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第四章　合作生產與資本化

本章將在上一章已部分建構起來的、假想的、高度簡化的經濟體系中，引入一些現實現象。許多因簡化而抽象掉的日常生活特徵，現在可以一併引出，並可以對它們的關係和關聯意義分別進行研究。用這種方法，我們最終將會確定，什麼是完全競爭的必要條件，什麼不是。我們將會發現，我們可以在不破壞完全均衡必要條件的情況下，即在成本和價值始終同一的條件下，減少迄今為止所作出的多數簡單化假設。只要我們遵守已經強調過的基本條件，即人們確切地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 ，並且不存在不確定性，那麼，其他抽象掉的現實因素，僅僅是複雜化了調整的過程，但並沒有使結果的屬性有所改變。排除這些因素符合我們簡化研究經濟行為之基本原理的目的，並使我們有可能對現在要研究的複雜因素（consideration）本身，分別進行研究。 如果要進一步發展這一假設的社會結構，第一步就要對有組織的生產 的本質和含義進行研究。迄今為止，我們的社會被武斷地限制在無組織的或個人的物品生產範圍內；在這一範圍內，只存在通過產品交換的「初級的」勞動分工。現在，我們轉而考察「二級的」勞動分工，或者是相互獨立的行業內的職業分工，即大批人在一種單一產品的製作中的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的因素帶給我們兩個新的重大問題，儘管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第一，通 過自由合約而形成的生產群體的實際組織機制；第二，在對產品生產中做出了不同貢獻的個人中分配合作產品的問題。後一個問題是我們熟悉的「歸屬」（Zurechnung ）問題，或技術意義上的「分配」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正轉而討論經濟學的第二種一般性問題，這種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常常見到。出於方法論的原因，我們實際上已經發現，我們有必要討論一個已產生了專業化生產，但沒有合作生產的社會。當然，在現實中，生產無一例外是合作進行的。因此，現在討論的論題是，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即在為滿足既定 欲望而（在物品的生產中）使用既定 資源（以及在就技術或組織等方面的適用方法而論的既定條件下），社會組織的一般基本原則。這是一個「靜態」問題。為了使生產的組織和產品的分配問題儘可能簡單，也為了一次只引進一個複雜因素，這裡對我們正在研究的這一體系的獨斷規定不做其他變動。至於生產，我們假定它是一種完整物品的絕對意義上的持續生產，並且在生產完成後馬上用於交換和消費，這裡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性「財產」 ［1］ 。這就是說，這裡不會存在物質生產要素過剩因而可以隨意使用，或者是生產要素嚴格與其所有者聯繫在一起的情況，沒有什麼方法去增進人或物的生產效率，也沒有方法通過使用而減少其生產效率。在現有條件下所引入的唯一變化是，至少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所生產和消費的大部分商品，是由從事若干不同的生產工作的一群群 個人所生產的。我們沒必要讓每個個人都只履行一種獨特的職能，我 們寧可這樣，即讓相當數量的人從事相同種類的工作，同時，在不同的工作中存在著各種相似的等級。 ［2］ 個人之間通過自由協議而自動形成生產組織的可能性，取決於管理合作生產的技術原則，這種技術原則至今尚未引入。這一新的原理，與選擇原則或效用遞減一樣，是經濟思想和方法的基礎，在表述上也很相似。這種生產諸要素的比例變動的原理，以「收益遞減」之名而聞名，為時久矣，儘管用一般術語對其進行清楚而大體準確的系統闡述，只是相對晚近的事情。這種新的法則是根據物質的屬性做出的概括，而前者則是根據人的屬性做出的概括。與所有其他「法則」一樣，這是一種近似性，在將據此而得出的結論作為理論前提進行實際運用時，一定要記住這種近似性。與經濟學中的其他偉大公理一樣，這純粹是一種相對性原理，僅僅與比例相關。在這一方面，對這一原理的通行闡述比之效用遞減條件下的闡述，給人的誤導一般要少一些，同時，也很少有人試圖對其進行絕對意義的闡釋。然而，有些奇怪的是，它花費了經濟學家們這麼長的時間（近一個世紀）才認識到其按比例變化的內在可逆性，並根據這一事實得出確切無疑的結論。最終我們可以觀察到，新的原理更具「真實性」，即與其心理學原理相比，在普遍性與準確性方面與事實更一致、更可靠。 在其他許多方面，在均衡性的兩個基本原則——即效用遞減的心理法則和收益遞減技術法則——之間，也存在著相似性。任何一種條理清晰且嚴謹準確的表述都是以可變要素的持續可分性 為先決條件的，這一點雖然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不現實，但卻符合一個大市場中的實際情況。在兩種情況下，物質的可分性都可以使其完全分拆為最小數量單位（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由於一定的最小量的消費物品也需要有自己的意義，所以，將會產生出無論何種效益的生產要素的比例也會有個限度。至於消費品的最小化，即不同意義上的生活必需品的最小化，儘管只是一種假設，但一般情況下並不真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任一特殊商品，由於市場對商品的界定和區分（這是唯一合理或適當的方法），才是必不可少的。 說到效用遞減法則和收益遞減法則，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在物品或要素停止進入生產行為，成為「自由物品」（free goods）——最好稱為潛在的物品之前，還要考慮最大化的問題。最好的方法當然與我們對消費中的過剩要素所做的分析一樣，分析生產中的過剩的要素；即，既視其為絕對屬實，又完全無視其存在。只有出現了無剩餘的「可能性」，這種情況才有意義，或者，才能使人們無論任何對它的存在進行自覺的考慮。 在討論收益遞減原則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難題，這一難題的產生，是由於在一個整體組合的絕對量之中，對產生變化的組合中的不同比例之混淆。按照筆者的觀點，人們迫切需要將這些事情分離開來，因為在分配理論中，這一方面產生的錯誤多於任何其他方面產生的錯誤。如果 一個組合中所有 要素的量都是無限制的自由可變的量，那麼產品也就具有了持續可分性。這就表明，一定規模的組合與其他有類似構成的組合，其運作極為相似。但在這種條件下，每種物品生產過程中的壟斷趨勢就難以遏制了。為了競 爭制度的運行，我們有必要假定，要素分配的條件是，任何一個要素的交易單位，相對於與這一單位進行有效競爭的全部投入要素的存量來說，是相當小的，而且，一個比例上相對較小規模的企業，要比較大規模的企業更為有效。在這種條件下，競爭的第一個結果一定是導致一個行業內的所有廠家都趨向一個最為經濟的規模，並且在對生產要素的有效競爭過程中，使行業內的廠家維持在一定的數目上。 ［3］ 收益遞減規律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現在這種形式，按如下方式運行的：在一個投入組合中，隨著任何一個投入要素相對於另一固定投入要素量的不斷增加，這一投入組合的物質產出將隨之增加，但在到達一定點之後，產出的增加將按比例少於該項投入要素的增加，而且最終將會絕對減少。 ［4］ 一種更為一般的闡述，即強調與絕對規模相反的比例性以及規律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的闡述，可以表述如下：當一個投入組合中各種投入要素的比例持續大幅度變動時，一般來講，在第一階段任一單位投入要素的產出都將增 加；然後進入另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內，每單位遞增的投入的產出相對減少，每單位遞減的投入的產出相對增加；在最後的第三階段，產出相對於每種投入來說，都在減少。因為每一種投入都可能是遞增的，另一種投入都可能是遞減的，所以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含義相同。 ［5］ 對一個明智的生產組織和通過競爭性價格的影響在各要素間確定生產的部門所必要的是，不僅產出的增加比例要低於生產要素的增加比例，而且生產要素的算術平均數的增長導致了產出的遞減。這兩種原理當然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但在收益遞減理論的眾多闡述中，卻被嚴重混淆。然而，第二原理是可以從第一原理推導出來的，如下所示，這是根據經濟情況的性質得出的結論。我 們所討論的不同要素的關係，可以通過上頁圖示給出最好的表述。??在上頁圖中，橫軸或X 軸代表一個投入組合中單一可變生產要素的量，縱軸或Y 軸代表了一組相應的全部物質產出。圖中，收益遞減點開始於交點（3）處，在這點上，曲線與通過原點的直線相切。小於這一比例的可變投入要素，就算可以免費獲得，從理智上也不能加以利用，因為，如果不能以同一價格獲得更多的可變投入，產出也可以因捨棄一部分其他要素而增加。從邏輯的必然和推定上，曲線上也確實有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在一個更大的比例上，產品增加的量要低於要素增加的量。這就是說，在交點（3）上和曲線與X軸相交之間這段曲線的任一點上，切點一定是正向與X 軸相切。那麼，如果在交點（3）之下與曲線相切的切線正向與X 軸相切，如果在這一點上，切線又穿過起點，在越過起點後，又與Y 軸正向相切，那麼很明顯，曲線則向下傾斜凸向該點。這就是產出增長遞減的圖解條件。假定從交點（3）到最大點（4）具有相同的情況（下凹），也是合理的，但這是不可證明的推定（a priori ）。如果整個產業領域 處於圖中交點（3）和點（4） 之間虛線表示的某一具體階段，那麼，在競爭條件下，這一階段就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可預見性，但這是相當不可信的假定。 只要切線總是與X 軸相切，那麼，交點（3）之下的曲線具有什麼形狀根本不重要。毫無疑問，任何一個產業的曲線都將在收益遞增階段中間雜有收益遞減階段，而且，不同比例的要素組合是理智而穩定的。 ［6］ 如果假設人們都明白自己在做什麼，那麼這裡就不必對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加以討論了。第二階段的邊界代表的是一種極限，在這一點上，一種投入要素或其他投入品會成為自由物品，這超出了我們的思考範圍。除了這一點，看情形增加一種或另一種投入所帶來的產出，會絕對減少，這是荒謬的。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含義顯然具有同一性 ；第一階段向一個方向行進的時候，如果按相反的順序讀它的數據，就成了第三階段。這不過是結果的安排問題，而不是結果本身。因此，在「收益遞減」階段的範圍之外，或是在該法則無法運行的條件下，就不可能存在一種「經濟的，，狀況。除非任意投入品每單位收益確實在遞減，否則投入要素就完全不具有生產性，其使用對要素組合的產出也毫無增加。如果我們設想的是收益遞增，那麼，投入要素的生產性為負。這一事實在對土地的一般性討論中已經被人認識到了，即在已經利用的土地 發生收益遞減之前， ［7］ 人們不會對增加土地產生興趣。 生產組織中各種投入要素按比例發生變化這一事實，以及根據收益遞減原則產生相對於不同投入要素髮生變動的事實，不僅使通過自由合約組建社會經濟組織成為可能，而且如果沒有這些情況，全部的組織問題就會毫無意義可言，也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由於存在對生產力的不同組合進行比較的可能性，所以，除非可以無限制地利用不同生產力的不同組合，否則不會存在使用這種組合不使用那種組合的問題。組織是必要的，是可能的，只有通過各個投入要素對一個協作產品的各自的貢獻是可以識別出來的這一事實，才能實現這個組織。就一個制度打算將投入要素的各自貢獻給予各要素的所有者來說，在競爭條件下通過自由合約形成組織，不僅可能，而且也是現實的和有效的。現代社會就是通過對擁有自己產出權的生產要素的聯合控制而組織起來的。這一組織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因為組織起來的收入和產品都多於沒有組織的條件。缺少一種與有效貢獻的分配額相關的法則，我們的社會制度就不成其為制度，而只能是一團混亂而已。因此，對經濟學家來說，只提出能否識別一個協作產品中各自的貢獻，恐怕不太妥當；因為它做到了 ，我們的任務是解釋完成這一識別過程的機制。 企業家們肯定了解，生產過程中值得使用多少不同的投入要素或多少單位的生產能力，否則，他就無法繼續經營。很顯然，企業家在對各個投入要素的出價過程中，一定是根據增加單位投入便增加貢獻來考慮的——按經濟學的行話就是「邊際」產品——顯而易見，一旦各個投入單位小到了各自的極限，全部投入要素的具體貢獻會拖垮全部協作產品。 ［8］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生產組合中增加一個新的生產單位時，收益遞減的技術法則並不能完全描述出產出的變化。僅僅由於這一法則的存在，相同投入要素的額外物質產出在某種情況下將會增加，即在我們所討論的要素撤出的情況下，將會增加，在其進入的情況下則減少。 ［9］ 但加之，由於這種轉移減少了投入要素撤出行業的商品總產量，增加了投入要素進入行業的產出，因此前者的價格 將會相對上升，後者的價格 將會相對下降。在一個有組織的自由交換的社會裡，生產者自然會以其交換價值而不是以其實物的數量來評估產品。一旦任何種類的投入要素有了增加並且是向相同方向運行時，物質貢獻的變動程度和這一貢獻的價值變動程度將會導致價值產品的整體減少。我們將用價值生產力遞減或者簡單地以生產力遞減 來稱謂這一總的變動程度，而且必須將它與 物質收益遞減區別開來。 ［10］ 為了研究價值歸屬（imputation）機制，除了勞動以外，沒有必要再往我們這個社會裡引入任何要素或投入品。各個群體的個人在同一商品的製作中，過去多多少少專門從事於不同的生產職能，現在則日趨專門從事不同的生產職能，而這一商品則基本上代表了與不論何種本質上毫不相同的投入要素的協作有關的所有商品。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些不同職能的人視為不同種類的投入要素，或當作生產的「諸要素」，這樣，我們現在就可以發現避免使用這一術語的原因，即它所具有的讓人產生誤解的含義。一旦我們正確地制定了「靜態」社會的條件——即物品生產和消費的給定條件——像已經證實的那樣，就沒有為任何意義上的財產，即完全有別於財產所有人與生俱來的生產能力之財產，留下空間 ［11］ 。 這個問題將在稍後展開更為詳盡的討論。現在我們只需了解，我們談到的任何類別或族屬的投入，或生產「要素」，都是在客觀實際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中包括那些在生產過程中實際相互交 換的東西。如果我們說到「諸要素」，那就因此而不是三個，而是極不確定的若干個。 ［12］ 事實上，圍繞著價值歸屬問題出現了很多不必要的讓人困惑的事情。但這只是一個共有需求（joint demand）的問題，相同的情況對消費物品來說極為普遍。其實，由於我們並不是只使用勞動，所以，區別對勞動的需求或對任何特定種類的勞動的需求，實際上不存在更神秘之處或特別困難之處，我們甚至可以為總是與其他商品一起消費的黃油建構一條自己的曲線。在這兩個條件下，可變比例的原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我們考慮的消費來說，總在一起使用而且總是按相同比例使用的商品是不能分開的商品，但對於一個商品的不同部分來說，如果生產的情況是各自有別的，商品就有可能分別計價。 請記住上述事實以及我們據以進行研究的簡化條件，這樣，我們要描繪出組織的實際運行機制就沒有什麼困難了。我們現在接著上一章，從隨機調整和連續不斷地向均衡狀況的重新調整開始分析。我們假設，生產者群體是以任何一種憑猜測的偶然方式形成的，每個群體的產品整體上是通過我們已描述過的方式決定的，群體成員之間的分工是依據不論何種基礎完成的。很顯然，每一個個體想要優化自己的欲望，將立即引出三類問題。第一，每一個人都將竭力確定他在他所屬的那一群體中的價值，並將這一價值與他所獲取的份額進行比較；第二，他同樣還會探究他在其他群體 中的可能價值；第三，作為一個群體的成員，每個個人都會讓自己對該組織中的其他個人的價值感興趣，也會對組外的個體會取得的價值感興趣，如果這些價值會被他的群體得到的話。因此，（1）酬勞將迅即重新調整，即按個體對所工作的群體的產出所做貢獻相適應的價值重新調整；（2）所有個體都將轉向這類群體，即他們能在這一群體中對產出做出最大貢獻的群體。任何從群體所獲價值超過他自己價值的個人，將被解僱或被削減薪酬。任何所得少於自己價值的個人將會獲得他的全部價值。 ［13］ 其原因在於，我們是在已定條件下闡述問題，即群體之間存在的是完全競爭條件。 因此，所有的生產群體會為了實際的和潛在的成員所提供的服務而發生競爭，社會中的眾多個人會為了在群體中謀得一席之地而採用類似於現有秩序的方式進行競爭。一個群體對一個人的給付標準，明顯是這樣一個量，即他用這個量生產出的產品，要超出沒有他時所生產的產品。在最後的調整中，個人對群體收入所做的貢獻，就是他對社會收入所做的貢獻，他這個貢獻是他身處壓 力之下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他將自己放在一個實際上最優效率的位置上做出的。 ［14］ 因此，一個競爭性組織所具有的趨勢，就是趨向於我們在論述自由放任的文獻中已經熟悉的理想調整（ideal adjustment）。在最後的調整過程中，如果沒有出現未得到補償的損失，組織就不會發生變化，並且全部產品都將按各人獲得各自的加值產品（added product）的方法，在所有權利人（claimants）之間進行分配。 ［15］ 這一假設結果的先決條件確實較為抽象，但這就是完全競爭的條件，多多少少也是接近實際社會條件的。因為社會的確多多少少把自由競爭視為一種理想，這對理解自由競爭和充分認識到實際自由競爭之必要條件的人為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種系統闡述均衡條件的方法是，將調整視為對生產服務的一種持續不斷的重新定價過程。這一過程更近似於消費物品價格的決定過程。我們可以把每一個生產者或生產群體設想為一 種在市場上手持一定數額的貨幣，為了抽象的生產能力進行花費的人。在任一時刻的既定價格水平條件下，人們當然會購買那些能夠在既定價格支出條件下，對產品做出最大價格貢獻的生產投入要素。但是，由於所有投入要素的量在現實中都已固定，所以競爭將很快迫使價格重新調整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相同價格的所有投入要素會對產品價格做出相同的貢獻，這和我們前面的例子一樣，相同價格的所有物品對所有消費者一定代表著「相同效用」。作為一個整體，生產體系的組織事實上相當於一個耗費收入的組織。因此，生產性投入要素現在是一種給定的資源，對這一資源的最佳使用就是在所有企業中對其進行分配，以保證所有企業中相同單位的報酬量。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組織中，這兩項原則是結合在一起的。貨幣收入作為一種工具性媒介可以被排除在外，其結果可以表述為，社會的真實資源趨向於在所有企業中這樣分配，因此各個地方相似的物質單位，對這一體系中處於對它們進行選擇位置上的所有人來說，做出的貢獻在心理上是相等的。 現在才能提請大家注意在生產力分配理論中已經提出的更重要的異議，儘管這些異議多數或全部有了解釋，而且也不會有損於前面所表達的理論形式。我們首先還是堅持將分配理論與從分配理論中推導出來的有決定性影響的道德信條和社會信條完全區分開來。該理論在美國的傑出代表J. B. 克拉克教授由於在《財富的分配》中 ［16］ 的一些不甚嚴謹的言辭，應對這種混淆關係負有部分責任。然而，這些合乎道德的演繹的不合理之處，已由這一理論的另 一位闡釋者卡弗教授 ［17］ 給予了出色的詰難，J. M. 克拉克教授亦就理論本身作了論辯。 ［18］ 因此，我們可以不去理會那些不喜歡這種理論中不具備社會含義的作者的非難，甚至包括達文波特教授 ［19］ 和阿德里安斯教授 ［20］ 頗具分量的批評，我們打算在第六章再對競爭體系的倫理問題扼要地作一闡述。 一種老套但又很普遍的對生產力理論的批評是由威塞爾提出來的， ［21］ 威塞爾試圖就門格爾對該種理論的闡述進行反駁，晚近，霍布森又大體上按照相同的思路，特別對威克斯蒂德提出了批評。 ［22］ 其論點是，特殊的或邊際的生產力理論，無法從理論上提出一套合適的分配方法，其理由是，如理論所解釋的那樣，各個投入要素的產出總額，不會與總的共有產品相等，而是相當大的。