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散文精選 · 輯一 鴻泥覓跡

1934年於北京家中 我的三個故鄉 按照傳統的說法，每個人只有一個生我養我的故鄉。但我一直卻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愫：我有三個故鄉。 我的父親和我的生母（她在我五歲那年就去世了，因此，在我記憶中的印象已經有些模糊了）都是南方人，一直到我參加革命第一次填寫表格的時候，我在「籍貫」那一欄上填寫的都是湖北。而我卻生長在北京。從我出生在北京西部一所古老的四合院起，到我十九歲高中畢業那年，懷著追求真理的熱忱投奔當時的革命聖地延安為止，我從未離開過北京一天。應當說，我的性格、氣質、文化素養乃至生活習慣，都是在北京形成的。因此，我理所當然地把北京看作是我的第一故鄉。無論是革命生活或是文學生涯，我都是從北京起步的。北京（那時的北京，可真是一個充滿了文化氣氛的令人永遠懷念的文化古都），把我哺育成為一個堅定而虔誠的愛國主義者。北京的源於「五四運動」的濃烈的文化氛圍，使我開始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大約是在我十七歲那年，在北京一家報紙上，我創作的一篇文章和一篇從英文翻譯的反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散文，第一次以鉛字的形式印了出來，從而加強了我對文學的嚮往。我參加了在北京發生的「一二·九」運動，它使我在熱血沸騰的同時，進一步獲得了儘管仍然有些模糊不清卻無疑是純潔而美好的革命理想。從此，我成為一名在革命文學事業上堅定不移的無愧無悔的追求者和跋涉者。 隨後，我在經歷了三個月的輾轉行軍的艱辛旅程之後，來到了延安。大概可以說，只有在抵達延安，並且在那裡度過了八年時光（這是一個人一生中不可再得的黃金歲月），我才發現，在那之前，我只不過是一個真誠然而不免幼稚和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我在延安度過了也許是一生中最艱苦的日子，讀了許多書，懂得了許多事情，結識了許多真正的朋友，同時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教益的歷史知識。這一切，一直是使我一生中得以順利度過艱難而坎坷的生活歷程和心靈歷程的精神支柱。我在延安魯藝學習時期，在老一輩作家茅盾、周揚、何其芳等人的關懷教誨下所獲得的文學知識和理論知識，為我以後的文學生活實踐提供了我永遠可以從中汲取力量和鼓舞的基礎。在延安，那種真正的同志與朋友之間的坦誠相待、親密無間、互信互助的人際關係，使我在無論任何時候回憶起來都會產生一種無限懷念的激動而甜蜜的感情。我在這種生活的薰陶和感染下，從一個少不更事的青少年，長成為一個樹立了自己堅定信念的成年人。 當解放戰爭開始，延安淪於敵手，我成為一名新華社的前線記者，並且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征戰生涯時，我始終把那看作是我延安生活的一種延伸和繼續。我雖然離開了延安，而且一直到四十五年之後，我才有機會又一次回到延安，但是，長時期以來，延安的燈火，卻始終在我心中閃亮，從未熄滅過。 因此，我把延安視為我的第二故鄉，也是理所當然的。 在解放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的時刻，我作為一名記者和部隊文化工作者，長途跋涉八千里，最後來到遙遠的邊疆——雲南。直到那時，雲南對我來說還是一片陌生到幾乎一無所知的土地。 但是，隨後我就在這片被稱為「彩雲之南」的邊疆地區，前後生活和工作了十年。雲南的獨具風采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雲南的帶有神奇色彩的各族人民純樸敦厚的民情習俗，雲南的邊疆戰士的感人肺腑的獻身精神，雲南的熱帶森林和雪山峽谷，雲南的高山湖泊和飛瀑流泉，雲南雄奇浩蕩的江河巨流和異彩繽紛的美妙風光，雲南的詭譎奇幻的雲和絢麗多彩的花，以及世代生活在長達數千裡邊陲地帶的各族人民對於祖國的拳拳深情……這一切，對於我這個來自北方的外來者，都具有一種巨大的無法抵禦的神奇魅力。我曾經長年累月地奔波於從滇東南到滇西北漫長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邊疆山川大地。我在雲南結識了那麼多的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獲得了那麼多的在別處無法得到的經歷和知識。我甚至可以毫無愧色地把自己看成是半個雲南人，以至於許多朋友都認為在我心中有著一種近於痴迷的「雲南情結」，一種對於雲南和雲南人民之間難以割斷的心靈上的聯繫。即使是在我已經步入老年之後，也總是不會放棄任何一次重訪雲南的機會，從中獲取又一次感情與心靈上的欣悅。 因此，我把雲南看作是我的又一個故鄉，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越來越感覺到，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血管中流動著的，既有北京和延安的血液，也有雲南的血液。它們已經融會在一起，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體。 也因此，我可以高興而自豪地說：我有三個故鄉。 1994年5月於杭州旅次 （原載《太陽》1994年第4期） 豐盛胡同——我從這裡起步 我出生在北京。直到抗戰開始北京（那時叫北平）淪陷後不久，我離家出走之前，我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過十八年。我家先後住過的五個胡同，都在西四牌樓以西相距不遠的地帶。這些胡同時常使我產生溫馨、歡快或是感傷的回憶；這些基本上屬於「城西舊事」的夢幻般的回憶，隨著歲月的流逝，大多日漸淡薄了，唯有那第五條胡同，也就是我逃離日寇追捕的魔爪、奔向解放區和延安前所居住的那條胡同，所留給我的記憶，卻是使我銘記難忘的。 這條胡同是西城豐盛胡同。 豐盛胡同是一條在整個北京西城區都數得上的大胡同。由於這條胡同有兩所中學，有幾處舊軍閥和達官顯宦居住的大宅院，有幾家大門前還留有上馬石的已經敗落的閥閱之家，有排列在路邊的繁茂成行的老槐樹，而且有早在三十年代初就鋪成的柏油馬路；這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很少見的。這對於當時的我——一個剛上高中又長久住在小胡同里的少年，無異於是一處廣闊的自由天地。 更主要的，是我在這條胡同里開始懂得了一點世事，知道了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選擇並且決定了自己將要為之獻身而且畢生無悔的生活目標。 在我家搬到豐盛胡同居住前不久，我剛剛參加過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那時，我只是個開始萌發了愛國主義思想的熱血少年。搬到豐盛胡同之後不久，就在學校接受了進步的文學觀和社會觀的影響，參加了革命群眾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從此，我就幾乎每天都要從我家所住的那所四合院的大紅門門檻上邁進邁出，騎著自行車，在豐盛胡同的平滑路面上跑來跑去；除了上學以外，就是參加「民先」的小組活動。我所在的小組活動的秘密地點，一處在我家附近的中千章胡同我的兩位同學家里，從我家騎車向西穿過十八半截胡同和前泥窪胡同，五分鐘就到；第二處就在我家後院我所住的那排大而空曠的北屋裡。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幾個隊友幾乎成天聚在一起讀書（斯諾的《西行漫記》就是在那段時間讀到的），傳看一些油印文件，開討論會，唱救亡歌曲；再就是參加學聯和「民先」組織的以各種名義舉行的大大小小的示威遊行。幾乎每次遊行都要從豐盛胡同穿過，因為這條胡同的東口有一所由國民黨反動校長統治著的著名中學，隔兩道門就是後來當了漢奸的軍閥石友三的「官邸」。遊行隊伍每次走過那裡，口號聲就喊得分外激烈。當然，有時也不免受到挫折，有一次，大約是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示威，就在那裡遭到了手持大刀和警棍的軍警的襲擊，隊伍被打散，我的自行車車閘被打壞了，插在車把上的標語小旗也被打碎了。我推著車衝出豐盛胡同東口，轉到西四南大街，然後又熟練地向左拐進西兵馬司（我就是在這條胡同出生的），再走幾步就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想起來，在那段歲月里，北平雖然已是黑雲壓城，鬱悶得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但我卻感到活得分外自在，頗有一點「以天下為己任」而又無所畏懼的豪邁氣概。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那是我一生中的一段想起來就令人神往的日子。實際上也確乎如此。因為就是在那段歲月里，我為自己找到了我註定要為其奮鬥一生的生活之路。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就淪陷了。我因為患上了很嚴重的結核性肋膜炎，不可能同多數同學和隊友一起撤退到大後方，而不得不在黑暗的北京城裡滯留了好幾個月。按照「民先」組織上的安排，我和另外幾位青年朋友被組成另外的小組，在北京繼續進行地下抗日活動和組織學習，伺機逃離到京西或冀中的抗日根據地去。活動地點一個仍然在中千章胡同，一個就在我家。就在這段時間，我閱讀了許多過去想讀而讀不到的書；因為撤離到大後方的許多朋友和隊友把他們珍藏的一些革命書籍（包括許多文學作品），幾乎都集中到我家——我把它們裝在一隻大木箱裡，藏在床下，隨時可以取來閱讀。 風聲日緊，敵人對「抗日分子」的搜捕活動也時有耳聞。我們開始通過「民先」的地下關係要求儘早逃離北京，撤到抗日根據地去。1938年5月上旬，我被朋友們告知：由於我們的活動已引起敵特人員的注意，組織上已為我作出了安排：要我和幾位同志一道，化裝成一個還鄉的地主家庭成員，在5月13日上午搭乘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從廊坊下車，然後步行到冀中根據地去。 