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道歉信 · 紀念照

向田邦子 《父親的道歉信》
拍照是件困難的工作,但是被拍的人其實更辛苦。 「請笑得自然一點。」 只要人家這麼一要求,被拍的人表情就會變得不自然,而在相片上留下僵硬的笑容。忽然間我會很討厭那個對著照相機諂媚的自己,或者對那揚起嘴角但眼露凶光的神情感到怪異。尤其是一群人拍紀念照時,如何在同一個時間點露出自然的微笑,那才真是困難至極。 我以為這種情形僅限於不常拍照的人,專業的演員並沒有這種困擾。但似乎不然,日前我就親眼目睹了有趣的光景。 十一月份起我開始撰寫《聖子宇太郎》的電視劇本。拍攝宣傳海報時,我也在一旁觀看。主要演員森光子、小林桂樹、加藤治子等人配合攝影師的指示,每一次按快門時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時間點掌握得十分精確,讓站在攝影棚角落的我讚嘆不已。看久了,也讓我發現訣竅所在,原來是主要演員之一的武田鐵矢帶頭髮號施令。 當攝影師指示說:「麻煩各位了。」 武田便大喊一聲:「日暮里。」 所有人便一起笑了。 「再來一張。」 「上野!」 全員哄堂大笑。 「御徒町。」 「鶯谷。」 他連續喊著國營電車站的站名,好讓大家抓住時機展現笑容。 原來如此,我不禁佩服他想得出這種妙招。招數看起來雖然很簡單,但是只憑一聲吆喝就可以讓所有人同時笑出來的人格特質,恐怕也是萬中選一的吧。換作是我,突然大喊「秋葉原」,很可能只會引得大家面面相覷當場愣住,根本無法笑得開懷。 近來拍攝紀念照時,大家都會勾肩搭背,做出自然的表情,但在從前如果露出笑容是會被嚴厲斥責的。 我手邊就有一張小學五年級時,在鹿兒島平之町的家門口拍的紀念照,全家七人神情嚴肅地一字排開。 還記得拍照師傅要來的前一天,我們小孩子便會被帶去理髮。我當天一大早便起床了。其實也沒有必要早起,只是因為過於興奮睡不著。我一遍又一遍地將排好在玄關前的鞋子擦了又擦,動不動就跑去摸摸母親前一晚為我們準備好的外出服而興奮不已。兩三天前,我的鼻頭上長了顆青春痘,儘管拍照的日子已近,卻沒有好轉的跡象,我不時擔心地用手去抓,反而讓它益發紅腫。父親見我又是用冷水敷,又是愁眉苦臉地照鏡子,責罵我:「又不是要拍你的鼻子。」 母親趕緊央求父親:「拜託今天請不要發脾氣,你一生氣就會影響到孩子們的表情。」 「我什麼時候生氣了,你在胡說些什麼!」語氣已經是怒火衝天了。 五歲的妹妹興奮地跑來跑去,結果從玄關前的石階上跌下來,擦傷了膝蓋而哇哇哭叫。 「我會瞞著你爸爸,請照相師傅將你鼻子上的青春痘修掉。」 我正因母親的安慰而鬆了口氣時,照相師傅剛好帶著助手上門了。 鹿兒島即使冬天也很暖和,因此我們決定到庭院拍照。先是從客廳搬出兩張椅子讓父親和祖母坐著,然後排定父親的旁邊是弟弟,祖母的身邊站著我和妹妹,媽媽則是抱著小妹站在後面,完成照片的構圖後,我已經覺得整個場景十分好笑。 首先,又不是過新年,好端端的一個大人居然頭上蓋著外紅里黑的布幔,鼻尖冒著汗珠地鑽進鑽出。這已經很好笑了,而他還高舉著一個好像煎蛋用的銀色東西。一想到待會兒裡面會砰的一響,冒出白色煙霧,我就因強忍著笑意而渾身顫抖。 父親穿著印有家徽圖案的傳統褲裝,一臉嚴肅地整理鼻下的鬍髭。祖母從袖口取出草紙大聲地擤鼻涕。 不知道是否以前的人都如此,還是只有我們家的人這麼做——擤過一次鼻涕的草紙絕對不會丟掉,而是收回衣袖裡,等風乾之後再度拿出來摺疊使用。 一向愛笑的弟弟終於忍不住大笑了。 「男孩子不可以亂笑,混賬東西!」 父親才罵完,鎂光燈便閃了,我們家的混亂景象也終於告一段落。然而如今審視這張泛黃的相片,卻發現照片中穿著金色紐扣制服和黑色長筒靴的弟弟握緊了小拳頭,強忍著渾身的笑意。