按他們的說法，只要從總產出中提取「一個單位」就會發現，從全部產品中減去的量將大大超過能夠歸為該投入要素的所有的量，因為任何投入要素的損失都將多多少少使組織產生混亂。因而，要用這種方法按照每種要素的特殊貢獻，準確地將全部產品分成為歸屬於各個「要素」的所得部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威塞爾提出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法，這種方法與F. M. 泰勒教授對生產力理論的 表述完全相同。 ［23］ 霍布森宣稱這一問題絕不可能解決，不免有些武斷。 這種推理的錯誤在於，將注意力固定在相對較小的組織和相對較大的生產服務集團或單位上了。當考慮產業社會的實際規模和多數投入要素的一般單位的大小時，我們將會看到，「混亂」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從理論上說，諸單位在規模上確實必須是無限小的，而且分別有自己的歸屬並有效參與競爭，即在數學意義上，比例必須是持續可變的。然而，在一些典型的情況下，與其他一些在競爭性調整中產生的誤差相比較，從這一假設產生的錯誤並不太大。實際上這裡是存在一些特殊情況，即投入要素不具有高度可分性，甚或是根本不具有可分性，在這種條件下，競爭將讓位於一定程度的壟斷。從總體上看，這些例外相對來說在大多數產業中較為罕見，但卻極為重要，因此我們將在稍後論及獨特的（unique）和不可分的投入品時，再作論述。 ［24］ 在論及相關問題的文章中，帕丹進一步抨擊了克拉克教授對生產力理論的表述，即任何要素所獲得的量，都要基於分派給邊際單位的假定的規模。這種觀點在假設上是合理的，但卻不太恰當。單位的規模不是一個隨便的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克拉克教授或許僅僅是因為有相反的含義，才容易受到批判。事實上， 理論的合理性，競爭性分配的可能性，都要依據於生產性投入要素實際分割成的小規模的交易單位（bargaining units）。 ［25］ 我們應該相信，說「勞動」或任何「要素」得到了或傾向於得到了自己的產出，是一個錯誤。這一說法僅適用於現實的個人或其他投入要素。 達文波特和阿德里安斯還提出了第三種批評，即有點哲學意味的批評。這一批評認為，勞動的「邊際」產品，除了邊際單位外，和任何其他投入要素的邊際產品一樣，也是一種共有產品。那些使用無租金土地的勞動者，仍然不得不使用這些土地，因為沒有這些土地，他們就什麼都生產不出來，所以，產出不能只歸屬於勞動。儘管陶西格教授與達文波特一樣也有某種程度的保留，但他還是主張，所有產品都是共有產品，不可能分成一份一份的歸於不同的投入要素，但同時，他又趨向於將所有的收入都視為勞動的「產品」。 ［26］ 對這一推理過程的考察將使我們面對生產的含義和因果關係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不久就要著手處理的問題。但我們暫時只要指出，這一問題與經濟機制和經濟生產力的混淆有關，就已經 足夠了。由邊際勞動使用的土地，對於前一種意義上的運行或許是必要的，但於後一種意義上的運行則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從理論假設上說，如果不讓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馬上就會被另一塊相同質量的土地所替代；不然，這就不是自由土地了（free land）。這一謬論與「效用」（像通常所定義的）和經濟價值之間的混淆相同。自由物品像空氣一樣，可能對生命來說是必需的，但不是必需品的特殊組成部分，這種物品不具備經濟價值（像我們在前面已說過的那樣，也不具備效用，如果這個詞的使用包含有任何經濟意義的話）。 最後，我們還需關注一下霍布森對「邊際主義」的一般性原理提出的另一個反對意見。 ［27］ 按照霍布森的基本立場，邊際主義是理性選擇分析方法的必要形式，理性的人生觀受制於極為苛刻的限制條件，筆者對此也深表贊同。我們不能確定霍布森是否想把他的非難應用於生產力的分配理論，但我們只得指出這種應用會是一種錯誤。通常我們認為，在經濟行為中對選擇物的量的權衡，要比我們的討論謹慎得多，注意一下我們就會相信這點，但這個題目太大，不能在此深入討論。我們似乎並不覺得生命的構成就和霍布森所描繪的圖畫或蛋糕一樣，其中各種成分的比例嚴格按照食譜或預先構想的範本。無論如何，由企業所從事的物品的生產顯然是一個理性的過程，是生產者根據不同投入要素所產生的不同成果而做的調整過程。霍布森在別處 ［28］ 所提出的理由，即技術條件限定了應使用的投入品的比例，也並不切實。勞動與土地的 比例和資本與勞動和土地的比例，在它們自己中間很大程度上也各不相同，而且至少在一些重要產業里，其比例的變動在一定幅度內也不受技術的約束。再者，最終這是要取決於實際情況的。對於生產者來說，增添到組織中來的只能是價值，正是價值決定了他在市場上為使用任一單位的勞動、土地或資本的出價，或者，決定了他將以已知的價格所購買的任一投入的量。因此，正是這種「特定的產品」支酡了全部生產性投入要素的全部收入的分配。 如上所述，對生產力理論的多數異議都與生產和產品的含義有關，總而言之，與其說在論及分配機制實際如何運行時有什麼根本不一致的地方，不如說它涉及的只是用詞的得當與否。現在我們想指出，在稱呼由任何投入要素對一個大組織的全部產品所作出的添加的時候，即稱呼特定的或各自的產品（specific or separate product）的時候，我們是在相同含義上使用「產品」這個詞，其含義是「原因」和「結果」或類似語詞所具有的含義。在一種絕對的意義上，說一件事情是另一件事情的原因，絕對不會可靠。宇宙在這一時刻的全部狀態或許可以說是下一時刻全部狀態的原因，但是，當我們說A是B的「原因」時，我們總是 假設，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樣的；我們絕不是指，如果宇宙的其餘部分被移走，只要有A就能產生B。將任何一個單獨的事件作為原因或結果而歸因於另一事件，總是有很大的隨意性。每一事件都有無數的原因，它依賴於環境、視角以及有待處理的問題，我們才能從中挑出表示「那個」原因的名稱。一種現象的「那個」原因僅僅是它的一個必要條件，通常從控制的角度來看，出於一些實際的原因這一條件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我們必然關心的一個條件，而這一環境也使我們將其他條件視為當然。按此觀點，我們將一打各不相同的前件稱為 一特殊事件的「那個」原因，或許是相當正確的。其他的投入要素，甚至整個社會體系可能與一個具體物品的生產都有關係這一事實，並不反對把一個物品看成是某種具體投入要素在某種實際條件下，依據它的活動產生出的（特定的）產品 。 ［29］ 運用價格術語並在供給和需求的基礎上，對靜態組織的原理進行的一般性分析闡述，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我們必須考慮分別與消費物品和生產服務相關的兩個評判問題。這兩個問題通常被稱為「價值」問題和「分配」問題。為方便起見，我們先著手處理第二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要素比例變動的有效形式就是價值遞減的生產力規律。很明顯，所有的重新調整都涉及到生產資源的轉移，並且，每一次這種轉移都意味著一次價格的變化，即由資源被轉出的組織所生產的物品的價格上升，轉入了生產資源的組織所生產的物品的價格下降。這種價格變化的結果與實物收益遞減的結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們現在或許只能滿足於在消費物品方面這種膚淺的價格反應的觀點，進而從分配份額方面著手解決體系均衡的價格條件。然後視角將轉移到思考這些份額上， 但不是將這種份額看作投入要素的報酬，而是看作投入要素的服務加入其中的物品的成本。一旦調整及其均衡被作為消費物品的價格和成本的關係進行過研究之後，我們就能將這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搞清三組價格事實——物品價格、物品成本和生產服務的價值——的關係。總起來看這三種概念顯然完全相同，事實上它們是從不同角度著眼的社會收入。 從眼下「靜態」問題的角度出發，所有生產投入要素的供給都已嚴格固定，對其服務進行評價的理論，與前一章在消費物品問題上論及的市場價格理論完全相同。任何一個特種投入要素的供給和需求問題，都可以用表格或圖形的形式來表示其在每一價格水平上可以得到和售出的各自的量，還可以通過這種圖形標出均衡點。有關供給和需求關係的情況要遠比消費物品的情況更為複雜。在供給方面，我們甚至不能將某一時刻的存量視作為給定的實際數量。因為我們分析的是一種具體種類的投入要素的服務 ，而不是這個投入，投入要素的量是固定的，但從該要素中可以得到的市場服務的量，可能會因出價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兩種方法都可以自由選擇。我們可以依據投入要素的實物特性，即讓這種投入要素成其為投入要素的特性，或根據其所產生的實物結果，來對服務進行定義和分類。 ［30］ 我們首先從實物意義上對投入要素進行定義。在這種情況下，在標出需求曲線時，我們多少要考慮一下相同投入要素的替代效果；供給指的是一種具體的投入要素的服務的供給，那些完全 同質的、普遍可相互交換的東西，可以歸為一類。 假設一個人會為了獲取一份更高的工資而不是更低的工資做更多的工作——即更努力地工作或每天多做幾個小時，這是正常的，因為從表面上看這種假設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一些考察會表明，這一假設對理性行為人來說並不正確。就人們的行為是理性的——即，出自由效用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固定動機——而論，他們將根據賺更多的錢 ，但少工作幾小時 這樣一種方式，在賺錢養家和非贍養用途上分割自己的時間。在什麼地方達於均衡，取決於貨幣（代表用貨幣所能購買到的東西）和閒暇（代表所有非錢財上的、時間運用的選擇）之比的曲線的形狀。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價格的下滑斜率，畫出貨幣供給線。 ［31］ 第二種選擇方法是根據投入要素或生產要素所產生的物質成果來對它們進行定義。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一定時間裡的供給曲線的形狀將完全依據於我們所討論的服務的專業化程度。