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個喜訊，但對於一個剛過十八歲的小青年來說，又是一件從未經歷過的大事。我要做的第一件準備工作，是和隊友陳先藝（就是後來的音樂家陳紫）把那一大箱可能使人遭遇不測的革命書籍運送到一個不會危及人們安全的地方。我找到豐盛胡同的一位和我家關係很好的人力車夫老常，請他幫我把這個箱子拉到前門外的一家荒廢無人的會館去，他慨然答允了。於是，在一天清晨，老常拉車在前，穿過已是軍警林立的豐盛胡同，我和陳紫騎車遠隨於後。感謝這位人力車夫的鎮靜和機警，任務順利地完成了。我想給老常一塊大洋作為這次冒險行動的報酬，他堅決拒絕了，並且面有嗔色地說：「三少爺，我知道，你們這是做愛國的好事，您要是給我錢不是打我的臉嗎？」我行三，豐盛胡同的許多人都叫我「老三」或者「三少爺」。但直到這時，在為這個普通勞動者的崇高行為充滿感激之情的同時，對於這個習以為常的稱呼，我才第一次打心裡感到羞愧無比。 萬萬沒有想到，次日凌晨，一群日本憲兵就如同強盜般地闖進我的家，進行粗暴的搜查。當我看到兩個日本憲兵撞開我的房門，一邊號叫著一邊翻箱倒櫃地檢查的時候，我立刻驚呆了。我心裡的頭一個念頭是：這回完了。因為我還有一包在那時足以使人送命的油印小冊子放在枕頭芯里，原來打算早晨起來就立刻燒掉的，沒有想到噩運這樣快這樣巧就降臨到我的頭上（這包油印文件中別的都記不得了，只記得有一篇是介紹毛澤東剛發表不久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講話精神的）。正當我陷於絕望的時刻，我家的一位用人——小名叫牛子的青年人，突然推門而入，身穿長衫，手裡端著放有三杯茶的瓷盤，彬彬有禮地先送給那兩個不懂中國話的日本憲兵，又恭敬地送給我一杯，做出一種大家規範的樣子。我怎麼也想不到，這一招居然起了作用，那兩個頤指氣使的日本兵立刻變得客氣了，還說了一聲「多莫」（日文「謝謝」）。就在他們從我的臥室轉向東耳房去繼續搜查的那一瞬間，我飛快地從枕芯中抽出那一包要命的東西捅給裝模作樣的牛子，他立刻會意，馬上把它揣進懷中轉身而去，自然而又機敏（後來他告訴我，他知道這包東西的嚴重性，立刻就把它埋在我家廚房的灶坑裡了）。 這樣，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我居然僥倖地奇蹟般地避免了一場災難，化險為夷了。敵人沒有搜查出任何可疑的東西，也就揚長而去。而這件事，也使我對牛子——一個目不識丁的年輕人，永遠懷有一種感念之情。 但是，在這個家裡，在這個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我是再也不能停留一天了。那天正好是約好了次日就要出走的5月12日。晚飯後，我在燈下給我父親寫了一封辭別的信，夾在當時我正在閱讀的一本小說《德伯家的苔絲》中，然後著手進行出走的準備工作。 5月13日凌晨，我輕輕地走出房門，繞過我父親的臥室，然後，最後一次推開我家的大紅門，走上由豐盛胡同東去的道路。送我坐車去北京西車站和同伴們會合的，仍然是那位同情革命而又老是稱我為「三少爺」的人力車夫老常。我身上穿著一件海藍色綢長衫，頸上圍著一條白絲巾，手上提著一個花書包，油頭粉面，完全是一副京城紈絝子弟模樣。人力車緩緩地沿著豐盛胡同的馬路前行，看著那些古老的建築，那些剛剛吐出新綠的老槐樹，看著那條我曾經奔跑過千百次的平坦筆直、濃蔭蔽日的胡同，我有一種複雜的說不出的心境，一種混合著激動、悲傷、惶惑和一往無前的決心的感情。但當我走出豐盛胡同，對它做最後一瞥的時候，我卻流出了眼淚；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竟然想不出我應當對它說一聲「再見」或者是「永別」。在我眼前雖然閃耀著美好的希望之光，但也縈繞著許多未知數，甚至布滿了在那時誰也無法預見的陷阱乃至於深淵！ 但是，我畢竟是懷著一種惜別和感激的心情離開了豐盛胡同的，因為，正是從這條平凡而又美好的胡同里，我邁開了我人生之旅的頭一步！ 1994年3月23日 （原載《大學生》1994年第10期） 延河邊上的黃昏 從1939年底到1943年，我在延安的魯迅藝術文學院（後來被簡稱為「魯藝」）生活和學習過四年左右時間。那時，我是一個剛過二十歲的、一腦子朦朧的幻想而又正在選擇自己打算為之獻身的生活道路的小青年，魯藝那時剛從延安的北門外遷移到延安東郊四公里處的一個叫作「橋兒溝」的地方。這是一個只有一條小街道和幾十戶人家的小鎮，然而卻有著一座用花崗石建造的哥德式風格的天主教堂。那時，這座教堂大約是延安方圓幾十里內的最為輝煌的建築物了。魯藝的校舍便設立在這座教堂以及它附近的一片地區內。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它就地處當年水流量還很大的、常常也是很清澈的延河之濱。 我發現，我很快便喜歡上了這個地方；我也發現，當時和我同時在這裡生活和學習的許多同齡人和同代人，也都很喜歡這個地方。我說的同代人，也包括了當時的學校負責人和教師們，雖然當時他們已經是我的前輩，但其實也都是只有三十歲左右年紀的年輕人。我認識當時魯藝的副院長周揚同志的時候，我感到他是一位十分嚴肅的學者和領導人，其實他那時只有三十一二歲。而當時的文學系主任何其芳同志，也只有二十七八歲。 魯藝的生活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豐富的甚至是甜蜜的回憶。那裡有著一種寧靜、和諧、熱烈、純淨、友善和好學的氣氛。這種能夠對知識青年產生相當強烈的精神感染力量的文化氛圍和藝術氣氛，是我在別處很難看到的。魯藝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點，至今對我說來都是個謎。在那樣邊遠偏僻的山溝里，居然擁有即使是現在看來也應當算是相當完備的關於文藝方面的藏書。你在那裡幾乎可以找到當時國內已經出版的大部分的新文學書籍和報刊，包括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許多最早的新文學刊物。 書很多，但要看書的人也很多。於是，那時占據了我們相當多時間的工作，便是抄書。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筆記本，在那上面用蠅頭小字抄滿了自己所喜愛的、但是圖書館裡只有孤本的一些文學名著。我曾經有一個時期想鑽研一下散文寫作，於是我便把當時可以找到的堪稱散文範本的一些散文：從法國的蒙田、美國的愛默生到西班牙的巴羅哈和阿左林的散文代表作，都抄在本子上，朝夕諷誦。我曾經有一本手抄的梅里美的散文《西班牙書簡》（全文大約有五萬字）和都德的《磨房書簡》的選本，直到解放戰爭期間才遺失掉。這完全是個笨辦法，但是，我必須說，我從這種笨辦法當中獲益良多。至少，它幫助我克服了我少年時期的那種雖然喜歡廣覽群書卻常常滿足於淺嘗輒止的毛病。 延安的橋兒溝在延安是個有名的地方，然而卻沒有什麼值得觀賞的風景。它的兩面都是布滿了蜂窩似的土窯的荒山。但是，我在靜靜地流淌的延水之濱所度過的無數個黃昏，卻是我一生之中所度過的最美好的最難忘的黃昏。 除了夏天山洪暴發的時候，延河水都是平靜清澈的。在大部分地段，河水不深，人們常常可以涉水過河。但在橋兒溝西邊不遠的一座山崖前，延河形成了一個水灣，這裡的水很深，我們游泳的時候甚至可以從岸上做跳水動作。平時，我們在延河邊洗衣服、洗腳；夏天，我們在延河裡洗澡和游泳；冬天，我們在延河上滑冰，延河成了我們生活當中不可缺少的伴侶。因此，我對於延安的回憶，對於橋兒溝和魯藝的回憶，總是同延河連接在一起的。 我時常動情地親切地回憶起延河之濱的黃昏。是的，不是清晨，也不是夜晚，而是黃昏。 除了下雨天，幾乎每一個黃昏，我都會和幾個知交和同學相約到延河岸邊去作長時間的散步，一直到暮色四合，天邊出現了星星，才回到我們居住的窯洞中去。那時，在橋兒溝的小街和延河之間，曾經有過一片相當開闊的綠色田野。每當一天的工作和學習完畢、吃過晚飯以後，我幾乎都要約夥伴穿越田間的小徑到延河邊去，在延河邊的岩石上閒坐談天，或者是沿著河邊來往反覆地漫步。在我們四面，往往會有許多青年男女像我們一樣，把這片田野看作是可以使自己獲得休憩和愉快的所在。在那裡，沿著淺綠色的蜿蜒東流的延河向西望去，可以隱約看見遙相峙立的清涼山和寶塔山；往東看去，則是一片伸向遠方的在陝北地區難得見到的平川。除了潺潺流水和被小徑分割開成塊的瓜田和谷地之外，這裡可以說沒有什麼足以使人流連的景觀。但在我的記憶里和夢境中，這片田野卻永遠是一個美好的具有無限魅力的天地。在這片田野上的每一條小徑和河邊的岩石上，幾乎都留下過我的足跡。我在那裡和夥伴們認真地談論文學，談論理想；我在那裡向我所信賴的同志傾訴自己的希望和苦惱；我在那裡和朋友們暢懷吟誦、歌舞，盡情地享受著青春的歡樂。我甚至還相當清晰地記得河邊一塊平整如石凳的岩石的形狀，我曾經長久地坐在這塊石頭上讀書，把雙腳放在流水中，或者望著夕陽，任憑自己的幻想馳騁。也是在這塊石頭上，我秘密地寫下了第一張入黨申請書…… 我和許多我的同代人，就是這樣在延河邊度過我們的無數美好的黃昏的。無論是那時候還是現在，我都覺得延河邊黃昏的空氣是最清新的，氣氛是最和諧的，我所遇到的每個人的面孔神情都是友善的、真誠的。有一次，我和一位比我小一歲的同學在河邊漫步，他挽著我的手臂，向我傾訴著他的艱難而痛苦的少年時代生活，並且和他現在正在得到的新的生活相比較，不禁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作幸福的眼淚。他微笑著，眼中閃著淚花，向我低聲吟誦著他剛寫成的一首雖然不免幼稚，但卻是十分真誠的詩。其中有幾句的確也撥動了我的心弦，那幾句詩的大意是： 我在延河邊走過來，走過去， 我向人們用微笑表達我的心意， 我想向每一個遇到的人打招呼， 不論是我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 大約是在差不多同時，有一天，何其芳同志為做我的思想工作找我在延河邊散步。不知為什麼，他總覺得我有一種憂鬱的傾向。為了說服我接受他的思想，他掏出小本來，一邊走一邊向我朗讀起他剛剛寫完的一首詩，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輕輕地從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憂傷…… 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確實是被觸動了，就好像是心中確實有一根弦被一隻輕柔的手撥動了。