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與貝多芬 · 歌德與貝多芬

羅蘭《歌德與貝多芬》

上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豐富的秋天與葡萄的收穫，樹林的金與夕照通紅的天……臨末的兩曲交響樂，和最後一曲小提琴奏鳴曲（Sonate pour violon）……最後的良辰，最後的愛……和兩個太陽，貝多芬與歌德的邂逅，剎那的會合。自從許多世紀，命運已經準備好這兩顆詩與音樂的大星的朔望了。時辰過去了，他們互相握手，又互相避開了。又要再等千年的長期了……我多羨慕那些得到目睹的人啊！我要掠取這些眼睛和那些沉睡在眼底的影像。我從池塘里看見那已經落在天邊的太陽。許久以前，這兩個人已經遙遙地相識了，不過認識的程度並不一致。而兩人之中，理解對方較深的，卻是貝多芬。自從童年，他便浸淫在歌德的作品中，對他深致景仰。他每天都讀他。在他心裡，歌德已經替代了克羅柏士多克（Friedrich Klopstock，1724—1803）[7]了。 ……克羅柏士多克常常想死。這遲早總要來的！……至於歌德呢，他活著，而且我們大家都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麼宜於譜成音樂。再沒有比他更宜於譜成音樂的…… 一八一〇年五月，他和貝婷娜（Bettine）第一次會晤里，他曾經說過歌德的詩對於他的魔力是多麼大，「不獨由於它們的內容，並且由於它們的節奏……」 ……我願意而且被鼓動去用這文字創作音樂，這文字自己組成一個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由心靈的手造成的宮殿一樣；它本身已經具有和諧的秘竅了。貝婷娜看見他正在熱烈地把歌德兩首小歌（Lieder）譜成音樂。怎樣的小歌啊！怎樣的音樂呵！……那《不要干吧，淚啊！》（《憂鬱的快感》Volupté de la Mélancolie），和《迷娘歌》（Mignon）。同年，他寫成了《愛格蒙》（Egmant）[8]的音樂。而自一八〇八年，他便夢想著要把《浮士德》（Faust）譜成音樂了。把一首詩譜成音樂，對於他，並不像對於大多數音樂家一樣，只是一種插圖工作，一種對於原詩的彩色的註疏；那是一種和原詩的結合，靈肉混作一團。人們並沒有注意得夠貝婷娜所述的他那番追逐曲調的囈話正是關於歌德的意境之探索，他要融化為音樂的： ……我要從興奮的洪爐里把旋律放射出來，它向著四方八面奔逸。我追逐它，我重新熱烈地摟抱它。我眼見它逃走，和散失在無數印象的混亂里，立刻又把它更熱烈地抓住。我再不能和它分離了，我得要從一種忘形的痙攣中把它繁殖起來，化成種種抑揚頓挫的音階；而最後，我勝利了，我擁有它，擁有我所追逐的原來的思想。於是，看呀，便成了一曲交響樂！……是的，音樂真是感官的生命和心靈的生命的媒介。我很想把這意思對歌德說。他會了解我麼？他堅持著：旋律是詩的肉感的生命。一首詩的精神的內容可不是由旋律滲入我們的感官麼？《迷娘歌》的旋律可不把全詩的肉感的情調傳達出來麼？這感受的印象可不又刺激心靈去產生新作麼？…… 在這裡，貝婷娜加給貝多芬一種音樂的潛意識的直覺，比字面的意思深宏過千倍，因而作了叔本華和瓦格納的前驅，而，回到歌德，他加重他的呼籲：對歌德講我罷？告訴他，他得聽我的交響樂！他會同意我音樂是直達那較高的認識世界的唯一法門，人們受它包圍著卻抓不住它……心靈藉感官從它那裡得來的是一個靈感的啟示的化身……給歌德寫信提我罷，如果你了解我！……我也樂意他啟迪我呢！…… 但是在未繼續我們的路程之前，我們得在這裡停留一下，估量貝婷娜作證的價值。雖然我們不能在本文內試去解決這非凡的婦人之謎（對於她我要另寫一篇比較詳盡的研究），我至少應該在讀者面前劃下這個問題的綱領，說出我所得到的結論。我們現在已經有法子在這顆靈魂里看清楚了。她和歌德通信的原本已經發表了幾年。許多批評的研究曾經把兩種本子詳細比較。雖然因為許多重要的信已經失掉之故，還有不少罅漏，我們今天已經很明晰地把「確鑿的」從「可能的」，「可能的」從「謬誤的」或「虛構的」分辨出來了，尤其是關於我們所須研究的這時期。而貝婷娜之謎再也不能成立了，除了那些不熟悉女性靈魂和缺乏同情的人——沒有同情，靈魂之門是永不會開給你的理解力的。不，她絲毫也不像一個近代許多歷史家所稱的「北方巫女」，這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〇年間的小勃倫丹諾（Brentano）[9]——因為，描畫一顆靈魂的時候，我們須先分清楚我們撮取它的時辰；沒有人畢生如一的，何況一個像貝婷娜那樣完全聽命於她的溫軟而且痴情的心的女人！後來，容貌改變了，年齡把它疊折起來，把青春的微笑化作鬼臉。一八二五年的歌德的眼也不像一八〇七年一樣寵愛地看她。但現在我們所要說及的，卻是那二十至二十五歲的小迷娘。迷娘，她親近的人這樣看她，歌德初次和她見面也這樣看她。從他在《威廉·邁士特》（Wilhelm Meister）[10]里找著了迷娘的影像那時起，她也這樣看待自己。她從迷娘的性格認出了自己，迷娘的悵望，迷娘的命運，「一切」，她說，「除了死」：因為她有著一個貪生的幽靈。身材短小，顏色黯淡，但似乎無底的陰暗的眼，濃厚的黑色鬈髮，常穿著一件飄蕩的黑袍，用一條粗的腰帶系住，像進香客一樣；不趨時髦，也不能遵守社會的狹窄的規矩；在椅子上坐不舒服，卻常常盤膝在矮几上，或棲息在窗台里；時而活潑狂笑，時而沉沒在憂鬱里：總之，一個活在夢裡的大夢想家。那在她快要見貝多芬時候，為她畫下這幅肖像的年輕的亞羅衣士·比勒（Aloïs Bihler）愛慕這銷魂的少女不已！愛慕她的豐富的心靈，她的幻想源泉的濺射，她的詩的熱情，她的不事修飾的嫵媚，以及她的慈藹的心。在這二十五歲，看來至多十八或二十歲的當兒，她沒有絲毫的矯飾或虛偽：只是無限精神與心靈上的慷慨與豪爽，只是一片異常的天真與自然。一八一〇年，正是歌德經過了長期的審慎，終於極醉心於她的一年：因為，她也抵不住她的妍媚呢！同時也就是她整個生命受了她那對歌德的絕對的迷惘的愛，她和歌德初見面時無意中套在她指上的神秘戒指的兩重封鎖——她自己覺得最接近他並且完全愛上了他的一年。她一八一〇年正月和二月所寫的信顯出她整個兒被吸收在他裡面，像阿維拉的戴麗絲（Thérèse d'Avila）[11]被吸收在她的鐘愛的異象里一樣。——而且，別以為歌德對於這過度的崇拜生厭！他暢飲這崇拜，和貓喝甜乳一樣。他不獨感謝貝婷娜（一八一〇年二月）；並且因為一個月得不著新的表示，他便感覺不安而懇求她（一八一〇年五月十日），他一刻也離不開貝婷娜的信，甚至旅行也把它們帶走。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貝婷娜初次見貝多芬。有什麼理由（要不是迫切的真心）她會寫信給歌德說她傾倒於貝多芬，說他把她征服，並且熱烈地擁護他的事業呢？——這種種決不會取悅於歌德，是她可以預知而事後便更清楚的。我且先述貝婷娜後來公開出來的那非常事故的梗概：他那時在維也納已經有好些日子，寄居在他那和敦尼·比爾肯士多克結婚的哥哥法蘭奇·勃倫丹諾（Franz Brentano）家裡，這夫婦倆都是貝多芬的忠心朋友，並且維持著那曾經做過法蘭克林（Franklin）和羅伯孫（Robertson）的朋友的岳父比爾肯士多克的藝術與智慧的傳統的。那正是五月，一個炎熱的五月；貝婷娜寫給歌德的信充滿了芳菲的園林的陶醉，和那從開著的溫室放出來的迷人的香氣。貝婷娜剛才聽了貝多芬一曲奏鳴樂，她整個兒顛倒了，她要見那音樂家。眾人都勸她不要去。「貝多芬」，他們說，「是不可親近的。」他們連他的住址都不知道。貝婷娜堅持著，並且冒險去。她找著了那房子。她走進去。他正坐近鋼琴，看不見她，她俯向他耳邊說：「我叫勃倫丹諾。」