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回憶錄 · 代序 從政七年如咯血

高宗武是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早年留學日本，歸國不久即從政，受當道賞識，扶搖直上，別有一番懷抱；然而，處斯亂世，國力未充，內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後更成為大人物政爭中信手調遣的一粒棋子，其命運殊為可嘆也。不過，既為小人物，則又有一好處，就是見勢不妙，船小好掉頭，趨避逃遁，茫如風影，遠離人們的視線，我們不打擾他，他更不想打擾我們。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無動於衷，一副倦鳥歸山、英雄失路的樣子。高宗武就是這樣一個人，三十歲之前，紅極一時；之後，則躲得遠遠的，若復隔世，悄無聲息活到了九十歲。當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壽者，我們不去談他們。 （一） 1931年，高宗武從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時年二十五歲。 這是一個身材瘦小，文質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長詞令」的年輕人①。返國後，在首都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講授政治學。日本大學的法學專業，其中包括許多政治課程的內容，這是我在寫作《雷震傳》時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陸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辭典》，並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是何種學歷。我從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亨特·博伊爾的專著中了解到，當年高的「關於中日外交問題博士論文的片斷曾在中國好幾家報紙和雜誌上發表過」②。代序 也就是說，歸國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學講授政治學就不足為奇了，同時也可見這個年輕人對政治的某種興趣。第二年春末，經友人介紹，高宗武決定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就在動身前，日本首相犬養毅在東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這是日本少壯派軍人所為。海軍大尉塚野道雄、海軍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現役海軍尉官、八位海軍預備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滿當時日本在政治、外交、經濟、教育、軍事等各方面停滯不前的局面，認為是日本政黨、財閥、特權階級相互勾結的結果，遂決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殺犬養毅等政界人士，襲擊政友會本部，企圖消滅當時日本政治領袖、有力財團，從而來改變日本的政治現狀，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養毅在「九一八」事件後出任日本首相，當年與孫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國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學日本，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形勢了解入微，立即針對此事寫了一篇約六百字的短文，投給南京《中央日報》。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為戰略目標。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見識卓然，引起報社高層的興趣與關注。他們在刊發此文時加了一個編後語，示意作者到報社來面談一次。高宗武去了，報社讓他與有關編輯人員座談日本政情，並提出希望參與報社工作：就日本問題每周寫兩篇專欄、兩篇社論，每月支付報酬150元。高宗武認為錢太少，不足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報社為延攬人才，同時答應再介紹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另有150元。日本首相犬養毅意外之死，打亂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計劃，也改變其一生的命運。就這樣，高宗武沒再去廣州，成為《中央日報》特約撰稿人，一時間名聲大噪。但高本人實際上並不喜歡這項工作，認為長期這樣寫短文時評，「了無前途可言」，幹了半年就離開了。蔣介石卻很欣賞他分析日本問題的文章。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復恆，當時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推薦其入侍從室工作。蔣介石特予延見長談，擬委任侍從室上校秘書，為他處理對日問題。不知後來為什麼沒有去。若干年後，高宗武在美國對好友提及此事，說「如果當時隨蔣而不隨汪，其後大半生則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寵惠「好人內閣」中擔任過財政總長的羅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調解馬仲英、盛世才爭端，以失敗而告終，同年12月辭去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這時汪精衛為行政院長，便自兼外交部長。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脫離《中央日報》社，轉到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人的命運有時不可逆料，高宗武雖然婉拒蔣介石，未敢去侍從室做那個上校秘書，汪精衛卻又找上門來： ……有一家雜誌的主編李聖五是在牛津大學留學的國際法權威，並且是汪精衛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給汪看，汪看後表示願意見見這個年輕人。汪當時任外交部長，由於對高很賞識，便邀請高參加政府工作，協助辦理同日本人談判有關中國和滿洲國建立鐵路和郵電聯繫的事宜。③ 以日本問題專家身份進入外交部，這對於高個人來說，其誘惑遠大於在蔣的侍從室任職，「在內廷工作動輒得咎，搞不好後半生的生活也大成問題」，此時若能進外交部，發揮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幹，不啻於是一個「天賜良機」。儘管當時國內對這項談判普遍表示反對，甚至將汪精衛與他周圍的那些人貶抑為「妥協派」，高宗武還是沒有半點遲疑。1934年初，他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並很快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亞洲司科長；一個月後，升兼亞洲司幫辦（副司長），主持對日交涉事務，成為汪手下的一個得力幹將。這時高的薪俸每月300元，汪以高「對日交涉繁忙，應酬也多」為由，特准另加300元補貼。這個數字在當時已不少，高卻認為勉強可應付自己平日裡的各種開銷。高是那種特別喜歡交朋友的人，尤其與日本人關係良好。其間，奉派前往日本考察，並擬秘密進入「滿洲國」收集情報，開始時無法進入。後在警察特高課一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進入東北，時間長達一個月，且收穫甚豐。返回南京後，將考察報告同時呈報外交部及蔣介石，由此又得到蔣的一次召見。 蔣對高的印象一直不錯。儘管外界認為高是汪的人，蔣卻不以為然。他向高詳細詢問對日外交策略。高認為日本決定吞併中國，或可兩條線路，一條是北進，一條是南進；建議應加強駐朝鮮和台北總領事館職責，給予較高待遇，以便調查日本在兩處的動向。蔣大為賞識，當場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為特命全權公使兼駐朝鮮總領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適宜擔任這項負有情報工作之職務」。1934年，蔣介石的盟兄黃郛（膺白）在北平奉命處理華北地區有關中日交涉事宜，黃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兼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委員長。這時，日本人又提出華北通商、通郵等各項問題，黃以授權有限、不能全權處理為由，將此事打發到行政院。汪精衛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認『滿洲國』原則之下，專談通郵上之技術問題」。黃於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後，即去拜見黃郛，發現並非是技術上的細節問題，而是政策上對日本有較大的讓步。高深感為難，認為此事已超出職權範圍，必須請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決定。