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1948年版前言

在本書再次重印之際，我很高興地接受了編者要我「再說幾句」的誠摯邀請。我雖然滿意於人們對本書的需要，但也不乏憂慮，即本書現在是否值得人們進行研究——假定以前值得研究的話——或者本書從前可能做出了無論何種成績，但現在應該悄悄地讓位於後來者了。實際上，相對於歷史的行進、經濟學的進步（至少是在動）以及筆者本人思想的發展，本書在幾個方面有些過時了。當前的情況已無法用1933年我為倫敦第一次重印時所寫的前言來涵蓋。在此15年中，從我們眼前流過的歷史長河，多數時間濁浪滔天。加之，那篇 前言是一位疲勞的大學教師在學期之末急於趕去度假的情況下寫就的。現在回過頭來讀那篇前言，有的部分簡直就像是未完成的草稿，其內容也明顯反映出筆者當時的一些成見。但我也略感滿足，因為我注意到，事物的發展趨勢幾乎無法駁斥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在1933年8月時的某些預感。1940年倫敦第五次印刷時我又加了一篇「增記」，該增記在理論分析上相對來說更為直接地切中題意，現在，我想再作些修正並進一步加以闡發。 ［1］ 將消費理論和包括資本生產在內的生產理論作為囊括了分析經濟學主體（分配理論不過是個腳註而已）的兩個主要論題，即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關係主要影響的是後一個部分。現在，我想對本書新的讀者談談我的觀點，尤其是在這一點上。風險和不確定性是圍繞資本理論進行討論的，這麼多年來，我越來越覺得這一點是一般經濟分析的中心以及初學者的難題（pons asinormum）。原文從現實生產的角度，發展出「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的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企業家」在一給定時間裡購買生產服務，並將它們轉換為在下一個時間出售的產品。這一觀點表明了一種「生產期間」，儘管該觀點並沒有忠於由李嘉圖發端、由龐巴維克發展並推廣的理論。早在1930年代初，我已漸漸相信，這種關於生產和資本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此當時我就開始發表文章提出我的看法。我也認識到，我的觀點的改變也要求我對自己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理論進行重新闡述（參見1935年為《經濟學雜誌》撰寫的文章，尤其是腳註，第79—80頁）。現在事情似乎很明顯，利潤一定會根據某個既定時間段，即一個或長或短的會計時間推算出來。在這樣一段時間內，一家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利潤，就是實際收入與支出（包括定金和貸款）之間的差額，這一差額通過同一時間內資產總價值的變化而增大或減少。（在這一階段內要假定固定價值的貨幣單位。）會計期可以按人的意願在數學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短一些（以減少貨幣變動率的實際變化）。 由此我們立刻就能得出一個結論，不確定性和利潤理論的關鍵問題就是資產價值及其變動問題。這就涉及到了資本以及資本利潤率學說，但又區別於利息理論。因為，這些價值是靠對未來收 人流的資本化獲得的。預期收益的大小和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資本化的比率，幾乎都是不確定的，但所有這些數據顯然都在已經結清而且平衡並顯示出在某一特定時刻賬目狀況的賬簿資產上，有合乎邏輯的體現。通常，價值包含了對未來可分配範圍之外的東西的一種預期，嚴格地說，如果在一個確定的時間內採取一次總的清算的話（世界末日），就會出現另一種情況了。（實際的清算涉及某些資產向其他賬戶的轉移。） 由此我們還能得出一個結論，不存在將生產和消費分割開的生產期間或時間間隔。如果兩者的時間間隔相等（「靜止經濟」的通常含義），嚴格地說，兩者也就是同時發生的；任何「投入要素」的維持和置換，都只是被耗費的「服務」的生產組成部分。消費可能超過生產，其間的差額代表著資本抽資、減少投資或資本的「耗費」。兩者之混淆的主要原因在於一個相反的事實，這一點在現代產業文明社會尤為典型，即生產超過消費，其差額代表的是資本的投資或資本的生產，這一點始終意味著超過維持的淨生產，其中包括置換以及形式上的不管何種變化。根據表面的印象，人們或許會想當然地認為，資本品的生產以及隨之用來產生收入的生產，是間接的未來產品的生產，資本的量將與間接的程度或是生產與消費間的時間間隔相一致。