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第五章 在缺失不確定性條件下的變化和進步
現在我們轉到理論經濟學的第三大分支，即對因為財貨製造、又因為欲望的增加而引起的資源增加過程中資源利用的研究，以及在消費品製作過程中，對資源的使用所作抉擇的研究。這三個理論問題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既複雜又含糊，所以一直是經濟思想中大量錯誤的緣由。第一個問題是，在滿足既定欲望的過程中，對給定財貨的利用 （始於給定財貨的分配及自由交換），以及在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中形成的市場價格理論。除了決定給定儲存財貨和過去生產的產品的分配以外，市場價格同時還表明，按照解決第二個問題時所指出的資源分配的條件，對不同財貨相對重要性的社會評估。在理論的第一部分，我們還沒有開始對生產品的研究，因為已經發生的成本並沒有對價格產生影響，這正如傑文斯所說的：「過去的就永遠過去了。」
第二個問題研究的是在滿足既定欲望時，在所使用的物品的生產中（一直依據市場價格原理）對給定生產資源 的使用問題。這一問題現已作為靜態社會或是「靜態」問題（static state）而為人所知，並且具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只與生產服務的價值相關；第二個方面則是特殊消費品的價值問題，其中涉及進入消費品的生產服務的價值，或生產服務的成本；這就是消費品的長期價格或規 范價格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正如馬歇爾所說，這是相互交叉的兩種分類問題。第一個問題的分類以消費品為基礎，表示一個商品的價值等同於包含在商品中的一批生產服務的價值。第二個問題的分類以生產服務為基礎，表示每單位生產服務的價值等同於在製作消費品時所使用的每種消費品的那部分相應價值。前一個問題是長期 「價值」問題，後一個則是短期 「分配」問題。被研究的消費品（價值）供給的變化 ，與生產的固定 條件相關，其中尤其包括了固定供給和生產資源的組織方法。
第三個問題通常也與這兩類價值和分配現象有關。財貨「供給與需求的基本條件」的變化，引起了馬歇爾所謂的「規範價格的長期變化」。但是，容易發生變化的主要的「基本條件」是不同生產服務的供給，即生產服務的供給顯然直接影響了生產服務的價格，即分配的份額。我們的討論與馬歇爾一樣，實際上局限於這種更為簡單和直接的結果，即分配條件的改變，以及趨向於均衡的趨勢。 ［1］
首先，讓我們試著清楚而準確地對進步所涉及的問題進行系統闡述。在我們的研究中要加入什麼新的變量？什麼是「供給與需求一般條件」的確切含義？或者，什麼是我們先前分析所假設的「在滿足給定欲望所使用的給定資源」的含義？最後，為了使我們所研究的社會更接近於現實，我們需要加以考慮的這些要素有了 什麼變化？馬歇爾，這位在我們現在的研究中尤為注意、超過了其他任何人的作者，即使不說是在逃避的話，似乎也是在避免明確地回答這一問題。他一度已開始了對生產要素的逐一研究，但立刻又用上面所引用的綜合性表述中斷了這種研究。 ［2］ 一系列眾所周知被排除在外不加考慮的靜態或動態要素是由J. B. 克拉克教授提出來的，在美國，克拉克教授的名字尤其與靜態和動態問題的對比聯繫在一起。克拉克教授提出了進步的五個要素： ［3］ （1）人口的增長；（2）新資本的積累；（3）技術的進步；（4）商業組織方式的改變；（5）新欲望的出現。西格教授對這一排列作了修改，按筆者的觀點，西格教授的改動使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因為他將第三和第四要素合併起來，並增加了一個新的要素，即自然資源的減少或新的自然財富的發現。
如果我們首先分別考慮財貨供給與需求的條件，將會有助於澄清一些問題。需求條件看來應該包括以下基本事實在內：
1．作為消費單位的人口；要對它的數目以及有關年齡、性別和種族等具體構成進行考慮。
2．人口的心理屬性，即人口對所有種類的物品的消費行為態度，這一行為態度是指遺傳的「本能」（無論何種意義上這種本能都存在）以及習慣、風俗、嗜好、標準、道德觀念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的「社會傳承」，當然，也包括對商品真實屬性的實際知識或看法。在這裡，我們還必須將任何制度因素包括在內，如某些人的消費是 由其他人所控制的，像父母的權威和節約法令，等等。
3．人口的貨幣收入與積累的量和分配 有直接的關係。在均衡調整中，收入以及收入的分配最終取決於財貨供給與需求的全部條件，尤其是社會中生產資源的量和生產資源的分配。必須記住的是，競爭調整的最終結果取決於所有這些方面的最初的情況。
4．為完美起見，考慮與作為消費單位的人口的地理分布相關的已知事實也是重要的；當然，人口的地理分布是由生產資源的分布和影響到居住的環境條件所決定的。這裡的差異也會對整個組織產生出繁複多歧的結果。
給定的供給條件尤其包括生產諸要素的供給，但也存在其他重要的需加以考慮的因素。我們將這些因素分類如下：
1．人口的考慮，包括勞動力、勞動人數以及組成。
2．先天的或後天養成的對生產活動的心理或行為態度、嗜好、偏見等。
3．直接的貨幣收入及其分配，以及最終每種生產資源所有權的分配。在這一方面，個人能力和生產財產間不存在差別。很明顯，收入影響到從事生產活動的意向，並且成為獨立於嗜好的一種變量。
4．雖然本條在邏輯上置於第3條之後，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第3條的必然結論，我們還是根據私人財產的意義和內容，分別說明制度的情況。這裡的制度與以下所有事實有關，（a）對生產服務使用的控制，以及（b）對收入的有效控制和強制權利。但在個人權力和其他生產要素間，仍然不加以區別。
5．現存物質生產要素的量和形式。迄今為止，在靜態條件下 所討論的這些要素僅僅包括狹義的自然要素，或無論何種同樣的東西，即從上幾輩傳下來的工具，並且這些要素既沒有過時不能用，也沒有什麼改進。
6．生產要素的地理分布。
7．技藝的狀況；技術和商業組織的發展，等等。
將兩組因素合併起來，並去掉重複的內容，我們就能發現下列我們必須加以研究的因素，即變化或變化的可能性等因素：
1．人口，數量和構成。
2．人口的嗜好和意向。
3．現有生產能力的量和種類，包括
a．人的各種力量；
b．物質諸要素；
i．天然的。 ［4］
ii．人工生產的。 ［4］
4．這些要素所有權的分配，包括人控制人或控制物的所有權利。（由法律或道德觀念所實施的客觀的控制很難與第2條中的嗜好和意向區別開來。）
5．人與物的地理分布，這種分布狀態必然和技術狀況有緊密的關聯。
6．技藝的情況；關於科學、教育、技術和社會組織等等的全部情況。