這首詩後來發表了，題目是《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我之所以要在這裡提到這首詩，是因為我覺得它確實非常真實而確切地表達了當時像我這樣一代人的心靈和感情。當我們漫步在延河之濱的黃昏時刻，在我心中充溢著的，就是這樣一種心境，一種絕對真摯的心境。是什麼因素使我以及許多同我年齡相近的青年人產生了這樣一種略帶感傷色彩的幸福的感情呢？這一點，直到現在，我才逐漸為自己得出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回答——這個回答是我在努力回憶青年時期生活的過程中得到的。我時常懷著一種甜蜜的心情回想起生活在魯藝的那些日子。我終於發現，橋兒溝和延河邊的黃昏漫步之所以始終使我不能忘情，是由於它是我在魯藝度過的四年生活的一個縮影或者側影。將近半個世紀以前，我是一個不知世事卻又有著一種執著追求精神的少年，用高爾基的話說，是一個「饑渴於人間愛」的人。我幻想著能夠進入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關懷、互相友愛的社會，然而在我前進的道路上卻長久得不到它。但是，我終於在延安的窯洞裡，在黃昏的延河邊，在魯藝的「教堂」中發現：這正是我所苦苦追求和朝夕尋覓的地方。我在這裡感到溫暖，我在這裡受到哺育，我在這裡能夠和人們像兄弟姐妹、像真正的同志那樣相互看待。 我找到的答案的另一點是：這是一個真正能夠滿足我的求知慾的地方。在我的少年時期，從來沒有被看作是一個有才華的人，但是我卻是一個有著永無止境的求知慾的人。在這一點上，我感到魯藝是一個能夠滿足我的理想和願望的地方。在那些歲月里，在魯藝的精神食糧比物質食糧要豐富得無可比擬的環境裡，我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我用珍惜每一分鐘時間的精神來學習，來閱讀，來充實自己的文化素養。而在延河之濱的黃昏時刻，正是可以激勵、切磋、提高和檢驗這種文化素養的最好的最生動的也是最自由的環境。 對於一個心地單純的二十歲的青年來說，這一切就足夠了。 上面所談到的，已經是四十幾年前的事情了，聽說，橋兒溝的延河之濱的那片田野早已被洪水沖沒了。在這漫長的年月里，有許多也許還很重要的事情在我的記憶中也已經淡忘了，但是，一想起延河之濱的橋兒溝的黃昏，歷歷往事就清晰地在我頭腦中顯現，而且總是伴隨著一種混雜著淡淡的感傷的甜蜜而幸福的感情。我不願意對我青年時代有著理想主義色彩的幼稚的精神境界加以苛責，因為，它畢竟為我多少照亮了可以向前邁進的道路。 也因為，從那時我才開始真正懂得：只有熱愛生活，才能夠創造生活。 1988年4月 （原載《文藝報》1988年4月16日） 前線記者的第一課 1946年冬，在延安主持新華社工作的廖承志同志，派李千峰同志和我率領一個記者組到呂梁前線部隊去進行採訪活動，從此開始了我前線記者的生涯。在整個解放戰爭的三年半時間，我都是在陳賡部隊（當時叫作陳謝兵團）度過的。我在那裡開始學習和熟悉從事前線記者的工作，而且很快就對這支部隊產生了深切的感情。其間，我曾經兩次收到了調我回到延安《解放日報》工作的通知，但我已經開始熟悉和熱愛的戰鬥工作環境，使我決心留在前方。有一次，我碰到陳賡同志，並向他提出了我的期望，他高興地說：「那好嘛，我正不想讓你走呢。我可以打電報給小廖，就說我們把你留下了。」就這樣，我就正式成為這支部隊當中的一員，直到1958年調我到北京工作為止。在那三年半的前線記者生活中，我先後參加了呂梁、汾孝和晉南戰役（這實際上是為了保衛延安、牽制國民黨軍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外圍戰役）、搶渡黃河和豫西戰役、平漢戰役、解放洛陽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廣州戰役、粵桂邊戰役和大陸上的最後一次戰役——滇南追殲蔣軍殘部的戰役。這些戰爭生活經歷和生活體驗，使我感到好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學：這不是普通的大學，而是一個可以使人們冶煉成鋼的大學，一個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和使人懂得如何粉碎舊世界並進而爭取新社會誕生的大學。三年半前線記者生涯，是我一生中獲益最深的一段經歷。如果說從抗戰初期起在延安的八年生活使我獲得了關於抗戰、關於科學世界觀和關於黨性的教育的話，那麼，三年半的戰爭生活的鍛煉，才使我真正堅定地樹立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為革命理想而獻身的決心。在開始參加作戰行動和進行採訪工作時，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個新兵一樣：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從行軍、宿營、防空隱蔽到參加戰鬥以至於如何深入到正在前沿的突擊連隊中去；在我來說，似乎都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因為我有過抗戰初期在敵後行軍和在南泥灣三五九旅連隊生活的經驗，使我感到最困難的是：在很長時間裡，我都不懂得在戰役和戰鬥中，一個前線記者的最好的和最有成效的位置是在哪兒？我很感謝在前線遇到的第一個戰鬥指揮員周希漢同志[1]。當時我正被分配到他當旅長的四縱隊十旅去工作，這位指揮員非常熟悉作為一個記者和知識分子的長處和短處。他要我先和他的指揮所一起行動，並且不時地通過他的指揮活動告訴我為什麼我們的部隊要這樣配屬和安排，為什麼我們的主力團隊要隱蔽在他認為是最合適的地位；同時，他一直是談笑風生地、好像講述戰鬥故事似的告訴我他所指揮的幾支部隊的戰鬥歷史和部隊特點。他還告訴我，在什麼情況下我應當到哪個團去，在什麼情況下我應當到連隊去。在戰鬥激烈時刻，當我緊跟他在炮火下追擊前進時，他一面快步躍進，一面告訴我，如何識別槍炮聲及其危險程度，有時，我聽到一陣似乎並不激烈的炮火聲，我以為不必在意，他卻對我大叫一聲：「隱蔽，臥倒！」並且告訴我：這陣炮火的彈著點離我們很近，聲音雖然小於從我們上空掠過的炮火聲，卻是很危險的。這次戰鬥，我所在的部隊殲滅了敵人一個旅，卻沒有達到全殲敵人的目標。在兩天兩夜中，我幾乎和他寸步不離，感到收穫很大：我學到了火線戰鬥生活的第一課。而周希漢同志就是我的第一位好老師。這次戰役結束的那一天，我寫了兩篇報道：《一次小試鋒刃的戰鬥》和《把敵人淹沒在汾河裡》。周希漢同志匆匆看了我的通訊，笑著說：「還是你們文化人的詞句多！寫得不錯。」並且立即派騎兵送到縱隊新華分社去。但我從他的臉上的表情所看到的，與其說是對我稿件的讚許，還不如說是對於我在戰火中的不太怯懦的表現表示肯定。 前線記者需要有許多素質。最重要的一條，是勇敢，不怕死。我發現，我所在的部隊里，從司令員到普通戰士，都很歡迎和尊重前線記者的工作；他們都願意給記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工作條件，而且十分重視保護記者的安全。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在野戰部隊中，一個前線記者的報道成績固然為廣大指戰員所重視，而人們更重視的是他們在火線上的精神狀態。他們尊重和歡迎那些能夠無所畏懼地同他們並肩行動的記者；而對那些只願待在上級指揮機關，不願甚至害怕到危險的戰場上進行採訪的人是不感興趣的。我自信不是一個怯懦的人，但我對於如何適應最危險的戰鬥環境卻毫無經驗和體會。在這方面給了我最大的幫助的，是另一位指揮員——我時常下去的一個主力團的團長吳效閔同志[2]。吳效閔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軍事幹部，戴著眼鏡，但在槍林彈雨中從來都是泰然自若，勇往直前。1947年4月的晉南戰役中，我和他一道行動，他告訴我：部隊將要進行攻占城市的戰鬥。我對他表示了想和突擊部隊一道參加登城戰鬥的願望。他用半是懷疑半是讚許的眼光看著我說：「那當然好。不過這很危險，如果出了意外，我負不起責任。」我說，這是我的衷心期望，如果他能幫助我實現這個願望，將是對我的最大幫助。在思索了片刻之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並且把我交代給擔負突擊連隊的一位指導員，要他幫助我順利登城，儘可能保護我的安全。我將要參加的是強攻山西絳州的戰鬥。那時，我們的部隊炮兵火力還很弱，攻占城頭，全靠火力掩護下用雲梯強行登城的辦法。在發起攻擊前，吳效閔告訴我，我不能和突擊排一起行動，只能同突擊連的連部一起登城；然後他對我講述了如何才能順利攀登雲梯，到雲梯頂端後如何敏捷地翻過城牆，登上城頭之後，又如何隱蔽行動等等。絳州的城牆有四丈多高，我們的雲梯都是用細沙蒿和粗竹竿紮成；光是往城頭上架設雲梯就需要兩個班的兵力。火力準備開始了，戰士們伏在掩體中等待出擊的號令。我夾在戰士們中間。我看到他們都是左臂挎著步槍或衝鋒鎗，右手拿著掀開蓋子的手榴彈。我回過頭來，看見吳效閔對我在微微點頭。這時，我心情很平靜，絲毫也不感到緊張，甚至有些慚愧，因為在前後左右的戰士中間，只有我一個人空著手，既沒有挎著衝鋒鎗，又沒有舉著手榴彈。 在震撼大地的炮火聲中，三枚紅色信號彈升起了，戰士們扛著雲梯向前疾奔，指導員對我說：「快跟上，遇見情況和你前邊的通信員一道行動！」我幾乎是帶著一種輕鬆的心情沖向城牆，跑過突擊排搭上的跳板，和戰士們一起爬上雲梯。雲梯上一個挨一個地站滿了戰士，後面的人的頭頂著前邊人的大腿，雲梯劇烈地晃動著。這時，我開始有些緊張，我發現，我的心開始激烈地跳動。我的動作不夠快，後邊的戰士用槍托捅著我的腳，大聲地說：「快點上，猶豫什麼！」於是我用最快的速度向上爬，我感到每向上一步，雲梯都好像要把我彈下來。但我還是堅持住了，終於爬到了梯頂。梯頂離城牆還有一公尺高，我像別的戰士一樣，用雙肘支住牆頭，翻過城牆，這時，有一個戰士遞給我兩枚手榴彈，並且說，「跟著我！」於是，我緊跟著他沖向一個牆頭堡，學著他的樣子，向碉堡的後面扔了一個手榴彈。炮火聲漸稀，我同那個戰士（就是那個通信員，他是奉命照顧我的）沿城牆跑了一段路程，然後進入一個掩蔽部去喘一口氣，我發現，團長吳效閔已經坐在這個掩蔽部里了。他對我輕聲說，「戰鬥很順利，馬上就可以結束戰鬥。」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你還可以！不像是頭一回爬雲梯的。」我應當說，這句話在我身上所產生的鼓舞作用和激勵作用，是我一生中所從來沒感到過的。