他突然回過頭來，看見這美麗的少女，他的驚惶的眼睛透過了她的思想，透過了她的熱烈的同情，她的如火的兩頰，當他對她唱道：「你可知道那檸檬花開的地方？」透過了她的顫動的靈魂，她的虔誠的熱忱。他怎能夠不被征服呢？她被征服正和他一樣，她被征服得比他更甚。 ……當我看見了他，我忘了全世界。當我再想起來，世界消失了……它消失了…… 她受貝多芬的魔力支配得那麼厲害，貝多芬竟把他的孤寂度過她身上：她把這孤寂變成自己的，這沙漠焚燒著她。於是她躲避到歌德的光明，歌德的慈父一般的溫情底下。這封給歌德的信（見一八三五年書簡）的開端是有被「解心學者」[12]研究的價值的。這裡面包含著一種動人的神通（Médiumique）的現象。貝婷娜是一顆吸飲那些充滿了天才的靈魂電流的靈魂。她僥倖地乘貝多芬正沉沒在熱情和創造的熱狂（或「發狂」raptus，像他第二天所說的，當她提起他們所談的話時）的劇變中找著他。他們的會晤延長下去：因為貝多芬，迷了，再也放不開貝婷娜，送她到勃倫丹諾家裡，拉她一塊去散步；貝婷娜呢，暈了，繼續為他忘了一切：「交際場，書院，劇場，甚至聖史梯芬教堂塔樓的塔尖！」……他們更互相說了許多不朽的話，——這些話，荀特烈（Schindler）[13]後來覺得可疑，根據這可笑的理由：貝多芬從來不曾對他說過。但荀特烈並不是貝婷娜；那老了的貝多芬對他談話的時候，他看見一副「助手」（Famnlus）的諂媚的陰沉的臉，常常都仿佛在嘆息道：「下雨呢！」「助手們」是永遠不會興發詩人的。請他們以散文自足罷！但是關於貝婷娜所記錄的貝多芬這些思想的討論，我想留給另一篇性質上比較專門的研究。對於歌德和貝多芬的關係史，我們目前所當注意的，是事實的準確與貝婷娜的印象的可靠問題，然而兩者都是毫無疑問的。即使沒有貝婷娜給歌德的信（見一八三五年的書簡里）和給赫爾曼太子（Hermann von Pückler-Muskau）的信（這些信或許都有討論的餘地，因為它們發表得很遲），單是那封一八一〇年七月九日給年輕的亞羅衣士·比勒的不容懷疑的信，便足以建立她和貝多芬的相遇以及貝多芬所給她的雷殛一般的印象的絕對真實。雖然他的相貌極醜惡，而且貝婷娜的美感比誰都敏銳（因而這愛美的女人永不會獻身於貝多芬），可是她一見面便被迷住了，並且永遠地迷住了……「我對這個人感到無窮盡的愛……」那征服她的心的，是貝多芬對他的藝術的無上的偉大和無匹的誠懇。他那對於生活的澈頭澈尾的淳樸與率直又使他那般無保障。社會待他的態度激起她的義憤。從那刻起，她便矢志要為他獻身了，我們就要看見她用怎樣的忠誠去實行她的志願，甚至對那些她最要小心應付的人。至於她征服貝多芬，那也是一樣確定的。那封給比勒的信證實了貝多芬對她的殷勤；他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天幾乎不離開她一步，他不能和她分手，並且，臨別的時候，懇求她給他寫信，「至少每月一次，因為除她以外，他一個朋友也沒有了。」那封再無異議的貝多芬一八一一年二月十日寫給貝婷娜的信告訴我們貝婷娜曾經寫了兩封信給他，貝多芬整個夏天都把它們帶在身上，他非常高興並且已經在心裡寫了不止千回的信給她了。至於他把自己交託給她，這隔絕了其餘世界的人，這個人活在一種藝術的狂熱里，又盲又聾，對於外界全無感覺，並且沉醉於那充塞著他的和諧，沉醉於他和她的內在神靈的熱烈對話，像西斯廷大殿的一位先知[14]一樣——這被堵住的狂流忽然找著了出口，猛烈地從一切窒塞他的思想里跳出來：這些簡直就是明證的自身。現在，貝婷娜將要把這些思想傳達給歌德。關於這層，我們也有證據，雖然當時的情景並不完全和她所敘述的一樣。當貝婷娜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發表她的書簡，她並不顧及那文字上的準確，而且沒有這樣的自許。歌德死後，她從穆勒參事手裡取回那些信札，並不依照它們的思想上和風格上的紊亂狀況發表出來，她把它們重新寫過，把幾封拼作一封。不僅這樣，她還用他從前所曾經有過的會話的記憶補足它們：這些會話——說不定是她筆記下來的（這是從前的習慣）——無論如何，一定經過她反覆回味的（因為我們後來知道貝多芬的話怎樣占據著她的思域；它們遠超過她；直到後來她才充分了解它們）。她並不以為這樣做會損害真實，不過把真實表現得更完全，更配得起那些她要光大他們的身後名的人罷了。然後，她在那上面加上一個大概的日子。這日子我可以說是綜合的；因為它往往包括了幾個月的通訊或晤談。——全部的價值，對於歷史家，就在於大家公認的貝婷娜的看、聽和理解的機能，只要我們估量過她對於述說或粉飾真理所能有的私心（即使是非意識的）。這種批評的工作對於每封信都得要做。而且單獨涉及歌德的時候，我們考慮到貝婷娜的鐘愛的天性會把他理想化，把他自己的生命和偶像的生命混合，這樣做無疑是明哲的。但是對於貝多芬，情形就完全兩樣了。甚或正相反。貝婷娜對於歌德的崇拜應該使他忽略貝多芬，使他避免唐突歌德，在這對於她只是次要的場合，然而並不發生絲毫影響。貝婷娜勇敢地、熱烈地為貝多芬作戰，反抗一切的人，她一生中更沒有比這更使她光榮的事了，而且也只有逼近審視她，在某些日子裡，我們可以在她表面的瑕疵下認出她深沉的忠誠，這在她裡面比愛情說得還響亮的正義本能。貝婷娜在她的一八三五年的書簡里，發表一封說不定她會在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寫給歌德的信，而且在她和貝多芬初次會面的晚上，還燃燒著那火樣的話語。這封信，她曾經每天晚上在這些可紀念的會晤之後獨自靜處時寫在心裡，我們卻可以相信的：因為我們看見她接連幾個月念念不忘；這簡直是她心靈里的一番革命。也許她曾經把她記錄的草稿拿給貝多芬看。貝多芬在這心情鎮靜的時候重讀那從忘形中挖出來的密語或許會驚喊道：「怎麼，我曾說過這樣的話麼？那我一定在發狂里了！」然而，事實上，這封給歌德的信到七月初才開始，當貝婷娜離開維也納，在布果環鄉間享受著安靜去重新活過那五月的偉大的記憶的時候。貝多芬的顯現留在她生命里的是怎樣的震撼，一件簡單的事實可以說明：她哥哥科萊芒在六月裡帶了那以為一定得到她許婚的年輕的阿爾寧穆（Arnim）來會她，發現她神思恍怫而且疏遠；她對他說起獻身給那時代的偉大使命，獻身給音樂。而當阿爾寧穆失望地離開她，寫信求她愛他，貝婷娜誠懇而且摯愛地回答，說她願意使他幸福，但她認不清楚她自己的心情。一八〇九年，她老早就已經對阿爾寧穆提起過那環繞著她的音樂的維繫——現在，這和貝多芬的相遇更加強這些維繫了。一種工作在她裡面完成著。七月七日，她開始寫一封長信給歌德；中間停頓了兩次，十三日，十八日又繼續寫下去；她竭力在那裡面傾吐她三個月來積聚得過於盈滿的胸懷，我們感到她擺脫不了，感到她完全浸沒在她夢想的洪濤里：她老是拖延那要說出關鍵的一刻……她終於決定了；她開始敘述她和貝多芬的相遇。她在一八三五年發表的那封幻想的信里所說的還是同樣的話，不過塗掉幾處重複的地方罷了。她在原信里也特別著重他們對於歌德的共同的愛慕，這是使他接近貝多芬的原因。她的策略是很明顯的：為要使歌德願意聽她的話，她就在歌德名義下介紹貝多芬……看，他來了！貝婷娜的心滿盈了，它快要溢出來了： ……現在，留神啊！就是關於這貝多芬我要對你談：全世界在這個人的周圍起伏著好像…… 那封信突然在這幾個神秘的字上終止。筆兒寫不完這句剛開始的話。貝婷娜不能繼續下去……她的確不能……她要說的話太多了。歌德那時正在卡爾士巴特（Karsbad），他七月二十二日寫給他夫人說曾經接到貝婷娜一封信，一封無地名，無日子的短簡，在這信里預告她不久就會到魏瑪探訪，否則會有一封長信。貝婷娜感覺要對歌德筆述那貝多芬的發現在她裡面所激起的整個情感世界實在非常困難，而且說不定已經寫了又撕了不止一封信了，決意等到下次會面才高聲訴說她的心事。這次會面比她和歌德所期望還早到。歌德受他的大公爵召赴特普里茲（Teplitz），恰巧貝婷娜假道布拉格（Prague）赴柏林經過特普里茲時得悉歌德在那裡，趕緊跑去見他。