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哲思錄 · 讀書與做人
青年的修養問題
今天講的題目是「青年的修養問題」。
在表面上看，在這國勢垂危的時候，來講這個迂闊的問題，仿佛不大合適似的；其實，這個問題是一點也不迂闊。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前途，以及一個民族的前途，其復興的重任，都是擔當在青年的身上。如果每一個青年，將來都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有作為的人，那麼，國家的前途，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反過來說：如果所有的青年將來都不能成為有用的人，有作為的人，那麼，就是現在的國家能夠馬虎地過下去，到將來也非糟不可。所以這問題不但不迂闊，並且還很重要。
關於「青年的修養問題」，我們現在可以分做五點來講：
第一，要感覺責任：在從前，中國的舊說法，說每一個人都有兩種責任，一種是對於家庭的，一種是對國家的。這也就是一般人所講的忠，孝二字。忠是對於國家，而孝是對於家庭。如果一個人對於忠，孝二字有虧，那麼，其他的方面，也就不堪聞問了。不過，這是從前的說法，現在已經不同了。在現在的社會裡，一般人對於家庭的責任，似乎是減輕了一點，但這並不是像普通人所說的是什麼人心古不古的問題。而實在因為現在的社會制度，和從前的社會制度，已經完全不同。譬如：在從前，一個人做了官，不但全家可以享福，而且三代都受誥封。可是一個人犯了罪，全家也都隨著同受懲罰。因此，在從前的社會制度下面，一般人對於家庭所負的責任是很重的。可是現在不同，現在是一人做事一人擔當，和家庭沒有關係，因而對於家庭所負的責任，也就比較減輕了。
並且在從前，有許多人都只能算做家裡的人，而不能算做社會的人。譬如：在從前的社會制度下面，婦女與兒童，都只能算做家裡的人，而不能算做社會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對於社會不負什麼責任。可是現在不同了，婦女和兒童，不能再看做是家裡的人，而也同樣的是社會的人。這樣，對於家庭所負的責任，雖然比較減輕，可是對於社會所負的責任，就要加重了。
要知道：社會越是進步，一切越是社會化。越是社會化，人也越是不能離開社會，譬如：在鄉下，喝水是自己去挑，吃飯是自己去做，每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經濟單位。只管自己，而可以不去管旁人。可是在城市裡就不同了，吃水是由自來水公司供給，吃飯是由麥粉公司供給。如果自來水公司和麥粉公司，一旦發生變化，那麼，一般人的飲食，立刻就要發生問題。這就是因為城市的社會進步，已經成為社會化，而大家也不能離開社會了。越是不能離開社會，對於社會所負的責任，也越是要重。同時，社會越進步，社會上應做的事越多，而需要的人才也越多。我們既然不能離開社會，而去索居，那麼，對於社會，就應該負起責任來。
第二，要立定志向：每一個人都應該立定一個志向，要做一個大人物。這裡所說的大人物，並不是一定非做主席不可。無論做一個什麼角色都是沒關係的，只要所做的事，對於社會有益就成。譬如唱戲，每出戲裡都有一個主角，可是主角的地位，並不一定就重要。戲裡的皇帝、王后，往往都是配角。在歷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個主角，但那主角並不一定都是皇帝。所以我們應該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只要對社會有益，那麼，什麼事都可以去做，不必非要做什麼主席不可。
在從前，中國的舊說法，說做人有三不朽：一是立德，二是立功，三是立言。在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要緊，而且也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至於立功，立言，都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必須要看自己的才學和所遇的機會如何而定。立德既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去做呢？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做得極好，而這事對於社會確實有益，那就是達到了立德的地步。
第三，要注重興趣：有許多青年，因為不知道將來應該做些什麼事，常常去問人家。其實，這是沒用的。要想知道將來應該做些什麼事，必須先問一問自己的興趣，是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如果對於某一件事感到興趣，那麼那件事和他的性情一定是很相近的。
我們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到極好的地步，必須要靠兩種東西：一種是才，一種是學。才是天生的根的，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天才；學是後來加上去的努力。這兩種東西合起來，才能做到極好的地步。如果一個人沒有才，僅僅去學，結果也不能做到極好的地步。無論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發明家等，所以能夠成功的原因，除去是有過人的天才以外，還要靠努力的學。
說到這裡，有人聽了也許要覺得灰心。以為旁人能有天才，自己沒有天才，一定不會把事做好的。其實，這也不盡然。要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才，不過，這個才，大家都不一樣罷了。在從前科舉時代，是不問你的才是在哪一方面，必須一律埋首在八股文里，如果有人的才，不是在這一方面，那就只有吃虧了。可是現在不同了，社會一天比一天的進步，各方面都需要人才。無論你才是在哪一方面，都可以使它儘量的發展。
也許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才是在哪一方面，其實，這不必自己去解決，天然已經替你解決了。你的興趣在哪一方面，你的才就在那一方面。譬如：貓捕鼠，這是一種才。但是貓並沒有人家告訴它去捕鼠，而它自己看見老鼠就會發生興趣，所以一捕就會捕到。可見我們在哪一方面有興趣，就是在哪一方面有才。如果在我們感到興趣的這一方面努力做去，那麼，一定可以成功的。
不過，這裡也應該有一個限制。譬如有人說：我的興趣是在看電影；那麼，就應該每天去看電影。這是不對的。因為，看電影只是個人的一種享受，對於社會並沒有盡了什麼責任。又譬如：大家對於吃飯，都很感興趣，如果只是吃飯，而不做事，那豈不成了飯桶了嗎？我們是說：應該做些對於社會有益的事。譬如：看電影和做電影，就不相同。如果有人對於做電影感覺興趣，那麼，就無妨去做電影。因為所做的電影，如果不是誨淫誨盜，對於社會，多少也是有益的。
對於社會有益的事，說起來也很多。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學術，工業，商業，哪一方面，都需要人才。可見社會上，給予我們發展天才的機會是很多的。如果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那麼，就可以在政治上工作，但並不一定要做大官。最怕的一點，就是虛榮心。譬如：有的人興趣，本來是在教育。可是因為覺得辦教育不能出風頭，而且是最清苦的一件事，為了虛榮心所驅使，於是就改做了旁的事，結果一定也做不好。
第四，要忘記成敗：我們無論做什麼事，如果把成敗看得太真，就要感到許多痛苦。譬如：比賽足球，勝利了就愉快，失敗了就不高興，把勝敗看得太真，就沒有意思了。我們在一生中，所想做的事不一定都能成功，而尤其是新興的事業，那更沒有把握了。因為凡是一種新興的事業，在初做的時候，都是一種試驗的性質，試驗不一定會成功的，而失敗的成分，要占最多。譬如：飛機的發明，在起初，不知要失敗了多少次，犧牲了多少人，到後來才成功。但第一個製作者，如果因為失敗而灰心，後來的人也隨著灰心下去，自然也不會有今日的成功。所以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遇到失敗，千萬不要灰心，仍然要繼續做下去。
一件事的失敗，是就個人的觀點說的。如果就社會的觀點說：大部分的事，是無所謂失敗的。譬如：第一個製作飛機的人，在個人觀點上說，固是失敗了，但在社會的觀點說，並沒有失敗，失敗就是成功。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一方面應該忘記成敗，但一方面也不要希望太切，往往天才越高的人，希望成功的心也越切。一旦不成功，就垂頭喪氣，什麼也不想做了。在歷史上，這種代表人物，是漢朝的賈誼，他的年紀本來很輕，見到漢文帝，立刻就要做宰相，沒給他宰相做，於是就灰了心，過了幾年竟死去了。賈誼雖然很有才學，但是缺少修養，所以也是不成的。
第五，要鍛煉體格：有許多人對於中國的前途，都抱悲觀，但我卻一點也不悲觀。因為中國人除去體格不如人家以外，其餘聰明，才力和哪一國都可以比得上。在中國，一個人活到六十歲，實際上就沒有多大用了。往往有許多很有才學的人，卻又不幸短命死去。一個人的死去，就個人的觀點說：本來沒有多大關係，但就社會的觀點說：就很重要了。
一個人僅僅只有才學是不成的，而還須大家都承認他的才學，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資望。一個人要有才有學，是要經過相當的時間，而大家都承認他的才學，又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合起來，至少就是四五十年的工夫。可是中國人到了這個年紀，卻又多半就死去了。我們看：他國的大政治家，最活躍的時期，多年是在六十歲左右，因為這時才學已經到了最完全的地步，而辦事的經驗，也相當豐富了。可是中國人到這個年紀，為什麼就要死去呢？無疑的，最大的一個原故，就是因為體格的衰弱。