在與日本人的談判中，高的態度十分強硬，黃郛責備過他。蔣介石此時正來北平協和醫院診治牙疾，黃將此事捅了上去。蔣兩次召見高談。高宗武這樣回憶：「可能出自黃郛的建議，他兩次召見我。黃郛可能以為我比較聽委員長的話。不過，兩次晉見，委員長並沒有給我任何指示。很顯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場的。」（按：高未刊回憶錄，塵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國被發現。詳見後文。本文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黃早年入同盟會，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做過代理總理；1928年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後因濟南慘案引咎辭職。黃與蔣有舊交，自視甚高，稱高是「小孩子」或「這個小孩子」，黃這時不過五十四歲（兩年後病故），以這種口吻對待高宗武，實際上是對他有所不滿。高到華北後，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湯爾和、王克敏（兩人後為日本傀儡）等人宴請。席間，湯等對高的見識與才華，讚許不絕。在給友人信中，稱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時兼任委員會財務處主任，頗有同感，馳電蔣介石擬邀其出任財務處總參議或秘書長，高不以為意，又是婉拒。蔣又因此而特別欣賞這種做事講原則、又不為官的態度。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年僅二十九歲。「……高居然挨過了那一陣反妥協的抗議風暴，而且年紀那樣輕就當了那麼大的官，這說明別人常常讚揚他頗有政治才幹這一點的確名不虛傳」④。高本人卻這樣說：「通郵問題解決後不久，我從亞洲司副司長晉升為司長。由於許多適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升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升級帶給我更多的困難，因為那意味著與日本更頻繁的接觸……」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遇刺受傷，辭去本兼各職，赴歐洲療傷；蔣介石乃接手為行政院長，同時電令湖北省主席張群接任外交部長。張十日後到任，高驛馬未動，仍為亞州司司長。張主持外交大計，對日具體交涉則由高宗武一人負責，並囑其對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蔣介石面報或請示。蔣也會直接來找高宗武。一次張群接聽電話，是蔣介石打來的，開口就說：「我找高宗武……」 以上這個細節為高宗武晚年對好友周谷所說。 翻檢陳香梅《張群先生話往事》一書，未能得到證實。但周的文章公開見諸報端，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從有關史料看，高與頂頭上司張群的私交確實不錯。張做了一年兩個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長，以他自己的話：「我這一年多外交部長的生活，戒慎緊張，苦惱多而歡樂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實際改善中日關係，未符最初期望……」⑤張後來對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難以對付，且須事事請示蔣介石，無以獨當一面，高建議他辭職。「張遂於1937年2月25日逕電蔣委員長請辭，久未接復電，一日突接蔣電『囑高宗武來見』。張部長很幽默地對高司長說：『蔣委員長要你來接外交部長。』3月3日張群辭職照准，卻由王寵惠繼任」⑥。周谷不知何許人，竟用了一個「卻」字，給人的印象就好像蔣曾屬意由高來接任外長，其實不過是純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說蔣在用人上向素隱忍多謀，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權力上的制衡，憑此時高宗武在政壇上的實力，何以能出長一個關乎國家之命運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後來在汪精衛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輕」，最多只能當外交部次長。所以，張群的一句玩笑話，豈又能當真呢？不過，張群任外長，卻給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甫任後，即「一改汪精衛『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採取主動與日方談判的戰略，以求中日關係的全盤調整」⑦，這一思路與高內心的想法不謀而合，高的賣力就可想而知。從張群的回憶中可證實當時?日交涉時高均有參與，有一次派他會同張嘉璈、王世傑專程飛廣州，向蔣匯報有關會談詳情，並請求指示⑧，可見高在蔣、張二人面前的某種重要性。不過，高本人心裡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環境之中擔任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中國對日本首腦人物的主要談判人員……」高在外交部工作時向不稱人官銜，對部長只稱「岳軍先生」（即張群），對蔣介石、汪精衛均稱蔣先生、汪先生。這是高書生意氣、甚為可愛的一面，但骨子裡一種顧盼自雄、捨我其誰的心態又灼然可見，以致不久即闖下大禍。 （二）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蔣介石在廬山表示「戰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的決心，表明中國已不可能再忍讓。就中日雙方軍事力量對比而言，中國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應戰而不是求戰。戰爭的慘烈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每小時的傷亡人數以千計。但中國軍隊在華北和華東兩個戰場，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氣概，又為日本軍閥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窮水盡之時，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若論抗敵武裝，我軍已無一個完整之師，可以繼續作戰。……此仗如何打得下去」？⑨ 戰爭初期，1937年7月24日，蔣介石接見過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又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美國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這一連串的外交行為，是在兌現七、八天前，蔣在廬山同時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這一願望，即以時間爭取空間，從而贏得戰機。蔣在7月19日日記中寫道：「政府對和談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⑩雖然一般認為兩國交惡，「和與戰」不可兼容，但實則戰爭與和平交涉有時是並行的，和談對打仗而言是一種政治作戰。而日本方面，陸軍中的「不擴大派」在政府決定出兵中國華北之後並沒有停止活動，在七、八兩月內，曾經推動過兩次以「和平交涉」為招牌的對華政治誘降活動。一次是敦促近衛首相派密使對南京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獻策並推動政府開展「船津工作」。後者的腹稿是：為保全日本陸軍的面子，設法讓中國政府先開口要求停戰講和，「由正在東京的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去擔任誘導中國方面的任務，迅速派他赴上海，將全面調整邦交、停戰條件方案的內容，作為他個人聽到的傳聞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傳遞給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進行試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則開始外交交涉。這就是擬議的『船津工作』」。 日本人之選中高宗武為試探對手，可見這是一個能將求談信息迅速帶到南京上峰那裡的人。剛剛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國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實上已成為中日雙方此時意欲打通「外交路線」的首要人選。7月31日，蔣介石、汪精衛分別召見高宗武，期許甚高，表明責任與分量不會太輕。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有過記載： 蔣先生約午飯。在座者有梅（即梅貽琦）、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說話，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Miracle（奇蹟），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蔣、汪二人與高宗武談了些什麼，自然不允外界所知。