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想錄 · 陳旭麓先生的一生〔1〕

熊月之 哲學家馮契先生對其好友陳旭麓先生的史學成就曾有一蓋棺論斷，稱其是於史才、史學、史識三長兼具的罕見史家。確實，讀陳先生論著，論文采，洵為文壇高手，搖筆而散珠，動墨而橫錦；論資料，積累豐贍，取宏用精，以一當十，考證精當，綿密無隙；論眼識，闡幽發微，思洽識高，論事辯證，析理圓通。其於同事，直友、諒友而兼多聞之友；其於學生，經師而兼人師。難怪，在他辭世二十年來，他的學業還時時為人稱許，他的德行，還久久為人追憶，他的名字還頻頻見諸報端。 一、家鄉、家世、童年 陳旭麓先生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農曆二月十九日）誕生在湖南省湘鄉縣一個名叫白源灣的鄉村里。湘鄉是大縣，有一百多萬人口，一九四九年以後為湘鄉、雙峰二縣，先生的故鄉劃屬雙峰。故先生籍貫，曰湘鄉可，曰雙峰亦可。 先生初名修祿，十七八歲時討厭「修祿」有企求升官發財之意，改為「旭麓」。湖南話修、旭同音。筆名有嗡唵、老陳、林父、陳今、岳山等。先生排行第三，上有一兄，名應祿；一姐，佚名；下有同父異母的兩個弟弟，一名省麓，一名星麓。 先生的曾祖父、祖父、父親均以經商為業。在曾祖父一輩，家境頗為富庶；至父親一輩，家道中落。先生出世時，南北軍閥正在湖南交戰，父親在別人店中幫工，干管賬、跑街一類的差事，收入微薄，家中每每入不敷出。先生五歲時，母親因貧血而去世，那天，先生跟著姐姐在田裡拾稻穗，噩耗傳來，年幼的姐弟倆連稻穗籃子也不要了，急奔回家，哭作一團。母親的過早去世，給先生的童年帶來了極大的不幸，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難以平復的創傷。先生七歲時，其父除給人幫工外，自己也做點小買賣，家境有所好轉。 一九二六年，白源灣開辦了小學，先生始入學讀書。這個學校只有一個教師，包攬國語、算術、圖畫、音樂、體操等全部課程。這時湖南農民運動熱火朝天，農民協會掌權，鬥爭土豪劣紳。不久風雲突變，農民協會被解散，農運積極分子遭殺害，那所帶點新鮮氣息的小學不知什麼原因也停辦了。先生於是轉入舊式蒙館，課本也由「大狗叫，小狗跳」變為「學而時習之」。十二歲，先生轉入一所高級一些的私塾。私塾設在祠堂里，離家較遠，先生住校就讀。湘鄉是理學之鄉，這位私塾先生也是一位理學夫子，他規定學生除了閱讀《左傳》、《詩經》、古文、唐詩，還要閱讀朱熹的《近思錄》。在這所私塾讀了一段時間以後，先生又相繼跟著兩個姓王的前清秀才學習。二王皆重詞章，先生於是又研讀了《昭明文選》。 那時，湘鄉一帶年輕人的出路主要有三：一是由讀書而入仕途；二是略讀書後當學徒、經商；三是務農或學一二門手藝以作餬口之資。先生家庭世代經商，父親自然而然地為先生選擇了第二條路。父親的意思是讓兒子讀幾年書，學會記賬、寫信，粗通文墨，然後送他到店裡習商。不知是由於自幼喪母養成了先生喜歡獨立思考的個性，還是由於讀了不少詩云子曰，受了傳統的鄙商思想的影響，先生這次沒有接受父親為他作出的選擇，而是要求繼續讀書。這時，父親經商甚為得法，盈利頗豐，家中沒有溫飽之虞，可以不要兒子覓衣逐食了；再者，父親見兒子天資聰穎，又肯用功，對他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他有朝一日由讀書而做官，榮宗耀祖，因而遂了兒子的心愿。一九三四年秋，先生離開湘鄉，來到湖南的政治、文化中心長沙，繼續求學。 二、長沙就讀 離開鄉村，來到城市，對先生來說，一切都很新鮮。然而先生無暇細細領略省城的都市風光，而是一頭埋進書堆，為入學作準備。 長沙自清末以來便是湖南全省的新學中心。這裡辦有很多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除了開設國文、數學等科目外，還開設英文等課程。先生此前所讀私塾課程，與這些新式學校相差甚遠。因而，先生抓緊時間補習數學與英文。其父還特地為他請了一位兼教英文和數學的教員。幾個月後，不知道什麼原因，也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先生並沒有進入新式學校，而是進了「孔道國學專科學校」。當時，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倡導尊孔讀經，孔道國學專科學校之設，大概與他有關。 長沙孔道國學專科學校的校長，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師中出身於前清舉人、秀才的也不少。這些教師，大多思想守舊，但就國學而論，不少人又確有造詣。課程設有經學、史學、哲學、小學、地理學、音樂等。哲學課程並不教西洋哲學，而是講授宋明理學。音樂課不教五線譜，授課樂器也不用鋼琴、風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先生在此學校凡三年。讀書之餘，常徜徉於湘江之濱、嶽麓之巔，熟見近代三湘志士在湖山之間留下的遺蹟，遂有追躡前賢之想。他學會了寫格律詩，曾與十來個同學組織了一個詩社，名叫「一社」，取古書仁「天下定於一」的語意。每當三月陽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學，登嶽麓山，游天心閣，騁目暢懷，分韻賦詩。他們曾經出過一本詩集，名《一社集》，石印本。據先生自述，其內容主要是舊體詩，也有文章，多為風花雪月、感時傷世之作。一九三七年先生離開這個學校後，「一社」也風流雲散了。 在孔道國專就學期間，先生雖然主要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但對當時的新學也不是毫無涉獵。他在泛讀群書之時，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陳獨秀的《獨秀文存》。這些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算不上最進步書籍，但與先生往日一直研讀的經史子集相比，還是足以振聾發聵的。先生日後回憶，他當時是將這些書籍作為新書來讀的。 孔道國專倡導國學，也倡導傳統的愛國主義。先生就讀期間，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侵略，中國抗日烈火越燒越旺的時期，北平「一二·九」抗日怒濤雖然沒有在此校激起巨浪，但愛國主義一直在師生的心中激盪。學校有一位姓趙的教師，是康有為的學生，他每出作文題，不是論歷史上的外族入寇，就是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類命題。先生作文，時常得到其讚賞。有一次，他在先生作文後的批文是一首七言詩，最後兩句是「心有陰符誰可授，圯橋坐得到天明」，用的是圯上老人與張良的故事，以圯上老人自況，將學生比作張良，由此可見其期待之殷。 正是在這種愛國思想驅使下，一九三七年底，武漢有一個抗日工作訓練班招生，先生聞訊，忙去報考。誰知天不助人，先生一到武漢就病倒了，只好拖著病軀返回長沙，治了十多天才能起床。 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無錫國學專科學校遷到長沙，這所學校的主持人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這時，先生在孔道國專已臨近畢業，隨之而來的是文憑價值的問題，因為孔道國專當時在國家教育部並未立案，文憑不吃香，而無錫國專則是立了案的，於是先生決定報考設在長沙的無錫國專。當時共有近五十人前往報考，先生的考分，列在前四名，考試主要項目是作文，題目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先生引經據典，洋洋灑灑，寫得相當順手，唐文治老校長對這位湖南考生很是賞識，特地約他去談了一次話。先生算是被錄取了，由孔道國專學生變成無錫國專學生。誰知，他剛剛在無錫國專上了幾天課，另一個機會又向他招手了。這個機會，中止了他在長沙的學習生活，影響了他以後一生的命運。 三、大夏高材生 大夏大學設在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後先遷廬山，再遷貴陽，大夏在由廬山遷往貴陽的途中，經過長沙。先生通過湘鄉同學的介紹，得識大夏大學的秘書長王毓祥。王毓祥當時是民國政府立法委員，名氣很大，他歡迎這位才氣橫溢的青年到大夏讀書。於是，先生毅然決定離開長沙，前往貴陽。 一九三八年，在王毓祥支持下，先生成了大夏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學生。先生沒有讀過新式學校，更無高中文憑。在大夏讀了一年以後，國家教育部忽然查出這個學生沒有正式中學畢業文憑，勒令大夏將其退學，這時，王毓祥已調重慶工作，幫不上他學生的忙了。