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道歉信 · 學生冰淇淋

向田邦子 《父親的道歉信》
記得曾在某本書上讀到將冰淇淋帶進法國的人是凱瑟琳·美第奇。 據說從佛羅倫薩的一介金融業者躥起,憑藉著謀略權術與毒殺詭計,成為歐洲首富與最有權勢的美第奇家族,當他們家的女兒凱瑟琳嫁給法國國王亨利二世成為王妃時,陪嫁的除了一批侍女外,就是這份食譜,這也是今日冰淇淋的濫觴。 美第奇家族也是提倡文藝復興運動的大財主,或許包含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大師都曾經在美第奇家中的沙龍接受過冰淇淋招待。這麼一想,在欣賞波提切利名作《維納斯的誕生》時,總覺得瀰漫著一股冰淇淋的香味。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神話傳說,畫的是從貝殼裡誕生的美女,卻竟然呈現出中古禁慾時期所不該有的甜美與清涼的感官性。 從西洋名畫一下子跳到我們家廚房,實在過於唐突與失禮。頭一次吃自己家裡做的冰淇淋是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放學一回家,看見母親坐在廚房地板上,美人尖的額頭上冒著汗珠,好像在做什麼不太順手的事。木桶裡面裝滿了碎冰,中間插著一個水瓶,母親費勁地用力轉動著水瓶,說是冰淇淋馬上就做好了,但看著昨天晚上還在浴室里使用過的木桶,實在很難想像從裡面會製造出冰涼的點心來。然而當母親讓我嘗了一下附著在水瓶外圍的淡黃色冰霜時,果然是有冰淇淋的味道。 我們四姐弟一字排開坐在餐廳的入口等待冰淇淋完成。當時我們住在鹿兒島的城山一帶,後山上長滿了橘子和枇杷樹。山風穿過我們寬敞的家時,總會帶來夏季濃濃的香味。母親氣喘吁吁地轉動著水瓶,看著她白色和服下的臀部充滿韻律地在烏黑髮亮的地板上扭動,我心想:「媽媽的屁股還真是大呀。」 我甚至記得,當時還很感動地想道:我們四姐弟竟然都是媽媽所生的。 文藝復興的原文是「重生」,意味著重新確認與發覺自己生命的起源。雖然眼前的景象跟西洋名畫差得遠了,但從母親拚命轉動水瓶的偉大臀部發覺母愛,或許這就是我精神上的文藝復興吧。 結果那一天母親手做的冰淇淋,相對於製作耗費的時間,我們每個人分到的量卻是少得可憐。如今每個家庭里都有冰箱,打開冰箱,多少也能發現一兩盒冰淇淋。二次大戰之前可不是這樣,冰淇淋,而且是香草口味的冰淇淋,是要穿上外出服的洋裝,到西餐廳或百貨公司的飲食部,以戒慎緊張的心情享用的高級食品呀。 ——還有裝冰淇淋的典雅銀色高腰圓形容器。 ——跟中村梅子的臉形一模一樣的冰淇淋小調羹、旁邊添加的威化餅乾。以上配件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樣,就感覺冰淇淋的風味盡失。 趁著冰淇淋還沒融化,想要儘快吃下的心情和想慢慢品嘗美味的心情在內心膠著著。我甚至希望早點長大成人,好一次可以品嘗兩球冰淇淋,卻萬萬沒想到自己在十年後會沿街叫賣冰淇淋。 學生時代打工賣冰淇淋是在昭和二十三年(1948)的夏天。當時因為父親調職的關係,我們家搬到仙台,只有我和弟弟住在麻布市兵衛町母親的娘家繼續學業。雖然家裡會定期寄零用錢來,但是因為當時正值改制新幣沒多久,我有時也想買些書或看場電影之類的,手上的零用錢自然不夠花。 我記得冰淇淋的中盤商應該是在如今的神谷町一帶。三十多名工讀生先在那裡練習如何操作舀冰勺。根據專家的說法,必須舀得外觀看起來很密實,而裡面其實有些鬆散,才能夠多賣幾盒、賺多一點錢。裝好冰淇淋之後,老闆將一男一女分成一組,讓我們帶著五十個裝好的圓形冰淇淋盒以及裝有舀冰勺和零錢的小布袋,說聲「加油,好好干吧」,便打發我們出去做生意了。 提起我當時的裝扮,是黑裙子配白襯衫,底下穿著帆布運動鞋。外婆怕我中暑和得日本腦炎,在我頭上加了一頂割草用的大草帽。這就是我可笑的賣冰淇淋造型。 當老闆鼓勵我們「加油,好好干」時,我才發覺身為上班族人家女兒的可悲之處。原來從小到大,這二十年來我從沒有賣東西給任何人過。