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海涅詩選》譯者前言

一 「我一向忠實而正直地執行了這個職務」 海涅和他的作品一向受著兩種極不相同的待遇：一種是尊敬和愛好，一種是誣衊和歪曲。從19世紀40年代以來，我們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對他的愛護，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他的推崇，他的作品在蘇聯的普遍流行，德國反法西斯的優秀作家如魏納特（Weinert）、布萊希特（Brecht）等人卓越地繼承了他的文學傳統。在中國，魯迅在1914年就用文言譯過他的抒情詩，郭沫若在寫他第一部詩集《女神》的時期，曾經說過，海涅對他的詩歌創作是有影響的；此後，海涅的抒情詩在中國青年中得到相當廣泛的愛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海涅的政治諷刺詩被譯成中文，詩中對反動勢力本質的徹底而尖銳的揭發，有許多地方正符合當時中國的情況，我們可以說這些詩也曾參與了中國人民的鬥爭。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國的沙文主義者、偽善的資產階級學者、歐美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反動的評論家們，則用盡心機來誣衊他、歪曲他。他們不是否定，就是設法貶低海涅的價值；不是用他早年的抒情詩來遮蓋他晚年更為成熟的政治詩，就是把他活力充沛、富有戰鬥性的政治文字從文集裡刪去，說是時代過去了，這些「應時」的文章已經失去它們存在的意義。到了納粹當權時期，因為海涅正直而深刻的諷刺處處打中納粹分子的要害，他們索性變本加厲，向海涅猖狂進攻，焚毀他的作品，搗碎在德國本來就為數很少的海涅紀念碑，要把海涅的名字從歷史裡勾銷。但是海涅的詩已經成為人民共同的財產，有的到處被人歌唱，存在於許許多多的歌本里，他們無法消滅，只好在這樣的歌——例如「羅累萊」——的下邊不說出詩人的姓名，代之以「無名詩人」的字樣，致使在「第三帝國」成長起來的一代不知道在他們的歷史上有過海涅這樣一個詩人。據說不久前有人到了海涅的故鄉杜塞道夫，走到海涅降生的那所房前，把門敲開，向房主人問到海涅，得到的回答是：「這位先生不住在這裡。」 這兩種極不相同的待遇明顯地說明了，什麼人愛他，什麼人恨他。海涅自己在1832年早已說過：「我的敵人的憎恨可以充作我一向忠實而正直地執行了這個職務的保證。我將顯示出，那種憎恨我永久是分所應得的。我的敵人絕不會錯認了我……」 海涅在這裡所說的職務，是一個作家要為人類的和平、幸福、自由而奮鬥。誠然，他的敵人沒有錯認了他，他們用他們的憎恨給海涅的忠於這個職務做了保證。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樣給海涅做了保證的，是一切人類進步事業的參加者，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認清海涅是19世紀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詩人，人類解放的戰士。他的作品，過去敵人們處心積慮要抹殺、要消滅的，今天卻更為燦爛地放出光芒，我們現在讀它們，有許多地方像是墨瀋未乾、剛剛寫成的一般，因為它們仍然具有豐富的現實意義，它們的矛頭所向仍然是我們今天共同的敵人。 二 從玫瑰夜鶯到劍和火焰 海因里希·海涅於1797年12月13日生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杜塞道夫一個猶太商人的家裡。杜塞道夫在1795年被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占領，法國的軍隊給杜塞道夫的居民帶來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根據他們的法典，一般市民獲得了一些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權利，一向受人歧視的猶太人也從猶太區里解放出來，享受平等的待遇。這些措施在工業較為發達的萊茵區是受到普遍歡迎的。在這一點上，「拿破崙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者，革命原則的宣示者，舊封建社會的破壞者」 。1813年拿破崙失敗後，杜塞道夫歸普魯士統治，人民已經獲得的一些權利又被剝奪，受著殘酷的壓制。