然而，稍為對其進行一下嚴格的探討就會明白，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在一個靜止的或進步的經濟體中，投資實際上是永久性的，在現實中，幾乎每一個投資項目都有永久性的承諾，甚至用收益進行的再投資也是這樣——除非或直到其所有者因某些意外的事情需要對其進行清算。從整體經濟的角度看，這也並不意味著真正的淨清算。再者，與以前的投資相 比，對任何資本增值的有計劃清算，也不存在一對一或整體對整體的具體的對應。資本的生產不能視作為其未來收益的間接生產，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兩種生產行為，儘管這涉及到了雙重計算，在任何情況下，生產的結果不是消耗了服務就是資本有了增長，嚴格地說，這種結果總是與生產本身同時發生的。 另一種結果是，按照邏輯的分類，各種有用的投入要素都一定包括在資本之中，因此，我們可以放棄「基本」要素的概念。而明顯的事實是，現實世界中所有的經濟價值，從經濟意義上說，都是過去生產出來的，除非預測或計算有誤，否則相同價值的成本相等。甚至人類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是一個例外。在奴隸社會中，這一點非常明顯，也不會引出什麼難題。但在自由社會裡出現的問題，就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因為，人既不能買又不能賣，對人的投資不能在一種極為相似的經濟情況下進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將維持「一個工人」的消費，與工人有目的的消費本身，確切地區分開來。但有一點很清楚，人，尤其是人的生產能力，其生產、維持與替換是有經濟成本的，因此本質上它與我們認可的資本品相似。就「自然要素」而論，其現在價值可以追溯到勘察、開發以及諸如此類的生產活動（投資），其中包括「等待」，為保證人類和其他利用過的資源的回報的一種犧牲，以及已付出的稅賦和其他成本。這也適用於各種分類的要素，但因為預測錯誤或對冒險採取的積極或消極的情感態度，它不適用於特殊的要素。從長期看，只要它們體現的是嚴格意義上的誤差，不是需要從正負兩方面進行價值估算的某種「偏差」，我們就假定，它們是均衡的。 放棄經不住推敲的最終資財（ultimate resources）的概念，以 及作為中介產品的資本品的概念和生產期間的概念，對生產的正確描述就不應使用「經濟循環」（Kreislauf ）的概念，而應使用一個包羅一切要素包括人的與非人的複合投入要素的概念，這一複合投入要素不僅不斷地維持著自身，而且還另外生產出一個可以用來消費或再投資的回報。由於是以唯一可能的衡量標準——價值為衡量尺度，所以這就是資本。資本的量則取決於資本的預期淨收益（這要取決於經濟中有影響力的所有條件）以及資本化率。其中所涉及的原理與魯濱遜社會或一個以無論何種方式組織起來的社會相同。「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是單位資本除以成本的商，即犧牲了的消費和犧牲的任何新種類的每年每單位將會帶來一份長期淨收入的新資財除以成本的商。投入的新投資不僅有「資本品」（過程含義上的物品、機器等）、自然要素和人力，而且還有技術和科研、社會遺存和藝術品以及各種耗費，或是包括所有要素的服務在內的投資本身。在一個金錢社會裡，如此決定並限定的回報率也確定了貸款的「自然」利率。應該注意的是，所有要素的收益和價值形式都取決於一種文化或文明的非物質方面，實際上，除了解剖學和生理學上的生物人以及某些類似物外，每樣東西都和資本相同，是一種累積的歷史產物。 *　　　　　　*　　　　　　* 本書給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特徵，也是本書最為明顯的缺點，即它實質上缺乏對「經濟循環」和類似問題的分析，實際上自1929年以降，經濟循環作為商業活動中不確定性和利潤——尤其是損失的主要的唯一的源泉，吸引了經濟學家和公眾的注意。這一論題也隸屬於生產理論。就單獨一本書的範圍而言（尤其是，本書原 來是我1916年在康奈爾大學的博士論文），筆者仍然認為，採用一系列限制性的假設，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科學方法。無疑，對古典一新古典一派的批評是較為合理的，即古典一新古典面對這種問題時的反應，以及在思想體系中為這類現象找到一席之地的動作，是如此之緩慢和猶豫。