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回憶錄 · 譯序
一、前言
（一）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原稿
這本高宗武的英文回憶錄，完稿於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汪精衛在日本去世前兩個多月。
回憶錄原稿存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館藏部，具體位置在已故美國外交官羅倫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1941～1944年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Far Eastern Survey編輯）的檔案第二號匣中，標題為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
全稿為英文打字副本，共15章，254頁。內容分三個時期：（1）1931年自東京回國，1933進國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2）1938年12月汪精衛出走河內，隨汪參與對日和平運動，至1940年1月脫離汪組織；（3）1940年1月離開香港經菲律賓、歐洲赴美國定居，至1944年8月回憶錄完稿；這一部分主要為對日本政局的觀察與預測，就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少壯軍人」的崛起，七七事變後日本內閣頻繁更迭，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經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將領們自知末日將至而猶作困獸之鬥，作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扉頁寫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國諺語」及「致日本領導人：希望本書在某種程度上為他們的滅亡有所貢獻」兩段話。他那時推測日本在潰敗前夕已有日後捲土重來取得「最後勝利」的打算。事實上那段時期的日本人認為與盟軍作戰是民族自衛，即使在太平洋上節節失利，也準備不惜退回本土與登陸敵人決一死戰。他們可以接受戰敗，但從不承認發動戰爭是錯誤的。這種心態似乎至今猶然。
筆者有幸得閱這部已塵封六十多年、極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文稿，除了滿懷如獲至寶的喜悅之外，心情更是無限感慨。因為文稿的作者，正是當年相偕潛離上海汪偽組織，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約，造成舉世震驚的「高陶事件」的兩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聖。
筆者於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經遍查相關文獻資料，希望能夠找出高宗武親口述說或親筆書寫的記錄或片紙隻字，以佐證先父所說所寫的那段隨汪脫汪的過程，然而那時僅能從第三者的文章中窺得一鱗半爪。與高宗武相交數十年的史學家唐德剛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資料而不得其門而入，很無奈地說過：「我追問高公，他卻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絕不吐露絲毫……」兩位專研汪偽史的美國學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爾（John H. Boyle），在他們各自的書中，雖有與高宗武的對談記錄，卻從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經寫過一本回憶錄。
如今那60多年前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節躍然於一頁頁薄薄的、已發黃的打字紙上，有如高宗武親口話當年，高低起伏歷歷如繪。尤其把離開上海前後的細節，描敘得絲絲入扣，與先父在《潮流與點滴》中所寫若合符節，讀來如醉如痴，欲把全稿迻譯之心油然而生。遂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這部文稿翻譯出版。
高宗武留學日本，日文造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說「我在日本學習八年，日語說得跟日本人一樣」。這部以英文撰寫的回憶錄，文筆流暢、表達生動，足證他的英文造詣亦深。人們常說高宗武是個才子，在這裡更加得到證明。
（二）文稿的輾轉與下落
回憶錄於1944年8月31日完稿時，美軍陸戰隊已占領塞班島（7月2日），日本守軍傷亡慘重，駐島海軍航空艦隊司令南雲忠一大將、守島司令齋藤義次中將自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東條英機首相辭職（7月22日）。小磯國昭接任組閣。
從8月16日起，高宗武即開始把文稿前三分之一部分，陸續寄給幾家出版商。他在附信中除介紹文稿各章的內容之外，特別指出書中的訊息和觀點，是他以官方身份與日本最高級領導人，以及以非官方身份與日本各階層人民交往的結果。他非常希望這本書能夠在年底（1944）以前出版，以提供給直接關心戰事的人士。他並以中國前駐美大使胡適為介紹人。
1944年11月19日，高宗武寫給索斯伯瑞的信10月20日，高寫信給索斯伯瑞，抱怨美國出版商不了解這份文稿的價值，他竭盡所能提供他個人的日本經驗，可幫助美國人更加了解日本。30日，高把文稿寄給索斯伯瑞，托他代為接洽出版事宜，並提出九家出版商的名單。從高和索斯伯瑞的來往書信中，看得出他們曾經接洽過至少六家出版商，但事情進行並不順利。
11月10日，汪精衛在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
19日，高給索斯伯瑞一信，提出可請駐美大使魏道明為介紹人。12月13日，索斯伯瑞寫信告訴高，寄出的文稿被退回。
1945年1月9日，里特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的主編侃莫倫（Angus Cameron）回信給索斯伯瑞，認為出版這本書將對中國盟邦不利。他寫道：「老實說，美國大眾與書評人會對一名汪精衛同夥寫出這本書感到非常困擾。因為即使該書作者沒有跟隨汪加入傀儡政府，很顯然他也沒有盡任何勸阻汪走下去的努力，美國讀者會對此覺得奇怪。」
