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散文精選 · 輯三 歲暮懷人

冰心老人九十壽辰 仁者長壽——冰心大姐二三事 在目前健在而且一直筆耕不輟的我國第一代老作家當中，冰心同志在我心中始終占有一個別人難以代替的崇高而又親切的位置。雖然我認識冰心同志很晚，是我在五十年代後期從雲南重新回到北京——我的第一故鄉之後，才同她開始交往的。從我認識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把她當作我名副其實的長輩和老師看待。因為當我還在小學讀書開始學習作文的時候，她的作品就是我最早的文學啟蒙教材。現在回憶起來，我所以在少年時代就能夠初步學會用清通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也為後來選擇了文學這條艱辛而又誘人的道路奠下了最早的基礎，是同我從小就熟讀並且反覆背誦冰心的那些充滿了溫馨、真誠、善良和同情心的流暢清新的文字分不開的。記得在初中三年級時，我的一篇作文（實際上是對冰心《寄小讀者》中一封信的純粹是描紅式模仿的散文），博得了國文課老師的好評，給了我一個滿分，並且還寫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評語：「此文清新爽脆，讀來如嚼鴨梨，有冰心風格。」我當時看了覺得莫名其妙，直到後來，才知道這句評語和比喻來自當年一位大作家對冰心風格的評論：這位學者在列舉了當時幾位大作家的不同風格時，用吃天津鴨梨這個比喻來形容冰心的文風，「清新爽脆」就是他當時選擇的用語。我的國文老師用這句話來鼓勵我，雖然不免失當，卻使我這個少年文學愛好者對冰心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充溢著的純潔而真誠的情操和人道主義精神，從心底里增添了更深的仰慕之情。 我是在五十年代後期正式來到中國作協工作的。前幾年，沒有多少可以和冰心同志接觸的機會，偶然在會議和外事活動中遇到她，也很少交談。但我耳濡目染她對後輩人的發自衷心的關切、愛護和獎掖，她的平易、純樸和率真的神情，她的文質彬彬和溫文爾雅的舉止，越來越加深和充實了我少年時代就開始形成的對於這位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青少年的可敬而又可親的仁者與長者的印象。 有一段時間，我對於如何稱呼這位我心中的崇敬者而感到惶惑。人們通常對她的稱呼，比如稱她為「先生」和「同志」，總使我感到或者顯得生分，或者顯得勉強；最後，儘管我的年齡比她小了將近二十歲，是她的晚輩，我還是採取了「吾從眾」的態度，稱她為冰心大姐。 我和冰心大姐有較多的接觸，應當說是自「文化大革命」始。有一度，我和她以及張光年、張天翼、侯金鏡等同志被集中在一個人們稱作「牛棚」或者「黑窩」的小院子裡寫「檢查」和「交代」材料。我發現，那些造反派「英雄」們，對於冰心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以及另外一些老同志，表現得格外嚴厲乃至兇惡。那時冰心已經年屆古稀，被勒令每天七點半就要到「牛棚」里來「上班」和參加一些她力難勝任的勞動。她從家裡擠公共汽車來上班，差不多要走一個多小時，但她幾乎是風雨無阻地每天按時到達，提包裡帶著一個小鋁飯盒，她吃得很少，也很簡單。我意外地發現，這位平時溫和可親、身體瘦弱的老人，這時卻顯得十分堅毅和鎮定，和我見面時，臉上總是掛著一絲會心的微笑。甚至還時常用平靜的口吻低聲地向我講述一些「見聞」和發生在民族、學院的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她對我說，前幾天，造反派抄了她和吳文藻先生的家，還專門為此開了一個「展覽會」，藉以證明這對「反動權威」夫婦的「罪行」。她苦笑地對我說：「那些展覽品，大部分是假的，是造反派為了證實展覽會內容的驚人而從別處湊起來的，因為我家眾多的是書，沒有多少值錢東西！」她還幽默地說：「展覽出來的居然還有一些金銀首飾，這些東西如果真的是我家的，將來退還給我，我們家可就闊了。」 在1968年上半年，「四人幫」發動那場把矛頭猖狂指向周總理的陰謀活動時，作協的造反派也企圖在冰心身上大做文章。他們先是誣陷冰心夫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返回祖國，帶有某種別有用心的目的和背景，然後採用了種種陰險乃至殘暴的手段，來逼迫冰心說出是誰派人把他們一家接回來的，從國外回來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計劃」。在這樣的險惡的風浪衝擊下，這位身材單薄、態度隨和的老人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堅強的氣概，實在使我們衷心地感到敬佩和讚嘆。在一次「批鬥會」上，她斬釘截鐵地回答那些政治小丑們說：「我知道你們想讓我講什麼。但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話：我們是為了愛國才回來的。我們愛祖國，相信共產黨，這就是我們回國的目的。我們不是因為別人的動員和安排才回國的！」這些擲地作金石的回答，引來的是一陣暴虐的毆打，這位可敬的老人在一記重拳下被打倒在地。但是，她立即奮力爬了起來，口中仍然重複著同樣的回答。那時她臉上的悲憤而堅毅的神情，使我們一群共命運者都不禁湧出了悲憤的熱淚，我當時發自內心的願望就是跑到她身邊，扶她一把，但在那種場合下，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我從模糊的淚眼中看到，老人強忍著痛苦，吃力地站起來，屹然挺立著，好像是一個英勇不屈的戰士。 事後，冰心大姐告訴我：她們一家確實是在周總理的號召和安排下才得以順利返回祖國的。但她敏銳地意識到那些造反派的陰謀，是想把污水潑在她敬愛的周總理身上。「我就是不能在他們面前講有關周總理的事情，一句話都不講！」她氣憤地說，「他們反對周總理，我們就要保護周總理。」那時，在感到敬佩的同時，我忽然覺得，這位瘦弱而溫和的老人身上，這位連說話從來都是慢條斯理、絕少粗聲大氣的老前輩身上，具有著一種了不起的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她面前，我甚至有時會為自己的不夠堅強而感到慚愧。 在1970年，冰心大姐和我們這一群備受折磨的難友們，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分手，被派到吳文藻先生所在的沙市五七幹校去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我才又和她重新見面。她不願意多談「文化大革命」中所經歷過的那些令人痛苦而屈辱的生活，但使我高興的是，在經過了十年艱難的歲月之後，這位年邁和孱弱的老作家，從身體到精神都沒有被壓垮，相反地，倒顯得格外精神和結實了。我注意到，新時期的到來給她帶來了新的活力和熱情。從此，她的創作也好像步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她的有如潺潺流水般寫作出來的大量多半是短而精的作品，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欣悅，老人似乎越活越年輕了。她充滿了年輕活力的作品中所流淌出來的對於祖國、對於黨和人民、對於億萬正在茁壯成長的青少年的深沉真摯的感情，為她漫長的文學生活寫下了嶄新的光彩奪目的一章。 從冰心大姐度過她的八旬華誕以後，她的一些朋友和曾經共過患難的同行們，就都記住了她的生日是在10月5日這天（另一位我所敬重的老作家夏衍同志比她小二十天，因此，她把夏公稱為「小老弟」）。此後，大家幾乎是懷著一種共同的心情，不約而同自發地每年都來為她祝壽，衷心地希望她健康長壽，生活得幸福、快樂，過得舒暢，活得精神，似乎是想以此來對她多年來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生活磨難給予一些安慰，做出某種補償。我常常感到，在這樣的時刻，人們本來是想給她帶來慰藉和祝福的，但到頭來卻總是從她那裡獲得了許多快樂和安慰。她似乎總是滿足於使自己成為一個「施者」和「奉獻者」，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施者比受者更為有福」。因此，幾乎所有來訪的客人，不論男女老幼，總是從她熱情似火而又柔情如水的言談中獲得很大的愉快和滿足，似乎不是人們來向她祝福，反而是從她那裡獲得了更為真誠的祝福。有時，我看到這樣的場面，就會感到，在老人手中似乎總是握著一支小小的火炬，不但時時使人看到她的一顆水晶般晶瑩澄澈的心，而且還可以不時地點燃坐在她身邊的每一個人的心。 在這樣的老人面前，人們會羞於說出哪怕是一句假話，一句言不由衷乃至粗鄙無文的話。 1985年10月初，吳文藻先生不幸去世，我是從報上讀到消息後的次日去看望冰心大姐的。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一路上都在想：對於這位不幸的長者，我應當說些什麼樣的話才能給她以哪怕是微小的撫慰呢？但是，當我坐在她面前，又一次看到她善良、恬靜的目光和使人感到親切的笑容時，我立即就感到，我的一切憂慮和我本來想說的一切安慰的語言都是不必要的。在我面前的老人比我所期望的更加堅強。她平靜地說：由於不願意驚動朋友和給組織上添麻煩，因而文藻同志去世的消息她沒有通知很多親友。她認為，比起舉行任何儀式，更重要的是要早些通知學校，把文藻同志的存款捐贈給民族學院，作為研究生獎學金。在這時，我從她的神情中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一種既是對於已故的親人，也是對於祖國和人民的耿耿真情。 臥室中和客廳中都坐滿了來探望的客人，主人和每一位探望者交談著，親切而又慈祥，這使我又產生了一種感覺：在這些由於悲痛而沉默著的客人面前，冰心似乎既是一個受慰問者，同時又是一個慰問者。而這些被慰問的慰問者，在激動之餘，不知不覺地被主人的堅毅精神所吸引，並且從她身上獲得了信心和力量。這真是他們在踏進這間小小客廳之前始料所未及的。 送走了一批客人，她讓我坐在臥室的書桌前，對我小聲說：「你今天運氣好，他們為我的生日送來了蛋糕，我們一起吃吧！」這時，我才想起來，隔一天（10月5日）就是她的八十五歲生日。她一面切蛋糕，把一朵奶油紅花切給在座的一個少先隊員，一面說：「鮮花應當屬於你們年輕人。」這位老人，一生把真善美的情感奉獻給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在這樣沉重的時刻，也仍然極其自然地流涌著她對於少年兒童的火熱般的激情。 在吃著她親手送給我的蛋糕時，冰心大姐突然問我：「你今年多大了？」口氣仿佛是在問一個孩子有幾歲了。我回答說：「六十六歲，老啦！」她笑著說：「那咱們倆同歲。」看到我的愕然的神情，她又幽默地解釋說：「我是1919年開始寫作的，到現在也六十六年了，你是1919年生的，咱們不都是六十六歲嗎？看來咱們有緣。」這確實是一個有趣的巧合。同時，她的驚人的記憶力和敏捷的反應，不能不使我立即從內心感到有些慚愧。在年齡上，她大我將近二十年，但她的思維能力和精神狀態，卻顯得比我還要年輕。 冰心大姐自從不幸腿部摔傷後，就很少出門了。幾年來，我每到她家裡去的時候（不是春節就是她的生日），總是看到她精神抖擻地坐在臥室的書桌後面，桌上擺著剛收到的報刊和新書，或是一疊正在動手寫作的稿紙。有時，來了必須接待的客人，她就用雙手扶著形狀好像是一張小茶几似的助步器，顫顫巍巍慢慢走到外面的客廳里去會客，過一會兒，送走了外屋的客人，又回到臥室的書桌後面，和另一批朋友談笑風生地聊起來。我真佩服她的那種在老人中實在罕見的旺盛的精力和機敏的應對能力。她待人的親切真誠和毫不做作的淳樸自然，使來到她身邊的人，總是有著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她有一次對我說，她實在不願意過生日，因為她喜歡過清靜的日子，但她的生日卻一年比一年過得熱鬧。每到這一天，她的小小客廳中和臥室里總是坐滿了興高采烈而且是誠心誠意來對她表示敬意的客人。絡繹不絕的迎來送往，接連不斷的應酬活動，使人看著都替她感到累得慌。但是，不論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下，她總是表現得那樣地從容不迫，那樣地細心周到。有一次我因病住院，沒有去給她拜壽，但在第二天的下午，當我正為此而感到愧疚時，卻收到她托人為我送來的一盒精緻的蛋糕，似乎是讓我在病房中也能夠分享一下她的歡樂。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用這種自然流露的真摯的感情來對待她的許多不同年齡的朋友的。面對著這個蛋糕，我不禁激動地想到：無論是在品德上或是在做人的修養上，我從她那裡獲得的是那樣多，而我所奉獻給她的卻是那樣少。 冰心大姐過九十大壽的日子，我和荒煤同志相約：在那一天的晚些時候再去給她拜壽，為的是躲開那個亂鬨鬨的熱鬧的高潮。我為了表達心意，在花店買了兩盆松樹盆景，意思是希望冰心老人能夠像不老松一樣長壽和堅挺。我們走進客廳時，雖然時間很晚了，卻還是坐滿了客人。她讓我和荒煤坐在她的身邊，親手遞給我們每人一杯酒，認真地說：「我們都不會喝酒，但今天這杯酒可得喝！」我們當然高興地喝乾了這杯象徵著友情和人瑞的酒。然後，她又指著茶几上的盤子裡的壽桃說：「這東西現在很稀罕了，是舒乙他們托人定做的，你們也應當吃一個！」這一天，冰心大姐看來顯得格外高興，在她面前，擺滿了朋友們送來的花籃，其中最耀目的是巴金同志送來的由九十朵紅玫瑰組成的花籃。使她高興的另一件禮物，是一尊老壽星的瓷像。冰心大姐笑著說：「這可是個新創造，過去的老壽星都是男的，這個老壽星是女的，這個主意想得好，是向著我們女同志的。」這個女老壽星確實燒製得很別致，慈眉善目，雍容大度。但是，在我心目中，真正的女老壽星的最生動最豐富的形象，是此刻坐在我們面前的冰心大姐。她已經在這裡坐了一整天了，卻依然容光煥發，並無倦色。她微笑的面容，仍然像往常一樣慈祥、溫和、親切和真誠，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長者和仁者的魅力。 今年春節前夕，我去給冰心大姐拜早年。在她的書桌上放著一盆盛開的水仙花，使這間小小臥室顯得分外明亮。她正在書案上給別人題字，看見我進來，就說：「你來得是時候，我正要送你一本剛出版的書。」她隨即要人從書架上取出一本精裝的《冰心文集》，簽上名蓋了章。在交到我手中時，她忽然對著我的耳邊用有些天真的口吻小聲說：「你把書用紙包上再帶走，這本書的精裝本只剩下幾本了，讓別人看見再向我要就不好辦了。」她看來不但身體硬朗，還有些發福，臉色也比過去豐潤了，我感到十分高興。看到她正在寫字，我就對她說：「您也順手給我寫一幅字吧！」她略微想了一下，就提筆在一張十竹齋信箋上，運筆如飛地寫了兩句話： 有好友來如對月， 得奇書讀勝看花。 看到她題款時寫的是「馮牧小友正」五個字，我和她都不禁笑起來。然後，她又題上了名款：「冰心，庚午除夕」。我當時脫口而出地說：「老太太，今年是辛未年了！」我還以為我為她糾正了一個記憶上的錯誤，她抬起頭來，對我笑著說：「庚午年指的是農曆，今天是除夕，雖然是1991年了，但從農曆說，還得算庚午年，到了明天才應當算是辛未年呢！」 她把寫好的字交給我並且問道：「怎麼樣，稱你為小友可以吧？」 當然可以，不但可以，而且是理所應當的。我很高興她把我這樣一個晚輩當作可以信賴的朋友來看待。我還應當坦率地說，能夠成為她的「小友」，我不但高興，而且是從心裡引以為榮的。 1991年6月 （原載《女聲》1991年第11期） 一顆真誠而熾熱的心——賀巴老九十歲生日 不久以前，我和陳荒煤同志一道去上海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應當坦率地說，我決定到上海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去看望我所敬愛的巴金同志，在他的九旬華誕期間向他表達我的誠摯祝賀和敬意。我想荒煤同志肯定和我有同樣的心情，因此，我們在巴老生日的幾天前就來到了上海，為的是想提前尋找一個比較清靜的日子，去給這位年高德劭的文學前輩拜壽。 到上海以後，我們才發現，要想尋求這樣的可以避免賀客盈門的清靜時刻是不可能的。完全是出於對於這位文壇巨匠的愛戴之情，早在十天以前，各種祝賀活動就如同春潮的浪花般湧向上海武康路的這所小小的庭院。有那麼多的朋友和讀者，有那麼多相識與不相識的人，有那麼多顆火熱的心，都爭相以一束鮮花、一紙賀信、一份別出心裁的禮品，來表達自己對於這位世紀老人的崇敬與祝福。我可以斷言，人們在此刻所表達的，絕不只是對於一位獲得了崇高聲譽的文學大師的祝賀，而且更主要的是對於一位有著一顆真誠而熾熱的心的老人、一位一生把自己的生命和祖國與人民的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的長者的崇敬與愛戴。 我們知道巴老是害怕做壽的。他喜歡寧靜，喜歡沉思，害怕熱鬧，更不喜歡張揚。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懷有一種矛盾的心情：既希望在向他祝壽時能和他多相處片刻，又害怕占用他太多的時間，給他帶來太多的干擾。使我們高興的是，我們選擇了一個適當的時間，當我們在一個晴朗的早晨走進擺滿了花籃的客廳時，客人還不多。這時，巴老正坐在陽台的窗下沐浴著早晨的金色陽光。——這種宜人的天氣，在上海是不多見的。我看著他微笑的面容，覺得他比我去年看望他時臉色豐潤多了。看到他身體的健康狀況比我們想像得要好，我們都感到一種由衷的欣慰。在我思想中，立刻閃現出我在當天早晨讀到的他不久前給冰心大姐一封信中的一段話：「……您的存在就是一種力量，讓大家經常看見您健康的笑臉，它將是對人們的安慰和鼓舞。」同樣地，看到巴老的安詳的面孔，湧上我心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只要巴老在我們中間健康地生活著，只要巴老手中還緊握他那支堅持講真話、堅持追求真理和鞭笞醜惡的鋒銳的筆，就會給人們帶來信心和力量。 可以看得出來，巴老對於我們這一批客人（包括陳荒煤、王元化、李子云和我）的到來，是高興的。在我們分別轉致了自己和北京友人的問候之後，他用緩慢清晰的語調說：「不久前，在杭州住了一段；杭州和我有緣，大約是空氣好水也好，每次去休息，都覺得對身體有好處。」在以後的隨意交談中，他對於北京老朋友所表現出來的思念之情，他對於中國作協主席團長久不能進行正常工作所表示的熱情關切，都使我深深受到感動。我由衷地感到，只要巴老健康長壽，只要他像多年來那樣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就是我們文學事業的幸福。 由於在一個多月以前，我曾經受巴老的委託，代表他到義大利去接受蒙德羅國際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協會的一項特別獎，我給巴老帶來了一份我以為是最適當的祝壽禮品：一張表現佛羅倫薩（又名翡冷翠）全景的放大照片和一本反映義大利風光的攝影冊，它們都是我自己拍攝的業餘攝影作品。由於那張放大照片是我義大利之行所拍攝的作品當中唯一一張受到攝影家們認可的作品，我把它放大成一張二十寸的彩色照片，並且用金屬框架裝裱起來，看起來頗有點油畫的效果；也由於佛羅倫薩——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是曾經使巴老嚮往的但丁和歌德長久居住過的地方，當我把照片中當年但丁和歌德經常散步的那兩座橫跨在清澈河流之上的古橋指點給巴老看時，我看得出，他是欣悅的。他輕聲地對我說：「很好，這等於讓我也到義大利旅行了一次。」巴老本來曾經有機會到那裡去訪問和旅遊的，那是在多年前他榮獲「但丁獎」的時候，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成行，以至於站在旁邊為巴老翻閱那本相冊的李小林，這時也有些遺憾地說，「那一次本來應該去的，要是去了該多好啊！」 客人逐漸多起來，在狹小的陽台中人們擠來擠去地為巴老拍照，又爭著和巴老合照。由李子云帶頭，晚輩們接連向巴老深深地鞠躬，向他表示後代人的敬意。一陣陣歡聲笑語，閃光燈耀人眼目，我看得出來，巴老雖然一直保持著高興的寬容的神情，臉上卻也時時閃現出一絲疲倦和窘迫的神色。他確實是害怕熱鬧的，儘管這是歡快的熱鬧，充滿了摯愛和崇敬之情的熱鬧。但對於一位九十歲的老人來說，給他帶來的負擔畢竟是使人不安的。於是大家建議，請巴老回到客廳中去，在那裡，他可以坐得舒適些，可以減少一些應對的疲勞。 客廳中四處都擺滿了花籃。送來的花籃和花束太多了，人們就把標誌著最珍貴友誼的花籃放在客廳旁邊的室內。其中最使人矚目的是冰心送來的和人一樣高的大花籃；花籃由九十朵紅玫瑰組成一個巨大的「壽」字。上面的紅綢帶上寫著：「巴金老弟九十大壽，冰心欣賀。」站在這個凝結了兩位文學前輩的深摯友情的花籃面前，人們不能不產生一種感激之情。