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自述 · 5　日月樓中

檢查我的思想(1) 上海文藝整風時，我擔任了美術界的主任委員。我雖不勝任，卻很願意擔任，因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應該自我檢討的一個文藝工作者。現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檢討如下：過去三十多年間，尤其是在這期間的上半，即抗戰之前，我寫了許多藝術理論，畫了許多畫，由開明等書店出版，流通於中國。我寫這些藝術論和繪畫，完全不是出於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而是出於資本主義藝術思想的；我的立場，完全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小資產階級的。因此我過去的文藝工作，錯誤甚多，流毒甚廣。現在檢查我過去思想錯誤的根源，發見下列四點： （一）趣味觀點：我過去寫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興之所至，任情而動，不問為何人服務。當時自以為是天才流露、性靈表現；今日回顧，完全是個人主義的思想！拿事實來講：我十七歲入浙江第一師範，最初三年為好高的自尊心所驅使，勤於一切課業，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後兩年，李叔同先生教我們藝術課，我的趣味忽然集中於繪畫和音樂，把其他一切師範功課都拋棄，因此後兩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這兩年中，常常背了畫箱在西湖上寫生，或者躲在音樂室里彈琴，後來勉強地師範畢業。現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於個人英雄主義的好高心的；後兩年的不顧一切而熱衷於藝術，是出於趣味觀點的。我家家境不好：父親中了舉人，科舉即廢，閒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時我只九歲。母親靠一爿祖遺的小染坊店的收入，來撫養我們姊弟五人，家庭經濟很困難。照理我師範畢業後，應該當教師，幫母親贍家。但我不顧這一切，我又為趣味所驅使，一定要專修藝術。我向富有的親戚借了一千多塊錢，東遊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畫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晚上又讀外國語學校。因為我的趣味普及於繪畫、音樂和文學，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結果一年之後，金盡歸國，落得個一事無成。歸國之後，不得不當教師，拿薪水來維持生活又還債（那時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負擔壓迫了我的趣味觀點。然而在生活壓迫略略放鬆的時候，我的趣味觀點又抬頭。直到現在，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在我心中還沒有出清，我正在用馬列主義思想來根除它。 （二）利名觀點：不說名利觀點而說利名觀點，因為我回國後生活擔負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現存七人），我譯著的動機主要是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專科師範等學校任課。後來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當圖畫音樂教師，與夏丏尊先生等共事。那時我年二十五歲，開始翻譯屠格涅夫的《初戀》，接著又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翻譯的動機，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為稿費和版稅。因為那時我月薪只七十元，還債和家用是不夠的。然而前者《初戀》因為當時認為誨淫，沒有人肯出版，一直擱了十年才由開明書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譯稿問世，還是《苦悶的象徵》。那時我有許多朋友在書局任編輯，我譯的《苦悶的象徵》，由朋友介紹，居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後我便繼續譯述歐美、日本的各種藝術論，向雜誌投稿，或者出單行本。胡愈之編的《東方雜誌》，沈雁冰、葉聖陶編的《小說月報》，周予同編的《教育雜誌》，楊賢江編的《學生雜誌》等，都是我當時的稿費的來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歐美、日本的書，我都翻譯或節譯。繪畫、音樂、雕刻、建築、文學，甚至教育、兒童，我都染指，我的譯著形似一爿雜貨店。所以變成雜貨店的原因，就是為了我作這些工作的動機完全是為利。凡是有銷場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無所不為。我的畫，即所謂《子愷漫畫》（鄭振鐸先生給我取的名詞），起初是由於趣味觀點而作的（因為回國後生活困難，無力作油畫，偶用毛筆作簡筆畫，聊以滿足趣味），後來發見有稿費可得，就為利而作。尤其是逃難到四川以後，賣畫為生，遷就買主的趣味，在人物畫中加些我所不擅長的山水為背景，以冊頁、立軸的姿態賣給老闆們及富裕的知識分子作為房間裝飾。這時候，我的利名觀點已經完全制勝了趣味觀點，我已經變成一個商人，跟在資產階級的後面，想分他們剝削來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結果所得又極微細。因為我不會交際，開畫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時少，失敗時多。當時我也發覺這工作的無聊，幾次想投筆。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擔負（其時子女七人均未成長，從浙江流亡到四川，連親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人擔負），不許我如此，我就以此為理由，一直賣畫。現在回想，這全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觀點的思想所使然。 （三）純藝術觀點：我過去的藝術觀，完全是從資產階級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出發的。我探究這思想的來源，發見有兩個：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響。李先生是寫實派而略帶印象派的油畫家，而我獨崇拜印象派畫風。所謂印象派，是不講畫的內容意義，而專重光線和色彩的畫派。稻草堆、水面、朝陽、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線好、色彩好，都是傑作的題材。我當時曾經醉心於這種純技術。其實李先生並不注重這畫風，我這學生卻「青出於藍」，變本加厲地愛好它。我少有作油畫的機會，但在我的藝術譯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評地介紹歐美各種畫派之外，特彆強調地介紹印象派畫風。我眼中完全看不見世界、社會、國家和人民大眾，而只看見光線、色彩和形狀，這是養成我的純藝術觀點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的影響。前面說過，這是我平生第一冊譯作，我從它受得的影響更大。《苦悶的象徵》中有這樣的話：藝術是脫離實際、脫離實用的；文藝創作是無條件的創造生活；人只有在遊戲（無條件的活動）時是完全的人；為藝術的藝術，即個人自由創造，才是真正的為人生的藝術。我對這話發生共鳴，更鞏固了我的純藝術的立場。其實，現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斷章取義，全是對於廚川白村的誤解。廚川白村所以作這種論調，因為處在日本反動統治之下的緣故。倘若那時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藝術稱為苦悶的象徵，也許要稱為團結、鬥爭、和平、幸福的象徵，而決不作這種論調。不然，魯迅先生為什麼也翻譯這冊書，而至今還載在《魯迅全集》中呢（我與魯迅先生不約而同地同時翻譯此書，同時出版。後來我由陶元慶介紹去訪魯迅先生，說明我的無心的衝突。這是我與魯迅先生的初面）？可見我心靈的深處原有資產階級的純藝術思想，裡應外合地結合了《苦悶的象徵》中的斷片句語，造成我過去的思想錯誤。 （四）舊人道主義觀點：這種思想的來源，也有兩個：第一是家傳的舊道德思想。我父親是舉人，我祖母是女知識分子，我幼時讀過四書五經。「溫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時曾以「忠恕」、「溫良恭儉讓」為座右銘。因此一向缺乏鬥爭心，而確信感化主義。我的參加創辦立達學園，就是這思想的事實表現。立達的創辦人以匡互生先生為首，有夏丏尊、劉薰宇、陶載良先生等許多人，我也參加在內，而且以七百元賣脫了一間房子來作為創辦費。我所以如此熱心，是為了立達的感化主義的教育：不記過，不開除，教師與學生同兄弟姊妹一樣共同生活；每個教師都擔任導師，教課而外又指導學生的生活；學生犯了過失，教師苦口地說服他，匡先生甚至對他們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兒不送公安局，也用勸導和說服來幫助他改過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熱心地參加。