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道歉信 · 我的拾遺集
第一次撿到東西是在我七歲的時候。
住在宇都宮時，我們一家人在賞完櫻花的回程途中，下到一家餐廳吃飯，母親和祖母陪父親小酌兩杯，我和弟弟覺得百無聊賴，便跑到櫃檯旁邊的樓梯下玩耍。
餐廳的天花板很高，空間十分寬敞，刷洗得晶亮的廚房地板上堆積著黑色漆器的高腳餐盤。
所謂的樓梯，不過只是連接幾塊木板的構造，由下往上看，透過木板與木板之間的縫隙可以看見走下樓梯的女服務生的白色襪套和小腿肚。就在我抬頭看時，頭上掉下來一個錢包。大概是喝醉酒的客人在女服務生的攙扶下準備下樓結賬時掉落的。那是一個男用的大錢包。小我兩歲的弟弟撿起來後，目瞪口呆地看著我。
文章開始便提起如此幸運的經驗，但是我的偏財運就到此為止，以後不是專門掉東西就是撿到一些有的沒的奇怪失物。
提起我掉過的東西，首先是現金，還有兩個皮包、懷表，其他就是雨傘和手套之類的。至於我撿到的失物，包含貓狗，頂多就是月票、嬰兒的毛線襪等零碎小東西，雖然沒有計算過，數量倒也不少。
女校讀的是四國高松縣立第一高女，就讀不久後便在運動會上撿到一條頭帶，上面寫著五年級學姐的姓名。
按照學校規定，應該將失物送到辦公室才對，可是當時盛行軍國主義思想，想到學姐弄丟了象徵日本女孩的頭帶，肯定會遭到處分，於是決定在兩三位同學的陪伴下親自送還給本人。
失主是個膚色白皙、身材高大的女生，我看過她早會時在前面發號施令的樣子。她梳著一條粗大的長辮子，就像神社掛著鈴鐺的繩子一樣粗。不論是胸口還是下圍都很豐滿，在我們瘦弱的新生眼中已然是個耀眼的成熟女性。
過了不久，有一天上完體育課，我正在洗腳台洗腳時，突然有人從背後拍我的肩膀，原來是日前丟頭帶的那位學姐。她向我道謝並問導師是誰之類的小事，忽然俯下身靠近我說：「幫我拔掉。」
因為她很小聲地說，一時之間我以為聽錯了。她又說了一遍，並將自己的下巴靠得更近。
在她的嘴邊很突兀地長了一根約兩厘米長的黑色汗毛。
當時父親將他的家庭農園中的一小塊地分給我，我種了花生和茄子等蔬菜。曾經拔過野草，也幫祖母挑掉白頭髮的我，卻從來沒有想過在女校的校園裡幫學姐拔鬍鬚。雖然很想逃跑，但學姐的手抓住了我，跑不開。也許我就像是鬼上身一樣，無法動彈。
眼睛閉上的學姐額頭冒著汗珠，身上有點狐臭。我屏住呼吸，用力扯了兩三次，好不容易才扯了下來。
「下次又長我再讓你拔！」學姐說完像鴿子般咯咯一笑後便轉身離去了。
洗腳台旁的鞦韆，不知道是誰碰撞過，明明沒有人盪卻搖擺不停。我一邊後悔當初為什麼要拾起那條頭帶，一邊很仔細地將手腳洗乾淨。
那一陣子我成天都在煩惱，不知道下次該用什麼理由拒絕她，那根鬍鬚長出來還要多久的時間？不久父親調職的消息確定了，我也要跟著轉學到東京的女校。
我到辦公室領取這一學期的成績單和插班考試需要的文件，在導師的送行下一起走到校門口。經過學校前面的烤番薯店時，卻突然停下腳步，因為想到沒有跟學姐說一聲便離去有些不太好。
為了避免遇到剛剛濕著眼眶跟我揮手道別的導師的尷尬，我故意繞道從後門進學校，來到學姐教室的門口張望。當時正值期末大掃除，她踏在椅子上在擦洗黑板。粗大的長辮子在穿著燈籠短褲和運動服的背影上搖來晃去。我沒有叫她便離開了。一邊摸著扶手一邊慢慢地下樓，心中充滿了只讀一學期便離開的悲傷。