總而言之，我們生為現代的人，一方面要有文明人的知識，而他一方面還要有野蠻人的身體，然後才能擔當社會的大事。因為僅有文明人的知識，沒有野蠻人的身體，遇到事情，是沒有力量應付的。僅有野蠻人的身體，而沒有文明人的知識，遇到事情，是沒有方法解決的。希望大家在這一點上，能夠特別努力才好。
教青年認識祖國
各學校又快要放暑假了。用什麼方法，可以使各學校的學生，在暑假中，能得到一種教育，一種在學校課堂上，實驗室中，所得不到的教育？
我們現在太注重有形的教育了。例如教學生讀書，做實驗，聽講等，都是所謂有形的教育。有形的教育，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所謂教育者，卻並不只限於此。另外有一種所謂無形的教育。這種教育，並不靠學生讀書、聽講，而只用另外一種方法，使學生潛移默化，改過遷善，而不自知。大概關於知識方面的教育是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的；至於關於道德方面的教育，若專靠有形的教育，恐怕是不能有什麼功效的。「聲色之化民末也。」這是一句老話，但卻是一個真理。嚴格說起來，我們不能只「教」人，使他成為道德的；我們還要「化」人，使他成為道德的。青年學生，平日在學校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有形的教育，在暑假中間我們應該與他們以機會，教他們受一點他們平日在學校里所不能受的無形教育。
愛國是一種道德。要想教一個人能愛國，不但需要教他知道他應該愛國，而且需使他有愛國的性格。教人知道他應該愛國，這是可以用有形的教育方法作的。我們可教他記住許多關於愛國的格言，可以給他講許多關於愛國的故事。但專靠這些，是否能使他有愛國的性格，很是一個問題。性格是要「養」成的。在歷史上，我們看見有許多把四書五經讀得翻滾爛熟的人，到後來成了亂臣賊子。就他們的知識說，他們何嘗不知他們應該做忠臣孝子？不過他們只有那個知識，而沒有忠臣孝子的性格，所以一到了緊要關頭，他們即作出他們也知道他們所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要想教我們的青年愛國，最好的方法，是把他們的國之可愛的地方，直放在他們的眼前，教他們的眼，真看見他們的國之可愛。現在的中國人，對於中國的知識，實在是太少了。他可以到過紐約、倫敦，而沒有到過南京、北平。他可以到過羅馬、雅典，而沒有到過西安、洛陽。他可以游過歐美的名山，而沒有上過泰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怎麼能教他不說，外國什麼東西，都比中國好？我們怎麼能教他，對於中國，能自他的忠誠，油然而發出一種愛護之心，而不能自已？
從這些地方著眼，我想，我們政府，應該於各學校放暑假的時候，調集許多列車，讓各地方的學生，坐著往各地方去看。能夠完全免費最好，即不能完全免費，也只收一種名義上的票價。並且派各項專家領導他們，將所見到的東西，臨時講解給他們聽。讓他們到河南、陝西，教他們想像商、周、漢、唐之盛。讓他們到山東，看看孔子、孟子的故鄉。讓他們到長江以南各地，看看政府現在的建設。到一個地方，看到令人興起的事情，讓他們隨便歌，讓他們隨便哭。
本來有些學校對於畢業班的學生，有所謂畢業旅行津貼。但是有許多人想著，所謂的畢業旅行者，不過讓學生到各地玩玩而已。學校不能拿錢讓他們玩，於是有許多學校，奉了上面的命令，把這些津貼，都裁撤了。作這種看法者，實在太不知道無形教育的重要。還有人以為，到各處參觀旅行，雖於學生有益，但這種益處，應該由學生自己拿錢去買，不應該由官家免費給與。這種看法，是完全把學生看成他的父親的兒子，而不知學生不但是他的父親的兒子，而又是國家的國民。他是國家的國民，國家是應該教育他的。從前我們說，朝廷養士，現在國家應該養士。
我們若能夠使多數的青年學生，都到過秦皇、漢武的陵寢一次，對於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勝過派許多民族掃墓專使。我們若能夠使多數的青年，都到過孔子的故鄉去一次，對於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勝過舉行多少次的丁祭。我們若能夠使多數的青年，都實際見到政府建設的努力與成績，對於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勝過許多宣傳部的宣傳。
關於上面所說的後一點，我們有事實為證。我們大家都承認，現在的教育界，比去年平穩的多了。自從本年春季各學校開學以來，我們再不聽見有所謂學潮。在各學校里，我們也不見學生中間有所謂左右派之爭。我們只看見各學校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課，我們只看見各學生都在循規蹈矩地用功。若拿本年春季各學校的狀況，與去年秋季冬季比較起來，幾乎有所謂天淵的差別。從各學校的狀況看起來，自從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開始，我們幾乎入了一個新世界。我們何以能有像這樣的很好的情形呢？主要的原因可以說是，由於現在的青年，對於政府的對內對外的努力與成績，漸漸認識了。事實勝於雄辯，有事實上的成績，擺在面前，其感人的力量，勝過不知多少的言語文字上的宣傳。現在教育界的情形，即是一個具體的證明。若是我們能夠用上面所說的方法，使現在政府所有建設的努力與成績，更能表現出來，則對於青年一定有更好的影響。
平綏鐵路，近二三年來，在春假的時候，有西北考察團的組織。參加的人，自北平到綏遠包頭，共用五六日的時間。在這五六日的時間內，所有來往車票以及食宿、導遊等費統共只收二十元。今年又加上到百靈廟。因為價錢便宜，去的人很多。在一方面說，路局作這種貼本生意很不合算，但自國防及教育方面看，這種辦法是有極大的意義的。我們希望政府及各路局對於這一類的辦法，予以極大的注意。
談兒女
本篇所謂兒女，並不是與英雄相對者。兒者兒童，女者婦女。我們常聽說有所謂兒童問題，及婦女問題。這些問題，我們想在本篇之內，提出討論。
在《原忠孝》中，我們將舊日所謂處女處士，相提並論。我們說，這兩個「處」字，意義完全相同。女人出嫁則為婦，男人出仕則為臣。婦須順從其夫而盡心竭力地為其夫辦事。臣須順從其君而盡心竭力地為其君辦事。除了遇見如趙苞所遇見的情形外，無論婦或臣，對於任何事，均須先其夫，或先其君，而後其親。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一般的女人在夫家應負的義務大概是上則事親，中則相夫，下則教子。此所說事親，是一女人事其夫的親。一女人既為婦，即無暇自事其親，而只可事夫的親。猶如一男人既為臣，即應「移孝作忠」，「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善事其夫的親者是孝婦，善相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為賢母。孝婦，良妻，賢母，是每一個女人所應取的立身的標準。
如一個女人的夫先死，則此女人所應取的立身的標準，於孝婦，良妻，賢母之外，又要加上節婦。「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這一點是女人的大節，此點如不能做到，「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一女人必如何方是，或不是，孝婦，良妻，賢母，是不很容易決定的。因為在這些方面，孝與不孝，賢與不賢，良與不良之間，很難有個具體的標準，以作分別。但如何是，或如何不是節婦，是很容易決定的。因為在這一方面，節與不節之間，有具體的標準，以作分別。所以在舊日，女人之以孝婦，良妻，賢母得旌表者甚少，而以節婦得旌表者則到處皆是。
在這種社會裡，女人完全是家裡人。所以在許多地方，家裡人成為女人的別名。有些地方，亦稱女人為屋裡人，屋裡人即家裡人也。某人的妻，亦稱為某人的家裡人，或某人的屋裡人，或簡稱為某人家裡，如《紅樓夢》中所說王保善家裡，周瑞家裡等。
我們在《說家國》中說，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人皆在家裡工作，在家裡生活。如此說，則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男人亦可說是家裡人。此雖亦可說，但男人尚不完全是家裡人。男人可出仕於皇家，皇家的性質雖亦是家，但其範圍卻是國。所以男人可以「干國棟家」。棟家者，棟其自家之家。干國者，干皇帝之家也。即不出仕之男人，亦可代表其家，與別家做事務的交涉，或友誼的來往，在社會上活動，而女人則不能。女人活動的範圍，未嫁時不出其母家，既嫁時不出其夫家，「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所謂三從是也。所以女人完全是家裡人。
自舊日的看法看，此並無損於女人的人格及其在道德上的價值。一個人在道德上的價值，是照著他是否能如其所應該而判定，並不是照著他在社會上的地位的高低而判定。一個「無道昏君」，在道德上的價值，遠不及一個義僕義丐。此正如一個戲子之所以是好或壞，是在於他唱得好或壞，並不在於他是鬚生或青衣。如說女人在道德上無價值，或價值低，因為她的社會地位低，其不通正如說：梅蘭芳的戲不好，因為他扮演的是女人。
不過就社會地位說，女人是低於男人一等的。我們鄉下的人，如到一別人家中，在門口必先問：「有人在家嗎？」如只有女人在家，女人即答：「沒有人在家。」所以我們鄉下有俗語：「麵條不算飯，女人不算人。」女人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裡人也。公孫龍說：「白馬非馬。」鄉下人亦說：「家裡人非人。」
在這種情形下，一般的父母，除非願靠所謂「裙帶關係」，以升官發財者，當然皆不重生女，重生男。女兒長大，即須出嫁，所以父母看她是「別人家的人」，是「賠錢貨」。女兒是「家裡人」，不能到社會上活動，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的」。《韓非子》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二千年來，都免不了有這種情形。
