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再版前言

本書初版售罄之後，倫敦經濟學院給了筆者極大的榮譽，將本書列為重印系列中的一種。另外，他們還惠允我撰寫新版前言。我想，與其詳述本書的由來或是糾正一些錯誤，我寧可利用這一機會，就本書所陳述的經濟學理論作一些評論，而且我還認為，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經濟學原理進行思考的思路，也需要發展及修正。當然，我是假定這種努力還在繼續進行。現在，我想提出幾個問題以供本書現在的讀者討論。 一 首先，正如本書內容所揭示的，我對經濟學的興趣從一開始就特別集中在理論的含義、理論推論所必需的先決條件，以及理論前提與現實的偏離上。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在1915～1916年康奈爾大學的博士論文中首次得到了體現，此後，本人的這一興趣還在增長。這些年來，我的時間都花在大學課堂的「理論」課上了。如果說，這一時期的一般趨勢是盲目地反對「古典主義」，那麼，美國的情況尤為明顯。這種環境加上歐洲民主國家疏遠自由主義的政治趨向以及經濟學的受寵，再加上還要向一大幫沒有什麼學術興趣或社會興趣的學生灌輸經濟學——所有這一切都激發了我的思考 和質疑。我一直特别致力於弄清經濟學前景看好的各種「分析方法」，而對這一問題有這麼多令人費解的議論。我頗為不安地承認，這是某種方法論「體系」，或各種方法論造成的結果。雖然用其他研究來替代經濟學價格理論的提議似乎都站不住腳，但在某種程度上我也贊成與之相反的看法，我希望就價格理論能幹什麼和不能幹什麼，有一個完整的闡述，並且就相同論題提出的其他分析方法進行適當的考察。 基於功利主義假設的經濟學理論，即從「經濟學」一詞的本義所說的所有經濟學理論，是一種純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沒有實質性內容的學說。一般來說，它討論的是某種規範的「經濟」原則，並不涉及要利用什麼或是如何利用的問題；更具體地說，價格經濟學討論的是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中，每個個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會作為他自己這一個人經濟（privatwirtschafter ）的手段和條件、一種魯濱遜經濟的機械組織來對待。它討論的是給定的「所有者」，根據給定的技術體系對給定資源的使用以滿足給定的欲望的過程，如何通過完全的市場體系組織起來。任何在給定時間和地點所發現的問題，諸如資源和技術等，都一定會在制度史上找到答案，因為與市場關係本身的客觀體系一樣，所有這類事情都顯然是文化史的產物。（確實，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動機和過程意味著，通過在每種易於產生「收益遞減」的投資途徑上，對資源正確配置的努力，使給定資源條件下的給定收益最大化，這種努力或許也是文化史的組成部分。參見下文。） 但是，這裡還有另外一層更深的含義，即從驅動體系的欲望方面看，價格理論天生就沒有實質內容。因為在這種分析中，欲望必 須視為對已生產出來的物品和服務從事買和賣以及消費的欲望。但重要的是，這種欲望既不現實，也太抽象。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內，商品和服務缺乏內在屬性；大體上，商品和服務就是社會關係或理想價值的象徵性目標。古典經濟學家犯了兩個極為不幸的錯誤（其中一個稍後再論），這兩個錯誤與把飲食當成一種經濟利益相關。事實上，飲食本身也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社會利益，但這裡至少還沒有提到「更重要」的欲望，比如說服裝，因為這樣會對分析帶來不同程度的扭曲。當然，人們為了生理的舒適需要食物和具體的必需品，但是，滿足這種需求所需要的手段實際上也要依靠歷史上形成的社會標準。由於任何內在的性質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來說，都是一個最小的因素，所以絕大部分欲望都要通過市場獲得滿足。對經濟生活任何合乎實際的論述，尤其是涉及到與經濟生活相關的問題，都要求對動機的大小以及採用物理手段來實現目的的純經濟層次的範圍，即所使用的手段的量的作用，有一個準確而清晰的認識。我們可以簡單地舉些例子來揭示這一問題的實質。 與生存和舒適相比較，欲望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就是審美因素（æsthetic）。在某種普遍意義上，審美的籲求要取決於其內在的本質，即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文化的固定特徵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它又是一個流行的或社會一歷史的偶發事件的結果。