在日本橋的出版社服務不久，該出版社又開始招收新的女性編輯。因為該出版社出的是烹飪和電影類的雜誌，許多人大概以為可以看免費電影吧，應徵的信件如雪片飛來。我被叫去幫忙征人考試的善後處理，在現場撿到了一隻黑色皮手套。令人驚訝的是，那隻手套跟我四五天前在電車上遺落的手套一模一樣。
沒有比掉了一隻手套更令人生氣的事了。因為價格不菲，捨不得把另一隻給扔掉，而是小心收藏了起來。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太過心急。
我將手套送到事務課並跟課長說明原委，請他答應萬一失主沒有來認領，就把手套送給我。之後我每天都到事務課確認手套是否安在，有時還幫出版社裡最高齡的事務課長按摩肩膀或買點心請他吃。辛苦總算有了代價，那隻手套送給了我。我興高采烈地帶回家中一試，卻很失望。原來我遺失的是左手手套，而我撿到的那隻手套卻是右手的。
前面提到說我掉過兩個皮包，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只不過不是遺失的，而是失手掉進了馬桶里。
澀谷車站旁邊有家名叫「豚平」的小酒館。老實說店裡不是很乾淨，但因為它獨特的氣氛，而成為作家和電影從業人員聚集的場所。我是在電影評論大師的學長帶領下，來到這裡濫竽充數，小酌幾杯。也就是在這裡的廁所掉落了我的褐色的皮包。
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所以當然不是沖水式的馬桶。
當時覺得很丟臉，本來想掉了就算了，可是裡面裝有剛領到的薪水、月票、必須給其他作者的稿費等，不得已只好回到座位小聲地說明情況。這時店裡面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地表示同情並提議一起幫忙撿。每個人都輪流跑進廁所看，然後出來討論如何將皮包的背帶勾起來。我站在馬桶邊覺得既丟臉又很對不起大家，醉意早就煙消雲散了。
小酒館的廁所和店面只隔著一扇木門。由於大家進進出出，開門關門的，店裡面瀰漫著一股廁所特有的氣味。遠處座位上有人看見我縮著身子侷促在一隅，便安慰我說：「這家店本來就有些尿騷味，你不必在意。」
不久皮包被吊出來了。
「吊起來了！吊起來了！」有人歡呼，有人拍手，有人高喊乾杯。不認識的人將一杯酒送到我面前。店裡的服務生用竹竿吊起我的皮包，拿到當時還沒有填起來的河邊，不斷用水桶舀河水清洗。
於是大家又能安心地繼續喝酒了，我卻覺得坐立難安。因為旁邊包著塑膠袋的皮包還是隱隱地發出臭味。由於在坐的都是紳士，沒有人開口抱怨，但是很明顯大家的話題越來越少，我只好先一步向大家告辭。
我向同行的人借了車錢，搭上出租車而去。雖然時值初春時節，夜晚卻有些寒冷，可是我還是打開了車窗，將包著皮包的塑膠袋伸出車窗外。車子經過明治大學前時，年輕的司機先生語帶鄉音地感慨說：「東京果然人很多呀。」
他吸了一下鼻子，點燃一支香菸後說：「連淘糞也等不及到半夜再做！」
那一晚，我將皮包掛在窗外的楓樹枝頭上才去睡覺。隔天早上直到嘮叨的父親上班後，我才在院子裡攤開皮包里的東西。口紅、粉餅、手帕全毀了不能再用。我是個都市裡長大的小孩，沒有下過田或施過肥，不知道水肥的威力這麼強。我一邊後退，一邊感嘆著「難怪農作物會長得好」。其他東西都得放棄，只有錢不行。我用塑膠袋將弄髒的鈔票包好，拿到位於室町的日本銀行交換。這是豚平里的一位客人教我這麼做的。