我讀夏丏尊先生譯的《愛的教育》，常常流淚。現在回想，立達的精神，有幾點是有意義的（例如導師制、說服主義），然而我的參加，完全為了我個人缺乏鬥爭性，有著溫情的舊道德觀念的緣故，也不外乎對於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強調。第二，是佛教的影響。我生來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後來李叔同先生出家為僧，我從他學習大乘，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雖然我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念經，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樣，現在不談；現在要談的，是我局部強調了佛教中的「護生戒殺」與「人世無常」的意義，造成了慈悲與悲觀的錯誤思想。我的《護生畫集》（此書三冊，由佛教書局出版，大半非賣品，賣品亦只收印本，歡迎翻印，是一種善書），便是前者的表現，我的隨筆中時時透露人世無常的悲觀色彩，便是後者的表現。在封建資本主義惡勢力統治的時代，我不關心被壓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於動物生命的保護，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對於擴展於全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火熱的鬥爭，我視若無睹，而獨自感傷於人世的無常，正是個人主義的典型表現。這種思想使我遠離了集體主義生活，而變成孤獨。我的畫中，描寫兒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於家庭的小圈子而從來不知道集體生活的緣故。我的畫集《人間相》等，也描寫窮人的苦痛，對社會的不平等表示諷刺，又多寫勞動者的姿態。表面看來好像是前進的，其實，正如毛主席所說，我是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而描寫這些工農生活的。我有一幅畫，描繪女人為一軍閥拔去頭上的白髮，題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表面看來是諷刺貴人的，其實正是人世無常的思想的表現。可知我過去舊人道主義思想很濃重。這舊人道主義有時表面上會用進步的形式出現，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現。 上述四點，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亂與錯誤。此外，我的二十六年來的（我三十歲起不任職務，閒居家中，直至現在。惟其中逃難到大後方時因生計關係，在浙江大學等任課三年）離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脫離群眾的習慣；解放(2)以來雖然常常出席各種會議，然而舊習的影響還是存在。總之，我的思想錯誤，由於過去脫離群眾，不問政治，不能認清階級立場，對於階級鬥爭袖手旁觀，因而長年地從事於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純藝術工作，而使我的錯誤思想廣泛地流毒在人間。今天，我要向廣大群眾表示由衷地懺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動機，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讀了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不能全般接受；續讀馬克思《資本論》，再讀《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學習，但舊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滿於閱讀國內的譯作，想向社會主義的先進國家蘇聯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開始，我摒除一切，從事俄文學習。埋頭兩年，總算能夠看俄文的文藝書了。然而蘇聯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國先進得多；我在俄文的書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燦爛，而其中可以幫助我的思想改造的，並不很多。 因此我確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還靠學習本國的政治，即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條具體計劃：一、加強政治學習，普遍地閱讀各種文件和書籍；二、加強業務學習，多多地把今日中國人民所需要的蘇聯文藝介紹過來；三、加強集體生活思想，參加各種應該參加的集會。 我過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風的X光檢查出了我的病狀。今後只要好好地療養，定能恢復健康。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思想，好比是空氣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營養品。我確信，在黨的領導之下，在群眾的督促之下，我認真學習，必能改正過去一切錯誤思想，而成為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檢討。我在美術界同志的小組中最初發表這篇檢討的時候，同志們給我的幫助極少。除了某同志勸我把《護生畫集》加以批判，勸我舉舊日的畫作為實例之外，並沒有給我別的具體的批評。所以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評。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我雖不才，心竊慕之。此文公布後，倘蒙讀者惠賜批評，則幸甚矣。 ———————————————————— (1) 原載《大公報》1952年7月16日。 (2) 即新中國成立。為尊重原作起見，書中類似情況均未改動。 我的心愿(1) 讀了周總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我表示衷心的擁護。我確信這個報告一定會使我國所有知識分子毫無例外地發揮每個人的力量，一定會使我國的文化科學也來一個飛躍突進，趕上世界水平。我們一定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實現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我想我們每一個知識分子讀了這個報告之後，大家一定奮發自勵。我也不例外。 我因為患肺病，近年來一直在家休養，又患了風濕，不能用毛筆作畫。到現在只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來從事譯述。解放六年來，我用了約兩年時間來學習俄文，用了約三年時間來譯述蘇聯美術音樂教育書籍，其中一年多是在生病，不能工作。六年中，我譯述的書，關於美術教育的有三冊，關於音樂教育的有六冊（其中幾冊是和豐一吟、楊民望合譯的），關於文學的有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在數量上看來似乎不算少，倘若仔細檢查起來，在質量上一定有很多缺陷。我讀了周總理的報告，深深地覺得自己的譯述工作做得還不夠多不夠好。今後除了積極參加我們知識分子必不可缺的政治學習之外，更要努力從事業務學習，並在我的健康所許可的最大限度內，儘量增加我的工作量。 我現在正和豐一吟合譯柯羅連科的《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全書共有一百二十多萬字，要在兩三年內才能譯完，我要儘快完成它。我要求自己盡最大的能力，把它譯好。再來譯其他的書。 我們不久將以一個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上。我們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要對此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我自己也不例外。 ———————————————————— (1) 原載《文匯報》1956年2月8日。 敬禮(1) 像吃藥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厭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圍棋子似的、洋紐扣似的肺病特效藥。早上的麻煩已經對付過去。兒女們都出門去辦公或上課了，太太上街去了，勞動大姐在不知什麼地方，屋子裡很靜。我獨自關進書房裡，坐在書桌前面。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時光。這是正好潛心工作的時光。 今天要譯的一段原文，文章極好，譯法甚難。但是昨天晚上預先看過，躺在床里預先計劃過句子的構造，所以今天的工作並不很難，只要推敲各句裡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變為中文。右手握著自來水筆，左手拿著香菸，書桌左角上並列著一杯茶和一隻菸灰缸。眼睛看著筆端，熱衷於工作，左手常常誤把香菸灰落在茶杯里，幸而沒有把菸灰缸當作茶杯拿起來喝。茶里加了香菸灰，味道有些特別，然而並不討厭。 