長期以來，深藏於經濟學討論之內的這些問題才是最讓我著迷的問題之一。與欲望中的審美因素交疊的大部分因素，是由具體的經濟物品體現的純粹的「社會」欲望，這與在競技場上得分的渴望一樣。社會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分屬於這類兩極化的形式，如相似與相異， 自由與權力，但在分析過程中，卻從沒有對此進行清楚的區別。另一個因素是想給人留下印象的願望，這種印象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惡魔，或兩者兼有，或是一種中庸的形式。社會動機也很少與經濟動機絕對不符。類似的還有親近感和新奇感，對一些特別滿意的活動和成就的興趣，以及對較廣泛的利益產生影響的不確定性因素。（在本書的不確定性分析中，我仍然覺得這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對許多學者堅持對可選擇結果的不確定性進行分析感到困惑。他們分析不確定性，就好像是對一個已知的數學機率下賭注一樣。尤其是，我可能說過，我對庇古教授在《福利經濟學》附錄一中將不確定性作為一個因素加以處理的方法實在不解，或者具體地說，對他的一般因素概念弄不明白。） 最後，動機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最大實際意義就是評估。在我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部分深思熟慮的行為（deliberate action）都受到要得當或做得正確之意願的影響。但是，希望做得對，或儘可能解決問題，並不能歸類為指望得到什麼特殊的結果；一旦對一個問題感興趣，人們甚至不願意別人為他找出正確的答案。這一結論對經濟學理論來說，更是意義深遠。在某種意義上，它必定涉及到行為的目的，或者說，它與經濟概念無涉，更不必說與經濟問題有關。但是，根據科學數據能被視為目的的唯一概念，只是個人心中對一種可描述事物或現有狀態的意願。當前社會心理學中好幾派理論都趨向於同一種看法，即大多數自覺意願，說到底就是希望在人類社會中以某種方式起到一定作用，或成為某類人物而已。我們已經指出，個人和社會的理想不能從物理形態上加以描述，因此也不能納入根據有關所謂「科學」的描述而獲認可 的論題的範圍之內。這些內容實際上已經屬於意義和價值範疇（好或壞、聰明或愚笨不在考慮之列）。 但這並不意味著難題的解決。對任何社會理論來說，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我們對這類事情所作的描述，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是非科學的，我們同時也要明白，這種討論還必須深入到從智性上講更為棘手的領域。一旦人們開始討論 這種理想，就會要求一種必須遵從的準則，即一種在規範的或道德的層面解決問題的因素。對理想的討論不能局限在純粹的描述中——雖然諸如此類的描述還是可能的。實際上，從不同的意義上說，所有的科學都是這樣。科學描述的是觀察者應該見到的事物，以及如果他觀察正確的話，他將會看到的事物。選擇何者作觀察則純粹是一種自我思想感情的流露，一種自我啟示，與之相關的任何興趣都是文學的，而非科學的。相應的是，任何社會科學都暗含對「真實社會價值」的識別與討論。所有這一切的意義在於，經濟學不能只是經濟的而不包括政治和倫理學的內容在內。要獲得這種具有科學性的方法，只有努力弄清不同層次的描述和評估的關係後才有可能。這裡的困難在於，闡述者的趨向是完全相反的，對數據感興趣的人力爭用具體實際來進一步強化真實情況，對政策感興趣的人則試圖通過渲染其觀點的科學客觀性來增加自己的感染力。因此，對經濟學理論在解釋清楚價格與價值，或是解釋清楚分析與宣傳二者的關係上，進展得如此之緩慢，我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 以不同的行為觀為基礎，或者，以那些多少受到專門注意的行為的不同方面或行為的各種要素為基礎，我們大約有六種分析經濟現象的主要方法。（1）排除主觀的或人的因素，對具體數據，即 對商品和價格進行統計學分析。因為除了自然資財必然成為商品的一個類別之外，其使用也是這樣，所以這種討論只暗含了經濟學，無法真正開展。（2）將動機看成一種事實而進行的分析。這是一種多少與傳統經濟學概念極為相似的概念，進行此種分析的學者不太重視政治取向。但因為與被觀察的行為結果相關的動機，只能客觀地進行定義和分類，所以，如果這種方法自稱具有完全的客觀性，那麼就會撞上第一種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實事求是地對動機進行了分析，它就必須承認，相對於社會形態而言，這類分析方法是抽象的，而且通過兩方面的謬誤，即達成一個目標的錯誤和目標本身的概念上的錯誤，而迥異於實際的行為。（3）對動機、社會信條（social-symbolic）及倫理中的其他因素的識別，將使分析從人文意義上更實際、更真實，從客觀的自然科學意義上講，則少了一些科學性。 （4）上述第三種方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社會政策的考察，但在這種分析中，由於政策和結果都是一種事實，所以這種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客觀可能性。然而，因為所討論的方法本質上是諸種遊戲規則以及不同遊戲或社會制度的結果，所以，這些概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相去甚遠。科學工具主義設想每個個人都竭力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而與他人競爭。這一點靠「科學的」手段是做不到的，因為，從技術上講，這裡主要採用的是強制、說服和矇騙的手段，這種手段從人與客觀對象的關係上講，沒有任何意義。社會結果的特徵意味著無需對其進行評論。（5）對合乎制定者的心意或其所期望的社會政策進行公開鼓吹或是宣傳。對作為一種科學的經濟學來說，在有限的範圍內，區別開期望的東西和合意的東西，是關 乎生與死的事情，但當前卻有一種混淆兩者的趨向。與（4）和（5）相關聯，保存具體意義上的目的和社會關係形式上的目的之間的區別，也很關鍵。對一種抽象關係即自由的分析，造成了對古典經濟學傳統概念的嚴重損害。這些學者不僅是將對自由的鼓吹與對自由制度的分析相混淆，而且以一種極為錯誤的方式將自由設想成一種以極大化愉悅為目的的手段。從人類自身的經濟福祉看，除了那些能讓他們更為聰明地做決策，而不是為他們做決策的信條之外，人類所渴求的或許是，或實實在在就是自由。同樣明顯的是，人們或許會視自由為一種價值，一種責任，為禁止個人擺脫法律的約束，所有的西方法律制度都如此看待自由。（另外，在一個較為寬泛的限度內，人們或許會提倡將自由作為一種選擇，即對政府因試圖履行自己無法履行可能有益的職能而使自己元氣大傷的一種選擇。）古典思想家們似乎也忘記了，經濟自由是使用經濟權力的自由，其內涵涉及從奴隸制到依仗對經濟權力的分配而奴役他人的諸多方面。古典思想家們甚至提請人們注意每個人改善自己狀況的渴求，包括改善其繼承人的狀況的渴求，但他們沒有注意到，用權力獲得更多權力的自由，涉及到不平等的一種累積趨勢。 （6）將注意力集中於歷史和歷史因果關係而產生的多種多樣的「分析方法」。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一旦我們超越了靜止經濟的抽象前提條件進行討論，或是討論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涉及的就是這樣一種分析立場。實際上，求助於經濟動機來解釋歷史變化，是一種普通的做法，是所謂馬克思主義信條的第一款，而這種做法也輕易就被那些從未對經濟學概念作過審慎研究的歷史學家囫圇吞下。（在歷史學家對歷史進行經濟學解釋的時候，經濟學家 也在致力於經濟學的歷史解釋，這有點像許多心理學家成為18世紀那種唯物論者，而物理學家卻在唯理、唯心和空想。）簡而言之，如果、且在一定程度上，經濟條件的變化是「理性」節制（而不是 「等待」）和投資的結果的話，影響經濟生活的條件之變化本身，就可以用經濟學術語進行解釋。這一點也適用於變化、情感需求、資源和技術三個領域。人們把對現在與未來的權衡，看做與其他經濟比較相似的事情，並非沒有意義。但是，除了已經提到的經濟動機的視角的局限性以外，就未來所作的當前犧牲，也必然意味著一種直接的、確定的並可預見的犧牲，意味著從各個相反方面對人之未來的保障，意味著已經明白，這一未來主要存在於做出選擇之人的生命期間之外。經濟發展涉及的是「現在物品」永久性地 轉變成收入，實際上，是短期內的大筆收入轉變成長期內的小筆收入。值得提出的是，我們能否把「作為一個整體」的未來的利息，從經濟上看做是完全合理的東西，實際上，如果這類利息在實際儲蓄和投資上有什麼作用的話，那也是很小的一種作用。即使這樣，真實的動機差不多或完全就是真實的消費動機，也就是說，是象徵性的和抽象的動機。 由於古典經濟學沒有能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現在也沒有能夠對既定條件下一種系統的運行，包括趨向於均衡的運動，以及既定條件或制度本身內在的變化，做出清晰而準確的理論區別，所以，我必須將此視為古典傳統中一種主要的謬誤。這種情況在涉及到這類歷史變化時濫用經濟動態概念的表現中得到反映，嚴格地說，這裡涉及的只是既定條件下系統趨向於均衡的運動。古典經濟學家沒人用一種意思恰當的語句——一種可被視為歷史變化 之定義的表述，來進行這種區分，儘管這裡也涉及到不可改變的理念。一般來說，歷史變化頗有些自我增強或累積的趨勢。除非有某種大變故或不可思議的頹廢的道德現象的干擾，否則，（任何方向的）進步總是開啟更大的進步的途徑。（如果沒有指明歷史的變化涉及兩條截然相反的增長途徑，即需求與供給水平，歷史的變化就不能視為是增長。我們可能對兩者給出一個確定的完整的定義，但我們仍然有必要對整體的變化與整體不變條件下的方向或形式的變化做出分析性的區分。） 