高或許只對胡適先生一人說過，但胡適在日記中卻隻字未提。但隨後從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動或可表明，顯然是在受命尋找與日談判的可行途徑，只見他不停地奔走於南京、上海之間，這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已是王寵惠，他對高宗武的動向似亦不甚清楚。 高在王部長任內，奉蔣委員長密令前往上海辦理對日交涉，即向王部長說擬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說：「委座知道。」王是老官場，立即說：「那你就去罷。」高到上海後，絕口不提奉何人命前來上海交涉，謠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懼。外交部對高亦不滿意。高每周單獨往見蔣委員長一、二次，每次談話都是很長。這在當時已是異數。高說蔣委員長對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蔣的內心極為痛苦。 儘管如此，日本國內的政治氣候卻不容忽視。「1930年間，日本已被陸軍中激進少壯派及右翼團體包圍威脅，凡舉主張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堅持穩健保守之理財者、約束軍紀之將領均經先後被刺殺，其壓力及於文化界教育界及實業家，輿論亦只能支持急進政策，所以也缺乏轉圜餘地」。 日本軍人甚至揚言「三個月之內滅亡中國」，使戰爭越發激烈，即使雙方其中有人試圖尋求停戰的可能性亦日漸渺茫。五個月後，南京棄守，《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上海租界碰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後者對張稱：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國。張立即將這位大使的話口頭轉告蔣介石，「給蔣印象至深」。大約過後五年，蔣仍耿耿於懷，日記中猶提及此語：「在我軍由南京轉進後，季鸞在滬遇倭駐華大使，彼語季鸞?：『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國。』其意此時若放鬆中國就不能救日本。當時吾聞之悲慘無已，終身莫忘，可知倭國文武皆以為非滅亡中國決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與船津辰一郎見面；下午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秘密會晤。當晚返回南京，將會談內容直接向上峰匯報。就在這天晚上，上海卻發生了「大山事件」，兩名日本軍人闖入虹橋機場時被保安隊所擊斃，從而引發了八一三淞滬之戰。高的談判無以為繼，不得不暫時停了下來，「船津工作」因此而流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日本陸軍「不擴大派」與「擴大派」內鬥的一個結果。接下來的故事，是高辭去外交部任職，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對日情報聯絡工作。殊不知此去，竟一意孤行，越走越遠。 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不獨政見兩歧，且私下不和，由來已久，此時矛盾更顯突出。 隨著日本「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夢想破滅，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受其日本人之遊說，表示願意出面調停中日關係；12月2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高級將領會議，稱不拒絕陶德曼調停。僅僅過了一個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衛突然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通知陶德曼本人，決定放棄與中國的談判。日本人的這一強硬態度，進一步刺激了汪精衛求和的心情，其抗戰的調門越來越低。這一年2月，高宗武到達香港，表面上以「宗記洋行」名義在辦理商務，暗中操縱「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下屬的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所」，「實際則代蔣氏負擔對日聯絡與覓取情況的工作」，其活動經費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列支領取（據周佛海日記，每月兩千美元）。「藝文研究會」隸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外並不公開。周佛海為事務總幹事，當時他是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兼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原北大教授陶希聖為設計總幹事兼研究組組長。有人以為，「藝文研究會」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的一個機構，其實「它乃是蔣、汪二人合作設立的全國輿論指導中心，由蔣資助，汪指導，陶主持」， 最初設在漢口英租界內，後遷至重慶。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蘇日關係）董道寧秘密赴日本，其任務是「刺探敵國大本營最高當局對華真實態度」。 董帶回一封日本參謀部影佐禎昭給昔日同學何應欽、張群的誘和密函。4月初，高與董回漢口，將密函交周佛海、汪精衛閱。次日，高謁蔣介石，又將影佐密函交蔣。蔣囑咐高不要將此事告訴影佐。14日，蔣指示高再飛香港。行前，蔣對高說：「你自己斟酌決定吧，盡力而為。」 高開始了新一輪的秘密使命。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27卷中《高宗武致蔣委員長函》可證實，這一年4月16日，高將有關和平條件通報給了日方：西義顯返日，「已遵照面諭各點作『我當局』之意見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見」。不久，徐州會戰打響，日方對高通報的和平條件未予答覆，此事被擱置下來。5月底，高回過漢口。從周佛海日記中可知，高與之有過兩個小時的密談。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汪精衛對英國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聲稱 「如果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一切視日方所提出條件而定」，公開表明他與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進而武漢失守，汪夫人陳璧君竟又指使藝文會香港分會，代表汪精衛與日方作「和平談判」接觸，與日方簽下導致後來汪精衛脫離重慶的若干文件，其主要談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當時陳璧君往返於香港與重慶之間，她對高、梅二人說：「你們是為蔣先生跑的，現在試為汪先生跑跑。」陶希聖之三子陶恒生先生在其專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對此慨嘆不已：由蔣介石面命組成，從事對日抗戰宣傳的「藝文研究會」，其香港分會及下屬機構，「到這時竟成了汪精衛對日和談的聯絡管道」。蔣介石佯裝不知，還是真被蒙在鼓裡？ 應當說，1938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蔣介石是知道的。 儘管蔣一度改口讓王寵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後在周佛海的擔保之下，高還是去了。蔣對高確實是有點不放心，畢竟太年輕，與日本人又如此過從甚密，若稍有差池，則必誤國家之大事。高則這樣回憶：「戰爭爆發後，我隨政府於1937年11月到了漢口。跟日本人的談判結束後，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一連串的『事件』最後變成了戰爭的大事件。在一次與委員長的談話中，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於目前政府對於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們取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委員長同意了。於是我離開漢口，不久後帶回來一手情報。」從後來的情況發展看，蔣的這一顧慮並非沒有道理。據今井武夫回憶錄披露：「高宗武違背了蔣的真實意圖，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滕等舉行會談，在這期間，他注意到這和他過去的想法有了重大分歧。也就是說，他了解到中國方面首腦部門的真意是堅決希望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實現和平，……而日本方面，由於已有近衛聲明擺在前面，作為善後之計，則希望以其他要人暫時代替蔣介石，如果可能的話，由汪兆銘來收拾局面。