跟門口的警衛說明來意後，他面不改色地大吼一聲「X號窗口」。到了指定的窗口一看，不禁大吃一驚——果然如同昨晚司機先生說的一樣，東京的人真多！我還以為只有像我這樣的粗心鬼才會將皮包掉進馬桶，沒想到眼前竟有三十幾個人在排隊等候換錢呢。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拿變黃的鈔票來換，半數的人是因為火災燒壞了錢幣。
叫到名字時，我來到窗口，看見穿著白色上衣的行員戴著大口罩，用夾子將鈔票一張一張地排列在像是炸東西時使用的鐵絲網上面。
確認過金額後，他換了一疊新的紙鈔給我。我獻上敬禮後離開了銀行。
一個深呼吸，我將乾淨的空氣吸進整個肺里，然後走進馬路對面的三越百貨，用剛換來的新鈔買了米歇爾的口紅和錢包。結果那個錢包在三年後也遺失了。
提到錢包，我曾聽父親說起一段往事。當時他白天在保險公司當小弟，晚上還要到虎門的大倉商工攻讀夜校。他的租處在商業區里，附近有一位作風海派的中年男子。
男子沒有結婚生子，一個人自由自在地生活。他說是賣股票賺了錢，常常請窮學生的爸爸吃碗麵或餛飩湯，而且拿父親當兒子一樣疼愛，有時還會趁父親不注意時在他錢包里塞點鈔票。
有一天，那個男子不在家，父親只好進去客廳坐著等。當時他一不小心打翻了火盆上的水壺，打開柜子想找布來擦，卻發現柜子里塞滿了空的錢包和皮夾。父親心想不對，又拉開抽屜一看，兩個抽屜里也都是滿滿地塞著錢包。父親這才知道男子是個扒手。
父親做事一向很謹慎，從來不曾遺失過東西。只有一次，半夜回家在門口按著西裝口袋喊：「奇怪，我的薪水袋哪裡去了？」
出門迎接的母親說話速度一向很慢，這時卻像黑柳徹子小姐一樣，語調急促地逼問：「掉在車上了嗎？」
她一把推開呆立在門口的父親，跌跌撞撞地衝到外面。腳上穿著襪套從玄關跑到五米外的大門口，又跑到二十米外叫住正要發動離去的出租車，仔細地翻遍了車內。
結果是父親記錯了，薪水袋其實是放在別的口袋裡。然而年輕時自誇有雙快腿，自我介紹時還會得意地強調「敏雄的敏是敏捷的敏」的父親居然任憑母親一把推開，只知道呆立在一旁，反而是一向被父親罵動作慢、笨手笨腳的母親沖得比誰都快。
我在學生時代也曾參加過田徑隊，對自己的速度很有自信，但我想應該比不過那一晚母親的速度。這麼說來，我想起有一次母親在空襲期間，眼看著火勢快要延燒到家裡了，她拚命想從外面將遮雨板拆下來，結果遮雨板掉下來，她抱著那塊遮雨板跳到兩米遠的柔軟草地上，居然面不改色。之後我們也嘗試著模仿，卻發現這根本不是常人所能辦到的壯舉。或許因為是在空襲期間才有可能的吧。這個暫且不談，母親每個月從父親手上接過薪水，然後就必須肩負起照顧四個成長中孩童的六口之家的伙食，也許就是基於這份責任感讓她奪門而出的吧。那一陣子，我們家餐桌上常提起「媽媽馬拉松」的話題，這時父親肯定會攤開報紙遮住臉，假裝在看報紙。
前不久我去參加廟會，玩了一下好久沒玩過的「擲不倒翁」遊戲。那真是令人懷念的投擲遊戲，雖然我很努力地瞄準，卻投不到不倒翁或是怪獸，反而把自己的領巾給弄掉了。照這樣子看來，今後我一定還會掉東西。仔細想想，除了錢包、手套之外，我應該也遺失或拾起過許多眼睛看不到，甚至是更寶貴的東西。這些東西一旦遺失了便找不回來，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一些人情或知識，但這時總不會有人說是順手牽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