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裡，家是經濟單位。例如在一個舊式的木匠鋪子裡，一個木匠是老闆，同時亦是工人。幫助他做活的，是他的妻，子等。他對於他的妻，子，是夫，是父，是師，是工頭；他的妻，子，對於他是妻，是子，是徒，是助手。即就一個普通人的家說，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一個家，在許多方面，是要自給自足的。家要自給自足，所以有許多事，都需一家之內的人自己去做。如飯菜，衣服等，都須一家的女人去做，此即所謂「婦工」。這些事由一家的女人管，一家的男人，即可無內顧之憂了。所以妻是夫的「內助」。「內」者，言其是家裡人；「助」者，言其直接地或間接地為其夫當助手。
因此，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夫妻的關係並不僅是二人同居，以過其所謂性生活者。妻是夫的「內助」，在經濟的生產方面，他需要她的助；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皆需要她的助。
因此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裡，夫妻的離合，不能是很隨便的。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裡，夫妻一合即不可復離。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裡，夫妻的離合是兩個人的事，而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裡，夫妻的離合是一大家人的事。家是經濟單位，是社會組織的基本，若家的分子時常變動，則家的組織不免受其影響。所以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裡，夫妻之結合，以終身不可復離為原則。所以在先秦，妻雖有七出之條，但後來少有用之者。魏晉以前，寡婦再嫁，尚不為十分地不道德，而宋以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則甚占勢力。蓋在中國歷史中，以家為本位的社會，愈後愈漸完備也。
一人若早死，其妻撫孤以承其業，此事對於其家之意義，猶如一國君早死，其大臣輔幼主以繼其位。就一國說，必有如此的大臣，其國方不至於亂；就一家說，其家必有如此的「家裡人」，其家方不至於絕。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家是人的一切，所以人視家之不絕為一最重要的事。所以守節撫孤的女人，與輔幼君的大臣，同是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民初人常說：「在舊日的社會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兒子；他結婚並不是他自己結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兒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這種情形下，當兒子的，固然不自由得可憐，當父母的，也未免專製得可恨。但是我們若知以家為本位的社會的經濟制度，我們可見，這些都是應該如此的。誰也不可憐，誰也不可恨。
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家是經濟單位。一家的人，皆須能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其家的生產工作。如一家開鋪子，其一家的人，皆須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其鋪子的工作。如一家種地，其一家的人，皆須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其種地的工作。在這種家裡，父母為其子娶妻，其意義並不僅是為其子娶妻。他們是為他們的家接來一個新分子，能與他家的別的人共同生產，共同生活者。他們多了一個兒媳，不僅是家裡多了一個人，而且是鋪子裡或農田裡多了一個助手。所以他們的兒媳，要由他們去選擇，而選擇要用他們的標準。他們選兒媳，不只是選兒媳，而是為他們的鋪子裡或農田裡選擇助手，所以他們眼光，不能注在，至少不能全注在他們的兒子的愛情上。賈寶玉注意在林黛玉，賈母替他選了薛寶釵。站在寶玉個人的觀點看，賈母是錯誤的。但站在賈府的家的觀點看，賈母一點也不錯誤。少年老成的寶釵，當然比多愁善病的黛玉能持家，能「立門戶」。
民初人常問：賈母為什麼那麼好多管閒事呀？寶玉為什麼不積極地反抗，不鬧家庭革命呀？賈母寶玉之流，大概都是「其愚不可及也」吧。照我們的看法，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賈母所管者並不是閒事，此點上文已詳。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人不能離開他的家生產，亦不能離開他的家生活。他有了家即有了一切，沒有了家即沒有了一切，所以他不能鬧所謂家庭革命。他亦不是知鬧，想鬧，而不能鬧，他實是亦不知鬧，不想鬧。他不知鬧，不想鬧，亦不是因為他的無知。凡人對於某種社會制度，鬧革命，或知鬧，想鬧時，必是此種社會制度所根據之生產方法，經濟制度，已有重要的變動之時。不然，人不但不鬧革命，且亦不知鬧，不想鬧。
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產方法，衝破了家的壁壘。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會化。人離開了他的父母，而獨立生產，獨立生活。因此他的為子的責任減輕了許多，他的妻為婦的責任亦減輕了許多。此即是說，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他對於他的父，只是他的子，而不是他的徒，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妻對於他的母，亦只是兒媳，不是她的徒，不是她的助手。因此他可以「自由結婚」，他的父母亦讓他「自由結婚」。
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裡，人的生產方法社會化，人的生活亦社會化。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他的妻幫不上忙。例如一個鐵廠的工人到鐵廠里做工，除非他的妻亦是這同一工廠的工人，他與她不能在一塊做工。即使他與她同是一個工廠里工人，他與她也是各做各的工，誰也不幫誰。他與她的生活所需的消費品，都已由專門的工業來供給，所以也不必由他的妻幫忙。他的吃食，衣服，以及一切用具，什麼都是現成的。他只要有錢，只要打幾個電話，什麼都有人給他送來。在這種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內助」，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妻對於他在許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這種社會裡，女人的為妻的責任亦減輕了許多。
這許多的責任減輕以後，他的妻本亦可以由「家裡人」變而為社會上的人，可以同他一樣地有獨立的技能，有獨立的財產，而只與他同居，以過其性生活。他與她的妻雖是同居，但兩人所做的事，可以各不相同，兩人的財產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這種地步，社會上即無所謂婦女問題。我們不聽說有男子問題，而只聽說有婦女問題，即因有一種事情，使女人不能完全到此所說的地步。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產方法，衝破了家的壁壘，把男人完全放出來，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來，而女人，及有些男人，認為女人亦須完全放出來。此所以有所謂婦女問題。
女人所以不能完全從家裡放出來者，因其為母的責任，尚不能減輕，因為對於她的兒女，除了她自己養育外，沒有辦法。社會對於兒童，除使其母親自己養育外，亦沒有辦法。因此有所謂兒童問題。所謂兒童問題與婦女問題，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兒童問題如解決了，婦女問題亦即跟著解決。
我們在《說家國》中說：生產社會化的社會又有兩類，一是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者。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女人不能完全自家中放出來。因為女人是要生小孩的。在她生小孩的前後，都至少有一兩個月不能做事。這一兩個月，若不靠她的夫，她即不能生活。她既須靠她的夫，則她必須於相當範圍內，受她的夫的支配。此即是說，於相當範圍內，她不能完全地自由。
