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 · 第09章　新知話舊（1）

張宗昌在東北的故事。 那家好大一家人，３個兒子都已娶妻；８個孫子、５個孫女；還有居孀的姑奶奶也帶著１兒１女住在娘家。此時都被喚了來見禮；金雄白、黃敬齋的年紀雖輕，但因算是老掌柜的朋友，所以年齡比金、黃還大的那家老大，以晚輩之禮，向客人請安。十來個從十五六歲到三四歲男孩子女娃，更是一疊連聲"公公、公公"叫得熱鬧。 "真是，"金雄白摸著輕輕發燙的臉笑道："把人都叫老了。" "那可是沒法子的事——"劉子川剛說了這一句；只見黃敬齋在向他使眼色，便走到一旁，看他有什麼話要說。 "我不懂關外的規矩。"黃敬齋低聲說道："照這樣子得給見面禮吧？" "你們的情形不同。"劉子川想了一下說，"給亦可，不給亦可。" "還是給吧！怎麼給法？" "給一個總的就可以了。你別忙，回頭再說。" 他們在低聲商量，那掌柜已經窺知端倪，不過世故已深，覺得不宜說破；說破了反倒像跟客人要見面禮似地。反正禮尚往來，如果真的給了見面禮，看情形在起貨價款再讓掉一些，作為補償好了。 "請入席吧！"那家老大親自來招呼。 走到飯廳中，只見圓桌中間擺著一個紫銅火鍋、高高的煙囪中，竄出藍色的火焰；關外春寒猶重，一看便有溫暖親切之感。 等客人坐定下來，調好作料斟滿酒，那掌柜舉杯相敬，笑著說道："沒有什麼好東西請貴賓，除了肉就是魚，簡直跟二葷品一樣。" 這是客氣話，光是那支火鍋就很名貴；名為白肉血腸火鍋，鍋底卻有魚翅、燕窩、哈士蟆、紫蟹、白魚、鳳雞之類；這些珍貴食料卻全靠一樣酸菜吊味。酸菜切得極細，白肉片切得極薄，入口腴而不膩；鮮嫩無比，那股純正的酸味，開胃醒酒，妙不可言。金雄白雖精於飲饌，這樣的火鍋，也還是第一次領略。 "留點量，留點量！"劉子川提醒他說："回頭嘗嘗那二奶奶的罈子肉。" "罈子肉是東北常見的葷菜，不過做得好也要一點兒訣竅。"那掌柜說："最要不得的是喜酒席上的罈子肉；哪兒找那麼多小罈子，還扣好了作料分量，用文火去燉？還不是純一大壇，臨時找傢伙來裝，有名無實，簡直就是紅燉肉。" 說到這裡，罈子肉上桌了；接著是一盤干燒鯽魚。金雄白覺得罈子肉不過如此，對那條鯽魚卻非常欣賞。 "這麼一尺來長的大鯽魚，就在我們江南，亦是很難得了。"他讚嘆著說："無怪乎吳鐵老說，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實在說，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富。" "富是富，"那掌柜說："富要是保不住，反而生災惹禍。" "這話倒也是，"金雄白說："如果不是東北太富，當年日本人跟俄國人就不會在東北火拚。" "啊！"劉子川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掌柜，有句話我老想請問你。聽說你在當年也是'別拉窩契克。'" 金雄白與黃敬齋都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不由得相顧愕然；敖占春便低聲說道："兩位聽下去就知道了。" "是的。"那掌柜點點頭，"我還跟張效坤拜過把子呃！" 居然跟張宗昌是拜把兄弟，金雄白越發感興趣；用心傾聽，才知道"別拉窩契克"是句俄語，意思就是會說俄國話的通事。 這些通事，大多是下關東的"山東老鄉"——在明朝，遼東與山東認同鄉；所以相沿至今，仍稱山東人為"老鄉"。那掌柜下關東時，恰逢俄國人修中東鐵路，他跟許多年輕力壯的同鄉，作了"毛子工"——老毛子的工人；慢慢都學會了"毛子話"。及至日俄戰爭爆發，俄軍要找許多通事；便由中東路局選派會說俄語的員工充任。在俄軍中的職位高低，即以熟諳俄語的程度而定，居然有高到類似高等顧問之類銜頭的職位的。 "不過，那到底是難得的一兩個。說起來，老毛子打不過鬼子，實在也有他的道理。道理是什麼？就是用的中國人不同——。" 那掌柜說，日俄戰爭時期，交戰雙方都極力想爭取"地主"的支持，但路線不同，日本人爭取的是知識分子；科舉時代的知識份子，當然大部分是地方士紳。他們的這個工作，早在甲午戰爭結束以後就開始了，以"中日一家，同文同種"為號召；而且強調日本人都是徐福為秦始皇求海上仙方，所帶去的３００童男童女之後。同時禮聘了一些落破文人到日本去設館授徒，教習漢文；為他們訓練到東北來殖民的人才。 