我感到非常累，四肢無力，卻沒有疲倦的感覺。我在同幾個戰士做了一些交談之後，就坐在這個掩蔽部里，用鉛筆寫了一篇大約有一千字的通訊：《神兵降臨絳州城》。後來，這篇報道刊登在太岳《新華日報》上。這篇報道沒有多少文學和史料價值，但卻是一篇真正的在戰火硝煙中採訪寫成的報道。 在參與了幾次戰役之後，我發現，在前線記者的崗位上，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工作方法或者工作習慣。有的人，習慣於生活在高級指揮所的指揮員之中；他們依靠前線部隊送上的材料（包括那些願意生活在戰鬥前沿的記者們發來的報道），然後加以綜合、概括，寫出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戰局的報道來。這種工作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包括我在內），卻寧願更多地生活在戰鬥前沿的基層部隊中間；他們更重視自己的切身感受和親歷親聞。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我都是按照這種習慣和方法來工作和生活的。在解放洛陽的攻堅戰鬥中和淮海戰役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中，我都是一直生活在戰士們中間。 像所有參加戰鬥的人員一樣，在整個戰鬥過程中以及戰鬥結束前，我都是睡在工事和掩體中，而且從來都是衣不解帶、和衣而臥的。這種戰鬥生涯，使我受到了前所未有過的鍛煉，也使我感到了永世難忘的歡欣和愉快。我經歷過幾次危險，曾經使我感到緊張（比如，在洛陽外圍戰鬥中，有一次，敵人的B24轟炸機投下的一枚炸彈，在離我幾公尺以外的地方爆炸，我俯臥的身體被震得翻了個個兒而且全身被埋在土裡）。但在整個戰鬥生活中，我卻從未產生過膽怯和畏懼的心理。我曾經為此受到過一些指戰員的肯定甚至讚許，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過的最珍貴的獎勵。 在三年半的前線記者生活中，我沒有寫出多少有價值的報道。在和基層部隊一同生活中，我有時忽略了對於整個戰局的宏觀的考察，這可能是我作為一名前線記者所不應產生的工作上的缺點。但是，我對於自己在戰爭生活中的選擇，卻是至今不悔的。何況，有時我也曾發現，我所寫的那些戰地通訊所產生的影響，常常是我始料所未及的。1953年，我在朝鮮的上甘嶺參觀實習，我曾經在一位志願軍戰士的筆記本中，發現了我在1950年寫的一篇通訊《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剪報。這位戰士說，他喜歡這篇東西，這篇短短的文字使他感到親切和鼓舞。1979年春天，我到雲南自衛還擊作戰的前線去，我發現所見的連隊都在閱讀我在1947年寫的一篇特寫《新戰士時來亮》，前線部隊認為這篇文章對於連隊的思想工作有好處，就重新印發給所有連隊，作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份參考教材。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又不是不可理解的。我從其中體味到一點使我感動的事實，這就是：我作為前線記者所寫的那些草率、粗糙的文章，雖然談不到什麼思想藝術性，然而其中卻反映了一個前線記者對於革命戰爭和革命戰士的真摯感情，這種感情，和後來的戰士們的感情，也還是能夠息息相通的。 在我一生中，曾經從事過許多不同的工作，我至今認為：我的三年半的前線記者的工作，對於我的思想、信念的成長和堅定以及我的生活道路的發展，具有著其他工作崗位所不可能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前線記者，這是一種嚴峻而光榮的工作崗位，也是一種使我時時懷念並且感到自豪的工作崗位。 1986年3月 八千里路雲和月——紀念人民解放軍渡江勝利一周年 人民解放軍勝利渡過長江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年了。 一年，對於整個歷史來說，不過是一段短暫的時間，但對於人民來說，這卻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年頭。在這一年裡，歷史車輪飛速地前進，通常需要經過幾十年的偉大歷史事變，都壓縮在這一年裡了，這是翻天覆地、震撼世界的一年。 在這一年裡，我們經歷了很多很多，但它們可以用很少的字來概括，這就是：「從勝利走向勝利。」將使我永遠引為光榮的是，我和我們的隊伍一起完成了這一段歷史的行進。當我用比例尺在地圖上量著從長江到珠江到紅河的距離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句詞：「八千里路雲和月。」越過無數田疇、江河、山巒和僻野，度過無數飢餓疲憊、風餐露宿、艱苦困難的日子，我們走完了祖國大地上最後的八千里路。去年的今天，在漫天的白霧和稠密的炮火下，我隨著突擊隊的小船渡過了白浪滔天的長江，跟著戰士們把一面紅旗插上江南岸敵人的要塞頂上。而在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又隨著同一支突擊隊，穿過邊陲地帶的荒山僻嶺和瘴癘之區，把鮮明耀目的五星紅旗插上了紅河畔上的祖國邊疆。看見這一面紅旗飄揚在燦爛的陽光下，同時又想起一年前的另一面紅旗時，人們是無法抑制住心頭狂烈的跳動，這不是一種個人的激動，這是一種歷史的情感。我們的歷史終於寫完了它的新頁（而這是一百年來的仁人志士所夢寐以求和全力以赴的），中國人民頭上的陰雲是煙消霧散，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時時說起勝利，但勝利究竟從何而來？在進軍中，在工作里，在會議上，你可以隨時隨地聽到戰士們用感激、崇敬和信任的口氣在談論著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揮和人民的偉大支援。而在戰鬥中，只有當你親自參加作戰時，你才能體會到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和指示，帶給我們的部隊以何等的信心和力量。但這裡我卻想說起另一件事：這就是戰士們的堅強意志。關於這，人們曾創造過種種的比喻。但是，一切的比喻都沒有事實本身更動人。鋼鐵並不強過戰士的意志。我曾經親耳聽過一個戰士在進軍中說：「人說咱們是鐵腿，就是鐵腿，也早磨短了！」這句詼諧的話包含一個動人的真理：「勝利就在我們腿上。」毛主席曾經引用史達林的話而又加以補充說：我們共產黨人和人民解放軍是用特種材料製成的。我們是用松木和柳木製成的，松樹可以忍受任何冰雪風霜而堅忍不拔，柳樹可以適應任何荒野僻壤而到處生根。誰要親身體驗過這一年來的艱辛苦鬥的日子，誰就將會更加珍重我們的每一個勝利果實，誰就知道我們的軍隊以他們無限的堅忍和頑強在人類史上造成了何等的奇蹟。 當我翻開日記追憶起一年來的時日時，八千里路的艱苦行進就像畫卷似的掠過我的眼前。就像看見了我們勝利建築上的一木一石一樣，我看見了許許多多可紀念的日子。 我記起了一年前的4月21日。漆黑的夜，為了把船隻從十里外的隱蔽港口拉到江邊，戰士們連夜挖成了幾里長的溝渠，把幾百條船隻從平地上一尺一寸地拖到江邊。而在拂曉以後，當戰士在緊密炮火下乘風破浪直駛江心時，每個人的心情卻是出人意料的鎮定。沒有人想到危險，沒有人想到失敗，一直到突擊隊衝上南岸，紅旗迎風飄揚，人們心裡才開始感到激動，這是一種莊嚴的、感到完成了一件歷史任務的激動。 我記起了江南人民的狂歡和我們軍隊忘我的奮勇追擊。一路上的鞭炮聲幾乎震驚了我們所有的馬匹。冒著大雨和泥濘，部隊不分日夜地前進，指揮員和戰士們一起無數次地摔倒在泥濘里又爬起來，大部分人沒有鞋子，連副師長趙華青也一樣赤著腳走路。暴風雨毀壞了全部雨傘，傾盆大雨也沒有片刻阻止部隊的前進。就這樣，幾天幾夜衣服沒有干過的，我們的隊伍從長江追到了浙贛線，殲滅了從江防潰竄的敵人。 我記起了當我們進入江西老蘇區以後的混合著歡欣與淒涼的感情。我們看見了每一個被洗劫了的農村和人民，青壯年在匪徒們的殘害下幾乎絕跡了，老年人帶著渴望和抱怨的目光迎接了我們。但是，這一切悲憤淒涼之情很快被一個霹雷般的消息一掃而空了。我們聽到了毛主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鋼鐵般的聲音，收音機前經常擠滿了人，目光興奮地靜聽著，一切感傷的心情都消逝了，人們長久地沉浸在狂熱的情緒中。 我記起了五嶺山脈和粵江兩岸的艱苦進軍。在南方的炎熱天氣里，隊伍翻過了連綿無垠的崇山峻岭。牲口一群群地死掉，糧食一天天地稀少。戰士們背著山炮扛著糧食和文件，在陡峭曲折的山路上艱難地移動著腳步。而當剛剛翻越了大山，隨著又展開了追擊，沒有片刻的休息。沿著公路和大路，沿著山嶺和江邊，沿著一切可以走的道路，隊伍像五個手指似的插向逃跑的敵人。這是難忘的日子，在群山環抱中的江水上，船上的歌聲和岸上的歡呼混成一片，燈光和波光交相輝映。 我記起了粵桂戰場上的日日夜夜。連續的追擊，連續的戰鬥，連續的秋雨，連續的山巒與河流。人們除了走路和戰鬥以外，似乎一切都忘記了。忘記了睡眠，忘記了吃飯，忘記了日與日、夜與夜的間隔。衣服被風雨和汗水浸蝕破了，鞋子變成了奢侈品，在深山的寒冷中，人們不得不披起稻草過夜。在無休止的一個月的追擊中，我們的隊伍越過了積雪的雲霧山和勾漏山，渡過了沒肩的海潮區，進入了艱險的十萬大山。在凜冽的寒風裡，戰士們打著火把越過一條條懸崖絕壁上的小道。有的人受不了艱苦的侵襲，失足跌下了百丈深崖。牲口全部被遺棄了。有的指揮員在勞累中吐了血，但他們仍然支撐著前進。等到戰士們完成了清剿，回到集結地區領到一件棉衣遮體時，天氣已轉暖了。 我記起了從桂西到滇南的遠程大奔襲，被我們俘虜的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惶惑地說：「這個行動違犯了戰術原則！」我們的勝利就因為我們能夠以行動和意志來創造新的原則。在十天中，我們的隊伍挺進了一千三百里。沒有馬匹，沒有行李，沒有重武器，人們是憑著兩條腿同敵人進行著這最後的決鬥的（就是軍政委劉有光將軍和副軍長陳康將軍也是用腿走完這一千三百里的）。不顧道路的艱險，不顧瘴癘的侵襲，不顧有許多人生了病，有許多人體力不支掉了隊，我們的軍隊不停地前進。我記起了我們軍的指揮員周希漢將軍，在馬達的叫囂聲中，他的因多日不眠的嘎啞的聲音每天都在前衛部隊中響徹著：「前進，不顧一切地前進！必須抓住敵人！