1月24日，索斯伯瑞在給高的信中說，侃莫倫的話似乎有他的道理，建議高打消現階段出書的主意，因為，如果「這個態度是出版商和書評人的反應，那麼它可能損及你的名譽和地位」。28日，高寫信給索斯伯瑞，要他把文稿寄給另外一家出版商，他說友人告訴他，有出版商建議把汪精衛的部分除去，問他意下如何。他又說：「侃莫倫的意見，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能同意，胡適也不會同意，否則他會阻止我出版的。」他在信末說蔣夢麟上周與他共進晚餐。
2月7日，索斯伯瑞寫信給另一出版商，提到汪精衛已去世，高宗武可能會在與汪交往的結論上加寫一、二頁。至今已有六家出版商打了回票，其中三家對高的政治地位有所懷疑，但高說，現任中國大使魏道明和前任大使胡適都支持他。如果出版?覺得有需要，他可以請當時在哈佛大學的胡適博士為他寫序。索斯伯瑞為高抱不平說，侃莫倫說高沒有努力勸阻汪是不對的，事實上高在文稿中很清楚地交代他曾經不止一次勸汪停止與日方接觸。「我覺得一本對於汪精衛出走這個重要歷史事件的首次的、權威性的書，會因為『我們的中國盟邦』的想法而不予出版，是很荒謬的。另外，高有豐富而新鮮的關於日本領導人的資料，譬如，他給予近衛文麿相當負面的形象，後者從頭到尾都在愚弄格魯（Joseph C. Grew， 前美駐日大使），可能至今仍在愚弄。」
2月12日，高去信索斯伯瑞，打算改書名為Can We Negotiate Peace with Japan?（我們能夠跟日本人談和嗎？）他說：「讓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戰士。」
4月7日，日軍在雷伊泰灣和硫磺島慘敗，海軍聯合艦隊毀損殆盡。小磯首相辭職，鈴木貫太郎接任組閣。這是日本戰時最後一任內閣。
9日，高寫信給索斯伯瑞說，他對於文稿再次被退回毫不意外。他建議索斯伯瑞或他的代理人把文稿再讀一遍，看看毛病出在哪裡。「如果文稿真的那麼糟，我想我們最好放棄。」他分析日本政情，認為鈴木代表海軍出來組織新閣會得到各方支持，陸軍於認識戰爭狀況後會很低調。但除了改變持續戰敗後國內的氣氛之外，鈴木不會與小磯有什麼不同。他又說，東鄉茂德出任外務大臣，會設法阻止蘇聯加入太平洋戰場。太平洋戰爭會一直打下去，直到日本全面耗盡，或美國厭煩戰爭。日本不會有求和的試探，因為他們知道那是沒有用的。
5月8日，德國宣布向盟軍無條件投降。7月26日，美英中三國領袖杜魯門、丘吉爾、蔣介石發表《波茨坦宣言》，呼籲日本無條件投降。鈴木拒絕。軍方發誓要在本土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1967年4月5日，高宗武於華盛頓頓巴敦橡樹園8月1日，一年過去了，高還沒放棄出書的努力。他完全沒想到再過半個月戰爭就會結束。高宗武在信里告訴索斯伯瑞，他正在考慮是否把文稿寄給耶魯大學。他聽說耶魯接受了蔣夢麟的書稿，不知確否。他要索斯伯瑞把文稿的正本，和兩份複寫副本之一寄還給他。這是索斯伯瑞檔案中高宗武的最後一封信。胡佛珍藏的這份文稿，應該就是索斯伯瑞保管的那份副本。
6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日蘇軍對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9日，美軍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當晚深夜，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10日，日本政府分別電請瑞典、瑞士轉達決定向中、美、英、蘇四國投降的照會。15日，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終戰詔書」，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高宗武的嘔血力作終於胎死腹中。
（三）兩點質疑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出走河內之前，高宗武曾經參與過幾個推動「和平運動」的先期活動。其一，1938年7月他從香港經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東京見到日本軍政要員並和他們會談，回來後向重慶呈送報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與日本軍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禎昭簽訂了一份《日華協議記錄》（即所謂《重光堂協議》），這個協議就是後來汪日談判的原始藍本。他們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走河內的行動計劃。這兩個重要活動，回憶錄對前者隻字不提，後者僅以「猶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立了出走安南的協議」（第二章）一筆帶過。這不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議的缺陷。譯者謹就這兩段歷史作簡要補充供讀者參考。請參閱本章第三節。
二、從明治維新到日本戰敗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紀初，還是個與世隔絕、跟外部世界不相往來的封建國家，由軍事獨裁集團──幕府將軍、大名和跟隨他們的武士們統治將近700年之久，天皇只是象徵。德川家康從16世紀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長達260餘年的鎖國統治。
1853年，鎖國政策被美國海軍准將培里（Commodore Mathew C. Perry）率領的堅船利炮突破，日本被逼對外開放。幕府在「黑船」威力下節節退讓，西方資本主義伺機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會討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機，導致15年後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們推翻。1868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號為「明治」，發布「王政復古」詔書，治國大政歸還天皇，從此天皇從象徵式的統治者變成實質的統治者。明治政府勵精圖治，定東京為首都，聘用外國人來日教導，派使節團赴外國考察學習，只花了50年時間便把封建的日本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日本人向來以為他們的國體、民族是獨一無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孫，服膺所謂「萬世一系天壤無窮」。因此以一島國，竟能戰勝龐大的中國（1894甲午戰爭）和俄國（1904日俄之戰），極大程度地推動了日本天皇政權的對外擴張意識。朝鮮和中國東北的資源，早就被日本虎視眈眈。