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海涅為什麼很早就那樣嚮往法國的自由精神，並且有一個時期崇奉拿破崙，而對於普魯士始終是深惡痛絕的。 海涅的父母希望他們的兒子也做商人，1816年把他送到漢堡他的一個有錢的叔父銀行家所羅門·海涅那裡，請求他的叔父資助他建立一個商店。但是海涅對於經商不感興趣，商店開張不久就倒閉了。他在1819年入波恩大學學法律，6年後在哥廷根大學完成了博士考試，結束了大學的學習。 海涅從1817年起就發表詩歌創作。這時德國正處在封建復辟時代，全國36個大大小小的邦，只是形式地成立了一個德意志民族各邦的聯盟，在麥茵河畔的法蘭克福設立了聯盟議會，奧地利代表擔任主席，處理各邦的共同問題。但這個議會是個空頭議會，它在鎮壓人民、迫害進步力量、鉗制言論自由上是一致的，遇到邦國之間的利害衝突，它就失去了任何約束的力量。關於那些君主，恩格斯說過：「哪一個時代都沒有比1816—1830年間國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幾乎那時的每一個君主都應該處以死刑。」他說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是「最無用、最可惡、最該死的國王……」 ，這足以說明那些統治者的昏庸殘暴。而當時德國的文藝界，除了年老的歌德以外，大部分的浪漫派詩人都是躲避現實，緬懷過去，美化中古的封建制度，給這些君主點綴太平。 海涅是在浪漫派的影響下起始寫作的，但是他不久就看出德國浪漫派文藝的虛弱無力。他在1820年寫的《浪漫派》一文里提出他的要求，他說，德國的文藝女神應該是「一個自由的、開花的、不矯揉造作的、真正德國的女孩子，不應該是蒼白的尼姑和誇耀門閥的騎士小姐」。 在海涅早期的抒情詩里，我們好像處處看得到這樣一個「自由的女孩子」在活潑地跳躍、歌唱。詩人用極流利的人民的語言、和諧的音調，把自然界裡的玫瑰、夜鶯、百合、蝴蝶、星辰、月光、日出日落，以及海上的波濤和晚間的霧靄，都融化在他的簡潔有力的詩歌里，個人的情感和外界的事物得到美妙的融合。詩里充溢了對於生活的熱愛，其中雖然也摻雜著憂鬱和悲哀的聲調，但這是真實的感受，和一些浪漫派詩人那種迴避現實，沉醉在死和過去里是迥然不同的。 這時作者還年輕，他的快樂和痛苦多半局限在個人的遭遇上邊——主要是他和他叔父的女兒阿瑪麗不幸的愛情——，可是像「每逢我在清晨……」那樣的詩已經不只是個人的哀樂，而是使人感到當時德國的鄙陋狀態，以及這狀態所給予一些人的不幸了。 在他活潑、佻撻、音調諧和、色彩鮮明的抒情詩里，也顯露出海涅獨特的嘲諷的風格。他對於社會裡的庸俗虛偽、非現實的夢幻，常常給以有力的嘲諷。他有時故作正經地描述夢幻，使讀者覺得他好像真是沉迷在這夢幻里一般，但是寫到最後幾句，卻出人意料地指出面前的現實，把那空中樓閣完全推翻。這是海涅在早期著作中很喜歡運用的一種手法，恩格斯在《詩和散文里的德國社會主義》里說得好：「海涅是把市民的夢幻故意擰轉到高處，為的是隨後同樣故意地使那些夢幻跌落到現實里。」 抬得高，跌得重，這是足以致那些非現實的夢幻以死命的。如《海上幻影》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這些詩，最初是作為《青春的苦惱》《抒情插曲》《歸鄉集》《北海集》等組詩先後發表的，1827年被收在一起，叫作《歌集》。《歌集》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為德國詩歌史里的一件大事，直到海涅逝世前，再版了13次。 其中有許多首一再地被音樂家配上樂譜，被廣大的人民歌唱，成為人民自己的歌曲。 比詩較晚，海涅也從事散文寫作。從1824年到1828年他寫過四部著名的遊記。在這些遊記裏海涅以他犀利的筆鋒更進一步發揮了他諷刺的才能。他在《哈爾茨山遊記》里揭發了社會裡種種虛偽、愚陋和不合理的現象，刻畫了德國反動統治下的市儈們、奴僕們、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以及教會裡的醜態；他對於勞動人民如礦工、牧童，對於美國的自然，都給以熱情的歌頌。1827年，他到英國旅行，他走到這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擴大了眼界，立即在倫敦外表的繁榮的後邊看到勞動人民悲慘的生活，狄更斯在40年代所描寫的大城市中貧民的苦難，海涅在1828年的《英國斷片》里已經接觸到了。寫到這些問題時，他的文筆也就從嘲諷轉為控訴。他同時也看到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他說：「雖然我們也為資產階級的不平等而抱怨……可是我們的眼睛總是往上瞧，我們只瞧見那些騎在我們頭上和利用他們的特權來侮辱我們的人；我們在抱怨的時候從來也不往下看，從來也沒有想到把那些還站在我們腳底下的人拉到我們的身旁來。