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斯頓 · 第四章 保守主義時代之格蘭斯頓

（一）選舉法改正案之由來 先是英國政界紊亂，國中貴族平民，迭生軋轢，以是人心紛亂，法律不能奏其效。識者憂之，欲乘機定王家之地位，殺貴族之權利，以保護國民幸福。因議改選舉法。貴族反對其事者甚多，議久不決。自佐治三世以來，五十年間，選舉之法，卒未嘗議決改正。 當時英國國會議員，分為三種。其第一種，為封建時代武士之代表，每州必出二人，以代表每州之武士。第二種為五港之代表，即英國各海港中有特權之人民，例如戰時能出軍艦為國家助力者是也。第三種謂之保羅，保羅者，不歸貴族領有，而有獨立特許狀之市府也。然而歲序變遷，此等自由市府，日就衰弱，而新開市府，間有日趨繁盛者。顧所出議員員數，不能與保羅平均。國民忿之，屢與政府爭議。濟查母等十餘人，前後五十年間，相繼提出選舉改革案於議會。前王濟母士四世晚年，此論益盛，貴族反對之，下院議決，輒為上院所否。及濟母士崩，威里亞母四世即位，選舉改革之論益囂，議案已通過於下院，上院復卻之，如是者凡數次，上院僅略加修改，已足以塞責矣。於是下院怒，罷其議。選舉人聞之大嘩，小民群起迫王宮及圍攻貴族邸第。上院議員睹事勢至此，知不可遏，乃可其議。議定：市府中人口少者，減其所出議員員數，以讓他市府之不能出議員者。更為之定相當之額：凡在市府，歲納十鎊以上之家屋稅，在村邑歲納五十鎊以上之地租者，即有被選舉資格。自此改革，五十萬中等工商之民，皆得選舉權，此實英國憲法之一大紀元，而是時格蘭斯頓方在義大利眺挨多那火山噴火時也。 （二）選舉準備 時英國保守黨與自由黨，大爭勢力。保守黨之代表為貴族黨，而自由黨之代表則屬民權黨。自由黨自選舉改革案通過後，其勢力彌張，保守黨乃於選舉執行時，振全力以與之抗。 紐卡斯侯者，故為保守黨人物。侯有領地，其所傭農人曾於選舉時，舉出與侯反對者百數十名，侯盡逐之。人有尤之者，侯曰：「以吾領地傭農人，寧不當從吾意為選舉耶？」其橫暴如此。顧侯所領紐亞克選舉區，為急進派所奪，侯怒，欲復之於保守黨，因覓侯補者，而難其人。侯子林可侖者，與格蘭斯頓同學，因以格氏薦，侯乃招之歸。 格氏得書，自西西里島歸國，時千八百三十二年十一月也。既歸，謁侯，與為協議，侯以格氏為候補黨之代表者，立於紐亞克選舉場。時自由黨候補者曰吳爾多，在紐亞克最有勢力。格氏本書生，又無名聲，而吳爾多為人嚴正不阿，且有辯才。新聞紙盛讚之，以為本期選舉，自由黨必占勝著矣。自由黨乘大改革之勢，雄據政界，保守黨之勢，遠不逮也。 紐亞克既屬侯之領地，侯於其間，頗有勢力，以是格氏或有中選之望。時格氏年二十有四，黑髮覆頸間，前額舒展，顏作蒼白色，望而知為能者也。眼大，光炯炯照人，眉目濃秀，口常閉，廣耳隆準，舉止溫雅，威嚴足以動人，一見而知為思慮沉篤之士。惟氣尚未充，蓋歷練未老故耳。其後英人曾以格氏少年影片，示其少女，女熟視良久言曰：「斯人殆似格蘭斯頓者，顧格蘭斯頓端重有威，斯人又何其怯弱耶？」其父乃告以：「此為格氏少年之影。」足見格氏少時，其貌固無以逾人，而他日竟能為有名之政治家也。 格氏既為候補者，名字載於新聞紙中，人見之皆不識。或問：「格蘭斯頓何人乎？」答者皆謂：「彼與紐卡斯侯之子同學，里巴布爾之商人子耳，其餘無所表稱。」及格氏至紐亞克，奔走數旬，乃漸為人所識。於是論者紛起，或謂： 「格蘭斯頓富於學識，長於辯才，有百折不回之氣。」或謂：「格蘭斯頓為奧特克大學之錚錚者，少壯政治家中，罕有其比。」時各黨人咸設俱樂部，自由黨以綠為識，保守黨則以赤為識，各援其候補者，互為運動選舉，競爭至烈。 （三）意外之當選 千八百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格氏乃發宣言書一通，題曰《告紐亞克獨立議員》。其中所持論，先論培養國民道德，維持社會秩序，宜使政府與教會之關係密接，並力以防其害；次乃痛斥當時社會進取過銳，動流於輕舉之弊；又論工人營謀生計，不可無相當之賃金。蓋格氏曾持保守主義，固亦兼采自由之旨者，次乃更於奴隸解放問題，為之論曰： 「吾人固知壓制奴隸之自由，而與以精神及肉體之束縛者，終不可不廢止。雖然，於斯二者何先乎？正今日之疑問也。以經典之言推此疑問，則吾輩視去其肉體之束縛，寧去其精神之束縛為急也。精神上束縛之弊，更甚於肉體之束縛，蓋無俟論矣。彼之日以束縛肉體為苦，急謀解放之說者，其論旨果安歸乎？亦以束縛肉體之害，必及於精神而已。雖然，彼之為急進解放論者，欲遽解放奴隸使彼身心皆得與自由民齒，而不知其所得之害更有甚於今日奴隸之害者。