如果沒有像巴金、冰心這樣一些愛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文學前輩為我們身體力行地做出榜樣，幫著我們沿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社會主義文藝方向和道路勇敢地開拓前進，我們的文學事業（包括我們創作的繁榮興旺和隊伍的迅速成長），是不是能夠在如此複雜紛繁而又充滿新的矛盾和挑戰的現實生活當中，步履堅實地穩步前進，是難以想像的。 在客廳右角牆壁上掛著的一幅巴老的近照，引起了大家的興趣：這幅照片捕捉了最能表達巴老奕奕神采的一剎那，使人們看到了一位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的世紀老人的美好的精神境界。看見大家都喜歡這張照片，巴老就讓李小林取出一疊同樣的照片來，他要親筆簽名送給在座的客人每人一張。當人們看到巴老用銀色的簽名筆一張張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贈送給大家時，一股溫馨的暖流湧上我的心頭。我想起了早晨在報上看到的可以作為這一場景的生動寫照的一句話：「巴老愛朋友，朋友們也愛他！」 荒煤同志和我還另外得到了一份比這張照片更加珍貴的禮物。我看到，巴老用微微顫抖的雙手從沙發的左側取出兩套線裝書——這是當天剛剛出版的《隨想錄》的第十種版本，也是最完備、裝潢最精美和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種版本。他一面仔細地用鋼筆簽名，一面對荒煤和我說：「送你們每人一套書做紀念。」同時，又細心而周到地補充說，「因為書剛剛送來幾套，只好先送遠方來的朋友，在上海的朋友以後再送。」 我接過這套有著金色書套的由冰心老人題簽的《隨想錄》，充分地感覺到了它的沉重的分量。早在六年前，當我第一次看到《隨想錄》的分集本時，在激動和興奮之餘，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作《一本大書——巴金的〈隨想錄〉》。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經這樣寫道：「我認為，這是一本大書，而不是五本小書。這一百五十篇文字從眾多的側面反映了我們時代和歷史發展的一個清晰面貌。裡面閃耀著作者對於社會生活、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富有啟迪意義的思想光輝。」時隔多年，當我又一次翻閱著這部巨著時，我仍然深深地感受到透過書的字裡行間所迸發出來的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 同時，我還想強調說，這是一部深刻地體現了一位作家所具有的一顆真誠而熾熱的心的「大書」。這樣的「大書」，是會永存於世的。 我離開人聲鼎沸的巴老的家，回到了居留的賓館，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下午，線裝本《隨想錄》的責任編輯夏宗禹同志來看我，興奮地談起這部新版本出版的經過，同時拿出這部書出版的當天巴老寫給冰心同志的一封十分感人的信讓我看。我要請巴老和冰心大姐原諒我未經他們同意就在這裡披露了這封信，因為我覺得這封短柬的每一句話都可以作為我這篇短文標題的極為真實的印證。信的全文如下： 冰心大姐： 謝謝您的信，也謝謝您的九十朵紅玫瑰，更謝謝您的題字。現在書印出來了，看見您的字仿佛見到您本人，我真高興。托人帶一套給您，請您接受我的感謝，分享我的快樂。 巴金 1993年11月24日 1993年12月 （原載《綠葉》1994年第1期） 何其芳的為文和為人 何其芳同志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巨大的歷史變化，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我們所敬愛的何其芳同志為之奉獻終生的文學事業，也經歷了我國新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變革和發展。一想到這一點，在我的思想中就產生了一種對於何其芳同志的難以抑制的深切的思念之情和痛惜之情。 何其芳同志是我的老師。不僅是在尊稱意義上的老師，而且是在確切意義上的老師。或者也可以更加具體地說，何其芳同志是把我從一個對文學只具有朦朧的幻想和追求的文學青年，帶上了一條我至今仍在堅持著的文學之路的真正啟蒙老師。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前，他剛剛從抗日前線回到延安，開始為魯藝文學系招考一期新生，我就是由他親自口試和筆試然後錄取的那一班的頭一名學生。那一年我剛剛二十歲。 從那以後，我在何其芳同志的領導下學習和工作了大約四年時間。在這幾乎是朝夕相處的四年當中，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教誨和幫助，是使我畢生不能忘記的。我從他那裡學習如何讀書，從中國和外國的文學著作中獲取知識，如何用筆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對於生活的感受；我還應當特彆強調提出的是，向他學習如何做人，做一個正直的、善良的、真誠的、熱情的和高尚的人。 在我和何其芳同志交往較密的那些歲月里，雖然他的年齡只比我大七八歲，還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但在我的心目中和印象中，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對於生活和藝術都已經樹立了自己堅定信念和明確立場的革命作家了。他的為人，他的性格，他的坦蕩的胸懷和勤奮的精神，已經在我的心中構成了一個美好的時刻都使我感到親切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的這種印象，一直到四十八年以後的現在，也仍然沒有什麼改變。 在我的心目中，何其芳同志首先是一個優秀的才華橫溢的詩人和作家。他有一種天賦的詩人氣質。我經常為他過早地中斷了自己的創作活動而感到惋惜。我還有著一種或許不大能夠為多數人所首肯的看法，這就是：即使是現在，對於他主要寫作於中年和青年時期的為數並不很多的作品，我們的研究家也還沒有作出比較充分的恰如其分的評價和分析來。何其芳同志在創作他早期的詩作和散文作品《預言》《畫夢錄》《刻意集》和《還鄉雜記》的時候，還遠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通過精美、簡潔和獨具風格的文筆所表達出來的那種纖細入微的思想感情，所描繪出來的那種正在舊中國苦難的土地上痛苦求索和徘徊窮途的正直知識分子的鬱悶心態，我認為是很富有藝術感染力量的。他在那時為自己開闢了一個獨特的藝術天地和創作領域，並且在這個領域中不斷地探索前進，為我們留下了一批像編織得美麗而精緻的花環似的藝術精品。 從1940年開始，何其芳同志的創作活動產生了一個明顯的轉變和發展。這一點，是和他將近兩年的抗日根據地的生活體驗以及與此相偕而來的革命世界觀的確立分不開的。他的這種思想和藝術上的跨越，在他四十年代創作的詩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和散文集《星火集》當中表現得最為鮮明而集中。可以說，這些作品反映了一個真誠追求進步、焦灼尋求真理的藝術家在新的歷史道路上艱難前進的心靈歷程。從四十年代初開始，何其芳同志幾乎是在不斷寫詩。我發現，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時刻都處在一種歡快激動、才思泉涌的亢奮心境之中。使我高興的是，我可以說是他的每一篇新作的最早的讀者之一。根據我的記憶，在這些作品中，只有一部分被收進了他後來出版的詩集《夜歌和白天的歌》，而有相當一部分我認為是十分精彩的作品，卻被何其芳同志自己刪除淘汰了。我特別感到惋惜的是，他刪掉了當時曾經使我最受感動也最為欣賞的一首詩《夜歌（一）》。現在收集在詩集之中的《夜歌（一）》，實際上是他當時寫作的一系列題名為《工作者的夜歌》當中的第二篇。直到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我們圍坐在他身邊，傾聽他在一盞小柴油燈旁用柔和的音調朗誦《夜歌（一）》時的情景。那是一首八行一節的形式相當規整的有韻律的抒情詩。這首詩，以它充滿了真情的如歌如訴的詩句，把詩人渴求真理、熱愛生活、嚮往光明同時又力求克服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思想矛盾的心境和情感，刻畫得真摯而又深沉。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深深地打動了。我感到，這首詩如同一隻溫柔的手，在輕輕地撥動和撫摸著我的心弦。那時，何其芳的許多詩篇，都在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當中產生了這樣的影響。有些詩，還沒有排成鉛字在報刊上發表，就已經在到處傳抄了。那首傳誦一時的短詩《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在還沒正式發表之前，先刊登在我參加編輯的魯藝的一張牆報上，很快就有人奔走相告，引來許多其他單位的文學青年，圍在牆報前把這首詩抄在小本子上。我認為，這可能是一位詩人所能得到的最值得自豪和最珍貴的評價和榮譽了。 何其芳同志在延安寫了許多首《夜歌》（現在傳世的只是它們當中的幾首），但他早已脫離了他青年時代作為精神寄託的那個夢幻世界。從四十年代開始，在他早期作品曾經時有流露的那種哀愁、迷惘乃至悲觀的黯淡色調，已經被他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歡快精神滌盪無遺了。他不但唱著美好的夜歌，也唱出了許多高昂激越的戰歌。他是一位時代和人民的當之無愧的歌者。我曾經期望，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和別人透露過相當宏大的創作計劃能夠陸續實現，但使我感到遺憾的是，當抗戰取得勝利，他投入了另一個新的工作崗位之後，他的剛剛萌發的洶湧的創作潮頭便開始消退。從此，他的文學生涯轉到了文藝批評和理論研究的軌道上去。 應當坦率地說，我為此感到痛惜。何其芳同志是一個優秀的理論家，同時又是一個夭折的傑出的作家，他懷抱著孕育了多年的許多未完成的傑作，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我這樣說，絲毫沒有低估乃至貶抑何其芳同志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所取得的巨人成就的意思。相反地，在文藝理論批評方面，我從來都是把何其芳同志當作永遠值得我學習的一個榜樣來看待的。他撰寫的大量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理論著作，是我國現代文學的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我曾經多次閱讀過何其芳同志的理論著作《論〈紅樓夢〉》《論「阿Q」》和《關於現實主義》以及別的文章；這些著作，除了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啟迪以外，還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個文藝理論家所可能具有的最珍貴和讓人欽佩的品質。這種品質，我把它歸納成三句話，這就是：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獨立思考的理論勇氣和真誠坦率的民主作風。我想，這種品質大概就是我們黨所經常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的好學風。我認為，作為文藝理論家的何其芳同志，應當被看作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的具有這種優良學風而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理論家當中出色的一個。在閱讀何其芳同志許多具有真知灼見的評論著作時，我經常為它們嚴謹的邏輯性和強大的說服力而感到驚嘆，我也時常為他著作中時時表現出來的那種頑強執著和絕不苟同的堅定信心而感到折服。我偶爾也會發現，我對於他的某些個別見解也會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對於他也懷有一種尊敬的感情，因為我深信他的每一個論斷都不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複述，而是出於自己長期獨立思考的結果。除非你拿出更加嚴謹更加深刻的論據來，否則，他是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觀點的。 我認為，何其芳同志的值得欽敬的品質，更突出地表現在他的為人上，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善良的人，正直不阿的人。他是一個習慣於以自己的火去點燃旁人的火，以自己的心來發現旁人的心的人。他的熱情、坦蕩、平易而溫和的性格，使他能夠融洽和諧地和各種各樣的人們相處。和他相處在一起的時刻，也總會使人感到一種熱情、溫暖、純潔的氣氛。他有時耽於幻想，有時對人又不免容易輕信，但在堅持真理的原則問題上，他又是寸步不讓的，有時甚至也會是吵吵嚷嚷和疾言厲色的。我大概可以這樣說，我在一生中結識過許多好同志、好老師、好朋友，我為此感到欣慰和幸福；但是，在這些時常能夠激起我的感激之情的人們當中，像何其芳同志這樣的熱烈得像一團火焰、純真得像透明的水晶、溫和得像天真的少年、頑強得像正在衝鋒前進的戰士的人，我以後還很少遇到過。 我在何其芳同志的領導下只生活和工作近四年。1945年以後，我就和他天各一方，走上歷史和時代為我們所安排的各不相同的生活道路。但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或是在遙遠的雲南邊疆，我總是感到，我和他的心是連接在一起和息息相通的，我們走的道路是遙遙相連的。五十年代，我從雲南到北京開會，他曾經動員我到他正在籌建的文學研究所工作。我很後悔當時沒有接受他的勸告，因而使我失去了對於我來說是如此寶貴的同他再次相處和再次得到他教誨的機會。 但是，我請同志們相信，儘管我無可挽回地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對於我的老師何其芳同志的感情卻是永世不渝的。我將永遠懷念他，他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7年12月 （原載《人民日報》1987年12月22日） 周立波回憶片斷 人們對我說，今年是周立波同志的八十歲生日。這使我在感情上受到了一種似乎是意想不到的觸動。我當然不會忘記他是我的前輩人，在文學上他是我的真正意義上的老師和引路人。他比我大十多歲是毫無疑義的，可是，在我的回憶中和印象中，卻無論如何難以把我頭腦中的周立波的形象同老年人的形象吻合起來乃至聯繫起來。在我的記憶里，他似乎永遠是一個有著那種年輕人的朝氣和熱情的人，一個有著長久不會改變的青春素質的人。他的溫和的神情和書生式的語調，他的含而不露的樂觀精神以及他的天真的、有時甚至是帶有羞澀的微笑，都使我們這些比他年輕一代的人對他始終懷有一種親切的信賴的感情。 我無論如何也難以把周立波的名字和形象同衰老這樣的概念聯繫起來。一直到他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去和他的遺體告別的那一刻，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一副安詳、溫和與寬厚的面容。那時，我的感覺是，他死了，但他一點也不顯老，他的神情和四十年前我剛認識他時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我大約是在1940年初認識立波同志的。那時，我剛剛到延安橋兒溝的魯藝文學系學習不久。有一天，我到文學系的教員曹葆華那裡去（他那時正在為少數幾個學生開設英文班，講授惠特曼的《草葉集》和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向他請教我讀不懂的一些章句。我看到，在他窯洞門外的小路上，有一個穿著灰色棉大衣的人，手中拿著一本英文詩集，一面散步，一面大聲誦讀著。我注意到，他讀的是一本原版的《雪萊詩選》。曹葆華告訴我，他就是即將為我們開的一門新課程的老師立波（在延安，人們只稱呼他為立波，幾乎沒有人叫他周立波），並且把我領到窯外，介紹我認識了他。他看見我手中拿著曹葆華借給我的兩本英文著作，臉上帶著一種溫和而又略顯驚異的笑容，在詢問了我的英語水平之後說：「我建議你先讀懂惠特曼的這幾篇詩，讀懂了再讀別的。以你的水平，讀菲爾丁的書還太早。」他拿過了書，在目錄上劃出了幾篇，然後還給我，臉上閃過一絲溫柔的略帶羞澀的笑容。我現在還記得，他畫出的幾篇，其中就有至今我還留有深刻印象的幾首詩：《大路之歌》《從帕門諾出發》《船長呵》…… 自那以後的兩年間，我聽了立波同志所講授的「名著選讀」的課。在那兩年中，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我大約是屬於那些真正可以說是專心致志地聽課的學員當中收穫甚豐的一個，以至被全班選為專門負責同立波同志經常聯繫的「課代表」——一個多麼奇怪的職務。課代表——其實就是學員同老師之間的聯絡員，任務是在每回講授課程之前，先把教員指定的油印原作和有關參考材料分交給同學；在講完每一課之後，再把學員所提出的問題和意見轉達給教員。 這個任務其實是很簡單的，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已經年滿二十歲的文學愛好者來說，實在是一項輕而易舉的事情。不過，這件事情在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是在事隔多年我才清楚地認識到的。因為幾乎我每次帶著同學們的要求和疑問去向他匯報時，他總會把他剛剛講述過的某一位作家的歷史地位和藝術成就不厭其煩同時也是要言不煩地對我進一步地加以解說和啟發，同時也會把他下一回將要講述的關於另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計劃要點告訴我，以便轉達給我的同學們。在此之前，立波同志在我頭腦中只是一位翻譯家和報告文學作家。我讀過他翻譯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秘密的中國》，他的描寫剛剛開闢的敵後根據地的報告文學《晉察冀邊區印象記》（這是當時出現的頭一本反映敵後抗日鬥爭的報告文學作品）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我絕對沒有想到他還是一位有著十分淵博學識和理論修養的學者。對於許多中外古今的作家和作品，他都可以如數家珍般地做出具有自己獨到見解的闡述和分析來。他擔任的課程名稱是「名著選讀」，但實際上是一部相當完備而又扼要的「作家論」，其內容可以說是很少遺漏地囊括了世界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由於延安的條件所限，不可能找到那麼多的文學名著來讓大家讀，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辦法：他把他預定要講述的作家排列成序，從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中選擇出一兩篇篇幅較短的作品來，有的用油印機印出來交給大家，有的則在講課之前讓一位同學在全班同學前朗讀一遍。他的選擇即使在現在看來也是十分精當的。我記得他在講授契訶夫時，選的是《寶貝兒》和《裝在套子裡的人》；在講授巴爾扎克時，選的是《無神論者做彌撒》和《信使》；在講授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小說時，選的是《驛站長》和《塔曼》；在講授高爾基的創作時，選的是《秋夜》和《一個人的誕生》；在講授魯迅創作時，除了《阿Q正傳》外，選的是《風波》和《肥皂》；在講授茅盾的作品時，選的是《春蠶》……但更使人難忘的是他講課的方法。在講述某一位作家時，通常他都會有一個相當詳盡的提綱；但在講課時卻又並不採用照本宣科的方式，而是採取一種娓娓而談的方式，把作家的生平、創作成就、藝術風格及其歷史地位，講得概括而又生動，使聽眾真是感覺到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他幾乎很少看提綱，只是在需要引用某些經典論據時，才看一下提綱；但是，每當他講完一課（通常是三個小時），大家總是有一種興猶未盡的感覺，感到立波似乎並不是在講課，而是懷著一種傾慕的深情為他的聽眾講述了一位作家的生動感人的文學傳記。 