從一個極端來說，我們也會獲得一種非專業化的服務，比如在某個具體行業中的非熟練勞動。對這種服務來說，在低於已確立的競爭性價格時，不會存在任何這種服務的供給，高於此價格時，就會出現基本上是無限制的供給。這就是說，作為價格函數的供給曲線將會是一條垂直線。在另一個極端，也會存在一種絕對專業化的服務，比如鑽石切割者或是飛行員。對這種服務來說，低於某一最低價格，就不會有這種服務的供給，這些人將會做其他工作賺錢，隨著價格的上升，供給也將會急劇增加，直到受過這種訓練的人全部受僱為止。除這兩者之外，曲線將會併入以前討論過的由給定投入要素所提供的服務的供給曲線（見下列圖形，每一圖形表示一種價格函數的供給）： 已知投入的服務 非專業化的服務 專業化服務 就需求而論，生產服務的情況要比消費物品的情況簡單；需求（a）總是間接的或派生的，是需要投入要素產品的一種反映；（b）其性質總是關聯的。與第一種事實有關，需求也是高度複合的；同樣的生產投入要素交替滿足範圍廣泛的欲望，而極為不同的投入要素則能滿足同樣的欲望。就算沒有棘手的問題，生產服務使用中 的這種複雜性，也使我們非常難以對其進行邏輯分類。正如我們所見，共有需求僅僅是在程度（degree）上，並且是在一個相對有限的程度上，對生產者物品和消費者物品進行了區分。 作為一種價格函數，任何具體種類投入要素的服務其可能銷售之需求曲線的形狀，與消費財貨需求曲線的形狀是相同的。這就是我們已經描述過的價值生產力遞減曲線，其下降是物質生產力遞減和價格下降的結果。這就是說，如果任何生產性投入要素的供給有了增長，那麼，使用該要素的組合中的該種要素的比例將會增長，同時，在組合中這種投入要素的使用占有相對重要的比例的商品的生產也會相對增加，其結果是這些商品的相對價格相應下降。靜態條件下，均衡價格點實際上就是該投入要素的給定供給的特定生產力（儘管我們必須謹記，服務 的供給在一定時刻也會隨著價格的變動發生某種變動）。這就是說，在均衡條件下，每種服務的價值等同於它對全部產品所做貢獻的價值，並且在整個體系中，相同投入品的貢獻在價值上是相等的。很明顯，這種調整在調整了生產服務價格的同時，也固定了消費物品的價格，在規範價格 理論與上一章所研究的市場價格理論截然不同的條件下，我們也可以將供給與需求分析應用於消費物品的分析。 在某一時刻，任一物品的理論價格都是現有 供給的（「邊際」）需求價格，即市場接受供給的最高統一價格（uniform price）。供給是一種既定的具體事實，不是一個經濟變量，但卻是方程式中的一個常數。在一個長時期內，一個物品的均衡價格是一個有差異的問題。在這裡，並不是說物品的量是一個常數（再加上需求的情況），而是一般物品的生產條件（以及需求的條件），（在「靜態」條件 下）是個常數。任何具體物品的供給都可以自由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隨價格的變動而變動。對價格的調整不是為了對固定的供應進行配置，而且要讓生產率等同於消費率， ［32］ 兩種變量都與價格函數相關，或就是價格的「函數」。 我們不需要對需求曲線作任何特別的重新解釋，唯一的新問題出在供給一方。假設某一時刻，供給率和需求率事實上就是一個價格函數，很明顯，價格必須移向兩種比率相等的均衡點；由於物品的消費不可能快於物品的生產，因此物品的生產也不能快於物品的消費。兩者如有任何差異，都將立即在價格上得到反應，價格也將根據與假設的函數關係相一致的生產和消費比率，做出反應，如此這般下去，直到需求和供給都與現有價格一致為止。 為了研究供給與價格間的基礎和特性，我們必須考慮一下控制生產的動機。已經組織起來的生產群體或企業，必須給它的成員（生產性服務的所有者）支付足夠的報酬，以使他們留在本企業，即支付必須滿足競爭的要求。任何群體根據一定利潤雇用一名新成員時，很顯然，它也可以用略高於該成員在別處所獲報酬的辦法來得到任何新成員。同樣明顯的是，企業也會棄用已被它雇用的任何成員，即其競爭群體開出比它所能支付的更高的報酬時，它就會放棄它雇用的成員。因此，在任一價格水平下所能生產的任何商品的量，將很快趨向於這樣一個量，即一個既無利潤也無虧損的量，因為，一旦生產中哪怕產生出一點利潤，生產都將增加，反之亦 然。為方便對這種調整進行研究，我們可以將先前圖形的軸相互交換一下，將成本和銷售價格看成是供給規模的函數。 人們通常假設，成本要麼增加或保持不變，要麼就隨供給的增加而減少 ［33］ （當然，銷售價格實際上總是在下降）。這一問題實際上是最為困難的一個問題，或許還是經濟學理論中最含糊不清的一個問題，以致不能在這裡進行充分的分析。但我們的考察似乎表明，在完全競爭的必要條件下，成本一定總是隨供給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存在競爭，情況一定是這樣，一個在行業中比較而言相對規模較小的企業，一定比大的企業更有效率；否則就會產生壟斷。因此，新的供給將通過無數小規模企業的增加而出現，不是通過任何小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出現，大規模生產的不經濟，將由此而被人們所認識。 相反，增加的供給一定意味著生產資源從其他用途的轉移，這種轉移將通過該生產資源在該用途上的產出的減少而提高它的價格，其結果是提高了競爭性產品的價格。當然，如果競爭的存在使價格對所有生產者都無一例外地上漲，不言而喻，所有供給單位的成本也將同樣上漲。 ［34］ 成本函數的正確形式將由生產性服務的需求中特定物品的重要性來決定。如果特定物品的生產在所有這些服務中，只構成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部分，我們將視其為實際的固定成本；如 果占了很大部分，就是一種增長極快的成本。在已知技術條件下，由於代表收益遞減規律的成本函數的特性不同，成本函數也會有不同，因為隨著生產的增長，相對於供應上更為有限的投入來說，供應更為充足的投入的投入比例也將會增加。第91頁的圖形表明了函數的特性和均衡的含義，該圖形也適用於協作生產的條件。 均衡的條件或者靜態的長期趨勢，現在已經從許多不同的角度、用三種方式進行了系統闡述。從分配的角度來看，每一種投入要素都必須處於這樣一種情況下，即在這種情況下，它能夠對社會收入做出最大可能的價值貢獻，並且還要通過自己所做的貢獻得到評價。從消費物品的角度看，價格一定是這樣的情況，即生產和消費的比率是相同的，或者每單位的成本和銷售價格是完全一樣的。這裡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這些敘述從邏輯上說是相同的，但代表的是相同現象的不同方面。不言而喻，物品的成本與貢獻份額從整體上說是相同的，兩者都與物品的價格相同；事實上，這三者全部都是社會總收入的不同稱謂。一種包含所有這些敘述在內的系統闡述是指，消費物品和生產性服務將如此定價，等價和等量的生產性服務能做出與消費物品等價的貢獻。只有這種情況能穩定下來，任何其他組合力量才能依此帶來這一結果，這是不言而喻的。 迄今為止，我們只是將種種不同的人類服務，作為引發競爭性歸屬的現象，來進行研究的。下一步則需要注意經濟組織中財產的含義和作用。我們已經知道，只要物質生產財貨不容易增加或減少，而且不與其所有者相分離，物質生產財貨就不會對組織的基本原理有所修正，對所有者的個人能力，我們也必須應用相同的約束條件。 相反，生產要素分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個範疇的傳統分類 已經在前面提過幾次，現在開始更為仔細地著手分析其準確定義和分類上的難題，正當其時。很明顯，所有這些類別都不能視為是同質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機器和不同的自然投入要素，在其特性及所從事的服務中，顯示出了極大的差異。卡恩斯（Cairnes）試圖將勞動歸為更為近似的同質體（bodies），因此有了著名的「非競爭集團」（non-competing group）一說。更為突出的是，不同自然投入具有的千差萬別——麥田之於菠蘿地，耕地之於牧場或林場，而且所有這些都與礦產儲地完全不同，後者更是種類繁多。資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這方面的特殊性，其「流動性」主要由所考慮的時間的長度而定。 另一方面，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是，不同範疇的投入要素和差別極大的物質財產，就它們所獲得的結果而言，或許是相等的和可交換的。如卡弗所觀察到的，一名挖溝的（人）從經濟上說比他作為一名簿記員更近似於一台蒸汽挖掘機。 ［35］ 實際上，一個競爭的社會組織取決於多樣化程度的事實表明，沒有哪種具體的投入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在有限的範圍內，它們可以相互替代，因而，每種投入都一定會為了自己的位置，與其他不同種類的投入要素競爭。很明顯，從其他方面看，生產者要不是為了各不相同的投入要素出現在市場上，他就不會通過競相出價分別對它們進行評價了。分配問題的存在，取決於產品製作過程中實際上起著不同作用的不同種類投入要素的協作，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取決於在價值成果的貢獻中，幾種確定的服務量的等價。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我 們立刻就能明白，根據生產服務的貢獻對生產服務進行分配或量度，對生產分配問題毫無意義。按照這樣一種標準，所有的生產性服務都成了一筆巨大的同質性資金。 ［36］ 實際上，這個問題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道難題，因為我們不能在討論定價問題時根本不知道被定價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但我們也能回想起來，大多數相似的難題，是在消費物品領域中碰到的，同時，這兩道難題的解答一定出自相同的來源——都要求助於市 場的基本事實。用相同名稱報價的東西和價格相同的東西，可以視為是相同的東西，反之亦然。然而，這裡應該提及這一問題的某些特別之處。首先，生產性投入的可替換性取決於其用途；兩樣東西對一個目的來說可能是相同的，而對另一個目的來說則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這一點對消費財貨來說幾乎是不切實的，實際上，消費物品通常並沒有這麼複雜多樣的用途。可替換性也有一個時間問題。