蓋彼奴隸，久受人之箝束，卑劣之質傳於子孫，今忽於身心兩獲自由，彼等必不能自存活，其甚乃至於亂社會之秩序，而遂受社會之屠戳，是使奴隸陷於更苦之境也。以是之故，吾人慾解放奴隸，必先使奴隸獨立獨行，有不倚賴他人之資。果如是，則可以無流血之慘、貧乏之患，於奴隸乃有益而無害。奴隸解放之事，斯其時矣。」 由此宣言書觀之，可以知格氏之能辯矣。選舉先一日，格氏乃與反對黨候補者吳爾多氏同為演說，吳氏揮其黨論，盛言奴隸當廢，且陳奴隸買賣制度為文明國之玷、道德之賊，演說亘四時間乃已。其時英國國民人人懷自由思想，主持廢止奴隸之說者居其多數，故於吳氏之論，無不和者。吳氏演說既終，聽者已倦，至格氏登台時，反對黨號呼之聲騷然，間以嘲笑，相率退場者甚多，格氏遂不能終其說而止。會長令聽眾表贊成之意，眾皆贊吳氏，與格氏表同情者僅數人而已。 歐洲諸國，皆為立憲政體，而選舉之際，多舞弊者。蓋政黨既多，各黨咸思張其勢力，欲張勢力，專視其黨議員之能占多數與否。故當選舉時，各黨必互相競爭，群為運動。或以蜚語中傷反對黨，以破壞反對黨之名譽；或行恐嚇；或施賄賂，甚乃公然以資購買投票者，此各國選舉之流弊，往往如是也。當時倫敦選舉，亦多沿此陋習。顧紐亞克之選舉，自由黨期吳爾多必勝，乃不用此等詐術。至選舉期屆，檢投票之數，則格氏得八百八十票，而吳氏得票僅七百十九，格氏因竟當選。保守黨新聞祝之曰：「天未厭英國，於紐亞克乃得今回之勝利，從此人望歸向，維持現在政府，而保其秩序。格氏一日而存，恐彼吳爾多輩，不復能再現於政界也。」反對黨新聞紙怒而詈之曰：「今日之選舉，彼格蘭斯頓竟能當選！彼人為里巴布爾之商人子也。啜奴隸之血以果其腹，寧知治國之道，寧復有經驗，寧足以饜人望，彼殆為紐卡斯侯之傀儡而已。嗚呼！紐亞克人，無獨立自治之精神，何一至於是！而乃任彼侯蹂躪其權利，而不以為羞，竟選舉一木偶，以供國會議場之玩弄耶？」 以格氏之雄辯與學識，而當時受人嘲弄者如此，顧格氏曾不為動。其後在議會提出議案，遇失敗時，輒聲色俱變，如怯者之臨戰然，然格氏不以其失敗而生退沮。至第二次會議時，則以數十倍之銳意，牢不可破之方略，而再提出其議案。故人每望之而生怖，此亦可見格氏之毅力矣。 （四）國會議員 選舉法改正案通過後之第一議會，實以千八百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集。自由黨內閣，既為輿望所歸，議會中當選者，自由黨每占多數。時古禮伊伯為大宰相，率上院，亞爾孛為下院首領，大法官安布羅，內務大臣米爾保倫，外務大臣來塞爾等，皆自由黨名士。在野保守黨者，以威靈吞為上院大將（言在上院中指揮其黨），下院則以羅保率其黨。而此外則更有阿康捏者，率愛爾蘭黨，鼎足而峙。此當時議院形勢之大略也。 自此時至千八百三十四年十二月，卑爾內閣組織前二年間，雖有愛爾蘭鎮壓案、大學免許案等種種問題，而其中最著名為奴隸解放問題一事。奴隸買賣制度成立已久，自佐治三世以來朝士多不韙其事，屢出嚴令禁之。顧其所已畜者，則恐其生計窮乏，不遽解放。其中奴隸娶妻治家業，子孫相襲，往往而有，非厲行解放之令，不足以絕其根。自由黨內閣思副國民之望，乃使其黨員建議，奴隸實時解放，議會遂可決其事。然當時奴隸之數達八十萬人以上，奴隸解放，為主人者蒙害頗多，國會乃更議出金二千萬鎊，以償其損失。 先是，殖民大臣某提出殖民地奴隸解放之決議案，謂凡六歲以下之兒，及條例通過後所生者，得脫奴籍。余者於數年間，每日以其時間四分之三，供主人役使，其四分一之時間，則為主人役使，當受賃金。畜奴主人，所有損失，國庫更以金償之。而殖民次官何伊光氏，亦盛倡廢止說，舉西印度奴隸勞役過度，致多死亡例甚多，更引格氏父所領地中，使用奴隸之事。翌日格氏驅馬過一公園，行人指而言曰：「此即格蘭斯頓也。今夕會議，此君必為演說，當往聽之。」是夕格氏果為演說，先駁何氏所言「西印度奴隸由於勞動過繁，衛生不講」之說，次乃辯明其父所有地中，奴隸減少之事曰： 「吾父所有之領地中，奴隸減少，非由於殘酷役使，而致死亡之災，實因島中殖產之業，利益殊少，乃移之他島耳。試觀印度在留人之書翰，即可以知其概矣。蓋諸島中，役使奴隸之法，實未嘗用殘酷手段，惟不得不施鞭撻而已。因其地奴隸愚昧無智，無良心之制裁，苟待之過寬，將肆其欲情，而不知所止，故有時加以鞭撻，殆出於萬不得已，不得遽謂為不正也。夫世間執業之困難，豈獨限於奴隸哉。水夫之於海上，礦夫之於礦穴，其所為之事，何一於生命無危險之虞，且有視奴隸更甚者矣。況怠於職務而蒙罰者，社會之通則也。人雖極其寬仁，決不能廢此通則，於奴隸寧獨有所異耶？今者不問情實，而以傳聞之稱，拘泥名義，欲為禁止，此不特害畜奴者之利益，且亦損彼奴隸之幸福矣。