為使體系完備，我們需要對這些要素中每一個要素的可能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價值和分配現象的關係，以及消費品和生產服務的價格進行全面考察（還要對它們與資本化率以及生產要素的銷售價格進行考察）。然而，對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我們不能在這裡多作考慮。我們只能指出這些變化的某些更重要的價格含義，並且作出對闡明理論之晦澀似乎具有特別意義的評論。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真正意義深遠的變化結果不是變化本身的結果，而是這一變化中的世界所包含的不確定性的結果。如果任何一種變化或所有這些變化有規律地發生，那麼，不管這種變化是漸進的或周期性的，還是按照無論什麼已知的規律發生的，變化在價格體系和經濟組織中的結果都可以進行簡單的處理。通過現在價值與未來價值的交換機制，所有的變化在發生之前，在一段不確定的時間裡都不會充分加以「考慮」。這樣，變化就不會擾亂人類的計算，也不會毀壞通常存在的可選擇之物的完全均等。因此，如果可以預見的話，變化根本不會對生產服務的完全競爭前提有所妨礙，只是由於不存在利潤，變化尤其會使成本與價值切實相等。
事實上，在商品生產和消費的一般條件下，依據消費品價格而產生的變化的結果，既沒有這麼明顯，也沒有這麼複雜，也無法對其進行實際預期，因此，我們似乎並不值當對其進行系統的分析。我們的討論差不多將完全局限於分配理論中。我們也要指出，在這一領域中，我們通常能對漸進的 變化進行充分的預測和考慮，在短期內，這種變化的結果通常也不重要。相對來說，這種變化在競爭性調整中產生的干擾也較少，也不是意義重大的利潤來源。恰 恰相反，意義重大的干擾和利潤的來源是短期的，是一種穩定的波動，是一種無規律可循的漸進變化，但不是變化本身。人口的增加和新資本的積累在任何可估量的範圍內都不會是干擾因素，由發明和改良引起的干擾是由於發明和改良發端時的局部性（local）和爆發性，而不是由於一般的趨勢。
在討論短期分配理論時（生產要素固定供給條件下的分配），我們反覆強調過，生產要素的一般性分類缺少一個令人信服的基礎，無論從傳統的三要素分類法還是從其他任何方法來看，情況都是這樣。這就是說，在需求方面，由於無數細微的程度差別，需求各有相似與不同，儘管從短期看，供給的條件——現有的已知的量——明顯是相同的。然而，從長期的觀點來看，供給中存在的真正的差異，會引出供給變化的新問題。供給條件中的這些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沿著三分法的思路，為合乎邏輯地進行分類提供了一個基礎。從表面上看，我們也有理由承認這三種在類型上有差異的供給條件。首先，我們看這樣一種要素，這種要素的供給在長期內永遠都是既定的，這種要素具有既不增加、也不減少，既不能改善也不會變質的屬性。傳統上對土地的定義符合這種描述。（在這裡，我們不提是否有任何可以適用這一定義的東西存在的問題。）其次，在供給已成為供給服務價格的確定函數的條件下，某些生產物品可能、也明顯可以用與生產消費品的同樣方式隨意地再生產。傳統的資本觀點賦予了它這樣一種特性。（至於這一觀點正確與否，我們這裡仍然不作評斷。）最後，其他要素的供給或許是可變的，但不是價格的函數，或者，並不以直接的方式與價格產生聯繫。在這一方面，對勞動長期供給的傳統分析（其中的優秀之處 留待稍後考察）也使勞動與其他諸種生產力量有了區別。這種傳統分類，即使從長期觀點看，也不能令人非常信服地接受，隨著我們討論的深入，我們將對其進行詳盡評價。但是，傳統分類表面上的一致以及它在人們的思想和科學術沿體系中已經得到確立這一事實，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拿它當作分析起點的正當理由。
任何特殊變化的結果所造成的支脈紛衍和相互聯繫，最終都會變得相當複雜，直到我們對調整的每個方面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我們才能將這些支脈和聯繫弄個水落石出。這明顯與所謂靜態特性的第一條相符合。歷史地看，人口問題的討論，是通過人口與勞動供給的關係，再聯繫與工資理論相關的分配進行的。當然，人口的增長就是對財貨的需求的增長，因此，也是包括勞動本身在內的任何生產服務的需求的增長。但對任何生產服務的需求最終取決於兩個因素，即行業的全部產業和相關服務在增加產出方面的相對重要程度。根據收益遞減規律及以此規律為基礎的具體的生產力理論，勞動供給的相對增加將使這一行業產品的增加在比例上相對減少，而且還會降低相對的勞動生產力。這兩種結果都趨向於降低人均工資。同樣的推理適用於勞動，也適用於其他生產服務。
在經濟學討論中，由於對分配的份額給出了不同的含義，所以引起了許多混亂。比如，我們談到了工資，如前文所說的人均工資，就與生產它們的具體要素相關的其他諸種收入相類似。根據坎南的觀點，分配的問題應稱為「偽分配論」（pseudo-distribution） ［5］ ，這似乎是一個不太恰當的用詞，但這確實也是我們最感興趣、最直接的 一個問題。由李嘉圖領頭的古典經濟學家們，通常將注意力集中在所討論的「要素」所獲得的全部社會產出這部分問題上。另外可能的含義顯然是指，用絕對術語單位量度的一種「要素」的積累額。
一種要素的增加（指一組實際上可相互交換的生產單位），取決於該要素將獲取的一部分社會收入，取決於該要素按已有的大致比例應用於其他要素時所實現的收益遞減比例。如果總產量的增長接近於與要素的增長相稱（請記住，不能等於或大於），那它的部分分配額將會增加；如果過分低於要素的增長，其分配額將會下降。除非產出的減少與要素的增加在比率上相等或更大，否則，相對於要素下降的總收入的絕對份額，將會增加。然而，這兩點都與我們當前關注的問題相去甚遠。如果每單位收入是已知的，那麼，要素的相對份額和絕對份額當然就會間接確定下來。
顯然，任何生產要素的量的變動，將通過它對收入的影響，在對財貨的需求上反映出來，並且最終會影響到產業組織和價格體系的幾乎每一個方面。消費品價格中的這一變化結果就是馬歇爾所謂的規範價格的長期變化。如果這一變化確實可能發生，那麼，在理論抽象中對這些變化進行討論似乎沒有什麼益處。唯一值得一說的一般性看法是，在其生產中由任何具體要素占支配地位的物品的生產，在其他投入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該要素供給的增加，該物品的價值趨向於下降。
進步理論中真正的難題並不與諸種具體變化的結果太過相關。這些結果雖然複雜，但也能藉助於市場原理，即供需「法則」，勾畫出來。困難來自於對變化本身的預測。什麼是生產服務的供給條件？不同服務的供給中，哪種變化可以進行理性的預期？這些變化趨向 於什麼目標或均衡點？這一問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正是這些經典分配理論排除在外的終極均衡水平，才是我們要弄明白的事情。按照我們的看法，古典經濟學對這些均衡條件的含義理解有誤，均衡條件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或許被估計太高。早期作者將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均衡條件視為是某種意義上與消費物品的生產和消費、成本和價值之間的規範價格均衡相類似的事情。它們的「靜態狀態」如果不是社會的實際狀況，也是一種持續地接近於靜態的狀況。 ［6］ 正如實際情況所要求的，一旦我們認識到，均衡是一種不明確的東西，而且通常在未來也會有很大的差距，那麼，它在理論中的作用就非常不同了。均衡的條件只能視為是一種特殊趨勢的理論性結果，它在任何程度上都能加以修正，或者由於其他趨勢的影響而發生逆轉，或是其條件在接近業已形成的均衡很久之前，由於不可預見的發展情況而完全被改變。