生產投入要素的形式變化和使之適應新用途的問題，促使我們對長期報酬尤其是資本的含義進行分析，我們將在下一章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的研究將極大地拓寬資本的分類；多數生產性服務最終代表的是某種資源的以前的投資。 不同用途間可替換性的變動，引出了導致理論混亂的特殊複雜問題。最終確定要考慮的問題，不是在製作任何具體物質產品時的可替換性，而是一定的價值量。事實上，具體物質產品的多種多樣的可替換性，並不是競爭分配活動的必要條件。如果投入要素是由不同用途的東西組合而成，實際的替換則通過不同產業的相對成長或衰落而達成。我們以前曾經提到過威塞爾，威塞爾實際上駁斥了基於比例變化的生產力分配理論，提出了基於不同組合中不同比例的實際上相當的理論。而泰勒卻用後一種方法來解釋自己的生產力理論，但他也指出，這兩種理論實際上是相同的。當然，兩種比例的變化都涉及到了生產性服務市場的實際運作，兩種變化都成體系地出現在我們剛剛做出的分配理論的闡述之中。 ［37］ 為了結束對生產性服務的簡短討論，我們或許可以注意一下通 常對勞動和財產要素所假設的四個區分理由的無效性：（1）主動性之於被動性。企業組織的特點是，勞動和物質設備一樣，都直接屬於僱主所有，不屬於勞動所有者所有。在這一方面，一名自由勞動者與一匹馬之間，確實沒有明顯的區別，更不要說一名本來就是財產的奴隸了。與此緊密相關的是（2）投入要素本身關於（a）種類以及（b）投入工作的服務的量的偏好問題。但這裡至多也是一種模模糊糊的程度上的差別；財產所有者通常出於道德的或情感方面的原因而限制財產的使用範圍。我們切勿將實際從事工作的投入要素與投入要素所有者的人格相混淆，在這一方面，一件工具、一幢樓房或一塊土地，看起來與人的一隻手或大腦相同。這一點對（b）即所完成的工作量來說，也是如此。人們可能會強調指出，物質要素並不在意它們是否工作。但限制勞動的工作時間或給予勞動者一定的假期，對一個人的個人資源或希望保護該資源使其不受損傷的願望來說，都是一種可能的選擇，相同的考慮也適用於財產資源。 ［38］ （3）細察之下，另一個表面上的差別與「不夠標準的」（submarginal）投入要素——質量太差而不能使用的投入——相關。人們或許會指出，不存在與無租金土地（free land）同質的沒有工資的勞動。但是事實上，夠標準的人和不夠標準的人與土地上存在的現象一樣常見和重要，而且這一方面遠遠超過了資本。每一個人在其一生中兩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一個不夠標準的勞動者，各個公共機構（institutions）里就滿是不夠標準的人。一年中有數以百萬計的空閒工時本來應該用於可以多少帶來一些超過競爭性收益的任何事情上，但卻用在一些必須使用的設備上。另一方面，與我們所注意到的同樣錯誤的推理有關的是，繁重的工作無疑會導致雇用大量能使用可以生產出更多產品的設備的人，如果是在「更深入利用」的意義上雇用更稱職的工人的話。 ［39］ （4） 財產與個人能力之間最為重要的所謂差異，即道德差異，並沒有嚴格地局限在像現在這樣的純敘述性討論的範圍之內，但我們可能正好觀察到，這一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現實。作為「勞動所得」（earned）的個人服務收入和「非勞動所得」的財產收入間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家們」弄出來的。這種區別，明顯使人產生誤解；要在兩者間為道德真實性的區別找到理由，不能說不可能，但也非常困難。「有的人生而偉大，有的人贏得了偉大，還有些人是送來的偉大」，這句話實際上也適用於財富。將一份產品 或由於勤懇的努力甚或遺傳優勢或幸運所帶來的生產能力各自區別出來的任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作出錯誤區別而導致的災難性結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兩種情況都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在實現再分配的實際可能性上，也存在帶有幾分重要性的區別，為了把複雜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我們認為有必要回過頭來對財產再作一個明確的說明；財產是與財產所有者分離的，勞動通常並不與所有者分離，或者說，沒有達到類似的分離程度。至於社會政策的唯一結論，我在這裡要插一句，我們堅決主張「社會」必須拋棄這樣一種看法，即由於收入是「勞動所得」，所以收入是「理所應得的」（deserved），而不是其他。從對大量「勤勞」所得不加區別地徵稅，對不幸者和無能力之人的不加區別的補助中，我們可以看出，事實上我們已經遠離了這一觀點。如果我們打算將社會組織起來，並打算維持人們的生活標準，我們就必須從根本上根除缺陷，或是根除強加在弱者身上的不堪忍受的負擔（儘管這樣，弱者的容忍還是有限的，但命運的因素仍然不變！）。 現在讓我們再轉而思考一種經濟組織的因果關係，即在因果關係上對財產屬性的區別有重大意義的經濟組織進行考察。首先我們假設，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某些財產可以通過租賃而不是通過出售與所有人分離。這裡唯一的區別是，這種財產的所有人或許屬於一個以上的生產集團，並同時為產品貢獻出一種以上的服務。從總體上說，這一體系的組織原則絕不會受到競爭性措施諸項條件變化的影響。 通過交換產生的永久性財產轉換的可能性，雖然並不屬於增加或減少的範疇，但在我們的問題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這些結果 與我們迄今為止所具備的另一個抽象概念的含義，即生產一消費過程的連續性和永恆性，緊密相關。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排除簡單化，考察被抽象掉的因素的作用。這樣，當我們將條件按現實情況作過修正，而另一方面仍繼續保留完全知識和靜態條件，生產過程也被延長並劃分為複雜的階段和再細分的階段，更有甚者，物品在生產出來後也不再需要馬上進行消費，而是為了未來的用途或未來的交換而儲存起來，那麼，我們所研究的這一社會將會發生什麼呢？ 在不同的集團或工廠中，將生產過程劃分成階段進行經營，在細節上與生產過程的時間長度相關，但我們可以略加考慮就不予理會了。事實上，這是組織問題上相對次要的問題，而且，在現在假設的「無摩擦」條件下，在一件產品的製作過程中是通過一個單個集團的內部組織進行要素整合，還是通過集團之間的外部市場交易機制進行要素整合，其連續性過程都不會有實質上的區別。在這種條件下，任何時候都存在一大批半成品，即製作過程中的物品，這當然是一批會有價值的物品。我們必須從半成品價值中分離出某種要素，這樣做只是在產品進入消費之前，由於時間流逝所產生的直接心理影響，致使產品中所包含的儲存的生產能力的價值發生變化使然。 物品的生產和消費的時間關係是一個複雜且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在這裡只能做些非常簡略的討論，也有必要做一個粗略的概述。對人性普遍偏好現在物品而非未來物品的假設，是如此普遍和確定，以致我們需要鼓起一些勇氣，才能對有關這一論題的全部學說的理論基礎進行質疑，而這是一定要做的。按筆者的觀點，有關這一主題的多數討論，都由於這一問題中的一個錯誤概念而沒有實際 意義。現實社會中存在利息這一事實，被錯誤地拿來證明人們是低估未來的。實際上，按我的觀點，利息和時間偏好的關係被顛倒了。在一個可以獲取利息的自由市場上，因為一件商品可以自由地與其他商品進行交換，所以人們自然會做出現在的一元錢按現行利息與未來的一元錢等值的估計。人們並沒有將所有財貨的消費推延至不確定的未來這一事實，也並沒有為一種偏好現在消費而不是未來消費的根深蒂固的抽象觀念提供理由。人們也不願意將一生的所有快事都壓縮到現在，此後就永遠戒絕滿足了， ［40］ 根據同樣的推理，上述行為也能證明一種偏好未來而低估現在的傾向。 當前推理中的錯誤在於，錯誤地選擇了量度時間偏好的起點。正確的基本準則是，不要將所有東西放到現在，而未來卻一無所有。一個更為合乎情理的問題應該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不得不在今日享受而明日禁食與今日禁食而明日享受之間做出選擇，在其他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哪個選擇更為可取？或者說，如果將一個人一年的全部收入在一月初就一次性地付給了他，那麼，他會怎樣分配他的全年花費呢？這裡明顯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即他在第一天就將錢全部花光，或是把錢全部儲蓄起來直到一年的最後一天才花，零時間偏好（zero time preference）顯然意味著時間上的均勻分配。任何一種早期的集中消費，都要用後期消費的減少來補償，這就是真正的對未來的輕視，而為了未來的富足或奢侈 而在現在克儉，就是對現在的低估。當然，我們也就未來抽象出了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如果在兩種選擇中其他的條件都相同，我們似乎可以證明兩種傾向的非理性都是正當的。 ［41］ 至於人類本性，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假設，由於人與人的差異，所以每個人都有極為不同的分配形式。毫無疑問，其中少數人的分配形式將與直線或平滑的曲線相一致，向上傾斜，向下傾斜，或水平發展。但多數人在時間和幅度上多少是波浪式地前行，在一段平和或甚至是有節制的階段後，則出現不同種類和程度的「爆發」。事實上，無規則似乎成了人類自身的優點，至少對那些精力旺盛的人就是這樣。 ［42］ 至於這一趨勢是上升還是下降，則取決於個人。對許多人來說，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而另一些人則對其後的日子考慮更多。像馬歇爾指出的，有的孩子在吃布丁之前先把上面的草莓撿來吃了，另一些孩子則在吃布丁後再吃草莓，而許多孩子則根本就不吃草莓。成人的情況也與此類似。野蠻人的無遠見則眾所周知。當然，生命的身體條件從兩個方向對預計過程 （discounting process）設定了範圍，除非我們今天活著，否則就不能享受明天，許多人付出了代價才明白，現在太高的生活水平會對未來享受的能力產生同樣的影響。我們似乎不值得對大多數人做出判斷，尤其考慮到圍繞選擇條件所做的任何簡單假設的非現實性時，更是如此。