二 現在我們簡單地討論一下在對歷史地看所謂靜止經濟的分析中所使用的價格理論的詳細內容，這裡我想提出幾種方法，我認為，依靠這幾種方法，我們得到的材料會比通常的材料更為可靠、實際而且恰當。（其中的許多觀點已通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獲得了一定的關注，但還沒有被納入公認的基本原理中。我不承認原創性——不管怎麼說，經濟學中任何完全原創的東西都會有錯——但因為對這類研究的關注多於它們所應受到的關注，而且，讀者或許也會回想起最近的討論，所以我想說，十幾年來，我就是按照這種思路提出問題的。） 1．除了在少數幾個領域中，銷售品失去了特性，生產是按照規格進行的之外，幾乎所有經濟物品和服務的供應者都享有某種程度的壟斷。每位供應者都在某種具體的市場範圍 內擁有一定的壟斷，競爭的有效性只存在於市場與市場間的邊際領域。均衡的 條件在增量成本和增量收益之間是均等的。價格，也就是說產品（見下述），在市場範圍內，可能會有分類，也可能不會有分類。（a）一名供應者，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都是一個商業單位，或一名廠商，所以，一定不會與技術單位或工廠設施相混淆（與庇古在《福利經濟學》第219頁的說法相反）。工廠的規模和範圍，就像所有其他的機器或建築設計一樣，對商業單位來說，只是一種技術細節。公司的效率和規模之間的關係，是最為重要的理論問題之一，從本質上說，與工廠設施的關係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性質問題和歷史事實，不是一種純概念的一般原理問題。但問題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獲取壟斷收益的可能性，為公司持續和無限制 的擴展，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刺激力量，但即使在存在界限競爭的條件下，這股力量也會隨著規模的增大，受到某種導致效率降低（在貨幣收入的生產方面）的同樣強大的力量的抵消。（b）一家公司是沿著幾個方向或軸線擴展的，理論也需要在市場領域或供求領域概念上有所發展。地理範圍上的細節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我認為這還很膚淺，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關注商品或服務的範圍，即通常意義之外的另一種「效用面」（utility surface）。事實上，商品必須通過確定其市場範圍（或其他方面）而獲界定；包括運輸成本和林林總總的銷售成本在內的所有成本，都與商品的範圍相適應，而公司的規模則通過匯總其在不同價格水平或不同名稱條件下銷售的不論什麼商品才能被人認識。（c）一般說來，公司的擴展（多少與規模的變化和不同規模的技術單位的重新分派有關）不能通過雙向的職能關係來體現，因此，除了取決於最終的適應條件外，均衡的達成取決於這一過程中所有的偶然事件和錯誤。 2．當前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方面的興趣，顯示出經濟學理論在標準表述方面的重要缺陷。從科學上講，這固然情有可原，但實際上卻很嚴重，因為，甚至連經濟學教授們通常都不具有科學頭腦，公眾們就更不用說了。不管怎樣，這種情況表明我們需要重視貨幣的理論性難題。如果一個社會的交換媒介不具備真正的服務價值，那麼，隨著影響個人貨幣需求的不確定性的量被減少到零，流通的速度也必定接近於無窮大。如果貨幣具有獨立的使用價值，其價值也將接近價值的極限。 3．均衡的概念來自於力學。經濟學中使用均衡暗含著這樣一種假設，即經濟系統內所有原因和結果的關係都可以用一組聯立方程來表示。但這一方程要有意義，從準確的意義上說，方程必須是「動態的」。方程必須包含向均衡運動的某一過程，而不僅僅是描述均衡的條件，因此，方程必須類似於運動方程。這就要求在每一種所要表達的關係中，原因和結果實際並持續地並存。很明顯，眾多事實都不符合這一假設，而且，對理論尤為重要的是，這一假設還混淆了一些經濟規模大小的概念。多數經濟學理論的內容都與原因與結果間的滯後 相符，這一點不會通過仿效力學中加速的範式，靠玩弄概念而擺脫掉，更不必提他們根據「摩擦」這一掩蓋了經濟思想中那麼多過錯的有害比喻所作的差強人意的分析了。 我們有必要對力學範疇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檢查，但在這裡我們只能就現實的經濟動態問題做一些提示。在經濟學中，不存在類似於力學中的動量或能量、或是守恆定律那樣的東西。對經濟學而言，在力學的三個基本維度中，只有時間是真實的。這裡不存在具有確定意義的經濟空間（因此也沒有方向 或速度），也不存在質量。從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在解釋經濟現象時，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力和阻力的概念——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力學的範圍——分析均衡時也是一樣。