1910年，日本開始吞併朝鮮，先以伊藤博文任統監使之淪為附庸，再派寺內正毅為朝鮮總督予以統治。吞併韓國之後，侵略的矛頭便指向中國。1915年，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從此以帝國主義的面目橫行東亞，逐漸與英、美、法、德等在亞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國家發生利益衝突。這時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強欺辱的小國，而自認應脫離亞洲加入西方強國之林，由先進的日本來支配落後的亞洲。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繼承皇位，改年號「昭和」，此時主張侵略擴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蠢蠢欲動。1931年春，昭和登基第6年，松岡洋右（外交官，滿鐵副總裁，後來的外務大臣）在《動盪之滿蒙》一文中曾經大言不慚地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來說，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國要牢固地確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此種以他國的資源當作本國國防和經濟命脈的謬論，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華思想的霸道。
半年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1933年國聯決議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東三省，松岡率領日本代表團悍然退出國聯，已是日本軍國主義不顧國際正義，大規模侵略中國的前兆。
主張擴張勢力的極右軍人成功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為提高，法西斯軍人氣焰益發高漲。1932年槍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士兵刺殺首相岡田啟介（亂中逃脫）、內大臣齋藤實及藏相高橋是清，重傷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及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內閣企圖採取不擴大方針以抑制陸軍過激行動，引起法西斯軍人仇視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其後的首相即被震懾得放棄政黨政治，以「舉國一致」的內閣直接聽命於軍部。
法西斯軍人分成兩派。一派主張打倒財閥，企圖通過暗殺或流血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以改造國家，此即所謂「皇道派」；另一派則主張爭取財閥的支持與合作，並加強對軍隊的統治以達到控制內閣、實現法西斯獨裁的目的，即所謂「統制派」。前面所說的兩次刺殺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傑作。但他們的莽動為統制派藉機製造了平息政變有功的機會，進而要挾內閣，操縱人事，實行獨裁政治。1941年主導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英機，就是統制派的領袖之一。高宗武就東條的崛起，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對於當時日本政局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狂熱擴張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滅亡之路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抗戰到底與「低調俱樂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6年之間，日本處心積慮欲圖中國的野心日益明顯。從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3月偽滿登場，1933年熱河進兵、山海關陷敵導致《塘沽協定》，1935年天津暗殺案引出《何梅協定》，到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企圖促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的「華北自治運動」等種種傷害我國的行為，其欲割裂中國版圖然後分而治之的陰謀，暴露無遺。日本施予中國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與軍事壓力，引起中國朝野一致同仇敵愾，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達到拋頭顱灑熱血，不惜一戰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駐屯軍部隊在北平市郊盧溝橋挑起事端，中日戰爭爆發，中國隨即展開全面抗戰。日本侵華之初，曾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不料遭到中國軍隊的強烈抵抗，傷亡慘重。日本政府見軍隊陷入泥淖，亟欲抽身，遂改用和談謀略，冀求早日結束戰爭。中國方面，上海、南京、廣州相繼失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斡旋失敗，軍事瀕臨嚴重逆轉，國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際，也出現透過談判解決戰事以減少人民生靈塗炭之苦的論調。
抗戰初期，一些對抗日前途憂心忡忡的教授們，時常聚集在一起談論局勢。他們認為政府高喊「長期抗戰」、「焦土抗戰」是「唱高調」，逐漸形成一個議論時政的小團體。胡適戲稱他們的論調為「低調」。陶希聖在《八十自序》中寫道：「抗戰爆發之初，日軍所謂木根津轟炸機隊屢次空襲南京，均為中國空軍所擊敗。南京中山路西流灣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餘人起坐。中樞黨政友朋往來集聚其間，論及戰況，探討戰訊，事本平常，有稱之為『低調俱樂部』者。」邦克在書中提到高宗武的說法，最為傳神：