何也？彼奴隸者，概不知自立之道，舍受他人指揮之外，不過穴居山中，與禽獸為伍，以終其生耳。縱更讓一步，奴隸得以禁止，然彼主人皆以相當之金錢購來者，固不能不謂之為適法之財產，然則奴隸之主人，豈獨無所有之權耶？以故欲解放奴隸者，不可不先賠償購買奴隸之價額於所有者，不可不使奴隸自進而從事於實業，若計不出此，則吾人既不與以精神之教化，而徒使彼奴隸得此可憐之自由，豈特不得謂之幸福，抑轉以為災害之媒耳。」 格氏演說畢，議院不採之，乃決議解放。格氏此時之演說，雖未能發揚精彩，而聲音明晰，抑揚自在，身體動作亦活潑。其在議場演說酣時，輒目視其黨員，促其喝采。其言辭之豐，點綴之巧，不及卑特托，弊在過於流暢，間有辭冗而復者，排偶亦太多。故當時之格氏，猶未足以雄辯稱也。顧其討論之伎倆，世人久已稱之。時有批評家評格氏曰：「格蘭斯頓演說，對於敵黨，非常警敏，見敵之弱點甚速，而其摘發之也至巧，又善自藏其拙，使人不之知。彼每遇適於一己、利於其黨之論點，固執之甚堅。然苟避此論點而有利於政界時，則亦決然遠此論點。此固非他人所得及者。」觀此批評，格氏他年之能為雄辯家者，已於此見之矣。 （五）保守黨之領袖 自由黨內閣，旋以愛爾蘭問題生內訌，遂致解散。卑爾氏乃代之，組織保守黨內閣，以格氏為大藏理事官。時格氏年二十六歲矣。 已而內閣交迭，議員又解選，格氏又與焉。翌年二月開會，格氏亦臨場，旋登用為殖民次官。其時格氏所提出之《歐洲及北美諸島商船運輸規則改正案》，大為議院所歡迎。然當時選舉，自由黨最占多數，政府甚危。未幾，自由黨首領來塞爾欲以愛爾蘭教會收入之剩金，充英國全國之教育費，因提出《愛爾蘭教會寺產調查法案》。格氏以為適以傷英政府與愛爾蘭教會感情，反對其議。然其後自由黨贊者多數，卑爾內閣遂辭職，米爾保侖入，組織自由黨內閣。實其年三月也。 自是至千八百四十一年八月卑爾第二次內閣前，凡七年間。格氏去政府，從事於讀書著述，及旅行結婚諸事。時政界沉靜，無可紀者，其中最著之事，惟鴉片戰爭而已。 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威里亞母四世崩，女皇維多利亞繼位。以新皇登極，改選議員，格氏復與焉。時格氏為保守黨中有數之政治家，甚為其黨所屬目。先是，英國商舶載運鴉片入吾國，易吾國之茶葉而歸。吾國政府屢禁之，令不行。兩廣總督林則徐，憤英人違禁，以毒遺我國人，乃率兵圍英人商館，逐商人，焚其鴉片二萬餘箱。英人聞報大嘩，乃詰問吾國，吾國不應，英遣兵艦攻我沿海之地，戰端遂開。格氏友人古拉哈母，以為罪在英國商人，以是啟戰端，殊害正義，格氏贊其說。時馬克禮卿亦演說茲事，主開戰之論，格氏乃於議會駁之曰： 「忠誠有名譽、吾國之馬克禮卿，卿之言曰：『吾英國之國旗，今以榮輝之光，翻於廣東海港，是足以表吾國兵士不屈之概，無論何國，我決不輕讓一步。』雖然，吾聞此說，吾思之。夫見英國之國旗翩翩，而動敵愾之心者，果安在哉？毋亦以吾國之國旗，惟正義是興，惟暴氛是掃，貴重之國權，因是而擴張，公正之商業，因是而振起，而望之者，遂油然生興起之志耳。然今者吾之政府，濫用其威，無端而與中國開戰，以保護此不法之商業。嗚呼！堂堂英國國旗，閃於中國海港之外，為此不義之舉，吾人實不得不以滿身之戰慄，遮映於吾人眼中之國旗之光。且吾於既往數年間，見吾國旗之閃閃於雲表，每使吾人胸中興無量之雄志。自是之後，吾人當不能復見如此之國旗矣。」 格氏之言，本於正義公道之言也。顧當時英人不採其議，於是鴉片戰爭之事起。而鴉片之毒，乃延至吾國今日，猶未息焉。 （六）格氏之財政改革 其年議會休期中，自由黨內閣漸有搖動。千八百四十一年，議會開會，內閣以失政故，歲入短少。五月二十七日，卑爾以《內閣不足信任》提出議會，而米爾保侖（當時內閣）以為是不足以卜內閣之信用，更欲訴之國民輿論，乃解散議會。然改選後，與內閣反對者，仍居多數，於是自由黨內閣遂辭職，卑爾乃再入組織保守黨內閣，格蘭斯頓亦為內閣閣員。時格氏於愛爾蘭宗教及土地問題，甚為注意。卑爾以當時紊亂，非格氏莫能理，乃以格氏任商務局次長，並造幣局長，使參樞密院事。 其時國庫貯金，缺額二百七十萬鎊，而租稅既已盡課，民間職業停滯，怨嘆之聲，滿於四方。卑爾以為不如減原料品輸入稅，以去製造業者之桎梏，而輕勞役者之負擔，國家歲入，則當取之於富豪之手。然財政改革案中，最煩勞者無過於關稅改革。格氏身任其事，廢千二百種課稅品之稅，其他減少者，亦不下七百五十種。會期時，議員質問其事，格氏一一說明之，至於一百二十九回之多，亦可以知其勞矣。卑爾氏曰：「格蘭斯頓於課稅一事，可謂顯其拔群超倫之才矣，欲使之不入內閣不能也。」