我們於《說家國》中說：大部分的事，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須家去經營者，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社會上都有專營其業者經營之。因此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妻為其夫所做的事，比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已少得多了。例如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人都向市場上買衣服穿，他的妻不必替他做衣服，更不用說紡線織布了。在這些方面說，他的妻的「妻」的責任，已經輕得多了。但有一種事，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社會上尚無專營其業者，此即是養育兒童之事。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養育兒童，仍須在家裡。女人須養育兒童，因之她的一生的最好的時光，大部分還是要消磨在家裡。她不能完全從家裡放出來。她還須在家裡當賢母。
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沒有或者極少專營養育兒童之業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種事情，並不是可以作為一種「營業」的。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各種專營其業者所經營之事，其範圍雖是社會的，而主持支配之者，仍是私人。既是私人所主持支配，則其主要的目的，仍是得利賺錢。因此主持者的利益與顧客的利益，常是衝突的。買東西的總說他所買的東西，價錢太大。賣東西的總說他所賣的東西，價錢太小。「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這並不是什麼人好，什麼人壞的問題，他們是「易地則皆然」的。不過在普通商業交易中間，賣東西的如「利心太重」，價貴物劣到不像話，買東西的可以不買他的東西。一個包飯的廚子，如飯菜太劣，吃飯的人可以抗議，可以退夥。但一個養育小孩子的地方，如養育得太差，小孩子是不會抗議的。結果是小孩子只有「吃啞巴虧」，而生病死亡。因此養育小孩子的地方，如是營業性質，即沒有人願意將小孩子送去。因此亦即沒有這一種「營業」。
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一個人能離開他的家而獨立生產，獨立生活，因之他的妻的為「婦」的責任，已大大地減輕了。由此方面說，女人已從家裡放出來。但她仍須受她的夫的相當的支配，仍須在家裡當母親。由此方面說，她尚未完全由家裡放出來。其所以未能完全由家裡放出來，即因她鬚生孩子。
有一位民初時候的小姐的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位小姐，在學校當女學生（女學生在民初是一個很惹人注意的名詞）的時候，很熱心於當時所謂女權運動，所謂婦女解放運動。她常到外面參加各種集會。她的父親是一個清末民初所謂「老頑固」，對於他的女兒的行為，很不滿意，但亦沒有制止她的辦法。後來這位小姐結了婚，當了太太，生了一個小孩，但她還是常到外面活動。她出去的時候，把小孩交給老媽子。有一次她出去開會，老媽子沒有把小孩看好，小孩的頭摔破了一塊。這位太太回來，大為傷心，發誓以後專心在家看小孩。果然她以後再不參與外務，再不出去開會了。她的父親知此事時，大為痛快。他說原來小孩子管他的母親，比父親管他的兒女，還要有效。
這一個故事，很可以說明，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女人所遇到的困難。她要在家庭與事業中間選擇一條路。家庭與事業，在男子本來是可兼而有之，不成問題的。但在女人，這二者便成了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了。她如果要家庭，她須結婚生孩子；這樣，如上所說的那位小姐一樣，即犧牲了她的事業。她如要在社會上做事，她即不能結婚生孩子。不結婚生孩子是違反她的天性的。她如違反了她的天性，她痛苦。不在社會上「雄飛」，而在家裡「雌伏」，這是違反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的人的希望的。她如違反了她的希望，她亦痛苦。無論如何，她總痛苦。此所以有所謂婦女問題。
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婦女更要「雌伏」，但她並不痛苦。其所以不痛苦者，有二方面可說。就一方面說，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女人除做孝婦良妻賢母外，沒有別的希望。沒有別的希望，自然亦沒有因達不到別的希望而有之痛苦。自又一方面說，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女人隨夫貴，隨子貴。如其夫貴或子貴，她都可以得「五花封誥」，讚美她能輔助她的夫或教養她的子，替皇家做事。在此意義下，她的功績，不止限於她的家內。她雖是家裡人，但她可以間接地為社會造福利，而社會亦承認之。「五花封誥」，即社會承認之表示也。但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女人雖亦可隨其夫當太太，但社會對此，不能有什么正式的表示。至於其子，於長成後，又須離其家而獨立生產，獨立生活，縱有成就，社會亦很少念及其「母氏劬勞」。如羅斯福當了美國的大總統，羅斯福的太太固可稱為「此土第一太太」，但少有人稱羅斯福的母親為「此土第一老太太」。因此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裡，女人如有事業欲，她尚有機會可以相當地滿足之，她可以視其夫的事業，或其子的事業，如她自己的事業。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祿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但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裡，女人如有事業欲，她必須自做事業，始能得到滿足。我們並不說，在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中，女人對於其夫或其子的成就，完全不感興趣，不過就此種社會的社會制度說，及此種社會中的人的心理說，女人不能以其夫或子為與其自己完全一體，如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的女人然。
清末民初人的見解，以為所謂婦女解放，專憑人的主觀的努力，即可做到。清末人說：男女應該是平等的，父母不應該重男輕女，父母應都知道生男生女都是一樣。但依當時的社會制度說，男女是不平等的，生男生女，對於父母是不一樣。不在社會制度上著想，而只說空洞的「應該」，這是不能有什麼效果的。
因為清末人只說空洞的「應該」，在實際上沒有多大用處。於是民初人教女人自動地「反抗」所謂「吃人的禮教」。他們說女人應該學什麼娜拉，自動地脫離家庭。他們說：女人脫離了家庭以後，如果她們能「努力」，能「奮鬥」，她們可以得到自由的幸福的生活。他們不知道當時的女人的社會地位，是一種社會制度所規定。要改變當時的女人的社會地位，須先改變當時的社會制度。不求改變社會制度，而只教一個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枝枝節節地求自由的幸福的生活，無論她們如何「努力」，「奮鬥」，「反抗」，俱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真見許多民初的娜拉，於脫離了家庭以後，不但不能得到自由的幸福的生活，而且有許多簡直不能生活。她們有的重回到家庭，有的做了時代的犧牲品。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不「努力」，不「奮鬥」，而是因為在這些方面，一個女人或一部分女人的主觀的「努力」，「奮鬥」，是不能有什麼效果的。
近數年來，政府制定了許多新法律，專就這些法律的條文看，男女是真正地平等了。女人有參政權，有承繼權，有獨立財產權，等等。凡男人所有的權，女人都有。專就法律條文上看，我們可以說，除蘇聯外，中國在世界上，是最尊重女權的了。但是，事實上，女人在法律上雖有這些權，但全國之內，有幾個女人能行使，敢行使這些權？這些法律上的條文，只是條文。「立法院」的人想以法律改革社會制度，但社會制度，並不是法律可以改革的。
我們已經說過許多次，一種社會制度，是跟著一種經濟制度來的；一種經濟制度，是跟一種生產方法來的。不從根本上著想，不從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講「應該」，講「奮鬥」，講「法律」，都是無補實際的。我們再可以說，人只有在經濟上有權，才是真正地有權。有一個笑話，說：孔子廟前，香火零落，而財神廟，關帝廟前，則香火甚盛。孔子問財神，關帝：這是什麼緣故？財神，關帝說：「你既沒有錢，又沒有刀，人為什麼給你進香火。」這雖是笑話，而卻亦是真理。再進一步說，關帝的刀還要靠財神的錢。他若沒有錢發餉，恐怕關平、周倉也要變了。我們現在的法律，規定男女平等，而男女仍不平等者，即因在經濟方面，男女的力量不平等。女人在經濟上沒有力量，叫她與男人平等，她亦不能平等。這並不是她「不識抬舉」，而實是因為財神爺不幫她的忙。
女人如要在經濟上有力量，非能與男人一樣在社會上做事不可。要想女人與男人一樣在社會上做事，非先解決兒童問題不可。但兒童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是不能解決的，至少是不易解決的。
在現在的世界中，要想解決婦女問題，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重新確定女人之家裡人的地位。男人可以說：女人應該是家裡人，雖在生產社會化的社會裡，女人還應該是家裡人。德國人所提倡的女人回廚房去的運動，即是重新確定女人是家裡人的地位。這種重新確定，如果能使女人死心塌地在家裡，則婦女問題，亦可算是解決了。但在生產社會化的社會裡，女人已經受了「蛇的誘惑」，她是不是還可以死心塌地在家裡呢？