和我搭檔的男學生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活背景,兩人只知道站在路邊發獃。 光是發獃的話,不僅頭頂會熱得發燙,而且最重要的是冰淇淋會融化。何況之前專家才告訴我們,這門生意好玩的地方就在於如何將五十盒冰淇淋賣出去,動作太慢的話就只能賣出三十五盒。於是我鼓起勇氣,輕輕推開眼前一家好像比較容易進去的人家大門,高聲喊著:「有人在家嗎?我們是工讀生……」 還來不及說我們在賣冰淇淋,裡面便傳來叫罵聲:「你們給我識相點!」 一個身上只穿著一件已經縮水、松垮短褲的老先生,站在門口生氣地打著呵欠,說剛剛已經有許多賣冰淇淋的工讀生走了又來,害他根本沒辦法睡午覺。 聽他這麼一說,我才發覺冰淇淋中盤商位在坡道中央。因為是盛夏,加上扛著重物,大家自然往下坡走。先出發的人肯定也會走進這戶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推銷的人家大門。我們不斷道歉後,儘可能選擇沒有人走過的路開始喊「有沒有人在家」地做生意,但還是效果不彰。 我沒有什麼數字概念,已經記不得一盒冰淇淋賣幾塊錢,只知道在當時算是高價位的東西。眼看剛開始舀的時候還會沙沙作響的冰淇淋逐漸開始軟化了,我的腳步也很自然地往寄居的麻布一帶前進。靠著外婆向左鄰右舍吆喝,好不容易才賣出一半。 近鄉情益怯, 乞兒不敢入家門。 我才體會到這真是首名詩句。 街頭上傳來了《銀座康康舞女郎》的旋律聲。 那時澀谷的松濤一區剛發生過一場小火災。 隔天一早我便和搭檔跑到災區去。雖然說初生牛犢不畏虎,但想到那一天的舉動我還是冷汗直流。 因為我們又被正在收拾災後家園的家庭主婦給責罵了一頓:「你們怎麼好意思賣冰淇淋給剛遭遇火災的人呢?拜託請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吧。」 我們一句話也不敢回。 搭檔的男學生靠在燒得焦黑的電線杆上,一邊吸著很短的香菸,一邊喊著:「我干不下去了!」 如果沿街叫賣不是很有效率,往往冰淇淋融化的速度要比賣出去的速度還快,結果賺錢的只有中盤商而已。那時我腦中突然閃過昭和電工的熱門新聞,一連好幾天報上都在討論該公司員工有沒有花好幾千塊為情婦秀駒小姐買皮包的事。 「我們去昭和電工試試看吧!」 光憑這一點點的認識就想闖進熱門話題的昭和電工,想想也實在太丟臉了。人家警衛馬上一臉嚴肅地將我們給趕了出去。第一次出擊雖然失敗,但我們開始轉向景氣好的公司進攻,果然開發了不少好客戶。我已經忘記其中最捧場的客戶叫什麼名字了,是位於青山一丁目,目前是心臟血液研究所的一家公司。 我們逐漸懂得做生意的竅門。首先讓警衛先生試吃冰淇淋,吃過之後請他介紹我們到總務或行政部門,然後也是先請部門主管試吃,於是對方便答應讓我們利用午休一個小時的時間在空車庫裡販賣,甚至還幫我們在公司裡面廣播。那時候大公司還不時興將辦公室遷入摩天大樓里,若是公司附近又沒有咖啡廳的話,冰淇淋自然賣得好。手上拿著茶杯、便當盒蓋的職員們排隊購買,供不應求。搭檔的男學生不得不跑回去追加訂貨再趕著送過來。一位秘書小姐捧著托盤過來,上面放有五個杯子,她說:「這是高級主管會議要吃的,請幫我每個杯子各放兩球。」 「謝謝!」突然間,我發覺我們答謝的聲音也自然大聲了起來。 看來我已經不需要戴草帽了,只要每隔三天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到老客戶那邊轉轉就可以了。我們這一組的營業額幾乎是其他組的四五倍。 但是好景不長,終於其他人也開始仿效我們的策略。當我們到老客戶那裡時,其他組的人已經捷足先登,早賣了起來。有時候甚至還會看見男學生為了搶奪生意據點而大打出手的難堪畫面。 我們束手無策,只好再改變戰略。邊走邊思考的時候,居然因為沒有注意到交通燈而被警察先生給攔了下來。大概是因為道歉的說法「對不起,因為趕時間……」太草率,反而被認為是態度不佳而被帶回警察局。似乎我們一男一女在大白天共提著一個冰桶被誤會是情侶了,在國電品川車站旁邊的派出所里,一名中年警察對我們滔滔不絕地說教。他的話還沒說完,我擔心冰淇淋要融化了,於是打斷他並掀開冰桶,開始介紹起我們賣的冰淇淋。 