事實上，當這些人往上擠的時候，我們甚至還覺得討厭，向他們迎頭打下去。」 後來他在《從明興到熱那亞的旅行》里更鮮明地表明了他的立場：「我實在不知道，我是否值得人們將來用桂冠來裝飾我的靈柩。……我從來不特別重視詩人的榮譽，人們稱讚或責備我的詩歌，我都很少在意。但是你們應該把一柄劍放在我的棺上，因為我是人類解放戰爭中一個善良的戰士。」 海涅對於德國落後狀態毫不容情的諷刺，對於反動勢力正中要害的進攻，以及德國當時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歧視，使他在他的祖國遭受到各種各樣的誣衊和迫害。他大學畢業後，曾經想盡方法要謀得一個職業，但總是落空，致使他不得不忍辱含垢地從他叔父那裡求得經濟上的幫助。《歌集》的出版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得到的稿酬卻是極低微的。1830年，在他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海涅正在北海的黑爾郭蘭島上養病，他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得到鼓舞，看清自己的方向，他在8月10日《黑爾郭蘭通信》里寫道：「我現在知道，我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我是革命的兒子……遞給我琴，我唱一首戰歌……語言像是燃燒的星辰從高處射下，它們燒毀宮殿，照明茅舍……我全身是歡悅和歌唱，劍和火焰。」他在這樣的興奮中寫出《我是劍，我是火焰》的革命頌歌，最後他決定離開德國，到巴黎去。 三 「和新的同志們登上一隻新船」 海涅在1831年5月到了巴黎，除了1843年和1844年兩次短期回到漢堡外，他再也沒有看見他的祖國。他在巴黎受到法國進步的文藝界和思想界的歡迎。他和作家巴爾扎克、喬治·桑、大仲馬、音樂家蕭邦，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信徒們來往。在30年代初期，海涅本人也是信奉聖·西門主義的。 他在1843年5月寫過一首題名《生命的航行》的詩，表達他僑居巴黎的心境。詩里說，他從前同一些朋友們共同坐在一隻小船里歡笑歌唱，但是船撞碎了，朋友們都不善於游泳，在祖國沉沒了，暴風卻把他吹到巴黎的塞納河畔；他和一些新的同志登上一隻新船，又是一片新的歡笑和歌唱；詩里一再反覆這兩句：故鄉是多麼遠，心是多麼沉重。——事實上，他的心始終沒有離開祖國，他密切注意著德國國內發生的一切事件。他給德國奧格斯堡的報紙寫通訊，報道法國情況；也給法國的報刊寫關於德國文學、哲學、宗教的文章。他認為，促進兩國文化的交流，使兩國人民互相了解，是他的重要任務之一。 海涅在青年時把德國的浪漫派文學比作蒼白的尼姑，因為它缺乏真實的生命，如今他衡量它的價值，則站在人民的立場，問它在社會政治上起什麼作用了。他在論德國文學的論文裡——後來收集為《論浪漫派》一書——特別指出，文學應該與實際的生活結合，與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一致。他說，有些浪漫派詩人並不是「生活的詩人」，而是「死亡的詩人」，所以人民並不愛他們，也不讀他們。他們只給一些封建君主充當無聊的助手。他並且用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比喻詩人，「像是巨人安泰一般，當他的腳接觸到大地母親時，他永久是不可戰勝地堅強，只要赫勾力斯把他誘到天空，他就失卻力量：詩人在他不離開現實的大地時，是堅強有力的，只要他空想地在藍色的空中翱翔，也就變得軟弱無力了。」 他在關於德國宗教和哲學的論文裡——後來收集為《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嘲笑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諷刺了費希特的「自我」創造世界的學說，他向唯心主義做了鬥爭。但他也指出，德國哲學是下一代革命實踐的準備，正如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里所說：「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也是由哲學革命做了政治變革的導言。」恩格斯並且在這一段里提到海涅：「然而不論政府或自由黨人都未能覺察到的一點，早在1833年至少有一個人已經看出來了；誠然，這個人不是別個，而是海因里希·海涅。」 ——這種思想，後來海涅 寫在題為《教義》的那首詩里。 法國1830年的七月革命，摧毀了舊貴族的統治，迫使狂暴的查理十世退位，但是享有勝利果實的並不是人民，而是在人民起義時怯懦地躲在地窖里的大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號稱「市民之王」的路易·腓力普。關於資產階級對於人民的欺騙，海涅在1840年出版的《路德威希·別爾納》（Ludwig Börne）里寫道：「這是一個已經一向如此的歷史了。從遠古以來，人民不是為他自己流血受難，而是為了別人。1830年7月，人民為資產階級戰鬥，取得了勝利，這個資產階級跟那個貴族階級是同樣地沒有用，它以同樣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貴族……通過這個勝利，人民毫無所得，得到的只是悔恨和更大的災難。但是你們相信吧，將來一旦暴風雨的鐘聲又響起來，人民拿起武器，這回人民就要為自己而戰鬥，要求應得的酬勞了。」這是多麼洪亮的聲音，一方面揭露了資產階級的本質，一方面預言了人民最後的勝利。 在歐洲人民漸漸覺醒、無產階級逐漸生長的30年代，海涅對於當前的政治、文學、哲學，發表了許多進步而精闢的言論。這些政論的和學術的文字都是用銳利的詩筆寫成的，具有獨特的風格，有時使人想到魯迅的雜文。這些文字，是德國反動政府所痛恨的，所以在1835年，德國的聯邦議會禁止了他的著作在德國發行。這些文字也是最不合乎後來一些資產階級御用的文學史家的脾胃的，他們對於它們不是閉口不談，就是橫加詆毀。 在這個時期，海涅的詩歌和散文相比，卻處在次要的地位。海涅自己有時甚至以為，他的詩是寫不下去了。至於他的思想得到更明確的發展，因而他的詩歌也有了更大的進步，是在和馬克思結識以後。馬克思在1843年10月底到達巴黎時，海涅到漢堡去了——這是他經過13年之久，第一次又和自己的祖國會面。海涅在12月回到巴黎後，一個25歲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建立者和一個46歲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詩人立即成為最好的朋友。海涅天天和馬克思夫婦會面，向他們誦讀他的詩，聽取他們的批評和意見。哪怕是一首八行的短詩，馬克思和海涅也一再商量，斟酌字句，直到一切完美、沒有一點琢磨的痕跡為止。而馬克思則是「海涅的一個偉大的崇敬者。他對於這個詩人和對於他的作品是同樣的熱愛，他極其慎重地批判他政治上的弱點」 。1845年年初，法國政府根據普魯士政府的要求，驅逐馬克思離開法國，馬克思最不願馬上離別的也是海涅，他臨行前在2月1日給海涅的信里說：「我很想把你一同裝進我的行囊里去。」 正在這個時期，海涅的詩歌創作達到了最高峰。他的《時代的詩》大部分是和馬克思認識以後寫成的。這些詩成為1848年革命前夕的時代的回聲。詩人在其中控訴和嘲罵了德國君主們的專制和愚蠢，鞭策了德國市民的怠惰和鄙陋，揭發了各種宗教的欺騙，諷刺了資產階級急進派的狹隘性和妥協性——每首詩都具體、生動、沒有空洞的言辭。裡邊最有力、最能反映出無產階級思想情感的是聲援1844年西利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一首詩。這首詩剛寫成不久，恩格斯就在他給《新道德世界》雜誌用英文寫的通訊里給以崇高的評價，他說：「現在德國最傑出的詩人海因里希·海涅，也參加了我們的隊伍。他出版了一卷政治的詩，其中有幾篇是宣傳社會主義的。他是著名的《西利西亞紡織工人歌》的作者，我把它平凡地給你翻譯出來，可是恐怕這詩在英國會被認為是瀆神而大不敬的。無論如何，我願意把它給你，讓我只做一個解釋：它提到了1813年普魯士人在戰場上的呼喊——『國王和祖國與上帝共存！』從那時起這一直是保皇黨的一句愛講的話頭。……這詩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一篇詩……」 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是他1843年去漢堡旅途中的收穫，它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達到高度的成熟，是馬克思直接影響下的產品。海涅這次回到祖國，看見德國的反動秩序依然如故，市儈們怠惰無恥，群眾沒有覺悟，是非不明，而資產階級反對派則目光短淺，不是「左」傾誇大，就是右傾妥協。海涅用日常語言，民歌形式，敘述旅途上的經歷，裡邊摻雜著民間的傳說和個人的夢想，豐富多彩地反映出德國的現實。