千八百四十二年之財政改革，殆與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選舉法改正，同為政界之一大紀元，而自由貿易端緒，亦開於是。其時卑爾及格氏所主持，除穀物條例外，過半為自由貿易，此亦足以為趨向自由主義之特徵矣。其後格氏漸進自由主義，所歷之程甚多，詳於後篇。 【批評】 格氏在議會，提出議案，多遇失敗，遂至聲色俱變，聖賢豪傑，固亦有時不免為感情所役。然至其再提此議案時，則再接再厲，無所悚焉。然則英雄不必常勝，不必有成也。但失而不屈，敗而反省耳。 奴隸制度，其害正義公道，固不俟論，然以格氏之賢，乃竟反對廢止之說，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格氏一生最大缺點，讀者當引以為鑑也。夫人能一無所蔽者鮮矣。古人為時勢所蔽者，其言未必盡足法，即於當時足法，而時遷序異，守舊習者，固不得以之為護身之符也。 凡一群之中，必有二種意見，則保守、自由是也。保守未必非，自由未必是，而折衷之談，則更誤矣。夫是二者，亦不過時勢之產物而已。苟社會之人，而果能各各實行其主義，則時勢所驅，保守者未必不入於自由，自由者未必不入於保守，政策上本無善惡，要惟適於時而已。最患者，國民無一毫之實心實力，言保守者，永無實行其保守之時；言自由者，未見其有踐履自由之日，如是則國必亡。格蘭斯頓始而保守，終而自由，亦從其良心之所認仰耳，世之日以守舊、維新自號者，其以格氏為法乎。 人類主義，與國家主義，可以並行不悖乎？是亦一疑問也。格蘭斯頓於鴉片戰爭，所主者惟正義，然卒以與其國利害不協，為眾所黜。然則二者之衝突，固今日之世界必不可免之數也。二者既不可調和，則吾人當以視其所處之地位以為斷。使吾處折衝樽俎之地位，使吾處行陣戰鬥之地位，則吾固不能不按其國之國情，而妄以意行事也。若夫個人交際間，則固可不必以異國人而生特殊之感情也。夫世界之不能趨於大同，亦今日之不得已，吾人方當引以為憾，今乃視外人如仇讎，靡特其量太狹，亦社會進步之障礙也。 （一）選舉法改正案的由來 在此之前，英國的政界極為混亂，國內的貴族和平民互起衝突，因此人心焦灼紛亂，法律常常失去效力。有識之士對此很是憂慮，便想乘機鞏固皇家的地位，削弱貴族的權利，來保障國民的幸福。於是他們因此提議改革選舉法。但是反對的貴族很多，提議遲遲未能得到決斷。自從佐治三世以來，五十年間，選舉法始終都未能決議改正。 當時英國國會的議員分為三類。第一種，是封建時代騎士的代表，每個州必須要推選出兩人來代表本州的騎士。第二種，是五港的代表，這屬於英國各個港口中有特權的人民，例如能在戰爭時期供給軍艦為國效力的人。第三種叫做保羅，保羅不屬於貴族管理，而是具有獨立行政能力的市民政府。然而物換星移，這種自由的市民政府也日趨衰落，而新興的市政府近來大有繁盛的勢頭，只是所推選的名額無法與保羅平均。這讓國民很憤怒，屢次與政府發生爭議。濟查母等十餘人，前後五十年間，相繼向議會提出選舉改革的方案。在前任國王濟母士四世晚年，這種議論愈發熾盛，貴族們紛紛表示反對，下議院通過的決議總被上議院否決。等到濟母士四世逝世，威里亞母四世即位，選舉改革的言論更加熱烈。議案已被下議院通過，又被上議院否決。如此反覆幾次，上議院僅對議案略加修改，便認為足以敷衍了事了。因此，下議院的人們憤怒不已，取消了議案。選舉人聽聞後一片譁然，老百姓聚集起來逼迫王宮，又進攻貴族的府邸。上議院看事態發展至此，明白再也阻止不了了，便通過了議案。議案決定：市政府之中人數較少的，減損選舉議員的名額，補貼給其他不能推選議員的市政府。又為此規定了相應的名額：凡是在市區的每年繳納10英鎊以上房產稅，和在村郊的每年繳納50英鎊以上地租的人民，就有被選舉的資格。從這次改革以後，五十萬中等工商業人士都擁有被選舉權了，這實在是英國憲法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而此時的格蘭斯頓還在義大利山脈眺望火山噴發呢！ （二）選舉準備 此時英國保守黨與自由黨，正在爭權奪勢，異常激烈。保守黨的代表是貴族黨，而自由黨的代表屬於民權黨。自由黨自從選舉改革議案被通過以後，勢力愈發強大。因此，保守黨於是在大選之際傾盡全力與之對抗。 紐卡斯伯爵以前屬於保守黨的人物。他擁有領地，領地里僱傭的農民，因曾經在選舉時有近百人投票投給了自由黨，伯爵便把那些農民全部驅逐了。有人批評他，伯爵說：「在我領地被我僱傭的農民，他們的選票我不能做主嗎？」他就是如此蠻橫凶暴。