因此，在特定條件下，均衡實際上不是可預期的一種結果；對所有事情未來過程的具體預期，必須考慮到起作用的所有趨勢，並估計出它們的相對重要性；另外，我們還必須一直為不可預見的各種影響留下寬鬆餘地。事實上，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不同進步因素的相互關係是如此之複雜，對它們的作用我們了解得如此之不確，其作用又受到如此多的未知變量的影響，以致任何延續到未來的明確的預測，都是絕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轉而研究影響進步諸種變量的條件，以及與每種進步相關的所預期的諸種變化的問題，我們可以再次從人口因素開始分析，並將前面所列內容從頭到尾討論一遍。當然，這一計劃並 不是將理論前提隨便地考察一番，而是要嚴謹地探究一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現實。在這一過程中，唯一武斷而不現實的因素就是對明顯占主導地位的特徵的選擇，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話，為了確定其各自內在的趨勢對這些特徵的離析。這種研究所得的結果與所有的理論推論——所有一般性原理——一樣，我們不能不加鑑別地運用局部真理，而必須根據情況對其進行組合，並補充一些經驗數據。歷史人口理論或稱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將勞動力描繪成等同於在固定成本條件下所供給的一種商品。相應地，工資也一直趨向等同於這一成本——即維持一個靜態人口的（實物的或商品的，而非貨幣的）成本——的均衡水平。當然，其前提條件並不是指，勞動力的生產是以金錢利潤為動機而發生的， ［7］ 而是指，這是人口生理一心理規律的結果，在這裡，供給是以一種完全相似的方式發生變動。工資趨向於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實際上是根據人口不斷感受到生活必需品供給的壓力這一趨勢而作出的自然而正確的推論。 ［8］
人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早期勞動成本理論的經不起推敲之處，因此該理論讓位於生活水平理論，生活水平理論的正確性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即當工資水平發生變化的時候，生活水平依然是固定不變的。古典經濟學家認識到，勞動供給的增加將引起食物供給的增加，但他們卻堅持認為，食物供給的增加將以一種更小的比例增長（馬爾薩斯的算術級數增長被後來的幾何級數增長所替代，後來又被穆勒科學的收益遞減原則所替代）。
穆勒也認識到，如果工資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不可能固定不變，但他卻對工資的永久性提高非常悲觀（事實上比馬爾薩斯更悲觀），因為，除非在實際工資和控制人口的心理水平之間產生出一個巨大的差距，並維持住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否則對工資永久性提高的說法，只能持悲觀態度。實際情況似乎是這樣，如果通過產業的綜合改良或者大量新的自然資源的開發，工資突然提高了，人口當然將會增加，但是，限制人口增加的心理水平線同時也會上升。因此，新的均衡由於工資水平高於舊有水平而得以確立。歷史數據也具有這一特點。現代產業時代始於邁向歐洲文明的大量新區域的出現，儘管現在步伐已經放緩，但自那時以來，這一運動一直在持續進行。或許，技術的改良直到現在都在加速進行。當今世界的歐洲人口已經翻了四五倍，平均生活水平（如果我們能為這一概念給出確切含義的話）也提高了很多。相對而言，這兩種變化的量都是無法量度的。筆者的觀點偏向於馬爾薩斯，認為他對自己假設所作的證明從整體上看是合理的。兩種變化確實都還在蓬勃 向前發展。 ［9］
我們已經在前面談到了古典經濟學推論中最為嚴重的疏漏，就是在解決長期調整的時候，忽略了時間長短的討論。這樣，不僅是大量的「其他事情」（other things）會妨礙事物的邏輯進程，而且，在任何給定時間裡都把均衡的條件看成是一種近似性描述，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產業社會中人口仍在繼續急劇增長的事實證明，工資水平一直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遠遠高於心理最低水平。就算在其他事情仍然不變的條件下，對引起均衡調整所需要的時間長度進行考慮，也是毫無根據的。除非我們準確地知道當前工資水平和心理最低水平有多大的差異，否則，系統闡述均衡的條件，從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的，再者，也不可能系統闡述兩者的相對變化率，以及據此相對變化率兩者之間日益減小的差異。
在本書簡要的概觀中，並不要求對人口的實際構成的變化進行詳細的討論。這裡值得注意的主要事實是，人口增加和人口減 少之間的差異，以及由於向內移民、向外移民和國內人口流動而造成的諸種變化。如果我們並沒有對在市場上有效地顯示出來的所有人類利益進行抽象，並假設人們有完全的信息溝通和移動的自由，那人口遷徙的諸種因素很快將達於均衡。
第二個進步的變量是心理因素，即人們的傾向和嗜好。與人口的數量和構成一樣，心理因素也對我們所討論的消費和生產的條件產生影響。當然，變化和大的變化發生在對消費品的欲望以及對不同生產活動的態度上。 ［10］ 這些變化多數都不能作為價格函數進行分析，也不能對其均衡條件進行系統闡述。它們仍然屬於外部干擾原因，很少能預測，尤其是在生產方面。有些趨勢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如「城市的誘惑」，就是以農業為代價而對工業生產的增長產生影響。在美國，對白領工作非理性的偏好使機械工人的工資高於需要更多能力和教育才能勝任的文員的工資。其他的偏好和風行一時的特定工種，因為我們僅僅指出它們是經濟過程中的部分給定條件，它們的變化會產生出繁複多歧的後果，從而肯定被忽略了。所有這些考慮都適用於財產的使用和個人權力，儘管是在一個極低的程度上。
在消費方面，存在一個非常重要且更經得起科學分析檢驗的問題，儘管對此問題的研究仍然很不牢靠。我們這裡談到的是一個常見的事實，即憑藉私人企業的開發、創造或引導消費欲望而產 生的對經濟資源的使用，也就是廣告這一現象。 ［11］ 通過發布廣告，不論是傳播信息還是僅僅是勸誘，其價值的增加都與任何其他形式的生產，或者說「效用的創造」，有相當的相似之處。這種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其他商品上轉移過來的，但是，這種增加在一定範圍內是對競爭商品的實質性詆毀的結果，也只被看成是廣告商品中的附加效用而已。 ［12］
當然，創造欲望的企業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或「風險」。但與其他諸種變化相比，其行為的結果在一定範圍內顯然是可以預見的，競爭將使收益與其他領域中的收益相等。因此，在整個體系範圍之內，成本將等同於價值，無利潤調整的情況將會出現。不論欲望的創造是否受制於收益遞減規律，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都將會趨向於均衡，在均衡點上，將不再產生收益遞減，或者不管欲望的創造是否是導致持續變化的恆久的內在緣由，都是一個我們不能 根據其是非曲直進行討論的問題。筆者的推測偏向於後一種選擇。