於是在兩天充滿了幸福的親密的光陰里（一八一〇年八月十一及十二日）終於把那啟發她並且搖撼和豐富了她的生命的一切全盤對他傾吐出來。「她對我說不盡她的新舊的奇遇。」歌德寫道。這些新的奇遇就是她和貝多芬的邂逅，歌德不屑把他的名字說出來：至於貝婷娜的興奮，他不願意重視。他對貝多芬的意見究竟怎樣呢？沒有什麼了不起，在這個時期。而且，我們就要看見，連「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好處都沒有，但是，他當時太受這可愛的少女的魔力所迷了，不能不任她暢談。他只看她的嘴，並不聽那話的內容。「貝婷娜的確比向來都妍麗可愛。」——她去後第二天他不謹慎地寫信給那妒忌的，那將永遠忘不了這話的基士梯安娜（Christiane）[15]這樣說。他並不聽，但他總聽見了：貝婷娜對他說些什麼呢？就是她在一八三五年那封幻想的信里所說的。並不是她第一次訪貝多芬的詳情，而是所有的探訪，所有的日子並在一起，那些散步，那些夢想，那偉大人物在她心靈里所激起的震撼——這人物，離別使他顯得愈偉大，回憶的陶醉並且在他頭上圍了一道圓光了。我沒有絲毫理由懷疑——要不是她在一八三五年的敘述里所加給貝多芬的話的文字上的準確，——無論如何，她所感受的印象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準確。貝婷娜的火熱的想像也許會在圖上灑上金粉，她的天然的藝術也許把整幅畫剪裁結構。但這畫對於貝多芬和柯羅特·羅連（Claude Lorrain）[16]，一幅畫對於羅馬鄉間一樣真切。那瑣碎的現實主義斷不能更忠實地表現羅馬的田野和光輝的璀璨。貝婷娜所見和所畫的貝多芬也是一樣。再沒有眼光比這雙靈活的眼珠更能透入他的天才的深淵的了；她的女性的直覺在他還未理解以前——（甚或在貝多芬自己還未意識到以前），——已經把他的隱秘的思想飲下去了。——那是一種在洪爐的火里的潛沒。貝婷娜聽著，正如貝多芬談著，在一種「發狂」里。所以她瞥見了那些冷靜的唯理主義者所不能理解的東西，——他們是沒有靈魂閃光的經驗的。但是歌德的感想究竟怎樣呢？——他，那認識這些靈魂閃光的（雖然他並不愛它們，因為他知道它們危險，他要把它們從他的地平線撥開），——歌德，關切，窘迫，拒絕把那他後來稱為貝婷娜的wunderliche Grillen（妙想）看作認真。但是他那刻刻都醒著的心理的好奇心，給這些「成問題的性格」同時抗拒和吸引。「這些性格越難界劃越難尋釋就越是這樣」，他在貝婷娜所喚起的這可驚的人物面前愣住了：（我們可以從他後來在特普里茲探訪貝多芬的那異常的殷勤看出來。）如果他沒有寫（理由多著呢）那封貝婷娜所加給他的六月六日的信——貝婷娜離開他後，覺得他們的長談猶未夠，留了一篇很長的筆述給他，三天後又給他寫一封比以前更熱烈的信——他在八月十七日回信，表示他非常驚喜，接得這些令他讀了又讀的信。「而現在你最後的一封信又來了，越過了其餘的……」貝婷娜從不曾給過歌德這樣強烈的印象；他從來不曾那麼重視過她的心靈的價值；又因為他的天才的自私性因為別人獻給他的精神貢品而看得起他們，他立刻要將她和他自己的工作聯結起來以表示他的新敬意。然則貝多芬這時已經距離沖開歌德的智慧的同情之門不遠了，要不是還有一個第三者在場，把貝婷娜的努力完全勾消：——策爾特（C.F.Zelter）。我們知道多麼強固的友誼把歌德和這音樂的好泥水匠學徒（gâche-mortier）[17]，這老實人，這好音樂家，這十全的俗物，他的埃涅阿斯的阿沙特（Achate）[18]團結在一起。無論什麼三合土也不能有這友誼的持久——這自然也有它的美點。但是天才一條可悲憫的定律，為了滿足他的友誼的需要，似乎少不了一服很重的平庸劑。和同等的人，他只能做暫時的朋友。自從席勒死後，歌德的親密的環境，除了少數的例外，實在貧乏得驚人：許多中產階級的田舍翁，累贅，狹隘，至少落後了二十年光景。那些拜訪他的青年感到憤慨已不止一次。在他的侍從中，經過了種種忠誠的試練，策爾特自始至終是個工頭，是音樂的唯一讖語。歌德很馴服地把他所應該羨慕或摒棄的交託給這個人誠實的，笨拙的不理解。策爾特怎樣對他說貝多芬呢？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帶著欽羨與驚惶，人們看見些閃爍的磷火，在巴拿斯（Parnarsse）[19]的天邊，看見些極重要的才能，比方貝多芬，用赫拉克勒斯（Hercule）[20]的鐵錘來拍蒼蠅。這些浪費許多才能於瑣碎事物上的表演，你首先覺得驚詫，終於聳聳肩膀而已。稍後，他來得更凶了：談起貝多芬的作品，他不但把它們看作怪物，「它們的父親是女人，或母親是男人」；並且說它們有傷風敗俗的嫌疑。他覺得《橄欖山上的基督》（Christ aux Oliviers）（本來值不了什麼，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是一件「淫猥」之作。「它的內容和目的就是那永久的死……我認識許多鑑賞家」，他接著說，「從前看了這些作品覺得驚愕甚或憤怒的，現在卻顯出一種和那些希臘式戀愛的擁護者的熱情了……」貞潔而且雄偉的貝多芬的藝術犯淫猥和畸形的愛的嫌疑！這仿佛是惡意的愚魯的一種孤注！我們會覺得好笑，如果我們不想起這毒藥灌入誰的耳里（而且無疑地，出自一隻並無惡意的手！策爾特後來的行為可以證明）……「畸形的藝術，妖怪，淫猥，反常」；策爾特在十行文字里找著了那足以永遠離間歌德和貝多芬的方法。而貝婷娜正好在一八一〇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歌德的特普里茲的寓所里遇見策爾特。我們可以想像策爾特的笨重的常識，他那粗俗而且毫無顧忌的話，會用怎樣不愉快的諷刺與訕笑來評論貝婷娜的神秘的音樂的飛翔。那可愛的小貓發怒起來，把唾沫啐在那柏林狗的臉上，歌德，在那封八月十三日的信里，那麼傾倒於貝婷娜的嫵媚，也禁不住補說道：「但是對於別人，她卻非常之無禮貌。」貝婷娜從特普里茲帶走了滿懷對於策爾特的怨恨。她整個冬天都把他反覆嘴嚼。就是這點也可以顯出她的忠心。她徒然知道在歌德面前觸動策爾特的權威是危險的，知道她會白費工夫並且會失掉她上帝的恩寵，——她不能寬恕這俗物（她這樣稱他）對於貝多芬的骯髒的和惡意的理解。她在柏林再遇到他的時候（那可憐的阿爾寧穆竟不知好歹地提議給她請策爾特做她的和聲學教師，她氣憤憤地拒絕了……）她在給歌德的信里不絕地咒罵他——那粗骨頭、長尾服的笨重的學究……她把他們統統放在一個口袋裡，所有柏林的學究們——策爾特、萊哈德（Reichardt）、里知尼（Rigini）、希默爾（Himmel），他們老是負氣，老是互相吠或者吠過路人。嗄！他們儘管互相咬，互相鞭撻，團團轉罷！但是他們得讓那些偉大的光榮的死者和貝多芬安靜！歌德皺起眉頭了。他本來以為這些關於音樂的怪想會和一個美麗的少婦的幻想一樣消滅的。當他看見它們築室久居起來，他變色了。他最先是很審慎的。他需要貝婷娜。為了他所要寫的自傳，他得要向貝婷娜探索他童年的回憶，——這些回憶是貝婷娜從他母親口裡收集來的；當這兩個女人聚在一起，在忘形的歡樂中復活這年輕的神的晨光（因為——多奇怪的事——歌德竟完全記不起他的童年了。那法蘭克福的歌德死了。如果沒有她母親的親生女一般的心腹友，他會一點兒也寫不出來），所以他得要從貝婷娜那裡榨取那她原來專為自己積蓄起來的寶庫。她把它們一滴一滴蒸餾給他，在裡面參雜許多痛罵策爾特的話，或一些關於音樂的啟示和關於貝多芬的天才的曖昧，發燒，閃爍著雲中的電光的原理。他得接受一切。他的不愉快只從他們的緘默透露出來。可是嫌怨已經慢慢積聚起來了。在一封一八一一年正月十一日的信里，有幾句話已經把這嫌怨泄漏出來：許多次你顯得騾子一般地固執，尤其是涉及音樂一層：你在你的小腦袋裡製造許多不經的怪想，——關於這些我不想教訓你或令你不痛快。換句話說：「儘管說你的罷，我是不屑同你討論的。」