大夏大學註冊主任（相當於副教務長）藍春池將先生找去，告訴他：「你已學的成績完全不作數，再從一年級讀起，以同等學力報部。」沒有要他退學，已算很寬厚了。先生無奈，只得屈從，但不願再讀中文系，乃轉入歷史社會系，再從一年級讀起。只重文憑，不重才學，在當時是相當盛行的。先生遭此挫折，有何感慨，現在已不得而知，但是先生後來招收研究生，特別重才學而不大重文憑，或許有他的人生感受在內。 先生在大夏大學讀書，首尾五年，是個成績優異、思維活躍的學生。所修課程有哲學、歷史、文學、外語等。先生除了學習規定課程外，還博覽群書。那時貴陽是抗戰後方，對進步書籍的禁錮還不算嚴厲。先生購買了《論持久戰》、《資本論》、《聯共（布）黨史》等，他被這些書中的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強烈地吸引住了，竟著了迷，與同學交談，開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對立統一」，閉口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這些在今天已是習慣術語，在當時還是相當時髦的新名詞。於是，同學們給他起了個綽號——牛克斯。 由於接觸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先生對於當時的國民黨統治，更為不滿。這位湖南青年，性格剛烈，遇到不平之事，每每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一九四一年春，大夏大學發生一起慘案：國民黨特務在大夏大學門口，公然向一位姓張的女大學生開槍，她頓時倒在血泊中。先生目睹慘案，怒火中燒，立即寫了一篇義正詞嚴的評論文章，貼到壁報上。學校當局如臨大敵，急命訓導處職員將其撕下，直送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並揚言要嚴懲作者。很多好心的同學都為先生擔心，勸他避避風頭，先生硬是寧折不彎。此事後來不了了之，先生也未遭什麼不測之禍。事後知道這事讓謝六逸先生頂住了。謝六逸是中國著名的文史工作者，當時任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與貴陽政府官員很熟，他對這位名叫陳旭麓的青年學生相當賞識。 由於成績優異，先生於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被貴陽文通書局聘為編輯幹事，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被大夏附中聘請為兼職歷史教員。文通書局編輯所所長是謝六逸先生兼任的。在求學與兼職期間，先生利用閒暇時間撰著了一本中學授課教材《本國史》，並於一九四二年十月由文通書局公開出版。不久先生又在一家史學周刊上發表了第一篇學術性論文《司馬遷的歷史觀》，初露其卓異的眼識。這是一個很難駕馭的大題目，先生積多年讀《史記》心得，洋洋灑灑，寫了三萬多字。該文發表以後，老師和同學們紛紛向他豎大拇指，說是：「你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先生自己對這篇文章，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晚年多次對學生說：《司馬遷的歷史觀》題目很大，寫作時自己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但事後想起來還是有些後怕的。此外還用筆名寫過一些雜文、隨筆、讀史雜記之類發表在《貴陽日報》的副刊上。 四、顛沛流離，重回大夏 一九四三年二月，先生在大夏大學學習期滿，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畢業了，以後的路怎麼走？這個問題在畢業以前，已縈繞在先生腦際。那正是「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之時，先生曾與幾個同學商議，雄心勃勃地要創辦一所中學，也曾設想過創辦印刷所。總之，他們想干一番於社會有益的事，而不想經商牟利，也不想混跡官場。這些設想正在醞釀之時，又有一個機會在向先生招手了。 貴陽北部有個修文縣，地處貴陽、息烽之間。修文縣政府民政科長李鐵枝，是湖南人，也是大夏畢業生，他聽說陳旭麓等一批人畢業了，而修文縣立初中正缺教師，於是介紹先生等人前往任職。先生與楊慕白、李德慶、張孔衢、張雪虹、梅筠、陸鴻逵等一同前往任教，先生任校長，楊慕白任教務主任，其中陸鴻逵為大夏附中畢業的女生，後來成為先生的終身伴侶。先生任修文中學校長僅一個學期便辭職了。其原因有二：一是修文中學地處偏僻之區，幾與外界隔絕，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二是與修文縣國民黨黨部書記王某關係弄僵了，因他要先生在學校討論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遭到先生拒絕，於是他放出空氣，說先生是「共黨嫌疑」。 一九四三年夏，先生離貴州回湖南，在湘鄉私立起陸中學教書。這時，父親臥病在家，先生一邊教書，一邊為父親治病而奔波，很是疲勞。這年冬天，父親病逝。一九四四年春夏，日本侵略軍占領長沙，進攻衡陽。先生家鄉地處長沙、衡陽之間，日軍來前，已被國民黨軍隊搞得雞犬不寧；日軍來後，更燒殺搶掠。家鄉住不下去了，先生領著家人，經邵陽，遷到武岡的山門安下。其父在世經商時，與別人合夥經營棉花和棉紗，拆股時分得二十來包棉花和兩包洋紗，這便是全家逃難的家當。先生本厭惡經商，又不熟悉行情，故所帶棉紗並未變賣多少錢，除去旅費、房租、食用，已所剩無幾。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眼見全家生活難以為繼，先生無可奈何，只得把家人送回湘鄉，自己單身一人，出湘西，順烏江，入四川，在抗日烽火中顛沛輾轉，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從大學畢業到離湘入川。這三年當中，先生幾經挫折與磨難，漂泊不定，回想大學時代的書生意氣，環顧自己的潦倒困境，深深感慨社會之動盪，命運之多蹇，生活之維艱。在入川船中，先生口占一首題為《烏江船上》的五言詩，表露了自己的當時心跡： 雜花猶繞樹，江上已春殘。 水急千尋石，雲深兩岸山。 居民無完服，破屋每三間。 休道風光好，西南物力艱。 一九四五年五月，先生到達重慶。先生入川，本無固定目標，只是為了尋出路，因此，「腳跟無線類轉蓬」，走到哪裡算哪裡。他先住在一個同鄉人在重慶開的商店裡，一邊托人尋找工作，一邊看看報紙，消磨時光。不久，他經兩位大夏同學的介紹，來到贛江中學教書。 贛江中學是旅渝江西同鄉會所辦的中學，在離重慶市區六十里的冷水場，校舍設在一所廟裡，學生有三百多人。先生在這裡的職務是歷史教師兼訓育主任。當時，形勢動盪，校紀蕭然，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袍哥會」的成員，酗酒打架，欺侮女生，無所不為。先生想整頓一下，嚴厲地訓斥高中三年級的幾個流氓學生。誰知這一下捅了馬蜂窩，被訓學生懷恨在心，公然在學校貼出大標語「打倒陳旭麓」。校方置若罔聞，不予處理。先生一怒之下，毅然辭職，捲起鋪蓋，返回重慶。 回到重慶，先生回想起那位把自己薦舉到大夏大學的王毓祥先生。王毓祥這時已任大夏大學副校長。於是，先生給王毓祥寫了一封信，並附寄一首詩，語雖問候，實系自薦。王毓祥本來就很賞識先生的才華，接到信後便立意援用。時為一九四六年二月，抗日戰爭已勝利結束，各內遷高校都在辦理復員工作，王毓祥正在重慶辦理大夏大學返回上海的手續，於是，他把先生找去，委以校長室秘書之職，協助辦理大夏返滬工作。至此，先生又與分別三年的母校發生了聯繫，不同的是，三年前，他是學生；這時，他是職員。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重慶，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先生住在這裡，每受政治空氣感染，思想日趨進步。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在重慶召開。重慶各界為了促使會議成功，每天晚上在滄白堂集會，邀請政協會議代表報告會議進展情況。先生時常前往聆聽。王若飛、郭沫若等人的演講，給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民黨當局多次派遣便衣、特務搗亂滄白堂會場，毆打、謾罵會議主持人和演講人，郭沫若等人便在那裡被打傷。先生目睹此情此景，尤憤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暗無天日。