立波在魯藝的「名著選讀」課程，很快就變得名聞遐邇了。開始是從魯藝文學系擴展到其他幾個系，後來又擴展到延安其他許多學校和機關。有許多人都知道在哪一周的哪一天，立波將要講授關於歌德、司湯達或是梅里美的課程了，於是總會有不少人從十多里路以外的單位步行到魯藝來聽課。這時，我們的課堂就會從文學系的小院子裡搬到籃球場上來。最多的時候可以有將近二百人來聽課。那時，我們還沒有夢想到有擴音器這樣的科學工具，而立波的帶有濃重湖南腔的音調又是那麼輕柔而低沉，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過他講課的強烈而深沉的效果。人們聚精會神地在傾聽著、記錄著，唯恐漏掉他所講述的片言隻語。 直到今天，我也很難解釋清楚：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立波的講課產生如此強烈的魅力。我為自己找到的答案是：這大概主要是由於他在講課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淵博的學識和真誠的情感。立波並不是一個有著口若懸河的辯才的演說家。相反地，他的語言常常是十分質樸無華的。他的魅力在於他明晰的敘述能力和嚴密的邏輯力量，在於對自己所描述的作家和作品的全面翔實和深邃入微的理解和剖析，在於他對自己所介紹的作家及其傑作的深沉的審美感受和發自內心的真摯情感。可是，直到現在還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在當時延安的極其艱難匱乏的條件下，立波同志是從哪裡找到如此廣泛而豐富的資料的！他又是運用怎樣的方法使自己在短期間把如此紛繁的資料融會貫通起來化為自己的思想，並且傾注了如此深沉的真情實感的！ 我直到今天仍然時常懷著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從立波同志的課程中和日常接觸中所獲得的益處。我大概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對於西方文學史的認識和理解方面，立波同志是我最早的一位啟蒙者。 假如我沒有記錯，立波同志那時不過剛剛三十二三歲，但在我心目中，他已經是一位使人欽敬的學者了，或者也可說，已經是一位非常學者化的作家了。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他的學識淵博方面，也表現在他的理論素養方面。在魯藝講課的同時，立波偶爾也寫些評論文章。有一次，在文學系的一次「文藝沙龍」活動（那時，文學系幾乎在每個星期五都會舉行一次這樣的活動）上，他朗誦了一篇剛剛寫成的論文《論阿Q》。他的滿懷激情而又有些書生氣的朗讀使大家深為感動，而我，則吃驚地發現，他寫的這篇像優美的散文般的評論，是一篇使人深受啟發的有著令人敬佩的真知灼見和理論深度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只可能出自那種既有很高的理論素養，又有細微的藝術感受能力的作家的手筆。 那時，立波同志也常寫小說，有時也寫些抒情詩。他常把他剛剛寫完的短篇小說朗讀給我們聽。有一次，還把一篇描寫獄中生活的不長的小說《麻雀》交給我，並且親手用秀麗的筆跡抄寫出來，刊登在我和另一些同志合編的名為《同人》的牆報上，一下引來很多圍觀的讀者。這篇小說，是他後來出版的描寫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進行鬥爭的系列小說當中的一篇。我認為，這篇不過五千字的作品，即使現在看來，也應當被看作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篇佳作。我還記得，他還曾經根據他在橋兒溝深入生活的觀察和體驗所得，寫過一篇反映邊區農民生活的小說《牛》；在這篇小說里，他把農民對於耕牛的感情以及母牛生產小牛的細節描繪得精細入微。我對於他對生活的感受和捕捉能力深為欽佩，曾經向他請教他是如何觀察和積累生活的，他眯縫著眼睛發出了朗朗的笑聲，然後說，「我這是向美術系的同志們學來的，就像他們在街頭寫生一樣，我住在農民家裡的時候，每天都試著用最簡要的文字把我看到的生活細節和人物形象像畫速寫一樣地記下來。這辦法很有用，將來你也試試看！」為了證實他的說法，第二天他還專門找來一篇莫泊桑談創作的文章，其中寫到他是如何向福樓拜學習勾畫生活細節的文學速寫的。「你看，」立波對我說，「這種方法，其實所有的作家都是在這樣做的。」 自那以後，我確實把這一點記在心裡，養成了隨時記下我對於生活中偶然閃現的新鮮印象的習慣，雖然我並沒有想使自己成為一個小說家的打算。但是，我應當肯定地說，這對我以後學習如何正確認識生活、考察生活和判斷生活，是極有幫助的。 在延安整風以後，我到南泥灣去體驗了一年戰士生活，立波同志則調到了《解放日報》去編副刊。我很快就根據我的連隊生活感受寫了一些散文，並且通過他在報紙上發表了幾篇。那期間，他在給我寫的回信當中，曾經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信中有這樣意思的話，使我長久銘記在心，他說：我了解並且同情你現在是在過著怎樣一種艱苦而貧困的生活，但你一定要堅強起來，艱苦的生活磨鍊會使你成為一個精神上富有的人…… 我承認，在當時的艱辛勞累的生活中，我確實萌生過再也難以堅持下去了的念頭。但立波同志往往是三言兩語的信，卻給我帶來了幾乎可以說是巨大的溫暖的力量。 在魯藝同立波同志有較多交往的人，許多同志都估計立波將來在文學創作上必將取得不可限量的成就。應當說，大家的預測後來被證明了是正確的。抗日戰爭結束後，我同立波同志就各奔前程，天各一方，以後就幾乎很少有機會和他晤談，更不用說同他一道工作和親受教益了。但我總覺得我在精神上同他還是很親近的。他陸續寫出的幾部作品《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南征記》以及一批描寫農村生活和戰爭生活的短篇小說，我都喜歡。這些作品都相當廣闊和深刻地反映了他作為一位革命作家的獻身精神和革命情操，作為一個嚴肅而又富有才華的作家的思想敏感和藝術功力，作為一個心懷坦蕩的樂觀主義者對於勞動人民的同情感和幽默感，作為一個嚴謹的現實主義者的犀利觀察目光和高瞻遠矚的概括能力，作為一個文思細密的文體家的獨創的優雅的文風…… 我在這裡把立波稱為一位當之無愧的文體家，我是經過了審慎思考的。我認為，在我熟悉的從三十年代就開始步入文壇的老一輩作家當中，能夠像立波那樣重視文字的精美簡潔及其藝術表達能力的人，並不是很多。這主要得力於他對於中外文學名著的廣約博採和深入鑽研，得力於他對於文學語言文字的民族性和嚴密性的刻意追求。無論是從他的講話中或是閒談中，我總時時聽到他用一種比較文學乃至語言學的眼光來談起文字的凝練、簡潔、鮮明、風趣乃至必要的民族（地域）特色的重要性。他認為，不考究文字的簡練明快和嚴密，是現在某些雖有生活積累、文化素質卻不很高的作家的致命傷。大約在1963年，他負責編選一本散文選集，其中也選了我的一篇散文。有一天，我們在一個會上相遇，他立即坦率地對我說：「我選了你這篇文章，主要是感到它寫得有些氣勢，能夠把自己的激情融匯在對於自然景觀的描寫上。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你的文字太華麗和太歐化了，而這只能是一個作家不成熟的表現。」他又對我說，「我越來越感到：要掌握一種簡潔、優雅、凝練的文字，是多麼不容易。多年以來，我就想使自己的文字達到『其淡如水，其味無窮』的境界，唉，卻總也做不到！」 但依我看來，他日夜匪懈地苦思冥想地想要追求的那種文風或者文體，應當說已經得到了。倘若天假以年，我想他定會在這方面取得更為出色的成就的。 說到這裡，我想一定會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質詢甚至非難：「你難道忘記了立波所生活的年代了嗎？在他筆下所描繪的歷史風雲，包括他對於自己筆下的人物和事件的歌頌和貶抑，難道還經得起八十年代的歷史的檢驗嗎？」我當然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不能不承認：立波同志也如其他幾位優秀的作家（比如趙樹理、柳青）一樣，他們生活和創作的年代，是革命戰爭和階級鬥爭激化（儘管有時是人為的激化）的年代，他們又都是真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們是魯迅先生也概莫能外的「遵命文學」的身體力行者；因此，在他們的許多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和歷史局限性。這是永遠值得我們惋惜的。但是，難道我們為此就可以讓自己滑向另一個極端，以至於對這些對於中國文學做出了顯著貢獻的作家的業績不加分析地輕率加以詆詬、指斥乃至全盤否定嗎？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清醒的認真的態度。我認為，中國的許多優秀的作家（如像立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有時是悲劇性的）下，使自己的創作才能受到一定的抑制乃至扭曲；但只要他是一位真正的嚴肅作家，只要他對於祖國和人民懷有真摯的感情，只要他是一個真誠的現實主義者，他就總能夠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深度上藝術地再現和描繪歷史、現實和時代——儘管是不完滿的再現和描繪。我認為，用今天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來要求乃至厚誣前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嚴肅的。而且，即使是對今天的讀者，特別是那些不知世事不懂歷史的讀者，我認為，不論是從審美意義或是從認識作用來看，立波的那些主要創作成果，也仍然是具有難能可貴甚至是不可取代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的。 當然，這一切，對於已經離去我們十年之久的周立波同志本人來說，已經沒有多少意義。而對於我們這些生者，特別是像我這樣和他有過長久的友誼交往和戰友情誼的人來說，這一點卻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一定要進行歷史的反思。我們也應當認真地總結和記取在立波同志創作生活中的教訓——這一點，在立波同志去世之前的一段時日裡，我從他的沉思的面容和不多的話語中，已經隱約地感覺到：這也正是他在病痛中所不斷思考的。 因此，我深信，假若立波同志能夠活到今天，他的筆端一定會閃現出新的光彩。不過，即使是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離開了他畢生為之奮鬥的中國文學事業，即使是在他的全部創作當中確實是存在著如現在某些「事後預言家」所斷言的那些缺陷，即使是有些一味趨時務新、偏好流行色的批評家對他採取了肆意貶抑和漠然處之的態度，我也仍然認為：在中國，周立波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光輝而複雜的文學史上的一位做出過獨特貢獻的優秀作家。 1988年8月3日 歲暮懷小川 1986年10月，有同志提醒我：「最近報刊上常常發表一些回憶文章，緬懷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獻出了自己生命的可敬的同志。你不要忘了：昨天就是你的戰友郭小川離開人間的十周年，我在報刊上卻沒有看到一行悼念他的文字，你們不為他感到寂寞嗎？」 我告訴這位同志，他想錯了。我從來沒有忘記這一天，小川的那些同他戰鬥到他生命最後一刻的朋友們，也沒有忘記這一天。因為，作為一個充滿了青春活力的詩人郭小川，時刻都活在朋友們的心中。我們時常想起他：我們在歡快地友好聚會時想起他，我們在面臨新的困難的時候想起他；甚至，當我們為當今詩壇上的某些令人關注的文學現象而思考時也會想起他。我常常從朋友們口中（有時也從我心中）聽到這句話：假如小川還活著…… 然而這樣的假設是毫無意義的。我深知並且深信：假如小川還活著，郭小川還是郭小川。郭小川在我心中永遠不會變成一個頭上戴著光環的、高踞於眾生之上的完人，永遠不會失去從他青年時代起便使我感到欣悅的那種蓬勃的朝氣和熾烈的熱情——這種朝氣和熱情同他永遠對生活懷有信心，永遠對於他所獻身的進步事業充滿摯愛之情是分不開的。小川是我的同齡人。他的才華有時使我讚嘆，但他的和他年齡不大相稱的天真與粗率有時也使我感到驚異。他有著和我類似的生活經歷。我們都是在「一二·九」運動當中開始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和文學道路的。但他有著比我豐富得多的革命實踐工作經驗：他做過部隊政工幹部，二十五六歲的年齡便在解放區當過縣長，辦過報，做過黨的工作和行政組織工作。他的革命熱情和清晰的思考能力使他幾乎無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使人覺得他相當幹練，相當愉快，遊刃有餘。但在我心目中，他卻是一個天生的詩人材料。他身上的那些好的素質，他的熱情、敏感、精力旺盛而又富於幻想的性格，使他終於在詩歌這塊領域找到了適於自己茁壯成長的肥壤沃土。當我和他在戰爭期間暌別將近十載，讀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創作的那些銳氣逼人和光彩熠熠的詩篇之後，我當時閃過心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小川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雖然似乎是晚了一些。 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尾聲中，我遇到了一些麻煩。我在雲南的某些文學界同行，總以未能在這場運動中使我成為他們手中的獵獲物而感到遺憾。而我那時正在北京進行胸部手術，面臨生死關頭，毫無申辯和反抗的力量。這時，在小川和作協另外一些同志的幫助下，使我得以擺脫了困境，調到了作協，並且在此後一段相當長的日子和小川過從甚密，時相交往。一直到那場幾乎使我們畢生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毀於一旦的「文化大革命」到來的時候，我和小川之間仍保持著真誠的友情。我們並不是沒有過爭吵和分歧，但我們是相互信賴的，相互理解的。我曾經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你會成為一個很了不起的詩人，但你大概很難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對我常說的話是：「你本來應當成為一個更有成就的批評家，可惜你太缺乏鬥爭性，太溫情主義了。」我當然不願意在這樣的問題上和他爭辯什麼，但我確實為他的認真而熱情的語氣所觸動，我和他說了一句開玩笑的話：「在這一點上，我和你大約是志同而道不合的。」在那時，我常有這樣的感覺：已經人到中年的小川，詩越寫越好了，而且似乎還蘊蓄著無窮盡的潛力。我時常為此而高興。但是，在同他頻繁的交往和談天當中，總使我有這樣的感慨：在他的知人論世和判斷政治風雲的思想素養和他的令人欣悅乃至讚嘆的藝術才華之間，還存在著某些不協調的東西。對於政治生活，他仍然常常是很天真的。他經常把許多事物想得過於美好，過於簡單。他仍然十分敏銳，但有時又不免耽於幻想和輕信。因而，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曠世悲劇像漫天烏雲降臨到每個人頭上的時候，他還時常存在著許多純粹是出於主觀臆斷的幻想。直到1968年初，他在牛棚中有一次還悄悄對我說：「我相信情況很快會好起來，我們都是經過戰爭的生死考驗的。」對於他的浪漫主義的天真，我只能報以苦笑。 但很快他就從沉重的打擊中清醒起來了。1968年3月，我和侯金鏡以及別的幾位朋友由於暗地裡詛咒過林彪、江青而又忽略了「隔牆有耳」這樣的古老訓誡，而被打成了「反革命」並且被隔離在作協的一間地下室。出乎意料的是，小川在不久後也遭受了「隔離審查」的命運，而且和我關在一個大房間裡。他和我分別睡在房中的兩角，另外兩個角落是兩位橫眉怒目的「造反派」。當小川剛被送到這個房間來，用一種惶惑不解的目光看著我的時候，一位打手就怒吼起來： 「不許說話，不許遞條子、打暗號，不然可就不客氣了！」 當天晚上，我就明白了這個所謂「不客氣」包含了怎樣的內容。他們把我帶到樓上另一間封閉得很嚴的房中去，開始了我只能稱之為獸性發泄的野蠻行動。他們知道我的左肺開過刀，已失去功能，就用拳擊手的直手發拳的手法突然打我的左胸，把我打倒在地，而且連續不斷地重複著這一動作……在那樣的時刻，在我頭腦中突然閃過了這樣的思想：我要找一個離我最近的樓窗，迅速地衝出去，跳下去。但是一圈人密密地站在我周圍。我只好憤怒地奮力挺立在那裡，努力不讓他們把我打倒，而且隨即感到我剛才那種輕生的念頭是錯誤的。在這樣的時刻，我也明白了我原來想不通的一個問題：為什麼許多曾經身經百戰的老同志會選擇了自我毀滅的悲慘道路。他們不會在殘暴的打擊面前低頭，然而他們無法容忍這種強加給他們的踐踏人的尊嚴的屈辱…… 我被送回了自己的房間。我斜靠在枕頭上，發現小川也斜靠在床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我：那目光里有震驚、同情、憤怒……好像還有別的什麼。我閉上眼睛，努力克制心中的悲憤，使自己安靜下來。等我再睜開眼睛時，我看見小川正在瞪大著眼睛看著我，並且用手指在自己的胸前比畫著。他淚流如注，眼光似乎在燃燒著。過了片刻，他假裝在看著窗外，手指卻仍然不斷地在比劃……這時，那兩位「造反派」一位已經發出了鼾聲，另一個正在陶然自得於樣板戲唱聲中。我注意到了小川手的動作。我終於看明白了，他是在寫字，不斷地用手指在胸前寫字，而且不斷地重複比劃著這六個字。 「活下去！要堅強！……」同時用手摸著自己的左頸，暗示他已經看到了我左頸上的血跡和傷痕。 為了明確無誤地告訴他，我不會做那種無益而又無助於革命的事，我會保重自己，我努力做出一個自信而又輕蔑的笑容。看得出來，他明白了，用手擦著臉上的淚痕，輕微地點著頭。 過了兩天，我沒有想到，同樣的事又發生了一次。這一回是我和他調換了一個位置。黃昏，我看見他步履蹣跚地走進門，撲倒在床上，臉上呈現出一片痛苦得近於絕望的神色。他被折磨得面色蒼白，幾乎有些神情恍惚了。我學著他的樣，用手在胸前比劃著前兩天他曾向我不斷比劃的六個字。他開始是痛苦地茫然地看著我，突然，臉上一下開朗起來，並且也向我微笑了一下，同時右手緊握拳頭，暗暗向我晃動了一下。我明白這意思，他是在告訴我：「不要擔心，我會堅持下去，我還有力量和決心。」第二天早晨，當我跟在一位打手身後出去打飯走過他床前時，我悄悄丟給他一個利用報紙邊角寫的小紙條，那上面寫了八個字：「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並且用拙劣的筆法畫了兩條小魚。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那天我們飯盒裡的菜，竟不約而同都是一條極不新鮮的、刺多於肉的小魚。我和小川坐在各自的角落裡，每個人都用筷子夾起那條小魚，相視而笑，一時間，我的心裡頓時感到了一種慰藉的溫暖，一種因同志和朋友之間在艱難的時刻互相扶持而增強的信心和力量。我想他當時的心情也是這樣…… 小川的作為詩人的才能，在六十年代的前幾年，得到了顯著的升華。他那時所寫的幾本詩集在廣大讀者（而非少數文學偏嗜者）所產生的強烈而廣泛的影響，是後來出現的許多優秀詩人很難與之比拼的。儘管他的許多傳誦一時的詩篇在現在看來帶有怎樣的歷史局限和當時的思想烙印，但是他作為一個真正的時代歌者所表現出來的真誠激情和藝術才華，贏得了眾多讀者的心。這些作品在當代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是不容抹殺的。那種以今人已經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要求前人的苛責態度，是不公正的。然而同時，我也認為：雖然是在六十年代前期小川已經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但是直到十年浩劫的後期，也就是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才真正在政治上成熟起來，成長為一個能夠以獻身精神來進行戰鬥的英勇戰士，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也為我們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命運），做出了大量的至今仍然使我們欽敬和感激的貢獻。