至於第三種進步的因素，即從供給變化的角度考慮的與這些資源的分類相關的第一個問題，是現有生產資源的量。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按傳統的三分法思路才能對差異有所認識，但我們必須強調指出，這些差異被過分誇大了，因此，按傳統思路，我們無法繼續進行確切的分類。 ［13］
勞動供給的長期條件由兩個因素組成：第一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人口。第二個是廣義的教育因素。我們說，導致生產效率增長的訓練，明顯與物質生產要素、或者與通過資源從當前的消費性使用轉而創造出的資本品相似。甚至人口本身，如我們上文所評述的，在社會各階級主要通過勞動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也要取決於對金錢利潤的考慮。因此，勞動與資本的區別，顯示出一種逐漸消失的趨勢。實際上，一定程度的區別仍然存在。技術訓練不能出售或租用而與其所有者分離開來，也不能在任何直接意義上超出其所有者的工作生命而長存下去。至少，資本更不會附著於其所有者身上（要知道從來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分離）並永遠發揮作用。另外，教育投資也更多地受到逐利動機以外的其他動機的影響，因此，教育投資並不能通過有效競爭將其回報調節到與其他投資形式的回報接近相等的地步。 ［14］ 改善人的能力方面的投資更是一個長期的 問題，但它並不像其他許多形式的投資那樣，能預見好前途；但從其他方面看，人力投資很容易受到極度的不確定性的影響。畢竟，就像在不同情況或種類的勞動生產之間，以及在各種各樣的物質產品的創造之間存在那麼多差異一樣，兩種類別的資源投資，也存在很多不同。在不存在不確定性而存在競爭的條件下，投資將在兩個領域內進行分配，投資的所有方面以這樣一種方式，不斷平衡其淨收益，是很清楚的。這就是說（請記住，成本只能代表一種競爭性誘惑），由於不存在不確定性，整個體系內的成本和價值將會相等，即存在一種完全的、無利可圖的生產和交換組織。
一旦涉及資源的投資，所有生產服務的供給條件都存在著基本的相似性。在每種情況下，都存在生產力從製造當前消費品的使用，向創造新的消費品收入源泉的轉移。因此，在我們能將所有的均衡條件放在一起討論之前，對任何一個均衡條件的討論，都將推後。事實上，在這一條件下，一般均衡理論就是長期利息理論。
古典經濟學家將土地或自然要素，作為一種既定的供給進行分析。這一假設為提出一個不同論據的地租理論奠定了基礎，憑藉這一假設，不僅其他分配份額得到了解釋 ［15］ ，而且也在地租和成 本之間設定了一種特殊關係。對土地的定義要符合對這種固定供給的描述——原有的用之不竭的土壤之力——在一定範圍內，確實有些極端。後來，這種無條件恆定供給的理論，又成了單一稅宣傳的基礎。我們雖然不能詳盡討論這種觀點，但我們必須拿出一定的篇幅對其絕對謬誤之處進行簡短的評論。不言而喻的是，一旦新的自然資源的發現、占用和開發是一種公開的、競爭的活動，那麼，資源在此一用途上獲得的回報與資源在彼一用途上獲得的回報，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差別。再者，任何差異的存在，要麼就是一種偶然的結果，而且與其他事情一樣，也是偏向一個領域，要麼，就是由於在不同領域間存在的心理訴求上的某種差異；即，用他們的淨收益去抵消某些其他差異。從總體上看，通過一些歷史的過程，土地才被用來作為生產之用，人們一定會說，這一用途是「製造出來的」；也就是說，人們賦予了它一種與任何別的可交換物品相同的效用。當然，這又是從不確定性因素中抽象出來的。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投機性因素，但一般來說，這一點不能被說成是土地與任何其他種類物品的區別，儘管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與土地上的結果相符。
在現代社會中，一種新形式的生產資源，不管它是申請了專利，還是處於保密階段，或者只是「尚未」在整個生產領域拓展其使用，只要它形成了特別的生產方法或獨有的技術製造程序，都會變得非常重要。這種製造程序與任何其他要素一樣，都是收入的來源，都是首先以相同的方式，憑藉當前資源的投入（投人於研究和實驗）而產生出來的。然而，它們與多數資本品並不相同，它們的維持成本和多次再生產的成本是如此之 低廉 ［16］ ，以致大量增加這種程序的使用致使它成為自由財貨都能有利可圖，當然屬於其擁有者個人所有的除外。這樣，除非有某種程度的「壟斷」，否則就要將它們歸為增強的個人能力範疇。新的生產程序有些類似於在賭博因素較大的條件下被投入生產的自然資源，但其運作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預見的，與其他領域的投資收益相比較，這種收益也趨向於均等。
因此，我們現在轉向在新的生產能力的創造過程中普通而簡單的資源投資問題，即轉向資本品問題的研究。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適當地討論一下一般性的情況，接著再回到上文已經提到過的人力、自然要素和生產方法的諸種問題。這種討論與上一章關於時間偏好和生產品的買與賣諸論題緊密相關，事實上，可以說是對那些論題的重提和繼續。現在，我們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生產品的供給不再是固定的，但要出現無限創造這種財貨的機會，卻要通過資源從當前消費品生產的轉移而實現。因為我們會明白，對於個人來說，用當前財貨進行投資（用它們來支付生產要素，而生產要素則通過「預付」而解放出來， ［17］ 專門用於新設備的製作）與用現存的生產服務交換其他財產，是完全相同的事情；這是為保證相同的結果而 做的選擇。因此，以前所涉及的關於動機的討論，可應用於現在的問題；也就是說，它適合於通常對資本形成動機所做的假設。我們應該強調，在先前的假設條件下，不存在新動機的重要意義，即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創造機會的動機，明顯不同於只是為了擁有所創造東西的欲望，或起碼遠遠超出了這一範圍。然而，在本書的研究中，我們似乎有必要將儲蓄動機中的複雜因素提取出來，並視新的生產設備僅僅是一種永久性的價值收入（與先前的問題一樣，這份收入也具有在任何時候出售變現的可能性）。 ［18］