他日後回憶說：「王若飛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現在我的腦子裡，而特務們的怪叫和飛石，更增加了我對國民黨的卑視和憤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慶各界萬餘人在校場口隆重集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國民黨當局派遣特務、黨棍，衝擊會場，搶占主席台，毆傷大會主持人和演講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復亮、馬寅初、章乃器等六十餘人，製造了震動一時的校場口血案。先生那天也在場，目睹當局的暴行，義憤填膺，連夜疾草《目擊者》一文，刊諸重慶《民主報》，發抒了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愛憎之情。事後，先生原擬以此題材寫成專書，並擬定了書名和提綱。書名為《勝利了以後》，提綱共十條：一、勝利的鞭炮；二、所謂受降；三、毛澤東到了重慶；四、雙十協定；五、內戰！內戰！內戰！六、赫爾利走了；七、學府的血；八、政治協商會議；九、滄白堂與校場口；十、歷史往哪裡走。書後來雖然沒有寫成，但從他擬定的書名和提綱，足見這位熱血青年的激憤情懷。 一九四六年九月，先生隨大夏大學的大隊返滬人員，由重慶乘船順流東下。因沿途耽擱，十月下旬才到上海。從此，這個中國最大的都市成了先生的第二故鄉，他在這裡度過一生中的大半年華。 到上海後，先生仍任大夏大學校長辦公室秘書。當時有三位秘書，先生的職責是負責聯繫畢業同學，起草一些普通文稿。當時校長是歐元懷，副校長為王毓祥，歐、王間有矛盾，先生處境不很順遂。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初，先生被聘為講師，講授中國通史。不久，又被聘為副教授。一九四九年二月，又兼任聖約翰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秋季開學，先生以副教授身份在大夏大學講授社會發展史，同時卻任聖約翰大學教授，在聖約翰講授同樣內容。在時人心目中，聖約翰大學名氣大、牌子硬，大夏大學則遜其遠矣，在彼為教授而在此僅為副教授，於理不通，先生深知這是由於校方歐、王矛盾，影響及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在大夏大學任教期間，先生思想較前更為進步、更為成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他積極參加了反內戰、爭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活動。解放前的幾年中，他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和政治傾向很強烈的學術文章，如《我們向哪條路走》、《中國需要革命》、《論學術獨立》，還有《戊戌維新論》，旨在反對改良主義；《暑假話大學》，揭露大學教育腐敗狀況；《吊「北京人」》，抨擊帝國主義盜取「北京人」頭蓋骨；《論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政府鎮壓學生運動。這些文章多發表在《觀察》、《時與文》、《展望》和《大公報》等報刊上，成為那個時代在黑夜中呼喚光明，為新中國催生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 與此同時，先生還頻繁地參與由進步人士和團體組織的各種座談會，極富針對性地相與探討國際國內時勢，如「美蘇問題」、「學生問題」等。在這些座談會上，先生多慷慨陳詞，暢抒己見，即使在重病在身未能出席的情況下，先生仍奮筆疾書，針砭時弊，矛頭直指腐敗的國民黨政府。譬如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建》雜誌（北平版）在上海邀請一批進步教授座談「當前的學生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時先生正臥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見，但他在接到邀請後，毅然在病床上寫下並提交了自己的書面意見，其中尖銳地指出：「『當前學生問題』，並不是學生本身真的有什麼問題，青年永久是純潔熱情而前進的。問題的癥結是在今日政治社會及教育的失調，數十年來的執政者不能辭其責任。我們試回想戰前的學生運動，要求國家的獨立和自由；五四時候的學生運動，要求科學和民主，然而當時也與今日一樣認為學生有罪，事實證明到底如何！陸放翁有句詩『萬事莫如公論久』，我們應該相信這一條定律。」這段話寫於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各地大肆逮捕進步學生事件的過程中，無疑是需要勇氣和膽量的，它充分顯示了一個青年學者的血性與識見。 解放前夕的上海黑夜沉沉，恐怖萬分，國民黨當局四處抓人，鎮壓進步人士。先生因參加進步政治活動，受到了當局的注意。南京三青團主編的報紙攻擊大夏大學的進步教師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譜》，先生被列為第二名。於此可見當局對先生的忌恨。國民黨特務在一份密報的《特種口調查表》中，稱先生「每天至王副校長私人住宅，以傳達左傾學生運動概況」，暗下協助吳澤領導大夏大學學生運動，「凡左傾學生每逢動向校方有何要求，均由他設法活動，以達其目的，尤以秘書之身份更易進行一切，採訪國民黨組織活動情形」。特務在表格中還附筆說明先生是「左傾學生《正視》刊物之主編人」〔2〕。在這種情況下，先生的生活不方便了，一直提攜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長也關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學校辦公。先生於是不再住於大夏校園，東過一宿，西躲一夜，過了幾個月的「流浪」生活。儘管如此，先生還是積極工作。他聯絡了一部分要求進步的教師，成立了一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名為研究教育，實為迎接解放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城解放。黑夜終於過去，先生懷著無比的喜悅和極大的熱情，歡迎這個城市的新生。此後，他一邊在大夏、聖約翰大學講授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宣傳歷史唯物主義，一邊以工會主席的身份，為大夏大學的改制而奔波忙碌。 五、十七年中 解放以後，先生的命運一直與華東師大聯繫在一起，他參加了這所大學的籌建，在這所大學裡教書育人，從事科學研究。 解放初期，為了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對全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為了加強師範教育，中央決定以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為基礎，成立華東師範大學。一九五一年暑假以後，華東師範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先生為籌備委員會委員之一。當時籌備委員總共十多個人。 華東師大成立後，由於教師、職工來自不同單位，難免帶來小團體主義和幫派傾向，因此，增進教職員工之間的了解和團結，做好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為學校的一項重要任務，先生以工會主席的身份，奔走於教職員工的宿舍和辦公室之間，為增強他們的凝聚力，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華東師大師生按照上級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參加土地改革工作。歷史、地理兩系師生組成獨立中隊去鳳台，先生擔任隊長，一九五二年初回校。一九五三年五月，先生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先生長期擔任校工會主席、歷史系副主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後又擔任過校研究生處處長，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校副教務長、黨委委員。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國家政治運動不斷，高等學校幾乎每次都被捲入。