在這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一年的冬天，歌德便擺脫貝婷娜了。他最初以為自己是這顆迷人的靈魂唯一主人翁，——她的義大利和萊茵河流域的德國（她從前的愛人的女兒）的兩重天性吸引著他。她自己跑到他那裡並且似乎整個兒交託給他，可是她一方面儘管不斷地對她那魏瑪的神膜拜，竟私自離任去追隨那從貝多芬那裡得來的新啟示，和那年輕的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潮！……經過了長期的躊躇之後，貝婷娜終於和阿爾寧穆訂婚（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四日），並且就在春天（三月十一日）結婚了。她在兩個月後（五月十一日）把這事告訴歌德，其實信中充滿了歌德比阿爾寧穆還多。而且無疑地，她那對於阿爾寧穆的恩情比起那對於占據她整個生命的歌德的熱情實在不啻一朵極其灰白的火焰。但是（也許他並不自覺）歌德以為被賣了，他感到幾分鄙屑。那傷痕其實特別是精神上的。阿爾寧穆，青年的文士，是值得尊重的，無論從才能上或從性格上講；他對歌德的崇敬和景仰，歌德也很覺感動。但是在心靈的境域裡，阿爾寧穆，正如貝多芬——在相當的比例之內——是他的仇敵。不，我錯；他並不是歌德的仇敵；歌德才是他的。那在他周圍張著的新浪漫主義的潮流使他感到不安和忿怒。他感覺他生命的全座建築都受到威脅。而且雖然這新時代的青年巴不得跪著受他封拜，他很難掩飾他對他們的厭惡。這厭惡在一封一八一〇年十月的信里非常猛烈地爆發出來，那對象剛好是那高貴而且無辜的阿爾寧穆。他寫道：有些時候，他們幾乎使我瘋了。阿爾寧穆把他的《多羅列司伯爵夫人》（Gräfin Dolores）寄給我，我得竭力自製才不致對他無禮，雖然我很歡喜他。如果我要丟掉一個兒子的話，我寧可知道他失足在娼樓里，甚或在豬欄里，也不情願他陷溺在近代的狗窩中：因為我很怕這地獄是無可救贖的。那些永遠見他帶著奧林匹斯神的寧靜的面具的人，對於這暴怒的爆發有什麼感想呢？要了解他對於他那時代的憎惡，讓我們回看我們的時代，回看目前歐洲的藝術的危機——這藝術是和當時的藝術一樣被世界大戰及社會動盪拋出了軌道的——回看這一大堆的假瘋狂，假理性，假宗教，假詩，回看這淫蕩無恥的心靈，在一種狂熱的煽動中，從無政府流為奴役，從過度的自由流為過度的專制！豐饒的時代，也許，甚至在它的紊亂和破壞里。從一個快要滅亡的世界達到一個應該誕生的世界的必有的過渡……但歌德知道他耗了多少代價才能占有他生命和藝術的秩序，自然不能不帶著厭惡去目睹這勝利品瀕於危亡和崩潰——何況他對於德國心靈的危險和它的長期的不均衡具有敏銳的觀察，並且嚴酷地發覺德意志的極端的靈魂所特有的不幸。對著這種種現象，要他保持著一個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21]的諷刺的超然態度，除非他只是一個什麼都包攬卻什麼都不緊抱的勒南。他是歌德；他所握住的，他必定握得很緊；他絕不放過絲毫的模糊和偶然。這和平主義者是武裝著的。在大眾加給他的阿波羅日神的趣怪的形象下（這形象已經為克勞爾〔Martin Gottlob Klauer〕的美妙的半身像永遠奠定了）他和阿波羅相仿佛的只是那放逐的神，那孤獨的神，那與蛟龍格鬥，卻太驕傲了不肯喊出他的掙扎與危險的神，那獨自作戰，獨自一天天修造他那向光明攀登的神的面目。他是歌德，那不輕易一笑，把生命和藝術都看得很嚴重的歌德。那些帶著輕快的心情把他的秩序及和諧搖撼的人，他是不甘心寬恕他們的。如果那無害的阿爾寧穆已經激起他這些雷火，貝多芬將怎樣呢？歌德的音樂素養並不足以使他看出我們今天很容易見到（貝婷娜當時早已料到）的：那在藝術上駕馭一切奔放的元素的不容抗拒的意志。他的音樂素養又適足以（正和托爾斯泰一樣）看出那奔放而感到恐慌。因為他只聽見那狂流，而不聽見那quos ego !……（「我得要！……」）[22]。或者即使他認出貝多芬是這狂流的駕馭者，總不免覺得對他自己不安穩。大膽說出來罷：他在一切深淵的涯邊都感到暈眩。他把那在井口的石沿上手舞足蹈的貝多芬看作瘋子，一個終要滾入井底的夢遊者。他撥開那伸向他並且要抓住他的瘋人的手。我先寫好了這段，然後讀到下面的一幕：足以證明我的直覺的準確。一八一一年四月十二日貝多芬寫信給歌德。他的信，謙恭得動人，滿溢著愛慕與崇敬。他告訴歌德他不久就寄《愛格蒙》的音樂給他，求他批評：是的，甚至責備於我也有好處，對於我和對於我的藝術。我接受它會同接受最大的讚美一樣歡喜。我們得記住這謙恭的偉人——（謙恭，只對歌德他是這樣，對其他的人就只有輕蔑）——去年已經托貝婷娜把他為歌德三首詩作的三支美妙的歌交給歌德，歌德完全沒有提起。但貝多芬一句著急或掩飾的怨言都沒有。他繼續他的呈獻，用同樣的謙遜。那封信是由貝多芬的書記奧里華帶到魏瑪的。他是一個溫雅，可愛，瓦安哈根（Varnhagen）及臘赫爾（Rahel）談起時都帶著敬意的人。一八一一年五月四日，歌德款待他。飯後奧里華走向鋼琴彈些貝多芬音樂。歌德怎樣呢？當奧里華彈奏的時候，歌德和鮑色萊（Boisserée）在音樂室里不耐煩地踱來踱去。鮑色萊對貝多芬的音樂也不見得特別好，只望著壁上龍格（Runge）的畫自遣，——這大畫家的優美和創造性是近年來才重見天日的。歌德，一副厭煩的樣子，對他說：「怎麼！你不認識這個麼？你看！真夠令人生氣的！又美又狂，一塊兒……」「不錯，絕對像貝多芬的音樂，那個人在那裡彈著的……」「正是」，歌德氣憤憤道，「什麼它都要包攬，又老是迷失在那最原始的裡面……老實說，枝節上未嘗沒有無限的美……看罷！……（你簡直不知他是指龍格抑或指貝多芬，因為同一貶謫的評價包圍住他們倆。）怎樣的鬼斧神工，這裡，那Kerl（小子）又展示出多大的嫵媚與勁健！可是那可憐的魔鬼在那裡站不住腳，他已經完了。還有別的辦法麼！誰這樣站在跳板上不死就非瘋不可；那是無可救贖的！……」他沉默了一會。然後，重新爆發道：「你真想像不到！對於我們上年紀的人，真要變瘋的，眼睜睜望著這溶解的世界回到那原始的混沌狀態，直到——天知道什麼時候？——新的誕生顯出來……」再沒有法子把他的思想的底蘊——那隱藏著的悲劇，揭發得更清楚的了。他對於貝多芬的冥冥的惡意後面，實在是那自衛的生活本能，那自己感到被威脅的人的嫌隙。但是，他究竟是社會場中人，他知道對於禮節，——對於一個景仰他的顯赫的音樂家，——對於那曾經在一封五月十一日的信里熱烈地為貝多芬辯護的貝婷娜的敦促所應有的行為。七月二十五日，他終於從卡爾士巴特回信，並且非常溫藹有儀。他為貝婷娜說公道話，他令貝多芬賞識一個這樣的女辯護士的價值：那好貝婷娜的確值得你待她的殷情。她帶著狂熱和極強烈的愛慕說及你。她把那同你一起度過的時光算在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之內。…… 他將感到很快樂，他說，當他回家的時候找著《愛格蒙》的音樂；他相信本年冬天演那劇的時候可以把它彈奏。「這樣，我希望準備一個很大的娛樂，為我及為許多仰慕你的人。」他盼望著奧里華預先通知他的貝多芬的探訪，並且勸他選擇那宮廷及音樂聽眾齊集的時節來。「你在魏瑪一定找著那配得起你的價值的歡迎……但是沒有人能夠比我更關懷你的蒞臨，我現在對你誠懇地表示謝忱，為了我已經從你那裡受到的許多好處。」這語氣對歌德是再親摯沒有的了，對著一個他只聽說過並且藝術又不十分能吸引他的音樂家。我深信這是貝婷娜一個大勝利。當他在一八一二年正月杪接到《愛格蒙》的音樂那一天，他請了一位遊藝的鋼琴家白埃納堡（Friedrich von Boyneburg）當天把它彈奏了幾遍。可見他的確努力要了解貝多芬的。我們幾乎有理由希望這兩個人，無論相隔多遠，可以互相攜手團結起來。但是正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禍事。貝多芬在魏瑪失掉了他小保姆的扶持。一八一一年夏間，歌德突然和貝婷娜決絕了。