他將茶杯洗乾淨後買了一球,還告訴我們:「附近有警察的單身宿舍,你們不妨去試試看。」 甚至還教我們,要是從大門進去的話,負責管理的歐巴桑會罵人,不如從外面敲每一間房間的窗戶叫賣。 警察先生幾乎都半裸著身子,但很親切。他們的制服和帽子就掛在牆壁上,畢竟是盛夏的傍晚,每個人身上都只穿著長褲,邊搔著肚臍邊說:「既然是老爹介紹的,那就買一球吧。」 其中一名警察先生還問我們:「去屠宰場賣過了嗎?」 那時新橋車站前是烤下水等小吃攤的全盛時期,據說都是在屠宰場工作的人們給捧場做起來的。 「現在全東京最有錢的人就是他們。」最後還畫了張地圖。 我們沿著滿是塵埃的馬路,朝屠宰場邁進。 屠宰場的人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圍裙上血跡斑斑。一開始我們有些退縮,但習慣之後發現他們都是很親切的大哥哥。 說來有些不好意思,在我的人生當中從來沒有這麼受歡迎過。 「小姐,長得很漂亮喲。」頭一次有人這麼稱讚我,也頭一次有人說要跟我拍照,還有人端茶給我,甚至搬椅子叫我坐下來休息。搭檔的男生在一旁很不是滋味。為了報答他們,我便幫他們縫補扣子或陪他們玩接球的遊戲。 每天都快樂得不得了。 只要動點腦筋就能增加收入,這是出生在白領家庭的我前所未有的愉快經驗,能夠認識一群素不相識的人們也是一大樂事。 但是我的冰淇淋叫賣生涯只經歷了一個月便告落幕。因為外婆寫信告訴父親我在打工,父親立即捎來限時信要我回家。整件事結束後,才發覺小時候希望一次吃兩球冰淇淋的我,居然在打工期間一球也沒有吃到。 從東京到仙台搭火車需要八個小時的路程,今日可能連一半的時間都不用吧。在二十五年前,那可是件大工程,一天下來整個人的鼻孔和洋裝袖口都給煤灰燻黑了。 儘管不舍,還是停止了冰淇淋叫賣的打工,搭上長盤線的火車回家。對面座位上坐著一名W大學的男學生,一臉憤怒似的在閱讀雜誌。不久列車長來查票,一不小心我的車票掉落在地板上。他俯身幫我撿起來,因為地板是濕的,手也弄髒了。為了表示歉意,我遞出帶來的糖果給他,他依然一臉生氣地拿了一顆塞進嘴裡。 在水戶站時,他買了兩個冰淇淋,其中一個推到我所在的窗邊。 我一面推辭一面說要付錢給他,他看起來更加生氣了。沒辦法,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那是個四角形的冰淇淋,上面插了根小木片。吃的時候,我有點想笑。 本來很想跟他說:「你知道嗎?直到昨天為止我都在賣冰淇淋呢!」 可是對方一句話都不說,我也不好開口。最後實在忍不住笑了出來,他才稍微笑了一下。 他在平站下車。下車時不發一語地將剛剛閱讀的雜誌塞給了我,意思好像是說:你拿去打發時間吧。我道謝收了下來,卻發現他的神情緊張,手也在顫抖。我心想他大概是內急吧。當時的交通狀況很不好,有時連車廂里的廁所都站著乘客。 結果火車啟動後,我翻開雜誌——不記得是《文藝春秋》還是《改造》了,反正就是那一類的雜誌,發現裡面夾了一張紙片,字跡端正地寫著他的住址和名字。我才恍然大悟剛剛他為什麼會緊張得手在顫抖。故事就到這裡結束,或許是因為感覺這段緣分跟冰淇淋有關,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都將這張紙片放在月票夾中。 記憶像是綻口的毛線,一旦找到了頭便能一扯再扯、沒完沒了。 叫賣冰淇淋的最後那個傍晚,我們抱著還剩五六盒賣不出去的冰淇淋,坐在明治神宮表參道前的馬路邊。搭檔的男同學基於義氣也是做到那一天為止。為了紀念生意興隆,我們決定將剩下來的冰淇淋免費送給看起來順眼的路人。 就在這時,一名年約五六歲的小女孩抱著一個空鍋子經過我們面前,大概是要去買豆腐吧。我們叫住了她,將冰淇淋放進鍋子裡,還為了怕她媽媽責怪而將事情始末寫在紙條上讓她帶回去。小女孩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仿佛被惡狗追趕似的往同潤會公寓的方向飛奔回家。 直到寫這篇文章時,我才想起:原來我現在住的這間公寓,距離二十五年前我們坐下來歇腳的表參道還不到一百米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