在十年動亂的後兩年，小川不僅創作了許多標誌著他思想藝術水平的新高度的優秀作品，而且，在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不畏風險，不畏強暴，在千方百計地組織和串聯文藝界的戰友們和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進行隱蔽的鬥爭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因而引起了江青一夥對他的嫉恨和進一步的迫害。我時常懷著激動的心情回憶起那些使人驚心動魄和熱血沸騰的日子。有一段時間，他好像在做地下工作一樣，時常在深夜來到我家和另外一些他認為值得信賴的朋友家裡，熱情地傳遞著消息，商討著如何同江青一伙人進行鬥爭；同時把通過秘密串聯活動所得到的文藝界的情況和大家的激憤與憂慮，匯報給同他保持秘密聯繫的一些正在同「四人幫」進行尖銳鬥爭的黨的老一代革命家。這一切使當時正處於極端艱難和危險的文藝界的許多老同志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的勇敢而又不無莽撞的行動，給不少幾乎陷於絕望的人帶來了希望。 有一段時間，他蟄伏在北京郊外的一個招待所里，時常同當時正在石景山下放勞動的賀敬之和我秘密聯繫，交換情況，分析形勢，商量對策。有一天，他告訴我周揚同志從秦城監獄放出來了，約我和賀敬之同他一道去看望被安置在同一個招待所中的周揚同志。我們約好時間，來到周揚同志的住處。為了不被人發現，我們在收發室填寫了假名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僅僅這件事在當時就會被看作是一項「罪行」而被追查。我們在周揚同志住處談了很久。在大半天的時間裡，周揚同志始終處於一種感情激動的心境之中。他力求平靜地講述了這幾年來他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歷程。他說，在監獄中，為了使延安魯藝的同志不要因他而受到牽連，他決心把魯藝所認識的同志儘可能少遺漏地回憶出來，以防那些絡繹不絕的追查者和「外調者」發起突然襲擊時，好有所準備，對這些同志加以保護。「當然，我沒有紙，」周揚同志說，「我只能把這些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名字深深地埋在心底。我的記憶力不大好，但是我先後已經記起了二百多個同志的名字和他們的優點。當然，我第一批想到的，就包括了你們。」說到這裡，在我記憶中一向十分冷靜的周揚同志眼圈紅了，眼中充滿了淚水。這時，我也忍不住自己的淚水，而且感覺到它在我的臉頰上流淌。我回過頭看小川，我注意到，他在緊緊地閉住眼睛，似乎是努力遏制住眼淚的流淌，但是，淚珠仍然一滴一滴地流下來…… 這一天，由於談得太晚，回不了家，我們就冒險擠住在小川的房間裡。我們談到深夜，大家都不想睡。我們談到了過去，談到了未來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我感到，我和小川的心，從來沒有像那時如此緊緊地貼在一起。我們的觀點還多少有些不同。我始終是憂心忡忡，甚至有些悲觀。而他卻表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近於輕率的樂觀情緒，在送我上床睡覺的時候，幾乎是用了一種相當自信的口氣對我低聲說：「你好好睡覺吧，不要那麼脆弱，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他們的日子不長了……」 此後不久，為了防止江青一夥對小川的進一步的迫害打擊，在一位老同志的幫助下，他以下放勞動的名義被隱蔽到豫北的一個山區。在一段時間裡，從來信的字裡行間看，他生活得似乎很不錯，而且顯得更加堅強了。在1976年10月18日這一天，我收到了他從豫北的一個小城寄來的一封信（現在看來，這可能是他生前所寫的最後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幾天後他就要回到北京，並且暗示說，他相信我們大家都會健康無恙，因為我們還將要在一起做許多重要事情。顯然，他已經知道了發生在10月6日的使我們黨和國家得到拯救的那個重大事件。我興奮得幾乎整夜都不能入睡。我想得很多，在我的眼前時時閃現出小川的精力旺盛、同時又帶著漫不經心的神情的面容。我激動地盼望著在北京和他重聚那一天的到來。我萬沒有料到，兩天之後，我得到的不是和小川共慶勝利的歡樂，而是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所帶來的悲痛。他就是在我在北京興奮地展讀他的最後來信的那一天離開了人間，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如此熱愛、如此充滿了希望的革命事業！ 直到今天，小川的死對我來說都一直好像是一場無法解析清楚的噩夢。我拿不出任何根據來推翻那個認為他的猝死是由於自己不慎而造成的偶然事件的結論，然而，我永遠也不能相信，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否則，世界上就真會有「詩讖」這樣的神秘現象存在了。在小川離開人間的前一年，他曾這樣寫道： 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化煙，煙氣騰空； 但願它像硝煙，火藥味很濃，很濃！ 在整整一年之後，小川真的化作了雲煙，他的軀體灰飛煙滅了，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兼詩人和戰士於一身的品質和才智，他的激越昂揚的感情，他的不斷追求、不斷攀登的頑強精神，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事情已經過去了十年，我仍然經常想起和小川同甘共苦的那些日子。他的許多我所缺少的長處，經常給我以激勵。他身上的不必諱言的弱點，也經常引起我的深思。但是，作為一個永遠具有蓬勃朝氣和戰鬥精神的活生生的人，他的音容風貌卻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永遠和我同在。 因此，我相信有人會為我做證，當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新的需要跨越的障礙時，我常常會說出這樣一句話： 「假若小川還活著……」 1986年12月21日 （原載《散文世界》1987年第2期） 方紀——一位過早折斷了翅膀的作家 百花文藝出版社決定編印方紀同志的文集，要我寫一篇短序，並且說這是方紀的意見。我毫不遲疑地答應了，而且認為這項委託既是我義不容辭的，又是我必須接受的。因為我和方紀不僅是有著類似生活經歷的同時代人，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同齡人」：我和他都生於「五四運動」那一年——「難忘的一九一九年」；我和他不僅是志趣相近、性情相投的同志和戰友，而且我們自從相識到相知，到今年已經有整整四十年的歲月。在這四十年當中，我們在一起工作和朝夕相處的時間並不長，我們經常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工作崗位，甚至時常是心懸兩地、天各一方，只能以書信互通音訊，來傾訴自己的離情別緒。但我發現，我和他在思想感情上有著那麼多的相通之處，以至在漫長而又常常是風雲變幻的四十年間，我們之間（甚至是我們兩個家庭之間）的友誼，可以說是持之以恆、久而彌篤的。我相信我是了解他的，包括他作為一個革命戰士和作家所具有的熱情充沛和才華過人的可貴素質，以及他作為一個我們這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所特有的性格弱點，我都是熟知的和理解的。反之，他對於我，也是如此。在四十年間，我們互相支持、激勵、鞭策；在那些艱難坎坷的日子，我們也經常「相濡以沫」，卻從來也沒有產生過「相忘於江湖」的念頭。相反，我們之間的戰友之情，卻日益深厚了。 然而，這篇序文我卻遲遲未能命筆。直到不久前，我接到方紀用左手執筆寫來的一封信之後，才決定立即動筆，不能再事延擱了。這封信上只有十三個用毛筆書寫的大字： 馮牧：我的書，你要寫序。方紀左手。 這封寥寥數字，卻蘊涵了深摯的真情的信，使我激動良久；一種混合著黯然、泫然、悵然而又歉然的情緒在衝擊著我。面對著這封用頗見功力的書法寫成的言簡情深的信，我仿佛看到了方紀飽受摧殘卻又頑強地和疾病進行不屈搏鬥的身影，使我不能不拋棄和打破我原來的設想：我原來想重新仔細地閱讀一下他的作品、深入地思考一下他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然後再動筆寫一篇可以稱得上是序言的文章。現在，我感到這對我來說是不切實際的。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為方紀寫上一篇研究文章，這件事應當由那些現代文學研究家們來完成。我能夠做的是，作為一個和方紀有著四十年友情的戰友，傾吐一下我對於他的真實的理解和感受。 我和方紀都是以「一二·九」運動為起點，開始走上革命和文學的征途的。我和他同庚，但他在革命和文學道路的起步，卻比我早。早在1936年，他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進步的文學作品了。我同他結識，是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報》。那時，整風運動剛結束不久，他從中央黨校調到報社的文藝副刊部，我從魯藝到南泥灣三五九旅連隊深入生活回到延安後，也同時調到了《解放日報》。我們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在一排土坯房裡比鄰而居。我很快就發現：他和我在性格和氣質上都保持了某些北京學生的特點，我們有許多共同熟悉的人和事，有許多接近的情趣和癖好，比如，在我們身上都有相當濃厚的書生氣，都有某種在那時常常含有「毀譽參半」含義的「才子氣」，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而又恃才傲物的知識分子習氣。這一切都成為開始聯結我和他之間友情紐帶的一種獨特因素。我們不但在一起工作、學習，並且從中發現我們在有些問題上常常是志同道合的，儘管我們也有過爭吵。我們在有一年多的時間裡幾乎是每天一道在延河邊散步，在窯洞外談天；我們不但談論國家大事和生活理想，也談論俄羅斯和蘇聯文學，談論自己的文學主張和文學抱負。我們時常在一道回憶北京的古老而又魅人的文化傳統，談論京戲、書法以至於圍棋的發展。總之，在這段時間，我們各自都不加掩飾地袒露了自己的胸懷。我們甚至還天真地相約：等抗戰勝利後，一定要爭取一道回到北京工作。 在相處期間，我很快就發現了方紀的長處，他才思敏銳，熱情奔放，對生活和文學都有極其敏捷的感受能力。他筆下很快，對於分配給他寫的文章，常常是一揮而就。他在寫作上涉獵很廣：既能寫很有文采的小說和散文，也能寫富有廣博知識和鮮明見解的評論和雜文。在我們一同編輯《解放日報》副刊的這段時間，我們在工作中是很投契的，在交往中是很愉快的。現在，當我回憶起同他和黃人曉同志相處的那一段時間，仍然有一種令人不勝懷念的感情，那裡面，有青春的閃光，也有戰友的真情。 方紀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作家留給我的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不管在他身上還存有多少由於過去的生活經歷和社會環境所遺下的印跡，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信念，卻是堅定執著和始終不渝的。我時常有一種想法：與其說他是一個為革命文學事業而孜孜不倦地實踐、追求和探索的勤奮作家，還不如說，他是一個努力通過文藝創作和文藝工作的豐富多樣的途徑，來為革命事業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的文化戰士。方紀的性格是坦率的、真誠的、熱情的，有時甚至是鋒芒畢露的；由於各種原因（當然也包括自身的弱點），我們雖然不能懷疑他作為一個戰士在戰鬥中的堅定性，但是，我們也看到，在鬥爭中，他的主張和實踐並不常常都是無懈可擊的，他的戰鬥也常常並非箭不虛發的。他的熱情、率真和胸無城府，使他的思想和文字，常常有如流泉噴涌，汪洋恣肆，而有時卻不免失之於綿密和冷靜不足。但是，當我們在品評方紀作為一個作家一生所走過的道路的時候，不論我們採取何等嚴格的準則，也不論我們確實並不難從他身上找到這樣那樣的瑕疵和不足，有一點，卻是我們不應當也不能夠否定的，這就是：這是一位畢生為追求真理、追求革命、追求革命文藝而貢獻了自己全部心血的優秀作家和真誠的戰士。他對於人民的利益、對於黨的事業、對於革命的文藝道路所迸發出來的熾烈的熱情，以及他在自己全部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中所顯示和體現出來的戰士的情操和勇氣，是毋庸置疑的。人們常說，文如其人。而我要說，對於方紀來說，文如其人，還要加上言如其人，而這個人，是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甚至把自己的一切都義無反顧地奉獻給他如此熱愛的鬥爭事業的。而在我們這個無限豐富而又無限複雜的社會生活當中，真正達到文如其人和言如其人——即心口如一的境界，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很容易做得到的。 方紀在幾十年當中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熱情、藝術才華、鬥爭勇氣，他對於民族、歷史和現實的鬥爭生活所具有的深摯情感，以及他對於文化藝術所積累的多方面的素養，在同輩人當中，應當說都是很突出的，甚至可以說是並不多見的。但是，命運對於他，竟然是如此地嚴酷，使這個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的人，正當他在思想和藝術造詣上趨於成熟的黃金時刻，就無情地剝奪了他盡情發揮自己創造潛力的權利。他的嘹亮的歌喉被阻塞，他的閃光的利刃被銹損。不論他有何等頑強的鬥志和毅力，不論他有多麼開朗而樂觀的個性，他畢竟不能夠如他自己所期望的（當然也是朋友們所期望的）那樣，用他鋒銳的筆和火熱的心來得心應手地同我們並肩戰鬥了。每當我同他見面，看見他艱難走動的身影，聽到他熱情然而喑啞不清的聲音，我就會禁不住流下悲憤的眼淚。這時，我常常想：在這個為疾病所折磨的身軀里所隱藏、所蘊蓄的噴薄欲出的思想和才智之火，難道就永遠聽任它們在這個人身上默默地逐漸地熄滅下去嗎？不，不能讓這樣一株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樹木，像這樣在我們眼前聽其自然地枯萎下去。我們應當為他做許多事情。我們應當幫助他戰勝病魔，還我一個生龍活虎般的方紀，不管這有多麼困難，甚至有多麼不可思議。我們應當幫助他把他過去的作品加以收集和整理。我們應當通過他所創作的作品和他一同回顧一下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我們應當為他在革命文學事業中所做出的成就和貢獻，作出一個全面公允的評價來。 正是因此，我認為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同志們正在進行的編印《方紀文集》的工作，是一項及時的、富有意義的、值得感謝的工作。 《方紀文集》選輯了方紀開始從事文學以來的一百多篇作品。這當然不是方紀創作和發表過的詩文的全部。僅僅從這一百多篇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位作家對於生活和藝術的涉足之廣。他創作過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散文、評論、雜文、敘事詩和抒情詩。其中，最為著稱於世並且最為我所心折的，是他的散文。方紀的散文，我認為最能反映他的獨具風範的思想和文采，最能表現他對於祖國和人民的發自胸臆的深情，也最能顯示他的有如行雲流水般舒暢流利、有如沃野平疇般開朗明麗、有如戰鬥進軍般壯懷激烈的優美風格。其中，有許多篇，已經成為我國新文學的傳世之作，比如《揮手之間》《石林風雨》《桂林山水》等篇，比之同代人所寫的同類題材的文字，無疑是達到了更為深沉壯美的思想藝術境界的。方紀的小說不多，但他的一些以反映我國北方農民生活和農村變革為題材的小說也是頗具特色的；從這些作品當中，可以感受到濃烈的北方農村的生活氣息，感受到正在進行著改天換地的農村變革的躍動的脈搏聲音。 應當說，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方紀文集》，是一部頗具特色和很有分量、很有價值的作品。但是，我認為，這又是一部遠沒有寫完的作品。方紀本來是可以寫出不論在思想上或者在藝術上都更為豐富、更為深刻、更為成熟的巨著來的。他已經走上了自己的文學征途，他已經選定了他決心攀越的山峰，他甚至已經看到了他夢寐以求並且準備為之獻身的美好前景。他曾經是步伐輕捷的，信心百倍的，一往無前的。他也受到過小的挫折，出現過原來可以避免的失誤，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他對文學事業的堅定信念，也沒有削弱他為理想而戰鬥的豪情壯志。但是，在十年浩劫中，他終於未能倖免。他受到了無端的戕害，生命雖然倖存了下來，卻折斷了自己展翅飛騰的羽翼。我們已經不能要求他寫完那些原來很可能是卷帙浩繁的鴻篇巨製了，儘管他作為一個堅定的戰士，正在像一頭受傷的猛獸一樣在靜靜地舔舐著自己身上的創傷，並且期望有一天仍然能夠同我們、同他幾十年來同甘共苦的戰友們一道並肩前進，奔向美好的未來。 當然，對於《方紀文集》的終於出版，我還是衷心地感到喜悅的。我們總還是能夠從這些色彩斑斕和充滿熱情的文字當中，看到我們的親密戰友——方紀的朝氣蓬勃的面容和身影，看到一個畢生忠於祖國和人民事業的忠誠戰士的熾熱的心。 1984年3月5日夜急就 懷艾柏 解放戰爭初期，我以前線記者的身份，從延安《解放日報》調到當時正在黃河東岸山西呂梁地區作戰的陳賡部隊進行採訪活動。我在野戰部隊結識的頭一位記者，是艾柏同志。他當時是新華社呂梁分社派赴前線的隨軍記者。記得我是在行軍途中認識他的。那時，我正在學習和適應如何在敵機不斷侵襲下和在連續令人疲憊不堪的行軍當中進行採訪工作。使我感到困難的是，我當時既不懂得戰爭生活，又不熟悉剛剛參加到其行列中的這支部隊。在這樣的時刻，比我早幾個月來到這支部隊的艾柏同志，可以說是給我上了如何當好前線記者的第一課。那時，他因在前線負傷剛從野戰醫院回來，這使我在初識時就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印象。很快我就發現，他的豪爽率直的性格，使他和我們共同生活的這支部隊的幹部戰士的關係都是非常融洽親密的。僅僅這一點，在當時就使我感到欽羨。我感到，在他面前，我好像是個新兵；他在我眼裡，不但是個熟悉戰爭生活，而且是有過英勇負傷經歷的老戰士。可能是由於這一點，同時由於我在炮火硝煙中的表現使他感到滿意，再加上我很快就能夠適應前線生活並且能夠像一個真正的前線記者那樣行動和寫作，我們很快就建立了那種並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來的戰友和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從1 94 6年冬天起，我就同他並肩作戰，一道工作，一直到1948年他因不公正地受到公開點名批判而調離他如此熱愛的這支野戰部隊為止。 在共同戰鬥中，我對於艾柏的身世和經歷有過一些片斷了解。他是1938年入黨的老同志，從此，開始了他一生始終和新聞宣傳事業密切聯繫的革命事業。他在延安青訓班和抗大學習過，然後就從陝甘寧來到前線，在王震同志為旅長的三五九旅工作過，此後，就走上新聞工作的崗位。道路雖然坎坷，但他直到1959年再次受到不公正處分之前，還曾經陸續擔任過新華社南京分社社長、天津分社社長和河北分社社長的職務，為黨的新聞事業做出了許多有益的貢獻。他雖然從1959年起就被迫離開了新聞工作崗位，我卻始終認為：他是一個終其一生對於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抱有堅定信念、熱愛黨的新聞事業的忠誠勤奮的新聞戰士。 1946年12月始，我和艾柏同志一起參加了許多戰役，包括呂梁戰役、汾孝戰役、晉南戰役、搶渡黃河戰役、隴海戰役、豫西戰役、平漢戰役和解放洛陽戰役。在這些共同戰鬥的日子裡，我和艾柏重點採訪的部隊經常是那些擔負主攻任務的部隊，因此我們經常在一起行軍，一起宿營，逐漸有了較深的相互了解。他性格開朗、耿直而熱情，喜怒常形於色。他看不慣那種與充溢在部隊的無私忘我、勇往直前的精神氣氛格格不入的東西，特別看不慣那種在火線上退縮不前和患得患失的人，以至於有人感到他有些高傲。