更仔細地端詳,似乎從七個家人的身後可以看見原本不是拍攝背景的櫻島影像。因為我好像聞到了茂密生長在後山上,颳大風的日子會吹落、並敲打我們家遮雨板的橘子和枇杷的香氣。 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我從實踐女子專科學校國語科畢業。在那些畢業紀念照之中,有一張顯得很奇怪。 拍的是我一個人站在校門口,但是腳邊有一張十元的鈔票。就像幣制改革時美軍印製的補給券一樣,抓兩把也只夠看場電影的幣值。那張鈔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掉在那裡,總之穿著傳統褲裝、手拿畢業證書的我明顯地斜著眼瞪著腳邊那張發皺的鈔票。不見慶祝畢業的喜悅和嚴肅的心情,反而更在乎那張十元紙幣的存在,看來在人生的起點上早已顯露出我志向不高的本性了。 我還聽過在結婚典禮後所有親戚朋友合拍紀念照時,居然夾雜了一個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在裡面。那是發生在朋友女兒的婚禮上,一名形容猥瑣的老先生抬頭挺胸地站在最後一排的正中央。男女雙方都以為他是對方的親友,結果不管問誰都說不認識他。 「會不會跟新郎新娘的過去有什麼關係呢?比方說是人家的私生子……」我滿心好奇地胡亂猜測,但是男女雙方可都是出自品行端正、書香門第的清白世家,打燈籠找也找不出任何的一絲醜聞。 結果只能當作那個老先生參加其他人的婚禮,卻在拍紀念照時搞錯了,硬是湊上了一腳吧。 或許你會說不可能,但我倒想起二十年前發生在外祖父身上的一段往事。 外祖父是木匠師傅,繼承了上州屋的名號,在戰前曾經有過一段好光景。後來因為幫人作保失敗,從我懂事以來,他就是在麻布市兵衛町開家小店面,偶爾接些餐廳的裝潢、桌椅等零星工作過活的。 他曾是麻布三聯隊的士兵,聽他講起在旅順突擊時受傷的故事,總是百聽不厭。平常不太愛說話,個性又很頑固的他,一旦模仿熄燈號的聲音,說起「新兵真是可憐呀,晚上常常哭著睡去」,或是提起全盛時期在辰野隆先生的父親今吾博士的帶領下承攬舊東京車站的木作工程時,他就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眼睛發亮。他最愛聽志生說的相聲,兩人的面貌也有些相似。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寄住在外祖父家,剛好聽說志生將在《每日新聞》的大會廳表演,我趕緊買了票送給外祖父。 到了那一天,外祖父很早便洗好澡,在腰間纏了一包愛吃的甘納豆便出門了。當時的東京到處都還是戰火過後的廢墟。 深夜,外祖父回來了,一句話也不說。固然他生性沉默,卻仍保有以前工匠的特質,就算吃了人家一顆烤番薯,也會拿下圍在脖子上的毛巾,規規矩矩地行禮致謝。 我有些擔心地問他:「怎麼了?」 「那種東西我聽不懂啦。」說完,他轉過頭去,自顧自地吸起了香菸。 「是志生說了新的相聲嗎?」我再一次詢問。 「志生根本就沒出來。」 聽起來不太對勁,再三逼問下,才知道外祖父好像是跑到《讀賣新聞》的大會廳,聽了一場小提琴獨奏會。因為他在有樂町迷了路,拿出入場券問路人時,對方將《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大會廳給搞錯了。 「那個留著長頭髮的年輕女人,演奏的表情好像要為父母報仇一樣。演奏時他們又不讓我中場離開。」 外祖父還不敢拿甘納豆出來吃,在裡面足足忍了兩個多小時。聽他的形容,演奏者應該是岩本真理女士。事實上日前有個雜誌的採訪工作,讓我有機會和岩本女士見面。