先生作為一個追求進步的人，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黨的幹部，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先是參加土地改革、思想改造，而後是「反右」、「大躍進」，再後是「四清」運動。其中參加「四清」運動用去時間最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安徽定遠縣任工作隊隊長和工作隊黨委副書記。 十七年中，先生以一個知名中年歷史學家、教育家的銳氣，一面長期為本科生、進修生講授中國通史、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並從一九五五年八月起開始培養研究生，指導研究生班；一面引史抉義，縱橫論列，不以餖飣瑣碎為貴，一求再現歷史的真實於說明歷史的脈理之中。在歷史學的眾多題目上不囿一格，運思於成說之外，常獨具眼識，文章累積駸成風格。這十七年中，先生先後發表論文、著作五十餘種，成績斐然。具體說來，主要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關於史學理論與方法。先生於一九五三年發表《歷史人物評判與歷史教學》、《再論歷史人物評判與歷史教學》；一九五四年發表《論歷史人物及其階級》，出版專著《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一九五八年發表《兩類社會矛盾學說與歷史科學》；一九五九年以後發表《略論對歷史人物的翻案》、《論階級觀點與歷史觀點的統一》、《論史論》等。這些文章，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多側面多角度地探討了史學理論問題，自成一家之言，使先生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關於史學理論與方法討論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二，關於近代思想文化史。這方面的論文有十多篇，多見稱於學界。其中《論譚嗣同的民主主義思想與改良主義政治實踐的矛盾》，第一次從思想與實踐相聯繫的角度，全面分析表現在譚嗣同身上的內在矛盾，這篇文章在很長時間內被公認為研究譚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論馮桂芬的思想》、《關於校邠廬抗議——兼論馮桂芬思想》，是解放後系統研究馮桂芬思想的力作。此兩文兼與南京大學王栻先生進行學術爭鳴，故在學術界影響更大；《五四前夜政治思想逆流》、《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兩文均寫於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之際，洋洋數萬言，系統研究了民國以後十多年間的思想文化，史料翔實，新見紛呈，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辛亥革命前的梁啓超思想》、《辛亥革命後的梁啓超思想》是姐妹篇，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討論梁啓超思想的爭鳴之作。兩文在報刊上連載多期，為史壇不多見，故為中外學術界所注目。 第三，關於辛亥革命。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生治學漸以中國近代史為主，致力於墾拓、樹造架構，從事實思辨、探求歷史存在的由來和去蹤，筆涉多面而命意深邃。其中於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史用力尤勤，在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學界公認的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墾拓者和最早的倡導者。還在一九五五年，先生便出版了《辛亥革命》專著，這本書雖然不算太厚，但它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撰寫的辛亥革命史專著，書中確立的研究辛亥革命的體系，提出的許多觀點，為史學界長期援用。一九五六年，孫中山誕生九十周年，先生髮表論文《孫中山與民報》。同年，先生髮表《論陳天華的愛國民主思想》，這是解放後第一篇系統論述陳天華思想的論文。一九五七年出版單行本《鄒容與陳天華的思想》。一九六一年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也是先生撰寫、發表關於辛亥革命史論文相當集中的一年。在此前後，他發表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毛澤東同志論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清末新軍與辛亥革命》、《論宋教仁》、《清末革命黨人的紀年》等一系列論文，有的從總體上論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有的從具體問題探討辛亥革命的過程、事件、人物，後三文均系創新之作。在很短一段時間裡，就同一專題集中發表這麼多很有見地的論文，除了表明先生才華出眾、功力深厚以外，還反映了他的研究興趣。先生二十年後回憶說，他當時曾打算寫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可惜因為忙於他事，未能如願。 第四，參與主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先生被國家教育部借調到北京，參加主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主編凡五人，另外四人為李新、孫思白、蔡尚思、彭明。工作地點在東廠胡同一號。此處原是民國時代黎元洪的總統府，內有八角亭，系黎的機要會客室。亭子建在一座假山上，綠樹環繞，怪石嶙峋。先生等幾人便在此結鄰而居，朝夕共處。有時也會結伴出遊，駐足長城，泛舟北海。興致高時，先生每每喜歡吟詩添趣。一次游長城歸來，作七律一首，內有「放懷天地神州赤，到眼風光大漠青」之句，孫思白先生贊以「氣象豪邁，渾然天成」八字。可見那時先生才思俊逸、心境暢朗。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四卷本終於問世。這部巨著以史料翔實、立論公允、敘述清晰、文筆暢達而著稱當時，是全國高等學校的指定教材，也是第一部關於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多卷本通史，為中國現代史研究奠定了一塊厚實的基石，在學術界有深遠的影響。一九八八年此書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通過編寫此書，先生與北京的李新、孫思白、彭明等史學家結下了深厚友誼，此後，他們過往頻繁，情逾兄弟，歷三十年風雨不渝。 六、在浩劫中掙扎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給先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橫掃一切」的過程中，他在劫難逃，被當作「牛鬼蛇神」揪斗。什麼「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等罪名，一股腦兒向他頭上扣去。他做夢也未想到，自己為黨、為人民、為科學和真理追求了大半生，居然會落得這個地步。他沉默了，懷著隱痛接受著「造反派」的一次次批鬥，冷眼看著一批批點名打倒他的大字報，反省自己的過去。有一次，他看到辦公樓前揭批他的大字報中，竟然誣陷他是「國民黨員」，實在無法忍受，就掏出鋼筆，悄悄在這條誣陷不實之詞的旁邊，寫下了「我不是國民黨員，從未參加過國民黨」幾個字，旁邊還坦然地署上自己的名和姓。這一下，更加激怒了「造反派」，一夜之間，撻伐陳旭麓反攻倒算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更有甚者還將揭批陳旭麓的大字報整理油印出一本長達數十頁的「傳單」，到處散發，必欲將他置之死地。 不久，先生被關進了「牛棚」，除了「交代」與接受「批鬥」之外，不得「亂說亂動」。年邁老母被遣返回鄉，他作為兒子不能前去話別；三個未成年的子女被分配到數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他作為父親也無權叮囑幾句；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他作為丈夫，更不能前去探望，只能含著眼淚看著她在苦痛中死去……這一幕幕催人淚下的慘痛事實，促使他對這場浩劫進行思考：天道茫茫，公理何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先生經過數年的「斗批」與「審查」，被宣布從「牛棚」里「解放」出來。