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難，不管部隊有多麼疲勞，不管有多少掉隊減員，必須前進！這是毛主席的命令！這是歷史的命令！」就這樣，部隊不休息地前進；就這樣，消滅了大陸上最後一股最大的殘敵。人們幾乎忘記了身體是屬於自己的，直到戰鬥最後結束，人們才發現，要在我們隊伍中找出一對完好無損的腳來，也是困難的。 我記起了很多很多，但它們同樣也可以用很少的字來概括，這就是：「從艱苦到艱苦。」人們問：「勝利從何而來？」我們說：「勝利從艱苦而來！」一年前，我們也時常談起勝利，但那時勝利還是一個遠景。而現在，勝利已經和我們在一起了。我們也知道了勝利是如何得來的。一年前，當我們從江南出發時，部隊中流傳著一句口號：「江南站隊，雲南點名。」現在我們已經在雲南點過了名，我們悲痛在我們隊伍中已經失去了很多過去曾和我們一起憧憬勝利的人。為了這個勝利，他們流了血，乃至付出了生命。沒有他們的艱苦奮鬥的英勇犧牲，就沒有今天我們的勝利，他們用鮮血和生命為我們鋪平了前進的道路。「勝利從何而來？」勝利就從這條道路上向我們走來。願我們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1950年春 影事瑣憶 在四十多年前的解放戰爭期間，我曾經以新華社前線記者的身份，在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工作達三年多時間。在這期間，我寫了許多通訊報道，卻很少有人知道我還曾作為一個業餘攝影工作者，在條件艱難得難以想像的情況下，做過一些當時頗見成效的工作；這些工作及其成果，後來大都湮沒無聞了，但我每當回憶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卻總會產生一種愉快而溫馨的感情，儘管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瑣枝末節，卻無疑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無米之炊 在三年多的戰爭歲月里，我都是生活在經常擔任戰役主攻任務的部隊之中。在搶渡黃河之後，部隊的一位指揮員給了我一部剛剛繳獲的破舊的「羅來可德」相機。從此，我倚仗著少年時代曾經掌握的一點攝影知識，開始兼任起一名攝影記者的任務來。和我一道工作的，還有一位剛參軍不久的在山西一家照相館做過學徒的「攝影幹事」。此外，我所在的部隊所參與的幾次戰役（比如豫西、平漢、洛陽、淮海、渡江等戰役）中所拍攝的一些質量不高卻十分珍貴的照片，大都出自我們之手。 應當說，當時我們手中的「武器」還是很不錯的。最困難的問題，是我們經常處於「無米之炊」的狀況之中——我們沒有膠捲。僅有的幾個「伊爾福」120膠捲很快就用完了，但是，更重要的任務和更重大的戰役還在後面。我們攻占過不少縣城，都買不到膠捲，縣城中只能買到那種照人像用的一盒一盒的像32開書本那樣大的膠片。我們迫不得已把它買下了，因為無論如何它還可以感光，總還是攝影的一種「糧食」。 我們冥思苦想，最後還是想出了辦法：我們為什麼不能利用那種長方形的膠片，把它裁成條狀，利用已用過的120膠捲紙皮，自己製造膠捲呢！於是，在一次作戰休整空隙，我們找了一個地堡，用黑布遮嚴作為暗室，開始進行自己製造膠捲的試驗來。試驗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順利：我們先把膠片按照膠捲紙皮的寬窄裁成許多長條，然後用薄膠布把它們按序粘貼在紙皮上。由於膠片不能達到一卷膠捲的長度，我們就用三條膠片連接起來。卷膠捲是一項細緻麻煩的工作，需要很細心地卷，才能把一卷手工制膠捲卷得嚴嚴實實，使它不會跑光。這樣，無米之炊逐漸變成了有米之炊。這種手造的膠捲開始用時，還時時出現照片與數字錯位的現象，但隨著後來經驗的不斷積累，我們自己手制的120膠捲，逐漸可以達到得心應手地準確無誤地照出十二或十六張照片的效果了。 就是運用這種辦法，我們解決了攝影「糧食」難以為繼的問題，並且用這種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膠捲，照出了不少頗富歷史價值的照片來。用這種膠捲照出的有些照片（比如關於淮海戰役和解放洛陽的攻堅戰鬥），經過放大後，效果是很好的；一直到解放後，我還不時地在一些反映革命戰爭歷史的展覽會上看到其中的一些畫面。 一部異想天開的放大機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我所在的部隊在河南的一座小城市漯河市休整。部隊準備召開英模大會。我同幾位有照相機的同志手頭已經積累了不少在淮海戰役中拍攝的照片，部隊領導希望我們舉辦一次攝影展覽，用以展示英雄們的戰鬥業績，並用以鼓舞士氣。 我認為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對我來說是責無旁貸的工作，雖然它並不在我作為一名前線記者的專業工作範圍內。但我很願意同我的夥伴們完成這項工作，因為在淮海戰役全過程中，我們確實拍攝了不少具有真實的歷史價值的照片。這些照片，由於藝術和技術條件的局限，可能藝術質量是不高的，但它們都是生活在戰鬥前沿的身臨其境的人們在炮火硝煙中搶拍下來的，因而就具有一種無可置疑的真實性和確切性。我很希望有更多的正在以自己的血汗創造著歷史的戰士們能夠從這些照片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並且從中得到快樂和鼓舞。 我們有許多可以備選的照片底片，但是，我們沒有放大機，而且，我們找遍了漯河市的照相館，也找不到一部可資我們利用的放大機。 討論的結果是：沒有放大機，我們自己來做一部。我們從一本關於攝影的小冊子當中了解了放大機的構成和原理，我們知道了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有三點：第一是光源問題，第二是可以把底片的形象按照需要加以擴大的問題，第三是解決放大紙問題。 我們買到了一盒放大紙，我們借到了一部老式照相機的機身和鏡頭，經過試驗，發現它在一定距離內可以把底片影像擴大許多倍。那麼光源呢？我們不能像沖印普通黑白照片那樣使用白天的自然光就可以達到目的。那時，剛剛解放的漯河市還沒有恢復發電。於是，我們想到，也許可以用汽燈來試試。 就這樣，我們就像19世紀的放大機發明人那樣，採用最原始簡陋的辦法製造起我們的放大機來。我們首先把一張長條桌放在一麵粉刷得雪白的牆前，把那部老式人像攝影機橫著面對白牆架在桌面上，然後，在機身的後部，用青磚砌起一個方格，用以置放作為光源的老式汽燈。再一點就是如何把要放大的底片穩定地置放在光源與鏡頭之間，為了這個看來簡單、實則很難的問題，使我忙碌了一兩天才得到解決。 剩下的就是進行試放和洗印工作。這件事的麻煩和困難，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為了放好和印好一張適度的清晰的照片，要反反覆覆地進行多次試驗。最主要的是光源不穩定，以及找准感光時間長短所帶來的麻煩；其次是放大紙很快就用完了，只好用普通印相紙來代替。於是又要重新設定感光時間的長度，這是一件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細心才能達到目的的工作。 我記得，那時正值嚴冬時節，我們為了製作這部異想天開的放大機以及反反覆覆進行的實驗工作和製作工作所付出的勞動，使我們經常忙得滿身大汗。但我們試驗成功了。我們如期地成功地舉辦了一次相當全面地反映淮海戰役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生活的攝影展覽。 那幾天我們幾乎都是不分日夜地興致勃勃地工作著。我們的工作受到了陳賡將軍和廣大指戰員的讚揚，我認為這是對我們艱苦、笨拙而又頗具創造性的勞動最珍貴的報償。 展覽會剛剛結束，那部土造的放大機就被拆掉了：那些青磚被弄到了門外，鏡頭和機身歸還了照相館，那些放大照片（展覽品）被送到上級機關。我們重又起勁地製造著120膠捲，因為渡江戰役馬上就要開始了，而我們還無法買到足夠的膠捲。不過，我們不必再為放大機而操心了：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我所在部隊下一個行軍作戰的目的地是南昌，再下一個目標是廣州。我們當然不必再為放大照片而傷盡腦筋了。 照片比作者的署名更重要 不久前，我應邀去觀看史詩影片《大決戰》的第二部試映。影片再現了我所熟悉的戰鬥歷程，在整個放映過程中都使我激動不已，但影片中的一個細節使我感到很遺憾，那就是我軍在圍攻雙堆集時向敵人陣地施放所謂「飛雷」的場面。在銀幕上出現的「飛雷」是一個又大又笨重的顯然是用大汽油桶製成的火藥發射器。這個「飛雷」發射器完全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形狀；因為我和我的夥伴們當時都為這個新發明的武器拍過照，而且在展覽會上展出過。曾經使敵人在戰場上喪魂失魄的這個被稱作「飛雷」的武器，是我所在的一個部隊的一位炮兵連長按照迫擊炮的原理髮明創造的：它可以把幾十公斤的黃色炸藥拋擲到一百米遠的敵人工事上，威力極大，卻不很準確。敵人很怕它，把它稱作「共軍的原子炮」。它的樣子完全不像電影中所拍出來的那樣。實際上它的體積並不很大，也不笨重，炮筒只有兩尺高，直徑也不足一尺，是用鋼片精製而成的。於是我立即想到：如果我能找到當時我們所拍攝的「飛雷」的照片就好了。但是，我在當年所拍攝的戰地照片，由於我所工作過的部隊編寫戰史的需要，早就被反覆索取得蕩然無存了。這使我懊悔不已，假如我能夠把這張「飛雷」的照片保存下來，也許這部影片就可避免這個明顯的細節瑕疵了。 在圍殲黃維兵團的最後戰鬥中，我是比較早地同突擊部隊進入雙堆集戰場的。當時，新華社還播發了我所寫的一篇戰場巡禮的小通訊。我大約也是雙堆集戰場的慘死場景的最早攝影者之一。這些照片有許多後來都由我們用土造放大機擴印過和展覽過。但由於我從來沒有把攝影看作是自己的本職工作，因此也就完全不重視這些現在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底片資料的收集與保存工作。但是，事過多年，我有好幾次在參觀一些有關解放戰爭的圖片展覽時，都發現了其中有我照的照片，特別是一張我在現場用土造膠捲拍攝的雙堆集場景的照片，我至少有兩次看到，這張照片已被再次放大了若干倍。看到這張已經顯得有些模糊了的照片，我有一種如睹故人的欣喜之感，這些照片大都沒有署上作者的名字，但這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們是在炮火硝煙中拍下的，雖然很少卻被保存下來了。 