我本來想跟她提起這段三十年前的往事,但是一看到她秀麗端莊的神情,實在沒有勇氣說出如此荒唐的糗事,便告辭回家了。 不論是拍錯了紀念照或是弄錯了表演廳,似乎都只會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輕人還不至於如此糊塗。 話說回來,我的外祖父名字叫岡野梅三,遺憾的是我們從來都沒有合拍過照片。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從鹿兒島轉學到四國的高松。 父親的工作常需調職,我們光是小學就轉學了四次,從小便很習慣遷徙旅居的生活。那一天聽從父母的吩咐,跟同學以及辦公室的老師們告別,正準備回家時,班導師叫住了我,說是有事找我,要我待會兒再走。 K老師是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男老師。 他是種子島人,面貌白皙英俊,天生有種理想家的性格,就連習於挑剔別人的父親也很稱讚他。我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教室里等待。 聳立在校園中央的兩棵大樟樹,今天將是最後一次看到了。工友忙著拔除奉安殿前的雜草。 K老師走進教室。 他身上穿著不太合身的西裝,我突然想到這應該是跟他的好朋友U老師借的吧。「我們拍張紀念照吧。」老師說完帶頭走在前面,我稍微落後地跟著他走出了校門。 「走路要距離老師身後三步,不能踐踏到老師的影子」,這種說法可是千真萬確。我自然也是遵照規定行事。 我們走進鎮上的小照相館,並肩站著拍照。在鎂光燈閃爍之前,老師突然將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剎那間,我覺得肩膀像是被熨斗燙過一般溫熱。照相師傅身上覆蓋的黑色布幔、從煎蛋器般的銀色機械里冒出的白色閃光——這些過去總令我發噱的東西,這會兒都變得不再可笑了。 十二歲的我是個皮膚黝黑、身材纖瘦、眼睛很大的女孩子。因為肩膀被K老師環抱著而露出困惑的表情,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喝醉酒般。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回跟家人以外的男性合照。 之後我和K老師失去了聯絡,直到日前的重逢,中間相隔了三十年。因為曾聽說種子島出生的男子都被徵調到沖繩且多半陣亡,因而當昔日的同學通知我這個費盡千辛萬苦得到的消息時,我驚訝得難以置信。 從鹿兒島小學校長一職退休後,老師目前仍從事和教育相關的工作。日前他來探視遠嫁到東京的女兒,給了我們重聚的機緣。 當我登門造訪位於郊區外的小區時,一名長相酷似年輕時K老師的少婦抱著嬰兒開門前來迎接。 K老師用了大半天的時間向我訴說將近四十名學生的概況,其中有些同學因為空襲而去世了。當年滿頭青絲的老師已經白髮蒼蒼了,不變的是略帶鹿兒島腔的鄉音和聲音,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三十年前鹿兒島的鎮上風光—— 學校旁邊那間名叫「枝元」的醬油批發店。 鎮民俗稱「野上宅」的豪華洋房、熱鬧的天文館街道和幽靜的聖弗朗西斯教堂。 我的皮包里放著一台小型相機,因為我想拍一張K老師的照片好帶回去給懷念居住在鹿兒島時光的母親回味。 然而老師或許是忘記了吧,始終沒有提到三十年前和我一起拍紀念照的往事。我吃著老師招待的壽司,和老師的小孫子玩耍,直到傍晚才起身告辭而去。 大概是沒有拍照的關係,那台相機使得回程的皮包沉重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