他雖然獲得了「解放」，但回到零落的家，見到被抄後殘缺不全的書籍，只能流露出一股悽苦的哀愁。這時，學校正在「複課鬧革命」，他多麼想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深厚的學識根底，為教學和科研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啊！但是，他的這股熱忱遭到了冷遇。因為，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像他這樣從「牛棚」里放出來的老知識分子，只有充當「反面教員」，繼續接受批判或改造的份兒，根本輪不上去搞什麼教學或科研。 這時，遇到了一個機會。復旦大學歷史系在「複課鬧革命」過程中，胡繩武同志正在奉命組織力量編寫「中國近代史叢書」，由於人手不夠，就提出將陳旭麓先生借調去參加編寫。先生對好友胡繩武的盛情相邀，雖然感到欣喜，但內心十分矛盾。能去搞專業當然心慰，要離開親手參與創辦的華東師大又總不是個味兒。真正的知識分子更看重學術事業。幾經考慮，先生於一九七一年被借調到復旦大學歷史系，參加「中國近代史叢書」的編寫工作。 復旦大學並非世外桃源，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要真正憑藉自己的良知寫出像樣的科學論著是難乎其難的。但是，他同胡繩武同志一起，團結周圍的中青年同志，在艱難的條件下，努力苦幹力爭在短時間內儘快編寫出一套近代史叢書。經過數年的努力，一套近代史叢書終於陸續公開出版了。這套叢書雖然打上了不少時代的印記，但在「大批判」的吼聲淹沒理性思考的年代裡，能寫出這套並無多大原則錯誤的叢書，已屬難能可貴。這套書，後來被譯為英、日、俄等外文在國外出版。先生負責叢書編寫的同時，還參加、主持了章太炎著作編注和盛宣懷未刊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抓緊一切機會，為近代史資料的搶救和整理工作，付出自己的極大心血。 七、忍辱負重，老而彌堅 一九七六年秋天，陳旭麓先生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迎接了第二次解放。「四人幫」粉碎後，他奉命與其他同志一起，共同負責上海市委大批判組，投入了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一九七八年秋，他回到華東師大，教書、編書、帶研究生。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重點是以新陳代謝的旨趣，致力於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研究。對於近代史線索、中西文化的比較、資產階級評價，對於海派、租界、會黨、洋務，對於革命與改良、愛國與賣國、體與用、一與多……凡是近代史的重大問題，幾乎都有陳旭麓一家之說；凡是學術界熱烈爭鳴的現場，幾乎都可以聽到他那高亢獨特的湘鄉口音。他由現實反思歷史，孜孜探求中華民族的未來去路。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先生以旺健的創造力，在老境侵奪中，登上了一生的學術高峰期。他發表於這一時期的論著，議論恢宏精密，融理論思維與藝術思維於一體，以豐厚的歷史感寫出了百年遞嬗的曲折骨脊，既給人以深刻的哲理啟迪，又一洗盛行已久的枯燥單調、乏味的文風，開創了一代史學新文風。他主編了第一部《中國近代史詞典》，其收詞之宏富、詮釋之準確，一經問世，即受到學術界廣泛的好評。辭書方面，他還主編了《中華民國史辭典》、《中國人名辭典》近代人物部分。他還參加了《辭海》的修訂工作。學術著作方面，他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叢書」已出版近四十種，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除了歷史事件如《鴉片戰爭》、《辛亥革命》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已被譯為多種外文出版，後來出版的人物傳記也有不少被外國學者翻譯，有幾種在國內重要學術評獎中獲得優秀著作獎。他主編的《近代中國八十年》、《五四後三十年》、《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中國革命史教程》等，架構獨特，風格清新，為學界稱道。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先生主編各種書籍從來不掛虛名，而是從選題到提綱，從觀點到資料，從體例到文字，都事必躬親，一絲不苟，其認真負責的精神，每令同行們感佩不已。一九八四年，先生出版了他長期歷史思辨的結晶《近代史思辨錄》，接著又著手編輯《思辨續錄》、《浮想錄》（這些先生在世時已基本編定，或已有具體設想。先生逝世以後，我們已按先生的意願，編妥付梓）。先生一生著作編撰、整理各種書籍七十餘部，其中大部分是在這十年間完成的。 先生最後十年所從事的，還有一項影響很大的工作，就是培養研究生。「文革」以前，先生已是著名的研究生導師。一九七八年秋，先生恢復招收研究生，到他逝世，又招了七屆。 先生曾說：子女和學生分別延續著一個人的生命和學術。對於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學生勝過子女。先生對學生傾注了全部的愛，他以淵博的學識、靈活多樣的方法，盡最大努力將學生培養成才。在師生關係上，先生完全平等待人，絕無半點導師的架子；在學術上，他鼓勵、尊重學生的獨立見解。他因材施教，對稟賦、志趣不同的學生採取不同的方法，讓他們揚其所長。他從多方面關懷學生，學業之外，對學生的品質、生活等方面處處關心。在學生的心目中，他是嚴師，是慈父，又是可以坦誠相處的朋友。 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學術界有口皆碑，在社會上廣為人知，贏得了無數好學青年衷心的愛戴。很多青年慕名向他請教，他總是有求必應，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先生的案几上，常有成堆的來自天南海北的信件，或請教問題，或托審稿件，或托購書刊。研究生們看先生實在太累了，建議有些信由他們代復。先生通常是堅持自己親復。他常說：不能讓青年失望。正因為如此，先生在青年學生中有巨大的吸引力，每年招收研究生，報考的人數總是大大超過招生數字，有些人甚至是二次三次報考他的專業。 由於一些不便多說的原因，先生晚年並不總是順心、愉快的，但是，他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以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以對真理的真誠與摯愛，將一些不快的事情吞到肚裡，忍辱負重，真誠地求索，勇敢地創新。「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先生晚年在學術上爆發如此巨大的能量，迸發出如此耀眼的光芒，與他的處境、與他對社會的理解也許不無關係。 八、新體系：新陳代謝 如果說學術創造是陳旭麓先生一生的出發點和歸宿，那麼建構以「新陳代謝」為旨趣的中國近代史新體系則是他晚年學術的核心。在慣見了三十餘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後，先生有心別開一局，在這一過程中，他不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過去一個時代。 「文革」剛結束，先生便以其特有的眼識倡導中西文化比較研究。與此同時，又以「新陳代謝」的論旨致力於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研究。他以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形態，以廣義的社會史統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眾多側面。