由於缺乏相應的具體知識和訓練，我感覺我的多數努力過於偏離了同樣重要且需要努力耕耘的經濟學的這一方向，筆者繼續停留在就經濟穩定和充分就業問題進行爭辯的邊緣，這些問題是自引發大蕭條的大崩潰以來，最大程度地贏得了經濟學家注意的問題。 這一問題在這一時期（1930年代早期）當然不是一個全新的論題，甚至在1915年我選擇博士論文的論題時，也不是一個新問題了。古典經濟學說的空白正由各國學者進行填補，但在美國，尤其是在1907年的恐慌之後，常常還有對以完全市場和「中性」貨幣以及資源的完全使用為基礎的理論的無端攻擊。然而，大蕭條，尤其是1935年凱恩斯《通論》的出版，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本書只能就這些事件的最新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扼要地作幾點評論。對大多數這種發展，以及這種最新的「時新經濟學」，我仍然持否定態度。這一點不僅尤其適用於「貨幣學派」利息理論，而且也適用於使貨幣理論成為系統經濟學的核心和出發點的全部規則（將充分就業作為一個「特例」看待），在許多方面，這也尤為適用於凱恩斯學派的貨幣理論。這正是我們期望從凱恩斯著作中看到的進展，但我認為，這主要是在對引起混亂和非均衡的貨幣現象的重要作用進行的令人生厭的討論，而不是對所提出的具體問題的解決。至於繁榮、蕭條和失業理論中的諸種問題，我敢肯定，對這些 問題的分析將以這一事實為起點，即任何一個投機性市場通常都表現出不穩定均衡以及價格在一個不確定的有限範圍內波動的趨勢。相應地，周期被認為與易於引起投機的所有耐用品和專用物品的生產相關。「這種」周期的特殊問題就是與具體行業相對的經濟整體中的擴張和緊縮問題，在具體行業中，人們認為一定時期和一定幅度內的差異可能會相互抵消。 我相信，在以貨幣表示的一般耐用品市場上所應用的相同原則中，我們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也就是說，從對貨幣未來價值，即與不同物品的相對價值截然不同的貨幣未來價值的投機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投機大部分都不是有意識的，但因了這個原因，其結果往往更為重要。任何合理的貨幣理論以及一般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是在「真實」貨幣（價值單位除外）的兩種主要職能間，即，作為一種物物交換的支付中介和「價值儲存」或持有財富的形式這兩種職能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在前一種職能中，支付主要是對服務的支付，其中也包括對儲藏的財富和預期的財富的支付，作為一種已確立的支付的「制度」體系的職能，貨幣的流通速度相對來說較為穩定。然而，貨幣作為儲存財富的功用，與真實物品和以貨幣表現的票據（obligations）相比，在假定貨幣量不變的條件下，其自然預期必定會因流通速度和價值的周期波動而有不同。無論價格什麼時候上漲或將要上漲，所有持有這類看漲價格財富的人，都會通過將貨幣轉換為物品，通過購置和建造——以及相反的行為，來促使其上漲。在這種條件下，與類似小麥這種商品的世界貿易截然不同（儘管小麥的價格也顯示出相當幅度的起伏），這裡不存在明確且眾所周知的引導投機並限制波動幅度的 均衡條件。投機的不確定性以及隨之而來的一般價格的變動幅度也相應很大，其原因部分在於影響貨幣和價格，包括現實世界中銀行體系及政府行為的基本情況，也包括商品供需的「真實」因素。因此，人們通常寧願根據當時的商業情操——別人認為其他人在想什麼和計劃什麼——來制定企業策略，而不是根據最終決定價格的條件來計算價格應值幾何。 我不同意凱恩斯貨幣理論的主要理由是，我根據這些事實——某些事實，或多數事實，或得到凱恩斯及其他人認可的所有事實——相信「流動性」的供需曲線沒有牢固的基礎，也不是行為的理性依據，而是一種有害且給人以誤導的理論「假設」。我覺得，對於這些基本問題，庇古的方法較為合理，庇古指出，要靠穩定「信心」或逆從蕭條到繁榮的商業心理趨勢而行為，並由此而產生出一種必然反應，以維持價格的穩定。就蕭條時期採用的政策而言，「乘數」的概念基於一種逆向邏輯，其目的在於減少囤積，而不是蓄意的直接的通貨膨脹。所有的儲蓄都是蓄意囤積的觀點，甚至比幼稚地接受薩伊定理更為荒謬。將過多的儲蓄視作為一種威脅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人們願意儲蓄和囤積，那麼實際上，在生產超過消費的範圍內，有效的貨幣政策會使他們成為有益於社會的人，因為，超額現金的供給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從政治上講，穩定的問題就是依靠法治達到一定的目標。