另外一種辦法，是根本解決兒童問題，既沒有兒童問題，則自然亦沒有婦女問題了。我們於上文說，兒童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不能解決，因為在此種社會裡，各種專門經營某種事業者，皆是以得利賺錢為目的。但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亦社會化的社會裡，各種事業，皆由社會經營，皆不以得利賺錢為目的。所以在此種社會裡，可以有養育兒童的機關，不以得利賺錢為目的。因其不以得利賺錢為目的，所以人願意將其孩子送入。又因在此種社會裡，各種事業不是以得利賺錢為目的，所以對於女人生小孩子之前後，皆可予以特別優待。所以在此種社會裡，女人可以不受小孩及生小孩之拖累，而在社會上可以與男人一樣做事，因此可以與男人一樣得到財神爺的幫助，而立於真正的平等地位。在此種情形下，夫妻在一塊，才能共同生活，而誰亦不是誰的附屬品。如是，婦女問題自然解決。
我們可以說，在生產家庭化的社會裡，沒有兒童問題，亦沒有婦女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會裡，有兒童問題，亦有婦女問題。在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的社會裡，兒童問題解決了，婦女問題亦自然解決了。不從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節節地，要以主觀的努力解決婦女問題，是不能成功的。
論天真活潑
有一位青年給我的信上說：「每當我讀《新世訓》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成了三十以上的人了。年輕人喜歡讀比較刺激一點的書，但他卻不問那書到底對不對。我也是青年人，我覺得《新世訓》一書很容易使一個青年老大，很容易失掉天真活潑的情懷。這點對不對，我想先生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此所謂使青年老大，就是說，使青年失掉天真活潑的情懷。所以為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須先問什麼是天真活潑。我們說一個人天真，可以是說一個人渾沌，易於衝動，亦可以是說一個人真率純潔。我們說一個人活潑，可以是說一個人舉動隨便，容易輕舉妄動。也可以是說一個人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若所謂天真是渾沌的意思，若所謂活潑是舉動隨便，輕舉妄動的意思，讀了《新世訓》的人，若失掉了天真活潑，我認為這是《新世訓》的很大的成就。若所謂天真是真率純潔的意思，若所謂活潑是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的意思，則讀了《新世訓》的人，決不會失掉天真活潑。因為真率純潔，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正是《新世訓》所讚美提倡的。不過它所用的話沒有什麼刺激性而已。天真活潑本是兩個好名詞。但很有許多人，誤以渾沌易於衝動為天真，誤以舉動隨便輕舉妄動為活潑。我承認渾沌，易於衝動，舉動隨便，輕舉妄動，是青年所常有的特點，但這是青年的缺陷。正是青年所應該改正的。若以為這些不是缺陷，是天真活潑，應該保持勿失，這是很危險的。《新世訓·尊理性》，正是要人破除渾沌，不為衝動所支配，教人不可舉動隨便，輕舉妄動。《新世訓》所希望人得到的，是真正的天真活潑。
就天真是真率純潔說，《新世訓》提倡「無所為而為的人生」。在《為無為》章，《新世訓》說：「一個人一生中所做的事，大概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他所願意做者，一部分是他所應該做者。合乎他的興趣者，是他所願意做者。由於他的義務者，是他所應該做者。道家講無所為而為，是就一個人所願意做的事說，儒家講無所為而為，是就一個人所應該做的事說。」所謂「無所為」，就是不計較個人的成敗禍福。一個人不計較他個人的成敗禍福，而做他所願做的事，所謂真率，莫過於此。一個人不計較他個人的成敗禍福，而做他所應該做的事，所謂純潔，莫過於此。《新世訓》讚美提倡這種人生，並且說，有這種人生的人，心境真率空闊無沾滯，所謂胸懷灑落者，即是指此種心境說。有這種生活的人，做事是一往直前，心境是空闊無沾滯，所謂天真，宜無過於此。
《新世訓·論誠敬》章中說，敬是一個人的「精神總動員」。又說：「我們現在常聽說，人必須有朝氣。所謂有朝氣的人，是提起精神奮發有為的人。若提不起精神，萎靡不振的人，謂之有暮氣。我們可以說，能敬的人，自然有朝氣。而怠惰的人，都是有暮氣。」又說：「敬對人的做事效率及成功，有與現在普通所謂奮鬥努力等，有同樣的功用。」《新世訓》所提倡的是蓬蓬勃勃作為有效率的人生，所謂活潑，宜無過於此。
總之，《新世訓》所提倡的，是真率純潔而不渾沌的人生，是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而不輕舉妄動的人生，是真正的天真活潑的人生。
有些人說：這種人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所以真率純潔，就是因為他有一股渾勁，一個人所以有朝氣，有精神，就是因為他喜歡輕舉妄動。等到他的渾勁沒有的時候，他也就工於計算，一切舉動，都是有所為而為，也就失去他的天真純潔了。他若不喜輕舉妄動，他也就沒有朝氣，沒有精神了。
對於這種說法，我們說：若果順著一個人的自然發展，不加學力工夫，大概是如此的。上文所說：真率純潔而不渾沌的人生，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而不輕舉妄動的人生，並不是自然的禮物，而是精神的創造。這就是說，這是從學力工夫產生出來的。學力工夫也不是違反自然的，也不是矯揉人性，造作成一種樣子。學力工夫的功用，在於輔助自然的發展，補其偏而救其弊。這也就是所謂教育的功用。
不靠學力工夫，而自然有的純潔率真，是與渾沌相連帶的。不靠學力而自然有的有朝氣，有精神，是與喜歡輕舉妄動相連帶的。因其是相連帶的，所以嚴格地說，這種真率純潔，不一定是真正的真率純潔。這種自強不息，不一定是真正的自強不息。這種真率純潔及自強不息，亦是不可持久的。中國常語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它不畏虎，是因為它不知老虎會吃它。嚴格地說，它並不是勇敢，只是不知害怕而已。它不畏虎，是因為它不知害怕，所以到它知道害怕的時候，它也就畏虎了。它的不畏虎是不能持久的。
所以我們不能靠與渾沌有連帶的真率純潔，而要用工夫學力，造出真正的真率純潔。不能靠與喜歡輕舉妄動有關係的自強不息，而要用工夫學力，造出真正的自強不息。這是真正的，亦是可以持久的。
說到刺激性的問題，我以為凡是關於人的行為的事，我們不應該用有刺激性的話，刺動他的感情，使他有類似於衝動或盲動的行動。如果如此，那就是以別人為工具，以達到自己的一種目的。這種辦法，在政治社會方面，或者不容易完全避免，但在教育方面，這是應該完全避免，而且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我們說，在政治社會方面，不容易完全避免，並不是說完全不能避免。有人說，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就是把人當成人，不把人當成工具。在行民主政治的國家裡，我們不能說，沒有人靠刺激人的感情，以求政治上的成功。但與納粹法西斯國家比較起來，情形是有不同。我們只須把羅斯福、丘吉爾的演說詞，與希特勒的演說詞比較觀之，便可見其不同。希特勒的演說詞，大概含有刺激性的話最多。據說，他演說的時候，也是亂走亂跳，大叫大哭。羅斯福、丘吉爾的講演，大部分是報告事實，固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刺激性的話，但與希特勒的演說，是有性質上的不同。這也可以說是小節，但於這小節上，反映出民主政治與納粹法西斯政治的一個根本的差異。
民主的教育，是要教育出來獨立自主的人。每一個人遇事都有他自己的判斷。他不為別人的工具，也不以別人為工具。他遇事只管對不對，不管刺激不刺激。這是教育的理想，也是所謂學力工夫的功用。
論大學教育
清華大學自治會舉辦教育系統演講。「論大學教育」的講員是清華文學院長哲學教授馮友蘭先生。所記未經馮先生過目，如有錯誤概由記者負責。
記者冀新識
就常理說，大學的性質是什麼呢？大學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現在政府的人站在官場上，常常說大學是屬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實在不合理。大學不僅只是一個比高中高一級的學校，它有兩重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機關，一方面它又是研究機關；教育的任務是傳授人類已有的知識，研究的任務則在求新知識——當然研究也需要先傳授已有的知識。所以，一個大學可以說是一個知識的寶庫。它對人類社會所負的任務用一句老話說就是「繼往開來」。古人常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學問已專門了，所謂專門是對某種學問的一點特別精通；事實上對於各種學問都專門的人恐怕沒有，也沒有人這樣想，如果有，那個人一定是精神有問題。但是這句話可以改為「一事不知，大學之恥」。一個大學對它所在的那個時代所有的知識，都應該有人知道。從前常說三家村有一位教書先生，他就是那一村的知識顧問，凡是那一村的人在知識上有了問題都請問他，看他怎麼說。現在一個大學站在世界或國家的立場，也是一個知識顧問，也可說是專家集團。國家社會在知識上的問題，都可以找它來解決，如同找三家村的先生一樣。戰前中山大學才成立的時候，派人來平買書，琉璃廠書鋪的人問他要什麼書，他回答說「只要是書就要」。這話很有道理，一個大學什麼書都應當有，不管它是哪一方面的。因為這種性質，所以一個大學不能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嚴格說，一個大學應該是獨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現在世界的學問越進步，分工越精細，對於任何一種學問，只有研究那一種學問的人有發言權，別人實在說來不能對專門知識發言，因為他沒有資格。每一部分的專家如何去研究？研究什麼？他不能叫別人了解，也不必叫別人了解；他們研究的成績的好壞，只有他們的同行可以了解，可以批評，別人不能干涉。所以國家應該給他們研究的自由。因此，一個大學也可說是獨立的，「自行繼續」的團體。所謂「自行」就是一個大學內部的新陳代謝，應該由它自己決定、支配，也就是由它自己談論、批評，別人不能管。所以說大學不僅只是一個比高中高一級的學校。