其中有個遼陽人，名叫於沖漢，他的"及門弟子"中，頗多士官學生，在日俄戰爭時，都已成為中級軍官。一到遼南，首先就去拜訪於沖漢，口稱"老師"，執禮極恭。當時東北的百姓，都稱日本軍官為"太君"；現在居然出了個"太君之師"，自是地方上的大幸。於是惶惶然深恐身家難保的士紳們都庇於於沖漢門下；日本軍亦就利用於沖漢展開遊說籠絡的工作，說他們是來幫助中國人打狼心狗肺的老毛子的；中國人幫助日軍，即等於自助。當然也還有些小恩小惠，騙得人死心塌地，願為日本人作走狗。 俄國軍隊卻走的是勞工路線，以路局訓練出來的一班通事為核心，爭取下關東而尚未落戶的山東老鄉為他們賣命；張宗昌即是這班通事中的一個"頭目"。 "我跟張效坤拜把子是在宣統３年。沒有多久，革命軍起義，他弄了２００多人，其中還有老毛子，由大連上船到上海，打算去投靠滬軍都督陳英士。開拔要錢；我賣了一家糧食行，得了４０００銀子，全都給他了，也是看出他將來一定會得意。可是——。" 可是張宗昌沒有得意多少時候。民國７年輾轉歸入直系，駐湘西受吳佩孚的指揮；兩年以後，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北歸；湘軍驅逐湖南人稱之為"民賊"的督軍張敬堯，以致張宗昌在湘西站不住腳，拉隊伍竄入江西，恰又為督軍陳光遠繳了械，處境非常狼狽。 平時直皖戰爭只打了１０天，便判勝負，直勝皖敗；"馬廠誓師"的"元勛"段祺瑞鞠躬下台；而直系的靈魂吳佩孚，開府洛陽，聲名如日中天。張宗昌雖然不喜歡"吳秀才"，但窮途末路；也只得暫且相投，心想是"老長官"，總不會不照應；誰知吳佩孕因為張宗昌的部隊，紀律太壞，與土匪不過上下床之別，所以拒而不納。 萬般無奈，只得老一老臉皮，二次下關東；投奔"老帥"張作霖，"老帥"顧念舊誼，給了他一份掛名差使，銜頭是"東三省巡閱使署高等顧問"，月俸千元；張宗昌往往一場牌九就輸光了。" "那時的張效坤，可真是虎落平陽，龍困淺水。"那掌柜把杯高談，"我托人捎信給他，請他到哈爾濱來散散心。老弟兄嘛，就算他欠了我的情，這會兒他倒楣的時候，我也不能不理他啊。哪知道他不肯來，這麼個大老粗居然還會掉書袋，道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就憑這份愛面子的心，我就知道他還能起來。果然——。" 果然，機會來了。民國１１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兩路進兵入關，張景惠的西路軍先垮，他親自帶領的暫編奉天第一師，為直軍繳了械；下轄東北軍第２、第６、第９混成旅，潰不成軍。東路軍是張老帥的精銳，親自擔任總指揮；但受了西軍的影響，亦不能不撤至山海關，結果是由英國傳教士調停，在秦皇島的英國軍艦上簽訂了８條和約。直軍的代表是第２３師師長王承斌；他是遼寧興城人，自然幫奉軍的忙，在談和的條件上，很發生了一些有利奉軍的作用，張老帥也很見他的情。 戰爭結束，奉軍退回關外。徐世昌在直系的壓力之下，早就發布了免除張作霖東三省巡閱使及蒙疆經略使的"本兼各職"；所以老帥在和約簽訂的第３天，"自立為王"——由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推舉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他對這一次入關鍛羽而歸，認為奇恥大辱；一到部隊撤回，立即籌劃整編。經過此番考驗，他已徹底承認一個事實；由小站系統而來的"新建陸軍"，不但不新，而且老朽腐敗，決不能再用了。因此，原來以總參議楊宇霆為首的日本士官畢業生，如李景林、姜登選等人，都獲得重用。不過新派軍官中，發生作用最大的一個，卻不是士官生，而是奉天武備學堂及陸大出身的郭松齡。 但是郭松齡與楊宇霆是對立的；那種情形就像榮祿之與翁同龢，只是張作霖父子不同於慈禧母子，所以郭松齡雖是"少帥"的人，仍為老帥所看重。至於張學良之於郭松齡，是亦師亦友，十分尊敬；郭松齡對於張學良，亦是盡心輔弼，其許甚至，對老帥當然也是忠心耿耿，但由於楊宇霆的挑撥壓制，難免有隔閡之處。 "那是民國１１年秋天吧，有一天張效坤忽然又來找我了。他跟我說，現在有個機會；這個機會非抓住不可。我問他是什麼機會？他說老帥要報仇，招兵買馬，還要跟'吳秀才'大幹一下子。他這一說我懂了，他如果有人有槍，就不必再干那個不顧不問也不高的高等顧問了。至於找我，不用說，招兵買馬要錢。那時我的買賣正旺，湊了５萬大洋給他。" 