十年間，先生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學術月刊》、《文匯報》等眾多報刊上發表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論「中體西用」》、《中國近代史上的愛國與賣國》、《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關於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等傾動史壇、蜚聲學界的長篇論著，創造性地探尋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迴路轉的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內在規律，整體地展示新舊嬗替、漚浪相逐的近代社會巨變的風貌和全部過程。他的見解富於開拓性，具有整體反思的深層意蘊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如果把他的論著通讀，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串串的思辨組成了他對近代史研究的一條思想鏈，每一個深邃的思想，都是鏈上的一個環。 在社會結構方面，先生著力於近代社會整體風貌的變異與社會深層結構變遷的探究。先生一向認為，研究社會結構，不但要研究階級、階層，而且要研究宗法制度、家庭演變、秘密結社、會館公所，有宏觀，也要有中觀、微觀研究。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社會演化的進程，才能真正看出進入近代前後中國社會的危機，並透過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表象去觀察中國社會震盪的深度和廣度。在對農民起義的研究中，先生論證了人口增長激化社會矛盾的內在聯繫，提出了「正比—反比—正比」的著名論斷，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階級的加緊剝削和農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產力水平低、人口激增與農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與農民起義的頻繁及規模成正比。人口的適度增長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如果人口過分膨脹，超過了那個社會的負荷，有利因素也會變為不利因素，成為社會前進的阻力，起了延緩社會發展的作用。他從社會史、社會心理演變的角度研究會黨，指出：進入近代前後的中國社會，存在著三種既相聯繫又相區別的社會結構形式，即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組織、以工商業為基礎的行會組織和以遊民階層為主體的會黨組織。他從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整體演變中，剖析了會黨形成為特殊社會組織的原因，又通過三種社會組織的比較分析，論述了會黨社會的組織結構和特點，從會黨的秘密聯絡方式中，概述了這一特殊社會組織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為的獨特風貌，認為「不懂會黨就不會懂得進入近代前後的中國社會，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這個社會」。他曾有意識地指導研究生研究晚清上流社會，研究上海租界社會生活、人口變動，意在通過這些研究，對近代社會有個準確的把握。 在社會經濟的研究中，先生認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被引進之後，一定會表現出積極的活力，當它被納入舊體制時，會以其特具的能量在舊體內「發酵」，從而為突破舊體制的防線鋪平了通路。這一發酵說，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是最革命、最積極、最活躍的要素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在歷史研究中的深化。先生在有關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研究中，特別是在洋務運動的研究中，就是運用了這一發酵說去分析、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先生超越了「你說反動，我說進步」的認知系列，站在歷史哲學的高度，向著歷史的真實，把洋務運動放在變革中的社會背景下加以整體考察，認為「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發軔」，它給封建政體綻開了一個缺口，破壞了舊物，也保護了舊物，是近代社會新舊遞嬗的一個歷史環節。 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生傾注的心血最多，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論「中體西用」》、《說「海派」》以及《略論演化中的中國近代文化》、《傳統·啟蒙·中國化》等，都是學界公認探索近代文化的力作。這些論文從中西文化衝突的角度來把握中國近代文化變遷的整體風貌，並揭示了近代社會變外來為內在的特殊文化機制。發表於一九八二年的《論「中體西用」》一文，系統地剖析了「中體西用」這一文化型塑模式的形成與近代士大夫對西學的認識過程，認為它不只是洋務派的張之洞一兩個人的「樂道」，而是十九世紀後期一代人引進西學的宗旨，是近代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用」，移到中國封建主義的「體」上來，是在中西文化兩極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階段的結合形式，是以以新衛舊的形式來推動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與以往論者把中體西用僅僅歸結為洋務派的思想體系不同，先生認為「戊戌維新運動是在批判『中體西用』中前進的，但不少具體興革又是以『中體西用』的詞旨為號召的」。因為它雖在一些人中失去了時效，「在更多的人並沒有失去時效」，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主勢力已經興起，革命已在取代改良，「『中體西用』還沒有咽氣」。在生前沒有公開發表的《中國近代學論略》的長文中，先生一掃前人、外人關於近代中國沒有自己文化只有傳統文化或舶來品的陳說，從地理學、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雄辯地說明中國有自己的近代學，這個近代學是中西文化結合、融會的產物。 近代中國文學作為近代文化中的重要門類，一向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先生以「新陳代謝」的旨趣論述了近代文學的發展歷程，認為「舊風格含新意境是它的主要變徵」。新意境是伴隨外部生態環境的變遷而來的，受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引導，以新詞新義反映民主進步意識；而新意境的累積，不會只滿足舊風格的容納，勢必牽動舊風格，於是而有梁啓超的新文體、黃遵憲的創格詩、王國維的文藝理論和海派文化帶來的藝術新風。這些都是「隨著新意境的積累在風格上產生的微變」。先生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結束了近代文學的歷程，「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的總趨勢，在『五四』前夕的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已展示出，從此進入了魯迅時代。近代的『文變』，則是進入這個時代的引橋」。顯然，先生是把文學放到大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並以文學本身的體裁、風格及內在規律來展示近代文學的發展歷程的。這就避免了單純以文學寫史所造成的歷史時代感的失落和單純從歷史社會角度的寫史文學所造成的文學自身流變模糊不清的兩種缺陷，有利於人們在進行文化史研究時，把宏觀與微觀、線性與多維性、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相結合，以確立歷史觀與方法論的一致性。 在社會政治和政潮的研究中，先生提出了近代中國是在革命與改良的不斷變革中曲折前進的著名觀點。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這篇著名論文中，科學地闡明了改良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以及革命在什麼歷史條件下、在什麼方面高於改良。