在複雜的關係中，甚至在一個完整的系統中，毫無疑問明顯存在一種趨向於均衡的真實趨勢。也存在多少有些類似於慣性和摩擦的東西，儘管這種慣性一定沒有質量和摩擦，也沒有能量轉換。在均衡運動中，力和阻力的關係是心理上的，它會對消費者和生產資源的管理者與擁有者的學習過程（消除「謬誤」的過程）產生影響。這種學習可分為對實現目標的新過程的學習，對截然不同的新目標（一種歷史性變化）的「學習」，雖然這兩者間尚未有清楚的界線。從行為這方面說，存在一種「黏滯度」（viscosity），這種黏滯度部分是依據其速度而產生物理變化的成本問題，而且多少是可適用於人類的、有形物體的確切替換期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期限取決於交付時的預期和使用的時間，另外我想重申剛才說過的另一點，經濟均衡總是建立均衡的過程中各種偶然的細節以及最終支配條件的函數。） 就算對力學原理作一些表面研究，我們也會認識到，波動存在已經減弱或尚未減弱的多種可能性。仔細研究一下並行現象也一定會使我們對經濟周期有深入的了解，再結合貨幣理論，我們也會對「特定的」經濟周期有深入的了解。 4．下面將要提出的論題從另一個角度與維度（dimensions）問題相關，而且也關係到先前提及的第二個主要謬誤，即將採集食物作為經濟活動的一種。我們知道，基本的經濟量（價值或效用）是服務，不是物品。本質上，這是一種時間的流量或流動，只有通過一個二重 過程，即（a）時間的集合和（b）資本化，才能成為一個絕對 的量，並在交換中得到表現。在某種形式和名稱的某種物品的周轉期或生命期非常短暫的情況下，比如食品，認為食品就是食品的服務，也不會產生過於嚴重的錯誤——除非這種物品實際上是累積的人的服務和耐用物品的具體體現。但從理論上講，所有的財富都是同質的資本（那些一度存在、在數學限度內極為耐用的物品除外），任何物品的量則取決於為永久性維持（和置換）作了提留之後的淨收益及利息率。服務的壽命也是計算的一個部分，因為它也是人們用以替換物品的形式，如果物品需要替換的話。資本化率（利率）則是由新投資的預期生產率決定的。我確信，除了勞動力成本的危害之外，任何其他謬誤，對經濟學思想產生的危害，都小於作為財富的生產的生產概念產生的危害。生產就是靠物品（財富）和靠人提供服務。財富（資本）的淨增加或減少，必須根據唯一可能的會計方法，通過將維持（和補償）費用與收入進行明確區分而表示出來。實際上，如果使用一些特殊術語來表示資本的淨變化，那麼，財富就可以跟與消費相關的生產和收入相區別。 5．對這些問題作過稍微準確的系統闡述後，古典體系（即前傑文斯一門格爾體系）在基本原理上的謬誤，仍然是壓在我們心頭的重負。比如在成本問題上用絕對成本替代了相對成本（在涉及價格決定的時候）；比如說作為分配份額的工資、利息和租金；比如說用對犧牲的賠付替代了對服務的賠付；比如說一方面用生產要素替代了具體的投入要素（自由人和所擁有的各要素），另一方面又用生產要素替代了所擁有要素中的抽象資本；還有，如果賦予單位（商品或）服務中的效用以任何含義而非純粹抽象的、有效的推動力，那麼效用的概念雖然更現代，但也同樣有害；這類過時的陳 詞還有很多。 三 由於一開始就堅持經濟學必須對社會政策有一定的實際意義——除非經濟學家靠提供純粹的娛樂或教人們相互利用謀生——所以，最後我必須就相關的情況談一些看法。從傳統經濟學的前景來看，或從自由主義時代認為是人類的主要歷史成就的價值來看，我都無法樂觀。放眼近來政府的方針政策，不管是國內還是其他地方的自由貿易政策，人們都無法因為政府受經濟學家的指導，或是受精深的經濟學理論，即「經濟學」原理的指導，而對政府的前景感到鼓舞。再從整體上檢視一下同時期發表的經濟學理論，至少對我來說，想發現什麼奧秘，或對我闡述的第一部分內容感到遺憾，都不太可能。但是，深入探究一下社會生活的現實及其問題，那麼，從公眾可以據之對我們的專業進行評判的教科書和文獻的逐漸降格來看，或從開頭提到的偏離「自由主義及其全部事業」的趨向看，都不再會有任何讓人不解的神秘東西了——儘管我們或許還能感覺到這一點。 為要有一個更具實際意義的經濟學，首要的一點是要簡單談談經濟學家們著書立說的種種原因。經濟學家的著作和文章也是商品，是為了市場而競相生產的商品，這種商品流動在一個較為寬泛的範圍內，根據消費者和生產者利益的本質和相對重要性而具有明顯的特徵。另外，經濟學家的行為也證明，只有通過自由討論，才有正確提出問題的可能性。 經濟學本身已經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之中。經濟學為了博得大眾承認並對大眾施加影響，不惜降格俯就大眾的思維水平，這樣，為獲取認可和影響力的競爭，替代了將事情弄明白的努力；最後，競爭中的成功變成了在自己專業中獲得身份的條件。那麼說「或許一直」有一批經濟學同道，專心致力於解決感興趣的問題，並團結協作，而不是通過搬弄他們「學術上的」差異，競相向公眾兜售自己的傢伙事兒，可能毫無根據。這樣的專業人士是否履行了社會領導者的職能，確切地說，能否按一般的形式提出問題，揭示出了「自由」社會裡領導觀上的一個根本矛盾。