原來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張宗昌雖未隨軍入關；而在奉軍傾師而出，後路空虛時，張宗昌卻立過一場功勞——為張作霖所趕走的吉林督軍孟恩遠，有個女婿叫高仕儐，與吳佩孚暗通款曲，被委任為"吉林討逆軍總司令"；高仕儐富貴念熾，同時也要為岳父報仇，運動他的舊部"中東路山林剿匪司令"盧永貴，自中東路終點，向西直撲哈爾濱。 後方生變，前方自然震動；不過張作霖根據情報研判，高盧所部連招撫收編的"紅鬍子"，不過一萬五六千的烏合之眾，還不足以動搖。想起張宗昌會打爛仗，當即發了一道電令，命張宗昌相機截剿。 於是張宗昌帶領不到１０００的人馬，東向迎敵；敵眾我寡，心裡不免惴惴然。那知一路打聽軍情，都說高盧在一個名叫海林的小站，按兵不動；深入偵察，才知究竟。高盧二人，根本不懂用兵；那一萬五六千人，沿路分兵布防，到了綏芬以西的第一大站牡丹江，已去十分之三四；而牡丹江以南百把里，就是有名的絕塞寧古塔，鐵路有支線相通，那裡駐有正規的奉軍一團；高盧認為如果置之不理，有被攔腰截斷歸路的可能。有人獻議，奇襲之師，貴乎神速；只要兼程而進，拿下了哈爾濱，東路各地守軍，可以傳檄而定。高盧二人，卻下不了決心；為防設在列軍中的司令部，受到寧古塔守軍北上正面的襲擊，特地將司令部移到牡丹江以西的小站海林，瞻顧遲疑，有半個月之久，始終在進退兩難，不知所措的自困局面之中。 這下張宗昌將高仕儐、盧永貴看透了，是一對飯桶。於是跟路局多要鐵汽車廂；下令關緊車門，免得被人窺破虛實；然後命司機以全速向東疾馳。 高、盧二人慌了手腳，派剛剛招來的民兵當第一線迎敵；收編的"紅鬍子"居第二線；作為基本隊伍的山林警衛隊，保護司令部。他們的打算是，犧牲民兵，以挫其鋒；便可靠"紅鬍子"來替他們打一場硬仗；萬一失利，帶領基本隊伍向後轉，猶可自保。那知民兵從未上過戰場，甚至有連放槍都不會的；到得張宗昌部下的那班亡命之徒，吹號衝鋒，一面吶喊張威；一面乒桌球乓亂扔手榴彈，嚇得雙腿發軟，不戰而潰。 這一來牽動了第二線的"紅鬍子"；高、盧一看情勢不妙，趕緊後撤，先退綏芬，繼退東寧。張宗昌窮追不捨；高盧二人不能不化裝逃走，結果仍舊被抓住，奉"老帥"從關內來電："就地正法"。 張宗昌雖立了這場功勞，卻只得了個"綏寧鎮守使"的虛銜；因為奉軍的排外性很強，認為張宗昌是客卿，不宜予以兵權；新派的將領，特別是郭松齡，又根本看不其他，以致餉械兩缺，鬱郁不得志，及至得到"老帥"決心整軍經武的消息，張宗昌特地趕到瀋陽，躍躍欲試的神情，溢於言表；不道為人品了一盆冷水。 潑冷水的是負責實際整編訓練責任的郭松齡，本來"東三省陸軍整理處"的統監是吉林省長孫烈臣，以張作相、姜登選為監副；參謀長在名義上是張學良，事實上由郭松齡代行職權。 "東三省不是沒有兵，是兵太多了。整編的目的在汰弱留強；訓練的目的在能適應現代化的戰術。老兄是有名的勇將，帶的兵也能打；不過程度太差、紀律也有點問題。老兄，請恕我直言。" 意在言外，張宗昌招來的亡命之徒，正在淘汰之列。他碰了這樣一個釘子，心裡自然不服；但亦無奈其何。怏怏然回到了防區，始終對此事耿耿於懷。 過不多久，又來了一個機會。白俄謝米諾夫為紅軍所壓迫，遁入中俄邊境的綏芬一帶，張宗昌靈機一動，向謝米諾夫大表同情，建議他借地安營。謝米諾夫窮無所歸，願意接受改編。張宗昌來找那掌柜，有了那５萬大洋，事情就好辦了。 謝米諾夫的殘部一共４０００多人；再招上一批山東老鄉，總共７０００，號稱一萬，軍餉是自己發行的"軍用品"，用白紙填上一個數字，或是５元，或是１０元，蓋上綏寧鎮守使的大印，在當地使用，誰敢說它不是錢，至於那５萬現大洋，是要帶到瀋陽作交際應酬用的。 果然，在瀋陽窯子裡，一場牌九推下來，便有人替他在張作霖面前說好話："張效坤替老帥把白俄勇將謝米諾夫拉過來了。他的部下，個個能征慣戰，而且'傢伙'都是最新的。有這麼一支紅眉毛綠眼睛的隊伍，擺出去都能唬人。" 張作霖被說動了心，許了張宗昌一個旅的番號。"老帥"的命令，郭松齡不敢不遵；但心裡卻始終輕視張宗昌，於是通過張學良提出意見，說張宗昌的部隊，須先經過一番考驗，要確實證明能夠打仗，才可給給予番號，編入序列。否則不符"整理"的原則。 張作霖一聽有理，吩咐照辦。於是郭松齡擬了一個演習計劃，以集中在輝發河南岸，即名輝南，等候點編的張宗昌部隊，向西渡蛤蟆河進攻；守軍是李景林所部的原第七混成旅。