胡適來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還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蕭同茲、程滄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見？」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見卻很『低』。」從此幾個贊成以外交解決中日問題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個「低調俱樂部」之名。
其實有「能和則和」想法的，大有人在。七七戰事發生不久，胡適就曾鼓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積極打通對日外交路線，並向蔣介石力薦高擔此大任。他說：「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胡適1937年7月30、31日日記）。蔣介石曾於31日下午召見高宗武。
8月6日，陶希聖與胡適聯名密陳國是意見，由陳布雷轉呈蔣委員長。陶建議採取「一刀兩斷」的作法，即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並保持冀察之領土行政完整，並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不輕啟大戰，亦不避免大戰，以避免因大戰而耗盡國家統一與現代化的力量。胡適則建議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日兩國間一切懸案，根本調整中日關係，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建立兩國間之友誼與合作，以建立東亞的長期和平。」
陳布雷在致蔣介石的簽呈中寫道「……所言或未必有當，而其忠誠迫切，不敢不以上聞……」陶、胡二人提出的這種傾向避免戰爭，通過外交手段謀求和平的方案雖然未被蔣介石立即採納，但次年2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9月胡適奉派出任駐美大使，這些舉措似不無受到該建議的影響。
高宗武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報
（三）高宗武：和平運動的先驅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樂清人，留學日本八年，先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法科，後轉入東京帝大，1931年結束學業歸國。回國後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關於日本問題的文章，對日本政經與軍事情勢作細緻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隨即被報館特約為日本問題專欄及社論撰稿人，同時被聘為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頗為欣賞高所寫的有關日本問題之分析，特予延見長談。次年，高進入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1933年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延攬，進外交部任日本問題研究員。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時又往偽滿觀察狀況，返回南京後將考察所得呈報外交部及蔣委員長。5月任亞洲司科長，6月升亞洲司副司長，9月奉派往北平協助談判偽滿通郵案。1935年升任亞洲司司長，這時他還不滿30歲。
高宗武的從政生命很短。他的事業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三年。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對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談判幾乎占據了他全部時間。他在亞洲司副司長任內，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份協助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與日本關東軍的代表談判關內外通郵事務。雖然談判成果並不理想，但高宗武堅守中央訓令毫不退讓的態度，獲得敵我雙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聲名大噪。
其後，高參與了由四川成都和廣東北海日人被襲兩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談判。談判內容牽涉甚廣，雙方劍拔弩張，幾乎導致兵戎相見。高宗武在這輪談判中益形沉著應付，手段成熟，獲得蔣委員長的信任。
抗戰軍興之後，蔣介石採納胡適的建議，命高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以軍事委員會官員的身分，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為掩護，刺探日本的和戰動向。高從香港秘密去了一趟東京（1938年7月2日橫濱登岸），見到幾位主導誘降中國的首腦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開聲明「不以重慶為對手」，中國必須換人來談判和平，而國民黨的第二號領袖汪精衛是最好的人選。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帶了親信從昆明飛河內時，高還在香港。日相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內容與前次所承諾的條件差距甚大，汪大為緊張。為了探聽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訪東京（1939年2月21日長崎登岸）。高在東京見到幾位重量級的人物，但得到的結論是他們說的是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高回香港後寫了一份報告給汪，強烈表示日本人沒有誠意，不可一廂情願。