因此，對資本品的需求，只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對未來收入的需求。假定有一種穩定的且廣為人知的技術，與創造它們的必要投資相關的所有這種財貨的形式，都保持一種相同的生產力水平，因此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為是同質的類別。產業中對資本品的需 求，就像產業中對任何其他生產要素的需求一樣，受我們所熟悉的生產力遞減二重法則的支配，根據物品本身的物質量度看，這種物品的生產越多，產業所獲得的價值收入越少。然而，投資者據以估價的基礎，卻不是所創造的物質生產品。物質產品對他的計算來說是不存在的。他的興趣專注在以下兩個方面：（a）他所放棄的當前財貨的量（即價值），以及（b）他所獲得的價值收入的多少。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實際上得到了一個有效需求遞減四重法則：（1）生產者物品的創造，意味著資源從消費品製作上的轉移，這種轉移之所以發生是受實際收益遞減的影響。消費品的種類以及給定的量的犧牲，使任一種類資本品的一個較小量的製造成為可能，這一過程也更為擴展。 ［19］ （2）那些更容易通過資源投資成倍增長的生產品，相對於在這一生產中所組合的其他投入要素來說，一定會增加，其使用也會受到實際回報遞減法則的支配。（3）在一定程度上，進入某些商品生產的投入要素的相對增加，會使這些商品的供給相對增加，並使其價格相對於其他商品而下降。（4）最後，由於未來收入的創造而犧牲的現在財貨越來越多，對未來收入的偏好一定會因為其容易獲得而減弱。
假定其他條件相同，資源的投資將最終達到一個均衡點，在這一點上，價值收入的量和必須要犧牲掉以創造價值的現在價值的 量，在體系內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相同的。由於靠犧牲一定量的現在財貨所產生的收入對新的儲蓄有充分的吸引力，所以，新的儲蓄一定會持續出現，並使得通過一定量投資所獲得的價值收入的量減少。這種情況最終會達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投資的產出剛好足以吸引已經儲蓄的現有資本，而不再需要新儲蓄的加入。當然，有些人可能任何時候都在消費以前儲蓄的資本，而另一些人則正在儲蓄和投資，兩者正好相互抵消。 ［20］
上面是對「折衷的」利息理論的簡短敘述。由資本品，即為了創造價值而犧牲掉的現在價值所創造的資本品，產生出的年價值收入的均衡比——即不會再產生淨轉換（儲蓄和投資）的比率——就是理論上的長期利率。正如馬歇爾所說： ［21］ 量值（magnitude）才是利率不斷「趨向」的東西。當然，我們必須假定「其他條件」是「相等」的。但問題的實質是，其他條件不是、也不可能是相等的。隨著投資的發生，得自投資的新收入使得任何給定數量的儲蓄變得越來越容易了，並因此而逐步改變了新資本的供給條件。另外，在這種調整過程自我發展的同時，我們很難設想欲望和嗜好，甚至是技藝的狀態， 都會依然靜止不變。如果理解正確的話，理論從邏輯上說就很合理。這種理論也描述了利率不會產生變化的條件，因而有利於預測利率的未來運動。但是，它會使人對事實有一個不完整的看法，這是我們在實際預測中須加以考慮的。其他條件的變化——尤其是花錢和儲蓄的心理（部分屬於收入多少的問題）——不用提戰爭與災難了，就是在一定量的投入要素不能通過投資和技術的發展隨意再生產出來的條件下，就像由於不斷的儲蓄和投資會趨向於均衡一樣，事實上也會對利率產生極大的影響。 ［22］
但是，對這種折衷理論最為嚴肅的批評，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樣 （例如在馬歇爾的書中），是說它沒有認識到均衡及這一理論所假設的實際條件在一個給定時間內接近均衡狀態的真正意義。相反的情況也是正確的；這一問題與我們討論過的人口問題相似，但更為突出和重要。在一個發生了新投資的社會中，在一個給定的時刻，資本化率就是即期財貨向未來收入轉換的技術比率。這就是新投資的「生產力」比率，即所創造 ［23］ 的資本品的年價值收入與為創造資本品而犧牲的即期財貨的價值之間的比率。在存在轉換可能性的地方——通過不充分的維持，儲蓄與投資的轉換可能性或現有的消費資本的轉換可能性——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形式。儲蓄和消費的心理，對某一刻的利率，不可能有什麼可觀的影響。資本的供給在短期內也不會是利率的函數，而只是一個確定的客觀事實。心理態度的變化或許會使人們的儲蓄（或消費）多一點或少一點，但與一個社會全部的資本供給與需求總量相比，其效果簡直不足為道。時間偏好比率確定了新資本的積累比率，並影響到未來時間的利率，而不是眼下的利率。轉換的可能性迫使每個人都要使他的時間偏好比率與現有的生產力比率相等，這一結果是由於人們或多或少地儲蓄自己的收入，或是，或多或少地消費已經儲蓄 的資本這一原因造成的。
即使我們假定其他所有條件都是靜態的，對於無論什麼時候引發均衡調整所需要的時間來說，也沒有什麼限制。在整個現代產業時期，利息率一直高於均衡水平，社會條件既然這樣（包括人的心理因素、道德觀念，尤其是收入在少數人手中的集中），已經為資本一直表現出持續而急劇的積累態勢的事實所證明。如果對資本的需求和其他條件仍然不變，要花多長時間才能達成均衡，取決於與實際利率和均衡利率間的差異相關的人們的儲蓄率（要對收入的增長和心理儲蓄成本的減少加以考慮），以及將新資本應用於社會上已有的其他生產投入要素的過程中，收益遞減規律發展的速度。當然，從歷史上看，其他條件離均等是如此遙遠——尤其是通過人口的增長和新自然資源的開發，對資本的需求增長得如此之迅速——以致利率的增長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技術的改良一般趨向於節約勞動和土地，並相對增加對資本的需求。我們可以對均衡的條件作系統闡述；能引起這些條件產生的事件的實際過程如何，或者這些事件將要占用多長的時間，或許純屬毫無意義的猜測。完全沒必要相信存在任何真正的趨向均衡的進步，不言而喻，這種進步的失敗，既不會對邏輯的合理性，也不會對理論本身的實際效用，產生不利的影響。
上述分析並沒有涉及到利率這一術語的一般意義，涉及的只是現在消費品與收入財產權之間的資本化率，或交換率，這一比率也是投資的生產力對有投資機會的投資的比率。按一定利息借貸自由資本的現象是否會在缺乏不確定性的社會中出現，現在並不清楚。資本借貸是將生產要素價值的所有權與具體事物本身的所 有權相互分離的一種制度與手段。如果不是為了這種分離這唯一的重要動機，那麼，從要素價值的未來變動來說，這筆本金是不確定的。在價值不易發生變化的場合，或在價值會發生變動、但其變動卻是可預測的條件下，要素的銷售價格必然會達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致對未來的使用者來說，不管他是租來的要素，還是用借來的資金買來的要素，要素的銷售價格都是一種完全無差別的東西。借貸合同是對租賃合同的一種選擇。生產者借來資本並用此資本進行投資，因為他將此資本付給了提供資源進行新設備製作的勞動者、地主和資本家，所以，他因為這種「預先支付」而將資本轉換成了生產品。顯然，資本的原始所有者可能也會自己用它進行投資，他可以根據貨幣貸款所創造的東西來出租這些要素。在一個未來可完全預知的世界裡，投資實際上是一個無成本的行為。然而，假定一些無法避免的最低程度的管理和煩惱足以使投資的職能專門化，並將它與提供資本的職能相分離，或許也是合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資本借貸和適當的利息將會出現，當然，剛才討論過的利率、資本化率和生產力比率都會存在（如果還有什麼的話，那就是投資成本將減小）。