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只在訓練職業人才。職業學校訓練出來的人，按理說一定有事情做——現在的社會一切都是亂的，自然不同。而大學就不同，它訓練出來的人自然有些是做事的，而大多數是沒有事情可做。望文生義，我們可以知道工學院畢業的人干工業，政治系畢業的人干政治，然而學哲學的幹什麼呢？世界上有各種職業學校，就是沒有「哲學職業學校」！所以大學不同於職業學校。人類所有的知識學問對於人生的作用，有的很容易看出來，有的短時間甚至永遠看不出來。就世俗說有些學問是有用的，有些學問就沒用；可是一個大學就應該特別著重這些學問，因為有用的學問已有職業學校及工廠去做了。「紅」的、有出路的學問大學應該研究；而「冷僻」的、沒有出路的學問，大學更應該研究。它所研究的不應問對「吃飯」「穿衣」有什麼用處，因為人類不只是吃飯、穿衣就夠了。
大學不是宣傳機關，它不在宣傳哪一種政治上的主義以及作用。方才說過大學是專家集團，當然對於任何政治理論都講，但不是宣傳哪一種主義，只要它能成為一種學問，一種知識，就可以研究它。
上面已經說過，大學既是教育機關，又是研究機關。但是它所教育出來的人是什麼樣呢？簡單說來，它所訓練出來的人也有特殊機能。但只有特殊機能還是不夠；所謂「特殊機能」就是「器」，如茶杯可盛水，凳子可坐；人如只有機能他就是一個「器」。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就是器，或者說他是大器，但無論如何大總是一個器。孔子說「君子不器」，現在可以說人不只是一個器。此處所謂「人」是合乎理想的人，不只是一個肉體的人。它不同於器，器是一種工具，別人可以利用它達到某種目的。一個人不是工具，除了有專門才能貢獻人類外，他還是一個「人」；「人」是什麼？如何成為一個「人」？所謂「人」，就是對於世界社會有他自己的認識、看法，對已往及現在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文學、美術、音樂等都能欣賞，具備這些條件者就是一個「人」。所以大學教育除了給人一專知識外，還養成一個清楚的腦子、熱烈的心，這樣他對社會才可以了解、判斷，對已往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才可以欣賞。有了清楚的腦、熱烈的心以後，他對於人生、社會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在接受已有的結論。一個學校如果這樣做，那就成了宣傳，訓練出來的人也就成了器。這是職業生和大學生不同的地方。
大學既是專家集團、自行繼續的團體，所以一個真正的大學都有它自己的特點、特性。比如我們說清華精神，這就是自行繼續的專家的團體的特性。至於它的特性是什麼，我們用不著說，因為不是討論清華精神的。由於一個大學所特有的特性，由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學生，在他的臉上就印上了一個商標、一個徽章，一看就知道他是哪一個學校的畢業生，這樣的學生才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教育部的人特別不了解這一點，認為大學是屬於高等教育司的一科，彼此沒有分別，不管什麼事就立一個規章令所有的大學照辦。比如一個學校應有的組織，有什麼職員，全是一樣。所有的大學硬要用一個模型造出來，這就是不了解大學是一個自行繼續的專家的團體，有其傳統習慣，日久而形成一種精神特點。
人生成功之因素
三種因素——才力命
在人生成功的過程中，須具有三種因素，這三種因素配合起來，然後才可以成功。
（一）天才。我們人生出來就有愚笨聰明的不同，而且一個人生出來不是白痴的話，一定會在一方面有相當聰明，而這種生出來就具有的愚笨聰明，無論什麼教育家以及教育制度也不能使之改變。換句話說，教育功用只能使天賦的才能充分地發展，而不能在天賦的才能之外使之成功。這正如園藝家種植種子只能使所種的種子充分發展，而不能在這種子充分發展之外使之增加。
（二）努力。無論在哪一方面成功的人，都要努力。如果非常懶惰，而想成功的人，正如希望蘋果落在自己嘴裡，一樣的不可能。
（三）命。這命不是一般迷信的命，而是機會，也可以說是環境。如一個人有天賦才能，並且肯十分努力，但卻仍需遇巧了機會。如果沒有機會，雖然有天資，肯努力，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提到機會環境，常會有人說我們可以創造環境，爭取機會，這當然是不錯的。不過，創造環境，爭取機會，卻包括在努力之中，而這裡所說的機會，乃指一人之力所不能辦到的而言。
以上所說的三種因素，可以自中國舊日術語用一個字來代表一下：天資可以用「才」字來代表；努力可以用「力」字代表；機會可以用「命」字代表。一個人要在某方面獲得成功，必得需有相當的才、力與命。一提到命，恐怕會有誤解。因為談到命的時候太多，例如街頭算命擺卦攤的談命，旅館住的大哲學家談命，而這裡所提到的命，卻與他們都不相同。在這裡所提到的命，乃是中國儒家所談之命，是與一般世俗所說的命不同的。
一般世俗所談的命，是天定的，就是我們人在生前便定下了一生的吉凶禍福。看相算卦可以知道人的一生吉凶禍福，我從來就不相信。據我看，這些都是中古時代的迷信，無論是在哲學上或是在科學上都是不合理的。
孔子、孟子所講的命，並不是這個意思，儒家所講的命，乃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變，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再重述一下，創造環境，爭取機會是屬於努力那方面。與這裡的命無關，不用再多論。現在還是討論命字，我們人在一生中總會遭遇到非一個人力量所能左右與改變的宇宙之事變。比如說，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的事變直到三十四年（1945年），經過八年間的抗戰，我們才獲得最後的勝利。日本人來侵略我們，我們不得已起而抗戰。這是非以一人之力所能改變的。更如現在世界戰爭雖然已經解決，然而仍有許多問題相繼發生著。為什麼我們生在這麼個時代？為什麼不晚生若干年，生在未來的大同世界中？此乃命。
以上才、力、命三者配合起來，三者都必要而不同具。也就是成功需要三者配合起來，沒有時固不成，有了也不一定成。如同學考試加油開夜車，但也許考不及格。也就是不用功不能及格，而用功，也不一定及格！這道理就是在邏輯學上所謂：必要而不同具。有些人常說不靠命，那麼他又在說創造環境爭取機會了。不過我已重述過，那是屬於「努力」方面的。
說起命來，我們活這麼大而不曾死了，命就算相當的好。我們要知道人死的機會太多了，在母胎中，也許小產未出世就死去，這個人能成功不？幼童病死，有什麼辦法？我們經了八年抗戰，經過戰爭、轟炸以及流亡，如今仍能參加夏令營，我們的運氣真好得了不得了。
成功的種類與配合成分
以下我們討論三者配合是否應該相等？也就是三者成分是不是應該每份都是百分之三十三點三？這回答卻是不應相等，也不能相等，而是以成功的種類不同而每種成分各有不同。成功的種數不外有三：
一、學問方面：有所發明與創作，如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
二、事業方面：如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事業家等。
三、道德方面：在道德上成為完人，如古之所謂聖賢。
以上列舉的三方面，以從前的話來講，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學問方面的成功是立言，事業的成功是立功，道德方面的成功是立德。除三種之外，也就沒有其他的成功了。因為這三種成功的性質的不同，所以配合的成分也就有了多寡。大致說來，學問方面「才」占成分多；事業方面「命」占成分多；而道德方面則是「力」占成分多。
學問方面的成功
學問方面，天才成分占得多。有無發明與創作是不只以得多少分數，幾年畢業所能達成的。而且，沒有天才，就是怎麼用功，也是無濟於事。尤其藝術方面，更是如此。所謂「酒有別常，詩有別才」。有些人致力於做詩，並做到十分的努力，然而他做出詩來，儘管合乎平仄，可是不是詩，那麼，他就是沒有詩的天資；但也許他在其他方面可以成功的。
事業方面的成功
事業方面，機會成分占得多。做學問，一人可以做到不需要別的人來幫助，而且做學問到很高深的時候，別人也幫不上忙。孔子作《春秋》，他的弟子們都幫不上忙。李白、杜甫作詩，也沒有人能夠給他們幫忙，我們更不能幫助科學家來發明。這大都需要他自己去做的。然而，在事業方面，並非一人之力所能達成：
（一）需要有許多人幫忙合作。如大政治家治政，大軍事家用兵等。
（二）需要與別人競爭。如打仗有敵手，民主國家競選總統，需要有對手。
總結一句話，還是事業方面成功，並非一人之力所能達成。如做一件事，需有多人幫忙，幫助他努力爭取，同時，需要對手比他差，才能成功。有時他成，可是遇到的對手比他更成，那時只好失敗；有時他不成，可是遇到的對手比他還不成，那時他也能成功。我們從歷史上來看，例子很多。比如項羽能力大，偏偏遇到的對手劉邦比他還高明，所以他只好失敗。我們看看「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時不利兮」，他毫無辦法。有些庸才，偏偏成功，史冊上很多，不勝枚舉。