實際上，當人們和他相處漸久並且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談以後，就會了解到，他不是那種狂妄自大的人。在多數場合，只要能夠同他進行真誠討論，他是能夠從善如流聽取意見的。他在前線的工作是勤奮的。我從他身上了解到，要當好一名前線記者，需要怎樣不畏艱苦和無私忘我的精神。在戰鬥中，他不是只同指揮員在一道，從指揮所獲得消息，而是經常深入到戰鬥部隊中去。他需要有和戰士們同樣不畏艱險、一往無前的精神；而在戰鬥結束以後，部隊休息了，他還得以最迅速的行動進行採訪，並且連夜寫出新聞通訊稿件來，然後，當部隊又要開始行動，他才可能獲得短暫休息的機會。我發現，艾柏對這種戰地記者的艱苦緊張而又常常處在危險環境中的工作，是掌握得既熟練又自如的。在我參加的頭三次戰役——呂梁、汾孝、晉南戰役中，我常常和他並肩行動，亦步亦趨。他比我有戰鬥經驗。他告訴我，什麼時候隱蔽才不會為流彈所中，什麼時候需要從地上爬起躍進，什麼樣的槍聲是打向我們身後，不需躲避，什麼樣的炮聲危險，是必須隱蔽的。他在連續行軍作戰四十八小時之後還能夠眼睛閉都不閉一下就去採訪，然後，就坐在一段斷壁殘垣後面寫報道，有時一連寫出四五篇稿件。這些稿件，連夜就會發向新華社分社。它們不一定會全部得到播發，但是卻會像是一道道小溪流那樣，匯入全國解放戰爭新聞報道的巨流中去。他的工作精神，使我懂得了一個前線記者應當怎樣工作。 正是因為如此，艾柏在他所在的野戰部隊里是很受歡迎的人物。我發現，從旅長、團長到連排長，他都有很多朋友。不論部隊在行軍、休整、作戰，那些擔任主要任務的部隊，都希望他到那裡去，同他們一起行動，一起戰鬥，一起享受勝利的歡樂。因此，艾柏在那些戰火紛飛的日子裡，心情是舒暢的，工作是積極的。他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他是一名勝任的出色的前線記者。 就在解放戰爭緊張進行的時刻，艾柏突然受到了厄運的打擊。他因一篇寫作於1946年的反映解放區農業生產運動的通訊，而被公開點名指斥為「右傾」，並且被憑空指責為「客里空」的典型。這種指責通過新華社社論被傳送到全國。這種打擊，對於任何一個正在前線浴血戰鬥的人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但是，艾柏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正直和組織紀律性。他很痛苦，卻仍然堅持不懈地工作。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部隊中的許多指戰員，儘管由於這個消息來自上面而無法抗拒，但他們對於艾柏的同情和信任卻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一直到艾柏被迫在1948年調離這個部隊去後方解決他的這個所謂「思想右傾」和「客里空」問題，部隊指戰員對他的態度並未因此而改變。他仍然被看作是一個工作勤奮的、在火線上表現英勇的好同志，一個深受廣大指戰員歡迎的好記者。 艾柏同志含冤逝世於1 97 0年，他剛度過五十五歲的生日。他沒有活到得以看見他的冤案徹底平反的那一天。他應當瞑目於九泉了，因為現在不論是他的老戰友、老同志，或是當年和他在晉綏邊區一道工作的一些「知情人」，都知道發生在1947年的使他含恨終身的「事件」，是當時正在晉綏「指導」土改運動的康生製造出來的。這一點，許多同志在全國解放前就已經察覺了，但艾柏卻不得不被迫改名為艾長青，一直到他離開我們。所謂「艾柏事件」，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公開平反，雖然這個「事件」當年曾經在全國範圍被大肆宣揚。 但這一切對於死者來說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松柏總是常青的。艾柏對於黨和人民所表現的忠誠精神，永遠會是常青的。 1986年6月 （原載《散文》1986年第6期） 人生實難 所貴者丹——《朱丹詩文選》序 朱丹同志在病臥經年以後，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如此摯愛的生活、親人和他為之奮鬥終生的革命事業。他那過早的逝世，使許多理解他的美德的朋友以及曾經得到過他熱忱扶助的人感到深深悲痛。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和他有過將近半個世紀友誼、曾經長期共過憂患歲月的戰友和知交來說，除了悲痛以外，在我心中還鬱積著一種長久不能釋然於懷的痛惜之情。 聽說，在他停止呼吸之後，他的眼睛久久沒有閉合，帶著一種他生前常有的溫和、寬厚和惘然的神情。當人們告知我這一點時，我的心感到了一陣強烈的震顫。我完全可以體會到：他是帶著一種多麼痛苦和遺憾的心情離開這個世界的。他還有那麼多要做的工作還沒有做，他還有許多光和熱還沒有發揮出來。他的「生命之燭」還沒有燃盡。我突然想起他在郭小川逝世後對我說過的話：「他不該這麼早就離開我們。假使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支蠟燭，我們也要燃儘自己身上的光和熱！不能像他這樣，半途而滅。」使我感到傷心的是，朱丹也是還未到「蠟炬成灰」的時刻，便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帶走了他永遠熾熱的心、坦誠待人的襟懷和遠未發揮出來的藝術才華，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朱丹是一個有著五十多年黨齡的忠誠的老戰士。但他一生所經歷的，卻是一條令人感嘆的屢遭困頓的坎坷道路。他又是一個富有多方面才華的藝術家，但是他卻由於個人所不能左右的原因而未能使自己的精神潛力得到充分的發揚和展現。我還必須強調地說，他是一個有著在我們生活中並不多見的優秀品德的人，一個胸懷坦蕩得有如霽月光風、熱情真誠得有如天真赤子的人；一個永遠以助人為樂，對於人民的疾苦和命運永遠懷著火熱的同情心，永遠懷有深沉的憂國憂民之情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是非分明，疾惡如仇，不趨炎，不苟同，一生堅守自己崇高信念的人。 朱丹是我的同時代人。我們都是在「一二·九」運動的浪潮中選定了自己生活道路的。不同的是，當我被捲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時還只是個不知世事的少年，而他已經開始走向成熟。他曾經擔任過天津的學生示威遊行隊伍的糾察隊長和敢死隊員，在南開大學讀書時曾經列名於「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發起人之中，並且在1936年就入了黨。在其後的年代裡，無論是在白色恐怖或是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他都以獻身的精神，在許多不同的崗位上積極忘我地工作並且做出了切切實實的貢獻。他本來是學美術的，是徐悲鴻很欣賞的學生，有很高的文學和藝術修養。但在很長的年代裡，他聽命於黨的安排，從事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從文工團長到印刷廠長，從畫報社長到藝術局領導人，從美術理論家到美術學院負責人，從詩人、作家到書法家……不論在什麼樣的崗位上，他都能以自己熱忱、幹練和淵博的學識把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也不斷在創作上閃現出他的藝術才華。他的詩和散文都寫得很有情致和意境，他的關於美術方面的評論，特別是他寫的關於齊白石和徐悲鴻的文章，可能是我讀過的同類文字中少有的具有真知灼見之作。他的書法和篆刻是他工作和寫作之外的餘事，但是已經達到了卓然成家的水平。他被選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是當之無愧的。 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後，他在工作、生活和創作方面，都長期處在了一種艱難境地。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中，他幾乎是無一倖免地受到了猛烈的衝擊。他一生不願作違心之論，他一生不會說假話，他一生不曾整過旁人。但是每見不平卻總是會難以抑制地出來仗義執言，扶危濟困。他是一個如蘇東坡所說過的那種「情交於中，言無所擇」的正直而執著的漢子。這給他帶來了許多不幸。為了同情別人，他幾乎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長久被視為異端而被置於不受信任的地位。但他對於革命、對於人民的命運卻總是有著一種發自內心的深情。「大躍進」時期，他和他的夫人李納一道到安徽農村去體驗生活，目睹極「左」路線所造成的災難，回到北京後曾和我有過幾次長談。在講到他所親身經歷的許多事情時，忍不住淚流滿面，唏噓不已，使我立即想到了屈原的兩句詩：「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美好心靈。在那以後不久，他曾用挺秀的行草寫了一幅字給我，那是《詩經》上的兩句話：「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這可以說是他的信念和心情的一個確切寫照。後來，我曾經想回贈他兩句話：「人生實難，所貴者丹」，前一句是陶淵明的話，後一句是我的發揮，我的意思是想以此共勉，但由於我的字寫得不好而沒有送給他。 他時時憂國憂民，對於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都是矢志不渝的。他常有憂患意識，但我從他身上不但沒有看到過絲毫悲觀頹喪情緒，相反地，卻使我感到他是一個清醒的樂觀主義者。他的朗朗笑聲是富有感染力的。他對自己的名利得失向來是淡然處之。粉碎「四人幫」以後，他曾經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的領導小組組長和「中國畫研究院」的籌備組長。但一旦工作就緒，自己可以大展宏圖時，他就被調離了。我很為此不平，但他卻安之若素，樂天知命。 我想，正是由於他這種真誠無私的樂觀主義精神，才使他得以克服接連而至的政治上的打擊和「文化大革命」所帶給他的殘酷的迫害。即使在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時，他也總是頑強地生活著、挺立著。當然，他付出了過多的代價：他的健康被嚴重地摧殘了，在他身上蘊蓄的藝術活力和創造潛力再也無法結出本來應當結出的繁花和碩果了。 我是在香山飯店開會時聽到朱丹逝世消息的。在那一瞬間，混合著悲痛和憾然的心情使我有一種五內俱焚的感覺。我心裡反覆地念叨的只是一句話：「為什麼好人總是和磨難連接在一起！」黃昏，我獨自爬到了香山的松林間的一片幽深的草地上，坐了很久。在二十年前，我和朱丹以及另外一些朋友曾經在這裡聚會，悲憤地傾訴著各自的心曲。當時，我們都惶惑地不知道將會有什麼樣的不幸降臨到自己頭上。我至今仍然記得朱丹用悲憤的語調喃喃地說：「我不相信江青這夥人能長得了。我們要頑強地活下去。我們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哪怕只活一天！」在「四人幫」覆滅的那一天之後，他幸運地也是艱難地活了十年。此刻，這裡的松林仍然像當年那樣挺拔青翠，但朱丹卻不在了。 歷史已經證明了朱丹始終是站在真理和正義這一邊的，他經受住了狂風暴雨的考驗。他的丹心不滅，正氣長存。 我願借用古代一位哲人所寫的一本書《劉子》中的兩句話，來寄託我對於故人的哀思：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 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 斯人已逝。我們這些曾經作為他的朋友的生者，除了應當把他的那些可珍貴的品質長久銘記在記憶里以外，我想我們應當做的一項最為迫切的事，便是把他的分量不多、卻大多是精品的詩文搜集起來，編輯出版。經過李納同志和親友們的努力。我們終於看到了《朱丹詩文選》這樣一本篇幅雖不浩繁，卻有著沉甸甸的重量的文稿的印行。這本遺作當中的詩文我大部分看過，也同朱丹以及別的朋友們議論過、讚美過。有的人喜歡他的詩，而我卻更喜歡他的散文和那些用散文筆法寫成的評論文章，但不管怎樣，大家都承認這一點：如果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才智放在詩、散文和評論的寫作上，而不是放在占據了他那麼多時間的繁冗的行政工作上，他本來應當成為一位傑出的詩人、散文家或是評論家的。但是，直到他離開我們，他只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本既令人欣悅讚賞、又使人黯然神傷的書。 儘管這是一本字裡行間都充溢著朱丹的耿耿真情和美好心靈的書，一本真正可以稱得上是「文如其人」的書，但是，同朱丹坦蕩的一生相比，畢竟是太少了…… 正因為如此，我感到這本遺作分外可貴。我把它看作是朱丹坎坷而美好的一生的一座小小的紀念碑，一個雖然並不華麗卻帶著生命露珠的精美花環。 我和蘇策 我和蘇策同志是名副其實的同代人。在年齡上他雖然略小於我，但我同他的友誼，卻至少可以回溯到五十七年以前，那時，我們都還是十四五歲的少年人。我們的友誼，是在抗戰前北平的運動場上的游泳池邊開始的。 那時，我當然絕不會料到，在事隔若干年之後，我們會走上同樣的生活之路和文學之路。歷史和時代把我和他同時推上了殊途而同歸的革命道路：他在抗日戰爭前去山西省參加了黨領導的救亡運動，我則在北平淪陷後經由解放區到了延安，而且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決心用自己的寫作來作為獻身革命理想的武器，選擇了文學這項既令人嚮往、又使人勞神的事業。 從那時算起，到現在也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了。 我同蘇策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分別後，至少有十年的時間，從未有過聯繫，互相都不知道對方在哪裡、在幹些什麼。1944年我在延安《解放日報》文藝部當編輯，我的任務之一，是從當時來自敵後解放區出版的小報上尋找適合我們報紙刊用的文藝作品。我發現並發表了一篇寫得很生動的小小說《我們的小組長》，作者署名蘇策。這個名字使我心裡為之一動：「這難道是我少年時代的那個朋友嗎？」但我隨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天下之大，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一閃念間，事情也就過去了。 時隔兩年的1946年底，我隨軍撤離了延安，作為新華社前線記者東渡黃河，來到了當時正在呂梁山作戰的陳賡部隊，且在經歷了一段艱苦的生活之後，在火線上像親友般地又見到了蘇策，我驚訝而又激動地發現，在炮火連天的茫茫人海中，我碰到的這個蘇策，就是我少年時代的朋友蘇策，也就是在兩年前曾經以自己的作品給過我心靈觸動的那篇小小說的作者——蘇策。 我記得，在久別重逢的那個晚上，我和他在敵人炮火轟炸的隆隆聲中，暢談了一夜，直到天亮。 這次邂逅式的重逢，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生活和命運。本來，在打完那次戰役後，我是準備奉調回到陝北的新華總社的，但是，蘇策以一種不容抗拒的熱情（當然這一切是在陳賡將軍的決定和安排下進行的），使我改變了主意，決心留在部隊，和他、和我剛剛結識的許多戰友們一同戰鬥下去，直到解放全中國。 就這樣，我在人民解放軍一直工作了十年，我在這十年的工作性質和工作經歷，幾乎和蘇策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他對這支部隊更熟悉，有更多的戰爭生活的經歷和積累，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他具有進行創作準備的更好的條件。全國解放，我們一同隨軍進入雲南省會昆明，在此以後一段時間裡，我們共同負責部隊的文化工作和文藝創作工作，無論在擔負的職務方面或是在組織創作的方法和觀點方面，我和蘇策幾乎都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說是共同進行的。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在解放初期，雲南部隊曾經出現過一些引人矚目的優秀作品和一個作家群，並且把這些文學現象和我當時所從事的工作聯繫起來。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如果說，在解放初期，雲南部隊在組織創作和培育作家方面確實有過一些可取經驗的話，蘇策作為當時的文化部門和文學創作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是付出了比我更多的辛勤勞動和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的。在這方面，我絕對不敢掠美。 全國解放後不久，蘇策先後到西南軍區和西藏軍區工作過很長時間。對他一生來說，這十年可以說是艱苦備嘗、坎坷辛酸的十年，但是，正是在這十年磨鍊當中，他堅強地成長並且成熟起來；他所體驗、經歷、感受和積累的生活經驗和生活見聞，就其複雜、嚴酷、艱險及其豐富性來說，都是我所不可能經歷甚至是很難於設想的。這當然不是使他決心從事文學創作（而不是像我那樣只能把自己囿在文學編輯和評論工作的狹小範圍之中）的唯一的原因，但是，我相信：長期艱苦的現實生活體驗及其深厚的生活積蓄給他帶來的啟迪和觸動，使他在決心選擇文學創作（主要是小說創作）和生活道路的時刻，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乃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當然，蘇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還決定於他所具備的另一個條件，即：他從青少年時期起，就生活在革命戰爭、革命軍隊和解放區的火熱鬥爭生活之中。他對於億萬人民正在進行著的崇高事業有著從未動搖過的堅定信念；他對於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人民軍隊及其戰鬥業績有著真誠的熾熱的感情；隨著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的逐漸深入，他選擇和樹立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因而永遠不打算改變的文藝觀和美學觀。這一切，使他具備了某種同代作家難以獲得的優勢。在我認識的同代作家當中，像蘇策那樣既有長期豐富的革命戰爭生活經歷，又對於自己所身歷的無限繁複多彩的歷史與現實生活有著始終如一的熱情與關注，既熟知和洞悉革命軍隊中大量的從將軍到士兵的生活遭際和精神世界，又熟悉和熱愛通常人所難於涉足和深入的、從雲南邊疆到西藏高原各族人民絢麗多姿的生活與環境的作家，是為數不多的。正是因為如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蘇策儘管時時遭遇坎坷，常常處於困境甚至逆境，卻仍然能夠以堅強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難，創作出了數量可觀的、從內容到風格都具有自己特點的優秀作品來，以自己不同於旁人的思考與觀察角度，從不同的取向和側面，反映了一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獻身於人民事業的老戰士與老作家心目中的正在急劇變革著的時代和現實的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和藝術世界。 在蘇策創作中涉獵的題材範圍是相當廣泛的，所運用過的體裁與樣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我曾經閱讀過他的大部分作品（有的是在發表前，有的是在發表後），在我看來，在他的大量題材各異的作品當中，最有生活厚度最有真情實感因而最能引起我的思想和藝術上的共鳴的，首先當推那些反映邊防部隊戰鬥生活和那些以戰爭親歷者的目光來回顧革命戰爭歲月中的戰鬥歷程的作品。聽說，他撰寫的長篇傳記文學陳賡將軍傳《名將之鷹》即將出版，我深信他是撰寫這樣一部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革命傳統教育意義著作的最為合適也最能勝任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小說當中，我比較喜歡錶現雲南邊疆戰士戰鬥生活的長篇小說《遠山在落雪》。