譯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來水筆，坐在椅子裡伸一伸腰。眼梢頭覺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東西在那裡蠢動。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受了傷的螞蟻：它的腳已經不會走路，然而軀幹無傷，有時翹起頭來，有時翻轉肚子來，有時鼓動著受傷的腳，企圖爬走，然而一步一蹶，終於倒下來，全身亂抖，仿佛在絕望中掙扎。啊，這一定是我闖的禍！我熱衷於工作的時候，沒有顧到右臂底下的螞蟻。我寫完了一行字迅速把筆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時候，手臂像汽車一樣突進，然而桌子上沒有紅綠燈和橫道線，因此就把這螞蟻碾傷了。它沒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對不起它，又沒有辦法送它進醫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然而反覆一想，這不能完全怪我。誰教它走到我的工場裡來，被機器碾傷呢？它應該怪它自己，我恕不負責。不過，一個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前面，心情實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譯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沒有生的價值的本人自不必說，在旁邊看護他的親人恐怕也會覺得殺了他反而慈悲吧。」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螞蟻一下子捻死，讓它脫了苦，不是慈悲嗎？然而我又想起了某醫生的話：「延長壽命，是醫生的天職。」又想起故鄉的一句俗語：「好死勿如惡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況且，這螞蟻雖然受傷，還在頑強地掙扎，足見它只是局部殘廢，全體的生活力還很旺盛，用指頭去捻死它，怎麼使得下手呢？猶豫不決，耽擱了我的工作。最後決定：我只當不見，只當沒有這回事。我把稿紙移向左些，管自繼續做我的翻譯工作。讓這個自作孽的螞蟻在我的桌子上掙扎，不關我事。 翻譯工作到底重大，一個螞蟻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熱衷於工作之後，竟把這事件完全忘記了。我用心推敲，頻頻塗改，仔細地查字典，又不斷地抽香菸。忙了一大陣之後，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來水筆，坐在椅子裡伸一伸腰。眼梢頭又覺得桌子右角上離開我兩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東西在那裡蠢動。望去似乎比螞蟻大些，並且正在慢慢地不斷地移動，移向桌子所靠著的窗下的牆壁方面去。我湊近去仔細察看。啊喲，不看則已，看了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個螞蟻，一個就是那受傷者，另一個是救傷者，救傷者正在銜住了受傷者的身體而用力把他（自此不用它）拖向牆壁方面去。然而這救傷者的身體不比受傷者大，他銜著和自己同樣大小的一個受傷者而跑路，顯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來休息。有時銜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幾步停下來，回過身來銜住了他的一隻腳而走路；走了幾步又停下來，銜住了另一隻腳而繼續前進。停下來的時候，兩人碰一碰頭，仿佛談幾句話。也許是受傷者告訴他這隻腳痛，要他銜另一隻腳；也許是救傷者問他傷勢如何，拖得動否。受傷者有一兩隻腳傷勢不重，還能在桌上支撐著前進，顯然是體諒救傷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動，以求減輕他的負擔。因為這樣艱難，所以他們進行的速度很緩，直到現在還離開牆壁半尺之遠。這個救傷者以前我並沒有看到。想來是我埋頭於翻譯的期間，他跑出來找尋同伴，發見這個同伴受了傷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勞力，不辭艱苦，不顧冒險，拚命地扶他回家去療養。這樣藐小的動物，而有這樣深摯的友愛之情、這樣慷慨的犧牲精神、這樣偉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驚！同時想起了我剛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覺得非常抱歉，非常慚愧！ 魯迅先生曾經看見一個黃包車夫的身體大起來。我現在也是如此：忽然看見桌子角上這兩個螞蟻大起來，大起來，大得同山一樣，終於充塞於天地之間，高不可仰了。同時又覺得我自己的身體小起來，小起來，終於小得同螞蟻一樣了。我站起身來，向這兩個螞蟻立正，舉起右手，行一個敬禮。 ———————————————————— (1) 1956年12月13日作於上海。原載《文匯報》1956年12月26日。 小感 前天晚上，女兒一吟因久咳忽然吐血，吐了半痰盂。鄰居的賈醫生給她打止血針並服藥，吐血停止了。然而第二天下午又吐起來，又是半痰盂。賈醫生不在家。連忙叫救護車送廣慈醫院急診室。把病人交給了醫生，我透一口大氣。開救護車的同志來向我收車費，票子上寫著一元二角。我驚詫地叫出：「這樣便宜？！」他隨口回答道：「急診應該便宜。」 這寥寥六個字的答語，引起了我無限的感動、興奮和慶喜。我想：在解放前黑暗時代上海這萬惡社會裡，急診正是趁火打劫的好機會，「急診應該敲竹槓！」在八年前，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從開汽車的人口中聽到隨便說出的「急診應該便宜」這六個字！短短八年間的教養，已經使得這位開車子的同志體會了新社會的道德，所以他能夠隨便地、不做作地說出這六個字來。在醫生替一吟治療的期間，我心中的興奮和慶喜驅散了我兩天來的操心和憂慮。我確信她的病就會痊癒。 止血後，我走到病床旁邊，把這感想告訴病人，她的蒼白的臉上現出微笑。我相信這精神的安慰可以幫助治病，她一定可以起床來參加國慶。 勝讀十年書(1) 我懷著最熱誠、最虔敬的心，到火車站去歡迎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演出隊。在路上我想：這是世界上最可感謝的人，因為他們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和幸福，不惜犧牲了自己的肢體；這是世界上最可欽佩的人，因為他們受了敵人的傷害，還用殘廢的身體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們都具有最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和最可貴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們是我們的恩人兼導師。他們今天到上海來，是上海的光榮；我能夠到站參加歡迎，是我的驕傲！ 我到車站時，月台上已經擠滿了許多歡迎者：有的拿著樂器，有的捧著鮮花，有的帶著爆竹，有的背著照相機。大家不時伸長了脖子向軌道的西端探望。不久，火車居然開到了。從最後的一節車廂里，我們所熱望的英雄們慢慢地陸續下車。這時候月台上充滿了歡呼聲、鼓掌聲和爆竹聲，幾乎連說話都聽不清楚。月台上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注在這車廂上。這車廂顯得特別注目，好像比別的車廂特別高大，特別美麗，似乎發散著光彩。我一面拍手，一面在想：這車廂真有功，會載著這許多可愛的人來給我們。這隊英雄下車後，一一和我們握手。歡呼聲、鼓掌聲和爆竹聲妨礙了我們的說話，難得聽清楚。但見歡迎者和被歡迎者大家臉上堆著無限的笑容，表示真心的歡喜。英雄們有的走路蹺拐，有的由人扶著，有的由人背著，有的臉上帶著傷疤。然而個個精神勃勃，喜氣洋洋。我和一位英雄握手的時候，我的手感覺得特別貼切而溫暖。原來我所握的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腕。他是沒有手而只有腕的。他的腕特別溫暖，足證他的身體非常健康，精神非常旺盛；足證敵人只能摧殘他的手，萬萬不能摧殘他的心！我緊緊地握住他的腕，一時不肯放手。我心中想：他這手是為了我們而犧牲的；但他不但絕不怨恨我們，卻還要用無手的腕來給我們表演藝術！這使我多麼慚愧，多麼感謝！我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手扯下來裝在他的腕上。這時候我禁不住兩行熱淚奪眶而出。這不是尋常的眼淚，這是慚愧、感激、欽佩、崇仰的結晶，我平生沒有淌過這樣高貴的眼淚。所以我不肯揩拭，掛著兩行老淚和其次的一位英雄握手。她伏在另一人的背上，滿面笑容，緊握著我的手，劇烈地搖動，一面對我說話。我從鼓掌聲和爆竹聲的間隙中聽出了她的話中的三個字：「老人家……」我猜想是「老人家也來迎接我們……」是表示謙虛的意思。我想回答她說：「倘使沒有你捍衛祖國，我這副老骨恐怕早已委諸溝壑，今天輪不到來歡迎了。」又是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不久英雄們全部下車，通過月台上的長長的音樂隊和獻花隊徐徐出站。五彩的紙片和紙條天花亂墜，撒在英雄們的頭上和身上。我和周信芳同志緊跟在被背著的女英雄後面，兩人頭上和身上也積了許多五彩的天花。走出站的時候，我看見不戴帽子的徐平羽部長的頭髮已經變成五彩，周信芳同志的肩上掛著長長的紅條子，回看我自己身上也繞著一條鮮艷的綠帶子。大家相視而笑。這真是「人世難逢開口笑」！ 送一隊英雄上汽車赴寓所休息之後，我們各自回家。我在歸途上想：我今天不是來歡迎，是來上課。我上了一堂最充實的社會主義教育大課。上這一堂課，勝讀十年書！ ———————————————————— (1) 1958年11月20日作於上海，為歡迎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演出隊志感。原載《文匯報》1958年11月21日。 古稀之賀(1) 翻譯《源氏物語》時偶然放筆，抬起頭來，看見座右掛著一個條幅，上面寫著一首俳句： 古稀の賀の近ずき鶴の空晴る。（中譯為：吉稀之賀行看近，萬里晴空任鶴飛。） 這是長於俳句的老朋友葛祖蘭先生送我，預祝我七十之壽的。 我吟唱了一遍，想起自己已經年近古稀，覺得又驚又喜。驚的是流光如水，年華迅速；喜的是生逢盛世，老而益壯，年近古稀，還能抖擻精神地擔任世界古典巨著《源氏物語》的翻譯工作。我自己也覺得可貴。 我從三十歲起就辭去教師職務，從事繪畫和譯著，至今已歷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的長時期中，我究竟寫了些什麼呢？今天回想：前面二十多年中所寫的只是些零星瑣屑的小文和漫畫；後面十幾年中卻作了四種巨大的譯著，即《獵人筆記》、《西洋美術辭典》(2)、《我的同時代人的一生》(3)，以及正在工作中的《源氏物語》。又畫了許多大幅的繪畫。 屠格涅夫著《獵人筆記》，我是在初解放的時候譯的。所根據的原本是俄文本。中譯本三十多萬字，記得是在一年內譯成的。 《西洋美術辭典》是我和女兒豐一吟合編的，字數共約百餘萬。所根據的書籍是日本版的西洋美術辭典、蘇聯的百科全書，以及其他美術參考書。 柯羅連科著《我的同時代人的一生》，也是和女兒豐一吟合譯的，全四卷，字數共約百餘萬。這部蘇聯古典巨著，不聽見有英譯本及日譯本，中國過去也不曾譯過。我們這回是最初的中譯。 《源氏物語》這部世界最早（一〇〇六年完成）的長篇小說，英國和德國都有譯本，中國卻沒有，我這回是初譯。估計字數約有一百多萬，預計約三年完成。 我自己覺得奇怪：二十多年的壯年期中寫不出什麼東西，十幾年的老年期中反而寫出了四部巨大的譯著，這是什麼緣故呢？仔細回想，原來這是生活安定與不安定的關係。首先：在解放前，出版事業大都是私營的。書店老闆剝削作者的勞動力，剋扣稿費；他們大都不顧文化，惟利是圖。譯著者雖然有心從事富有文化價值的巨著的譯作，卻不容易獲得出版的機會。因此我壯年期的工作，只是些零星的短文和漫畫，談不上什麼成果。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前作家生活沒有保障，全靠稿費餬口，因此不得不遷就書店老闆的需要，不能如意稱心地從事富有文化價值的工作。我回想解放前，對每種譯著工作，都不得不先計算一下稿費收入；有時還不得不和書店老闆討價還價，以防遭受剝削。但在解放後的今日，「稿費」兩字我幾乎已經忘記；我對每種譯著工作，只是考慮它的文化價值，全不想起它的物質報酬。因為我的生活早有終身的保障（我是受國家月俸的），絕不貪圖稿費；即使沒有稿費也不妨，何況付稿費的不是剝削圖利的書店老闆，而是公正賢明的國營出版社呢！因此最近十幾年來，我能夠專心一志地從事譯著和繪畫，能夠隨心所欲地表現我的思想感情。因此在短短的十幾年的老年期中，我的工作反而獲得了成果。 還有一個附帶的原因：我的女兒一吟能夠經常替我當助手，也是促成這成果的一股力量。我在譯著工作中，有時要查考書籍，有時要校勘原稿和校樣，或者編制索引，抄寫文稿，我不耐煩這些細緻工作，這都是由她代勞的。倘在舊時代，她為了自己的生活問題，不得不進書店當編輯或者當教師，沒有時間來替我當助手，我也沒有力量另雇助手。但是現在她是上海編譯所的所員，這編譯所的制度是各人自由在家工作的，不必每天上辦公室。她既有按月的生活津貼，又有稿費，生活不成問題；在她個人的工作之外，尚有時間可以幫助我的工作；而且天天在我身邊，接洽十分便利。我最近十幾年來的工作比過去廿幾年的工作成果較大，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附帶的原因。 關於繪畫，前後兩時期的對比更是顯著：在舊時代，我畫小幅的漫畫。這些漫畫的題材，大都是人生社會的黑暗相和悲慘相。我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畫集《人間相》的序文中說：「吾畫既非裝飾，又非讚美，更不可為娛樂；而皆人間之不調和相、不歡喜相與不可愛相，獨何歟？東坡云：『惡歲詩人無好語。』若詩畫通似，則竊比吾畫於詩可也。」我當時有一個圖章，上面刻的是「速朽之作」四個字。因為我希望這種黑暗相和悲慘相早日消滅，讓我另畫一種歡喜相和可愛相。我這希望，果然在解放之後實現了！我早已把這顆圖章毀棄。 解放之後，我眼前的黑暗都變成了光明，因此我的畫筆活躍了，我的畫面擴大了，我的畫材豐富多彩了。我每次旅行，畫材滿載而歸。全國許多報紙上都登載我的畫，許多地方掛著我的畫。我已刊行了一冊兒童畫集，不久又將刊一冊更大的畫集。十幾年來，我在繪畫方面的成果並不亞於譯著方面呢！ 「古稀の賀の近ずき鶴の空晴る。」我的老朋友送我這首賀詩，足證他是深知我近來的生活情況的，我自己也要對自己作「古稀之賀」。 ———————————————————— (1) 1961年歲暮作於上海。本篇日語譯文曾載1962年《人民中國》（日文版）第2號。中文原文曾載1962年9月26日香港《大公報》。 (2) 《西洋美術辭典》迄今未出版。 (3) 即《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俄］柯羅連科著），譯者一度擬改為此名。 新年隨筆(1) 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即將來到了。上海解放已經十一年半了。在十一年半以前，上海一向戴著「萬惡社會」的帽子。我是浙江鄉下人，鄉下有一句描寫上海社會的話，叫作「打呵欠割舌頭」。這是極言上海社會之混亂，人心之險惡，惡霸流氓扒手之多，出門行路之難：在路上開口打個呵欠，舌頭會被割掉的。然而十一年來，由於政治教育的移風易俗，「萬惡社會」這頂帽子已經摘掉，上海早已變成一個光明幸福的亞東大都市了。從下面這段記事裡便可窺見一斑。 前天我出門訪友。走到弄口，看見一輛三輪車停在路旁，駕車員正坐在車上看報。他看見我來僱車，就跳下車來，把報紙折好，藏進坐墊底下，然後扶我上車。（僱車早已不須問價，按照路程遠近，劃一規定。從前那種討價還價和敲竹槓，早已沒有了。）開進一條橫路，地方僻靜，行人稀少，駕車員就和我談話：「老先生今年高壽？貴姓？」我回答了，接著同樣地問他。他說姓邱，今年三十歲。又說：「豐這個姓很少。我只知道一個老畫家豐子愷，是不是您本家？」我問：「你怎麼知道他？」他說：「我在報上常常看到他的畫。」我向他表明就是我。他停了車，回過頭來，看著我說：「啊，我真榮幸……」我們就攀談起來。他說出我所作的幾張畫來，評論畫中的意義，表示他的看法，都很有見解。接著談到他的身世。原來他只讀過幾年小學，解放後學習文化，現在已經能夠讀書看報。我推想這個人一定很聰明，很用功，並且愛好文藝。我望著他的背影出神，回想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黃包車夫」，和這個人比較一下，心中發生劇烈的感動。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黃包車夫」在重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下喘不過氣來，口食難度，衣衫襤褸，哪裡談得到學習文化、讀書看報，乃至欣賞圖畫？我在黑暗社會裡度過了幾十年，在垂老的時候能夠看到這光明幸福的世界，心中感到說不出的歡欣。 車子經過熱鬧的馬路，又轉入一條橫路。忽然他放緩了速度，迴轉頭來，不好意思似地笑著說：「豐老先生！我想請您簽個名，最好畫幾筆畫，好嗎？機會難得啊……」我說：「我很願意。這裡清靜，你停一停車，我就在這裡替你畫吧。」他說：「不，我要買本手冊來。四馬路有文具店，待我買了再請您畫。」車子開到四馬路，在一家大文具店門口停下了。他連忙進去，一會兒帶了一本很漂亮的手冊回來。我接了手冊，問他花多少錢。他說八角。我說：「這裡太熱鬧，到了那邊再畫。」車子繼續前進。我又望著他的背影出神地想：一本手冊八角錢，足見他的生活很充裕。要是從前的「黃包車夫」，血汗換來的錢買米還不夠，哪裡會拿出八角錢來買手冊？ 不久車子在目的地停下了。地方很清靜，我就坐在車子上展開手冊來，用鋼筆作畫。我畫一個兒童，手掌上停著一隻和平鴿，題上「和平幸福」四個字，又加上他的上款，簽了我的姓名。我又和他交換了一個地址，希望以後再見，然後下車。我問他車資多少，他搖搖手說；「哪裡哪裡……謝謝您……」就想跨上駕車台去了。我拉住了他，說：「很遠的路，怎麼可以叫你白費勞力？」就拿出一張五角鈔票來，定要塞進他手裡。他一定不受，用力推我的手。我也用力推他的手，然而要他不過。我就左手抓住了他的一隻臂膀，右手把鈔票塞進他的衣袋裡去。豈知他氣力很大，一下子擺脫了我抓住他臂膀的手，雙手阻擋我的鈔票。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一個人民警察走來了。我就喊警察。警察走過來，驚惶地問：「什麼事？」我說：「他從滬西踏我到這裡，這麼多的路，不肯受我車錢，請您……」他不等我說完，搶著對警察說：「我，我應該……」警察臉上的驚惶之色變成了笑容。我乘他們對話的時候突然把鈔票丟在車子裡，快步走進門去了。但聽見背後警察在阻止他追趕：「老先生客氣，你莫推卻了吧！」接著是他的咕噥聲和警察的笑聲。 我通過朋友家的長長的走廊時心中想：剛才這一幕很像「君子國」里的情景。「萬惡社會」已經變成「君子國」了。地獄已經變成天堂了。我就用這句話來慶祝一九六一年的新年。 這三輪車駕車員姓邱，名以廣，家住閘北共和路二百六十弄三十五號。 ———————————————————— (1) 1960年11月29日為中國新聞社作。 我譯《源氏物語》(1) 我是四十年前的東京旅客，我非常喜愛日本的風景和人民生活。說起日本，富士山、信濃川、櫻花、紅葉、神社、鳥居等都浮現到我眼前來。中日兩國本來是同種、同文的國家。遠在一千九百年前，兩國文化早已交流。我們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飯的人民。所以我覺得日本人民比歐美人民更加可親。過去我有許多日本人的先生和朋友。