現在讓我提一個故事，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有這麼一段記載：有一個棋迷，有時贏，有時輸。一天他遇到神仙，便問下棋有無必贏之法。神仙說是沒有必贏之法，卻有必不輸之法。棋迷覺得能有必不輸之法，倒也不錯，便請教此法。神仙回答說：不下棋，就必不輸。這個故事講得很有道理。一切事，都是可以成功，可以失敗，怕失敗就不要做。自己棋高明，難免遇到比自己更高明的對手，則難免失敗；自己棋臭，也許遇上比自己棋還臭，臭而不可聞的對手，這時便也可成功，其他事業也是如此。
道德方面的成功
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得多。只要努力，不需要天才，不需要機會，只靠大部努力便能在道德方面成為完人。這是什麼道理呢？也就是為聖為賢需如何？很簡單，只有「盡倫」。所謂「倫」即是人與人的關係，從前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現在不限定五倫。如君臣已隨政體的變動而消失。不過人與人的關係卻是永遠存在。例如現在稱同志，也是人與人關係的一種。為父有其為父應做之事，為子有其為子應做之事，應做的就是「道」。所謂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也就是每個人都有他所應做的事。做到盡善盡美，就是「盡倫」。用君臣父子盡其道來比喻，名詞雖舊，但意思並不舊。如果以新的話來講，就是每個人應站在他的崗位上，做他應做的事。那麼，為父的應站在為父的崗位上做為父應做的事，為子的應站在為子的崗位上做為子應做的事，等等。所以名詞新舊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意思不舊即可。我們不能為名詞所欺騙。有許多人喜歡新名詞，聽到舊名詞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等，立刻表示不贊成。若有人以同樣意思，改換新名詞，拍案大聲說：「每個人應該站在他的崗位上，做他應做的事。」於是他便高高興興地表示贊成了。
道德方面的成功，並不需要做與眾不同的事。而且，「才」可高可低，高可做大事，低可做小事，不論他才之高低，他只要在他的崗位上做到盡善盡美，就是聖賢。所以道德方面的成功，不一定要在社會上占什麼高位置，正如唱戲好壞，並不以所扮角色的地位高低做轉移。例如梅蘭芳，並不需扮皇后，當丫環也是一樣。再者，道德方面的成功也與所做的事的成功失敗無關。道德行為與所做之事乃兩回事，個人所做之事不影響道德行為的成功。如文天祥、史可法所做的事雖然完全失敗，但他們道德行為的價值是完全成功的。更進一步來說，文天祥、史可法如果成功，固然是好，但所做的事成功，對他們道德行為價值並不增加，仍不過是忠臣；同時，他們失敗，對他們道德行為價值也不減少，仍不失為忠臣。因此道德方面的成功不必十分靠天才，也不十分靠機會，只看努力的程度如何；努力做便成功，不努力做便不成功。這種超越天才與機會的性質，我們稱它為「自由」，是不限制的自由，並不是普通所說的自由。「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我們不能說：「人皆可以為李杜」或「人皆可以為劉邦、唐太宗」。諸位於此，會發生兩個誤會：
（一）道德上成功與天才機會無關，那麼自己不管自己天資如何，同時，也不必認真做自己所做的事，只要自己道德行為做到好處就成了。不過這是錯誤的。一個人做事如文天祥、史可法做事，盡心盡力到十二分，則雖失敗，亦不影響其道德方面的成功，但他們不盡心盡力，失敗固非忠臣，成功也屬僥倖，因為他們的「努力」程度影響了他們道德方面的成功。
（二）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劃分，實際上乃為講解方便，其實立德非另外一事，因為立德是每個人做其應做之事，當然立言的人在立言之時，可以立德，立功的人在立功之時，也可以立德，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立德，所以教育家鼓勵人最有把握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立德與立言、立功是分不開的。
論信念
在邏輯里，我們講所謂「必要條件」與「充足條件」的分別。一個人得了傷寒病，他即發熱。得傷寒病即足可以叫他發熱，但他如不得傷寒病，他不一定不發熱。他雖不得傷寒病而得了瘧疾，重傷風等，他照樣要發熱。得傷寒病是他發熱的充足條件。一件事情的充足條件，對於一件事情，用中國古名學的話說，是「有之必然，無之不必不然」。
一個人必須吃東西，他才可以生存。但僅只吃東西他還不能生存。譬如一人能吃東西而不能睡覺，他還是非死不可。吃東西對於一件事情，用中國古名學的話說，是「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
社會上的事情都是很複雜的。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許多必要的條件。這許多條件中的每一件，對於這一件事情的成功，都可以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足的。有了這一件條件，這一件事情，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沒有這一件條件，這一件事情一定不能成功。
不分清楚，或分不清楚以上所說的分別，往往有許多不必要的爭執。有許多人以為一件事情成功的必要條件，亦必須是他的充足條件，如其不然，他們即以為這條件亦不是必要的。我們常聽說「教育救國」「科學救國」，以及許多類乎此的口號。就這些口號的本身說，是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即是教育，科學等對於救國，都是必要的條件而不是充足的條件。沒有這些東西，國必不救，但專靠這些東西中的任何一個，國不必救。喊這些口號的人，對於這一點，不見得都清楚，而聽這些口號的人，對於這一點，更見得糊塗。一個辦教育的人，或提倡科學的人，談起教育或科學的重要來，好像是專靠他那一行，即可救國。而社會上常有些人說，中國辦新教育數十年，而現在國家還是這個樣子，教育必有毛病。我們不敢說中國現在的教育沒有毛病。不過這些人的說法，不能證明中國現在的教育必有毛病。因一個國家沒有好的教育，固然是不得救，但只有好教育，一個國家不一定得救。我們可因一個國家沒有好教育而斷其必不得救，但不能因一個國家不得救而斷其必沒有好教育。
信念對於人的有些行為的成功，亦是必要的條件，雖不是充足的條件。譬如有兩個人，一個人相信明天下雨，一個人相信明天不下雨，明天究竟下雨或不下雨，他們的信念，不能有什麼影響，因為下雨不下雨是自然界的事情，並不是人的行為。若這兩個人之中，一個人相信他自己能跳過一個三尺寬的溝，一個人不相信他自己能，或相信他自己不能，在實際跳的時候，第一個人可以跳過去的成分，要比第二個人大得多。
我們現在抗戰建國的工作，是中國四千年來一件最大的事，亦是一件最複雜的事，其成功所需要的條件，真是千頭萬緒。這些千頭萬緒的條件，可以都是必要的，而沒有一條件是充足的。在這些許多必要而不充足的條件中，有一個條件即是：我們必須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
這個信念對於抗戰建國是必要的條件，而不是充足的條件。何以是必要的？因為打仗是需要頂大的犧牲的，一個光明的將來可以使大多數的人於困苦中得安慰，於犧牲中得勇氣。這些安慰勇氣，都是繼續抗戰所必需的。但將來的事情的如何，是不可以用理論證明的。我們固然不能確切地用理論證明中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我們亦不能確切地用理論證明明天不是地球末日。在這些地方，我們所靠的是信念。有些人覺得必須用理論證明中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像算學一樣的精確，他才可以不悲觀。他不知將來的事都是不能確切地用理論證明的。關於社會方面將來的事，更不能確切地用理論證明。而社會方面將來的最大最複雜的事，尤不能確切地用理論證明。
我們對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須有信念，而這種信念，即是抗戰勝利及建國成功的一個必要的條件。但這並不是說，只要我們有這個信念，我們即可坐而達到我們的希望。我們要知道這件頂大頂複雜的事的成功，需要許多條件，這個信念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沒有它固必不行，但有了它亦不必行。我們還須努力使別的條件也都實現，許多條件合起來，才能充足地使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從另一方面看，所謂敗北主義雖不是失敗的必要條件卻是失敗的充足條件。若我們對於抗戰建國的前途，不信其能成功，而信其必失敗，則我們即是敗北主義者。這亦是信念，因為此所說失敗亦是將來的事，亦是不能用確切的理論證明的。抗戰建國本是我們的事，其成功本靠我們的努力，我們多努力一分，他的成功的成分，即大一分。若我們預先相信我們不能成功，則我們的努力自然差了，我們更可以想，努力亦是白費，因此即不努力了。如此，當然必定失敗。固然不持敗北主義者，亦不一定不失敗，所以敗北主義，不是失敗的必要條件。但如上面所說，專是敗北主義即可致失敗，所以敗北主義是失敗的充足條件。
我們可以說，我們若相信，我們必勝，我們固不必勝，但我們若相信，我們必敗，則我們當然一定敗。我們若相信我們必勝，我們雖不必勝，但已距勝近了一點，因為我們已經實現了勝的一個必要條件。《益世報》的創辦人，雷鳴遠神父說，有些外國人問他，你相信中國能勝嗎？雷神父回答：「我敢打賭，中國若不勝，把我的頭砍了。」若個個中國人都有雷神父的這個信念，中國的勝利，已有幾分把握。
我的讀書經驗