阿爾寧穆夫婦被下逐客令。而就在這時候命運的惡意使歌德和貝多芬會面。下歌德和貝婷娜的決絕（一八一一年九月）是晴天裡一聲霹靂。但是，自從一年——自從貝婷娜探訪貝多芬並表示出反抗的熱忱——以來，雷霆已漸漸積聚起來了。年輕夫婦阿爾寧穆到魏瑪來，作新婚旅行。起先是很適意的。他們原只打算逗留一星期，基士梯安娜的妒忌又竊喜那嫁了的貝婷娜沒有什麼可顧慮了。他們很受殷勤的款待。他們一天到晚都在家裡，再不離開歌德了。一星期過去了，他們又逗留了一星期，接著又一星期。貝婷娜的身體要她延長她的逗留。但這不能寬恕她，對於那工作被侵擾的歌德，或對於那不得不帶著一種酸苦的厭惡去確認結婚並沒有絲毫改變貝婷娜與Geheimrat（樞密使）的靈魂上的調情的樞密使夫人。這兩個女人是世界上最不能——我並不說互相了解，——互相容忍的：那好而胖的基士梯安娜，簡單而且粗俗（年齡與佳肴使她臉色一天比一天紅，身軀一天比一天厚，人也變得越簡單粗俗了），那秀麗而且潑辣的貝婷娜，帶著她那許多幻燈式的感情與紛紜的觀念。二者都是舌鋒尖銳，一點也不放過，二者又都是武裝著，面對著一個各以為有理由認作自己的所有物的人。她們天天都見面，互相微笑，互相擁抱……她們會很樂意互相咬起來！阿爾寧穆夫婦，和魏瑪的居民一樣，暗自悲憫這在睡鞋底下的偉人。基士梯安娜呢，忿恨極了，慫恿歌德反對這雙不自約束的客人。這兩個女人一起參觀畫展，就在畫室里暴風陡然起來了：那簡直是一陣颶風。貝婷娜是深諳藝術的，她對那些陳列著的劣畫加以嚴酷的批評。因為組織這次展覽會的是歌德的世交，樞密院的顧問官亨利·邁爾（他的藝術趣味和策爾特以及所有歌德的慣常的門下客一樣，是有幾分霉爛的），基士梯安娜覺得被侮辱了。既不能用一種貝婷娜所擅長的戲謔口氣答覆，那被積壓在她那易於中風的軀體裡的忿怒就由些叫喊與手勢發泄出來。那為了看得更清楚，點綴著貝婷娜的刁頑的鼻子的眼鏡或手眼鏡被搶奪扔在地下，碎了。在一群給她的咆哮所招來的好奇的旁觀者當中，那被冒犯的夫人對她那驚愕得噤口結舌的情敵下了一個永遠不能再踏進她家裡的禁令。公開的笑柄，全魏瑪都為貝婷娜抱不平。反對基士梯安娜和反對歌德的機會實在太好了，對於後者，那小市民從不曾寬恕過他的醜惡婚姻的。歌德不得不袒護他夫人的主張，於是對阿爾寧穆夫婦下了逐客令。其實，他對這舉動並不感到懊悔！和他們一起，他所辭退的是那浪漫的瘋狂。現在，他可以得安靜了。安靜，和那些策爾特們，林默爾（Riemer）們，邁爾們一起，安靜在過去的秩序里。阿爾寧穆在九月杪寫信給格林姆（Grimm）說：你們不能想像他在那裡生活的不可信的環境，給他夫人和其餘的世界完全隔絕，……還有他那對於藝術上的新奇和凌亂的畏懼！真是幾乎令人失笑。關於一切新的，他說：「不錯，這是些很好的趣劇，但並不是為我而設的！」阿爾寧穆又說：你幾乎以為，寫自傳這工作（他已經開始了一年）使他在思想上忽然變老了似的。歌德的天才奇蹟似的彈性不得不為他再找著青春的源泉；那《West-Östlicher Divan》（《東西詩集》）的肉感的，新鮮而且熱烘烘的春天就要證明出來，一面等候著那最後的《浮士德》以及其中的守候者林谷士（Lynceus）的不朽的歌的飛翔，——這守候者的眼，他的「幸運的眼」是永遠不閉的。但是每個這樣的更新時期總先有一個表面上沉落的時期，在那裡他仿佛是無望地淪沒下去的。那偉大的自我認識者在這些時候就得在他周圍留下一個空虛。這空虛，他可以得著，並且可以隨意玩味，在他那些忠心的Famuli（助手們）的好意的庸碌里，在他那光鮮，潔淨，粗俗，滿臉笑容的主婦式的賢妻的徹底笨拙里！但這安靜，這舒服，歌德真不知費了許多代價才買得來！那些堅持要在他身上看出「生命的無上的藝術家」的人絕不猜想到這家庭生活底下隱藏著的悲慘，種種的妥協，恥辱的容忍，苦楚的吞咽，而且，到了精疲力竭的時候，那接連幾個月遠離家庭的出奔……不！這「無上的藝術家」只在藝術上是這樣；他的生活，逼近看去，實在引起我們憐憫多於艷羨。於是，無論貝婷娜怎樣悲痛，怎樣堅持她的愛，怎樣努力去接近歌德和忘記侮辱，她終於被逐出魏瑪的圈外了。她和她的上帝斷絕了信息整整六年。就是恢復通訊之後，貝婷娜也永遠再找不著那惱了的奧林匹斯神的恩寵。貝多芬已經沒有律師在歌德身邊為他辯護了。而且在這時候他們要碰頭！機緣安排了一切，把他們放在一處。一八一二年七月，歌德在卡爾士巴特受他的大公爵邀請立刻赴特普里茲，那奧國的年輕的皇后要在那裡和他談話。歌德便到特普里茲去。貝多芬在那裡已經一星期了。歌德並非為他來。但是既然離他很近，說不定是他記起了貝婷娜給他描畫的那幅動人的肖像，以及貝多芬曾經表示要見他的熱烈的願望罷，那搜藏靈魂的好奇心戰勝了那潛意識的自我的顧慮。他跑去看貝多芬。特普里茲那時候正充塞著皇帝與皇后，公爵的雄鳥與宮廷的雌鳥們。貝多芬是不受他們的翎毛所眩惑的。他蹙起額頭寫道：很少男人，而這少數中，絕無超越的……我孤零零地活著——孤零零地。…… 就是這時候他給一個八歲的女孩寫那封美妙的信，裡面有這句有名的話：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曉得什麼是超越的標誌。但是同一天，在一封寫給他的出版者的事務信里，他打斷了他正在說開的話，寫道：歌德在這裡呢！你感到他的心在跳著…… 歌德極大方。他先去看貝多芬（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像貝婷娜，像許多人，他一見就傾倒了。同日，他寫信給他夫人道：我還不曾見過一個更有力地集中的更強勁、更內在的藝術家。這已經不少了！在他的整個生存里，歌德從不曾這樣承認過別人的優越的。多深刻的觀察！那急流似的精力，一種超人的集中的能力和內在的海……歌德的眼，這開向宇宙的大眼，比他的智慧還要自由，還要真，還要透澈，一望便全抓住了：貝多芬的天才，他那無匹配的人格的一切要素。歌德被迷住了的明證，便是他們第二天（七月二十日）一起散步；第三天，二十一日，歌德晚上又到貝多芬那裡。二十三日星期四，他又在那裡：貝多芬為他彈鋼琴…… 但是四天之後（二十七日），貝多芬離開了特普里茲，他的醫生命他到卡爾士巴特去；歌德只從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在那裡找著他。他們曾否會面呢？無人知道，十二日，貝多芬又由卡爾士巴特回到特普里茲，歌德卻不回去了。於是就此完了。這兩個人將畢生不再會面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一個這樣慷慨的衝動推他們互相接近！一種不容否認的吸力，最初那幾天……然後便是沉默了。…… 我們有兩封從貝婷娜處得來的信告訴我們這事的原委，雖然這些信後來頗有疑問，——但據我看來，它們的精神上的準確是可以證實的，根據我下文所敘述的情形，根據另外兩封太確鑿的信，一封是貝多芬給白萊哥夫（Breitkopf）的（一八一二年八月九日），一封是歌德給策爾特的（一八一二年九月九日），特普里茲的頗雄辯的流言更不必提了。我努力要平心靜氣觀察這兩個人並且把他們的真相，他們的偉大與狹小說出來。天才性格上之有狹小，正和常人一樣，或者更多些。而貝多芬，像歌德，實在占有很大的分量。最初，那最豪爽的，（我已經說過），是歌德。他把手伸給貝多芬。他顯出他的天性所允許的最懇摯的態度——他的天性總帶著幾分掩飾的，除了對於他的藝術和那最嚴格的深交時。貝多芬並不使他失望：第二天的印象並沒有和最初的相抵忤。但是貝多芬的印象卻似乎沒有那麼滿意，這詩人，他自小便夢想一隻逆風飛翔的大鷹似的，顯現給他只是一個Geheimrat（樞密使），極留意於禮節，極尊重階級，一個社交家，溫文爾雅，高領子，永遠提防著，從不肯盡情傾吐；而且，聽了他即席彈奏之後（我們知道貝多芬即興之作是怎樣的洪濤洶湧！），很有禮貌地對他說，「彈得很好……」他彈得很可愛。無疑地，歌德不知怎樣欣賞那音樂好，只恭維那音樂家的手指靈活和如珠的彈奏；他裝出很受感動的樣子。