大約在五十年代末，我在一次較小規模的展覽會上發現了另一張我在淮海戰場中拍攝的照片。這張標題為《戰後的歡欣》的照片，也是用土造120膠捲照的，內容拍的是一群戰士坐在戰壕上，正在檢視和擦拭剛剛從敵人手中繳獲的美式重機關槍時的歡欣之情。這張照片毫無技巧可言，但確確實實是我在戰場上所親歷的生活場景。 這張內容一般的照片，我早就忘記了。我從來也不相信現在在我家中還保存著這類照片，但在幾天以前，我在整理舊日一些生活照片時，卻意外地發現了這張照片，照片已經發黃，證明這是當年在戰地洗印的，而且在照片後面赫然寫著「馮牧拍攝」幾個字。我估計，這是我所拍攝過的戰地照片中在我手中僅存的一張（其他的都傾囊以盡地送給我過去工作的部隊了）。這張普普通通的照片，曾經被一再放大過、展覽過；和其他一些照片一樣，照片作者的名字逐漸失傳了，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以實實在在的、真實的形象使人們追憶起那些火熱的歲月，那個使歷史的腳步飛速前進的年代。 1991年9月 （原載《中國攝影報》1991年10月4日） 尋找歷史的足跡 1991年11月27日，延安。 延安初雪後的夜晚，像我記憶中一樣地寧靜。這是我在時隔四十五年重返延安所停留的最後一個夜晚。夜已深，送走了最後一批熱情的來訪者之後，我懷著一種惜別的心情，又一次地遠眺著延安——四十五年來讓我魂縈夢繞的地方，我的革命生涯和文學生涯的搖籃。延安，明天我就要又一次地向你告別！ 此刻，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可以稱之為「經典畫面」的為人所熟悉的圖景：在銀白色殘雪的映照下，以那座高聳入雲的寶塔而得名的嘉嶺山和懸崖陡立、窯洞成群的清涼山相峙而立；延河從北面流到我現在站立的延安城下，匯合了從南面流來的南川，然後折向東行，隱入一片蒼茫的田野。在我身後，則是延安古城所倚靠的雄偉的鳳凰山。當年，范仲淹所修的城牆，有一半就修在山上，現在還可以看到它的殘跡；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長征抵達陝北不久移居延安後，有一段時間就居住在鳳凰山的窯洞裡，直到日本人的飛機把整座延安城炸成一座廢墟。 這片景色使我激動，使我感到親切，使我陷入沉思，仿佛歷史又回到了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歲月之中；透過淒迷的夜色和半山上閃爍如晨星的燈火，恍惚間，我好像隱約地尋覓到了我青年時代在這片土地上遺留下來的足跡。而這種感受，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因為整個的延安城經過歷史的演變，已經從當年主要是由窯洞構成的邊塞城郭變成了一座建築林立、市容繁盛的現代化城市。當年遍布在山間的蜂窩似的窯洞，大多已被樓群和街道遮掩，只有仔細尋覓，才可以找到一些多年已經坍圮了的古老窯群的痕跡。而現在，當夜色籠罩了全城，市聲歸於寂靜，天上出現了繁星，當靜靜流淌的延河，四周起伏的群山以及山上的寶塔、廟宇、城堞、田野在我眼前構成了一幅使我如此熟悉而親切的畫面輪廓的時候，我才從一種夢幻般的心境中清醒過來，真切地感覺到：我確確實實又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我當年曾經生活過八年的地方；這片貧瘠的土地，過去不但哺育過像我這樣的一代人，而且也養育和呵護了成千上萬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開拓者。這是一塊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地方。 凝望著眼前熟悉而又朦朧的景色，我想起了半個世紀以前的那些艱苦卓絕的歲月。那一年的冬天，我同一群青年男女一道，懷著朝聖般的心情，背著行李，行軍兩個月，才來到了眼前的寶塔山下。我仿佛覺得，當年我們走過的那條河邊小徑，就在現在前面不遠的地方；雖然那裡現在早已變成了寬闊的公路，但我深信不疑地感到那裡有我當年走過的足跡。我仿佛覺得，在遠處清涼山下閃爍著燈光的所在，就是我當年住過的那排窯洞。就在那個當年被稱為「抗大」的地方，我接受了革命生涯的第一課，獲得了關於追求革命真理的最初的知識，樹立了自己儘管還很幼稚但卻堅定不移的生活信念。我還記得，那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我們大多數來自遠方的人都沒有棉被，就靠一件棉大衣和一套軍裝度過了那些艱辛的日子。我也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傾聽了朱德總司令為我們講課，他講的是「抗日戰爭的戰略和戰術問題」，到現在，他的質樸緩慢的聲調和語氣仿佛還在我耳邊迴響；我也清楚地記得他時而戴上老花鏡時而又摘下來的習慣動作……我也深深地記得，在這裡第一次遭受日寇飛機轟炸時的情景：有一天，正在上課，突然響起了警報聲，我們迅速地躲進山溝里的窯洞，不久就聽到了炸彈的爆炸聲，有一兩顆炸彈大約正落在我們的頭上，使我感到整個窯洞都晃動起來。這次轟炸炸壞了我們所在的延安東關的兩排房屋，但人們大都對此習以為常，火焰被迅速地撲滅了，生活又正常地運轉起來…… 我想起了我的另外一座母校「魯藝」，它就在東面八里路外的被稱為「橋兒溝」的地方。在半個世紀以前，我曾經在那裡生活過將近四年時間。在我的心目中，「魯藝」所在的那所坐落在延河之濱的教室，是一個永遠可以激起我的懷念和感激之情的地方。如果不是由於某種偶然機遇使我進入了「魯藝」，那麼，我一生所經歷的可能是另外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當我重返延安時，我就懷著一種迫不及待的心情來探訪橋兒溝，並且花費了多半天時間在「魯藝」尋找我當年的足跡。 多年來常在我夢境中出現的「魯藝」，在我心中激起了半是驚喜半是惆悵的感情。我發現：雖然當年依山傍水的那座小村鎮橋兒溝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在我記憶中清澈如碧的延河也已經改道南移，但「魯藝」的那個重要標誌——那座哥德式的宏偉的教堂和它西面的幾個由石窯洞組成的庭院都依然無恙，像夢境般地展現在我面前。在半個世紀以前，我在這裡度過了一段使我畢生難忘的快樂而充實的歲月。有時是在教室里，有時是在教堂側旁的廣場上，我曾經聆聽和領受過許多革命家和文化名人的教誨，從毛澤東、周恩來、陳雲、賀龍、徐向前到吳玉章、徐特立、茅盾、周揚以及當年生活在延安的許多著名作家、藝術家，都在這裡講過課。現在，我就站在這個小廣場上；我還記得，當年這裡經常懸掛著排球網，每天晚飯後，我們就在這裡打排球。在我們的對手當中，總是少不了身材瘦削而矯健的音樂家冼星海；冼星海喜歡跳起來扣球，他跳起來的姿勢也像他指揮人們歌唱時的姿勢一樣瀟灑自如，手臂高舉，好像是展翅的雄鷹…… 在反覆尋覓中，我欣喜地找到了作為「魯藝」文學系的宿舍兼課堂的那座古老的小院落。這個院落的窯洞全是用花崗石砌成的，過去大概是修道士的居住地，現在已是一派頹敗破落景象，變成了一座工廠堆放雜物的倉庫。我在這裡動情地停留了很久，它使我想起了許多充滿青春歡樂的往事。那時，我們有大約四十位同學住在這裡，每個窯洞住著七八個人，擠在一條炕上；白天主要是上課、開會或者勞動（我在這裡用自己手紡的毛線為自己織過一件毛衣）；黃昏的夜晚，就多半沉浸在藝術世界之中，人們圍坐在炭火盆邊，在一燈如豆的光亮下讀書和寫作。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的；有許多人就是從這裡起步而後逐漸成為舉世知名的作家和詩人的。那時，在文學系講課的主要是周立波、何其芳和陳荒煤。周立波主講的「名著選讀」是一門很有號召力的課程，每逢他講課時，院子裡總是擠滿了聽眾，有的還是從校外遠道趕來專門聽課的。何其芳和嚴文井主要負責的課程是「創作實習」，那時，我們每兩周要交一篇習作；其中每有成功之作，就多半由老師們推薦給外面的校刊去發表。我在這個小庭院裡最重要的收穫，應當說是讀書。回憶起來似乎是一個奇蹟，當時「魯藝」的窯洞圖書館的藏書之豐富，到現在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難解的謎。也正因此，我在那幾年中以如饑似渴的熱情所讀過的文學經典著作，超過了以後的任何時期，使我終生得益。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開始踏進了文學這座「窄門」，我最早發表的一些稚氣十足的詩文，就是在這些窯洞裡的小油燈邊寫成的。那時，我剛滿二十歲，可以說，我的從青年起延伸到現在的文學道路，就是從這個小小的現在堆滿了殘磚碎瓦的院落里出發的。 我記憶中的橋兒溝和「魯藝」，是一個夢境般幽靜和美麗的地方。清澈寬闊的延河從我們身邊折向西南形成了一個充滿畫意的河灣。在肅穆的教堂和延河之間有一片田野和一條小小的鄉村小街；這片牧歌般的天地，為我們這群青年男女帶來了極大的快樂。幾乎每一個黃昏，我們都會三五成群地在這裡散步、談心、唱歌，在岩石邊洗腳洗衣服，談論著青年人的希望和夢想……這一切，在時隔半個世紀的今天，已經成為深藏在心中的一段珍貴而甜蜜的回憶……而現在，當我再一次在這裡環首四望，不禁產生了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我夢境中的一切，似乎都已經消滅無遺，這裡變成了一片使我驚嘆而又陌生的新天地。延河變成了一條細小的混濁的溪流，隱藏在遠遠的南山腳下。那條牧歌式的小街和那片靜靜的田野變成了一片嘈雜的商業街道和錯雜無章的塊塊稻田和魚塘。我當然早就應當想到這種滄海桑田式的歷史變革的，但是，我還是情不自禁地產生了一種失去了童年的樂園的小小惆悵和感傷…… 凜冽的寒風使我從「魯藝」的夢幻中醒來。我把目光從遙遠的東方轉向正前面的雄峻的山峰；山上的樓閣式的廟宇和窯洞正閃爍著微弱的燈光，這是我下午剛剛探訪過的清涼山——我當年曾經生活和工作過將近三年的地方。清涼山，從宋代起就以山頂上的清涼寺而著稱於世；至今，那裡還完好地保存著一些雕刻精美的佛教石窟，和宋代文學家范仲淹所題的詩句。在整個抗戰期間，這裡都是《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的所在地。我從1943年離開「魯藝」和下放鍛煉的南泥灣之後不久，就來到了《解放日報》的文藝部，在博古、陸定一以及艾思奇等同志的領導下從事過三年文藝編輯工作。我從事文藝評論工作，也主要是在這裡開始的。