我今年八十七歲了，從七歲上學起就讀書，一直讀了八十年，其間基本上沒有間斷，不能說對於讀書沒有一點經驗。我所讀的書，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別是哲。我的經驗總結起來有四點：（一）精其選，（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
先說第一點。古今中外，積累起來的書真是多極了，真是浩如煙海。但是，書雖多，有永久價值的還是少數。可以把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要精讀的，第二類是可以泛讀的，第三類是只供翻閱的。所謂精讀，是說要認真地讀，扎紮實實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所謂泛讀，是說可以粗枝大葉地讀，只要知道它大概說的是什麼就行了。所謂翻閱，是說不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不要一句話一句話地讀，也不要一頁一頁地讀。就像看報紙一樣，隨手一翻，看看大字標題，覺得有興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沒有興趣的地方就隨手翻過。聽說在中國初有報紙的時候，有些人捧著報紙，就像念「五經」「四書」一樣，一字一字地高聲朗誦。照這個辦法，一天的報紙，念一年也念不完。大多數的書，其實就像報紙上的新聞一樣，有些可能轟動一時，但是曇花一現，不久就過去了。所以，書雖多，真正值得精讀的並不多。下面所說的就指值得精讀的書而言。
怎樣知道哪些書是值得精讀的呢？對於這個問題不必發愁。自古以來，已經有一位最公正的評選家，有許多推薦者向它推薦好書。這個評選家就是時間，這些推薦者就是群眾。歷來的群眾，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書，推薦給時間。時間照著他們的推薦，對於那些沒有永久價值的書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價值的書流傳下來。從古以來流傳下來的書，都是經過歷來群眾的推薦，經過時間的選擇，流傳了下來。我們看見古代流傳下來的書，大部分都是有價值的，我們心裡覺得奇怪，怎麼古人寫的東西都是有價值的。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他們所作的東西，也有許多沒有價值的，不過這些沒有價值的東西，沒有為歷代群眾所推薦，在時間的考驗上，落了選，被刷下去了。現在我們所稱為「經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書都是經過時間考驗，流傳下來的。這一類的書都是應該精讀的書。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這些書之中還要有些被刷下去。不過直到現在為止，它們都是榜上有名的，我們只能看現在的榜。
我們心裡先有了這個數，就可隨著自己的專業選定一些須要精讀的書。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讀，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只能讀一本書，一本書讀完了才能讀第二本。在讀的時候，先要解其言。這就是說，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語言。語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別。就中國的漢語籠統地說，有現代漢語，有古代漢語，古代漢語統稱為古文。詳細地說，古文之中又有時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兩漢的古文，有魏晉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國漢族的古書，都是用這些不同的古文寫的。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漢字寫的，但是僅只認識漢字還不行。我們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寫的書，古人也不會看懂我們現在的《人民日報》。這叫語言文字關。攻不破這道關，就看不見這道關裡邊是什麼情況，不知道關裡邊是些什麼東西，只好在關外指手畫腳，那是不行的。我所說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這一道語言文字關。當然要攻這道關的時候，要先做許多準備，用許多工具，如字典和詞典等工具書之類。這是當然的事，這裡就不多談了。
中國有句老話說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思是說，一部書上所寫的總要比寫那部書的人的話少，他所說的話總比他的意思少。一部書上所寫的總要簡單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說的話那樣囉嗦。這個缺點倒有辦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囉嗦就可以了。好在筆墨紙張都很便宜，文章寫得囉嗦一點無非是多費一點筆墨紙張，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盡意那種困難，就沒有法子克服了。因為語言總離不了概念，概念對於具體事物來說，總不會完全合適，不過是一個大概輪廓而已。比如一個人說，他牙痛。牙是一個概念，痛是一個概念，牙痛又是一個概念。其實他不僅止於牙痛而已。那個痛，有一種特別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範圍，有一定的深度。這都是很複雜的情況，不是僅僅牙痛兩個字所能說清楚的，無論怎樣囉嗦他也說不出來的，言不盡意的困難就在於此。所以在讀書的時候，即使書中的字都認得了，話全懂了，還未必能知道作書的人的意思。從前人說，讀書要注意字裡行間，又說讀詩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這都是說要在文字以外體會它的精神實質。這就是知其意。司馬遷說過：「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語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達出來的。如果僅只局限於語言文字，死抓住語言文字不放，那就成為死讀書了。死讀書的人就是書呆子。語言文字是幫助了解書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個意思以後，最好扔了拐棍。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得意忘言」。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過河拆橋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讀書中，就是要過河拆橋。
上面所說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外，還可再加一句「意不盡理」。理是客觀的道理，意是著書的人的主觀的認識和判斷，也就是客觀的道理在他的主觀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觀客觀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總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觀上的反映、體會和判斷，和客觀的道理總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錯誤。所以讀書僅至得其意還不行，還要明其理，才不至於為前人的意所誤。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當然也是主觀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觀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較，互相補充，互相糾正。這就可能有一個比較正確的意。這個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處理事務，解決問題。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裡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讀書到這個程度就算是能活學活用，把書讀活了。會讀書的人能把死書讀活；不會讀書的人能把活書讀死。把死書讀活，就能把書為我所用，把活書讀死，就是把我為書所用。能夠用書而不為書所用，讀書就算讀到家了。
從前有人說過：「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觀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為參考，這就是「六經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觀的道理，甚而至於沒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語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經」。只有達到「六經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