人們一方面揮霍，另一方面吝嗇，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不必試圖打破任何精確的平衡就可以對其進行研究了。 在這一點上，或許更為重要的是要堅決主張，作為對儲蓄現象的一種解釋，消費中的時間偏好問題相對來說並不重要。花錢或存錢的意向，消費當前收入或積聚財富的意向，事實上都更多地受到其他動機 ［43］ 的影響。與人類行為的其他方面一樣，這主要是一種社會標準的問題，什麼是「得體」、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的問題。擁有一大筆財貨會賦予人顯赫的社會地位以及控制別人的巨大權力。如我們現在所假設的那樣，即使在這裡，生產職位也並不向富人開放，富人能夠提出自己所偏愛的請求，他所不喜歡的擔憂，當然還可能把他的工作轉向物質利潤，如果有這種傾向的 話。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假定，在那些只限於對消費物品進行積累的地方，積累還因為儲藏、保存、保護及不可避免的質變，而必須對成本進行考慮。 ［44］ 很明顯，社會各色人等在經濟處境上的差別，以及與財貨的使用時間有關的偏好，創造出一種交換對雙方都有利的局面。對於一種人來說，一種當下或更早的貨品分派在他自己的生產開始之前就要進行，他可以用以後將有的收益作為還債的抵付；而對於另一種人來說，由於手中有筆已經積累起來並仍在增加的閒置資本，有一份就未來一定價值量進行交割的可靠的契約， ［45］ 都可能會感覺自己現在擁有的財貨更為稱心如意。 如果在整個人口中，時間偏好的重心偏向於當前，就不會出現可觀的財貨的淨累積。那些樂於累積財貨的人，會把他們的剩餘成品儘快轉給那些樂於支取未來的人。供給與需求的情況將決定現在財貨與未來財貨間的市場交換比率，在這種情況下，現在財貨將會獲得一筆升水，升水的大小取決於對未來預期渴望的程度。很顯然，現在財貨的這筆升水會形成增加剩餘生產的動機，並遏制了剩餘產品的現在消費。在市場確立的交換比率下，現在生產的剩餘量將與現在消費的剩餘量相等。貸款的償還對相關原則並不發生影響，因為它只是最初交易的重複，而最初的交易中包含著交易人相互交易的作用在內。當然，從總體上看，超過現在生產的過 多的現在消費，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時間偏好的重心偏向於向後推延，其結果將是在社會的淨累積中生產暫時超過消費。現在財貨與未來財貨間的交換，將為後者確立一個升水。促使交換髮生的比率，必然固定是這樣一個比率，即與市場上所提供的各種接受此價格的服務的量相等的比率。由於未來財貨的升水，累積會部分地依據升水的量，按這一比率持續不斷地發展下去，這一持續過程一直要到升水消失或是與保存累積財貨的成本相等為止。任何未來財貨的較高升水，都不可能是恆久的事。但累積的情況可能是需要一個無限的長期來達成均衡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時候的實際條件是，未來財貨的升水是累積產生的結果。 在上述條件下，我們所描述的「升水」或時間偏好率，雖然與（正負）利息相似，但卻必須與這種現象區分開來，因為它必須符合當代產業的實際，事實上，它只是一個因素，但卻是一個相對來說意義不大的因素，一個影響生產資本借貸利率的因素。 ［46］ 時間價值，不管是現在的還是未來的，或許最好看成是一件物品中的特種效用，就像營養價值或審美價值或任何其他可以賦予或提升欲望的屬性。對其進行支付的比率，即區別於其他報酬的地方，明顯由供給與需求雙方的「心理」考慮而決定，心理學派中通行的利息理論，就是在將這一現象與作為一個分配份額的利息相混淆的基礎上形成的。嚴格意義上的利息問題，將在稍後的討論中論及。我們將會看到，正確意義上的利息，根本不可能在不存在不確定性的社會裡出現，即使累積的財富被用於生產之中，即使社會在資本積累方面是漸進的，如果知識和預知知識是完全的，也不可能出現利息。 考慮到在經濟行為中所獲得的有關時間作用的知識，我們現在可以按生產要素與其所有者相分離並易於出租和出售的簡單意義，轉而討論財產的關係。我們現在必須記住，我們暫時排除了財產增加或減少的任何可能性，也排除了由於改變其功能而在屬性上發生任何物理變化的可能。這種變化及其結果屬於經濟學的第三部分，該部分專門討論財富的生產和消費條件變化的問題。為了認識靜態條件，我們必須分離出這些變化。我們將這類財產作為「土地」來進行考慮是很便利的 ［47］ ，因為傳統上對土地的分析就像它在質和量上都已一勞永逸地由大自然定好了一樣。這完全不是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到這一主題時所要提出的土地觀。但對於一個已被描述出某種特徵的生產要素來說，這是一個合適的稱謂。 我們現在假設，這種財產在數量上是有限的（即屬於「收益遞減」類），而且現在社會上也沒有其他種類的財產。在生產方面及需求方面，以及與其職能相關的分配方面，土地實際上與其他要素（如人的服務）一樣，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或許會影響到收入的個人分配。 假設生產組織中已經完成最終的調整，任何一種如我們所說的財產都可以視為是對一個商品或永久性貨幣收入的權利或所有權憑證。就其本身來說，其行為的含義與消費的時間分配緊密相關。一塊土地集中體現了未來財貨在整個未來時間裡，按一種非常特殊的價值形式對收入進行分配的情況。不用進行論證我們就可以假設，這樣一種財產是值得擁有的，因此，在自由契約條件下，土地和消費物品之間將形成一個確定的市場交換比率。更準確地說，這一價格將是得自土地的收入（除了土地收入之外，沒有其他有效的量度方法）與也是按價值進行量度的現在財貨的量之間的比率。因此，我們可以將此價格確定為若干具體年份的購買量或是每年的一個百分比，並用以表示我們熟悉的資本化這一現象。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要系統闡述決定這一資本化率的條件。 對土地的需求，尤其體現在那些傾向於為未來而儲蓄財富，即低估現在的人身上。因此，土地實際上是未來財貨，但土地在未來的分配方式，又為土地的需求條件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殊的限制因素。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定範圍之內，與一定時期內的統一分配相比較，人們更喜歡未來財貨而不是現在財貨，這種情況不僅合理而且很普遍。事實上，對多數有教養之士來說，希望一生中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甚於生活水平恆久不變，而且極少有人願意生活水平下 降。但一旦進入對無限時間（infinite time）的考慮，情況就有了不同。 任何在無限時間裡均勻分配的有限的消費或享樂的量，會表現為比率為零的實際收入率。因此，對未來終生享有收入財貨的需求，就必定存在一個明顯的折扣。實際上，未來收入的折扣率一定大於零，或者，它們具有無限的現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偏好未來而折扣現值，只有在一個社會的有限時間內，在現在財貨有限的條件下，即在經濟條件下，才能持續存在。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一旦資本化和土地的市場價格確定下來，土地就可以隨意轉化為一筆現在消費財貨的資金。對永久收入財貨來說，自由市場的存在為所有現實的（有限的）一段時間，制定出了統一的時間偏好率。對那些不願繼續將消費延遲到一段時間之後才消費的個人來說，他知道除非自己願意，否則他不必這樣做；因為他可以在任何時候用他所願意的最快的速度，賣掉他以現在消費形式積累的財產。在市場上，對永久收入財貨來說，現在市場財貨一定有一個高出未來財貨的升水，但這個升水率就算很高，也不會不能與任何一個有限的時間期間內的未來財貨的升水相比較，而且這一升水也會非常合意地存在於這樣一個社會裡，在這個社會裡，每個個人和集團最終會按時、按既定斜率的向下傾斜的曲線分配到自己的消費。 在這種條件下，一個人可以憑藉收入財產的買和賣，對任何具體時期的任何所期望的消費分配做出安排，或者，他還可以通過一家合適的人壽保險機構，為自己不確定的一生時間做好安排。對那些希望推延消費、並保證實際收入的分配可以有所提高的人來說，他可以在早年購買這種財產，然後在以後的日子裡逐步將其賣 掉。對那些希望提前支用未來生產，並希望有一條向下傾斜的消費曲線的人來說，他可以逐漸出售自己的土地。（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只能用我們前面討論中所描述的方式，即在不存在這類財貨的條件下，為自己做出預先的安排。）從整體上說，社會不能預先支用未來的生產，除非還存在它可以向其借貸的其他社會。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只有在前面所描述的情況下，通過實際的消費財貨的累積，才能延遲其消費。淨積累的過程再次趨向於與當前的生產和消費相等的均衡，儘管達成這一目標還有遙遠的一段距離。通過已確定的貼現率以及我們提到過的淨累積率，兩種動機在任何時候都必然處於均勢。 永久性收入在市場上被資本化的這一比率，還不是一種分配份額意義上的利息率。在我們已經談過的、對與收入財產的利用或轉換有關的貨幣借貸的條件來說，這裡還沒有任何必要條件（雖然消費貸款多以這種熟悉的形式出現）。如我們不久將看到的，以生產為目的的資本貸款是一種手段，一種將生產物品中價值權益的所有權與物品本身的直接所有權相分離的手段。而且，主要是由於風險或不確定性因素的出現，才使這種分離成為一種需要。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對某些個人而不是儲蓄者來說，某些專業化的動機即制定投資的職能，甚至在不存在不確定性的社會裡也可能存在。在一個我們所描述的既沒有不確定性又沒有進步的社會裡，也不會存在為生產投入要素的購買而借貸價值資金的動機。 * * * ［1］ 參見第三章，第76—80頁，我們在此假設條件下討論問題。 ［2］ 參見第86頁腳註，論及貨幣的出現和用途之無差異問題。 ［3］ 在現實生活中，相類似的企業間的競爭關係由於以下這一事實而更加複雜，即每個企業實際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部分的壟斷。也就是說，企業並不能生產出與其競爭者切實相似的產品（效用集）。一個極端的例子是鐵路，在鐵路方面，其部分的產出，即通過運輸的產出是競爭性的，而另一部分產出，即地方運輸，是壟斷性的。