名畫家藤島武二、三宅克己、大野隆德、已故的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內山完造等，我都熟悉。我曾經翻譯過日本的文學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小說，以及德富蘆花的名作《不如歸》。這些譯本現今在我國刊印流傳，為廣大人民所愛讀。而在另一方面，我所著的《緣緣堂隨筆》，也曾經由日本的文學家吉川幸次郎翻譯為日本文。谷崎潤一郎曾經在他的隨筆《昨今》里評論我的隨筆，並向日本讀者推薦。原來我們兩國人民，風俗習慣互相近似，所以我們互讀譯文，覺得比讀歐美文學的譯文更加親切。 日本在世界上是文化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都是一千幾百年前的作品，即我國唐朝時代的作品，文章都很富麗典雅，不亞於我們漢唐的古典文學。那時候，歐洲文化還非常幼稚，美洲更談不到。只有中日兩國的文學，早就在世界上大放光輝，一直照耀到幾千年後的今日。而日本文學更有一個獨得的特色，便是長篇小說的最早出世。日本的《源氏物語》，是公曆一〇〇六年左右完成的，是幾近一千年前的作品。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我國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義大利但丁的《神曲》，都比《源氏物語》遲三四百年出世呢。這《源氏物語》是世界文學的珍寶，是日本人民的驕傲！在英國、德國、法國，早已有了譯本，早已膾炙人口。而在相親相近的中國，一向沒有譯本。直到解放後的今日，方才從事翻譯，而這翻譯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這在我是一種莫大的光榮！ 記得我青年時代，在東京的圖書館裡看到古本《源氏物語》。展開來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後來我買了一部與謝野晶子的現代語譯本，讀了一遍，覺得很像中國的《紅樓夢》，人物眾多，情節離奇，描寫細緻，含義豐富，令人不忍釋手。讀後我便發心學習日本古文。記得我曾經把第一回《桐壺》讀得爛熟。起初覺得這古文往往沒有主語，字句太簡單，難於理會。後來漸漸體會到古文的好處，所謂「言簡意繁」，有似中國的《論語》、《左傳》或《檀弓》。當時我曾經希望把它譯成中國文。然而那時候我正熱衷於美術，音樂，不能下此決心，況且這部巨著長達百餘萬字，奔走於衣食的我，哪裡有條件從事這龐大的工作呢？結果這希望只有夢想而已。豈知過了四十年，這夢想竟變成了事實。這是多麼可喜可慶的事！ 我國人民政府一向維護中日友好，重視日本古典文學。解放後十餘年，民生安定、國本鞏固之後，便大力從事文藝建設，藉以彌補舊時代的缺陷。關於日本古典文學介紹方面，首先提出的是《源氏物語》。經過出版當局的研究考慮，結果把這任務交給了我。我因有上述的前緣，欣然受任，已於去年秋天開始翻譯，到現在已經完成了六回。全書五十四回，預計三年左右可以譯畢，一九六五年左右可以出書。我預料這計劃一定會實現。 關於《源氏物語》的參考書，在日本不下數十種之多，大部分我已經辦到，並且讀過。在譯本中，我認為谷崎潤一郎最為精當：既易於理解，又忠於古文，不失作者紫式部原有的風格。然其他各本，亦各有其長處，都可供我參考。我執筆時，常常發生親切之感。因為這書中常常引用我們唐朝詩人白居易等的詩句，又看到日本古代女子能讀我國的古文《史記》、《漢書》和「五經」，而在插圖中，又看見日本平安時代的人物衣冠和我國唐朝非常相似。所以我譯述時的心情，和往年譯述俄羅斯古典文學時不同，仿佛是在譯述我國自己的古書。我相信這譯文會比西洋文的譯文自然些，流暢些。但也難免有困難之處，舉一個例：日本文中，櫻花的「花」和口鼻的「鼻」都稱為「hana」。《源氏物語》中有一個女子，鼻尖上有一點紅色，源氏公子便稱這女子為「末摘花」，而用詠花的詩句來暗中譏笑這女子的鼻子，非常富有風越。但在中國文中，不可能表達這種風趣。我只能用註解來說明。然而一用註解便煞風景了。在短歌中，此種例子不勝枚舉，我都無法對付，真是一種遺憾。為了避免註解的煞風景，我有時不拘泥短歌中的字義，而另用一種適當的中國文來表達原詩的神趣，這嘗試是否成功，在我心中還是一個問題。 現在我已譯完第六回「末摘花」，今後即將開始翻譯第七回「紅葉賀」。說起紅葉，我又惦念起日本來。櫻花和紅葉，是日本有名的「春紅秋艷」。我在日本滯留的那一年，曾到各處欣賞紅葉。記得有一次在江之島，坐在紅葉底下眺望大海，飲正宗酒。其時天風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紅樹，如錦如繡。三杯之後，我渾忘塵勞，幾疑身在神仙世界了。四十年來，這甘美的回憶時時閃現在我心頭。今後我在翻譯《源氏物語》的三年之間，一定會不斷地回想日本的風景和日本人民的風韻閒雅的生活。我希望這東方特有的優良傳統永遠保留在日本人民的生活中。 ———————————————————— (1) 原載《文匯報》1962年10月10日。 新春試筆(1) 歲歷更新，喜氣充塞人間，我提起筆來，想寫些感想，又覺得無從說起。忽見兒童穿著新衣吃甘蔗，便想起了顧愷之的一句話。晉朝有一位畫家顧愷之，吃甘蔗時，總喜歡從梢上吃起，漸漸吃到根上。別人怪問他：「梢上不甜，你為什麼從梢上吃起？」他回答說：「漸入佳境。」 我今已年近古稀，回想過去六十多年的生活，正像顧愷之吃甘蔗一樣，漸入佳境。怎樣「佳」法呢？且不說別的，單講身體的健康情況吧。我從小多病，中年曾患眼疾，嚴重的角膜破裂，幾乎失明；又患傷寒，幾乎喪命；抗日戰爭時曾在貴州患痢疾，瀕於危境；抗戰勝利復員時又在隴海路上洛陽旅舍中患時疫，幾乎不能返鄉。身體經過幾次斵喪，弄得十分虛弱，真成了個所謂「東亞病夫」。同時精神也弄得萎靡不振，曾長期閉門謝客，日與茶灶藥爐為伴，自嘆不能永年了。豈知近十四年來，知命之後，反而日趨健康；到了如今耳順之後，身體竟越來越好了：一年四季，茶甘飯軟，酒美煙香；工作之餘，還有充分餘力應酬賓客，逗玩兒童，真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古語云：「老當益壯。」吾鄉俗語云：「甘蔗老頭甜，越老越清健。」在從前，這些話原不過是勉勵或安慰人心而已，但如今我卻實際地做到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原因很簡明：從前生活困難，憂患多端；而現在生活安定，精神舒暢故也。古語云：「憂能傷人。」又云：「心廣體胖。」確是至理名言。在從前，社會黑暗，弱肉強食，不論是非，欺詐剝削，不講公道，貪官肆虐，惡霸橫行。因此為人在世，提心弔膽，戰戰兢兢，苟全性命。像我這麼一個文人，既無產業，又無權勢，全靠教書與寫作度日，維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天天要擔心衣食，提防失業，心中常常憂患恐懼，身體怎麼會健康呢？我的眼疾，全是由於經常為衣食而寫作到深夜所致。我的精神萎靡不振，長年閉居，實是由於恐怕這惡劣環境，深恐失足遭殃之故。過去我有許多消極的文和畫，正是「憤世嫉俗」的表現。 解放以後，這黑暗社會變成了光明世界。我心中的憂患恐懼也忽然消散，變成了歡欣鼓舞。我在上海生活數十年，親眼看見它由黑暗變成白晝，感動特別深刻，曾在上海解放十周年時吟一首長詩，其中有句云：「盼到英勇解放軍，虎口餘生得保全。」又云：「鞏固主權明法令，肅清敗類任賢能。十年生聚兼教訓，都城面目煥然新。今朝慶祝樂無疆，飲水思源莫忘恩。」這和我過去憤世嫉俗的消極詩文恰恰相反，也由黑暗變成了光明。同時我的身體也就由虛弱變成了壯健。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一年勝似一年，人民生活一年好似一年，我的身體也一年強似一年，真正是「返老還童」，前途光明。這情況不是我個人所特有的，畫家齊白石、黃賓虹、姚虞琴、商笙伯等，都活到九十以上。上海文史館中，今年有四位九十歲以上的老館員。其中有一位還健步如飛。我比較起他們來，還只是個小弟弟呢！我的祖父只活三十三歲，我的父親只活四十三歲，我年近古稀還在做小弟弟，可見我真是「強爺勝祖」的了。 身體好，工作成績也好了。我現在擔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又兼任上海美術家協會主席。公餘還有時間和精神來從事作畫與作文。我的新作畫集正在印刷中，不久可以出版，我又在翻譯日本古典文學《源氏物語》。這是一千年前出世的一冊一百多萬字的古文長篇小說，分四冊刊行，一年來我已譯完一冊，一九六三年夏季可以出版，預計一九六五年可以全部完成。完成之後，我一定還可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身體好，遊興也好了。每年春秋佳日，我必偕老妻小女等同作遊玩。大前年曾游黃山，黃山管理處的處長見我年老，定要我坐轎，我堅決拒絕，徒步登山，爬上海拔一千九百米的天都峰。前年我遍游江西各大城市，又上井岡山參觀。去年也遨遊江浙各名區。今年，明年，後年……我將繼續遊覽我國名勝之地。 ———————————————————— (1) 寫於1963年。 新的歡喜(1) 我住居上海，前後共有三十多年了。往日常常感到上海生活特點之一，是出門無相識，街上成千成萬的都是陌路人。如果遇見一個相識的人，當作一件怪事。這和鄉間完全相反：在鄉間，例如我在故鄉石門灣，出門遇見的個個是熟人。倘有一隻陌生面孔，一定被十目所視，大家研究這個外來人是誰。 我雖然有時愛好上海生活，取其行動很自由，不必同人打招呼，衣冠不整也無妨，正如曼殊所云：「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然而常常嫌惡上海生活，覺得太冷酷，有「茫茫人海，藐藐孤舟」之感。 然而這是往日的情況。近幾年來，上海與我的關係變更了：出門常常遇見認識我的人，和我談話，甚至變成朋友。有種種事實為證： 有一次我坐三輪車，那駕車人在路上問我：「貴姓？」我說：「姓豐。」他說：「這個姓很少。我所知道的只有一個老畫家豐子愷。」我問他：「你何以知道豐子愷？」他說：「我常在報上看到他的畫。」我向他說穿了，他就在途中買冊子要我畫，又和我交換通信地址，變成了朋友。我曾經特寫一篇短文，敘述此事。 有一次我上剃頭店，那理髮師對我看看說：「你老先生的相貌很像畫家豐子愷呢。」