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自　序

去年我應澳洲政府的邀請，到澳洲各大城市跑了一趟。每到一處，我便受最高學府和最大報社的歡迎。因為事前澳洲政府曾編印一本小冊子，內容是介紹我的履歷和我在澳洲的行程，所以澳洲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我見面時，總要問我一聲：「連先生，你為什麼要花了那麼多時間去寫現代印度偉人的傳記呢？」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在傳統上，中國的學人發覺自己對中國有關的學問稍微有些根底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地會注意到印度問題。我的師友多數走了這條路，所以我無形中受了他們的影響。此外，自中國政局起了很大的變動後，住在海外的華人，便成為一般頑固分子攻擊的對象；多談兩次中國問題，他們便給你加上『大漢沙文主義』或者其他『莫須有』的罪名。為著避免無謂的麻煩，我就選擇近代印度三位聖哲作為研究的目標。」 自我選定新的研究路線後，一般頑固分子再也找不出非難的口實了。就在這種平靜無事的環境中，我先後完成了《尼赫魯傳》、《泰戈爾傳》、《甘地傳》。屈指一算，十六年的寶貴光陰就這樣虛度過去了。 說來還是這部《甘地傳》最難產。須知寫作離不了材料；材料太貧乏，作者無論怎樣搜索枯腸，恐怕也擠不出什麼好東西來。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這意思。另一方面，材料太豐富，有時會使人看得頭昏眼花，這種材料固然不錯，那種材料也極有用，很難割愛，這正合俗語所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 自印度獨立後，甘地便成為國父。因此，印度政府對於甘地一生的作品，無論鴻篇巨著，或日記、信件，甚至明信片、電報、賬目，無不費心搜集。按照印度政府的計劃，《甘地全集》將達五十五厚冊，可以算是洋洋大觀。 關於甘地的傳記，除了他本人所寫的「自傳」外，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寫的《甘地傳》曾享盛名。美國名記者斐雪（Louis Fischer）的《甘地傳》，可以一讀。篇幅最長，材料最豐富的，應推鄧都嘉（D. G. Tendulkar）的八厚冊《甘地傳》。此外，甘地的秘書拜雅拉爾（Pyarelal）的兩厚冊《甘地傳》，對於時代的背景敘述得很詳細。他如南達（B. R. Nanda）的《甘地傳》，也有許多可取的地方。美國傑克教授（H. A. Jack）所編的《甘地讀本》，對於許多重要文獻都注意得頗周到。 這些案頭必備的書籍已經相當繁重，而那些汗牛充棟的材料，更把我壓得透不過氣來。不料自1959年新加坡宣告自治後，政府要我擔任公務員委員會的委員，一共幹了六年又七個月。公務員委員會是繼承英國的優良的傳統，所有文官的錄取、升級、降級，都要經過這機構，不受主管的行政機關的干涉，這倒合「選賢與能」的宗旨。該會平均每星期開會一次，但有時須一連主持會議七八天。就在我的公務最忙碌的時期，報館工作也最繁重，這是說，主編一年一度的新年特刊。結果，心力交瘁，逼得要接受醫生的勸告，在醫院裡療養了四星期；出院後，又在家裡休息四星期。 病後的首要工作，就是辭去公務員委員會的職務，同時，報館的工作也減輕，除了撰述社論，編選星期論文外，什麼事情都不管，落得清閒自在。經過魏雅齡醫生的不斷指導和內子羅梅女士的控制飲食後，健康逐漸恢復，精力也逐漸充沛。蒙幼女蕭思的特別關懷，一再催促我把幾部還沒有完成的作品繼續寫完，所以我一下子先把《甘地傳》整理竣事。 談到甘地一生的成就，我真想引用顏淵讚美孔子的幾句話來形容。顏淵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真正偉大的人物，往往是最平凡的人物；只因平凡，所以他所說的話，往往很簡單明了，絕對不是裝腔作勢，或拖泥帶水。但是，要把他所說的話，一一付諸實施，恐怕連至聖大賢也要敬謝不敏。 甘地的偉大，全在他的「言必信，行必果」。這種能說又能行的精神，就是他和普通人差別的地方。你瞧，花言巧語的政客，欺世盜名的文人，甚至故弄玄虛的騙子，他們何曾不會下筆萬言，倚馬可待，把一件事情說得天花亂墜，好像煞有介事，可是細察他們的行徑，卻完全和他們所說的相反。 只因甘地能說又能行，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無一不可以公開。反正他的身外的浮物不過一副眼鏡，一枝鋼筆，一隻表，一雙拖鞋，以及兩三套隨身換脫的腰布，既不怕火燒盜搶，又不愁路上遺失。他的心地光明磊落，好像浮雲過太空一樣，了無牽掛。在這種情形下，他這才心安理得地貢獻他的生命給國家、給人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的穿著固然很簡單，飲食也很簡單，而日常生活無一不簡單。但是，他是個最有恆、最愛惜時間的人物。每天的工作，多達二十小時，僅剩四小時來睡覺。他有條不紊地按時作早禱和晚禱，按時紡紗，按時散步，規定每星期一日緘默一整天，而主要的工作是和全世界善良的人士在一起生活——包括開會，談話，寫信。其中有一天，他所寫的信竟達五十七封之多，這兒可見他多麼熱愛同胞，熱愛人類。 他本來以為自己能夠活到一百二十五歲，而他的多數信徒也相信這位骨瘦如柴，但精力卻很旺盛的導師能夠長命，不幸他在七十九歲那年，竟被一個年輕的瘋子暗殺，這實在是整個人類的大損失。 這部傳記，現在總算一個結束，不過它和我的理想還有一段距離。青年時代，不知天高地厚，老是喜歡紙上談兵，心裡覺得世間的事情十分容易。因此，我對於時人的著作，多數不放在眼內；對於前人的成就，也不怎樣恭維。現在經過三十五年的著述生涯，越來越覺得任何事業的成功實在困難萬端，並不像幻想那麼便利。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但願從今天起，重振旗鼓，做個新人，而著手處，就是把生活再度簡化，堅定地實行專心和有恆這兩個信條。 連士升 1966年11月30日 志於新加坡雲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