恰在此時（1939年3月21日凌晨），重慶槍手侵入汪在河內的住家，本欲刺殺汪，卻誤殺了汪最為依賴的親信曾仲鳴。汪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輪船「北光號」（按：原文作「北滿號」）到了上海，高從香港赴上海與汪等人會合。從此，高即身不由己，政治生涯從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處的7個月時間裡，高逐漸看透了日本人誘降的欺騙手法，以及欲滅亡中國的野心。他曾經多次力勸汪罷手，即使他把密約拍照秘藏之後，仍在勸汪懸韁勒馬。他向汪提出三條出路：上策，立即出國公布密約；中策，搬到法租界不問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個順民。無奈汪此時已經騎虎難下，根本無法考慮高的任何建議。高早就想離開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協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約上籤下了名。高沒有出席，發現陶希聖也藉故生病沒有出席。當晚他去陶宅，用試探的語氣探問陶有何打算，此時陶已決定出走，同樣試探高。兩人默契相通，當下決定相偕出逃。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戲劇化的情節。
高到香港不久，隨即遠走美國，在彼邦隱居數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從政事跡，似乎可以從先後不同的兩個角度著眼。其一是自日本學成歸國進入國民政府擔任公職的5年（1933～1938），在這期間，高表現的對日談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蔣介石、汪精衛、張群、胡適等人的讚賞，在短短的三四年中為當局不次拔擢，以不滿30之齡，從外交部研究員，而亞洲司科長，而副司長至司長，以致於1938年2月由蔣介石派往香港工作。這期間，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蔣的親信，甚至同年7月高瞞著蔣介石密訪東京，蔣得知後大發雷霆，高仍舊不認為那是對蔣的背叛，此所以後來他隨汪精衛到了上海，汪還對他說「蔣介石不放棄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實上從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與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禎昭簽訂《重光堂協議》，及制定汪精衛的出走計劃起，他已背叛了蔣。
其二是從「重光堂」簽約後，開始追隨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到1940年1月脫離汪為止。高在這短短的13個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運動的先驅者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其分水嶺在於1939年2月的第二次東京之行。?在東京聽到從軍事將領到首相所說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別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的話」。這些謊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東京回香港五天後曾仲鳴在河內被殺，他深信那是日本人為離間汪蔣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回憶錄中沒有記載的幾項活動
（一）董道寧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國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奉高宗武之命從武漢到上海，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探聽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並會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等人。2月15日，董道寧由西義顯的助手，「滿鐵」特派員伊藤芳男陪同抵達東京，會見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中將、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軍務課課長影佐禎昭、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屬於軍部的所謂「統制派」，主張以「緩進」、「談判」解決中國事變的少壯軍人，他們私下建議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上台的方式來解決近衛首相「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難題。董道寧離開東京時，影佐禎昭還寫了親筆信給他的日本士官學長何應欽和張群。
（二）高宗武密訪東京
董道寧在東京逗留至3月7日，與西義顯、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連，於15日回到上海，會見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隨即前往香港，於4月2日同飛武漢匯報會談內容。4月14日，兩人飛回香港。6月22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登上「日本皇后號」郵船，途經上海，於7月2日抵達橫濱。高等人22日在香港登船，23日出海，蔣介石立刻得到情報，在24日日記中寫道：「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
高宗武在東京期間，見到內閣參議松岡洋右（7月3日）、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4日）、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長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衛文麿（8日）。其餘的日子則與松本重治、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犬養健等人在一起談話。7月9日上午離開東京前往橫濱搭船回上海。
高在東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領導人可以與重慶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人取代蔣介石。影佐直言，1月16日御前會議決定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態度至為明顯，「如果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負責收拾局面，則雙方均有轉圜餘地，中國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後，於7月22日派周隆庠送報告到重慶，並呈一信給蔣介石：
