自己樹碑立傳。待這個材料寫完，又感到沒有多少可取的經驗，深感抱愧。在寫作過程中，從童年寫起，是為了說明我的性格形成的過程，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在寫作的方
法上
，只寫我經歷的事物，聽來的事不寫，有些非寫不足以說明問題時，也要少寫。我不越俎代庖，甚至掠人之美。因此，從一個地區的工作情況來看，我寫的這份材料可能不連貫，不全面，那也只好寧付闕如，也不強不知以為知了。
是前年（一九八〇年．庚申年）開始寫了個提綱，打了個腹稿。所以就把題目定名為《庚申憶逝》。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中國科學院、
中國近代史
研究所
李新
、聶元素同志和有關的一些同志的鼓勵和支持。我的寫作過程是這樣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去到太原，向山西省文聯借調了李束為同志，向太原市委宣傳部借調了黃征同志，首先由我口述錄音，再由黃征同志整理成文字 資料，最後由李束為同志加工寫成為本文的徵求意見稿。在初稿列印以後，許多同志又提出修改意見，有的同志還提供補充材料。今春我又根據這些同志的意見，請黃征同志來京，幫助我在中央檔案館和北京圖書館查閱了若干必要的檔案、文件和報紙。力求本文所述往事的時間，地點和情況，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校正我自己記憶中的失誤之處。今年五月，我得到雲南省委的同意，約請李束為、黃征同志來到昆明，把這個稿子最後修訂了一遍。在修改的過程中，有一些地方在文字上，曾經過王修同志的加工。所以我的這篇文章的寫成，既包含了李束為和黃征同志的大量心血，也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雲南省委和以上所有同志的支持、鼓勵和協助，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在這一修訂稿寫完以後，我自己為了慎重起見，將全稿從頭至尾，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 當我讀到第十四段我將離開晉西北去延安時，想在後邊再增加一點，將我自己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入黨以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的學習和鍛煉的過程，回顧和總結一下。未料我這一寫，就停不下筆來；當我寫到若干「以身作則」地對我進行過黨性修養教育的同志，特別是寫到抗日以後和
我相處最久的林楓同志時，於是我就不得不寫長了許多。因此，我自己就決定將它另行列為一段，便成為這一稿中的第十五段。
張稼夫
一九八二年七月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