如果大眾在公開的競爭中通過行使裁判的職能而選出自己的領導者，那麼，大眾就是它自己的領袖，這種方式當然也不折不扣地具有民主的含義，並且，這種管理事物的思維方式就是大眾思維方式。個人的作用被限制在提出和宣傳自己的理想和計劃的範圍內——如果這類事情真的可以由個人做的話。 現在，我們很難在普選政府中發現啟蒙思想的實質。或許其主要因素就是這裡有一種信念，即對財產和自由市場的熱衷顯然是根本用不著認真質疑的「真理」，這一信念將會把政府的作用縮小到一個極小的範圍。至於相信任何意義上大眾決定的程度，那些多多少少可以辯解的因素似乎以大眾對人格——像誠實和能力——的判斷為中心，是「喜歡」那些鼓吹從正確的步驟到正確的目標而非相反的人的一種基本的神秘能力，而無需理解有關論點。大體上，爭論者似乎也有必要採用某種不同的、嚴肅認真的討論方式，而不是純粹的高談闊論、插科打諢或收買。但除了裁定勝者之外，大眾理所應當地還要決定爭論的形式。爭論者所採用的手法 （techniques），也應該是「起作用的」手法。（但是，或許民主信念本身就只是一種大眾思維，因此，這種做法就像要在任何流行或瘋狂的事情中尋找思想基礎一樣的無聊。） 從公正的分析或批評的角度考慮，現在有一件事很清楚，即大眾極少「思考」，如果不是完全不思考的話。在政治運動的條件下，這一點尤為正確，因為，現代技術的結果之一，就是讓管制的過程具有了更多的持續運動的特點，這種持續運動的首要原則就是創造公眾心理。任何對公眾心理有吸引力的事情，必須簡單而離奇，其最喜愛的程式是credo quia impossibile [正因為它不可能，我才相信] ［*］ ，最愛用的政策是政治迫害（witch-hunting）。但是，這種做法除了表示出對「完整的經濟學理論」的極度輕視之外，人們不能期望它再有任何表示，實際上，它對諸如犯罪學這類簡單問題（primitive issue）的思考也並不適當。然而，討論一旦開始，它自己也沒有了「迴避」的可能，也不可能回到原來那種不經思考就認可其領導地位的狀況了。民主政治必定會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局限，否則它就會回歸於專制政治。 這篇前言的含意在於，經濟學的實用意義在於它基本是與制度史的基本原理相關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本書主題的核心仍然是意識與非意識作用的關係，以及理性因素與情感因素的關係，仍然是連貫而又變化的。對這一思路略作思考，一方面會使人們更難以接受「天真的經濟主義」，另一方面會像美國的「制度主義者」習慣的那樣，假設：（a）這完全是一種歷史的力量，以及（b）經過 論文作者的打字機或演說者的揚聲器，事情立刻就會發生變化。在我看來，這一點對作為基本制度，即一種基本的「工具」，同時也是社會生活和人類生活的要素，即理性交流和情感交流的工具，尤為重要。通常，經濟學家的訓練中並不包括多少語言學的訓練，但我們可以提請學者們注意一些重要的事實。對規律的歷史的看法與分析的看法之間的爭論，當然也在經濟學研究中得到了詳細的討論。除此而外，我們還需把握人的興趣中一些非常複雜、捉摸不定、極度矛盾的特性，把握意識與無意識及其在行為模式的形成中與同樣複雜的機械、生物、神經和精神過程的相互作用。這裡的缺點是過於簡單化，引人注意的領導者也與不善辭令的公眾一樣，對其過分痴迷。就拿博愛、權力欲和經濟利益這類概念來說，這裡唯一的問題是，作為一種理論或一種社會生活理想，是否一種理論就比另一種理論更不合理。 對經濟學家最為中肯的是勸告他們對才智的作用要有一些合情合理的認識，不要忘記了他們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我們多數人仍然為啟蒙思想所陶醉，即陶醉於啟蒙思想的性質及其重要意義，這種情況應該為當前對反智主義的看法負責。社會問題中存在一種智性的因素。這種智性因素有兩個方面，即技術的改善和資源的正確配置，第二個方面則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在任何社會制度中，無論由誰作出了影響消費和生產的決策，經濟和耗費間都會有一個差額，對此差額漠不關心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所謂「邊際主義」（不太恰當）原則，就是明智的政策的原則。但這些原則與內容，與具體要做的事情無關。 另外，從更深一層意義上說，人們也懷疑，談論明智的政策或 政治智慧，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準備摒棄聰明才智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看法，也是晚近的事情。科學自身的存在也需要一種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江湖詐騙和一般騙術相對立的道德一審美的態度（在科學實驗面前，這種騙術難以存在，但社會科學不太適宜進行實驗，騙術就容易存在）。