高宗武發現他本人已隨著日華和平的推動而陷入了困境……」高的這種困境與焦慮，不獨在蔣、汪二人之間進退失據，更以其「低調」而自矜，失去對時局的判斷，一頭栽進逆大潮而蠢蠢欲動的荊棘之中。這一年6月，高在蔣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去了東京，以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報?實則與日軍陸軍大臣、參謀次長等重要人物會見。在密談中，高無意中給日方實力人物傳達了一個錯誤信號，即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主張」，在國民政府內部未被採納，於是將設法從政府之外來推動或展開目前的「和平運動」……今井武夫當時在場，他回憶：「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對於以蔣介石為中心收拾日華兩國之間事變的方案似乎已經斷念了，他態度一變，不再提出這個問題，只是專門熱心地聽取日本方面的發言。」不管今井武夫所說是否真實可信，高此次東京之行，確實對日本政府在制訂對華政策時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一個月之後，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根據大本營陸軍部的建議，通過《適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採取「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的方針，「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 所謂「中國第一流人物」，無非就是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那些人。在當時四分五裂的中國，日本人妄想讓蔣介石下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這並不是說蔣這個人有多麼大的能耐，而是戰爭中的政府在其內憂外患之時，確實需要一個能夠服眾的領軍人物，此人不是別人，恰恰是手腕高明、隱忍多謀的蔣介石……更何況，日本軍方中的強硬派，從未有過一絲真正的和平之意，否則這場慘絕人寰的戰爭就不會打上八年之久了。適於此時，高宗武意識到已闖下滔天大禍，從東京回到香港後，未敢去漢口，而是讓手下的人（周隆庠）將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並附有一信給蔣介石。 他在信中對蔣這樣說，所呈送的三個材料「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其內心之惶恐溢於言表。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將材料立即交給汪精衛。汪大驚，「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蔣大怒，「高宗武是個混蛋，誰叫他去日本的？」隨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動經費。蔣的這一態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導致結核病復發，沉寂了好幾個月，連日本人也找不他。從此，高宗武也再沒有見過蔣介石。 （三） 自盧溝橋事件以來，高宗武一直以為自己是了解蔣真實意圖的，他是在受命尋找「對日折衝」的途徑，並從不認為「試探和平」是對蔣的一種背叛。而蔣呢，之所以又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其中或許暗藏策略上的某種進退。「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覆使用的手法。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哪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而且在當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說高所搜集並且寄回給周（指周佛海）的情報並沒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裡，而是繼續轉到委員長那裡去了。……蔣肯定知道高此番遠行決不單是搜集情報而已，不過蔣覺得高最終還是忠於自己並受自己支配的……高也許能找到有影響的、願意就蔣所能接受的條件進行談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這一點，蔣就能加以利用」。 然而，此時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通過《適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這意味著高之前的所有努力，已完全落空。對蔣來說，高的這一條暗道似已不能再走，及時停掉他在香港的活動經費，就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明示。高或許並未完全意識到，或許已得到周佛海的暗中支持（周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每月撥三千元給高宗武，作為替汪工作的活動經費）。所以，待病情稍有好轉，仍居心行事，甚至不惜肝腦塗地，或如唐德剛所說，自覺眾睡獨醒，實為愚不可及。「他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要使日本方面改變主張是困難的，而在同時，他也下了很大的決心：在不得已時，即使背叛蔣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從事日華之間的和平工作……」正是由於未能得到蔣的諒解，並有了疏遠的跡象，高宗武於失望中孤注一擲，不得不與汪精衛等人走得更近了，這又正是汪本人和日本「不擴大派」所願意看到的。當時有一種說法，高「好像既不代表蔣，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都願意跟他談……」這大概也是高宗武頭腦一時發熱，自以為可促成「和平」的重要原因。據日本外務省當年一份給內閣的報告稱，高曾把汪精衛對和平結束的方法表示為：一，如果日本與蔣介石接觸，他援助斡旋；二，如果與蔣介石以外的人接觸，他以在野資格斡旋；三，如果要他出來負責，他將出馬。 鑒於此時蔣對高的態度，周佛海開始變得小心翼翼起來，他讓梅思平接替了高宗武的某些工作。但高在香港的活動，實際上並未停止，不過是由高介紹日本同盟社中南總分局長松本重治和梅思平繼續談判，梅和汪的關係更為密切。另有種種跡象表明，汪此時意欲脫離重慶政府、單幹之念頭日甚一日。1938年10月21日，廣州失陷，汪發表「和平」解決中日糾紛的談話；南洋華僑籌賑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即致電汪精衛，勸其勿與日本妥協；汪復電：和平條件如無害於中國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 同一天，梅思平從香港到達重慶，與汪見面，攜有日本希望汪氏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的條款，經過多日的商討，到11月2日梅離開重慶時，汪已作了最後的決定。11月20日，汪指示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楨昭等秘密會談，簽訂了幾項協議（即「日華協議記錄」，又稱「重光堂協議」）。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一周後，梅又返回重慶，向汪報告一切。此時汪決定出走，預定先到昆明，後轉河內或香港。高回憶：「我在香港的時候，汪精衛還在重慶試圖作出出走安南（即越南）的決定。他發電報詢問我的意見。雖然我曾經幫助他和近衛公爵溝通，我僅僅回答：『我不建議你這麼做。』」12月5日，周佛海按計劃逃離重慶，他在日記中坦承「飛機離地之剎那，即余政治生命斷絕之時」；12月18日，汪精衛終於不顧一切離開重慶，前赴昆明，他夢想能夠得到雲南省主席龍雲在政治或軍事上的支持；次日，汪與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等人一同搭機前往河內；12月29日，發表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艷電」，即汪精衛簽署的那份《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其中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此「艷電」立即遭至海內外同胞交相撻伐，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臨時常委會，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的決定。高承認：「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汪獲得民眾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至此，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與總裁蔣介石正式決裂，兩人分道揚鑣。