因為，除了政治障礙以外，管理者的過分謹慎也會毀掉人們信任的目標。 *　　　　　　*　　　　　　* 至於消費理論，即規範經濟分析的另一主要分支，我預先要對新讀者說的東西，一定會簡明扼要。其部分原因在於，這一主題允 許人們進行不太確定的分析，因此，任何充分的討論都會過於冗長。大約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的同時，「效用遞減」學說正好捲入了新一輪的爭論之中。這場爭論由希克斯、艾倫和亨利 · 舒爾茨等人發起，他們分別重新發掘出E. 斯拉斯基（E. Slutsky）的著作，並著手對其進行研究，而這些研究則主要通過數學闡釋而廣為傳播。在本書中，我略帶貶抑地對效用原理做了討論（第三章），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我把它歸人了「有害的」學說範圍之內。結合課堂上的討論和對抨擊該學說的新文獻的批評性思考，深入的研究使我相信，近似於傳統形式——但完全與享樂主義相分離——的效用理論是合理的，在一般經濟學分析中也是必需的。但我們在描述、繪製和解釋曲線時，必須謹慎從事。埃奇沃思和帕累托的無差異曲線與相對效用曲線基本相同，但在某些含義上略勝一籌。所有的平面曲線在表示兩個以上商品的體系時，都有嚴格的限制，對用貨幣表示的單個商品的需求曲線，這一點尤為如此。我們不能假設所有「其他條件相同」，尤其是不能在必須假設所有其他價格不變和個人的實際收入不變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時，作出如此假設。與近來一些著述的傾向相反，我偏向於後一種選擇，因為它有效地將貨幣問題與相對價格問題分離開來。 *　　　　　　*　　　　　　* 考慮到當前的歷史趨勢以及經濟學和政治學思維中的動向，我最後想談談經濟學原理的實際意義。本書所描述的經濟學形態，是在啟蒙運動的社會和政治哲學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使用的是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語詞，以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為其特徵。在一種於19世紀傳播到全世界的社會體制中——始於英國，然後通 過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即美利堅合眾國和法國的強力推動——這些理念獲得了雙重的體現：政治上，通過選舉和責任代議制在普選政府中得到了體現；經濟上，在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中得到了體現。長期以來，個人主義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受到抨擊，而且明顯處於守勢，尤其是最近數十年間，經濟方面的個人主義還在退卻。在英國，自由企業甚至遭到了李嘉圖同時代人的抨擊，已經成長起來的革命的社會主義始於《共產黨宣言》出版的1848年，J. S. 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也在那年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取得了勝利，接下來是義大利和德國議會政體向反共產主義的政黨投降，以及其他地方發生的類似變化。相同的症候還有英國和美國國內各種形式的經濟國家主義的成長，在英國，這一點由社會主義政黨獲得了權力而表現出來。由於這裡不準備就這麼多變化所引出的大量問題進行討論，所以，我想在這裡談一下與解讀本書相關的一些評論。 首先，我必須著重強調一下在經濟學的古典形態或價格機制形態（price-mechanics）方面常常表達的一種錯誤觀點，其錯誤是如此之荒謬，以致它實際上只適用於經濟上按照現代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模式組織起來的社會。這些不正確的觀點的提出和強化，依據的是歷史發展中在時間上巧合的一些事實，從許多分析細節上看，情況也的確如此。但就其根本來看，我們有兩個理由認為它是錯誤的。第一，社會主義或獨裁主義運動並沒有試圖提出，或是認真提出廢除作為實際經濟組織主要特徵的、且是為了獲取金錢而在（多少有些自由的）市場上所從事的商品和服務的買賣。而要做到一點，就必須從現代意義上的文明回復到原始的生活方式， 否則就沒有可能。因為，資源的分配、生產的技術管理和產品的定量配給，都會成為無法解決的管理問題，即使對個人自由的關懷，也會被拋入垃圾堆。