即使在「已知條件」下進行一般性的解釋，也存在某種完全不受社會內部利益衝突影響的社會利益，而且沒有什麼「聰明才智」能夠告訴任何人，在哪裡或什麼範圍內，可以尋找到一種不同於一般利益的特殊利益。但是，絕大多數社會問題與「已知條件」有關，與使社會成其為社會的制度和法律有關，這種情況決定了協作與競爭的條件，以及最初雙方都不具備的聯合條件。（這三種形式常常混雜在任何一種問題境遇中。）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可能會出於不明智的（unintelligent）經濟觀而譴責大眾心理，但我們應該認識到，更要緊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面對經濟利益時維護社會團結的問題。團結的基礎並不在於才智，而在於習俗、情感和價值理念。如前所述，才智是一個非常含糊不清的概念。我們或許承認，在諸種社會關係中，才智可以使人更為有效地照章辦事，儘管這種才智與證明數學定理或發明機器的那種才智截然不同。同樣，才智也能使玩家的作弊行為更加高明，或乾脆將遊戲轉變為一場爭鬥。社會問題是要保持對規則的尊重，並利用這種規則為所有玩家和旁觀者提供一場最好的遊戲。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不合情理地引申智性（intellectual）一詞的含義會把它納入道德範疇。確實，如果我們是從當今哲學上時髦的（美國尤甚，但卻是整個功利主義傳統的精髓，價格理論是其組成部分）工具主義的權力意義上運用智慧（以獲得想要的東 西），那麼，我們可以確定無疑地說，這種才智具有反社會的趨向。如果通過道德力量，它不能達到均衡（counter-balanced），這種才智的發展必然會擾亂社會。因為，一旦個人維護某種形式的社會秩序就能擁有他想擁有的一切，他就可能認識到這個事實，這個社會不會、也不用邁向任何特定形式的一致。歷史地看，任何一個規模巨大的政治統一體，都起源於武力的征服，統一體的維持靠的是習俗，統一體的發展靠的是對其他社會群體的恐懼和敵對，統一體反對外敵所需要的宗教和道德在這裡起著主要的作用。準確地說，社會問題比它在啟蒙時代所表現出來、但現在已明顯近於消失的問題更為費解，現在的社會問題具有非常不同的特點。 我認為，任何類似科學的經濟學這樣的學科在參與解決社會問題時，也拿不出什麼明確而簡單的處方。相反，有一件事情毋庸置疑，即它完全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學的解決方法，除非政府打算成為我們從未見過的絕對意義上的專制政體，而且經濟學家擔任這種政府的顧問，否則，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絕不會直接影響到應該受該政策影響的公眾身上。就已刊行的著作而論，這裡有必要說明兩件事情。第一，作者對他所扮演的角色要非常清楚，並且，一旦他將自己放到為社會進行思考的位置，他也要非常清楚他所介入的問題。（第二）這也包括，對與集體行為有關的集體思維過程有同樣清楚的認識。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輕鬆（如果人們意識到了這些困難，這些著作就不會成為暢銷書了）。實際上，甚至最為一般的、類似於公理的研究，也會引起爭論。當然，任何聲稱具有實用意義的闡述都假定，思想和表達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儘管被認為是學者和科學家的人自稱為「行為主義者」。 另外，群體思維或討論涉及某種更高的——思想上更無法獲得滿足的——層次。討論一定不能是這樣的情況：（a）對一種偏好的維護——「我就要這樣」；或（b）為了這種偏好而進行遊說；或（c）將「談論」本身僅僅當成一種競相兜售的商品看待。（人們不會對此有反對意見，但他們對實用意義的渴望不置一詞。）討論一定是要解決問題的，因此必定要假設，存在 問題並有正確的解決方法，或起碼好壞都有解決方法。這些解決方法從審美或道德上來講，可能具有「真理」或「正確」的性質；但真理是一種正確的形式，正確也是真理的一種形式，但我們還對基於興趣和努力兩種思路的假設，存在矛盾的想法。對任何資料的理解在理論上至少都意味著操縱與控制的可能性，這種操縱和控制以資料本身決定論和從資料外部 來理解資料之主體的立場為先決條件，而理解資料之主體還不能陷入資料而無法自拔。當前，對任何問題——科學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的任何討論，從一開始就不是在自欺欺人，這種討論一定是由某些多少具有自決傾向或想法的人對他人發表談話而引起的。我們不太了解這種關係的系統邏輯，這裡的意思是說，我們無法對這種思想的基本悖論給出滿意的答案：即人似乎同時就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自然使人成為人，人被自然所控制；但在與造物者或改造者的關係上，人又超出自然，是自然的統制者。除非第二種關係被作為現實加以接受，否則，對自然或是對人的思考，不可能有意義。