可是貝多芬所盼望於歌德的美的批評，理性的批評，一句話都沒有，因為究其竟，歌德並沒有什麼感想；他並不了解…… 貝多芬爆發起來了…… 貝婷娜對我們敘述當時的情景，雖然她並不在場，但貝多芬一出來便氣沖沖地跑去告訴她；無疑地，她在那火上添了不少的油。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貝婷娜偕了她的丈夫阿爾寧穆和姊姊沙韋尼夫人（Savigny）到特普里茲。她並沒料到會在那裡遇到歌德和貝多芬。這會晤，她從前那麼熱望著並且那麼固執地斡旋過的，竟舉行了！而（多傷心！）她竟不能參加！歌德很小心地避開她，尤其是基士梯安娜自遠處監視著。她把她那被拋棄的婀梨安娜的怨恨訴給那「音樂的酒神」（她從前曾用這名字尊崇貝多芬），我們是可以想像的，而貝多芬，深感於貝婷娜的妍媚和友誼，對她表同情，也是很清楚的。他那天晚上從歌德那裡得來的刺激再沒有什麼理由緩和下去了，他毫無節制地表示出來。這就是當時的情景——用最真切的貝多芬的風格寫或說出來——在這裡面這兩位大藝術家顯出兩種非常出人意表的不同的態度：因為歌德，在這裡，眼含著淚；而貝多芬粗魯地責備他的感傷。貝婷娜寫道：他彈完了，當他看見歌德似乎深深感動，說道：「呀！先生，這個，我並不盼望於你——許久以前，在柏林，我開了一個音樂會；我非常賣力氣；我覺得成績還不壞；我期待著喝彩；但是當我用盡了最後一口氣之後，不見有最輕微的讚賞的表示！……這真使我太心痛了！我不明白為什麼……但不久我便得著那謎語了；全柏林的聽眾陶鑄得太高雅了。他們用那給感情濕透了的手絹向我致敬，當作感謝我。我明白了那與我發生關係的是一個『浪漫的』而並不是藝術的聽眾……但是出自你，歌德，我實在不歡喜。當你的詩深入我的頭腦的時候，我有著要飛到和你同樣高的雄心……大概我不能罷……否則你所感到的興奮就會用別的方式表現出來。你自己總該知道受知音喝彩的愉快罷！如果你不『承認』我，如果你不把我看作平輩，還有誰呢？我得要受知於哪個無賴（Bettelpack）呢？……」第一次教訓歌德！誰曾用過這樣的口氣對他說話呢？……貝婷娜描寫歌德的窘狀，「因為他深覺得貝多芬有道理。」（歌德的意見正是一樣。一八〇四年他回答一個要為巴赫「而活，而努力，而受害」的青年音樂家的話：「在藝術上決談不到受苦問題。」——很足以證明別的時候他可以給貝多芬同樣的教訓。——原注）從那時候起，貝多芬對歌德耿耿於懷，最小的事情也不放過。他們一起出去。貝多芬挽住歌德的手臂。在特普里茲和田塍間，他們刻刻都遇見些貴族在散步。歌德頻頻行禮。使得貝多芬怪煩膩的：而當他說起宮廷，說起皇后的時候，總帶著「嚴肅謙恭」的口氣。「唉！怎樣！」貝多芬狺狺道。「你不應該這樣做；這樣做是沒有好處的。你應該把你心裡的思想擲在他們的頭上。否則他們就不注意。沒有一個公主會認出勒·達士（Le Tasse，1544—1595）[23]的，除非虛榮的鞋中傷她。我待他們完全兩樣。當我教大公爵[24]鋼琴的時候，他有一次使我在前廳等他。我用力敲他手指：他問我為什麼這樣不耐煩，我告訴他我在前廳丟了許多時間，我再沒有耐心可以耗費了。以後他就不再使我等了；我要使他感覺這種愚蠢的舉動只足以顯出他們的笨拙。我對他說：『你可以把爵位封給任何人，他並不因此有絲毫長進。你可以製造一個朝臣，一個樞密使，但你絕對造不出一個歌德，一個貝多芬。所以，你做不到的（而且你跟他們差遠了），你得學去尊敬他們！這於你一定有好處。』……」第二次教訓，那階級制度和社會秩序柱石要怎樣皺起眉頭來接受呢？…… 這時候，在路上出現了皇后，公爵們，整個宮廷，向著他們走來。貝多芬對歌德說：「留在我手臂里！他們該讓路給我們。我們卻不。」歌德並不這樣想，貝婷娜說（當時的情景是大眾所熟悉的）；他撇開貝多芬的手臂，站過一旁，帽子握在手裡。貝多芬卻大搖大擺直衝進那些王族們的隊伍里，像流星一樣。他從中間走過，只用手指輕扶著帽邊。他們呢，還有禮地讓開，並且都向他行禮，很友愛的樣子。衝過去之後，貝多芬站住了，等那鞠著躬的歌德。他於是對他說：「我等你，因為我尊敬景仰你；你卻太使他們榮幸了。」第三次教訓。而這一次，是事實上的教訓：榜樣夾著言語。這次，實在溢出限度了。無論這責備怎樣得當，歌德可不能任你扯他的耳朵，和學童一樣！……這貝多芬，他可曾夢想過這社會的拘謹和這被接受的秩序所代表的一切戰勝了的試煉，苦痛的經歷，以及用很高的代價買來的生活的智慧嗎？即使有道理，這樣有道理法也是不堪忍受的！歌德寫信給策爾特（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說：我已經漸漸認識貝多芬。他的才能很使我驚異。只是不幸他的性格是完全放蕩不羈。如果他覺得這世界可憎，他或者沒有錯；但是他這樣做並不能，真的，令世界更富於享樂，無論為他自己或為別人。他確是怪可原諒，怪可憐的，因為他失掉聽覺：這損害他的靈魂本體的音樂部分或者還不及社交部分。他生性本來已經夠魯莽了，他的耳聾更使他變得加倍這樣了。措詞是極有分寸的。歌德指摘貝多芬的話，還真是他所做得到的最輕微的了；我們得感激他這公允的精神。請注意這句話：他覺得世界可僧，他或者沒有錯…… 這悲觀主義，永遠是小心翼翼地箝塞住的！……誰會在歌德身上認出來呢？在那人們用來窒塞住他的刁勒菲（Delphes）[25]的月桂冠下，在這大家強加給他的阿波羅的面具下，誰曾經看見那厭惡的鼻孔的皺紋，那失望的痕跡和那致命的嚴肅，以及一切藏在底里的弱點呢？這個人所以躲避感情，躲避疾病的景況，躲避死的形狀，躲避一切世界和自我的大建築的破裂和不均衡——那幽靈，——那是因為這一切都在他身內；只有他的智慧能夠鞏固那些水閘，不然他就要被沖沒了。這生命的至尊，他知道他的國畿建立在多麼柔脆的建築上，而且這些建築破費了多少的代價——像古代傳說的大匠師一樣，他不知藏了多少女人屍體在他那建築的中心！使用了多少犧牲才買得，並不是他的自私的安靜（像一般不能把自己提高到這樣的命運的俗人所說的），而是他的作品和造詣的寧靜！真的，他並沒有貝多芬那麼粗壯，那麼勇猛，那麼強勁。貝多芬永遠在格鬥；他每步都有所衝突，每步都受傷，但他絕不躊躇，額頭向前，他衝進敵人的陣線里。歌德永遠不格鬥，永遠不討論。他的驕傲，他的弱點，都同意去厭惡肉搏。他絕不委身於他對手——無論他蔑視或愛他們（那是更危險的）。他只有一件武器，一件，永遠是一樣的：在障礙之前，他逃避，他頭也不回地逃避。他抹掉了一切接觸，——肉眼的或心靈的。正如他思想的生命是不斷的征服，他在人群中的生命是永久的退隱。他避開而且沉默著……但這一切，一個貝多芬是永遠不會知道的。誰曾知道呢？而在一切人當中，貝多芬或者是能夠了解的最後一個…… 貝多芬在這次相遇之後，毫無含蓄地說出來。當然啦，他不像歌德那麼慎重！歌德太喜歡宮廷的空氣了，多於一個詩人所應有的。別再說那些樂手們的可笑了，如果做全國師表的詩人也可以為了這些幻光忘掉一切！他這樣寫給他的出版人。把他的印象交付給些陌生人已經是不謹慎了。但他並不止於此。貝多芬有一大毛病：當他對一個人說了一句傷人感情的話，這句話留在他和他同伴之間還不夠，他還要把它傳出去。他既給歌德「洗頭」（依照他自己的說法）之後，他跑到阿爾寧穆夫婦那裡敘述這場「趣劇」，因為，對於他，這不過是一幕趣劇而已：「他像孩子一樣快活，他這樣玩弄了歌德。」試想阿爾寧穆們會把這趣劇掩藏起來嗎！他們和歌德的不睦使他們越容易感到歌德的弱點，同時也感到受了他對於宮廷的謙恭態度的損傷，他們在他們從特普里茲寫的信里很高興地說著。如果貝多芬只在貝婷娜和親友們的範圍內饒舌，那還罷了！他卻逢人便報告。那趁著熱鬧季節把商店開在特普里茲的維也納首飾商約瑟·杜爾克，誰願意聽他便告訴他這貝多芬給歌德開的好玩笑：他們同散步時，每步都有人對他們見禮，歌德帶著幾分驕意表示他厭惡這些煩擾，貝多芬很俏皮地對他說：「請大人別這樣煩膩罷！說不定是對我呢。」我們可以猜到這老孩子的大笑，開心他剛才對大人的揶揄：而當他笑飽了之後，便完全忘記了…… 不錯，但是這好玩笑要繞遍了全城，回到接受者那裡呢。