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他曾經在大雪封山的狀況下，和駐守在雪山埡口的邊防戰士在高寒的雪山哨所共同生活過很長一段時期，在文學上第一次以樸素真實和飽含激情的筆墨，為我們描繪和塑造了一批常年駐守在人跡罕至的雪山邊塞的邊防戰士的感人形象及富有邊疆風貌和傳奇色彩引人入勝的生活圖景。蘇策寫的許多中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當中，也有一些獨具風采之作，比如，他在六十年代初發表的《白鶴》和新時期所寫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間荒誕歲月的《同犯》，就都是可以在當代文學史上流傳下來的精湛之作。 歲月流逝，我和我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已結識的老朋友蘇策，都已經從少年、青年、中年而進入了老年。比起我來，我認為蘇策在許多方面都有遠勝於我的「優勢」。他的豪爽率直、樂觀開朗的性格，他的不懼艱險、知難而進的頑強精神，他的勤於實踐和進取，對於生活和文學所抱有的執著追求和勤奮精神，他的仿佛永遠取之不竭的旺盛精力，甚至他的矯健的、似乎永遠不知疲倦的體魄（儘管他也開始患有老年病），這一切，都常常使我欣羨。 因此，一種自發的半是期望、半是預感的念頭時常閃過我的腦際：雖然蘇策已經在文學創作領域中辛勤耕耘了五十多年。雖然他已經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為我們的文學事業做出了自己的不容忽視的貢獻，我總是十分自然地感到他的最好的作品——以他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豐富生活積蓄來衡量，以他的勤奮精進的創作精神來要求，以他的思想藝術素養所達到的水平來看，他的更為深厚、更為精美的作品，似乎尚未問世或者有待問世。但，這樣的無愧於他戰鬥的一生的大作品和傑出作品，應當是會在他有生之年誕生的。 對此，我深信不疑。 1991年8月 （原載《中國作家》1992年第6期） 一本沒有寫完的書——懷海默 不久以前，海默的一些老朋友在有關出版社的熱心幫助下，做了一件及時的和有意義的工作：分別編選和出版了海默同志生前創作的小說和電影劇本等作品。這件事，對於廣大讀者來說，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它可以使人們了解：作為一個具有熾烈的革命熱情、旺盛的創作潛力、敏捷的藝術才思並且是正當盛年的作家，海默同志在他短短的創作生涯當中，為我們創作了這麼多富有生活氣息、題材上如此廣泛多樣、藝術上又是絢爛多姿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是海默在懷著真摯的感情投身到火熱的革命鬥爭生活中去之後，以往往是十分驚人的寫作速度創作出來的。沒有人給他規定具體任務：要寫什麼，不要寫什麼；但是，恐怕是出於長期的革命戰爭生活和解放區生活養成的一種習慣：在他醞釀著創作時，他總是自然地，甚至是本能地使自己的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與人民的沸騰的鬥爭生活密切地連接在一起。對於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對於人民生活的廣泛而豐富的興趣和知識，對於各種社會生活和人物的廣闊而深入的觀察和容受能力，對於各種藝術形式和表現方法的孜孜不倦的永不休止的探索和實踐，再加上他那種或者可以說是獨有的性格特色：熱忱到近於奔放，頑強到近於固執，單純到近於天真，隨和到近於大而化之，粗獷到近於不拘細節，嚴格到嫉惡如仇……這一切，使他在文藝界獲得了一個完全是不含貶義的稱號：「多產和快產的作家。」他寫得快，寫得多，寫得及時，寫得熱情；這裡我們必須還要加上：他寫得嚴肅。粗製濫造和他是無緣的。他的作品，是我國革命戰爭生活和革命鬥爭生活的真實、及時和生動的記錄和寫照；這些作品，儘管並不都是毫無瑕疵的，儘管某些篇章還存在著逐漸走向成熟的印跡，但是，它們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迴響著歷史的聲音，它們可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個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家和戰士的一顆火熱的跳動的心，這卻是確切無疑的。魯迅在談到他一位蒙難的戰友的遺作時，曾經說它「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時代雖然不同了，但就對於人民和敵人愛憎分明的革命真情來說，我想，也同樣適用於海默的遺作。他的作品，對於人民和革命事業的愛，對於階級敵人和一切反動勢力的憎，從來都是卓然矗立、旗幟鮮明的。當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也是隨著他對於生活的執著地堅定地探索而不斷發展和深入。早在五十年代後期，通過他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深切體驗和觀察所創作的《洞簫橫吹》，無論在反映錯綜複雜的社會主義時期農村生活的矛盾與鬥爭方面，或者是在勇敢地揭露阻礙生活前進的官僚主義作風方面，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富有深刻的教益和現實意義的。 也許有人會說，海默還沒有寫出可以稱得上是紀念碑式的偉大作品來。我要說，就某一部或某一篇作品來看，我們也許可以做出這樣的評價來；但是，就海默在短短的二十幾年的創作實踐當中給我們做出的辛勤而堅實的文學貢獻來看，就他的題材、主題、形式、體裁的眾多和豐富而引人矚目來看，就他通過多種形式和筆法所塑造和描繪出來的社會生活的繁複生動、人物形象的多彩多姿來看，海默一生中（他只有短短的四十幾歲的年華）給我們文藝事業所增添的木石磚瓦，所做出的寶貴貢獻，我想，任何一個正直的革命者，都是不會加以貶低和抹殺的。他的不幸早死，更為我們帶來了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要是他能夠幸免於難，要是他能夠從「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中挺過來，以他的旺盛的精力、熾熱的激情、洋溢的才華，他將要為我們創作出多少富有戰鬥性的飽含著濃烈的生活氣息的優秀作品來啊！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見容於萬惡的「四人幫」，他們用卑劣的手段，殘暴地殺害了他。 我不願意使這篇短文寫成一篇回憶性的文字。對於「四人幫」統治時期的回憶，常常是蒙著使人不勝悲憤和不願回顧的斑斑血跡的。但我還想就海默作為一個人、一個戰士、一個作家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再說幾句話。 我同海默相識於抗日戰爭中期的延安，那時我們是同學。由於班系不同，我們交往並不多。僅僅由於一個共同點：我和他都是來自北京的青年學生，有著大體相近的經歷，而使我同他有所接觸。我那時對他的印象是好的，除了他經常流露出來的一種溢於言表的豪爽之氣以外，我從他的劇作（那時延安正演出他青年時期的話劇《糧食》）所表現出來的生活光彩感到了他有敏銳的藝術感受能力和反映能力。在那以後的幾十年間，我同他有斷斷續續的來往；我同他無論在氣質、性格上，或者作風癖好上，都沒有太多的共同點，但在許多有關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上，我們是能夠進行傾心之談的，同時也是可以進行坦率的甚至是互不相讓的爭論的。我們性格不同，但互相信任，就像信任我們的許多關係密切的同志和戰友一樣。 海默對我的吸引力，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由於他自全國解放以後，就成了一個以善於搜集和搜羅各種知識性和資料性書籍而令人羨慕的藏書家。在工作之暇，在他那圖書室兼書房和臥室中盤桓逗留上一個夜晚，對人是一種極大的樂趣。而不幸的是，雖然我曾經在海默的那一排堆滿了書架的房間中度過了一些愉快的黃昏和夜晚，但是，在他的生命最後的短暫期間，我同他之間進行的那些令人悲憤、惶惑、痛苦的談話，也是在這些迷人的書架之間進行的。那時，我和他以及幾乎我們全部的朋友和同志，都變成了被批鬥的對象。只有在那種冒險的秘密情況下，我們之間才能互相尋找機會傾訴自己的思想和心情。有一次，我和他藏在書架後面，交換關於革命前途發展形勢的看法，他用那種從牙縫中迸發出來的充滿了憎恨的低沉聲音，向我痛斥著江青、張春橋一伙人的醜惡歷史和反動行徑；這個性格堅強的鐵漢子，在訴說中突然不可抑制地熱淚流淌。「如果是公開的敵人，」他說，「我可以豁出去這個腦袋和他們真刀真槍地拼，就像抗日、打老蔣一樣，毫不含糊。可是，現在我們面對的這夥人，明明是鬼，卻打著黨的招牌，你不和他斗，他就要搞垮你，這可難死我了。」然後，他從書架底抽出一本刊載著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照片的畫報，用鄙夷的眼光盯視著，自言自語地說：「就讓這個人，讓她奪了黨權，會把我們黨帶到哪裡去！」接著，他又難為情地擦去臉上的淚水，強帶笑容地說：「反正我鐵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向他們低頭。」 我不記得這是不是海默生前最後一次對我所講的話，但不久我們就幾乎同時失去了自由。有一天晚上，一個以打人為能事的造反派小頭目帶著幸災樂禍的聲調告訴我海默已經不在人世的消息，他還沒有忘記添加一句威脅性的話：「要不老實，海默的下場，就是你們的下場！」他在這裡指的「你們」，除了指我以外，還包括了當時同我先後被「隔離」的郭小川、侯金鏡等同志。我當時幾乎沒有注意他所講的後一句話，這霹靂轟頂般的消息使我在一時間幾乎失去了知覺。黃昏，我把這消息悄悄告訴了小川。我們當時所能做的事情，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用毛巾蓋住自己的臉——因為那時公開為戰友流淚是不允許的，而我們也確實不願意讓那些為此而興高采烈的人看到我們的眼淚。 在許多晚上，在我眼前出現了海默的含笑的面孔——那是一張熱情、堅毅、粗獷而又帶了某種孩子似的天真稚氣的臉孔。當時，我想的主要是——他們又扼殺了一個多麼善良正直、多麼富有革命朝氣、多麼富有藝術創造力和進取心的優秀戰士啊！ 事情已經過去了十二年。我們終於看到了海默的遺作將要以嶄新的面貌和廣大人民見面的時刻。此時，當我在午夜的燈光下為他的遺作寫下這簡短文字的時候，在我的腦子裡凝聚著一種混雜著興奮、激動和悲痛的感情。我為海默的作品能在舉國上下都在為四化而奮鬥的偉大長征中增添一分精神力量而高興，他的作品大都是明朗健康的，鼓舞人心的，發人深思的，有益於提高人們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和情操的。有些作品所表現出來的瑕疵和不足，也足以引為我們一些年輕作者的借鑑。 作為一個過早地被奪去了生命和創作權利的優秀作家的作品，我們應當把海默的創作選集看成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海默本來是可以更加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有所前進的；倘若天假以年（當然這指的是倘若他能從「四人幫」的迫害中生存下來），他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堅強信念和感情，他的豐富、厚實的創作潛力，他的健壯和充滿活力的體力，他的不知疲倦地對於生活和創作的追求，肯定可以使他能夠在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道路上大展宏圖，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質量，為他生前那麼熱愛的革命人民寫出更多的優秀作品來。 這本沒有寫完的書，應當由我們，也由年輕一代的革命作家繼續寫下去。 1979年5月 一位一生為人作嫁衣的編輯家 清明前夕，突然傳來了林元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一種深切的痛惜之情使我的心中好像遭受了沉重的一擊。我和林元同志的友誼交往算來已有三十一年的時間。那是從1957年底，我奉命去接辦剛剛受到了近於摧殘性打擊的《新觀察》時開始的。在被改組的《新觀察》編輯部留任下來的幾位主要編輯人員當中，林元同志是從一見面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個。我在《新觀察》工作的短短一年時間中，和他相處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那時，還不具備像現在這樣的思想解放的大氣候，但我不論從林元身上或從另外一些同志身上，都可以感受到一種共有的真誠的願望和感情，這就是：儘管我們誰都不可能抗拒或抵禦當時正在席捲神州大地的極「左」思潮，但是，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刊物辦得儘可能為廣大的讀者所喜愛或樂於接受。我真切地感覺到，在包括林元在內的幾位當時的刊物骨幹力量的心中，都具有這樣一種可以說是心照不宣的心情。 在這期間，我發現了林元身上所具有的那種對於一個編輯來說是極為可貴的品質。我發現，這個當時還沒有入黨的老編輯，在工作中所表現出的熾烈的勞動熱情、忘我的工作積極性以及接近於足智多謀的編輯工作才能，使我們當時瀕於癱瘓的刊物，很快地便恢復了正常的工作運轉。我應當坦率地說，在我剛剛被調到《新觀察》來取代那位我所尊敬的、當時被不公正地戴上「右派」帽子的戈揚大姐時，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不安的，也是毫無信心的；但是，很快我就感覺到，在我身邊，有許多雙友善的手在扶持我、幫助我（而不是在排斥我），而其中，林元就是非常突出的一個。我時時為林元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忘我無私、殫精竭慮的敬業精神和工作熱情所激勵。也就是在這時，在討論他要求入黨的支部會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歷史和生活道路，了解到他並不是以一個普通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身份來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事業的。早在抗戰初期，他就是一個追求光明、追求進步、追求人民解放事業的愛國者，一個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和革命文學運動並且做出了貢獻的有理想、有信念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曾經在當時風靡全國、對蔣管區的民主運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觀察》雜誌工作過很長時間，作為儲安平的助手，經過他的手發表過不少進步的革命的乃至是出於地下黨員手筆的文章。在解放戰爭後期，他為此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一直到南京解放，解放軍戰士打開了當時關押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的政治犯監獄，他才獲得了自由，才獲得了真正的解放。當時，作為黨外進步人士的林元，在監獄中表現得非常堅強，如同一名革命戰士一樣地和敵人進行了堅貞不屈的鬥爭。這一切，我都是在1959年討論林元入黨的支部會上才了解到的。而這些事實，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都是經過了反覆的嚴格調查之後才得出的結論。他正是因此而理所當然地被接納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由此才使我對於林元有了更為深切的了解，我才開始懂得為什麼一個被人們視為「黨外人士」的編輯會具有如此自覺的責任心和似乎是永不會枯竭的工作精力。在我的印象里，當時出版的每一期《新觀察》當中都包含著他的富有創造性的建議、心血和勞動成果。他是一個提選題、出主意、結交作者和組織稿件的能手。他自己也能寫很漂亮的散文和很有見解的評論，但他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了編輯工作上，正如他自己常對我說的，「我一輩子都是為別人作嫁衣裳的，我對於當好一個刊物的編輯，是樂此不疲的。」林元的一生，確實是一直在這樣身體力行的。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聯大時期就編輯出版過在當時頗具影響的進步文藝刊物《文聚》，在那上面發表過許多激揚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的作品，許多作家（如聞一多、馮至、李廣田等）都曾經給過他以支持和幫助。從此，他就以編輯工作作為向自己的神聖目標奮力前進的工作崗位，而且做出了認認真真和切切實實的工作業績，一直到他年過古稀，由於年齡和健康的原因，才不得不心懷棧戀地離開了他在《文藝研究》編輯部的辦公室。 因此，在我的思想里，林元是在我們當中一位極其難能可貴的、把畢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獻給文藝編輯工作而且做出了昭著成績的好同志、好編輯。儘管他有一段時間調到了文化外事部門，而暫時離開了編輯工作，但我相信這並非出於他自己的意願。我永遠把他看作是一個在文學隊伍中自覺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數十年如一日地投身於編輯工作的老編輯和好編輯，一個值得尊重和欽敬的畢生「為他人作嫁衣裳」而任勞任怨和甘之若飴的人。 像這樣的人，在我們的隊伍中實在是太少了。 我和林元在《新觀察》工作期間結下的友誼，並沒有因為我們後來分處在不同的工作部門而中斷。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曾經一起被關在一間地下室中，並且一起在湖北幹校勞動過，在這段時間，我們得以互相傾訴自己的心境和經歷。他時時自然流露出來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使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信賴。有一天，我突然發現他顯著地消瘦了，銀白色的頭髮也變得更加稀疏零亂；從他艱難遲緩的動作中我感到他正在竭力克制自己的病痛。他告訴我，他得了糖尿病，這種病，在幹校的條件下是一種災難性的疾病。但他同時又說，他雖然時時感到痛苦，但他還是樂觀的，他相信我們都能夠頑強地生活下去，並且能夠等待我們盼望的那一天的到來。我相信他的說法，而且為他身上經常自然散發出來的樂觀主義情緒所感染。至今，在我頭腦中仍然不時閃現出他在幹校參加勞動時的步履蹣跚的身影和他的雖然日見憔悴卻永遠坦誠而樂觀的面容。 從1978年開始，我終於又獲得了和林元一道工作的機會。那時，我在文化部負責藝術研究院和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三中全會後，文化部決定籌備出版一個文藝評論和文藝研究的理論刊物，這就是創刊於1979年5月的《文藝研究》。我建議調林元來參與籌辦這個刊物，我始終認為，在當時可供抉擇的對象當中，林元是一個最為合適的人選。而後，他就把全部身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這個刊物，簡直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開始的兩三年中，林元還都不是這個刊物的正式主編，但我現在應當公正地說，從一開始，林元就是《文藝研究》這個後來聲譽日隆的刊物的實際上的創辦者和主持人。我和另外兩位同志都曾列名為刊物的主編，林元是編輯部主任和副主編；但是，如果說這個刊物從一開始就制定了一個至今看來仍然是正確的方針，如果說這個刊物在八九年的時日裡曾經克服了眾多難以設想的困難，在這漫長的風風雨雨的歲月里始終堅持著自己的方針和目標，而沒有隨風搖曳和動盪不定的話，那麼，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定說：能夠做到這一點，林元同志在其中是起到了值得表彰和讚揚的重要促進作用的。