委員長鈞鑒：
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
職高宗武謹呈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佛海先把報告給汪，汪看到報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為吃驚。他立即將原件轉呈蔣介石。汪精衛對陶希聖說：「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高在信末說「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可見他自知赴東京是擅自決定的行為，可能不獲蔣介石見諒。果然，蔣得悉高私訪東京，非常生氣，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動的經費。這等於是撤銷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務。
（三）在香港的活動
周佛海命周隆庠向高宗武轉達蔣介石的態度，並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高雖然名義上跟國內斷絕了關係，實際上仍然不停地為和平運動奔走。從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義顯、松本重治、犬養健等人會談了五次，其主題為撤兵與承認滿洲國兩個問題。
10月24日，梅思平從香港回重慶，向汪精衛報告在港與日人談判的內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後聯絡的方法。26日起，汪召集陳璧君、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人，在寓所討論對日和平活動和離開重慶另外組織新政府等問題。30日，梅思平飛回香港，會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進一步的聯繫。
（四）《重光堂協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別於11月12、13日抵達上海。14日起，在上海虹口東體育會路七號（即所謂「重光堂」），與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帶來的中方最後定稿的和平基本條件展開會談。這個草案與八、九月間梅思平與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討論的內容差不多，但雙方就細節進行反覆研討、辯論。
（左起）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於上海「重光堂」商討《日華協定記錄》及《日華協定記錄諒解事項》（1938年11月14日）15日，今井帶協議草案回東京匯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決定以這個協議作為推進日中和平運動的基礎，並指派影佐禎昭及今井武夫分別為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的代表，負責完成談判。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義顯、伊藤芳男、犬養健同行。20日起繼續談判，下午七時雙方簽署了《日華協議記錄》及《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兩份文件。另外一份《日華秘密協議記錄》則暫未簽字，但為保證實行的事項（文件內容見附錄一）。這三份文件後來得到御前會議的通過，是決定日本以汪精衛為對手，支持組織「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後日本軍方與汪組織談判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基礎。他們四人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國及近衛發表宣言的詳細計劃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約定，於11月26日密帶協議文件返回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匯報。汪精衛隨即召開會議詳細研究協議內容，及討論今後的行動步驟。11月30日，梅帶了汪精衛的答覆回到香港通知西義顯。日本方面隨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對日華協議記錄無異議。
汪系人馬於收到梅思平發自香港的隱語電報後，即分批到昆明會合。19日下午3時許，汪精衛夫婦一行人同乘包機離開昆明，五時半降落安南河內機場。
從以上這些活動可見，儘管高宗武在回憶錄中強調他自汪精衛到河內之後開始反對汪和日本人接觸，反對汪去上海，反對汪繼續談判，力勸汪放棄運動返回重慶向國人認錯……但至少在上述階段，高不但是對日談判的參與者，而且是推動和平運動的先行者。
附帶一提，高宗武在回憶錄中非常蔑視伊藤芳男其人。事實上，董道寧和高宗武之能夠順利到東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後在香港的談判，乃至在上海簽訂《日華協議記錄》，伊藤都曾積極參與其事，兩人互動密切。據說高與松本重治、西義顯、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結拜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足見他們的關係非比尋常，不太像高所寫的，伊藤是「假扮南滿鐵路職員的日軍特務」，或「直到我認識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壞……」那樣糟糕。
四、隨汪脫汪的轉折
曾經被譽為「日本通」而為層峰不次擢升重用的高宗武，在短短的七年從政生涯中，先是奉蔣介石之命赴香港與日本人周旋，復追隨汪精衛倡導「和平運動」，並在第一線與日本軍政人物密切接觸，說他是對日和談的先驅，甚至是此運動的始作俑者，應不為過。因為日本人慾以國府第二號人物汪精衛為和談對象的訊息，是高宗武密訪東京之後帶回重慶的。此時汪還蒙在鼓裡，聞訊不禁大驚失色。