況且歌德並不笑。他的親近，他的步兵們，更不用說了……前一年，貝多芬和那年輕的中校瓦安哈根以及他的「熱情」臘赫爾結交，臘赫爾的姣顏是令他想到另一副他極鍾愛的面目的。在德意志的奧林匹斯山上，如果貝婷娜是那大膽的希貝（Hébé）[26]，坐在膝上，像蜜蜂般啜著宙斯的杯，臘赫爾就是那密納爾華（Minerva）[27]從天帝的頭上生出來，在帝座腳下守衛著，緊鎖著眉頭監視著，不容有絲毫的狎褻的。自從貝多芬瀆犯了天帝的威信，臘赫爾和瓦安哈根再不認識貝多芬了。臘赫爾在她的日記里再也不提起他了。緘默！致命的武器。歌德的大武器。他曾把這武器教給他的密納爾華，他也緘默起來了，他長久不再提起貝多芬了。一八一三年，策爾特（終於！）發現了《愛格蒙》的序樂了，他對歌德說起。歌德不作聲。而那漸漸找著了他的大馬士革（Damas）之路[28]的策爾特決不是那能夠將一種他明知歌德不喜歡的欽羨強加給歌德的人。只有一個人能夠，有美與愛的權利：就是《東西詩集》的蘇拉卡（Suleïka）——瑪利安娜（Marianne von Willemer）[29]。當她的老情人把那給一個平庸的音樂家譜成音樂的《東西詩集》里的小歌寄給她時，她大膽對他說：是的，這也許並不怎樣壞，但是…… ……如果我要忠實，我就很希望貝多芬為這些顯赫的詩作曲；他完全了解它們；否則誰會了解呢？我去年冬天深切地感到這層，當我聽見《愛格蒙》的音樂的時候：那真是天上的；他完全貫徹了你的深意。是的，我幾乎可以說，那燃燒著你的詩句的精神同樣地激盪著他的旋律。歌德很聰明很委婉地回答，說詩的樂譜往往只產生一種誤會，詩人很少被了解的，人們只能夠認出作譜人的情調。他接著道： ……不過，我也曾見過許多寶貴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你的影子，或放大或縮小，很少清楚玲瓏的。貝多芬，在這點上，的確造了不少的奇蹟…… 這讚詞是曖昧的！似乎歌德在貝多芬的作品裡看見自己如在一面放大鏡（要不是在一個花園的圓球）里！瑪利安娜並不滿足。翌年，她又重新努力。關於春之歸來，她寫道：如果你想使你心內新春的感覺更強烈，找一個美麗的嗓子為你唱貝多芬的《給遠別愛人》（A l'Entfernte）那幾支小歌罷。我覺得那是不能再超越的；我們只能把它和《愛格蒙》的音樂相比……但是得單純動人地唱出來，而且要彈得很好……我多麼想知道這使你得到快樂並且想知道你的意見呵！…… 他的意見如何，我們將永遠不知道。但是從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一年歌德對於貝多芬的名字所表示的比較妥協的心情甚或敬意，我深信是這慈藹的婦人的功勞。不錯，他並不接受他的藝術。但他不再用一句輕蔑的話把它撇開了。他曾經努力要了解，雖然這努力並不久，並不徹底（但我們得承認這點）。當約翰·基士梯安·羅伯（Johann Christian Lobe），一個羞怯卻有堅信的勇氣的青年，敢對他恭敬地說出（一八二〇年四月）策爾特的音樂之不足和它的「陳舊的」（讓我們說「化石的」）性質，以及新時代對於貝多芬和韋伯的音樂之愛好時，歌德請他說出他的理由；羅伯很聰明地對他解釋道：在策爾特的歌里，音樂的伴奏只是一種在和聲及節奏上單純的音程。現代作曲家卻把它提高到情緒的輔助語的地位。如果歌德試找人獨彈策爾特一支歌的伴奏及低音（Bass），沒有了旋律，他就很難在那上面發現那和情感的最纖細的契合，反之，在貝多芬和韋伯的歌集裡，你在伴奏里就已經感到情感脈搏的跳動。這還不過是藝術的一種咿啞而已。終有一天音樂將達到那部分伴奏對於情感的表現都有特殊貢獻的境地。（這豈不是瓦格納式的管弦樂自一八二〇年便預告出來了麼！）歌德低著頭，默默傾聽著。然後跑近鋼琴，把它打開並且說：「試舉一個例。你剛才的推論，如果是對的，你應該能夠用事實來證明。」羅伯先彈策爾特一支歌的伴奏，再彈《愛格蒙》里這歌：《Trommeln und pfeifen》（《大鼓與笛子》）的伴奏，然後又彈那兩支歌的旋律。無疑地，歌德並不心服，並不太容易滿足於這唯一的，初步的，也許彈得不精緻的例，便抹煞那些新的趨勢了。但他能夠虛心求教已經很難得了。雖然缺少實驗。那原則已經引起他的興趣了。幾個月後，一八二〇年九月杪，歌德接待那從柏林來的音樂家福爾士特（Foerster），他把貝多芬為愛格蒙在獄中的一段獨白所作的音樂的十足準確和那《浮士德》一段獨白譜成音樂的拉支威爾（Radziwill）王子的詮釋上的謬誤相對照。他很動人地把愛格蒙的獨白背出，接著說：「這裡，我暗示出音樂應該伴著那英雄的假寐。貝多芬竟用一種驚人的天才完全領會我的命意。」翌年，詩人萊爾士達白（Ludwig Rellstab），貝多芬的仰慕者，與歌德談話（一八二一年十月杪）：我們常常談起貝多芬，他曾親身認識他。他有許多貝多芬的筆跡，很以為榮。這次，他請了那施密德參議來為我們彈了貝多芬一支奏鳴樂。由此看來，貝多芬的音樂並不被逐出歌德的客廳，像一般人所常說的。還有第二個例子：萊爾士達白第一次探訪後幾天，一八二一年初，歌德請了許多客人來聽那剛十二歲的小門德爾松[30]彈奏：萊爾士達白用一枝極生動的筆寫當晚的情景。當那童子彈奏及在琴上即席創作完了，大受眾人讚賞之後，歌德拿出幾本寶貴的手寫本來：「現在，當心啦！在這裡你將不行了！……」於是他把貝多芬一支歌的手寫本在琴台上打開。那筆跡是差不多不能辨認的。門德爾松大笑起來。歌德：「試猜是誰寫的！」策爾特負氣似他說：「就是貝多芬！他老是像用掃帚的柄子寫的。」小菲力士（門德爾松）驚愕得沉默起來了：一種驟然的嚴肅，不僅是嚴肅，「一種神聖的驚異」，眼光凝定，緊張……慢慢地，一片驚異的光溢於眉宇，當那崇高的思想，那美的太陽漸漸從那筆跡的混沌里透露出來的時候。歌德滿臉閃耀著喜色，眼睛緊盯著他。很性急地不讓他有沉思的工夫：「嗄！你看，你看，如果我不告訴你，你就會上當了……好，試試看罷！」菲力士開始摸索，停止，高聲修改他的錯誤，彈到底，然後才開始一口氣彈完了全曲。整天晚上，歌德浸在快樂里，把這事對來客談個不休。可見一般人所說貝多芬音樂被貶逐出魏瑪的家是多麼言過其實了。歌德自己覺得和貝多芬那麼沒有嫌隙，當一八二二年法國小提琴師亞歷山大·布謝（A.Boucher）用盡了他所有的介紹信都見不著貝多芬之後，求諸歌德，歌德給他一封短簡，貝多芬的門立刻開給他了（一八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然則，當貝多芬在一八二三年貧病交困，很虔誠地寫信給他，求他設法使魏瑪大公爵預訂他那Missa Solemnis（《莊嚴彌撒曲》）的樂譜時，怎樣解釋歌德的可怕的緘默呢？我們讀到這哀懇書不能不感到羞慚，並不是為貝多芬，而是為那接收這懇求的人：因為眼見一個巨人屈辱是一件難過的事。多麼動人的努力去使歌德關懷他的家庭生活。關懷他那十六歲的侄兒！（他很驕傲地誇張這侄兒的學問和希臘文智識，「但是，教育一個兒童，所費是很大的！」）他對歌德懷抱著怎樣的敬愛，對於「他在歌德身邊所度過的幸福時光」多麼顫動的回憶，怎樣的景仰，愛慕與崇敬因他那笨拙的說法而越顯得動人，而尤其是，怎樣的害怕這對於歌德的愛慕的表示以及那兩件大作品：Merresstille（《海上的死靜》）和Glückliche Fahrt（《一帆風順》）的呈獻會被人猜疑他動機不純正！一個慷慨的人似乎不忍心讓這憂慮的荊棘留在這顆信賴的偉大的心裡二十四小時罷。似乎他的手臂應該張開，而且，即使對於Missa Solemnis發生興趣，一個歌德也應該對貝多芬這樣說罷：「謝謝你信賴我，別要道歉了！在我面前屈辱你就等於屈辱我。」歌德永不回答。——對於這，他的仇敵找著一個方便的理由：因為他是「壞人」。他的崇拜者呢，感覺困難，藉口他身體有病，避開這問題。在這一八二二年二月里，歌德病得很重，這是事實。但是我們且逼近去審察當時的情形罷！貝多芬的信是二月十五日到魏瑪的。從十三日起，歌德覺得不舒服。