從一開始，他就是以一種情投意合的積極精神和得心應手的工作活力，為這個刊物從誕生、發展、堅持、鞏固到穩步發展而付出了一個年過花甲的老年人所可能投入的最大的精力和幹勁。他曾在重新工作前一次因公出差中跌斷了腿，但他卻泰然處之，無論有多大困難，只要需要，他就如打仗一樣，不失戰機，立即拄著手杖為了辦好刊物和組織高質量、多品種的稿件而到處辛勤奔走。因此，我雖然在刊物創辦之始曾經忝列主編職務並且參與過一些工作，為刊物的方針和指導思想的確定提出過一些建議並且和林元同志以及編輯部的其他同志順利地取得了共同的看法；但是，刊物的實際主持人是林元而不是我。我時常懷著一種欣慰乃至感激的心情，回憶起我和林元之間關於堅定不移地執行「雙百」方針同時又要使刊物具有自己的鮮明主張和性格的多次討論；我高興地看到：林元在主持刊物編輯工作的幾年間，對於我們所共同確立的方針和編輯思想，一直是信守不渝的。後來，他在別的同志的幫助和支持下，使《文藝研究》不僅在正確貫徹「雙百」方針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而且在廣開文路而又有所倡導方面，也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一點，應當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我們永遠珍惜的。 林元同志在1987年終於離開了自己心愛的工作崗位，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因為我看到近年來他是越來越衰弱了，他的外貌和舉止比他的實際年齡要衰老得多；但是他的那種心無旁騖、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撲在編輯工作上的極端負責的精神和毅力卻使我為之深深感動。 我預感到他的來日無多了，然而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會那樣早地便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的親人和戰友，離開了他如此摯愛的革命事業。他一生自奉甚儉，自律甚嚴。他去世以後，我和一些老戰友一起到他家裡去看望他的夫人錢雲同志和他的子女。走進他儉樸的居處，使我有一種四壁蕭然的感覺。當他的女兒林平把他去世前不久用斷續無力的聲音口授的遺囑拿給我看的時候，我不禁潸然淚下了。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發出的，是使一切正直的革命者都會感到悲痛和震動的聲音。他在遺囑中說： 一、遺體獻給國家醫學科研事業，不留骨灰。 二、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及追悼會，以免勞民傷財。 三、我一生喜愛並收藏齊白石老人四幅畫。白石老人的畫是國寶，國寶應歸國藏、國有。 四、我一生為他人作嫁衣裳五十年，剩下一點「碎布」，約三四十萬字，請王致遠同志編成《碎布集》，並作長篇編後記，請馮牧同志作序。 五、《碎布集》出版後所得稿費留給錢雲晚年生活。 回顧一生，所作坦然。妻子兒女待我之好無以復加。希望林平多關心媽媽，聽媽媽話。媽媽也要多關心林平。我飄然而去，雲遊四海而無所掛念。 又及：關於《文藝研究》，希望王波雲同志在全體同志共同努力下抓好工作，繼續前進。《文藝研究》十年來的辦刊方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事求是，不斷解放思想，貫徹百家爭鳴，搞五湖四海。這已得到了王蒙、李希凡等領導同志的肯定，對此非常感謝。 林元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 我捧著這份寫在一張薄薄的信紙上的遺囑，沉默良久。我的心在戰抖。這是一個一生為祖國文藝事業，也為他人的茁壯成長而勞頓奔忙的普通編輯工作者在臨終時發自肺腑的聲音。這張紙很輕，但在我手上卻有千鈞的分量。林元已經永遠地去了，但在我眼前，卻仿佛長久地屹立著一個高大的身影，在他身上，一顆忠誠、熾熱、純樸、熱血沸騰的心，正在不停地跳動著。 逝者長已矣，但有些事情對於像我這樣的倖存者，心情卻不能平靜。林元是一位為我國的新文藝事業奮鬥過將近半個世紀的文藝戰士。他為此曾經在敵人的監獄中進行過勇敢的鬥爭。然而，我聽說，他在全國解放前所進行的戰鬥和所做出的貢獻，至今並沒有得到認可，因而，他在離開工作崗位以後所得到的待遇只能是「退休」而不是「離休」，我作為林元的一個戰友和故人，不能不為此而長久地悒悒於心。 1988年4月7日急就 （原載《文藝研究》1988年第3期） 懷楊逵先生 我在旅途的飛機上，從一份報紙上看到了著名台灣老作家楊逵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頭襲過了一陣悲痛和悵然的情感。1982年秋天，我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中心」，曾經同這位我在少年時代就曾經從其作品中受到過教益的作家，有過一個星期幾乎是朝夕相見的聚會。他的形象和風采，至今歷歷在目。沒有想到，這位熱愛中華大地、熱愛祖國人民的優秀作家，還沒有來得及踏上祖國大陸的土地，親眼看看他如此關懷的億萬同胞和他過去只是從書本上才了解的祖國山川，就離開了我們。 我是在洛杉磯參加了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之後，應「國際寫作中心」主人的邀請到愛荷華訪問的。我和我的同伴們有些人讀過楊逵青年時期一舉成名的小說《送報夫》，因此，當聽說楊逵先生和我們幾乎同時也從台灣來到愛荷華，我們都感到激動和欣悅。楊逵的形象同我想像的差不多：樸素平實，容顏消瘦，完全是勞動人民的面孔。他沉默寡言，再加上只能用我不懂的閩南話交談，因此，我們和他彼此之間雖然都熱切地希望傾心交談，卻只能通過翻譯、手勢、筆寫，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但即使如此，我卻對他產生了一種尊敬和親切的感情。當晚，聶華苓和安格爾為我們舉行家宴，為了祝賀來自海峽兩岸作家的歡聚，提議要我和楊逵共同打開一瓶香檳酒。我和他一起打開了瓶塞，香檳酒噴涌而出，在大家充滿深情的歡笑和掌聲中，我看見楊逵的瘦削的面孔上綻放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那天晚上，他興奮地對我說，能夠在這樣一種氣氛中認識了這麼多來自大陸和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感到非常高興。我對他說，我在少年時代就讀過由胡風先生翻譯、在魯迅先生支持下發表的《送報夫》。他對此感到有些驚訝，說沒有想到大陸現在還有人記得他這篇作品。我對他說，如果他同意，我們願意在北京和別的地方出版他作品的選集。他當時微笑不語。在宴會結束向主人告別的時候，他才用難懂的閩南話小聲對我說：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一切有中國同胞居住的地方出版。 在主人熱情的安排下，幾天的活動中，楊逵先生很願意同我們在一起訪問和參觀。在一次有來自大陸和台灣作家參加的座談會上，楊逵用樸實和謙遜的語言介紹了他的創作經歷和計劃。我們一起訪問過一家農民家庭，在客廳中，主人的一歲的小孫子正在地毯上玩耍，這時，楊逵立刻眼光發亮，剛剛同主人寒暄過後，就坐在地上和這個嬰兒戲耍起來。嬰兒笑了，而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作家也像小孩子似的歡笑起來。看到這個場景，我心裡不禁湧出這樣的感想：這真是一個心地純樸善良的人，一個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個同普通人民保持著真摯感情的人！ 有一次，我們一同乘遊艇遊覽密西西比河。他和旅伴們一起唱起了各自的民歌。這時，這個老人顯得那樣活躍和年輕，幾乎使人忘記他已經是一位年屆八旬而又飽經滄桑的老人。 在即將離別的時候，楊逵送給我三本書，兩本是他的小說和散文集，一本是評論他的生平和創作的文集，並且親筆題寫了名字。在握別的時候，他用親切的口吻對我說：「假如我的書能夠有機會在別的地方出版，我希望把應得的稿費全部用來買書，送給學校，最好是中小學校！」我說，「我一定設法讓更多的中國人看到你的作品。我回國之後，一定儘快地編輯和出版一本你的選集。」老人高興地微笑了，一個天真的純樸的農民般的笑臉。 1984年，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幫助下，編選了一本名為《鵝媽媽出嫁》的楊逵小說散文選集，其中包括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的作品並不多。這主要是由於他的坎坷遭遇使他難於隨心所欲地進行創作。他在牢獄中度過了漫長歲月。出獄後，又長期過著躬耕勵耘的生活，他以「老園丁」自喻。有一次，當有人問他的創作近況的時候，他笑著回答：「我在寫，天天在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你現在所看到的，難道不美嗎？」他指的是他自己用雙手在一片荒地上開闢出來的農田和花園。長期以來，他就是以此謀生的。但即使如此，他仍然為我們留下了一批充滿生活氣息和反映一個不屈靈魂的優秀作品。他在海內外被人稱譽為一枝「壓不扁的玫瑰花」，這個稱譽，便是來自他的一篇同名小說。這篇小說，在台灣幾乎是一篇家喻戶曉的作品，已經被選入中學課本。 我曾經在一篇論述楊逵的評論文章中看到過這樣的描寫：「住在台灣東海大學旁邊的一個老人，他白天挑水澆菜澆花，夜黑提筆寫文章。經常有一些青年人來拜訪他，說是『朝聖』。一提到東海馬上就會想到這個老人。給他寫信都不必寫門牌號碼，只要寫他的名字就行了。他就是老作家楊逵。他一身傲骨，擲地有聲，跟他大氣磅礴的文章一樣。我們為他出書，使他的磅礴文章流傳人間，就像長江大河一樣。」 我想，這一段話，可以說是對於楊逵的一個生動而確切的素描。但是，使我感到無限遺憾的是，我和朋友們為他編印的他的選集，出版得太晚了，使他無法得知：我在愛荷華對他所許下的承諾，現在已經實現了。他的書，將要如他所囑託的那樣，被送到一些學校的圖書館去。 我想，我們做好這件事，也是對於這位愛祖國、愛人民的優秀作家的最好的紀念。 1985年3月30日 （原載《楊逵先生紀念專輯》，台聲雜誌社1985年4月） 尋求生命中的輝煌——我所了解的關肅霜 深為人們熟悉和喜愛的京劇表演藝術家關肅霜的溘然逝世，在戲劇界和熱愛戲曲藝術的廣大人民當中，激起了一陣廣泛的悲痛和悼念之情。我們從報道中得知，有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地排在大路兩旁為這位畢生和人民保持著密切聯繫的藝術家送行，有五六千人遠道趕來，痛哭失聲地向她的遺體告別。這動人的情景不禁使我感到，人民以自己的真情和行動，為這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輝煌的藝術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她雖然英年早逝，卻也可以瞑目了。 但是，她畢竟走得太早了。以她的藝術才幹和充沛的熱情，以她對於京劇藝術的近於痴情的摯愛，以她數十年來如一日對人民事業所表現出來的無私奉獻精神，她本來應當享有更長的足以展示自己才華的歲月，本來應當使自己的藝術成就發揮更加深遠的影響；但是，這個嚴酷的出人意料的事實畢竟發生了，我們永遠失去了一位具有很高藝術成就和高尚品德的藝術家。就我個人來說，則是失去了一位四十多年來相知甚深的摯友。這是中國藝術事業、也是全國人民的一個令人痛惜和難以補償的損失。 關肅霜是在舊社會開始自己的舞台生活的。她出身於湖北一個清苦的藝術家庭，早在十六七歲時，她就以自己非凡的天賦和深厚的功底成為華中地區小有聲望的京劇演員。1949年，她在巡迴演出到了昆明時，迎來了全國的解放，並且從此就在雲南地區長期定居，紮下根來。因此，可以這樣說，只是從那時起，關肅霜才為自己的藝術追求找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和明確的目標。她後來所取得的成就，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自己所具有的特殊的別人難以企及的天賦條件，但是，正如她以後多次對我說過的，如果不是由於黨和國家的關懷和培育，她就不可能在思想和文化素質上迅速得到提高，進而使自己走上一條逐漸成熟的藝術道路，也就永遠不可能從一個舊藝人的思想樊籠中解放出來，成為一個自覺地為崇高目標服務的人民藝術家。 我是在昆明解放的那一年認識關肅霜的。那時她不過二十出頭，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性情豪爽、心直口快、生活樸素的小姑娘。當我看到這位當時藝名叫作戴鷫鸘（念肅霜）的演員的幾場演出以後，不禁感到有些驚訝：在這個地處邊陲的城市裡竟然會出現這樣一位功力深厚、光彩照人的演員。她的戲路之寬，天賦之佳，是我在過去的舞台上極少見過的。她有一把渾厚圓潤的好嗓子，又有一身矯健無匹的好武功。在舞台上，她幾乎是無所不能的。為了維持她當時所在劇團的生計，她每星期要演六七場戲。這就使她演出的劇目出人意料地繁多而又駁雜。她既能演像《生死恨》《鎖麟囊》這樣的青衣戲，而且演得頗具大家風範；又能演荀派的《紅娘》和《辛安驛》，而且演得滿台生輝；她既擅長演武旦和刀馬旦戲《金山寺》《泗州城》和《取金陵》（是她的拿手戲），又能演小生、武生乃至老生和老旦戲，而且都能演得精彩紛呈，無懈可擊（她的小生戲《白門樓》和武生戲《柴桑關》《連環套》，使一些專業小生和武生演員也不禁感到相形見絀）。我還記得我有一次看她的戲：前面演的是《玉堂春》，後面演的竟是《金錢豹》；這就不僅使人吃驚，而且有些為她感到擔心了。我覺得，這種演法，即使是對於一個具有非凡稟賦的演員來說，也是不正常而且會給她的藝術生活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事。 關肅霜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點，這是在1951年她參加了國營劇團以後。那時，她同許多新文藝工作者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姓名改為關鷫鸘，恢復了自己的本姓（至於把鷫鸘這兩個生僻難認的字改為肅霜，則是出於周恩來總理的建議）。同時，她決心以一種嚴肅認真的精益求精的態度，開始對於自己擅長和最宜於發揮自己藝術個性的劇目進行系統的加工和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周總理的教導和藝術大師程硯秋的提示。1951年，我曾經把關肅霜推薦給當時正在昆明訪問的程硯秋同志，並且陪他看了兩場戲。這位藝術大師很欣賞關肅霜的戲路寬廣、天賦過人；他一面看戲一面對我說，「這真是個難得的人才！」同時，又為她戲路過於駁雜而感到不安。在後來的一次會晤中，他曾經讚許過她能夠充分運用自己的嗓音演唱《鎖麟囊》，而不僅僅是追求表面的模仿；同時又語重心長地叮囑關肅霜，希望她以後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在精和專上面下功夫，要刻苦鑽研，精益求精。「至於像《金錢豹》《鐵公雞》那些戲，」這位藝術大師微笑著對關肅霜說，「我看就不要再演了吧！」 在五十年代初，周總理曾經在昆明看過關肅霜的戲。他為關肅霜出色的表演感到十分高興。他曾經關切地問到她的家庭生活、學藝師承乃至她的藝名問題，一再鼓勵她「不但要演好戲，同時也要學做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無私奉獻的人」。周總理還對她所表演的白素貞、楊排風等如何在人物塑造上更加豐滿方面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具體意見。後來關肅霜曾經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她從周總理的諄諄教導中所獲得的深刻啟發。她說，總理的話使她「開了竅，開始懂得了演戲不能只是滿足於技巧的炫弄，更重要的是要通過精湛的得心應手的技巧來表現人的性格、人的思想感情」。她說，這些啟示，使她終身受益不盡。 可以說，自那以後的十幾年間，關肅霜的藝術生涯才開始進入巔峰時期。她的那些風靡大江南北的精彩劇目，如像《白蛇傳》《鐵弓緣》《戰洪州》《黛諾》《謝瑤環》《楊排風》以及像《白門樓》《柴桑關》這樣一些傳統戲，就是在這段時間不斷加工提高而日臻完美的。這些劇目過去大都已由一些傑出演員表現得相當精美了，但經過關肅霜長期的辛勤探索、刻苦磨礪和反覆加工之後，卻都煥發了獨具風範的新的光彩，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前人已經達到的水平。可以說，在不斷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通過她反覆提高、日新又新的演出過程中，關肅霜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別具一格、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關肅霜在生前最反對有人把她的表演藝術稱為「關派」，但是就她的藝術風格在京劇領域（特別是旦角行當）中所產生的廣泛影響而言，說她已經創造了一個足以成為後輩演員學習典範的流派，恐怕也不是一種誇大的溢美之譽。 關肅霜表演藝術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她能夠以一種博採眾長、兼容並蓄、勇於創新的精神，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京劇旦角藝術的多姿多彩的表現能力。像她這樣的戲路寬廣、文武兼備、博中取精的「全能」式的演員，在戲曲界是罕見的。值得注意的是，關肅霜雖然有很深厚的功底，卻幾乎從未受過名師的傳授。她在五十年代末曾經列入京劇大師梅蘭芳的門牆，但因為地隔南北，卻並沒有多少機會得到過梅先生的面授親見。記得我有一次和梅先生一道看關肅霜演的《金山寺》，梅先生很欣賞她在十分繁難的舞蹈動作中還能把八段崑曲曲牌唱得滿工滿調、字正腔圓；梅先生還特別讚賞她在打出手時用的是難度很大的雙劍，而不是通常武旦所用的雙鞭或是雙頭短桿槍，認為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梅先生的讚揚給了關肅霜以極大鼓舞，由此使她更深地體會到了在藝術創造上應當千錘百鍊、知難而進，而不能只滿足於尋求捷徑的道理。 有人曾經問過關肅霜，她在表演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經過了哪些名家的親授和薰陶，她的回答往往是答非所問的。我曾經有好幾次聽她這樣說：「我很羨慕那些住在北京的同行們，經常可以得到許多藝術大師們的親自指點。我沒有這樣的福氣，就只好採取自己的辦法。」她把自己的學習方法簡單地歸結為兩句話。一句話是：「我把所有的好演員都看作是自己的老師。」另一句話是：「多看，多學，多想，多練，熱愛生活，熱愛藝術。」她時常說，她對於梅、程、尚、荀等大師都很崇拜，雖然她觀摩他們演出的機會不多，但每看一次都可以學到許多有益於自己的東西。對另外一些名家的演出也是如此，比如周信芳和蓋叫天，就曾使她在進一步掌握藝術節奏感和人物造型美方面，受到過很多啟發和影響。關肅霜的許多「扎靠」戲都是很精彩的，比如《戰洪州》《鐵弓緣》和《戰金山》中優美動人的「圓場」和獨具匠心的武打，就特別為人們所稱道。我曾經詢問過她這些劇目的師承來源，她爽朗地回答說：「那些動作都是我自己琢磨的，可是有一些動作的『法兒』（竅門），是我從高盛麟、李少春和厲慧良那兒拿來的。」這種廣納博採、擇善而從、「轉益多師是吾師」的精神，是關肅霜的藝術生涯中能夠不斷豐富、精進不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值得後輩演員們學習的特點。 在同代演員中使關肅霜最為欽佩的一位京劇藝術家，是被稱為生行「全能冠軍」的李少春。五十年代初，李少春隨團到雲南演出，他的高超造詣和藝術見地使關肅霜十分仰慕。李少春對這位同他有某種類似特點的「全才」演員也非常欣賞。他們相見恨晚，引為藝術知己。李少春曾經在「武戲文唱」方面給過關肅霜許多指點。他們都希望有一天能夠在一起組團合演。然而這一無疑是珠聯璧合的合作計劃和美好願望，除了1956年在北京招待外賓晚會中合作演出過一次以外，一直也未能實現。但那次蔚為壯觀的場面宏大的演出，在事過多年之後還常常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關肅霜是一位在藝術追求上永不滿足甚至是奮不顧身的人。