只是如今伯爵管轄的紐亞克選舉區被激進派的人奪去了，伯爵極為惱火，想將選舉區還給保守黨，因而尋覓候選代議員，卻苦於找不到合適人選。巧合的是伯爵的兒子林可侖跟格蘭斯頓是同學，林可侖便將格蘭斯頓推薦給父親，因此伯爵急忙招他回國。 格蘭斯頓收到書信後，從西西里島啟程回國，此時是1832年11月。回來後，他便去拜見了紐卡斯伯爵，與他進行了商議，伯爵推舉格蘭斯頓作為保守黨的候選代表，在紐亞克選舉區參與選舉。這時自由黨的候選人叫吳爾多，此人在紐亞克最有勢力。格蘭斯頓本就是個學生，又沒有名聲，而吳爾多為人又嚴肅端正、剛毅不阿，且極具雄辯之才，新聞報紙盛讚他，認為本輪選舉，自由黨必然勝券在握。自由黨人乘著大改革的勢頭，雄霸政壇，保守黨望塵莫及。 紐亞克既然屬於紐卡斯伯爵的領地，伯爵在其中自然具有一定勢力，因此格蘭斯頓或許有選舉成功的希望。這時格蘭斯頓二十四歲，濃黑的頭髮覆蓋了脖子，額頭寬大舒展，面色蒼白，一望即知是有能力之人。他眼睛很大，炯炯有光，神采照人，眉宇清秀，嘴唇緊閉，高鼻樑大耳朵，舉止溫潤典雅，威而不怒的神情足以使人敬畏，一看便知道他屬於有深厚思想之人，只是氣度尚未充盈，大概由於閱歷尚淺之故罷了。後來有個英國人曾將格蘭斯頓少年時期的照片給自己小女兒看，小女兒仔細看了半天，說：「這人長得很像格蘭斯頓。不過格蘭斯頓本人威儀堂堂，這人卻怎麼這麼文弱。」父親便告訴女兒：「這是格蘭斯頓少年時代的照片啊！」由此可見，格蘭斯頓青少年時期相貌並不出眾，可是後來卻成為了一代大政治家。 格蘭斯頓成為候選人後，名字悄然出現在各大新聞報刊上，見到的人都說不認識這人。有人問：「格蘭斯頓是什麼人？」有人回答道：「聽說他是紐卡斯伯爵兒子的同學，里巴布爾商人的兒子，其餘沒啥稱道的。」等格蘭斯頓到了紐亞克演說了幾十天後，才漸漸為人所熟知。於是輿論紛紜，有的人說：「格蘭斯頓富於才學，善於辯論，為人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又有人說：「格蘭斯頓是奧特克大學的傑出者，新一代年輕政治家中罕有其匹。」此時，各黨派中的人都開設了俱樂部，自由黨的標識為綠色，保守黨為紅色，互相支持各自的候選者，各自操縱選舉，競爭極為激烈。 （三）意外之當選 1832年10月9日，格蘭斯頓發表了一篇題為《告紐亞克獨立議員》的宣言書。其中所持觀點認為，首先要培養國民的道德品格，維持社會秩序，應讓政府與教會之間關係更加密切，齊心協力防止社會禍患；其次，他猛烈斥責當時社會追求進步過於猛烈，往往有輕舉妄動的弊病；其次又討論工人的經營生計不可以沒有相應的僱傭金。因格蘭斯頓雖曾堅持保守主義，當然也會汲取自由黨合理的部分，其次又再次對奴隸解放問題發表闡述： 「我們當然知道壓制奴隸自由，給他們在精神上、肉體上雙重束縛的規矩，最終不得不廢除。既然如此，那麼對肉體與精神的束縛，應當先去除哪個？這恐怕就是問題所在了。以經典里的道理來推究答案的話，那麼我們會認為解除肉體上的桎梏，不如先去掉他們精神上的枷鎖更為急迫。精神束縛的弊端比肉體束縛的弊端大的多，這大概不用討論了。過去那些說『奴隸們每天苦於肉體束縛，須儘快謀其解放』的言論，他們的宗旨到底是什麼呢？他們不過說『束縛肉體的傷害必然影響到精神上』罷了。雖然他們的持論有一定道理，可那些持激進解放論的人，想立馬解放奴隸，使奴隸的身心與自由公民相等，殊不知這樣冒進的危害，恐怕比今天奴隸的隱患更大。因為那些奴隸長久以來受人鉗制管束，卑下頑劣的本質代代相傳，如今忽然獲得肉體、精神的雙重解放，他們必然不能自己養活自己，甚至可能會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分明是讓奴隸陷入更加苦難的境地。因此之故，我們想要解放奴隸，必先教育奴隸有獨立的能力，不倚靠他人生存的資格。果然能這樣，那才可以避免流血慘劇的發生，也使他們免於饑寒交迫，這對於奴隸而言有百利而無一害。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真正談奴隸的解放啊。」 從這封宣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格蘭斯頓是多麼能言善辯了。選舉日前一天，格蘭斯頓與反對黨候選者吳爾多一同做演講。吳爾多發揮自由黨的理論，強烈要求奴隸制應當被廢除，而且還說奴隸買賣制度是文明國家的污點，是道德仁義的仇敵。演說持續了四個小時才結束。當時英國每個國民都懷抱自由民主的思想，贊成「廢止奴隸制學說」的居其大半，所以對於吳爾多的演講沒有不應和的。