十八日，病勢驟增起來了，兇猛，危險，像歌德一生中所常遇到的極嚴重的生死關頭一樣。不過大概都很短促。整整八天八夜他不離開他的安樂椅，發燒，囈語。那兩個調治他的醫生都懷著極不祥的疑懼。他自己喊道：「你們救不活我的！死神窺伺著我，到處都有他站著。我完了……」但是他掙扎著。到了第十天，他的復元由一陣對醫生們發的狂怒表現出來。醫生禁他喝一種飲料。他喊道：「如果我命該死，我要依照我的死法！」他喝完，便覺得舒服些了。那個月還未終結，他提到他的病已經像一件過去的事了，重新抖擻去生活了……於是，又是怎樣的熠耀呀！他已經七十五歲。他鍾情於一個十九歲的少女烏爾梨克（Ulrike de Levetzow）。六月和七月他在瑪利安巴特（Marienbad）和她一起，愛情使他顛倒得像一個青年一樣，為了一點小事便淌眼淚，音樂可以使他融成淚人。一個月的分離他已經忍受不起了。九月他在卡爾士巴特和烏爾梨克以及她的家人一起；這年逾古稀的老人竟和那些年輕的小姐跳舞呢！我們且莫非難他衰老！他的痛楚所啟發的那首熱烈的偉大的輓歌是一件崇高的藝術品：同時具有《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熱情和成熟，是藝術傑作的兩重豐滿。他活在風濤里，又把風濤散布在四周。在家裡，那是許多不堪的爭吵；他兒子知道那老人要結婚的暴怒。他的求婚給烏爾梨克的家人很聰明地撥開了。歌德非常痛苦。快到年底時候，一場嚴重的病又把他推倒了。家裡沒有一個人服侍他。策爾特無意中到來，看見他的老友被拋棄的狀況大吃一驚。這兩個老人相抱互訴衷曲。歌德訴說他的痛苦。人間幸福的最後的好夢碎了。他得要回到那捐棄與死的寂寞里。「如果歌德這時候死去，」路微希（Emil Ludwig）寫道，「他就是被征服而死了。」多謝天，他還活下去，他在痛苦的冰窖里為自己築了一座梯，以直達他從未攀到的高峰。但是我們由此便知道如果二月里的病不足以原宥他對於貝多芬那封信的遺忘，這一年的簸蕩，他那紊亂的心的發燒似的柔弱，便可以解釋在這驚風駭浪中貝多芬的呼籲會像一支禾稈般消失了。當然我們總可以說這熱烈的自私性缺乏慈悲的源泉，使他由撫慰別人的不幸而得到對自己的不幸的高貴的慰藉。但是當這反映著全宇宙的自私性是一個由光明的智慧和美麗做成的世界的基本原則，誰敢貶責呢？不如責備太陽的璀璨的淡漠好了！我要保留我的嚴厲給那忠心的但沒有勇氣的伴侶：策爾特。「庸碌」不能有天才的寬恕：如果它不善良忠誠，它還有什麼呢？況且他自己也接到這呼籲並且懂得這呼籲的悲慘性，他自然更有提醒歌德的義務了。自從一八一九年他和貝多芬相遇之後，他對他的情感完全改變了。外貌雖粗魯，底里其實是頭等好人的策爾特被貝多芬的慈愛和肉體的不幸感動到流淚了。從那天起，他對他懷著一種兄弟似的摯情，他訂購《莊嚴彌撒曲》的預約，他把他那由一百六十個嗓子組成的全德國最好的歌詠隊交給貝多芬使用；並且常常在他的音樂節目單上列入那個他今後用來比擬米珂朗琪羅的人的作品。但是——人類可哀的怯懦，——他竟不敢對歌德提起《莊嚴彌撒曲》。而貝多芬死的時候，策爾特偷偷向那逝世的半神膜拜，卻不肯冒險在歌德面前喚起貝多芬的影像。據說整整一年他們之間並沒有一次提起貝多芬的名字。這樣的緘默！多可怕，多不仁！……但是誰不知道歌德曾經屢次用以掩蓋死——他最親近的人的死和他的思想的秘密——像一塊墓石一般呢？六十歲那年，他對林默爾說：只有那最受他的感覺指揮的人能夠變成最冷酷最無情。他得穿起很厚的鐵甲，以避免那粗糙的接觸。而往往這鐵甲又怎樣地墜壓著他呀！對於歌德，抑制是一種自衛的本能，它那異常的束縛有時隱藏著焦慮。他的天才的自主力把它化為他最動人的抒情的活力，他整個天性是一件為思想和藝術的工作犧牲的工作。他抑制他的痛苦，他的愛，和他的恐怖：（誰比那勇敢而狂熱的浮士德，那魔鬼的龍犬在他四周劃著靈巧的圈兒的浮士德有更多的恐怖呢！……他老年的時候，那象徵的龍犬再不離開他腳步的影子了。）我有一封歌德給亨布爾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信，是一八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貝多芬未死前幾個月寫的。亨布爾特想克服他的朋友對於印度思想所持的疏遠態度。歌德回答他說：我絕對沒有什麼反對印度；但我怕它：因為它把我的想像拽向無形與畸形，這是我現在比什麼都更要防禦的。…… 「……這是我現在比什麼時候都更要防禦的……」永遠地，而且越接近死越厲害，這對於深淵的吸引與恐懼！對於歌德，貝多芬就是那深淵！門德爾松所敘述的那場大家都知道的情景可以啟發我們。我們在那上面看見那老人的不安，以及他藉以禁錮那些粗野的幽靈的狂怒的抑制——這些幽靈，六十年後，將要顛倒那《獻給克雷澈底奏鳴樂》（Sonate à Kreutzer）的老托爾斯泰[31]…… 那是一八三〇年，貝多芬死後三年：每天午前，我得依著歷史的次序為他彈奏一小時各大音樂家的作品……他坐在一隅陰暗的地方，像一個霹靂的宙斯一樣；他的老眼閃著電光。他不願意聽人提起貝多芬；但我對他說，我也無可奈何，並且為他彈了《第五交響樂》（Symphonie eu ut mineur）第一節。這很奇怪地搖撼他。他最初說：「這絲毫也不感人，只令人驚異罷了，真宏偉！」他還這樣沉吟了一會；然後，沉默了許久，再說道：「這真偉大，簡直是瘋狂的！你幾乎怕這屋子要倒下來：假如現在所有的人一齊合奏起來呢！」……就是入席之後，在各種談話中，他又開始喃喃著…… 他已經受了打擊了。他應該說：「擊中了！」但是拒絕去承認。為要完成他思想的命運，他逼不得已要使計。結論是這樣：這兩個人：那狂熱而且往往立腳不牢的狄安尼梭斯似的貝多芬和那阿波羅似的歌德比較起來，歌德是蘊藏著更多的精神弱點的。但是心靈的力就是認識它的弱點並且劃定了它內在王國的界限。貝多芬的疆士是那無垠的天空，他的眩人的吸力，他的豪俠和他的危險就緣於此。那接踵而來的音樂世紀就陷於這危險了。獨瓦格納有那把從《術士的徒弟》們手裡，跌出來的王笏[32]重新握在掌里的力量。但貝多芬從來不曾想到他所放縱出來的這些危險。他也不見得明白。（讓我們希望他完全沒有想到！）那使他不得接近他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的秘密拒力。我們可以想像歌德的固執的緘默和不回答他的信會使他怎樣傷心。雖然他那暴烈的性格不能忍受人家——即使是國王——有絲毫對他不住，他對於歌德的不可思議的態度卻沒有一點兒嫌隙。連半句怨言都沒有。在他的一八一九年《談話錄》（Cahiers de Conversation）里，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和他對談的人想在他面前誹謗歌德：歌德不該再作詩了。他會和那老了的歌者有同樣的不幸。大概貝多芬猛烈地打斷他並且抗議罷：因為那個人趕快謝罪並寫道。無論如何，他依然是德國第一個詩人。特普里茲的日子並沒有消滅；但是貝多芬所留住的只有光明了。肖像上的黑影完全消散了。他已經不記得那些弱點了；至於他自己的戲謔和揶揄——他也完全天真爛漫地忘記了。只有歌德的光榮與仁慈銘刻在他心裡：「你認識那偉大的歌德嗎？」他聽了駱里茲（Rochlitz）一句話便喊起來。他拍著自己的胸膛並且滿臉閃耀著快樂。「我也認識他呢。我在卡爾士巴特和他相識，天知道多少時候了！我那時候並不像現在這麼聾；但是我已經不大容易聽見了，這偉人多麼耐心待我呵！……這令我覺得多幸福呵！……就是為他犧牲十次性命我也情願……」就是這樣，這兩個人互相從身邊走過，卻沒有看見。一個愛得最深的，只知道傷那個的情感，那個呢，最能理解的，卻永遠不認識那最接近他的最偉大的，他的唯一平輩，唯一配得起他的人。那臨死的貝多芬像老李爾王在病榻上這樣寫道：我們大家都錯，不過錯法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