它的理論意義在於不僅一般地、原則地肯定改良是趨於進步的一種手段，革命高於改良，而是具體地論證了革命與改良是一個揚棄和汲取的複雜過程，從而為近代中國政治史和政潮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先生史學研究的思辨神采。 在這一長文中，許多具體論述都具開拓性，發前人之所未發，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注目和重視。 文章以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為根據，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說為指導，把改良與改良主義嚴格區分開來，肯定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積極作用，提出了近代中國的改革發展模式，是從上層開始，依次推移，逐級發自中下層，形成一個塔形，一個否定另一個，而且像浪圈一樣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聯繫著。文章對一八九五年同時登場的維新派和革命派的不同政治主張進行了理性的分析，認為它們都是想為衰落的中國尋找新的出路，值得大書特書；同時又指出這兩股新的政治力量絕不是相等地開展活動，而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各有其消長變化和分化組合。二十世紀初的政治格局是兩條道路（革命與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派成了時代的主角，而改良派作為新派人物的顏色並沒有完全脫落，還有些號召力，特別是對那些從封建營壘中漸次甦醒過來而又害怕革命的人們。辛亥革命時期張謇等人發展實業所作的努力、梁啓超傳播新知識的大量文章和嚴復介紹西學的許多譯著，都獨步一時，啟迪了整個一代知識分子，幫助了知識分子的革命化。辛亥革命後，革命與改良對發展實業表現了較大的共性。改良，除了消極的一面外，仍有積極的一面，有時積極性還是較大的。先生最後指出，經過革命推翻了舊政權、建立起新政權後，採取改良步驟，恢復經濟，變革舊制，以鞏固新生的政權，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這樣的改良絕不是歷史的贅疣，而是革命的延續和補充。 以上這些論斷，體現了當代史學研究中的一種新思維，宏觀、辯證而切合實際，無須多加分析就可看出其價值和意義。其中不少觀點已經為學術界所認同、引用和發揮，成為近代史改革過程中新思考的起點。 顯然，先生建構的中國近代史體系不是機械的經濟決定論，更不是以階級鬥爭為內核的「三次革命高潮」說，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他看來，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最本質的意義是推封建主義之陳，出資本主義之新，其趨向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又形成不了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向另一種社會的大過渡，其核心是汲取與揚棄、變革與反變革反覆推進的辯證過程。引進和汲取新的東西——這種新東西，不是傳統文化自身的產物，而是西方傳來的新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因此，他特彆強調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面向世界的重要性，這是貫穿於他的研究、教學和講學報告中的基本點之一；揚棄舊物，不是簡單的排斥，這裡面有繼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辯證發展而不是發展的中斷與停頓，因此他又特別突出了舊的文化、舊的傳統、舊的社會結構、舊的政治體制在孕育新事物過程中的地位，這是貫穿於他的研究中的又一個基本點。 先生在晚年寫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中，把上述的思辨綜合起來，加以系統化，主張以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的勝利來貫穿近代一百一十年的歷史。這一體系被人們概括為「新的三次革命高潮」說。如果不了解先生對近代史體系、框架的構建而單純地看這篇文章，人們可能認為它與傳統的三次革命高潮說只有階段劃分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其實不然。舊的三次革命高潮說的基本內核是階級鬥爭，即在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思想指導下，以三次革命高潮、十大歷史事件為構架；而先生的近代史體系則是以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為旨歸的。先生自稱：「我以為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的線索應分作三個層次來說明：第一，它始終處於大變革的過程，如危崖轉石不達其地不止；第二，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表現為急劇的新陳代謝，螺旋地推進，螺旋特別多；第三，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本質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義之陳，行民主主義（資本主義）之新。」很明顯，這個體系是社會的新陳代謝（由封建而資本主義的辯證發展）而不單以社會的階級鬥爭，也不單單以經濟發展為其整體思辨的。它包含了階級鬥爭，但又廣於階級鬥爭的內容；它體現了經濟發展，但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變嬗。概而言之，先生建構的這個近代史新體系，是以近代社會各個領域的新陳代謝為旨趣，以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化為內容，以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推倒北洋軍閥政府、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三次革命高潮為基本歷史線索，以一百一十年歷史中能顯示新陳代謝、推動近代化的七個關鍵性的年份為發展過程的環節，來研究和闡述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一個特殊的、完整的、過渡性的社會歷史形態。 這個近代史新體系醞釀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構思於八十年代初，而於八十年代末形成嚴整周密的學說。它的出現是對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兩個過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三次革命高潮」體系的突破或超越，它標誌著我國近代史學研究已逐漸走出了「階級鬥爭模式」的約定格式，不再把許多歷史的內容擯於史學的視野之外。如果說中國史學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時代變革，那麼，先生積多年苦思而建構的以新陳代謝命意的近代史體系，無疑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 九、在最後的日子裡 先生在生命的旅途上，整整跋涉了七十個春秋，經歷了人世間的諸般磨難：有追求的困惑，也有創造的歡樂；有世間的擾攘炎涼，也有人生的適志恬愉……他的一生未脫書生本色，他的事業盡在學術研究。他從不滿足，總是不斷地認識自己、超越自己。晚年在心境極端不順的情況下，在各種無形有形的磨難、折騰和傾軋中，他以頑強的意志力和超前的思維率先衝破了過去時代所形成的史學規範、通則和體系，把近代史研究推到了令人矚目的水平。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先生除了編書、撰文、講課、指導研究生等繁重的工作外，更以急切的心情，殫精竭慮，奔走呼號，期望史學衝出重圍。