因此，當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從橋兒溝歸來之後，就踏著殘雪爬上了陡峭的清涼山，到那裡去重溫我青年時代的夢。 我欣喜地發現，清涼山上的革命文化遺址被保護和維修得十分完整。過去作為編輯部的辦公室的那兩排堅固明亮的石窯洞被維護得完好如初。我輕輕地推開最北面那間窯洞的門（當年文藝部編輯室就在這裡），我驚奇地看到，除了當年那些密密地連接成兩排的辦公桌改變了排列的形狀，一切都和當年一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我的工作地點：我清楚地記得，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前，我就坐在這裡看稿、改稿、畫版式和改校樣；在我對面坐的是陳涌和方紀，在我右邊坐的是溫濟澤和韋君宜。文藝部主任艾思奇則坐在靠門口的一張桌旁。我記起了許多往事，我想起當初的某些傳世之作從此地經過我們的手發表出來時在這間窯洞中所洋溢著的激動和愉快的氣氛。我想起了當年我奉命撰寫一篇評論或報道，在交稿前聽取當時的領導人陸定一、余光生和艾思奇的修改意見時所得到的教益；他們的嚴謹、認真和熱情的態度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我在清涼山上工作的三年間，曾經居住過三處地方。最早住過的一間土坯平房已經消失得渺無蹤跡。後來，曾住在山上高處的一個叫作「南天門」的窯洞裡，人們說，那些窯洞早已坍塌，通往那裡的我過去攀登過無數次的小路也被雨水衝垮了。但是，在失望中我終於找到了我在延安清涼山上住過的最後一處窯洞；這間窯洞在山頭的西側，現在還住著一戶工人家庭。這家主人以好奇和熱情的態度讓我進去參觀和憑弔了一會兒。這家主人過得並不寬裕，除了電燈以外，似乎沒有什麼家用電器，連延安一般家庭中並不罕見的電視機也沒有。但是，同我回憶中我的那個家相比，可以說是有著天壤之別了。這裡有嶄新的衣櫃、簡樸的沙發和色彩繽紛的雙人床，有煤氣爐灶。而在四十五年前，當我以主人身份住在這裡時，這裡只有一張由三塊木板搭成的木床，一張沒有抽屜的寫字桌，一個沒有靠背的方凳，再就是一盞煤油燈（當年延安的奢侈品）和一個用來盛我全天用水的灰陶罐，那時，我們每天都要提著它到山腳下去打兩次水上山，以保證一天的飲用和洗臉用水。在我記憶中，在延安生活的八年間，我從來沒有喝過一杯真正意義上的「茶」。我只記得，王朝聞曾經試驗過用酸棗樹葉做茶葉，但似乎並未成功。 但是，那時我卻生活得充實而幸福。那時，我們常常為了看一場演出或聽一次報告而在夜間往返步行三十里而毫無倦怠之感。那時，我們似乎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溝溝峁峁。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為了到寶塔山下的崖壁上尋找范仲淹將軍留下的摩崖石刻大字「胸中自有甲兵十萬」而滑倒在延河中，全身都被打濕了，卻感到由衷的興奮。而現在，當我在清涼山上欣賞新刻的范仲淹的詠史詩詞，向東道主問起那一行著名的振奮人心的大字石刻時，人們都搖頭說，沒聽說過有這個石刻……歷史是溫馨的，也是無情的。 但是，當我悵悵地回到了當年《解放日報》的辦公室，我的東道主取出留言簿要我題詞時，我還是套用了范仲淹的名句，寫了兩行大字： 關山蒼蒼，延水泱泱， 延安精神，山高水長。 在刺骨的寒風中，我以告別的目光凝視著夜空下的延安的山山水水，凝視著我當年生活過、工作過、跋涉過的地方。雖然我只能依稀看到群山、延河以及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的模糊的影子，但我仍然能夠以我的心靈清晰地尋覓到了我和我的夥伴們當年共同走過的足跡，那是青年時代的足跡，也是我們的歷史的足跡。在我的思緒中，瞬息間出現了許多人的身影——我的革命夥伴們和我一道戰鬥行進艱苦跋涉的身影。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有許多人雖然也和我一樣步入了老年，但是，我們的前進的步伐仍然和當年一樣堅定，一樣執著，就像我此刻在延安所尋覓到的我們歷史的足跡一樣。光明在前，我們的足跡是永遠不會停頓的。 1992年6月 （原載《小說界》1992年第5期） 久病延年 在中國的諺語中，有「久病成醫」之說，卻從未見有人提出過「久病延年」這樣的接近於「二義悖反」的說法。 應當說，這是我的一個發現或是「創造」。 大約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剛從被流放的湖北咸寧幹校回到北京，四壁蕭然而又百無聊賴。大約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關，我曾有過將近兩年左右的相對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時我既無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無執筆寫作的心境，於是我除了讀書，享受那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樂趣之外，還曾經用篆刻來排遣那漫長的時日。我從家中倖存的一堆印譜中發現了一幅銘刻在秦漢瓦當上的銘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筆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託心情的閒章，是仿漢印小篆體的四個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種自勉，又是一種和老朋友之間的共勉。印章中的這個「病」字，其實是包含了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當時正在席捲大地的政治風暴，給我們這些從青年時代起便決心獻身革命雖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帶來的創傷（這種創傷既表現在心靈上也表現在肉體上）。我和我的許多老朋友當時都懷有這樣的心情：無論我們身受的壓力有多麼沉重，無論我們仍將面臨著多麼嚴重的生死考驗，我們都要堅定地鬥爭下去和頑強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國命運推向深淵的邪惡勢力垮台為止。回想起來，我當時的期望值並不高。記得在當時我和幾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會中，我曾對延安時期的老朋友朱丹說過這樣的話：「只要讓我親眼看到江青這些禍國殃民的傢伙們倒台，哪怕我在這個世界上只能再活一個星期，我也就心滿意足了。」這樣的話，我後來也對郭小川講過。他同意我的話，卻又批評我太悲觀了，儘管他後來悲慘的經歷，證明在他的內心深處，實際上要比我悲觀得多。 但無論如何，在那與其說是忍辱負重毋寧說是忍辱偷生的歲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時候，總是忘不了在信紙的一角鈐上這方題為「久病延年」的閒章，作為期望，作為激勵，也作為一種袒露心靈的表示。後來，我又刻了好幾方同樣的圖章，分贈給幾位能夠懂得它含義的朋友，而且還獲得了一些朋友的會心的贊可。我相信，它們至今還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患難的朋友手中。當然，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件事情大約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談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這方圖章所包含的一層意思。「久病延年」中的這個「病」字，還包含有另外一層意思，一層實實在在的意思。這指的是，對於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這樣的當時身體很不健康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們能夠始終保有一種建立在堅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狀態，一種曠達而開闊的胸懷和心情，一種時刻都能自覺地發揮精神上的主觀能動性的意志，一種正常的，既是隨心所欲又是有所節制的生活方式，同樣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艱難的條件下，平安地頑強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個多世紀的生活經歷，可以為我的這個主觀論斷作出相當充分的印證，我始終認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運動」的同齡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從十七歲起便患上了相當嚴重的肺結核和肋膜炎（後來又發展為慢性膿胸）。再加上由於遺傳因素造成的嚴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說，將近六十年以來，我從來都是與疾病為伴，幾乎沒有過過一天可以稱為「健康人」的日子。記得1938年初，我帶病逃離剛剛淪陷的北平，經過將近三個月的艱苦跋涉，才來到延安，其間所需要克服的困難，是現在的青年人所難以想像的。我父親（一位正直的知名學者）曾經以焦慮的心情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他絕不反對我參加革命，但以我的身體狀況，他擔心我活不到三十歲……但是，後來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艱難地）迎來了三十歲的生日（我還記得，那一天，我正準備和野戰部隊渡過長江，住在一個擔任突擊部隊的團指揮所里，當然，根本沒有意識到那一天我正在進入「而立之年」），而且隨後作為一名隨軍記者，參與了解放廣東、廣西和雲南的大部分戰役，最後，經過了幾千里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長途行軍，來到了雲南邊疆。 