蔣介石內心震驚不已，在日記中嘆道：「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於此，誠無可救藥矣。黨國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偽之尤者也。」（1938年12月22日日記） 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運動」從一開始註定就要失敗。並非是在今天已看到這一結果，而是日本人推行所謂「大陸政策」，即為了保護日本就必須消滅或征服幅員遼闊、卻又孱弱的中國，這一荒誕不經、喪失理性、野心勃勃的念頭，最終一步一步地把日本拖進了戰爭的泥淖之中。從大歷史的全程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實際上是導致日本走向敗降，以及中國進入復興的一個歷史分水嶺。關東軍抗命在東北滋事「成功」，燃起日本軍閥的野心；中國人也因此而覺醒，促使各種分崩離析力量開始整合，最後形成一種不屈不撓的抗戰意志，從此走上對抗日本強權侵略的道路。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汪也開始意識到由於美國人的參戰，對他與日本人來說都是一種不祥之兆。日本此即若被打敗，將徹底證明自己的「和平運動」不僅逆全民族抗日大勢而動，甚至是可悲和無恥的，無以見諒於全體國人，就像當年他指責「滿洲國」的溥儀是民族「漢奸」一樣，其下場可想而知。或許汪的想法與後來的法國傀儡元首皮埃爾·賴伐爾頗有相似之處：「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國所有的石頭用來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夠用；要是我的政策失敗了，我就會被絞死……」賴伐爾果然是以叛國罪而被絞死的。賴伐爾以親德而賣國，汪精衛以親日而求利，包括戰時歐洲各國的傀儡政權，東西方同時上演了一幕幕政治上的活鬧劇，引人深思。其實，汪的內心始終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天他告誡自己的兒子：「你一定要有應付這個日子到來的勇氣。」 實際上，即使日本不發動太平洋戰爭，汪的失敗也只是時間問題。這一點，連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汪自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憂慮如何對和平有所作為，但當時徹底抗戰之聲正震盪全國，抗戰的火焰正在升騰，同時也是汪自身的實權非常微弱的時候……」七七事變後，中國決定對日抗戰，其勝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國際援助上。汪氏等人則根據當時形勢，估計國際援助決不會來，只有趕快對日謀和，以免一敗塗地；不料中國（蔣介石一派）苦撐抗日的能力，終於贏得西方各國的信任，漸感中國足以做它們在遠東制衡日本勢力的夥伴，一改原來冷眼旁觀的態度，開始對華援助。汪精衛等人對形勢的估計一錯再錯，最終成了淪陷區裡的日本傀儡。另有一點，就是汪精衛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不適宜搞政治，個人權位利益的野心是導致失敗的原因之一。汪大抵是那種易於感情衝動、意氣用事之人；其一貫表現為立場不堅定，言論變化無常，在政治上一遇挫折，不是南下隱居，就是遠走歐洲，「從1911年至1936年二十多年間，他出走法國竟達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覆不定、遇困即逃、聞利乃回的作風，如何能成大事」？ 汪的老婆陳璧君倒是說一不二的人。汪早年致力於革命時，這個女人陪著他左右突圍，襄助建功立業，功不可沒。從一些史料看，汪精衛之出走，與陳璧君在一旁搗鼓也有關係，她大概也知汪、蔣二人此時勢不兩立，非走不可了。陳公博對陶希聖就說過：「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至敗事。」 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當他發現汪精衛試圖走得太遠時，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1939年3月21日，曾仲鳴在河內被錯殺，汪精衛極為震驚，何去何從一時難以抉擇。高勸他前往歐洲或菲律賓，從此不問政事，甚至願陪他返回重慶，惟不可與日本人再談下去了，「縱然私人積怨甚多，也不可出此下策」；更說：日本在中國已有兩個傀儡組織，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鴻志， 又何必再插一腳？汪此時已無路可走，不聽……高回憶道，此時汪在河內不慎跌了一跤，腿上綁著繃帶，「顯得非常憂鬱。汪說他想去東京去了解日本人的『真實態度』。我說，我們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麼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處的兩星期中，汪曾經多次問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嗎？』每一次我都回答，『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未隔多久，高即發現，與汪派組織其他人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而這些分歧，以他的性情則是無法忍受的。正如後來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汪精衛到上海前，其陣營內已分為兩派。高宗武、陶希聖等認為汪精衛如果要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軍占領的地區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謂『高宗武路線』。周佛海領導的另外一派認為當時汪精衛的分裂運動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賴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權，此即所謂『周佛海路線』。」應當承認，「高宗武路線」不僅符合他本人的政治邏輯，同時也是一個底線：即不在敵戰區建立所謂「新政府」，無論怎麼說，最多是對國民政府的一個背叛；而反之，則就是投敵。國民黨內部另立政府之事並非絕無僅有。國民政府於1925年7月在廣州成立以來，及至北伐成功這一期間，就有過好幾次分裂。以1928年為例?南京政府的成立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變」為契機的，儘管各有各的說法，但在當時至少有兩個意義上的不合常規，「其一，它是在中國的正統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作為國民政府武漢政府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成立的。其二，是在驅逐國內軍事敵對勢力尚未成功即國民革命途中成立的」。 南京政府當時也強調與武漢政府的連續性，以獲取國民黨內部更多的支持作為其正統性的最大依據，武漢政府當然不容分裂，下令免去蔣介石本兼各職……這不過是十多年前才發生過的事情，或許時空與背景有所不同，但汪精衛不至健忘，高宗武心中也未必一點數沒有。然則，「周佛海路線」在這個組織中漸成主流，高處於邊緣化，對汪精衛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心緒低落，寫過一首類似日本俳句的小詩，可見其時的痛楚與困惑，讀來令人低徊： 北方， 南方， 高山， 海洋， 它們全都不屬於中國， 中國百姓將何處為家？ 日本人開始對高宗武有所懷疑。 1939年5月5日，汪精衛乘坐日本「北光丸」號到達上海時，其行蹤被日本《朝日記聞》駐滬記者發現，汪決定暫留在船上，以避開媒體的視線，等天黑再說。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則上岸，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是晚，汪通知不再上岸。高這時對周佛海、梅思平表示，說想住到兄長那裡去。日方影佐禎昭不同意，以命令的口吻對高說：「今晚就住在這裡！」高執意要回，兩人發生口角。還是周佛海出來打圓場，說：「宗武，你還是回去吧。」臨出門前，高還忿然高聲說道：「影佐有什麼權力？我為和平運動拼著性命，絕不能聽從日本人的命令！」這一年6月起，日本人開始對高進行監視。以今井武夫的回憶，在整個談判中，「高宗武的態度始終是批評式的，甚至是虛無的，有時又非常隨便的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張，反而使我對他的真實感到懷疑。」到了夏天，汪由上海飛東京，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同去。影佐禎昭私下對汪精衛說：日方很有人懷疑高宗武，說他有點靠不住，建議以養病為由，將高扣在日本，暫不回上海，以觀察一段時間再說。汪反問：有何根據？影佐禎昭說：雖不能十分肯定，但確有許多可疑之處，高可能被重慶利用。汪精衛仍堅決反對，說：扣留不太好……後來的事實即可證實，日本人對高的懷疑並非沒有道理。半年之後，即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脫離汪組織，從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報》上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使汪派陣營內部一時大亂，這就是中國抗戰期間震驚海內外的「高陶事件」。 （四） 高宗武走了。走得不近情理，聞者驚詫且有疑。 高本人的態度卻是真實可信的，他對日本人說過：「如果汪的和平運動真的能拯救中國，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反對它。但是現在我完全了解這個運動救不了中國。因此我絕對反對它。」1939年12月，高與汪等人有過一次談話。當著陳公博、陶希聖的面，他對汪說：「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只能做個溥儀第二。這樣值得嗎？這是我最後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將追隨你到底，即使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從感情上來講，這是高不得已的一個選擇。「我記得1937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很擔心我搞不到船票，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汪親自去找負責撤退的張群，願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事後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我是從別人那裡聽到的。我也想起汪曾經為我和沈小姐證婚，和頭一個請我們吃飯的往事。我知道我的離開會給他有多麼沉重的打擊……」汪精衛儘管大為不悅，卻未動聲色（可參見其日記），仍抵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兩漢奸續謀成立偽中央政權分裂之事；周佛海則恨之切切，在日記中寫道：「……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1940年1月22日）。當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不禁啞然失笑。周佛海本是一個善變之人。這裡若撇開政治不談，只講做人，周氏遠不如那個大孝子陳公博。1939年底，陳公博秘密進滬，勸汪懸崖勒馬，停做組府之事，以免使國家陷於分裂。但汪精衛已騎虎難下，陳勸說無效，乃回香港，繼續侍候老母。陳公博為性情中人，後見高、陶二人出走，「恐汪之陷於孤立，」頗感惶慮，才又重返上海，從此跌入齷齪政治的泥淖之中。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陳由偽政府之立法院長接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長，實權卻在副院長周佛海之下。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周佛海搖身一變又為蔣介石的人，被重慶方面委任為國民政府上海、南京地區特別行動隊總司令。原來周在前一年即向重慶政府反正，後在受審時自嘲，稱是「身在匈奴心在漢」。1946年4月，陳公博以叛國罪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高宗武在美國知道後，扼腕痛惜陳是在替人受過，想要提供證據，並擬往蘇州法庭為其辯護，此事被蔣介石攔了下來。與陳公博願作「伴食」相比，最後連日本人也看不起周佛海，「他正如一個鑽在內部、恩將仇報的人那樣，看到事情失敗就為了續命而狂奔，結果還是不能逃脫上帝的審判而死於非命」。 像周佛海這樣的人，何嘗又不是一個遭世人唾棄的脊椎動物？那麼，高宗武為何要出走呢？一般認為：主要是對日本人強硬態度的不滿，同時也是對汪本人的一種失望。陶希聖到達香港後，給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深知汪氏無力量以解決中日問題，其他諸氏只求利祿權位，毫無和平誠意。弟由於失望以至於出走……」云云，這本可作為解釋高、陶二人出走的真實原因。但1963年，原汪偽政府中周佛海一個盟友金雄?（筆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則另有說焉：「高宗武搞和談，對公，是向蔣介石效忠；對私，則要由他包辦。他最後的改變目標而抬出汪先生來，則以日本兩度關閉了對蔣先生和談之門，或許是他在失敗中想死裡逃生，也或許他暗中奉到了別一項的使命……」以其聞見者之推斷，可信與否，引起史家的關注。1969年12月，美國學者約翰·亨特·博伊爾對高宗武有過一次訪問，試圖從這位「和平運動」親歷者口中了解其全部真相，未能如願以償，以至於這樣說：「在高宗武發表回憶錄以前，或在台灣政權同意讓外人自由閱覽其歷史檔案（在我們這一輩子裡，看來是不大可能得到這種許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裡發生過哪些事情的詳情是無法知道的。據高講，他本人對這些事情的記述在他死前是不會發表的，同時，『為了不被人曲解』，他還要對自己的私事和回憶嚴加保密。自從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來，高沒有寫過任何有關和平運動的東西……」深得晚年胡適信任的史學家唐德剛，當年在美國也訪問過高，兩人「暗室私談竟夕」，然至關鍵處，無論怎樣旁敲側擊，高始終不肯吐露半個字。唐心有不甘，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約談一次。高表示歡迎，卻又言明在先：不談敏感舊事……儘管高長期以來，始終守口如瓶，但有一事實至少不會錯：「高陶事件」後，陶希聖奉命留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近從台灣友人處得當年蔣介石撤消高宗武通輯令手諭的影印件，時間為1941年2月13日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向戰時軍政機關提供世界局勢分析及國際問題參考。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既陷，陶希聖隨惠陽還鄉隊逃離港島，輾轉到了重慶陪都。陳布雷奉蔣之意作出妥善安排，陶在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任少將組長；1940年4月，高宗武則化名「高其昌」，持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官員護照，偕夫人沈惟瑜經歐洲到了美國。初在駐美大使胡適身邊協助工作，後以經商為生。其間，蔣讓陳布雷致電胡大使，讓使館及領館對高宗武「多予照拂並維護」（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電報：「高宗武君通緝令，國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銷，已交國府公報登載。但不欲舊事重提，故報紙上不發表消息。此事當局去秋即有意辦理，今始實現。可慰高君愛國之心……」（1942年5月28日）更有另一說法，蔣曾給高寫過一封親筆信，交杜月笙帶到香港，信內慰勉有加，稱其為「浙中健兒」，與上述電文「可慰高君愛國之心」一句，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從高的未刊回憶錄中得以證實：「中國後方的反應非常良好。委員長給我一封信。當我加入汪精衛協助他的註定失敗的和平運動時，委員長曾經很憤怒。現在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讚賞我的動作。他說，浙江有理由為我驕傲。我的家鄉是浙江溫州，浙江也是委員長的故鄉。」當時中國的現實政治隱微複雜，讓人一時難以看透。但對汪精衛等人早已視為漢奸而論之。當代史學家章開沅認為：「抗戰甫興而試探言和乃是一場政治賭博，究竟有幾分出於考慮國家命運的公心？有多少出於爭權奪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難作簡單的誅心之論。」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我們確實應當聽聽高宗武本人是怎樣說的。 然而，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說得太少，誰也不知他有過一本回憶錄。唐德剛更是百思不得其解：難道他寧願一輩子就這樣——讓後世一些未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編造、誤人誤己」？高晚年與周谷這樣的朋友聊過當年舊事，大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花邊舊聞」，並未涉及真正內幕。唐德剛與美國學者（後又有哈佛費正清一弟子訪問高，亦不得要領）亦均為無功而返，因此一般認為，高宗武生前不會再說什麼了。高於1994年9月在美國離世，這時距汪精衛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蔣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無論如何，即使當年負有「秘密使命」，亦不至於奄奄氣盡之時仍三緘其口！或許歷史本來就是一個擅長開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塵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被發現。這件事不會驚動太多的人，但對於研究民國史的人來說，想必是一個意外。這是高宗武於1944年8月間在美國完成的一本回憶錄，書名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254頁，有十四個章節。