在各種重要的學術會議上，濃重的湘鄉口音，凝聚著他的一片赤誠與苦心。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他參加的學術會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演講比任何時候都頻繁，談鋒之機警、思想之深邃，達到了他一生的巔峰狀態。 且看他最後半年的活動表—— 六月，參加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的戊戌維新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七月，參加並主持「租界與近代中國社會」學術討論會； 八月，出席中國史學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北京），參加「史學理論與史學危機」座談會； 九月，參加上海市川沙縣誌稿審議會； 十月，參加「近代會黨史討論會」（上海）、「李鴻章與中國近代經濟」學術討論會（合肥）、「中國社會史討論會」（南京）； 十一月，參加「中國近代軍事史」討論會（上海）、「戊戌維新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廣東）。 從北京到南京，從合肥到廣州，年已七旬的先生，不知老之已至，馬不停蹄，連續作戰。在這些會議上，先生分別就「戊戌與啟蒙」、「租界與近代社會新陳代謝」、「史學的困惑」、「發揮史學家的良知」、「史與志」、「會黨與近代中國社會」、「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社會史的崛起」、「中國軍事近代化」等專題作了精彩紛呈的演講，其中大多均根據演講錄音或記錄整理成文發表。同行都說：「旭麓先生的學問已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 先生常說：「近幾年，我想的比說的多，說的比做的多。」是的，他畢竟是年屆古稀的老人，他付出的勞動遠遠超過了生命的界限。那麼多他朝夕關懷的研究生需要指導，那麼多慕名求教的信件需要處理，那麼多來自各地的書稿需要審閱，那麼多的學術會議需要參加，那麼多成熟的構思還沒有形成縝密的文字，規模宏大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叢書」的編纂工作剛剛鋪開，卷帙浩繁的《中華民國史詞典》正在定稿，國家教委委託主編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剛剛醞釀成型，構思了十餘載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也還沒有最後完成……他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生命之弦繃得太緊、太緊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先生上午參加中山學社理事會，商議舉行學術討論會與學社近期規劃事宜，回來後未及休息，適遇一位研究生前來商討學術問題。晚六時十五分，突發心肌梗塞，幾分鐘後，這一顆智慧、正直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案頭上，自己未完成的書稿，他人求閱的書稿，來自天南地北待覆的信件，一堆，一堆。 十、「述作傳諸不朽」 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文匯報》和《解放日報》披露後，全國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為之震驚不已！先生的生前好友、學生、親屬，以及所有景仰先生道德文章的人，無論識與不識，都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一份份唁電，一封封唁函，一幅幅輓聯，從全國各地飛來，其中無不寄託著他們對先生髮自內心的敬意、痛惜與哀悼。 在同月十五日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隆重而悲愴。龍華殯儀館大廳內外環列著四百多個花圈，正前方懸掛著先生的遺像，上端的黑色絨布上寫著「沉痛悼念陳旭麓教授」。廳柱兩側高垂著巨幅輓聯：「思辨精深著述宏富史壇痛失大匠，師道楷模長者風範學界同悼先生。」遺體周圍擺著長青松柏和二十多個鮮花花籃。大廳正門內外掛滿了生前好友、弟子門生書寫的數十幅輓聯，其中由幾十位弟子署名的挽幛特別引人注目。挽幛上「薪盡火傳」四個大字，表達了學生們繼承老師道德文章的真切願望。在告別儀式中，來自社會各界的七百多人為先生送行，許多人在先生遺體前泣不成聲，甚至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汽車司機們也都在這種悲痛的氣氛下不能自恃，痛哭失聲。誠如唐振常先生在告別儀式上代表先生生前友好的講話中所說，這是「學術界—人民群眾對旭麓的尊重和哀思。這就是歷史對旭麓的評價。這種評價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第二天，上海歷史學會特地舉行「陳旭麓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上海和外地百餘名學者蒞會。與會者踴躍發言，沉痛地緬懷了先生的道德文章，並就他在學術領域的不朽業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發言同志對先生論著中富於哲理的思辨精神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這種思辨精神是充滿智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寶貴財富，而且是世界史學中的瑰寶。 在隨後的日子裡，上海和外地十多家報刊發表了悼念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連同悼念先生的輓聯、唁電、唁函，在先生的生前好友、門生弟子的倡議、支持下，匯編成一本近二十萬字的《陳旭麓先生哀思錄》，於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際印製出來，分贈先生的友朋和學生。在此期間，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民國人物傳」專欄還特意請人撰寫了六七千字的《陳旭麓先生傳略》，對先生的立身行事、著作文章給予高度評價。 先生是匆促辭世的，對於後事，來不及留下半句遺言。但是，先生生前曾說：「教書、寫書、學生是我的支柱，離開他們和它們，我就不存在了。」他走了，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未完成的著作，他的許多朋友最關心的也是他的遺著的整理出版。因此，先生去世後不久，他的學生成立了「陳旭麓先生遺著整理小組」。在隨後的幾年中，《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陳旭麓學術文存》、《浮想錄》先後被整理出版。作為先生學術成果的匯集，《陳旭麓文集》四卷本亦已出版。其中，《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後，備受學界推崇，十數家報刊發表了書評，一致認為這是一部「才氣橫溢、情文並茂的學術著作」，一部「中國近代史的開拓之作」，一部「力透近代社會風雲的精湛之作」。此書先後獲得第七屆中國圖書獎、華東六省一市優秀理論讀物一等獎、第二屆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一等獎等六項大獎。所有這些，既說明了該書的學術價值，也反映了先生在學術界的巨大影響。 「才識並世同欽，述作傳諸不朽。」這是譚其驤教授寫給先生的輓聯，它代表了學術界對先生「才識」與「述作」的客觀論定。陳旭麓先生的身影消失了，但他用心血、才識和良心凝結而成的文章和思想是不會磨滅的。 注　釋 〔1〕　本文由陳旭麓先生子女、親友、學生提供資料，吸取了一些悼念文章的內容，由熊月之執筆寫成。文中資料，恕不一一註明來源。本文原寫於一九九三年，現略有修改。 〔2〕　原件藏上海市檔案館，檔號為Q40-3-6。 要讓歷史自己說話，但歷史學家還要說出歷史沒有說出來的話。 史識是治史的眼睛。這眼睛告訴我們，不要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不要被評論家所捉弄。 思想是飛翔的，要善於捕捉它。 ——陳旭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