然而，誰也沒想到，在汪系人馬出走河內僅僅一年多之後，高宗武竟與汪精衛決裂，毅然偕陶希聖同赴香港，把汪日簽訂的密約公之於世。這對正在籌備建立南京偽國民政府的汪組織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難怪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從河內而香港而上海，高和汪為推行對日和平運動前後共事十三個月，包括在上海朝夕相處的七個月。高宗武是汪手下唯一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的人，與日人接觸頻繁，了解對方的個性，在對日交涉與談判事務上，汪倚靠甚深。為何一名曾經深入敵營為汪穿針引線的第一線人物，忽然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他的言行變化和心理轉折，是否有脈絡可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衛等人到河內的第二天，日相近衛文麿以談話的方式，就日華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發表第三次聲明。除標榜「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之外，並希圖與「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汪精衛遍查聲明內容，竟找不到一個月前在重光堂「日華協議記錄」中訂定的有關撤兵和不要求賠款的文字，這麼重要的承諾竟然沒有見諸文字，他的震驚可想而知。然而事已至此，爭執無益，只好依約響應。汪精衛親自起草聲明（即所謂「艷電」），呼籲重慶打開和議之門，並在文中自行加上「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無賠償軍費之要求」的字樣，算是對國內交代及提醒近衛勿望此條。「艷電」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一時輿論譁然。次年元旦，中國國民黨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黨籍及撤銷一切職務。汪遭受本黨同志如此嚴厲的懲罰，自然非常憤怒，適值此時（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近衛首相突然宣布總辭，由平沼麒一郎繼任首相，這個大動作更給予汪及其追隨者難以承受的衝擊。近衛在任內想方設法把他這位國民黨元老弄到河內，自己卻突然辭職不干，讓汪覺得被日本人出賣了，其窩囊與失望可想而知。同時，汪精衛原來準備在雲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領區建立政權的計劃，因為預先估計可能參加和平運動的地方將領們並沒有如預期的響應，而致全部落空，令他更加氣餒。
汪精衛處於內外交迫的風暴中，非常煩惱，時常問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嗎？」高總是回答：「只有四成可信。」
考慮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高宗武、陳公博、陶希聖等人極力反對任何在占領區組織政府的想法，汪精衛審時度勢，權衡得失，原有就此遠赴歐洲脫離事端，徐圖再起的打算。不幸由於其他眾人的反對，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槍手侵入河內住宅企圖謀刺汪精衛而誤殺曾仲鳴，使汪從此鐵了心腸，決心前往日本占領區建立他的「新中央政府」。
此時，隨汪出走的人馬已分為兩派。高宗武、陳公博、陶希聖等人認為汪如出面組織新政府，應建立在日軍占領地區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干擾；而以周佛海為首的另外一派，則認為汪既缺金錢又無武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淪陷區的南京建立政府。
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中寫道：「此刻有一基本觀點，在隨汪出走之諸人的中間，頗有歧異。一部分人得知近衛聲明的要點以後，主張汪精衛游歐，不應該進入日軍占領地區組織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進行談判。兩種意見折中的結果，汪夫婦留在河內，其餘諸人轉往香港，暫為觀望。」
高宗武堅持不在淪陷區組織政府的底線。他認為，在敵區外組府，充其量只能算是對國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賣國投敵，這是他絕對不能忍受的。然而事與願違，「周佛海路線」逐漸占了上風，高、陳、陶等人的主張迭被排斥，高的心情開始消極低落。
高宗武曾經三次前往東京。第一次（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橫濱登岸）是未得許可私自去的，蔣介石震怒，斥之為膽大妄為，高宗武從此不敢回重慶；這次密訪，高由伊滕芳男、西義顯陪同會見了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陸軍大臣板垣、首相近衛等人，他向日本人表示，唯有日本放棄帝國主義政策，尊重中國為對等國家，中日之間才有實現和平的可能。他帶回「日本人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時局」的訊息。
第二次赴東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長崎登岸）是汪精衛出走河內後派他去探聽虛實的，高在東京見到政府與軍部的首腦人物如平沼首相、近衛、多田、板垣等人，並且與他們作長時間的會談。他得到一個印象：日本人講了許多不切實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這些謊話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高宗武回香港後，把報告交給陳璧君乘飛機帶往河內。報告詳列他跟日人的談話內容，結論是「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伎倆，一點都沒變。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上面所說的河內刺殺事件，便是高宗武回香港五天之後發生的，高懷疑日本人已經探悉他報告的內容而搶先下手，因而堅信暗殺行動是日本特務炮製的栽贓離間行為。汪夫婦恨透了蔣，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因暗殺事件產生的憤怒，使汪精衛從此不顧一切地利用和平運動作為報復蔣介石的手段。
四月底，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之下離開河內前往上海。五月初，高宗武決定去上海與汪會合，離港前夕他去拜訪杜月笙，杜勸他不要去，高回答說：「許多我的朋友已經在途中，他們是我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須去。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去南京做傀儡，我不會跟著走。我不但不會做傀儡，我將採取斷然措施。」