在假想的"作戰計劃"中，給予張宗昌的任務，非常艱苦；指定了一條迂迴曲折的進攻路線，爬高山、下池塘，不准規避取巧，而且限期非常緊迫。一看就知道是在整人！ "他奶奶的，郭茂宸這小子簡直不是人揍的！"張宗昌一面罵，一面下了決心："好！俺干！叫你小子看看俺老張不是孬種。" 張宗昌身先士卒，親自跑在前面領隊；"演習指揮部"逐日有情況下達，往往剛息下來要"埋鍋造飯"，軍用電話中傳來了命令："立即開拔，限某時到達某地，截堵敵人。"這樣折磨，幾乎要把他的部下逼得發瘋。 而且張宗昌發現，在這次作戰演習中，隱伏著殺機。郭松齡的計劃相當周密，沿路警戒，如果他的部隊受不了而零零星星"開小差"，抓住了立即以軍法從事，就地槍決；到演習終了，如未能達成任務，可想而知的，不被收編，即被繳械；倘作反抗，李景林已經獲得授權，可以用"機槍點名"。 因此，張宗昌深切了解，這一次假想作戰的失敗，後果比真的從火線上垮下來還要嚴重；但怕影響士氣，對部下不能說破其中的道理，只是不斷地鼓勵，要大家無論如何得咬緊牙關拼到底；"一到了目的地就好了！"這"好了"之中，包括娼賭在內。 到得演習日程，預定攻占陣地的時刻；張宗昌帶著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隊，居然渡過蛤蟆河，到達目的地。張宗昌一半是真的竭蹶不支；一半是做作，到得"統裁官"所在地的一處高地前面，從馬上一個筋斗翻下來——他的腿長，實際上等於由馬上跨了下來，隨即撲倒在爛泥地里，口吐白沫，即還力竭聲嘶地大喊："殺啊！沖啊！" 親臨高地觀陣的"老帥"大為感動；郭松齡亦無法再事苛求，反而送個人情，作了很好的一篇講評。張宗昌的願望達到了。 到了民國１３年４月，吉林督軍孫烈臣病故，遺缺由張作相接任，讓出第２７師的番號給"少帥"張學良。吳俊升仍是２９師師長。這兩師的番號是北方政府所承認的；另外"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派李景林為師長。依照郭松齡的建議，所有的部隊，整編為２７個步兵旅，５個騎兵旅，每旅以３個團為標準，用統一番號。張宗昌是"東三省陸軍第三旅"旅長；郭松齡是第二旅旅長，下轄步兵三團之外，另有炮兵一團，兵強械利，是"老帥"的"羽林軍"。 張宗昌也是粗中有細的人物，看出郭松齡必將大用；李景林正在走運，於是倡議結盟，老大李景林、老二張宗昌、老三郭松齡、老么張學良。這４個人在關帝廟裡磕過頭；也還要給老帥磕頭。行完大禮，張宗昌代表"異姓手足"，有所陳述。 "我們給老帥打天下。"他說："大家都不要地盤；只要老帥多賞點兒錢，讓俺弟兄玩兒得痛快就行。" 平時直系名義上的領袖曹錕，得"安福系"之助，以重賄當選總統；張作霖認為師出有名，再度討伐曲時機成熟了，於是由郭松齡派他所資助的留日學生戴世才，到四川活動，聯絡劉湘，預備大舉。到得１３年９月"齊、盧戰爭"爆發，齊是江蘇督軍齊燮元；盧是浙江督軍盧永祥，一為直系，一為皖系；皖系亦曾為直系所敗，所以張作霖通電響應盧永祥；同時聲明奉天因受直系壓迫，非一決雌雄不可。 於是直奉雙方，立即展開了軍事行動。奉方討直的部隊，仍稱為"鎮威軍，張作霖自任總司令，以總參議楊宇霆為參謀長；下轄６個軍，以第三軍實力最強；這一軍的軍長、副軍長，正是張學良、郭松齡。 作戰的方略是第三軍與姜登選的第一軍，組成聯軍，擔當山海關正面進攻；李景林為正、張宗昌為副的第二軍與第六軍旗兵，西向熱河，分攻朝陽、赤峰；第四、五兩軍是由老將張作相、吳俊升率領，便讓他們布防在錦州、綏中一帶作為預備隊。 部署既定，下令開拔；曹錕得報，憂心如焚，以十萬火急的電報打給開府洛陽的吳佩孚，催促他進京，共商大計。 吳佩孚也知道直系的將領，各懷私心，貌合神離；新兵既未練成，糧餉亦有問題，跟兵精糧足，唯張作霖之命是聽的奉軍，不可同日而語。但既已成為直系的實際領袖，自然責無旁貸，硬著頭皮，專車進京，就任"討逆軍總司令。" 奉軍兵分三路，吳佩孚針鋒相對，在頤和園四照堂點了三路人馬，第一軍彭壽莘是主力，抵擋山海關一路；第二軍王懷慶對敵朝陽方面的李景林；第三軍馮玉祥出承德去應付奉天的騎兵。另外又預備了１０路援軍，總兵力不下２０萬人之多。 馮玉祥以翻覆出名，吳佩孚對他當然存著戒心，一方面許以奉張一垮，保舉他做東三省巡閱使；一方面卻以十路援軍，部署在京畿各地，目的是防馮玉祥有異心。結果，他還是在黃膺白策動，段祺瑞支持之下，倒了吳佩孚的戈。結果是曹錕被囚，"秀才"被放，連帶溥儀被逐；仿佛明朝徐有貞一手策劃"奪門之變"那樣，黃膺白一手造成"首都革命"，也是件得意之事。 