投資行為完成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收入不過就是商品的價值收益而已，而投入要素的價值則是這一收益的資本化率所決定的，即由市場為自由資本所確定的利率所決定的。但是由於有大量的可供再生產的生產品，這一價值可能永遠不會明顯地偏離生產的成本。事實上，在一定的時間內，人們根據需求的變化，需要極為不同的資本品以調整供給。如果有任何不易於通過投資而再生產的要素，那麼這些要素與對土地的經典描述相符。按筆者的觀點， 這種要素實際上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在長時期內，土地也與任何其他資本品相同。勘測方面的投資和開發工作也與其他領域中的投資相互競爭，這種投資和工作類似於其他生產成本的各個基本方面。對供給方面相對有彈性的商品和供給方面相對無彈性的商品的區別，以及對後者的一種特殊收入（馬歇爾的「准租金」）範疇的認可，可能都是合適的。但由於不存在不確定性，所以這種區分當然毫無意義。
我們現在必須簡要地討論一下要素清單上還剩下的項目，即在靜態狀態的討論中假定不變的要素。第四項是生產服務所有權的分配。這裡唯一要指出的一點是，與影響財產的方式完全相同的影響人力（勞力）的條件，以及完全 依賴於社會制度的情況。這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依據權利來看得自遺傳財產或得自遺傳能力的收入。對於一個靠即期收入的投資而發展出生產能力的個人來說，不論他是靠他本人或靠已經生產出來的資本品，還是靠自然資源的發現和開發，他並不必然擁有因此而被賦予的在一生中完完全全擁有的所有權（幾乎無限的控制權再加上對全部收入的權利）。 ［24］ 我們在思考中將這兩個類別作了區分，就所繼承的人的能力來說，我們視財產權為理所當然，但指認繼承的物質財貨的 收益為「非勞動收益」，似乎相當費解。社會總要找到某些方式去鼓勵一切生產能力的開發及慎重的、獲利性的使用（就像社會總要認識到，家庭關係要保證一代一代控制的連續性）。雖然其實際的可用性並不屬於我們這裡討論的範圍，但要做這些事情我們還有許多其他方式可供考慮。這裡要指出的是，社會在所有權的限制方面，即在控制和收入兩個方面，進步都很迅捷，圍繞財產的使用也有了越來越多的約束因素，以個人同意工作的諸項條件為限，越來越多的收入也為了「社會」的目的，通過賦稅被拿走。
至於地理分布——對這一被忽略的話題一定有很多話可說，但本書的篇幅和計劃不允許我們多說。僅僅人口集中的問題，且不考慮人口集中在什麼地方，即不考慮人口是集中在城市還是鄉村，就是一個意義深遠而令人著迷的問題。移民、殖民和人口的內部遷移也明顯是一個重要而且複雜的問題。在這一領域內，我們也能辨識出一種基本的均衡條件，在這一條件下，所有安置點的優越之處都是相等的；在這裡，趨向理論目標的進步，相較於在任何特殊時間把我們與之分開的間隔來說，是緩慢的。欲望的變化以及導致欲望脫離私人獲利動機而變化的活動，在這一點上尤為重要。我們說美國的政治史和經濟史一直受到房地產投機買賣和低息資金爭議的主導，在很大程度上，後者又是前者的一種衍生，或許並不過分。當然，人口的實際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生產資源的分布，以及與運輸條件相關的鄉村地形所決定的；部分也取決於居住地就居住目的來說是否稱心如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物質條件絕對相同的世界裡，人們也會出於消費和社會動機的考慮，而以各種規模和程度成群地居住在一起，這是令人感興趣的。
最後，靜態條件還包括靜止的技術和一般知識，作為科學討論的一個主題，這是最不可相信的概念之一。能使得知識增加的活動可能是一種富有成效的活動，但對想像力的要求太大，以致我們無法在某個具體的事例中試著將它看成一種具有可預見性結果的事情。然而，在成批的事情中，我們差不多具有預測能力。在許多領域，即在行動規模足夠大的領域，研究都能或多或少「明智地」進行下去。現在看來，認真地談論一種均衡的條件，即在這一條件下，通過進一步的努力獲得回報或回報的機會，將不再能充分吸引生產要素進入這一領域，似乎也毫無根據。但即使這樣，我們也很清楚，在可以預見其結果的範圍內，資源的分配將以保證整個投資領域中的均等回報為準，在競爭條件下，每個已實現的價值都將等同於創造該價值時所發生的成本。在這一領域裡，不確定性實際上是進步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雖然我們接近具有預測能力，但不可預測意義上的量的變化獨立於進步意義上的量的變化，因為它們的結果極不相同，所以在因果關係的分析中，這兩個因素必須分開進行研究。
這樣我們就結束了對一攬子進步性變化的分析。在每一種情況下，產品完全而無剩餘地在事關產品創造的諸要素間進行分配的必要和充分條件，除了完全競爭本身以外，還指在與生產者的計算相關的整個時間內，能夠預測到的變化。在這種條件下，資源使用的結果也能預測到，競爭將迫使每一個生產資源的使用者為他負擔得起的資源進行支付，這一支付就是對行業總產出的具體的淨貢獻。如果變化的規律為人們所知曉，就不存在任何擾亂無利潤調整的變化了。
* * *
［1］ 馬歇爾經濟組織理論中有關的基本問題並不是很清楚。我們已經知道，他並沒有揭示出消費品問題上市場價格與規範價格的關係。他談到了規範價格的長期變化問題，但卻將這一問題的討論放到尚未出版的下一部書中了。在對分配問題的討論中，他沒能弄明白，短期分配問題是同樣重要的對消費品規範價格分析的一個方面。更有甚者，他對短期分配問題根本沒有興趣。《經濟學原理》第六篇差不多全都在談分配份額的長期均衡趨勢，只不過在視供給為固定供給的給定時間或短時期內，從分配的角度略略談到了均衡的條件。他並未確認、或甚至沒有明確地將分配中的長期趨勢問題與規範價格的長期變化問題聯繫起來，而對社會經濟組織中同樣重要問題的分析，其狀況或看法就是如此。按筆者的觀點，對價格組織問題的清晰闡述和基本理解，都可以因對這些關係的認識和強調而變得豁然明朗起來。另外，這種分析也有助於強調價值的短期價格理論與分配理論之間在方法論上的相似之處，以及與兩種長期或規範價格理論相關的相似之處。
在這一方面，我們將馬歇爾與在美國以使用靜態假設條件而聞名的J. B. 克拉克教授相比較，是饒有興味的事情。克拉克教授的組織理論實際上更不充分，尤其突出的是，他並不明白他的方法與馬歇爾方法之間的聯繫。克拉克的「靜態狀態」與馬歇爾的長期規範價格是同一個問題，而克拉克的經濟動態卻與分配理論中的長期趨勢和價值領域中的長期變化相一致。但在奧地利和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下，克拉克與在英國古典經濟學影響下的馬歇爾一樣，提出的都是採用短期分析的分配理論，而且幾乎沒有對進步性變化的問題以及差不多被馬歇爾排除在外的長期結果或均衡的條件，有更深入的認識。順便說一下，實際上，與馬歇爾的短期理論分析相比，他在這一領域中的分析讓人更不滿意，因為，馬歇爾的短期理論分析在生產力問題上還是有一些非常公允的闡述。當然，將克拉克的「靜態狀態」（static state）混同於古典經濟學家的「靜止狀態」（stationary state），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些古典作家的靜止狀態是一種自然的靜態或均衡條件，是進步的目的，或本書第三篇的主題，而不是作為一種方法論的手段，靠隨意抽象造出來的靜止狀態。然而，對靜態條件的所有討論都因為沒能適當地區分這兩個概念而缺乏說服力。我們仍然缺少一種同時重視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的對分配的完整分析，即，將生產要素的固定供給假設與供給是一種價格函數的假設分別開來的分析。下面我們就理論的自然分工做一個粗略的表格，這有助於我們澄清理論之間的關係：