從時間上看，此距歷史上的「高陶事件」不出幾年時間。較之陶希聖在二十多年後的回憶，似更加清晰與完整。此事過程大約是這樣的：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謝幼田（國民黨元老謝持的孫子）打電話給陶希聖之子陶恒生先生，稱該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台灣學者，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國民黨檔案、婦聯會檔案、宋子文檔案、兩蔣日記落戶斯坦福大學的關鍵人物。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笫一局副局長兼發言人）在查閱當年美國外交官羅倫斯·薩斯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 1891~1976）檔案時，意外發現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系，國際知名水泥工程專家。1977年退休後定居美國舊金山，以十年之力寫出《「高陶事件」始末》一書，先後在台灣與大陸出版。唐德剛為此作序，評價甚高，認為「可以發掘的史料，除蔣公大溪一檔，尚待大量開採之外，也所余無多。恒生之書，應該可說，也是接近結論階段的一家之言了」。陶先生當年寫「高陶事件」，尚不知有高的回憶錄存世，在印證其父陶希聖的某些回憶時，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撐（即「孤證不立」），想來不免引為憾事。陶先生立即與郭女士取得聯繫。7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國時報》駐美記者劉永寧驅車前往斯坦福大學校園，在郭女士熱心幫助下，複印了全稿。其文稿每頁右側固定有幾行字，大意為：本文件為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有，未經本所明確授權，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據了解，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薩斯伯里為國務院遠東事務部副助理(1941~1944)，與高宗武是朋友，這是薩斯伯里替高介紹出版商時留下的一個副本（檔案第2匣），檔案中還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薩斯伯里日記、書信與文件（第1、3、4匣）。從現場分析，當時薩斯伯里與高正在設法出版這本回憶錄。事實上，並未見出版。據陶先生分析，這本回憶錄本想透過長期以來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經驗」，為戰爭中的美國人提供一個有價值的歷史文本。由於此間遠東及太平洋戰場局勢開始出現逆轉，日本人強弓末弩，德國戰敗亦已成定局，大戰勝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國出版界的足夠重視。次年二戰結束，對美國人來說，時過境遷，出版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這個副本一直存放在薩斯伯里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連同他本人的資料和遺物，均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內，從此未見天日。陶先生最為興奮，大呼「如獲至寶」。其父陶希聖在1967年上半年有過一次東南亞、歐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個月。其間與高宗武在華盛頓契闊重逢，此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後的第一次見面。在敦巴頓橡樹園櫻花紛然、寧靜致遠的一個下午，當年「高陶事件」中兩個主角，相倚徑邊的排椅上，長談許久……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業已同意陶先生複印、使用這一史料，並初步同意在中國大陸出版。陶先生正在翻譯其中的某些章節，並將譯好的「前言」傳來，可見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寫此書的真實意圖： 1940年我離開香港前來美國時，友人們建議我利用時間寫一本關於日本狀況和日本領導人物性格的書。他們堅信我和日本各階層人物長期而密切的關係，具有做這件工作的最佳條件。長期關注遠東的局勢的美國人，也一定會歡迎這樣一本書。 來美後不久，美日戰爭爆發。許多美國朋友和此間的中國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說：「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經驗與眾不同，日本既然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你應該把你所知的，提供給我們。」 我服務於中國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確是中日關係最重要的時期，這段時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夕。此前，中國一直依賴國聯（League of Nations，簡稱國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為防止國際戰禍的國際組織，陶注）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事件。不過，從1932年到七七事變，中日雙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職位（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頻繁地與日本人接觸。1937年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官員與敵方中止來往。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衛成為日本占領區傀儡之前，我和他的關係使我和日本領導人之間，一直保持接觸。因此，我熟知敵國國內的狀況。 我的痛苦的日本經驗基於一，我身為中國外交部官員，二，我又是汪精衛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書中將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資訊和觀點，對於戰勝日本，以及防止該國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價值。 …… 1944年8月31日 從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對日本人並無好感，書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這本回憶錄最終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釋。惟一令人費解的是，高宗武生前為何從未聲張？自1940年離開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後曾去過一次台灣。見到昔日老上司張群，兩人傾心交談；張並讓其媳杜芬陪同遊覽台北名勝，可見二人之舊誼。可事實是：此時蔣介石仍活著，倘若當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隨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蔣的為人與處事，高也是無法登陸台北的。而高官張群，也不至於如此款待周詳。高甚至擬請面見蔣介石，儘管未果（高本人解釋為：蔣不便接見舊日常見的僚屬），似有何膽提出這樣的要求？胡適說過，不疑處有疑。金雄白當年之推測未必一點道理沒有，我本人也認為高宗武確有充當重慶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不過，若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高、陶二人雖然中途醒悟，乘桴過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約，但終究是不謹細行，大節有虧，好在「漢奸」這個罪名可免去了。高宗武自1934年初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遠走異國他鄉，前後近七年時間。對他個人來說，這是一段心力交瘁，無所適從，以失敗而告終的歷史。當然，我們不能說高宗武倘若不從政，只當他的大學教授，其一生就不會這樣跌宕起伏，乃至隱晦不堪。高當年的選擇，從客觀上講，以其精英意識「應時而出」，與國難當頭、共濟危機這一背景有關。但他的問題在於：年輕氣盛，自許過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致焦頭爛額，終為瞬息萬變的時局所淘汰，或被當權者玩弄於股掌之上亦未可知。誠如他後來在美國對張君勱、曾琦兩人坦承，「對蔣已失去價值……」，更說過「政治是危險的」這樣的話，從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跡，「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同輩是這樣評價他的：「三十年代中國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雖然不在高位，卻肩負國家對日外交重任，當道倚為股肱左右之臣，春風得意之時不過而立之年。