我問他何以認識豐子愷，他說常在報紙雜誌上看到我的照片。我也就說穿了，他很驚奇，仿佛以為我是不該剃頭的。從此我們就成了相識。 有一次我自己上郵局寄掛號信。掛號信上必須寫明發信人姓名。那郵局職員見了，便告訴鄰桌的人，一傳二，二傳三，弄得櫃檯裡面所有的職員都看我，有的還和我談話。我去寄信，仿佛去訪問朋友。 有一次我上咖啡館吃冰淇淋。幾個穿白制服的服務員聚在一角里向我指點窺探，低聲議論。我覺得很奇怪。後來一個服務員走過來問我：「你是不是豐子愷老先生？」我承認了。他就得意洋洋地向他的同事們說：「我說是，果然沒認錯！我在報紙上看見過相片的。」以後我就常到這店裡去吃東西，有人相識，就覺溫暖，仿佛在家裡吃。 再舉一例吧：有一次我帶了一個孩子到附近食品店買糖果，照例有一個店員因報紙上的照片而認識了我。他的一個同事不認識我，他便怪他：「你不看報嗎？」這一天我多買了些糖果，摸出錢包來一看，鈔票不夠付了，便要求他減少些貨物，因為錢帶得不多，下次再來買。這店員說：「不妨不妨，下次補付吧。」我覺得不好意思。另一人說：「我們替你送去，向家中取款吧。」我覺得好，便把門牌號碼告訴他。我帶了孩子又在別處走走，回家時東西早已送到了。 好了，不該再囉唆了。總之，近年來上海對我的關係變更了。我住在這七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裡，仿佛住在故鄉石門灣的小鎮上，不再有「茫茫人海，藐藐孤舟」之感了。 這變更的原因何在？很明顯的：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識字，都看報，都讀雜誌，因此認識我的人多起來了。我的畫和文和照片登在報紙雜誌上，並非近來開始，已有三四十年了。何以從前在上海灘上「芒鞋破缽無人識」呢？就為了車夫、店員等人大都不看報，不讀雜誌，甚至不識字。而解放以來，掃除文盲，提倡文化，一般人的知識都大大提高，因此認識我的人多起來了。 這在我是一種新的歡喜。乘這新年將到之時記錄下來，以助新年佳興。 ———————————————————— (1) 寫於1962年。 韶華之賤，無過於今日(1) 1969年4月28日　致新枚 你一定天天候好音，等得不耐煩了。所以我今天把詳情告你，以資慰藉。並有好消息，即林×××報告中提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不作為敵我矛盾，而作為內部矛盾。」（大意如此，想你已看到了。）近一二月來，變化甚多，總之是一步一步地使斗批對象與群眾接近：起初拆牛棚，與群眾住在一起；改請罪為請示；改三鞠躬為一鞠躬；與群眾一起學習；今天又廢止勞動（本來每天早上勞動半小時，我是揩玻璃窗），前天起，大家戴像章。——總之，是漸漸地使我們與群眾相融合。看來是逐步進展，直到解放。前天有工宣隊聲言，即日要定性定案，但二三天來杳無消息，想來是被「九大」耽擱了。總之，時間不會長了。我身體甚好，每天早上六時四十分出門，廿六路電車常有座位。星一、三、四、六，五時下班。星二、五，八時下班。但今天（星二）忽然六時下班了，可見此例也將改變。賀天健每天來，有時請病假。陳××捉進派出所了。馬公愚病死了，此外無變化。我每天廿六路去，四十二路回家。走資派程亞君隔離了一年多，最近放出來了，和我們住在一起。 …… 1969年5月17日　致新枚 我很健康。生活也習慣了。北面房間，上星期已還給我，現在家裡很舒服，我同母睡在北室，前室作吃飯間，陽台空著。可惜你不來看看。我單位「文革」進行遲緩，別的單位也如此，聽說五月內要定性定案，但是否實現，很難說。總之，我現在不希望它早結束，反正總有結束的一天。林×××報告第四部分中指出對於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一段，你想必看到了。這證明黨處理從寬。我放心了。我近來相信一條真理：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想，對現在就滿足，而心情愉快。例如你，遠在石家莊，不得見所親的人，但退一步想，如果到了更遠的地方，還要苦痛，則現住石家莊，可滿足了。你不在此，家中全靠阿姐，凡對外對內種種事體，都是阿姐主持。她近日觀察，她不會下放插隊落戶。故可放心。我勸她重溫日本文，因俄文無用，而英日文尚有用，是毛主席說的。 我們請罪已改為請示，鞠躬取消，身戴像章，勞動廢止，與群眾混處一起。只欠缺「解放」二字。由此看來，這不是一刀兩斷的，而是逐漸逐漸的，近日來，我完全無事，全面交代早已通過。現在天天看別人交代，也快交代完了，故前途看來不很遠了。總有一天將好消息報告你。 …… 1969年8月23日　致新枚 久未寫信給你，有許多話想對你講，拿起筆來不知從何說起。 首先：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內。還有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輪到我。反正時間問題，我現在也不盼望了。我把上班當作日常生活，注意健康，耐心等候，我準備等過國慶，等到春節。 秋天到石家莊，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其間，好毛要來生產，你要來探親，見面有期了。今天阿姐說，她也許要派外碼頭工作。我勸她要求派到石家莊，我與母跟她走。倘能如此，我們可以長久團聚了，至於石家莊物質生活條件，我實在看得很輕，不成問題的。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滿足了。近我酒量甚好，每日啤酒一瓶，黃酒半斤。 唐雲撤銷隔離已久，我與他很投合，互相勉勵，得到安慰。我們近來星期一、二、三到博物館，四、五、六到藥廠或畫院勞動。勞動很輕便，而且有興味，往往三四點鐘下班。我閒時用各種方法消遣，有時造「平上去入」四言句（前已告你），有時作「一聲詩」，即個個字用平聲，或上聲，或去聲，或入聲。古人有「全仄詩」：「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入我席，暝色亦已退。此景最可愛……」以下忘了。我近作了「去聲詩」：「種豆又種菜，處處要灌溉……」未完，真乃無聊消遣也。 前日有人評一畫，寫「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畫一人坐看紅葉，是畫錯了。因為「坐」是「為了」之意，非真坐也。例如「坐罪下獄」，即為了犯罪而下獄也。此「坐」字我過去亦不解，以為真坐也。 …… 1969年9月7日　致新枚 …… 「八二八」命令後，加緊戰備，諸事延擱，我已有思想準備，耐心等候，並不煩惱。聽說，「退休」之風盛行。則我問題解決後，即可求退休，大願遂矣。 你詩興好，集「一」字起的七十多句，我無暇補集，想來可得一百句。我亦集句如下：新豐老翁八十八，兒童相見不相識，愛閒能有幾人來，古來征戰幾人回，詩家清興在新春，能以精誠致魂魄，記拔玉釵燈影畔，幾人相憶在江樓，千家山郭盡朝暉，首陽山上訪夷齊。(2) 今日華瞻來，欣賞你的集句，一字開頭的，他加了幾句。 「三」字開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三春三月憶三巴、三晉雲山皆北向、三月三日天氣新、三年謫宦此棲遲、三邊曙色動危津、三千寵愛在一身、三月殘花落更開、三春白雪歸青冢、三分春色二分愁、三杯不記主人誰。「三」字很少。 …… 1969年約10月上半月　致新枚 看花攜酒去　攜來朱門家　動即到君家　幾日喜春晴　冷落清秋節　可汗大點兵　莫得同車歸　死者長已矣　玄鳥殊安適　客行雖雲樂(3) 你那集句，我看不懂，阿姐研究出了。現我也仿作如上，真乃無聊消遣，但亦雅事。 上周起，不到博物館，到畫院。可以不乘電車，步行十七八分鐘。晨七半至下午五時。無甚事，真乃拖延時日，不知何意。「八二八」命令後，局勢加緊，每天要寫思想匯報。我貨色多，不覺其苦，每天寫一張耳。 賀工資已定，是一百七十元，如此看來，我將來不會比他少，但不知何日實現耳。我準備到春節，大約不會再延了。阿姐言，退休者甚多，我就希望退休耳。 …… 1969年12月21日　致新枚 我二十日（星六）上午由鄉返市，要在畫院上班（博物館已取消），約二星期，過元旦後再下鄉。本定二十日上午在鄉開大會，解決八個人的問題，豈知十九日下午上海發生了大事——文化廣場失火——別的單位連夜返市，只剩我們一個單位，大會就作罷了。我看來，我們要在畫院的二星期中解決。大都無甚問題，總是要解放的，不過拖延而已。 我身體很好，返家後，又吃補藥，母也健康，眼很好，能寫信。阿姐元旦前必返家，可與我見面。上次我返家，請假五六天，共住九天，曾到聯娘家看好毛及新生兒豐羽。他們都很好。上次已函告你了？ 天照顧：下鄉後天天晴明，只有一個半天小雨。我在鄉，吃早飯很好，粥、腐乳等。但午餐夕餐都不好，他們都是肉，我全靠自己帶醬瓜、腐乳。但每餐二三兩飯，並不餓。 唐雲對詩詞頗有理解，他有一次說「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末句的意思是「諸葛亮應該聯吳攻曹操，不應企圖吞吳，故吞吳是失策的，是遺恨」。他說老杜詩用字仔細，故對李白粗枝大葉不滿，有「重與細論文」之句。 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據說，大家解放後，才可申請。大約不久了。那時我首先到石家莊。 1970年4月10日　致新枚 嵌字之詩句，宜少作。我們是遊戲，被人誤解為「隱語」，何苦。但我還是不能忘情，有時要搜索「一、二、三……十」開頭的詩句，甚多。「一枝穠艷露凝香……十三學得琵琶成。」可集幾套。你信上「謝」字第三、第七，我與華瞻皆想不出。 …… 1970年4月20日　致新枚 今日是我回家第六天（四月二日），日見好轉。惟體溫仍在三十七度二左右。 昨上午有二青年來，態度異常客氣（母稱他們為「好人」）。他們持畫院介紹書，來調查抄家情況。我與母將幾次抄家情況如實答覆。他們記錄了，給我看過，然後叫我簽字，然後辭去，連稱「打擾」，所以母稱他們為「好人」。此事不知說明什麼？大約調查抄家物資貪污問題；或者是要發還抄家物資？不得而知了。 ……昨夜夢「新豐老翁」，他折臂，我傷腿，頗相似。他對我說：「我是『新豐』，你是『老豐』，我們大家活過八十八吧。」我臥床看字帖消遣，難得看書。 …… 1970年6月6日　致新枚 想到就寫些，有便寄給你。 