吳爾多演講結束後，聽眾已經很疲倦了，等格蘭斯頓登台時，反對黨的喧譁聲非常吵鬧，且雜以嘲笑，相隨退場的人極多，格蘭斯頓最終未能完成演講就結束了。演講大會的會長讓聽眾投贊成票，眾人全部贊成吳爾多的演說，贊成格蘭斯頓的僅僅幾個人。 歐洲各國都是立憲政體，每當選舉時多有作弊。大約政黨太多，每個黨派都想擴張自己的勢力，擴張勢力就只看本黨派能不能占議員的多數席位。所以每當大選的時候，各黨派必然互相競爭，大規模的操縱運作。有的用流言蜚語中傷對方黨派，以破壞對方的清譽；有的用恐嚇手段，有的施行賄賂，甚至有光天化日之下用錢收買投票人的情況，各國選舉的弊端往往如此。當時倫敦大選也沿襲了此等陋習。不過紐亞克的選舉，自由黨預計吳爾多必然勝出，便沒有用這些欺詐之術。等到選舉之日，檢查投票情況，格蘭斯頓竟然得了八百八十票，而吳爾多才得了七百一十九票，格蘭斯頓因此竟然當選。保守黨的媒體在報紙上慶祝說：「上帝未曾拋棄英國，才讓我們在紐亞克奪回了勝利，從此以後保守主義是民心所向，我們要維持現在的政府，確保正常的社會秩序。格蘭斯頓只要一天活著，恐怕那些吳爾多們不可能再出現於政壇了！」反對黨的新聞報紙也怒罵道：「今天的大選，那個格蘭斯頓居然能夠當選！那人可是里巴布爾商人的兒子啊。從來是吮吸奴隸的血液來填飽肚子的，哪裡會懂得治理國家？哪裡會有政治經驗？哪裡會滿足民眾的期望？他大概只是紐卡斯伯爵的傀儡罷了！悲哀啊！紐亞克的人民，缺乏獨立民主的精神竟然到了這個地步！竟然任由那個伯爵蹂躪自己的權利而不知羞恥，反而選舉一名木偶，想提供給國會作為玩具嗎？」 憑著格蘭斯頓的辯才與學識，在當時竟然受人如此嘲弄，不過格蘭斯頓不曾介意。之後在議會提議案遭受挫折時，他的聲音和臉色雖然都變了，仿佛怯懦之人登上戰場一般，然而格蘭斯頓沒有因為失敗而退縮。到第二次會議的時候，他便用數十倍的銳氣、無懈可擊的策略再次提出他的議案。所以人們每每看到他，都會害怕，這也可見格蘭斯頓的毅力之強大了。 （四）國會議員 選舉法改正案通過後的第一次議會，於公元1832年1月28日召開。自由黨內閣成員，本就是眾望所歸，議會中當選的自由黨派人士最多。此時古禮伊伯爵身為首相，掌管上議院，亞爾孛作為下議院首領，大法官安布羅，內務大臣米爾保倫，外務大臣來塞爾等，都是自由黨著名人士。在野的保守黨成員，以威靈吞作為上議院大將（是說他在上議院裡指揮自己的黨派），下議院則是羅保率領的黨派。此外還有阿康捏率領的愛爾蘭黨，與其他黨派鼎足而立。這就是當時議院的大概情況。 從這時一直到公元1834年12月，卑爾內閣政府組閣的前兩年之間，雖然有愛爾蘭鎮壓案、大學免許案等種種問題，但其中最著名的是關於奴隸解放的問題。奴隸買賣制度成立已經很久了，自從佐治三世以來，中央官員們都不認可買賣奴隸的事，屢次下發嚴厲的命令禁止。不過已經養在家裡的奴隸，主人怕他們生計困難，便沒有馬上解放。其中還有些奴隸都已經娶了妻子，置辦了家業，子孫沿襲，若非嚴厲的解放政策，不足以斬草除根。自由黨內閣想要滿足國民的期望，於是讓自由黨員提出議案，立刻解放奴隸，議會通過了這個決議。可當時奴隸人數多達八十萬以上，被解放的奴隸，其主人蒙受的損失非常多，國會因而再次提議拿出2000萬英鎊，來補償他們的損失。 在此之前，某殖民地事務大臣提出了讓殖民地解放奴隸的決議案，規定凡是六歲以下的小孩，以及解放奴隸的條例通過後所生的孩子，可以除去奴隸身份；其餘奴隸在幾年時間裡，每天四分之三的時間給主人提供服務，其餘四分之一時間被主人差遣的，應當獲得報酬；奴隸主所有的損失，由國家用國庫里的錢加以補償；而殖民地的次官何伊光，也全力倡議廢止奴隸制的提議，他例舉了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因為勞動過度，致使很多人死亡，還援引格蘭斯頓父親的領地裡面，大量使用奴隸的事情。第二天，格蘭斯頓騎馬路過一家公園，路人指著他對人說：「這就是格蘭斯頓。今晚的會議，他一定會做演講，我們應該去聽聽。」那一晚，格蘭斯頓果然發表了演說。他首先駁斥了何伊光所謂的「西印度群島上的奴隸，因為勞動量過大，衛生條件極差，奴隸主不把他們的命當回事」的說法，其後他才辨明在他父親的領地里，奴隸減少的事情。他說： 「我父親的領地里，奴隸之所以減少，並非由於殘酷的奴役而造成了死亡的災禍，實際上因為島上養殖產業利潤太少，才把他們移到別的島上去了而已。你們看看印度在留人時所寫的書信，即可知道其大概了。在各個島上，役使奴隸確實沒有使用殘酷的手段，只是不得不用鞭子抽打來管理他們而已。因為那地方的奴隸愚昧無知，沒有自控能力，如果對待他們太寬容，恐怕將使他們放縱到無所不為的程度。故而有時候用鞭子抽，大抵出於萬不得已，不可以武斷地定為不公正的事。