她的藝術造詣，首先得力於她對京劇傳統藝術寶庫的孜孜不倦、執著頑強、從不間斷而又樂此不疲的學習與鑽研。但她從未在這裡止步。她不但重視繼承，而且更加重視革新和創造。繼承、革新、創造和發展，這就是指引關肅霜能夠走上成功之路的主要指針。她有超乎常人的深厚功底，卻從未有過故步自封的思想。她的長期舞台實踐使她懂得了表演藝術的上乘境界，並不是只滿足於達到前人已經達到的高度，而應當是以更加精湛豐富的藝術形象，創造優美感人而又富有生命力的人物，深刻而生動地反映歷史和現實生活。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只能是在充分掌握絢爛多彩的民族戲曲藝術手段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我們都不會忘記，在關肅霜的那些膾炙人口的劇目中，人們除了可以從那些精美、繁複、嫻熟的藝術技巧中獲得很高的美感享受以外，更主要的是，她能夠敢於做到突破前人的規範和窠臼，通過儘可能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在舞台上創造一系列真實優美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白素貞的深情和剛強，穆桂英的英武和端莊，陳秀英的純樸和豪爽，楊排風的天真和機智，都被賦予了如此完整而簇新的藝術風采，而成為使人深感難忘的藝術形象。我們也不應當忘記關肅霜所創造的那個景頗族少女黛諾。她在這部現代戲中通過剛健、委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唱腔和樸實、粗獷、節奏鮮明的表演，第一次在我國京劇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少數民族新人形象。這一功不可沒的創造，是應當被書寫在我國的京劇發展史上的。 在關肅霜逝世後的第三天，我曾經在一篇倉促草就的短文中這樣寫道：「看她的戲，使人常常獲得一種獨特的美感：她的綽約紛繁、剛勁婀娜的舞姿，她的刻畫入微、優美純真的表演，她的舉重若輕、遊刃有餘的技藝，她的渾厚自然、剛柔並蓄的歌唱，以及通過這一切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形形色色的女中英傑的豐滿形象，都無不使人產生一種耳目一新、意境酣暢的藝術感受。這樣的藝術境界，是我們從許多演員身上很難看到的。」 我認為，我對於關肅霜藝術成就所作的評價，是並不誇大的。 關肅霜為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不僅僅表現在藝術創造上，也表現在她作為一位人民藝術家所具有的高尚品德上。她熱愛人民，十分珍視廣大群眾對她的愛戴和期望。她對於生活了四十多年的雲南各族人民的感情是深沉而真誠的。四十多年來，她不畏艱辛，櫛風沐雨，足跡遍於雲南邊疆的山川土地，和廣大人民結下了很深的情誼，她以自己能為身居窮鄉僻壤的各族人民帶來快樂而感到幸福和自豪。四十多年來，她一直過著和她的地位很不相稱的儉樸生活。但她在獲悉別人遇到困難時，卻表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助人為樂的慷慨精神。她淡泊於名利，對於社會上流行的演員「走穴」之風，始終抱有一種鄙夷的態度。因此，在她去世後，在她的靈堂中懸掛著的主要輓辭，並不是對於她高超的藝術造詣的讚頌，而是對於一個把自己生命全部奉獻給人民事業的共產黨員的準確評價：「吃一人飯操百家心，管千家事慰萬人情！」我認為，這是對於關肅霜為人的十分確切的評價。 關肅霜生性好強，從不服老。一年多以前，她來京參加紀念徽班進京演出的間隙中，曾經抽空來看我。我覺得她有些憔悴和蒼老，勸她要珍重身體，量力而為，應當選擇適當的時機告別舞台，承擔起培育下一代人的重責。但她對此置若罔聞，卻像過去一樣，熱情而自信地對我講述了一連串的工作計劃和設想。我想，其中也必定會包括了她在今年的藝術節中上演的那個別出心裁的劇目《雷峰塔》。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足以展示她文武兼備的藝術才華的節目，竟然會成為她的「天鵝之歌」——她的生命的絕唱！ 關肅霜過早地去了，只為她自己留下了一個寒素蕭條的家。但是，她的高尚品德和她所開拓的藝術道路，卻為人們留下了一份分量很重的精神財富。她明麗剛健、卓爾不群的形象和品德，將永遠為人們所懷念。 在關肅霜去世之前的1988年，她曾對我談起，自己年事漸長，很希望能把幾十年藝術生涯所積累下來的一些經驗和體會，用文字記載下來，提供給下一代的京劇工作者，作為他們習藝的參考和借鑑。她的女兒徐巧玲後來也為此給我寫過信，並且說，通過母親的回憶、思考和口述，她已經積蓄了不少有關素材。對於這一計劃，我自然是贊同的。當我獲知這部著作的寫作，在一位關肅霜藝術的仰慕者、《雲南日報》記者王經同志的熱心合作下，正在積極進行時，我衷心地感到欣悅。我期望，這部無疑必將有益於京劇藝術事業的弘揚與建設的著作，能夠早日問世。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聽到了使人無限悲痛的噩耗：關肅霜逝世了，離開了她一生摯愛的舞台，離開了熱愛她的藝術才華和高尚品德的廣大觀眾，也離開了正在滿懷熱情積極為她撰寫傳記的作者。 正在為此而感到擔心甚至焦慮的時候，我收到了由王經和徐巧玲送來的一部厚厚的書稿：我們企盼的這部作品竟然克服了重重困難，如期完成了。 不用說，如果沒有堅強的毅力和勤奮的勞動，在這樣的時候，要想順利完成這部頗具分量的作品，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是懷著一種沉重而又欣慰的心情讀完這部作品的。我認為，這是一部寫得真實、純樸而生動的作品，是一部關於一位傑出藝術家所走過的辛勤、艱難而又豐富的生活道路的翔實可信之作。它應當獲得廣大讀者（不僅僅是京劇工作者）的首肯和欣賞。戲曲界的有心人可以從中獲得很多富有教益的啟迪，可以從中了解一位傑出的藝術家是如何在既有鮮花又有荊棘的道路上拼搏前進、攀上人生高峰的，可以懂得怎樣才能達到德藝雙馨的真正人民藝術家崇高境界的。 1992年 （原載《人民日報》1992年3月25日） 舒捲風雲 吐納珠玉——懷念葉盛蘭 我的青少年時期是在北京度過的。我所受到的京劇藝術的啟蒙教育，可以說是始於北京前門外的廣和樓，或者說始於常年在那裡演出的「富連成」京劇科班。富連成是一所以培養京劇藝人為目的的歷史悠久的私人班社；在長達四十餘年的歷史中，先後培養出六七百位學有所長的演藝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都以自己精湛的藝術造詣，成為足以代表我國京劇藝術最高水平的表演藝術家。 葉盛蘭就是在「富連成」科班裡脫穎而出、又能夠卓然成家的一批演員當中的一位傑出人才，一位既有過人稟賦、又有獨特成就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我還在少年時期，剛剛學會看戲，就為他的藝術魅力所傾倒。我當時看遍了葉盛蘭擅演的幾乎所有劇目。其中，有許多現在已經被後繼者奉為圭臬（比如他演出的《群英會》《臨江會》《羅成叫關》《黃鶴樓》《八大錘》《呂布與貂蟬》等），成為小生行當學習和仿效的典範；而他當年曾使我讚嘆不止、欣悅不已的其他許多劇目，比如《雙合印》《戰濮陽》《蔡家莊》《雅觀樓》《翠屏山》乃至以刀馬旦應工的獨有劇目《南界關》等，現在幾乎已經絕跡於京劇舞台，這是至今一直使我引以為憾的。而恰恰是這些具有不同藝術特色、同時被葉盛蘭表演得光彩照人的劇目，才不斷豐富著葉盛蘭的藝術實踐，使他日益成熟起來，進而創造與開拓了一條在京劇小生行當中允稱獨步的富有創造性的藝術道路。 因此，當有人提出，由於葉盛蘭過人的資質稟賦以及刻苦磨鍊和廣聞博採的學習精神，也由於他勇於創造、勤於鑽研的藝術氣質，他已經把京劇藝術的小生行當提高到一個近於完美的境界，我以為絕非溢美之詞。在葉盛蘭之前，在京劇小生行當中，曾經出現過許多傑出的演員和藝術家，他們當中有好幾位（比如程繼仙），都曾經成為葉盛蘭的恩師，也為他後來的成長和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也正因此，才有可能使葉盛蘭對於前輩藝人的寶貴經驗和藝術結晶，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汲取和借鑑。這樣，就為葉盛蘭終於使自己發展成為小生行當中前所罕見的「全能演員」，提供了深厚的條件與基礎。 一種時代所賦予的機遇，使葉盛蘭承擔了這個歷史重任，使他終於扮演了一個在京劇小生行當「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集大成」者的角色。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所做出的而為別人所難以企及的奉獻。 如果說，我在青少年時期所看到的葉盛蘭初出茅廬的表演，能夠以其所創造的眾多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或者英俊剛健，或者風流倜儻，或者勇冠千軍，或者憨厚淳樸）而感到激動和欣悅的話，那麼，當我後來多次欣賞到葉盛蘭中年時期所上演的許多劇目以後，他在「唱念做打」方面所達到的全面發展和高度和諧，他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所達到的出神入化的深度，他在運用京劇藝術多姿多彩的藝術手段來抒發人物思想感情過程中所展示出來的藝術魅力，就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感到：我少年時代曾經結識過的那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演員，終於能夠以其多年來持之以恆的辛勤創造和不斷探索，發展成為一位具有自己完整藝術表演體系的傑出藝術家。廣大觀眾在欣喜之餘，把他稱譽為「活周瑜」「活呂布」，只不過是反映了他的藝術創造的一些方面。更確切地說，這位天賦超眾的演員，通過對於前人所留下來的豐富經驗的充分體驗和融會吸收，通過自己對於京劇藝術規律的獨具匠心的長期探索，已經把京劇藝術小生行當的表演，提高和發展到了一個也許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境界和水平。他不但對於小生演員表演藝術中的幾個重要方面，比如他的老師程繼仙所傳授給他的「五子登科」（嗓子、把子、翎子、扇子、褶子）的小生主要表演技巧，掌握得圓通自在、舉重若輕，而且還能夠做到把這些獨特的技藝和他所理解的人物性格與思想感情融會貫通在一起，使那些優美的藝術技巧都成為表達人物心靈世界的一種綜合手段，而不只是某些帶有特技性質的藝術技巧的孤立表演。這樣，他在舞台上所創造的，就不僅僅是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活周瑜」和「活呂布」，而是一些通過優美的藝術手段所塑造出來的一系列有性格、有靈魂、真實可信和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以至於我們每當想起像呂布、周瑜、羅成、石秀、陸文龍乃至許仙、梁山伯、周仁這樣一些歷史和傳說人物時，頭腦中首先閃現的，往往就是葉盛蘭所塑造而又為廣大觀眾所認可的這些人物的優美而豐富的形象。 在這裡，我沒有絲毫貶抑前賢的意思；我只是想說，在欣賞過葉盛蘭所表演的一些或以表演取勝、或以歌唱動人、或以武工見長的代表劇目以後，我想不起我過去看過的許多優秀小生演員中，有哪一位曾經達到過如葉盛蘭這樣的全面發展、眾美咸備的水平。我想到了古代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講過的兩句話：「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用這兩句話來評述葉盛蘭在繼承和發展小生表演藝術中的風采與成就，我想是並不過分的。 葉盛蘭在正當盛年之際，就以自己風靡劇壇的藝術成就開創了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京劇流派——「葉派」。從此以後，京劇界小生行當的演員，大都以葉盛蘭的表演藝術作為自己的學習典範；實至名歸，我想這應當被看作是衡量葉盛蘭的藝術成就及其影響的一個經過歷史檢驗而又絕非偶然的重要標誌。 在京劇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傑出的表演藝術家，以其獨具風範的藝術實踐，豐富和促進了京劇藝術的發展和提高。也可以說，一部京劇藝術發展史，就是一部卓越的表演藝術家不斷湧現、不斷以其獨創的藝術經驗豐富與完善著京劇藝術的歷史。但是我們常常也會發現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在一批批湧現的優秀藝術家當中，只有不多的人才被公認為創立了具有自己獨特藝術風格的「流派」；有一些曾經紅極一時的著名藝術家，儘管在京劇歷史上也曾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但畢其一生卻並未創立出為人所公認的「流派」來。而作為在京劇表演藝術中地位並不顯赫的小生行當中，葉盛蘭以自己多方面的成就與造詣，創立了「葉派小生」這樣一個藝術流派，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們承認葉盛蘭開創了自己的流派，不僅僅是出於對於一位演員的高度讚譽，更主要的是對於他作為一位傑出表演藝術家，在鑽研、探索與發展小生藝術表演上所做出的全面和富有開創性藝術成果的確切評價。至少，對於像我這樣年齡的觀眾來說，在葉盛蘭以前，我還從未有幸欣賞過如葉盛蘭這樣的在「唱念做打兼備，文武昆亂不擋」方面都能各擅勝場和不讓前賢的小生演員；從未看到過像他這樣集「雉尾生、武小生、官生、窮生」等不同類型於一身，而又能夠做到遊刃有餘的小生演員；從未看到過像他這樣把小生的發聲方法運用得如此剛健精美、流暢自如，無論唱腔還是念白都使人感到悅耳動聽、聲情並茂的小生演員；也從未看到過像他這樣的能夠把眾多各具性格的人物創造得同樣有聲有色，而又能夠把人物的心理活動體現得如此淋漓盡致、精細入微的小生演員…… 這就是我當年心目中的葉盛蘭，也是我現在記憶中的葉盛蘭。今年正值盛蘭同志八旬冥壽，他離開我們、離開他畢生為之獻身而又無限摯愛的戲曲舞台，也已經十六年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近年來，在弘揚民族文化方針的感召下，盛蘭同志的遺志正在受到關注；一批有識之士和小生新秀正在絡繹湧現，正在以自己辛勤的藝術實踐來實現盛蘭同志的遺願。寫到這裡，我回憶起有一次觀賞葉盛蘭演出《羅成叫關》之後，感佩之餘，在頭腦中突然閃現的兩句詩：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 現在，就讓我借用唐代詩人劉禹錫的這兩句寓意深遠的詩句，來表達我對於一代英才葉盛蘭的懷念吧！ 1994年7月10日 （原載《中國京劇》1994年第5期） 藝精德劭 風範永存——紀念京劇表演藝術家楊寶森 1994年10月，是傑出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楊寶森先生八十五歲誕辰的值得紀念的日子。算來，這位大師級的京劇藝術家離開熱愛他的廣大觀眾、離開他畢生為之獻身的戲曲舞台，也已經有三十六年了。多年以來，楊寶森及其所創立的楊派藝術的光彩，不但絲毫未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減退和為人們所淡忘，相反地，隨著時日的遷延，隨著京劇藝術的不斷發展，他的藝術風範，他的獨步一時的藝術成就，在廣大戲曲界和京劇愛好者中所產生的影響，卻一直在與日俱增地不斷地擴大與深化。這不能不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與探討的藝術現象。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楊寶森以自己堅韌不拔和銳意進取的精神，勇於創造和執著追求的毅力，在長期艱難困頓的歲月中，經過艱苦卓絕、知難而進、孜孜不倦的學習實踐和刻苦鑽研，在余叔岩、王鳳卿、陳秀華以及孟小冬這樣一批京劇大家的指引和幫助下，終於闖出了一條適合於充分發揮他的獨特創造潛力和才能的藝術道路，在短短的十幾年的舞台實踐過程中，就創立了一個在京劇老生行當中獨具風采的風格與流派。一時間（特別是在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初期），「楊派」老生藝術風靡南北，成為京劇愛好者爭相學習仿效的對象。 作為一位幼而失學、體弱多病，並無過人天賦的京劇演員來說，楊寶森在藝術追求上，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奇蹟。但是，了解他的人，特別是關心他的成長的師友們，對此卻並不感到意外。他們一直對於楊寶森的從藝與為人所表現出來的敬業精神和好學精神所感動，讚揚備至。我記得，1957年冬天，程硯秋先生在和我的一次談話中，就對於楊寶森雖然體弱多病，但在藝術追求上卻永不止步、精進不已的精神感嘆不已。那時，程先生正在和楊寶森合錄《武家坡》，在聽過楊寶森的試唱之後，程先生對我說：「寶森的火候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了，看來，我的王寶釧還得加工，不然，就落後了。」程、楊在錄製了這齣可以稱為「絕唱」的劇目之後，在數月內竟先後去世，以至於原定繼續合錄的《三娘教子》和《桑園會》等劇目，未能如願以償，成為永遠不能彌補的一件憾事。 楊寶森為人正直謙遜，敏而好學，喜讀詩書，勤習書法，全靠自學而取得了很好的文化素養，他的風度和談吐也絕少藝人習氣。在他身上有一種使人感到可敬可親的「書卷氣」。以一個出身梨園世家的京劇演員來說，能具有這樣的文化氣質，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我始終認為，正如前輩藝術家余叔岩、梅蘭芳、程硯秋等人一樣，楊寶森在京劇藝術上所達到的崇高造詣，是和他身上的這種文人氣質分不開的。正是由於他的這種文化素養以及幾十年如一日的勤於學習、敏於思索、勇於探索的精神，才使他在舞台上以自己獨樹一幟（雖然他始終謙遜地稱自己為余叔岩的仰慕者和仿效者）的表演藝術，把前輩藝術家表演過千百遍的諸如諸葛亮、伍子胥、楊繼業、楊延昭、禰衡等這樣一些歷史人物，創造得如此鮮明、嚴謹、深刻，表現得如此聲情並茂和富有思想內涵。我曾經觀賞過許多名家演出的《失空斬》，但在欣賞了楊寶森的演出之後，我才真正由衷地感到：這是我看過的塑造得最為完美、最有思想深度、最使我信服也最符合我心目中理解的諸葛亮的形象。如果說，楊寶森所演出的《罵曹》《洪洋洞》等劇目，還保留著較多的譚、余藝術的餘韻的話，那麼，他所演出的伍子胥的形象，就應當說是一個超越了前人的完美而動人的藝術創造。在《文昭關》這出現在已被視為楊派藝術經典之作的劇目中，楊寶森融會了余叔岩、王鳳卿之長，用悽愴、悲壯、委婉多姿的音樂形象，把身負家國之恨的復仇者伍子胥的複雜的思想感情，表現得如此動人心弦和感人肺腑。這齣戲，以及他所擅演的「楊派」《失空斬》《楊家將》《洪洋洞》以及《桑園寄子》等劇目，已經被廣大京劇觀眾視為京劇老生戲中的傑作和絕唱，我想應當被看作是實至名歸，絕非溢美之譽。 楊寶森早年曾經長於演出靠把老生戲，及至中年，由於臂有傷痛，遂主要把自己的創造才華放在以唱念為主的一些劇目上。他很少涉足編演新戲，但在他所經常演出的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傳統劇目中，經過他精細入微的豐富與加工，大都能以自己獨具特色的蒼勁沉雄、韻味濃郁、氣勢磅礴、古樸清雅而又自然流暢的音色和唱腔，使這些劇目產生了一種如我國古人所說的，令人「感心動耳，盪氣迴腸」的光彩和魅力。因此，聆聽他所遺下的這些堪稱傑作與神品的演唱錄音，對於廣大京劇愛好者來說，已經成為一種美好感人的藝術享受。 長期以來，他和名鼓師杭子和、名琴師楊寶忠合作得親密無間，達到了水乳交融、珠聯璧合的程度；因此，在京劇界把他們的長期合作稱作「三絕」，在京劇音樂藝術發展上做出了無可取代的重要貢獻。因此，我們在紀念傑出的藝術家楊寶森的同時，也應當對於去世的杭子和、楊寶忠先生，表示我們的香草之思和欽敬之情。 在楊寶森先生八十五冥壽之際，他的繼承者和仰慕者舉行紀念演出和楊派藝術研討會，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不僅僅是藉此寄託我們對於這位傑出藝術家的哀思，而且可以對他所創造的寶貴藝術遺產進行一番深入的探討，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他的刻苦學習和勇於創造的精神，我想，這對於振興和弘揚京劇藝術和民族文化，都將是一項惠及後人和切實有益的貢獻。 199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