所以，對社會進行思考的思想者，如果採用的是自然科學的立場，他一定會假定，社會永恆不變地由其本質所決定，社會的變化只能來源於外部，來自於「奇蹟」。但涉及到社會行為，他一定會有兩個 假設，即社會可以作出改變自身的選擇，同時， 他也可以參與這種選擇，並且影響選擇的實質——否則他必須假定，他外在於社會並能改變社會。但在第二種情況下，他的談話就是一種控制的企圖，不是討論。與人一自然的悖論相同，我們面對的是同樣荒謬的說法，即個人既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同時又外在於社會。 我認為，整個問題的癥結存在於討論的概念之中。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我們不與自然對象討論問題，我們是，或許是，與人在討論問題。但是，討論肯定區別於說服，區別於直接影響他人的行為、信仰或情感等等的所有努力。討論是一種客觀上協作性的探求，是從「客觀上」對客觀問題的正確（或最佳）解決。討論不能是試圖對已經作出的解決方式進行「推銷」，那樣就不是討論。我想指出，這種做法是現代文明的主要錯誤，或異端邪說，它代表著一種原罪。討論的精神是科學精神的基礎，但卻與科學方法相對立。功利主義一實用哲學將科學方法而不是科學精神帶入了社會關係，從而引致了這種致命的混淆。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衝突，最終則是混亂與暴政，而不是互利基礎上的和睦與統一。一般來說，工具主義的科學態度會變成相互利用的態度，共同發展則不具備邏輯的可能性。 但是話說回來，對他人的利用最初並不是經濟上的利用，因為沒有哪個特別的人類利益從一開始就是經濟利益。從社會心理上講，這些利益的核心都在於想要在某個具體社會中成為某種具體的人。真正的問題是，要成為「我」這種人和我這種社會，還是要成為所有人都接受的、理想的人和社會。然而，除非占上風的利益實際上從屬於大家的共同利益，否則第二種選擇並不能排除利益的 競爭。不過，人的「原始本性」會把人拽向其他方向。 我們簡直找不到比經濟學家的情況更妙且更為重要的實際例證了。實用或真實經濟學的主觀前提條件只不過是表明，其目的在於竭誠發現並揭示普遍的實用性和真實性（或是達到這種理想的最可能的途徑），而不是個人利益的極度增長。實際上，為做到這一點，對於任何想讓他人相信的東西，一定要盡力做到十全十美。對經濟學的過激批評指責經濟學闡釋是為了一個階級的利益而進行的宣傳鼓吹。當然，人們也確實要求經濟學權威就被視為因特殊利益而鼓吹的東西作出說明。對階級利益進行詳細地敘述或許在歐洲還有一點點 合法性，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歐洲還保存有封建的傳統。但我認為美國並沒有這種傳統，因為在美國，階級就是指的利益團體，不誇張地說，在美國不存在個人，只存在各種階級。但無論如何，實際利益團體的「經濟」特徵，多半有些偶然，是一種表面現象。一個自相矛盾但卻真實的情況是，在食物稀缺的時候，人們似乎很少為食物進行爭吵，但在食物豐足到足以代表其他價值而不是它的實際營養價值時，人們就食物產生的爭吵反而增多。當然，對有形的和實實在在的物的控制，一直都是個人和群體強化自己的一個模式和要素。但這絕不能算是經濟學，也不是與經濟學家一個時代以來必須捍衛的、在科學和自由上附加了宗教價值的利益相對的利益。 在我看來，人道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歷史時期正在逝去，在不久的將來，西方文明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而奉行中世紀的信仰，但在制定思想和行為的準則時，卻是以政治正統派和神職人員的準則，取代宗教的準則。從自由討論實際上採用的形式看，自由討 論事實上已從經驗上證明是一個失敗。自由討論從混沌走向了專制，或者從另一方面說，從專制走向了混沌。人們不會受到鼓勵，也不被允許進行獨立思考，除非他們能夠從這一意義上，按照這一種途徑，公正而正確地進行思考。但我想說明，失敗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性的「討論」與討論的理想完全不符，社會討論不是討論，而是一種爭吵，一種強化個人地位的競爭。（這裡存在物質上的獎賞，但這一點不是這一問題的本質所在。）社會「科學」和經濟學根本無法抵擋住這種天生具有功利主義、科學主義和工具主義含意的總的運動趨向。我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情況是，有一些人會吸取教訓，將這種爭論推進到另一個歷史轉折點，與此同時，「另一些人」，即那些具備了同樣人性的人，那些熱愛真理、追求正確、珍愛相互關係和真誠合作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另一次機遇。 弗蘭克 · H.　奈特 1933年8月於芝加哥 * * * ［*］ 語出古代基督教第一位拉丁教父德爾圖良。——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