不過，就算馮玉祥不倒戈，吳佩孚也未見得能免卻失敗的命運，因為其餘兩路打得也不好，王懷慶一軍首告失利，熱河的朝陽，開魯先後失守。攻山海關的第１、第３聯軍。由郭松齡自左翼攻擊榆關正面；韓麟春自右翼攻擊九門口。直軍居高臨下，堅守陣地，在形勢上處於有利地位，因而一時無法拿得下來。 出海關不破，即令熱河方面得利，並不能改變大局；於是兩軍正副軍長姜登選、韓麟春；張學良、郭松齡聚在一起研究，決定了聲東擊西之計，山海關正面留一個旅，兩個補充團，作為佯攻；郭松齡帶三個旅，增援右翼，集中全力攻九門口。 九門口又九門水口，亦就是吳三桂請清兵，多爾袞大敗李自成的"一片石"。山海關的"邊牆"自南而北，一折往西，關隘無數；最南面靠海的一道關，在明朝名為南海口關，又名老龍；此關之西３０里便是秦皇島。如果能出奇兵，由北面義院口關已經奪得的據點石門塞，出擊吳梅村"圓圓曲"中所謂"電掃黃巾定黑山"的黑山窯，往南直指秦皇島，則守九門口與檢關的直軍被截歸路，可不戰而成擒。 郭松齡即是照此計劃進行，一戰成功，俘敵上萬，直軍主將援軍總司令彭壽莘浮海而逃。 在此以前，當成功在即時，姜登選、韓麟春認為攻九門口是第一軍的任務，讓郭松齡搶了功去，面子上太不好看；因而打算讓郭松齡指揮預備隊，由他們進逼秦皇島。郭松齡當然大表憤激；結果是由張學良作主，仍照原案進行。可是"將帥不和"的現象已經很明顯了。 姜登選、韓麟春是楊宇霆的羽翼。郭松齡與楊宇霆勢成水火，已非一日；兩人除了公事，私下不交一語。這一次九門口爭功，彼此之間的裂痕更深；因此等得清理戰場，處置善後時，楊宇霆使出一記"殺手鐧"，而郭松齡又不賣帳，終於使得張家父子變生肘腋。 事情發生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不久，郭松齔徵得張學良的同意，將所俘直軍除用來補充各部隊的缺額以外，多下的人編為三個補充旅，而且選拔有功的軍官擔任旅長，已經正式布達。那知張學良將這件事報告"老帥"時，由於張作霖早就有了楊宇霆的先入之言，一口拒絕。 楊宇霆不斷在"老帥"面前強調的是："郭茂宸兵權日重，不是好事；漢卿左右，可以另找軍事專才輔助他，不必讓郭茂宸一把抓，免得尾大不掉。"因此，張作霖決定將所俘直軍連同武器，撥交第一軍編成兩個師：郭松齡不得擅自處置。 於是張學良電告郭松齡，立即停止進行編組工作；但生米已成熟飯，新任三旅長以外，誰當參謀長、誰當團長、誰當營長，亦已宣布，大家正在彈冠相慶之際。如果突然改變既定事實，影響威信，打擊士氣，後果頗為嚴重，因此，郭松齡拒絕接受命令。張學良無奈，只能婉轉陳情，將補充旅的名義改為補充大隊。"老帥"準是准了，但大大地發了一頓脾氣，對郭松齡表示極度不滿。 平時入關奉軍已長驅南下，一條縱貫南北的津浦鐵路，所經４省，都換了督軍，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安徽姜登選、江蘇楊宇霆惟獨郭松齡向隅。 同功不同酬，眼看他人膺任方面，郭松齡心裡已經很不是味道；更想到當初結盟的約言，道是決無地盤思想，結果李景林、張宗昌還不是各占一省？他更有一種受愚的感覺；想來想去一口氣咽不下，牢騷便發在張學良身上。 "跟老帥，走老帥路子的，都得意了！只有跟了你這個倒楣蛋，連帶我亦倒楣？當初說好的，只幫老帥打天下，不占地盤；現在呢？" 張學良不作聲。他有個想法：相知貴相知心；郭松齡應該知道，一旦他繼承了"老帥"的事業，水漲船高，如果他是東三省保安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權位豈止一省督軍而已。如今論功行賞，"自己人"，當然放在後面；郭松齡應該想得到這個道理，倘若想不到，解釋亦屬多餘，所以默不作答。 這是民國１４年９月間的話，隔不了兩個月，自封"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傅芳，派兵攻楊宇霆，與浙江省長夏超，聯名通電，指斥奉軍違反淞滬永不駐兵的前令，聲明討伐張作霖。同時聯合江蘇安徽為奉軍壓迫的軍閥，分五路發動攻擊。楊宇霆、姜登選未穩，倉皇遁走。到得關外，力勸"老帥"對東南用兵；平時郭松齡正在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奉召兼程趕回瀋陽，發表他為第十軍軍長，隸屬於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駐濼州，為駐天津的張學良、駐滄州的姜登選作接應。 