我生病，是因禍得福。天天吃雞湯牛奶，以及好菜蔬（雞、魚、蛋、火腿、乾貝）。如果不生病，決不會吃這些。酒不喝，省的錢正好買菜蔬。 …… Red Chamber（《紅樓夢》），很可解悶。我桌上的PAS及雷米豐，倘能送給黛玉吃了，曹雪芹這部書的結尾就要改換面目。 阿姐等猜量，六月內或七月初，會解放我。我不急，遲早總要定案。上月去看病，掛號的、看病的、透視的，都知道我，和我談了許多看病以外的話，很好笑的。尤其是那掛號的，知道我很詳細，並替我打算今後生活。 …… 我回想過去，頗覺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經痛發作。為什麼你和阿姐、好毛會帶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驗出嚴重的肺病來？秋姐很難得來，當天晚上會來苦勸我住院。凡此種種，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謂奇蹟。 賴有上述奇蹟，使我擺脫了奔走上班之勞。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現在還要奔走（賀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為「長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畫院的人也下鄉「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參加。 近每日早上五時半起來，大便後即坐在窗口洗面、吃粥、臨帖。直到八時，吃了藥，睡覺。睡到九時半起來吃牛奶，在床上看書寫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飯，睡覺，三時起來，再看書休息，六時吃粥，黃昏閒談，八時半就寢，舊夢甚多。——每天刻板似的，預感七月會好全，腿病亦漸愈，能獨自步行，但不能持久，日後一定痊癒。 …… 1970年6月約16日　致新枚 前日寶姐替我送痰去驗，回說「活動性」，即「開放性」，要傳染的。於是家人大家去打預防針。結果小明抵抗力最強，其餘都有傳染可能，須打針。我本已沒有參與人群的資格，如今又屬開放性，更是「隔斷紅塵」了。近日體溫照舊在三十七左右，不想喝酒。看來還得二三個月方可下床。 …… 聽說畫院的人都下鄉「三夏」了。那八十八歲的朱姓的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許多雪，我睡的地方好些，枕邊略有些雪。 我足疾好些，大便可以自己去，扶牆摸壁。這是神經痛。二月二日病發時，原是此病，不知你們為何拖我去看肺病，現在回想很奇怪。 …… 我不想吃酒，足見體溫未復正常。本來可以「掩重門淺醉閒眠」，今只能「冥想閒眠」。冥想常入非非。有時回想過去，有許多事深悔做錯了，但無法更正。此亦可以勉勵今後，勿再做後悔之事。例如說，當年我花了七八千元（合今三萬餘）造緣緣堂，實在多事。還有，解放前夕，我頂進閘北漢興里房子（十三根小金條），不久，以十根小金條頂出，也是多事。但五四年頂進這屋（出六千元），並不後悔。現在只差煤氣在樓下，不方便，倘能把煤氣改裝在樓上，十全了。朱幼蘭正替我設法。但我也並不十分盼望，因為以後住處未定。要看人事而定。 王介甫勢盛時，有人（東坡？）作詩：「亂條猶未變初黃，欹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諷得甚好。後來王罷相，微行返鄉，暮宿一農家，有老嫗呼豬：「王安石！王安石！」蓋其人家破人亡，皆害在王手裡。恨極，以其名呼豬。 母眼還好，能縫紉，杭州寄來丸藥，頗有效雲。 再過三天，叫阿英媽去取藥。再過一個月，七月十六，再去看病。算來已費了國家好幾百元的醫藥費，這不可不感謝毛主席，祝他萬壽無疆。 在重慶時，馬一浮先生送我一詩：「紅是櫻桃綠是蕉，畫中景物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憶六橋。」他回杭時住六橋蔣莊。可惜遲死了一二年，被逐出，到城中促居。在「文革」前死了，落得乾淨。 平生記得，關於吃酒，有兩人最有趣：其一，你出世前一二年，抗戰初，我家逃難到桐廬鄉下，租屋而住，鄰人盛寶函老人坐在一圓凳上，見我來了，揭開凳蓋，取出熱酒（用棉花裹好，常溫）及花生，與我對酌。其二，西湖上（你八九歲時）有人釣蝦，釣得三四隻，拿到岳墳小酒店中，放在燙酒爐中煮熟了，討些醬油，叫兩碗酒，吃得津津有味。 居杭州時（你八九歲）客堂中掛一小聯，用東坡句：「酒賤常愁客少，月明都被雲妨。」那時每月到樓外樓「家宴」，必請一外客，鄭曉滄、蘇步青、易昭雪等。樓外樓老闆要我寫額，我寫古人句「湖光都欲上樓來」。此額解放後仍保存，但把老闆之名割去，現在一定廢棄了，作者，寫者都是放毒呀。 歲晚命運惡，病肺又病足，日夜臥病榻，食麵或食粥。切勿訴苦悶，寂寞便是福（全仄）。 1971年3月2日　致新枚 阿姐言：上次兩人來看我，是準備開一批鬥會，然後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須準備到會一次。我記得那天他們問我「能下樓否？」看來就是要我再出席聽罵一次，我已有心理準備，只要他們派人來扶。 你準備在城中覓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莊，我對上海已發生惡感，頗想另營菟裘，也許在石家莊養老。你說有紹興酒，那更好了。 …… 1971年4月3日　致新枚 …… 昨天來了個解放軍，石門人，名周加駸，同我談了多時，曾把你的住址抄去，他以後也許會來看你，所以我把本末詳告你： 石門有一周紫堂，我年輕時，他在上海銀樓工作，我與母常去看他（此時母在上海入學），此周加駸，即周紫堂之子，現在遵義某工廠（此廠造導彈雲）當軍管組。兩三個月之前，此人從遵義來信，說起他一九五六年曾向我索畫，我送他一幅。現在他又向我索新作。我看了此信，想不起他是何人（昨天才明白）。大家笑他冒昧，沒分曉，此時還來向我索畫。昨天他同我談，才知道他都分曉，並不冒昧。他說：他室中向來掛我送他的一幅畫。「文革」初，人們勸他勿掛，他就收了。去年，人們又說可以掛了，因此他又掛起來，並且向我索新作。我許他稍緩畫給他。周加駸的通信地址是「凱山四七八信箱軍管組」（保密不寫遵義）。此人（他的夫人在長春，也未調攏）常常出差，週遊全國。故也許會來看你。 上月來了一個新的工宣隊，問問我病，最後對我說：「將來病好到畫院來白相相。」前天又來一新工宣隊，向我詳細查問我家讓出房子的經過。不知是何用意。阿姐說，如果將來要還我們，要求把煤氣裝到樓上來。華瞻說：現在，萬事都要「落實」，所以房子也要調查，不知究竟何意。 我正在寫「舊聞選譯」（古書上所見有意義的故事，用白話譯出）。將來再寫《往事瑣記》。（前與你說過，寫我幼時事。）兩事都很有興味。陶詩：「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又「在世無所需，惟酒與長年」。頗有同感。 1971年7月13日　致新枚 今日去看病，透視報告，照舊。約定十月十四再去看，給藥三個月量。「衰年病肺惟高枕」，大約老人患肺病只要高枕而臥就好了。我自覺除肺外，百體皆健。語云「抱病延年」，因病，多休息，反而可以延年。 寶姐言，雖有「三還」消息，恐實行須拖延至國慶。因有許多頭面人物（巴金等）還在斗批。我已等了多年，再等也不在乎。病人本來叫作patient，是最會忍耐的。反正不會拖得很久了。 …… 上次給你信，說及「譯大乘」，此信須毀去，勿保留。此信也毀去。 1971年7月22日　致新枚 ……有人勸我，將來可要求將你調上海，因你筆譯口譯皆能，上海用得著。此言不一定過分，也許能成事實，未可知也。我身體甚好，肺已入吸收好轉期，在家日飲啤酒，早上研習哲學（已成五分之一，已給朱幼蘭拿去看），真能自得其樂。 前日來的胡問遂是沈尹默的學生。言沈已於上月逝世，八十九歲。可見現在長壽者多。 尼克森訪華後，中美關係勢必加密，上海英譯必多需要。故那人言調你來滬，並非空中畫影，有希望也。來信勿言經濟事，因信大家要看，我不願大家知道。 1971年10月14日　致新枚 昨去看病，照舊。休假九十天之內，一定諸事都解決了。 以後來信，用「語錄」二字代「畫」字。因此間別人不知我寄你這許多畫。我勿願他們知道。 …… 過去寄你的「語錄」，已超過七十餘幅，那序文將來要改。因尚有新的「語錄」續作。 …… 聞畫院中老人大多上半天班，或全不上班。我將來一定不須再去上班。只要去看病，照例給假三個月也。 …… 1972年4月16日　致新枚 此次診治，X光透視，無變化。照舊給三個月藥，七月十二再去看。 近日各方面（有三方面）向我報喜訊。大約不久可以打完牛皮官司（然而日期難說，我也不希望太早）。阿姐已在作各種具體計劃：關於還款的，關於房子的……再見你們時，情況恐大變了。 一個插曲：我去看病時，旁邊有一病客說：「此人姓名與上海一個大畫家完全相同。」寶姐向他笑笑，我也不說。大約我的樣子不像腔，他想這個人總不是大畫家。 1972年5月9日　致新枚 ……關於我的牛皮官司，各方喜訊都說得很確實，但是直到今天，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此間清和四月，柳絮已盡。窗外一片綠蔭。 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莊去一下。余無話。 1972年6月2日　致新枚 我的官司至今沒有打完，無顏寫信給你們。目今萬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 香港有讀者，無端寄我港幣一百元，即四十元二角。我分二十元給小羽買東西，另行匯出。（你們切不可買東西回敬我，使我反而掃興。） …… 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莊去。現在好像一根無形的繩子縛住我，不得自由走動。雖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興味（譯日本古典文學），總是單調。 我近來吃煙大減（日吸六七支）。吃酒也換一種方式：同外國人一樣，把酒一氣吞下，取其醉的效果。因我不愛酒的味道，而喜歡酒的效果（醉）。 …… 1972年8月4日　致新枚 …… 我最近早上翻譯日本古典物語，很有興味。因此幽居小樓，不覺沉悶。日飲啤酒二瓶，高級煙十餘支，自得其樂。 今天是八月四日，一年前七月三日，畫院老孫來，給我一信，內有十幾個問題，要我答覆。老孫說：「簡單回答些，問題就解決。」 …… 市革委也有一女人來，口頭問我幾個問題，特別指出我歌頌新中國的作品。後來阿仙和民望都來報喜，說可靠消息，我是意識形態問題，毫無政歷問題，故不久可無事解放。豈知直到今天，還是杳無音信。可見拖延得厲害。我已下定決心，從此不再等候，聽便可也。好在我有豐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病假兩年半以來，筆下產生了不少東西，真是因禍得福。 …… 聯阿娘說：邵遠貞寫信與李先念，替你叫屈，說你因我關係，遠放在石家莊，應該出來北京、上海當譯員。此女如此肯管閒事，倒也想不到。好毛必知其詳。 1972年9月9日　致新枚 …… 昨來了市革委二人，同我談了許久，幾乎都是閒話，問病，問房子，問錢夠用否？我與母都如實答覆。最後說：「你的問題快解決了。房子、工資等，那時一同解決。」看來，此次是真要解決了。也許深秋我可到石家莊來。我告那人：「我要轉地療養，問題不解決，不好出門。」他答：「快了，耐心一點。」 近來萬事拖拉得厲害，所以對此事我也半信不信。且看。 …… 1972年11月2日　致新枚 久不寫信與你們，天寒，我室十一度，遙念北國，心思黯然。但你等決不會久居北地，不久可以圖南，後事難料。此數年北地生活，亦是人生一段經歷，可作他年佳話也。 此間，用不滿足的心來說，是岑寂無聊，用滿足的心來說，是平安無事。我是知足的，故能自得其樂，翻譯日本王朝物語（一千年前的），已有三篇，今正譯第四篇，每篇皆有十餘萬言，「文革」前完成的《源氏物語》（其稿現存北京文學出版社）有九十八萬言，乃最長篇。此等譯文將來有否出版機會，未可必也。 1972年11月7日　致新枚 好多天不寫信了。今略有事相告： （一）阿姐到畫院去，問他們，書及畫集已出版了（《獵人筆記》在北京再版，《豐子愷畫集》在上海發賣，每冊五元八角，我題簽的字帖皆已發賣了），為何不定案。畫院工宣隊答言：他們亦盼望早解決，因為賬早已算好，只等上頭指示，立即交還物資。但他們只管「定性」，無權管「定案」。因我是「頭面人物」，須中央宣布定案。他們已將「性」報告中央，所以書都出了。但何日宣布，他們也不得知。最後慰我們說「快了快了」。 如此我也安心了。性既定，則大事已定。遲遲宣布定案，且耐性等待，想來不會太長久了。我在此，眠食俱佳，身體很好。來客甚多，多年不通消息者，今皆已來訪。 …… 1972年11月8日　致新枚 …… 鄭曉滄來信，給一吟的，寥寥一行半，只問「令尊安否」。我親復了。他又來信說：有劉公純者（馬一浮先生的學生），在杭州盛傳我已死了。造成這誤會。這在我是替災免晦的，已經假死過，不會真死了。余後述。 1972年12月30日　致新枚 今日畫院工宣隊人來，告知我，我已於上周五解放，作為自由職業者，內部矛盾。 工資照長病假例，打八折，電視機囑即去領回。房屋亦將全部還我。抄家財物，過年後，可派人去領回云云。 …… 1972年12月30日　致軟軟 告訴滿娘，我今日被解放。工資照長病假例打八折。抄家物資、電視等，開年叫一吟去領回。他們派我自由職業者，屬於內部矛盾。總算太平無事。 過春節後，我即將到杭州，在你家住多日，六七年來不曾離上海，也覺氣悶。今後當走動。新枚在石家莊，近遷居，房屋較大，我也想去。 1973年1月23日　致新枚 今日阿姐到畫院，帶了四大箱書畫來。從前抄去的，都還來。 存款要等春節後原經手來，如數發還。至於扣發補不補，正在打報告請示。阿姐說：「既是內部矛盾，大家都發還的。」他們說：「可能發還，但不一定。」如此看來，至少，存款是一定發還的。 ……總之，他們解放我，使我精神愉快，親朋都為我慶賀，此精神上的收穫，已屬可貴。「皇恩浩蕩」，應該「感激涕零」，少收回些錢，終是小事。 …… 1973年4月2日　致新枚 我到杭州去了一星期，胡治均陪去，照顧十分周到，竟像照顧小孩一樣管我。我的腳力也操練出了。以後到石家莊，不須人陪了。滿娘八十三歲，甚健，吃得比我多。看來可以長命百歲。軟姐和維賢都竭誠招待，……杭州供應極差：館子無好菜（西湖醋魚吃不到），交通工具難覓。不可久留。我身體健好，盡日閒居休養。余後述。 1973年4月2日　致軟軟 此次我游杭，非常快活。第一是看見滿娘健康，甚為欣慰。今世長壽者多，此間有九十八歲之婆婆自去泡開水者。可知百歲以上不稀奇也。 …… 1974年4月24日　致佩紅 新枚大約即將回石，此信你看後留給他看，下面說的是上海等處文藝界近況。 北京有個畫家，是林派，畫一個樹林，下面三隻老虎。——意思是「林彪」。 又有一畫家，畫一個彈琵琶的女人，題曰「此時無聲勝有聲」。此人曾入牢獄，此畫上一句是「別有幽愁暗恨生」。藉此發牢騷也。 有一工廠中，貼一張大字報，說我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是紅中國，樵取紅葉，即反對紅中國。然而沒有反響。見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後不再畫此畫，即使畫，要改為「滿山黃葉女郎樵」。 …… 北京的名畫家李可染、吳作人等，向一個外賓發牢騷，說畫題局限太緊，無畫可作，此言立刻在外國報上發表。 …… 唐雲畫一隻雞，也被批評；說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國。但也無反響。 此種吹毛求疵的辦法，在「文革」初期很新鮮，但現在大家看傷了，都變成笑柄。 …… 1974年7月11日　致新枚 來信語重心長，我很感動。此次為鞏固「文革」成果，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內。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畫了一幅不好的畫給人，其人交出去，被畫院領導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顧，叫車子送我回來（上海現在三輪車絕少，三輪卡也少）。第一次在畫院，不過一小時，一些人提出問題，要我回答，我當然都認錯，就沒事。送我回來，外加叫一個小青年騎腳踏車送來，防恐我走不上樓。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聽報告，不要我回答，不過報告中提到我的畫。這次南穎陪我去，他們叫三輪卡送我回來。事過兩月，我的工資照舊一百五十元，「內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 自今以後，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戶，墨也不出戶。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過行事。我近日正在翻譯夏目漱石的小說，是消閒的，不會出門。每天吃酒一斤半，吸菸一包半。近日已有蟹，吃過幾次了。 …… 有一個人從洛陽來，向郵局探得我的地址，來求寫字，我寫了毛主席詩及另一幅白居易詩給他。 文彥難得來。上周來，帶一包田雞（青蛙）給我，我不吃，讓他帶回去。 …… 有一個人在杭州放謠言，說我死了。害得許多朋友來信給華瞻、一吟，問我健康否。我親筆寫回信闢謠。我到今年陰曆九月廿六，是實足七十七歲。現在百體康強（只是右足行路不便），看來當比章士釗壽長。（章九十三歲死在香港。） 海外極少通信，大都不復。香港《大公報》（是黨辦的）的記者高朗，有時來信，問候而已。 1974年8月24日　致新枚 …… 我氣喘病，早已好了。有人（石門灣同鄉）送我一棵靈芝草，此物難得，乃從深山中採得，據說煎湯服用，可治氣喘。我現已好全，暫時不用。放在抽斗里，香氣溢出，聞之氣爽。昔人有聯云：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貴自立。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民生在勤。 …… 前信我說「足不出戶，墨不出門」。今應改為「畫不出門」。因求字者甚多，未便拂其意，寫毛主席詩詞，萬無一失。求畫者，婉謝之。 1975年4月24日　致新枚 我到鄉下十天，他們招待周到，我很開心。只是來訪的親友甚多，應酬亦很吃力。送土產的很多，滿載而歸。胡治均照顧我，非常熱心。他也收得許多土產。石門灣新建的石門鎮「人民大會堂」，正在工作中，門額是我寫的，每個字二公尺見方。 我寫了許多張字去送人，是賀知章詩：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我每次入市，看者人山人海，行步都困難。有人說我上海不要住了，正在鄉間造屋，養老。如此也好，可惜做不到。 1975年6月11日　致軟軟 知道滿娘患病，甚為掛念。我又不能親來探望，心甚焦急。我想，滿娘年紀不算大。生育少的人，元氣充足，小病定能復健。今世壽長的人很多。古語云：「夜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滿娘定可向他們看齊。你和維賢都請假侍奉，甚好。但望不久收到好消息。 1975年7月29日　致新枚(4) 與寶姐信我已看過。你送妻子入京，端居多暇，作嵌字詩，亦是一樂。時人對你評判甚好，深為喜慰。不批評別人，亦是厚道存心，無傷也。我一向老健，讀書寫字消遣，今晨寫二紙，附寄與你，贈人可也。此間來客，閒談笑樂，頗可慰情。母亦健康。姐仍多忙。嫂（志蓉）昨日赴京省親，須二十餘日還來。我日飲黃酒一斤，吸菸一包，可謂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也。 ———————————————————— (1) 標題見作者1970年11月1日　致幼子新枚信。 (2) 此十句集句之首字連起來，是：新兒愛古詩，能記幾千首。 (3) 此十句集句之首句首字與第二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三字……連接起來，是：看來到春節，可得長安樂。 (4) 此信是絕筆，豐子愷因患肺癌，於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