這種行業規模與企業規模的關係問題，就筆者看來，已在文獻中被不適當地混淆了。布洛克（Bullock）教授對生產要素間的比例變化、一個產業總體上的成本遞減或大規模生產的經濟節約措施所引起的收益遞減三原則作了區分，（參見《經濟學季刊》，第十六卷，第473頁以下。）但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充分理解了這些成本規律（亦參見達文波特《企業經濟學》，第二十四章）。達文波特對問題的分析還沒有超過布洛克的分析。 ［4］ 見F. M. 泰勒《經濟學原理》，第四章。這是對可變比例和收益遞減規律的一個縝密而充分的非數學討論。但我必須指出，我認為，泰勒對大規模生產的經濟與否的討論，是基於錯誤之上的。 ［5］ 這一法則的第二種表述方式可以從第一種推論得出。所有這些涉及收益遞減法則的闡述，實際上都被認為是下列假設的推論： 1．一種組合中的投入要素的比例可以在不破壞其生產力的情況下，各不相同。 2．如果在一種既定量的投入要素（比如說勞動）的基礎上，持續增加另一種投入要素（比如說土地），其增加的量從零直到無限，那麼，第二種投入要素的確定的量或量的幅度（既不是零也不是無窮大），將產出比預計的量更多或更少的一份更大數額的總產出。換言之，如果一種投入要素相對於另一種投入要素的比例無限制地增加，那麼，每單位遞減投入要素的產出先會增加，然後會減少，即，這裡存在一個最大點或範圍，除此而外，無論哪種投入要素的產出趨向（每單位遞增投入）將會減少。 3．分配理論的必要條件是，無論哪一趨向上的極端變化（除了無窮大），都將會是零產出。 就這一法則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它只與比例上的變量相關，並與任何投入要素的絕對量和變化的方向無關。傳統的勞動之於土地或土地之於勞動的常例，可以輕鬆而形象地解釋我們的說明。讓我們設想出一組來到一片處女地的墾荒者，他們面對的問題是，他們有限供給的勞動，可以有多少用於無限供給的土地。情況無疑非常清楚：a．他們可以利用不同的量，並且能得到一些產品（公理一）；b．他們不可能利用過少或過多的量來獲取最大量的產品（公理二）；c．他們或許會有運用過少或過多土地的嘗試，以致根本不能獲得產出（公理三）。 ［6］ 這裡應該指出，我們必須假定個體企業的規模差不多是一個不相干的問題。 上述推理也證明了曲線本身如我們圖中所繪那樣正向切過X 軸，但並沒有經過原點。這也是從各要素關係的對稱性得出的結果，即曲線將在最大點之外，再次與X 軸相交，並不會成為漸近線，但如果曲線經過原點，則會成為漸近線。泰勒曲線在這一點上有誤，因為曲線要麼就成為漸近線，要麼就不會經過原點。 ［7］ 其他應用於土地的投入要素也是這樣，但我們還是沿用成例進行解釋。首先我們應該記住這一假設，即人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並且其動機都是最大化自己的生產。事實上，這一結果會由於無知而發生扭曲，從土地稀少的地方到土地充足的新國家，傳統的影響養成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對土地的饑渴，在美國，對土地的墾殖和先占（preemption）也歸於傳統的影響。 ［8］ 參見第108頁及腳註。 ［9］ 具體的或邊際的貢獻的下降很輕易從每單位產品的變動法則中推導出來。詳細的證明可以參見泰勒的著作（前文已徵引），尤其是第101頁，第102頁。上文中所提及的一個單位「增加的產品」，就是泰勒和大多數作者所謂的「要素」的「邊際產品」。為了下文將會出現的原因，我覺得還是避免完全誤導要素和邊際這兩個術語。 ［10］ 這一術語多多少少有些武斷，但卻是澄清當前混亂現象的辦法，並且也給不同的事物起了不同的名稱。泰勒（前引）採用了兩種表達方式，即與工具性法則相關的「收益遞減」和「生產力遞減」，事實上，它們幾乎意義相同，而且也沒有說清物質產品的變動和價值產品的變動之間明顯的差別。說來也怪，泰勒並沒有運用他在分配問題的討論中論述得那麼系統的收益遞減原則，而是捨棄了在一個單一行業里對比例的變動進行分析的方法，採用了一種在不同行業里通過不同的要素比例進行推理的不同思路。這裡所涉及的相同的原則已經為泰勒所認識，因此他顯示出遠遠超過威塞爾的進展。這裡我們要指出，威塞爾使用的是泰勒所用的相同的歸屬理論（theory of imputation）。但將其單獨應用於多個產業，以替代他所否定的特定的生產力理論。（可參見第110頁。） ［11］ 參見第三章。 ［12］ 如達文波特所談的那樣（參見《企業經濟學》，第二十二章）。但後來達文波特又持批評的立場（參見第124頁）。 ［13］ 我們這裡不用理會集團的內部組織化形式。內部形式可以採用任何可以導致有效的共同行為及共同責任的形式。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共同行為和共同責任的產生一般是通過一名負責任的企業家為媒介而實現的，但在我們討論的這一階段，我們必須排除這樣一種職能，事實上，除非要做臨時性調整，否則他的服務就是多餘的。組織成員間完全競爭的規程，註定使更為劇烈的波動成為現實。這一假設首先涉及的是完全知識和全社會的相互溝通。另外，完全競爭還要求有大批的利用每一種服務為自己謀利的群體，而且這些群體間完全沒有共謀行為。任何一個生產行業內的企業數目主要依據於每一企業的規模，而企業規模又依據於被組合起來的各要素的可分性。因此，上文（第98頁）才強調，競爭依據的是生產要素的可分程度 。事實上，分工受到了市場範圍的限制，但在不同市場中出售的商品並不代表相同的效用累積，它只是不同的商品。 ［14］ 至於對一個社會所做的全部價值貢獻的含義，這裡存在一個難題。交換價值本質上是一個比率，所以交換價值的累積基本沒有多少意思。我們無法肯定由市場所量度的社會的價值收入，亦即在達成最終調整之時，一個特殊的商品價值就會大於在其他任何安排下的商品價值，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個人得到了他為社會所生產的物質商品。回答是，他將得到他所做出的物質貢獻的價值 ，一份足以購買他的貢獻的價值收入。理論上，實際的物質貢獻由社會中所生產的所有商品的微小增長所組成，這裡或許還包括「閒暇」的增長。 ［15］ 如上文所述，對分配過程從理論上進行全面而徹底的討論和證明（儘管在某種程度上有不同的背景），可以參見威克斯蒂德《政治經濟學常識》，第二篇，第六章，以及《分配法則的協調》，全書各處。讀者將會發現，按上文設想的調整思路進行分析的方法完全不同於人們在美國經濟學文獻中常見的「單位分析方法」（dosing method）。（尤其可參見克拉克的《財富的分配》，第十二章。）後一種分析過程在筆者看來是一種不必要的抽象，比之勾畫企業間競爭結果的實際方法，更加困難而且不現實。 ［16］ 特別參見第8頁，第9頁。 ［17］ 《經濟學季刊》，1901年8月。 ［18］ 《政治學季刊》，1915年6月。 ［19］ 《企業經濟學》，第十章。 ［20］ 《特殊生產力》，載《經濟學季刊》，第XXIX卷，第149頁以下，尤其見第159頁和第160頁。 ［21］ 《自然價值》，第三卷，《來自生產收益的自然歸屬》。 ［22］ 《產業體系》，第五章附錄，第112—120頁。R. S. 帕丹也提出過一種目的相同但思路略有不同的（准數理方法）的觀點，載《政治經濟學雜誌》，1901年3月號（第九卷，第161頁以下）。 ［23］ 參見第104頁腳註。泰勒提出的觀點是對的，即不用分別考慮各個產業中比例的變動率，只需考慮不同產業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差異，就可以估算出特別的生產力。事實上，兩種要素都有用。我們已經注意到並將進一步討論與生產「要素」概念相關的謬說。 ［24］ 參見第六章。 ［25］ 這裡我們或許可以提一下帕丹提出的另一個觀點，即收益遞增的理論內涵。人們通常認識到，在假設的單位分析過程的早期階段，人們所獲得的遞增的收益將達於某一點。由於「假設」收益遞增的這個階段會持續整個過程，所以帕丹輕易地就使這一方法的適用性顯得荒謬不堪。然而，他的這一推理思路比他早期的觀點更為武斷，但我們不必在此多作糾纏。我們已經夠詳盡地指出了，收益遞增是一種荒謬的說法；因為一種在此條件下運作的投入要素的生產性是負的，而且沒有很好地得到利用。A. 蘭德里教授在批評卡弗教授的時候，也對這一看法做了很多分析。（見《經濟學季刊》，第二十三卷，第557頁以下。） ［26］ 《美國經濟學聯合會第二十二屆年會論文集》，第143頁。陶西格的說法是，勞動生產出了所有的財富，但並不具備獲取所有財富的權利，我們則最好掉過來說。勞動不能聲稱是財貨的邏輯上的唯一創造者，但表面上可以聲稱有權消費全部財貨。 ［27］ 《工作與財富》，第二十二章。 ［28］ 《產業體系》，前引文。 ［29］ 按筆者的觀點，對生產力理論的敵視主要是由於這樣一種觀念，即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力代表著它們在分配中的道德報酬，但他們又確信，現有秩序在道德上並不理想。那些將生產力報酬當成是與理想的公正同義的理論家們，僅僅是不加批判地說出了大眾的觀點。而這種大眾的信條正是難題之所在，同時，這種信條還代表著一種異乎尋常的混亂狀態，而且，他們為了避免在事情的公平問題上作出矛盾的結論，在事情的因果問題上，也同樣出現了雜亂無章的推理過程。這個問題不可能在這裡深入討論，但稍加考慮我們就可以指出，在分配中用道德報酬來識別或吸收對生產的理所當然的貢獻，幾乎找不到什麼理由。從好幾個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財產和機會的繼承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個人能力的天生差異同樣無力在自己偏愛的分析方法中弄出一個站得住腳的道德主張。 ［30］ 在我看來，像J. B. 克拉克教授那樣用價格一詞對其進行解釋，顯而易見是件荒謬的事情（《財富的分配》，第六章）。如果用價格進行量度，將只會有一個因素，而且分配理論將會成為一種純粹的臆說（petilio princippii ）。 ［31］ 如果在稍加考慮之後，還不明白這一結論，我們或許可以用如下推理來說明。假設先前那個人像以前一樣，在完全均衡調整條件下工作，但每小時或每件東西上的收益率更高，比較而言，他賺得了一份更大的收入。現在，在他花費這份額外的貨幣時，他自然想在舊有的消費品上增加他的開支，並還想增加一些新的消費。為了用這樣一種方式分配他的資源，即相等的開支在所有領域中要有相等的重要性，他顯然必須在增加的閒暇上花費部分新的資金，即他要買回一些自己的工作時間，或用不賺錢的方式來消耗一些錢。