這時的郭松齡，早已有了異心。他是為馮玉祥看中了是個人才，當然也知道他有滿懷牢騷要發，所以借在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國內各地占山為王的軍閥，都派有代表赴日的機會，跟郭松齡搭上了線，只待俟機而動。現在，機會來了！ 馮玉祥要這樣做原因是，對於奉軍日漸增強的兵力，深感威脅。原來當奉軍大勝，第一、二、三軍長驅入關時，馮玉祥早經向段祺瑞表示過，直、奉兩軍雖是水火不容，他卻應該是例外。段祺瑞拍胸擔保，馮玉祥對張作霖幫忙極大，絕不會以仇敵相視。 可是段祺瑞是撿來的一個"執政"，並無任何力量，可以讓奉軍俯首聽命；尤其是前線將領，氣焰更甚，李景林一到就占領了城外各處要點；郭松齡帶一個團駐在黃寺，控制北城，確保通路；張家父子在北平原有私邸，在西城麻線胡同，本為清初八"鐵帽子王"之一的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的府邸，房子極大，駐一營衛兵，猶自綽綽有餘。從１１月２４，張作霖進京起，順承王府就成了北京的政治中心，門庭如市，氣勢懾人；要馮玉祥的部隊，讓出北京、保定、宣化的防地給奉軍。 這時的西北軍，已改稱國民軍，下轄三個軍，馮玉祥以總司令兼領第一軍；第二軍胡景翼、第三軍孫震，認為奉張咄咄逼人，無法忍受，深夜聯袂去訪馮玉祥，建議將張家父子"幹掉"。３個人研究了一個通宵，終於因為此舉後果嚴重，即令如"首都革命"那樣僥倖成功，亦不知何以善起後，只得放棄。 張家父子不知怎麼得到了這個情報，危地不宜久居，兩天以後，離京到天津；這裡有李景林的部隊，足以控制一切。但暗中的矛盾仍在，於是由段祺瑞出面調停，以皖系的盧永祥當直隸督軍，作為緩衝：讓出保定，大名的防地給李景林；河南則劃為國民軍的勢力範圍，由胡、孫二人分任河南的督軍與省長；馮玉祥仍舊去做他的西北邊防督辦，將他的第一軍分駐熱河、察哈爾、綏遠一帶。不過他是不甘寂寞，而且天性善變的人，一方面感覺到受了奉軍的壓力，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想像著能夠"幹掉"張家父子，自己的地位，馬上就可以一躍而為可與廣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禮的程度，那是多麼令人心醉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知道，即令能夠殺掉張家父子，並不能控制奉軍；所以要實現這個計劃，必須在奉軍內部找人合作。恰好有個裝了一肚子骯髒氣的郭松齡，可以利用。 平時由清末保皇黨、立憲派蛻變而來的進步黨失勢已久，想在軍閥中找幾個有頭腦、有辦法，也有力量的人，作為扶植的對象，等他們"馬上得天下"以後，由他在馬下"治天下"。當時所覓得的對象，第一個是孫傅芳；蔣百里、了文江、張君勱這一班學有專長第一等名流，都是"聯帥"幕府的上客；第二個是馮玉祥，由徐謙在策動；這一次又找到第三個，就是郭松齡，由進步黨的要角，梁啓超的兒女親家林長民，親自出馬，輔佐郭松齡。 因此，郭松齡接到召回的電報後，由日本坐船到了天津，不回灤州防區，託病住入天津義租界義國醫院，邀集親信，密商大計，決定跟馮玉祥簽訂一件"密約"，由馮玉祥在道義及實質上支持他打回瀋陽，以後便以山海關為疆界，由郭松齡去埋頭"建設"。交換條件是郭松齡的部隊，須改稱"東北國民軍"，表示是馮玉祥的系統。 奉軍的精銳在郭松齡手中，又扼守灤州，只要一出山海關，便成席捲之勢；唯一的顧慮是直隸督軍李景林抄他的後路。因此，願以承認李景林直隸督軍的地位，並將熱河劃歸直隸作條件，換取李景林的合作。李景林是河北人，在關外多少受到猜忌；見此光景，雖未正式承諾，卻已表示默起於心。 那時軍閥打仗，干戈未見，筆墨先發；以"電報戰"作為序幕。這一次郭松齡的倒戈行動一開始，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覺得他是忘恩負義；為了師出有名，更為了爭取同情，這場"電報戰"尤其重要，因而特地禮起此中"高手"饒漢祥，置諸後帳 這饒漢祥是湖北廣濟人，舉人出身；他會做婆婆媽媽、痛哭流涕的文章，替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恰好符合"黎菩薩"這個外號。