數年之間，便銷聲匿跡，隱於異邦，依商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揆之事實，大致如此：陶希聖可回重慶，高則不允返回，不得已遠走美國。這時戰爭尚未結束，從政生涯卻提前畫上了句號。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結核病，一生好幾次長期住院。身體固疾可治，心靈陰影難消。從政七年如咯血，這一遭人非議的政治病史，或許困擾其餘生，讓他常常透不過氣來。 1 ［美］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下冊，第235頁。 2 參見《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235頁。 3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235頁。 4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236頁。 5 陳香梅筆記《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4頁。 6 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0頁。 7 陳香梅筆記《張群先生話往事》，第33頁。 8 參見《張群先生話往事》，第49頁。 9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 10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二版，第171頁。 11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32~533頁。 12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700頁。 13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0頁。 14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70頁。 15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70頁。 16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出版，1965年8月版，第5冊，第8頁。又註：金雄白系上海報人，後為汪偽集團中政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梅思平為主任委員。 17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75頁。 18《董道寧呈報赴日詳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27卷。轉引自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第589頁。 19唐德剛在美國訪問過高宗武。高對他說，當年蔣對他說這句話十分精明，如果高幹了什麼（使中日關係）轉向正常的事情，他將給予充分的信任，然而，那將由高自己負責。參見唐德剛英文論文《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對中國的誘和：第一階段——高宗武的敘述》，刊於1996年台北出版的《第三屆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第639~680頁。轉引自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第589頁。 20陳存恭等《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出版，第99頁。 21即日本「滿鐵」駐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特派員伊滕芳男，均為特工人員，作者注。 22《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77頁。 23《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9頁。 24日本外務省檔案S491。轉引自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頁。 25此信全文是：職於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 26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66頁。 27《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9頁。 28《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237頁。 29《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239頁。 30《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7頁。 31哈佛學者邦克《和平陰謀——汪精衛與中日戰爭》，第80頁。轉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94頁。 32楊凡譯自《日本外交檔案S493號》，轉引自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頁。 33中文電報為節省字數，以詩韻的去聲代表日期，「艷」代表29日。 34參見賴特的《現代法國：1960年到現在》，第518頁。轉引自《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498頁。 35金伯雄《共存之實質》，第289頁。轉引自《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下冊，第483頁。 36《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2頁。 37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150頁。 38陶希聖《潮流與點滴》，第169頁。 39王克敏（1873~1945），一度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七七事變後，平津淪陷，12月與湯爾和、王揖唐等在北平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任新民會會長。1945年，以漢奸罪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畏罪服毒自殺，死於北京炮局監獄中。梁鴻志（1882~1946），光緒舉人。1938年，在日本人操縱下，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任「維新政府」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抗戰結束後，被民國政府逮捕法辦，1946年在上海被處決。 40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九輯》，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二版，第266頁。 41［日］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4頁。 42金伯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5冊，第112頁。 43《今井武夫回憶錄》，第91頁。 44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第646頁。 45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1頁。 46《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85頁。 47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5冊，第109頁。 48《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第237頁。 49《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來往電稿》：陳布雷致胡適電·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第2輯。 50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一（章開沅），第4頁。 51陶希聖《潮流與點滴》一書，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12月出版。 52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4期，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