第三次去東京（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軍機從上海起飛經佐世保降落橫須賀轉）是隨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寧、周隆庠等人一同去的。高對這次訪問更加失望，他的言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懷疑他是蔣介石的人，曾一度企圖把他扣留在東京以觀察他的動態，後為汪精衛所阻。高宗武也警覺到日本人對他的不友善，他寫道：「我無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沒有人性，過去我有許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他們認為欺騙朋友是天經地義，甚至毒死他們也在所不惜。」
十一月起汪日談判在影佐禎昭的主導下登場。談判期間，高宗武逐漸認清日本人的野心與不可信任，心情隨之彷徨矛盾。他不常參加會議，參加也表現得漫不經心，若即若離。他藉機用相機偷拍了密約及附件的全部文件。
看出高宗武的消極態度，梅思平說：「你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工作，卻又離不開上海。我們不懂你。」高回答說：「沒錯，我是個傻瓜。因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願跟你們工作；因為你們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幫助，所以我不能離開你們。」
汪精衛早就發過牢騷：「你反對我來上海，反對我去東京、去北平。現在，經過那麼多困難，我們聚集了兩百多名代表參加大會（按即偽國民黨六中全會），你又反對。我真不懂你。問題是你親重慶，蔣介石不放棄你，你?忘不了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密約談判已接近尾聲，不久就要簽字了。一晚，高宗武邀集陳公博、陶希聖去汪府密談，他灰心地說，和平運動沒法再走下去了，照他看汪有三條路可走：上策，馬上離開上海，到達安全地方之後，公布日本人的條件，如此可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的決心，也可以澄清當初大家離開重慶的初衷，最低限度有勇氣誠實面對國家。中策，立刻搬往法租界，告訴日本人承認錯誤，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動。下策，在日本人卵翼之下成立南京政權，做個溥儀第二，可是這樣值得嗎？最後高說：「這是我最後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將追隨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
早在第二次去東京路過長崎之際，高宗武曾上岸拜見他父親的老友、退休居住日本的黃群。黃反對汪精衛的所謂和平路線，勸高不要跟著走下去，高對他極為尊敬的這位父輩保證，無論發生何事，絕不會容許日本人操縱利用汪。不久黃去了香港，然後飛往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高宗武的活動及處境。蔣同意策反高宗武，命黃群回上海帶消息給高，經由杜月笙的周密安排，高宗武與陶希聖兩人於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秘密離開上海，兩天後安全到達香港。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以頭條大篇幅披露汪日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
杜月笙的大弟子萬墨林奉命營救高、陶二人離開上海。他在《滬上往事》中寫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護送兩名重要人物，離滬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兩位先生，也不曉得內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過是預備兩張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四日（按應為三日），由上海駛往香港的胡佛號輪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兩位先生手裡，從接過船票的一剎那起，出動弟兄，保護他們的安全，直到胡佛號離開上海為止。胡佛號上，則杜先生另有安排。……」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分析高宗武棄汪離滬的原因，認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從一開始就把汪兆銘的和平運動向日本方面提出的發起人，但高在跟隨汪兆銘到上海前後的一段時間裡，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和周佛海的意見發生矛盾。高在重光堂會談時就一貫主張，新政府必須建立在日本占領地區以外，不過這個理想方案逼於形勢不可能實現。由於這些衝突，幹部們在決定重要政策時疏遠了他，他也因此對和平運動喪失了熱情。
今井武夫寫道：「高、陶二人認為和平政權將要改變成日本軍的傀儡，覺得汪兆銘對實現真正的日華和平，又未必有足夠的力量；同時對所謂的同志當中，又難以看到純真無私的救國誠意，從而感到失望。如果結合以後汪政權的失敗考慮的話，他們的心情反而有不少使人同情之處。從某種意義上又可說是起因於日本方面脫離了近衛聲明，採取強硬的權益要求所致。也可以說是必然要發生的問題吧！」
影佐禎昭在《曾走路我記》中寫道：「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議汪的和平運動的人，但從汪由河內到達上海時起，他的態度已經為中國方面的人們所懷疑，在我的眼睛裡也反映出可疑之處。然而陶的逃脫，從他真摯的性格看來，出於意外。可以認為，也許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條約草案，對和平運動前途產生悲觀的緣故。」
高宗武夫婦於三月下旬離港經歐洲赴美，五月底到達紐約，終其一生定居華盛頓。陶希聖留港辦雜誌，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港九陷日，次年二月回歸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