世間從事任何行業，哪個沒有困難，難道僅僅是奴隸的問題嗎？水手在海上，礦工在礦洞裡，所乾的活哪個沒有生命危險？甚至比做奴隸更危險！況且懈怠工作受到懲罰，這是社會的通例，即使某人非常寬厚仁愛，決不至於廢除這個通例。那麼對奴隸就偏偏要例外麼？現在不問事情真相，只聽憑傳聞，捕風捉影，拘泥於名詞的含義，便想著廢止奴隸，這不僅損害奴隸主的利益，同時也葬送了奴隸的幸福。為什麼？那些奴隸對獨立自主一概不知，除了受別人指揮勞作外，也不過是穴居山洞跟飛禽走獸打交道，以度過漫漫一生罷了。退一步講，奴隸制度得到廢止，可是那些奴隸主當初都是花相應的金錢購買他們的，自然不能不說奴隸是他們的合法財產。那麼主人對於奴隸，難道就沒有所有權麼？因此，想解放奴隸，不可以不先按購買奴隸的價格賠償給擁有者，也不可以不教奴隸上進，自主從事於實業。如果想不到這些，那麼我們既然不給予奴隸精神的教化，僅僅讓奴隸獲得可憐的自由，那麼豈止不能稱之為幸福，只怕反而會成為轉變為災禍的媒介！」 格蘭斯頓演講結束後，議院沒有採納他的建議，於是決議解放奴隸。格蘭斯頓這時候的演講，雖說沒有發揮得十分精彩，但是聲音清朗，抑揚頓挫，身體語言豐富活潑。他在會場演講到高潮部分，總是拿眼睛去瞟本黨的黨員們，暗示他們為自己喝彩助威。他語言的豐富、點綴的精巧，不如卑特托，主要弊病在於太過流暢，時而有重複的句子，排比也太多。所以當時的格蘭斯頓，還不足以稱為大辯論家。不過此時他討論的方式手段已經為世人稱讚了。當時有評論家評價格蘭斯頓說：「格蘭斯頓的演講，對於敵對黨，總是非常機警敏銳，能快速發現對方的弱點，而指摘的也十分巧妙；又擅長隱藏自己的弱點，不讓對方看出。他每遇到適合自己、利於自己黨派的論點時，總是會堅定不移地堅持。可如果避開這個論點而有益於政治時，他又會毫不猶豫的放棄這個論點。這一點可不是其他人能夠比擬的。」看了這個評價，格蘭斯頓日後能夠成為大辯論家，從這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了。 （五）保守黨之領袖 自由黨內閣，不久因為愛爾蘭問題發生了內訌，最終導致解散。卑爾氏接管了內閣，組織了保守黨內閣，任命格蘭斯頓為大藏理事官。這時格蘭斯頓才26歲。 不久內閣更迭，議員又被解職再選，格蘭斯頓又再次入選。第二年2月，召開了內閣會議，格蘭斯頓也出席，不久便升任為殖民次官。當時格蘭斯頓提出的《歐洲與北美諸島商船運輸規則改正案》，非常受議院的歡迎。可當時選舉進入議會的自由黨人數最多，政府十分危險。沒過多久，自由黨首領來塞爾想把愛爾蘭教會收入的剩餘資金，充繳國庫作為全英國的教育經費，並因此提出了《愛爾蘭教會財產調查法案》。格蘭斯頓認為這正好會傷害英國政府與愛爾蘭教會之間的感情，故而持反對意見。可後來自由黨贊成法案的人占多數，卑爾內閣因此辭職，米爾保侖上台，組織了自由黨內閣。這時正是當年的三月。 從這時直到1841年8月卑爾第二次主持內閣前，一共經歷了七年時間。格蘭斯頓離開了政府，從事讀書、創作工作，以及旅行和結婚。當時的政壇安寧，沒什麼可記述的，其中最重要的事，只有鴉片戰爭而已。 公元1837年6月，威里亞母四世去世，女皇維多利亞繼位。因為新皇登基，必要改選議員，格蘭斯頓再次被選入。當時格蘭斯頓是保守黨中為數不多的有名的政治家，很受本黨的關注。在此之前，英國商船運載鴉片進入我國，交換我國的茶葉而歸。我國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卻屢禁不止。兩廣總督林則徐憤恨英國人違反禁令，用鴉片來毒害我國人，於是派兵把英國人的商館圍起來，驅逐了商人，焚毀了兩萬餘箱鴉片。英國人聞訊後一片譁然，於是詰問我國政府。我國政府沒有回應，英國人便派遣軍艦進攻我沿海地區，戰爭由此拉開帷幕。格蘭斯頓的朋友古拉哈母認為罪在英國商人，由於販賣鴉片開啟戰端，對正義傷害極大，格蘭斯頓贊同他的觀點。這時馬克禮也對此事發表演說，主張對中國開戰，因而格蘭斯頓在議會上駁斥他說： 「我們忠誠而有名譽的馬克禮閣下，您說『我大英帝國的國旗如今以榮耀的光輝飄揚在廣東的海港，這足以表明我國軍人不屈的氣概，無論對哪個國家，我們決不輕易退讓一步』。雖然您說的是對的，但我聽到這話後，還是想了又想。我們國人望見國旗飛舞飄揚而產生了同仇敵愾的決心，到底原因何在？不也是因為我國國旗代表著正義，堅決掃滅強暴，使得高貴的國家主權得到擴張，公正的商業得到振興，所以我們望見國旗，奮鬥的志氣才會油然而生嗎？然而如今我國政府濫用威權，無緣無故地跟中國開戰，用以保護這些不法的貿易。可嘆啊！