價值
（即，消費品） 分配
（生產服務）
問題一：給定的商品供給與給定的要滿足的欲望（某一時刻的情況） 市場價格 不涉及分配的問題
問題二：給定的生產資源與給定的要滿足的欲望 規範價格（馬歇爾的長期規範價格）。每種物品的供給都是一個價格函數供給。） 短期或市場價格分配理論。（已定價物品的固定供給。）
問題三：為增加資源的資源使用以及在滿足現有欲望基礎上改變欲望 規範價格的長期變化 長期或規範價格分配理論。作為一種價格函數的供給
［2］ 參見《經濟學原理》，第六版，第379頁。
［3］ 《財富的分配》，第五章。
［4］ 這一區別是遵循傳統的用法；現在我們可以對它進行檢驗，並表明這種區別其實是站不住腳的。（見下文，第159頁以下。）
［5］ 《生產和分配理論》，第七章。
［6］ 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第四篇，第四章，第四節。
［7］ 一個忽略了的事實是，在社會的「較低」階層，孩子的生產絕不是與一般所假定的經濟計算無關的。事實上，婚姻的年齡和家庭的規模或許更多地取決於對孩子的預期收入和養活孩子的成本間的經濟收益與損失，而這一成本除了取決於一代一代維持生活水平的可能情況的計算之外，還受其父母的控制（當然，兩種考慮是相互聯繫的）。用城市和鄉村以及不同社會環境中的生活條件與出生率所做的比較，還有對童工的後果的研究，以及以出生率為基礎的義務教育法的研究，也對本書極有啟示。
［8］ 這裡幾乎沒必要指出，拉薩爾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的著名工資「鐵律」是已經完全被取代的古典均衡工資理論，儘管該理論所依據的邏輯基礎讓人不能接受。如果工資趨向於減少的趨勢是基於人口原理，那麼，由於人口的增加，所有的社會重組方案（除了對原理的影響之外）因為後來貧困程度的增強，都無助於產生任何可能的臨時改良的結果。這使我們想起，這就是《人口通論》中最初提出來以回應葛德文在《政治正義論》中所提出的千禧年希望的論點。
［9］ 上面關於人口問題的討論無疑有些膚淺，但其他因素在這裡是故意不加考慮的。學者們會記得，由卡恩斯對非競爭集團的討論而引出的、將勞動作為在其供給條件上同質的東西而進行的過於簡單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更接近於現實。今天，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興趣已完全發生了轉移。讓我們憂慮的並不是馬爾薩斯主義作為一種普遍的主張——或許正好相反，是民族人口的自我減少；但超出這兩者的，是問題的不同方面，即無能力者的成倍增長和上層階級再生產自己的失敗。下面這句話表面上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即低於某一標準，工資的增長就意味著人口的增長，但在超出物質舒適這一臨界點不遠，相反的關係即開始發生作用。教育普及的結果再加上工業化和城市生活以及時代精神（Zeitgeist ）中不可預見的因素，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人們的態度產生了變化，即除了那些他們確信是意義深遠的事情以外，人們傾向於輕率地對任何事情做出反應。
［10］ 社會對任何行業或職業的強烈非難，一旦被那些對社會的嘉許和非難滿不在乎的人（社會從來不乏這種人）所掌握，無疑會傾向於使任何與其相關的實際壞事更加糟糕。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中世紀的放貸（以及現在相同類型的放貸）和現代釀酒業。
［11］ 為了以認可的思路指導消費，由社會、公眾以及有組織和無組織的集團所做的努力，被排除在對私人競爭組織的研究範圍之外。
［12］ 對競爭商品的詆毀因同樣的理由，如金磚、酒類等的分配類似盜竊和赤裸裸的欺騙行為一樣，必須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這裡應提醒的是，我們已經明確地將無法在市場交易中體現出來的利益排除在外了。
這種提法似乎有些空想的性質，但我發現，要在諸要素的具體形態和一個商品的外觀之間做出區別，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面，從其原本的目的來說，形態和外觀在效能上是區別不出來的（比如相同的顏色和經常與其用途發生衝突的裝飾性點綴，以及花哨的外包裝等等），另一方面，一種要素的吸引人之處是由於有一個動聽的名字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吹噓」。這些事情使商品在消費者那裡產生了差異，在一個交換體系里，消費者才是終極裁決人（the last court of appeal）。如果消費者認為商品有差異，商品就有了差異；如果他偏向於購買這一個商品，而不是另一個商品，那麼第一個商品就優於第二個商品；第二個商品就含有了另一個商品所不具備的「效用」。我並沒有看出這些效用是否在商品本身或一些相關事實上有什麼真正的差異。
［13］ 應該記住，從短期的角度看，供給方面的變化不在討論之列，需求方面的變化才決定分配關係，所以沒有哪種分類是完全有效的。
［14］ 在人類潛能的發展中，如此多的資源獲利投資的機會被錯過了，而又造成了如此多的資源浪費性的投資，這一事實或許是對當前社會最嚴厲的批評之一。然而，這是家庭制度的缺點，而非私人企業組織的缺點，所以從各種意義上都要對兩者分別進行考慮。
［15］ 長期以來，人們就認識到，級差地租理論同樣可以很好地應用於其他分配份額。參見J. B. 克拉克《租金法則決定的分配》，以及J. A. 霍布森《地租三法則》，載《經濟學季刊》，第五卷。但人們通常並沒有認識到，地租理論最終也沒有對所有的地租做出解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 · A．沃克將軍提出的分配理論，沃克將軍的著作長期以來一直就是美國大學裡的標準教科書，其全部含義不過就是對一個主題的詳盡解釋，即每一個要素所獲得的是支付其他要素後所剩下的部分。它很容易就能表明，級差理論一旦以一種有效的形式進行闡述，就與具體的生產力理論完全相同。可參見A. A. 揚《伊利的〈經濟學概要〉》，第三版，第415—416頁。
［16］ 然而，正如有時所假設的那樣，觀念是沒有這些成本的。因此，A. S. 約翰遜主張（《當代經濟理論中的租金》，第120頁），一種觀念不能被視為是生產性的，因為，使自己無限地擴展是「其本性」。如果是這樣的話，教育的問題就簡單了！但在一般觀念的擴展過程中，我們也希望進行一些鑑別！即使這樣，如果其「自然」的趨勢受到阻礙，在應用方面受到局限的觀念似乎由於任何別的東西都是生產性的而變成生產性的了（見下文，第六章）。