出於下面的考慮，我們必須強調這一結論，即花費金錢也需要時間和精力，這樣，如果要獲得最佳結果的話，我們就要從工作時間中節省出時間和精力。 落後國家，尤其是赤道國家那些本地工人的僱主，非常清楚已知勞動力的勞動供給曲線的形狀。先進工業國家的白人並不總是如此理性地行為，相對於內心和精神的享受來說，他們的傳統使他們更偏向於那種用錢能買到的滿足。自世界大戰爆發後，這一結果預料會更加明顯，一旦某項具體工作的工資上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因此而產生出更多的閒暇和消遣，而不是更多的生產（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說的是一種永久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也與為在以後能購買更多的閒暇，在很大程度上臨時理性地更努力工作並行不悖）。 談論這一主題的時候，我們或許注意到，如果假設在這一方面土地或其他財產的服務與勞動不同，也是一種錯覺。這些投入要素也具備非金錢用途的選擇，如果說，土地的租金提高了，地主就有能力將更多的土地用作草坪、花園、運動場、野生動物保護區和娛樂公園等等，將更少的土地用於耕種和種植供出售的穀物；如果地主進行了嚴密計算，他們就會這麼做。 ［32］ 馬歇爾正確地將長期需求與供給作為時間比率（time rates）進行了分析，但沒有清楚地將這種形式的變量與市場價格有關的絕對量進行對比。 ［33］ 參見陶西格《經濟學原理》，第十二、十三、十四章。 ［34］ 經濟學文獻中充滿了相反的假設，在分析長期規範價格的時候，這是一個確信無疑的錯誤。在一個行業中不同的企業存在成本差異的情況已經獲得證實，只要在會計處理中不存在差別，競爭性調整就是不完全的。流行的邊際成本概念會通過相同的推理而消失。生產者所作的計算根據的是每單位成本和每單位銷售價格。 ［35］ 《財富的分配》，第85頁；亦參見達文波特《企業經濟學》，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 ［36］ 談到雙要素分析的荒謬之處，我們可以以J. B. 克拉克教授的著作為例。克拉克教授的謬誤在於用各個投入要素的生產性貢獻對不同的投入進行量度。他實際上已經認識到這一難題並對此做了清晰的闡述（《財富的分配》，第374頁腳註），而且他顯然是通過建立一個絕對主觀的量度標準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筆者來說，因篇幅所限，要評價這一推理過程非常困難。我只能說，在克拉克教授的書中我所看到的，除了未能建立起邏輯關係，明顯不符合邏輯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人們也可以看到，這一謬誤同樣也與其他所有利用「諸種要素」的分配理論——數目並不重要——相關，這也包括大多數該主題的文獻在內。 我們已提及的達文波特的討論（《企業經濟學》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是一個明顯的例外，達文波特的討論在這一問題上非常出色。其不足之處在於沒有充分地分別長期分配和短期分配的問題。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一不足解釋了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們在分配問題的科學解釋上，而不是在財產或政策問題上，所存在的大多數有爭議的差別。重要的是要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分類問題就呈現出不同的方面，變成了一個不同種類投入要素的供給條件的問題。傳統的三分法（或更特別的是土地和資本的分離）在A. S. 約翰遜的《當代經濟理論中的租金》（尤見第35頁以下）中得到了詳盡的論證。這一問題不久將提出來以供討論。需要指出的是，這裡也存在過於簡單化的危險（見下文第五章）。 或許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在三分法遭到斷然否定的時候，我們仍然在本書中將諸要素稱為「土地、勞動和資本」。如果需要做出解釋，我們會發現，僅僅為了解釋，就有必要對明顯涵蓋了全部族屬的表述做出某種解釋。這種解釋的重要意義與分類的意思正好相反，要不是在這方面它們不為人所熟悉，那麼，「動物、蔬菜和礦物」或者「固體、流體和氣體」都可以加以利用。那些熟悉的用語如果沒有嚴格的經濟學含義，也要具有社會的和道德的含義。 ［37］ 參見第119頁。 ［38］ 犧牲這一概念在經濟學中已經用得過濫。經濟學家及僱主往往傾向於假設，主觀意願是對從給定人群所獲得的勞動的量，或對一個給定支出的主要約束。僱主們及經濟學家們都對高薪勞動的效率逐步有了認識。毫無疑問，僱主們作為一個階級，總是在高於物質效益最大化之點使喚自己的雇員，在低於物質效益最大化之點付給雇員飲食、衣服及娛樂的費用，花費了更多的金錢（甚至不用提及更高的報酬）。對一個不能說話的動物恐怕根本不用做這些！當然，對個別僱主來說，支付維持一個低於最大化效率所必需的工資或許是有利可圖的，而且也能獲得一代一代充足的勞動供給（如果工人階級部分依靠自己的犧牲來維持勞動供給的話）；其含義是，甚至從一個短期的角度來看，他們所支付的低工資也是不經濟的，為此他們不得不與相同的個人勞動者打交道。閒置設備的存在對僱主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過度使用的弊端卻難以引起注意。當然，工人的無知與輕率同僱主也相差無幾。有意思的是，利弗休姆爵士最近提出一個觀點，他說如果工人們同意把一天24小時分成兩班的話，那麼，不降低工資的6小時工作日對英國許多產業的僱主來說，非常有利。 ［39］ 許多僱主已在童工問題上認識到了這一問題，這些人拒絕僱傭童工的原因很簡單，即其支付不是商業意義上的支付。這一問題隨著增加每個工人而來的資本量的增加而變得更為重要。機器使用的增加也使完成任務所要求的人的能力越來越低。最終的結果是難以估計的。「不能被雇用的人」（unemployable）的社會問題——如何對失業者進行鑑定以及拿他怎麼辦的問題——確實很嚴峻。與許多新出現的麻煩一樣，這一問題部分是家庭解體和產業變化的直接結果。 ［40］ 這一觀點可以用一個流浪漢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流浪漢發現了一張100元的鈔票，他直奔最近的快餐店，激動地訂了價值100元的火腿蛋。如果這位流浪漢沒有按上述方式做出反應，也不能證明比起相同數量的當前滿足來說，他更偏好未來的滿足，其他事情也是如此。 ［41］ H. 西奇威克同樣採用這種觀點，即以時間為理由的偏好是非理性的，他批評邊沁將「近似性」也列為在其他相同享受之間的偏好的基礎。參見《倫理學史》，第241頁腳註。也可參見傑文斯的討論，見《政治經濟學原理》第72頁以下。傑文斯在書中採取了相同的立場。他以海上一艘輪船的儲備品消費為例，非常有效地揭示了這一問題。 應該指出，未來不確定性的後果是非常複雜的。為防備由於死亡或殘廢所造成的未來享受的損失，所以必須估計由於其他不測而造成的未來一貧如洗的危險。我們更傾向於忍受賺錢能力的喪失，而不能忍受享受能力的喪失，沒有能力去消受需求是非常不快的。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或許會在這一點上低估現在，即他要儘早為他以後活著所必要的更為緊迫的必需品做好準備，增加的程度超出了這一點，他又會低估未來。這一點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顯示出享樂的理性主義作為一種現實的行為理論的荒謬。 ［42］ 參見斯賓塞《第一原理》，第十章，「運動的節律」。 ［43］ 對資本積累的實際現象來說，非常重要的是，這筆本金一旦儲存起來，就永遠不能用於消費；如果稍後將本金消費掉了，資本的社會供給就不會有淨增加。人們進行儲蓄，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沒有想去消費資本金，甚至也沒有想到消費資本金帶來的收入。因此，在我看來，「節制」（abstinence）這一陳詞與其當代的替代詞「等待」（waiting）相比，更能說明問題。誠然，每年5元錢的永久收入代表的是比現在的100元更多的消費，但沒有人會消費一筆永久收入或是希望這樣。就算儲蓄者一生中消費的是得自投資的全部收入，他或許會、也或許不會消費掉與他所儲蓄的本金完全相等的一筆錢。資本的形成是節制的結果，不是等待的結果。 實際上，「儲蓄」一詞本身就是一種誤導。人們通常並不是生產出本來要消費的財富，然後再反過來決定用它進行投資。多數投資對象都是首先定好了要投資的目標，不然根本不會被生產。 ［44］ 我們這裡不考慮由於體積、易變質性、吸引力的普遍性與需求彈性等方面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財貨累積方面合適與否的差別程度。 ［45］ 這裡我們必須假設，藉助於保險或其他方面的手段，所訂立的契約是絕對可靠的。 ［46］ 關於這一點，威克斯蒂德有十分精彩的分析（見《政治經濟學常識》第七章）。值得指出的是，道德家們通常怒斥前工業社會裡與我們剛才所描述的現象相同的「高利貸」，但卻不排斥現代利息。累積財富的生產性投資在早期幾乎無人知曉，甚至現存的已有生產財產的買賣也罕有人知。事實上，唯一的已知生產要素就是土地和奴隸。在當代意義上，土地不是私人財產，也很少用於商業的買賣，而奴隸的使用卻明顯與土地相關，即使在法律上與土地沒有關係，奴隸的使用也歸其主人所有。如果曾經有過一個消費貸款的自由市場，那麼除了風險因素以外，其餘所有地方都與我們描述過的事情完全相同。競爭性市場的缺乏是多數高利貸罪惡的根由，毫無疑問，高利貸確定的賠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敲詐勒索。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歷史地看，現代利息是經商業冒險中的消極合作之手，從消費貸款中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從某一學派的利息理論家們所陶醉的幻想中，即從小木船和漁網的交易中產生的。 ［47］ 當然，我們並不關心財產的真實歷史。毫無疑問，最近似於私有生產財產的是人。奴隸，或者女人或孩子，而最後真正成為私有財產的則是土地。但就我們的目的來說，合適的順序並不是按年月順序來排序的，而是按複雜程度的高低來排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