堂堂的英國國旗在中國海港外面閃動飄揚，做這番不正義的舉動，我等實在不得不用滿身的恐懼，來遮映我們眼中國旗的光輝。況且我在過去幾年，每當看見國旗飄揚在天空，我的心中總會興起無窮的雄心壯志。從今以後，我們再也不能看見那樣的國旗了。」 格蘭斯頓的話，是根據正義公道而說的。不過當時的英國人沒有採納他的提議，因此鴉片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而鴉片的流毒，蔓延到了我國的今天，現在還沒能消滅（指作者當時而言）。 （六）格氏之財政改革 這一年議會的休會期間，自由黨內閣漸漸有所搖動。1841年，議會召開會議，內閣因為政策失誤的緣故，導致國家的財政收入不足。這一年的5月27號，卑爾在議會上提出了《內閣不足信任》的提案，而米爾保侖（當時的內閣首相）認為前面所述的原因不足以衡量內閣的信用，想要再訴諸國民輿論，由國民決定，於是便解散了議會。然而改選後，與內閣持反對意見的議員仍然占居多數，因此自由黨內閣首相最終不得不辭職，卑爾因此再次上台，組織保守黨內閣，格蘭斯頓也成為了其中一員。此時格蘭斯頓對於愛爾蘭的宗教、土地問題頗為用心。卑爾認為當時財政經濟紊亂，除了格蘭斯頓沒人能治理，於是任命格蘭斯頓為商務局次長，兼任造幣局長，同時讓他參與內閣事宜。 當時國庫的庫金，虧空達270萬英鎊，而全年的租稅都已經收完了，民間的工商業者大量失業，全國上下，怨聲載道。卑爾認為不如減少原料商品的關稅，以此來來解除製造業的枷鎖，從而減輕勞動者的負擔；國家的年度財政收入，則應該從富豪那裡收取。然而在財政改革裡面最麻煩的就是關稅的改革。格蘭斯頓親自主持關稅改革，廢除了一千兩百種進口物品的關稅，其他的關稅，也減少了不下七百五十種。議會期間，議員們質問關稅改革的問題，格蘭斯頓一一進行了說明，以至於來回解釋達到了一百二十九次之多，這也可以看出他的辛勞了。卑爾說：「格蘭斯頓在稅收事務上的才能可謂出類拔萃，想不讓他進入內閣都不行。」1842年的財政改革，大概與1832年的選舉法改革一樣，同樣是英國政壇的一大開創性舉措，而自由貿易的發端，也是由這開始的。當時卑爾和格蘭斯頓所主持的改革，除了《穀物條例》以外，多半是關於自由貿易的，這也足以看出格蘭斯頓趨向自由主義的特徵。後來格蘭斯頓弄好慢慢信奉自由主義，其歷程太多，詳細情況記述在後。 【評論】 格蘭斯頓在議會提出的議案，常常遭到否決，竟然以至於聲音臉色都變了。可見偉大人物終究也不免被感情左右。然而當他再次提出這個議案的時候，反而一次比一次努力，無所畏懼。如此可知傑出人物不一定百戰百勝，事事成功，他們只是在失敗後沒有屈服，自我反省原因而已。 奴隸制度違背了公道和正義，這自然不用說了，可是以格蘭斯頓的賢能，竟然也反對廢止，可見人一旦受到習俗影響，連賢者也不能避免。這是格蘭斯頓一生最大的污點，讀者應當引以為戒。能夠不受任何事物蒙蔽的人太少了。古人被時代形勢蒙蔽，說的話未必都值得效法，即使在當時值得效法，但隨著時代變遷，守護舊習俗的人自然不能用古人來作藉口了。 凡是一群人，肯定有兩種以上觀點，於是便出現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保守一派未必全錯，自由一派未必全對，而想對二者進行折衷就更不對了。這兩派也不過是時代的產物罷了。如果社會上的人果真能各自實行自己尊奉的主義，那麼受形勢的影響，保守一派的人未必不會成為自由黨，自由一派的人未必不會成為保守黨。政策本沒有善惡之分，只要適用於當時時局就可以了。讓人最為擔心的是國民沒有一點實幹的心思，信保守主義的永遠不去實行保守派的主張；談自由主義的也看不見他去實踐自由主義，這樣下去，國家必定滅亡。格蘭斯頓開始信奉保守派，最終轉向自由派，也只不過是隨著良心所安而行罷了，世界上每天號稱「守舊」、「維新」的人們，還是效法格蘭斯頓吧！ 人類主義和國家主義，兩者能夠並行不悖嗎？這是一個問題。格蘭斯頓在鴉片戰爭期間所信奉的是正義，可最終還是與本國的利益發生衝突，被眾人排擠。如此說來，這兩者的矛盾固然成為當今世界必不可免的定數了。兩者既然不能調和，那麼我們應該按照他所處的地位來作出判斷。假如我處在外交家的位置，處在軍事指揮的位置，那我固然不能不按國家的國情行動，決不可意氣行事。如果是個人之間的交往，那固然不用因為國籍不同而產生異樣的感情。世界不能趨向大融合，也是今天時勢的無奈，我們應當將之視為遺憾。如今反而把外國人當做仇敵，不但顯得氣量狹小，恐怕也會阻礙社會的前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