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說他文章懇摯過人；有人說他文格太卑。當然，既謂之通電，不是做給極少數文宗看的；能夠感人，便能爭取諒解與支持，他的文章就管用了。 到得１１月２２那天，郭松齡在灤州召集所部團長以上的軍官開會，慷慨陳詞，以至於自我激動得號啕大哭；不得不由他的妻子韓淑秀代為宣布，要回師打回瀋陽。他的部下無不大驚，面面相覷，不知說什麼好？及至郭松齡收拾涕淚，提出主張：退回關外，驅逐軍閥和罪魁禍首楊宇霆；此後埋頭建設東北，永遠不再參與內戰。要求贊成此一主張者，在會議錄上簽名。接著，便展開了４項行動；第一項是成立總司令部，依照與馮玉祥的約定，改稱"東北國民軍"；將第三方面軍團，改編為４個軍。第二項是發出３個通電，除了宣布楊宇霆的罪狀，要求立即罷免以外，最主要的當然是請"老帥"下野，"少帥"接位。 這通電報自是饒漢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陳兵連禍結，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著用"曹瑋代興，下皆效命，傳之青史、播為美談"，將張作霖比作宋朝開國名將曹彬；筆鋒轉到張學良身上，說"漢卿軍長，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騎風雲而直上，歷雷雨而不迷。"以下自敘效命之忱，"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劻，竭誠匡佐"，由"更張省政，德制遼疆"以達於"三省富強、四鄰和睦。"到那時候，"老帥"盡可"翩翩歲月，賞玩煙霞，全主父之命名，享會公之樂事。果箕裘之盡善，曾灑脫以何妨？"電報到了瀋陽，急得繞室彷徨，除了求援於"老兄弟"吳俊升以外，別無長策的張作霖，聽人解釋這兩句話，道是"郭茂宸說，只要少帥能把千斤重擔頂得下來，老帥不防瀟瀟灑灑地把權柄交了出去"。為之啼笑皆非。 第三項是臨時期意，得報安徽督軍姜登選的專車過境，派兵把他請下車來，扣留不放。第四項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長民；目的是要他來辦對日本的"戰時外交"。 原來清朝跟日本所訂，有關南滿鐵路的條約，附有極苛刻的條件：鐵路沿線若干里以內，保有種種特權，尤其是使用南滿鐵路運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電報給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保證"對於東北外僑生命財產，以及條約上的權利，必予尊重"，請他"轉達日本政府，通飭所屬駐東北文武官員，嚴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關東軍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關東軍跟張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討沒趣；希望用日本政府這頂大帽子將關東軍壓下來，此為釜底抽薪之計。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澤謙吉亦傾向於張作霖這一面，卻又為之奈何？ 這時期的日本對華政策，以"幣原四原則"為依歸；幣原是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他在歐戰結束後，代表日本參加華盛頓會議，與中國代表談判交還山東問題時，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條條件"為象徵的日本侵華路線，對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國１３年７月，參加加藤內閣為外相，在向日本國會發表就任演說時，提出對華外交方針，本乎４個原則，以比較地尊重中國為主。這４原則的第一條就是："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幣原立即宣布了日本的立場，是採取中立態度。