［17］ 經典作家視資本為「對勞動力的預付」的觀點，除了沒能——從他們的勞動理論的觀點來看是很自然的——把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包括在內以外，都是正確的。
［18］ 除了這樣一種信條，即保障從資本獲得的收入的願望，是儲蓄的唯一動機之外，動機的強度與所期望的收入的多少相比，很是不同，或者，通過某些簡單的法則與其相關，這還是一個進一步的、值得懷疑的假設。為方便起見，我們還是作一個傳統的簡單假設，只是利用這一機會來表明我們對這一傳統做法的正當性的重大懷疑。對我們而言，資本的儲蓄事實上似乎主要是兩三個動機的結果，其中，期望增加未來的消費物品只是一個動機，而且或許只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動機。與社會中人的其他行為一樣，這種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個公認的社會習俗、合乎體統、該做之事和道德觀念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必須強調一下創造的衝動。或許，儲蓄最大而且唯一的原因就是出於對企業的純粹的關注以及要讓企業壯大的願望，而將收入又投回到企業中去。增加收入的願望不是主要的動機，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這一事實來證明，即人們就像投資於一個最興旺的企業一樣，不顧死活地投資於一個似乎永遠不會帶來利潤的企業，這一點還可以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證明，即社會中的大部分再投資，都是由那些自己得不到投資回報的公司董事們做出的。我們相信這樣一個真理，即人生的真正動機，至少是那些做大事的人一生的真正動機，具有理想主義的性質。企業家與藝術家、發明家或政治家一樣，具有基本相同的心理。他自己專注於某一工作，並沉浸於工作之中。工作就是他人格的體現，企業的成長就是他的生活，他按自己的計劃完善自己的企業。
［19］ 這種說法也適用於資源投資的其他方法——新的自然要素的開發、勞動的培訓和技術的改善——以及狹義的資本品的創造。由於人口本身依靠消費品存活，所以，資源在增加人口數量方面的作用，似乎是個例外，同時這裡所涉及的生產形式沒有變化。但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這種行為對當前財貨與未來財貨交換的計算，非常重要。
［20］ 這裡應該提醒一下，不能把這種均衡看成是與一種消費品的規範價格完全類似的東西。一種消費品在使用中會被損壞。至於消費品的均衡條件，由於這一商品實際存有的量微不足道，所以其均等是商品的消費和生產的比率之均等。（當然，耐用消費品事實上就是資本。）另一方面，資本積累就是對過去的全部淨產出不停進行增添的新生產。在這一條件下，均衡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固定的量，均衡條件中通常的生產和消費量，反而只是損耗的替換物。在這一方面，資本就像是黃金估價理論中的黃金一樣。再者，就像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黃金一樣，其均衡條件實際上是未來的一段確定的間距，新的生產則是固定而實在的，但與現有的供給相比，其數量仍然很小，因此，生產條件對於有限時間內產生的價值，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
［21］ 《經濟學原理》，第六版，第536頁。
［22］ 這裡還應該提及銀行業務、投機以及變化多端的對外貿易，這些都可能在極短期內完全支配利率。由於沒有考慮像拆借率及國際交易與利率的關係這些現象，所以我們在這裡稍微談一下銀行利率的問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銀行通過擴大貸款而創造的新的資本貨幣供給，趨向於降低利息率。這一結果主要限於那些主要由銀行大量交易的短期貸款，但或許也並不完全如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通貨膨脹是通過實際的儲蓄，即通過收入從當前消費向資本品創造的轉換而產生出效果。銀行貸放給投資者的新的貨幣，從社會的角度看，並不是新的購買力。流通手段的實際總價值，獨立於構成流通手段的單位的數量，這是一個理論上的公理。因此，一旦發生通貨膨脹，購買力就不是被創造，而只是從前一個流通手段所有者的手中轉到了將新的貨幣作為第一筆開支的人手中。通貨膨脹政策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及這一異端邪說的持久存在，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新的貨幣支出效果，比現有貨幣支出已被減弱的效果更為惹眼。這是另一種我們熟悉的情況，即「人們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事情」。（語出巴師夏，他寫於1850年的文章標題。——譯者）
然而，這裡也要強調指出，商業心理在經濟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這是一個極為複雜、敏感甚至變化莫測的事情。因此，我們不可能從基於任何簡單或理性的人類行為假設的單純因果推論所提出的政策中得出什麼結論。畢竟，銀行貸款或許創造了更多的超過資本供給的需求。但是，商業條件和經濟循環中錯綜複雜的變化問題不在我們考慮之列。這一領域中一些有意思的提法我們可以在H. G. 莫爾頓和邁倫 · W. 沃特金斯所撰寫的關於「商業銀行貸款和資本形成」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文章見《政治經濟學雜誌》（1918, 1919）。
［23］ 在存在不確定性的現實生活中，它是市場上通常預期的產出，可能與隨後在任何具體情況下所實現的產出並不相同。
生產力理論的正確闡述如我們在正文中給出的那樣，顯然是轉換了費特教授和貼現學派（time discount school）的主題，即資本的產出與資本並不是同質的，因此在將資本化過程應用於資本本身之前，這一比率不可能存在。在做出投資決定之前，資本和預期的資本產出是同質的東西，資本雖然還沒有進入市場投資，但利率已被確定。當然，資本品一旦創造出來，其價值由資本估價來確定；這種作用必然是以利率為先決條件的，因此，根本不會受到資本品和資本收入之間關係的影響。
［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源投資的第四大領域中，通過研究和實驗而導致了生產方式的改善（我們這裡沒有包括人口數量的增加），但並不會賦予推動這一改善的人由改善獲益的永久性權利。只要他能保守自己的秘密或防止被人占有，他就可以保留對自己想法的壟斷。但從時間上講，這樣做通常是行不通的。以一些具體的技術發明來說，社會會以專利的形式授予並保護這種暫時的壟斷。（我們發現，在美國有一種日漸增長的趨勢，限制利用暫時壟斷的手段獲利。禁止附有限制條件的租賃專利機器合同即是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