海涅在這首詩里明確地提出他社會主義的理想：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為你們製作！ 我們已經要在大地上 建立起天上的王國。 我們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們再也不要挨餓； 絕不讓懶肚皮消耗 雙手勤勞的成果。 這「新的歌」的精神貫穿全詩，儘管其中出現許多離奇古怪的醜惡的形象，他在最後一章里寫道： 新的一代正在生長， 完全沒有矯飾和罪孽 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快樂—— 我要向它宣告一切。 四 「我倒下了，並沒有失敗」 海涅的晚年是非常不幸的。他的健康本來就不好，1845年以後更逐漸惡化。1846年9月16日恩格斯從巴黎給布魯塞爾共產主義聯絡委員會的信里說到海涅：「他瘦得像一個骨頭架子。腦部軟化在擴大，視覺麻痹也在擴大。」到了1848年，恩格斯在1月14日從巴黎寫信給馬克思說：「他連三步都不能走，他扶著牆從靠椅挪到床邊，隨後又挪回來。」 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海涅的病況，也可以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海涅的關懷。 1848年，是《共產黨宣言》產生的一年，是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都爆發了英勇的人民起義的一年，是全歐洲都為之騷動的一年，而海涅卻從這年起，目疾加劇，全身麻痹，不能離開床褥，有8年之久，直到1856年2月17日逝世為止。海涅說，他這8年的歲月是生活在「床褥墓穴」里的。 1848年德國的三月革命使馬克思能夠回到德國，在科隆創辦《新萊茵報》。馬克思曾約請海涅合作，但海涅病勢加重，沒有能夠參加。德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覺醒，革命熱潮的高漲，海涅只是從旁觀看，他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後來革命失敗，他感到極大的失望，對於懦怯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叛變，他更為憤怒。他說：「這些天我應該死或者恢復健康。」《現在往哪裡去？》和《1849年10月》等詩最可以說明海涅當時的心境。 他在8年的「床褥墓穴」里卻沒有停止工作，他反而更辛勤了。他最後的兩部詩集《故事詩集》和《1853—1854的詩》，以及一些遺詩，都是在這期間內完成的，其中許多詩是《時代的詩》的繼續發展。他的秘書卡爾·希雷布蘭特（Karl Hillebrand）這樣敘述他和他創作的情況：「海涅的聽覺衰弱了，他的眼睛閉上了，乾瘦的手指很費力才能把疲敝的眼皮掀起，若是他要看一些事物。他兩腿麻痹，全身縮在一起。每天早晨整理床鋪時，他被婦女的手抬到扶椅上——他不能忍受男人的服侍。最微小的雜音他也不能擔當。他的痛苦是這樣強烈，為了求得一些安靜，多半只是為了四小時的睡眠，就必須用三種不同的方式服用嗎啡。海涅便在無眠的夜裡製作他最奇麗的詩歌。全部《故事詩集》是他口授給我寫下來的。詩每次都是在早晨就完成了，隨後就是延續幾小時之久的琢磨。他利用我的青年氣，像是莫里哀利用他的女僕魯意孫的無知一般，和我商討音調、節奏、意義的明確……同時也仔細斟酌動詞的現在時態和過去進行時態，每個過時的和不常用的字都要按照是否合宜來考驗，每個字母或音節的省略都被削除，每個沒用的形容詞都被刪去，隨處若有疏忽的地方就予以補充。」 海涅在他極大的病痛中就是這樣認真而嚴肅地從事他的寫作。 海涅由於他的病和他個人思想上的限制，沒有能夠更進一步認識科學的社會主義；對於共產主義也有某些誤解，但他相信將來的世界是屬於共產主義的，他對於共產主義者懷有崇高的敬意。他在1853年寫的《自白》里這樣讚頌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學生們：「他們無疑地是德國最能幹的頭腦、最毅力充沛的人物。這兩個革命博士和他們果敢堅決的學生們都是德國獨特的男子，他們據有生活，將來屬於他們。」 疾病的纏繞使海涅在晚年也寫過一些憂鬱而悲哀的詩歌，但是他根本的態度是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我們讀他《決死的哨兵》里最後一節吧—— 一個崗哨空了！——傷口裂開—— 一個人倒下了，別人跟著上來—— 我的心摧毀了，武器沒有摧毀， 我倒下了，並沒有失敗。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