那一次固然有軍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戰爭；但幣原外交的本質，仍舊使人對幣原充滿了信心；郭松齡就是深信此一原則必能實現的一個人。 除此以外，郭松齡另有一條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內閣，這條路子是從林長民身上找到的。林長民有一個換帖的弟兄，在台灣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顯榮，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黃海潛帥，割讓台灣，義師紛起，清朝指派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交割台灣；就像法院拍賣人家的不動產一樣，不負責點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辦一個手續，日本人要想接收台灣，還得自己大動干戈。 於是日本派遣駐遼東的近衛師團向台灣出動，由能久親王北白川宮率領，在光緒２１年端午那天到達基隆；第二天自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陸；台灣巡撫唐景崧派兵堵擊，兵敗潰退，台北大亂。日本軍人生路不熟，不明虛實，要想找個嚮導；就這時候辜顯榮出現了，恰如２３０年前，他的泉州同鄉前輩李光地迎清兵，將日本"皇軍"由間地領到台北。以後又接連為日本立下幾件大功，換來好些物產專賣的特權，成了台灣的巨富。 但是，在政治方面，辜顯榮卻還沒有什麼地位；他從日本政府中所獲得的最高榮譽，不過是代表"島人"參加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以及當昭和天皇在東宮巡視台灣時，獲得一座三等的瑞寶勳章。為了要想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有人配合幣原外交的趨勢，想出一個"日支親善努力"的題目，獲得日本政府許可，而有北京之行。 此行始於大正１４年，正也就是民國１４年的４月底，由辜鴻銘陪同，自東京出發，經漢城，過瀋陽到達北京，由林長民、熊希齡接待，見了執政段祺瑞；而且通過黃膺白的安排，特地到張家口跟馮玉祥見了面。林長民送了辜顯榮一張照片，上款題的是"耀星吾哥大人惠存"；下署："乙丑初夏如弟長民敬贈"。有這樣深的交情，又有幣原四原則在，照郭松齡的打算，由林長民通過辜顯榮的關係，一定可以達到利用日本內閣來壓制關東軍不准干預他的倒戈行動的目的。當然，林長民亦是有此自信的。 這是郭松齡方面的如意算盤，但林長民卻根本沒有想到，在郭松齡出師回國的作戰過程中，還要去替他解決外交問題——他要解決的是自己的問題；進步黨的成員，都非突然崛起的無名小卒，而是過去已有相當地位的名流或政客。活動的方式，亦多走高層路線；與馮玉祥專門打入對方的中下層，去挖人家的牆腳，恰好相反。這樣就必須要維持一個相當的排場，養著一批或多或少的食客，以供奔走；至於日常應酬、更不可少，所以每個月開支可觀。北京平時還保持著前清的慣例，除了打發下人的賞錢，及"逛胡同，叫條子"的車飯費以外，什麼都可以掛帳、三節結帳，遇到端午、中秋還可以搪塞一番，到了年下就非開銷不可；林長民即有這樣的苦楚。 論人材，林長民不失為第一流；講關係，各方面也都說得上話，但民國誕生以後的北方政局，由袁而黎，由黎而馮，由馮而徐，以致黃陂復出，曹錕賄選，到此時的段祺瑞執政，除了張勳復辟失敗，黎元洪辭職，馮國璋扶正，段祺瑞組閣，進步黨人彈冠相慶，林長民做過"三月司寇"以外，一直就沒有得意過，問題是出在他急功好利又好名之過。 林長民為人處世有個大毛病，自以為他開出口來，對方一定要賣帳，答應得稍為不痛快些，他就會翻臉；而且疑心病極重，因此吃了大虧。 當徐世昌當總統時，曹汝霖曾推薦林長民為秘書長；徐世昌深諳黃老之學，以簡靜無為是尚，如何能要一個急功好名、喜歡生事的幕僚長？因而答說："我的秘書長用不著磐磐大才。"這話傳到林長民耳中走了樣；他疑心徐世昌要用他，而曹汝霖在破壞，就此記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