（這裡甚至無需指明，對物品和服務開放的市場以及消費者和生產者雙方的選擇自由，才是唯一一種能夠從雙方利益出發，提供大規模協作的機制。）但是第二，分析經濟學的一般原則，完全就是經濟行為的原則，也就是不管什麼社會和政治的形態，只不過是藉助於所使用的手段，通過個人和群體，有效地達成自己目的的原則。甚至在將絕對的君權和對人的絕對的所有權以及對土地和財貨的所有權集於一身的「專制君主」的統治下，人們還是一樣要作出選擇和決策，以使自己的活動更為有效，而不是浪費時間做無用功。而且，經濟與組織的抽象原則也並不在乎是誰在作出決策，或者說，不在乎使用的是什麼方法和技術，以及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其次，我最後想就社會道德信念，即觀念形態的立場，做一個簡單的聲明。我當然不相信字面意義上的「自由放任」，我也清楚沒有哪位聲譽卓著的經濟學家相信這個字眼。實際上，斯密和李嘉圖以及科布登（Cobden）和布賴特（Bright），都沒有完全否定政府的職能，並將其職能只限制在保障個人自由和防禦外敵的攻擊上。人們都不否認「人是一種社會動物」的說法，事實上，社會創造人遠甚於人創造社會，從審慎的思考和行動來說是意味深長的。但我相信，個人主義一定是德智兼修者的政治哲學。其選擇在於兩者之間，即允許人民通過雙方同意而確定協作的一般形式和條件，或是讓所有行為服從於某些對權力擁有法定權利基礎的終極權威。理性及歷史兩方面的經驗似乎表明，不管自由社會多不成 熟，無可置疑的事實是，獨裁統治雖然較為糟糕，但多數人的統治或許才是最壞的暴政。對一位正常的成年人來說，對其自己負責，即「自己承擔自己的錯誤」並擔當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是一項正當的基本權利。與此相應，它也似乎證明，代議制政體與自由交換及自由企業制度兩者，對於真正的社會道德秩序的一般架構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這些都取決於道德評判或偏好，同時也很容易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這些反對者要麼相信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要麼相信實行民主的集體主義可以保存個人的基本自由和責任感。英國和美國，或許還有別的一些國家，正趨向於國家全面參與管理經濟生活，但表面上卻在關注源自啟蒙運動的理想，即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這一問題也值得商榷；實際上，除非人們討論到政治現實和歷史經驗的細節問題，理論才具有抽象的魅力。但我相信，從經濟學上說，任何國家行為的重大擴張都與政治自由不相一致，這種「管制」會要求更多的管制，並趨向於陷入全面的嚴格控制——在沒有走到極端之前，還要求對思想和言論進行嚴格管制——無論是否伴隨著對權力的生死爭奪，最終都會走向專制主義。此外，國家的擴張一定會損害到家庭以及民辦和公辦的機構，一定會使兩國之間的衝突加劇，正是這樣，一個巨大威脅，即人類的災難性結局已經隱隱出現。 另一方面，自由企業本身也存在一種促使權力集中、不平等加劇的自然趨勢，而政治行為似乎是僅有的一種抵禦手段。通過把權力——物質的、知識的、組織的以及道德或心理的——交到人們尤其是普通人手中，自由主義在一個短時期內創造出的巨大的物 質進步和知識進步，已經超過了它自身公平地分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的範圍，成了促使其自身毀滅的徵兆。在不久的將來，現代文明的問題，只有通過在相互衝突的善與相互關聯的惡之間爭取最大可能的相互妥協來加以解決。需承擔責任的公民需要具備大量且多種多樣的知識和道德素養。諸如本書這類讀物就是希望在一個適當而且基本的方面作出一些貢獻，即將開放市場的機製作為一種協作方法來進行理解。因為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既不同於蜂巢中的蜜蜂，也不同於棋局中少數巨頭爭奪權力的棋子，這種組織形式自人之成為人以來，肯定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弗蘭克 · H.　奈特 1948年10月於美國芝加哥 * * * ［1］ 這篇新寫的前言是兩年前為西班牙文譯本所寫前言的定稿，西班牙文譯本今年終於出版了：M. 阿吉拉出版公司（M. Aguilar），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