我的生命在雲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裡的醫院以當時最好的醫療條件治好了我的結核病和大體上控制了我嚴重的肺氣腫和哮喘病；但是，對於我的膿胸病，醫生們卻表示了一種束手無策的憂慮。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認，我能夠順利地活過了三十歲，是由於一種幸運的機遇，是由於一種帶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運對我的寬容與厚愛。 我的脆弱而頑強的生命，在1956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時，我已經三十七歲了，被送到北京來做大手術：雲南的醫院懷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這個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診斷過早地透露給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說，我當時不但沒有被這個可以摧毀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壓倒，而且一直是保持著一種豁達而平靜的心境。我想，這種心境，是使我後來得以順利地戰勝無數次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難，能夠繼續頑強地活了過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兩位傑出的醫生——著名的胸外科專家吳英愷和黃國俊教授。在當年那種簡陋的條件下，他們為我做了一個長達十個小時的開胸手術，基本上解決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膿胸症——而且是一種罕見的「包囊性膿胸」。用黃國俊的話來說是：「我們從你左胸里給你摘除了一個中號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於對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當時還對我說：「你不要悲觀，像你得的這種病，在我們的病例記載當中，存活率很高，有長達十一年現在仍然健在的！」 聽了這些話，我當時不但不悲觀，而且還為此激動不已。我想，我的日子還長著呢，即使我沒有足夠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給他們創造一個新紀錄——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時，我還不到五十歲呢！ 而事實上，從那以後，我已經「存活」了三十八年。而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經歷的，又絕非是一條風和日麗、風平浪靜的生活道路。但是，儘管在這漫長歲月中，我又經受了那麼多的意想不到的急風驟雨的衝擊，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過的每一段生活歷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擊前進的。不論是幸，還是不幸，反正至今雖然我所擁有的依然是一副時時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軀，我卻仍然能夠生活得平靜而自如，仍然能夠為我所獻身的事業做出點點滴滴的微小卻是無愧於心的奉獻。而且在不久之前，剛剛愉快地度過了我的七十五歲生日。 有不少人曾經向我問起過我的「養生之道」，怎樣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卻往往難以作答。我平生與菸酒無緣，從來不吃補品，也不練「氣功」，除了熱衷於長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進行持之以恆的體力鍛煉，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為了保護身體而必須屈從於種種純屬臆想的違反自然的「清規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對自己從青年時期就認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絕不動搖。對於種種邪惡現象，我也絕不缺少那種疾惡如仇的義憤。但我也始終認為，人應當具有一種博大寬容的胸懷。我承認，我的性格也許過分溫和和過分寬容，以至於從延安時期直到現在，我頭上長期被扣上的「溫情主義」和「缺乏鬥爭性」這兩頂帽子，從來沒有被摘掉過，有人甚至因此以「東郭先生」相譏，我對此也並不介意。我的一條自然形成的生活準則是：有所為，也有所不為。對於原則問題，我絕不含糊，而對於那種紛至沓來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談，我採取的是既不斤斤計較，也絕不跟自己過不去的態度。只要是於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適、情之所至的好事，我總是願意無條件無代價地付出自己的勞動，哪怕是力有不逮，我也總是盡力而為。 就是這樣，我走過了自己艱難而又無愧無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長歲月。我已經大大地、超額地完成了我父親當年所期望於我的「生命計劃」。對此，許多人為我慶幸，有人則不那麼高興，但對我來說，至少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久病」也能夠「延年」的絕非虛構的範例。 因此，不管怎樣，「久病延年」這四個字一直被我視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別人也能由此得到一點啟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 1994年4月29日 西西里隨筆 西西里的秋天完全不同於北京的秋天。在經過將近三十個小時的累人的旅程之後，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的海濱小鎮蒙德羅。我發現，時光好像在倒流，我在連續一天多天上和地下的行程之後，居然又回到了炎熱的夏天；雖然從地圖上看，西西里地處北緯三十六度，和我國華北地區幾乎屬於同一緯度。但是，當我從時差的昏睡中醒來，從下榻的海濱飯店中推窗遠眺時，展現在我眼前的，卻完全是一派使我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熱帶風光：濃蔭蔽日的棕櫚林帶，色彩繽紛的奇花異卉，遍布於丘陵地帶的橄欖樹林，帶有濃郁阿拉伯和西班牙風格的米黃色和橘黃色的古老建築，從海岸邊拔地而起的形狀奇特的花崗石山巒，一望無涯的地中海的碧藍色的波濤……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是來到了一個夢幻般美麗的陌生世界。 在我出發以前，我想像中的西西里並不是這樣的。我曾經從一本西方作家的書中讀到這樣的描述：「西西里島，境內多山地和丘陵。沿岸是風化石，岩石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鳥窩。土地貧瘠，有的地方寸草不生，多數地方只長著多刺的灌木叢。島上居民靠打魚為生，住在石頭砌的房子裡。」然後，就是一系列關於「黑手黨」及其「教父」們的令人厭惡的恐怖故事。 當然，這一切都是事實。因為就在從巴勒莫到機場的大路上，人們曾指著一處建築告訴我說，一年多以前，有一位因其公正而深受人民愛戴的大法官，就在此地被人殘暴地謀殺了。我也親眼看到，無論在機場上、街道旁，都有荷槍實彈、牽著警犬的警察在往來逡巡，為巴勒莫這座繁華城市平添了幾分緊張氣氛，這是在歐洲其他城市很少看到的。 但是，西西里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畢竟是美好的，它有一種對我來說幾乎是前所未聞的獨特地域色彩和民族文化色彩的魅力。在緊張的三天中，好客的主人首先做的事情，是以短暫的時間讓我們對巴勒莫及其附近的一些地區進行了匆匆一瞥式的訪問，使我進一步地了解到：對於西西里這片古老和帶有傳奇色彩的土地，我所知道的是多麼的微少。對於從腓尼基、迦太基文化到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文化，以至於基督教、阿拉伯、諾曼底和西班牙文化，在這個島國中，經過融會交流所遺留下來的悠久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於西西里島這片雖然工業資源並不雄厚，卻有著極其美妙的自然景觀和特具風采的文物古蹟的土地，我即使不是毫無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的。 我到西西里來，是受巴金同志的委託，來領取義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評委會授予中國作家協會的一項特別獎。理由是由於它「在促進中意兩國文學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蒙德羅國際文學獎，是在歐洲享有盛譽的一項國際文學獎。在來到蒙德羅以前，我還不大了解：為什麼像這樣的國際上著名的文學評獎活動要在蒙德羅這樣一個只有幾萬人的濱海小鎮舉行？為什麼一些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作家要不遠萬里來到這個邊遠的小鎮領取對他們來說是十分珍貴的一份榮譽？ 只有在參加了頒獎會之後，只有在西西里的一角——古老的巴勒莫市進行了雖然短暫但卻印象深刻的訪問之後，只有在優美如畫的蒙德羅鎮結識了許多生活在這裡的作家和學者，並且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真誠的交往之後，我才為自己找到了問題的答案。作為西西里的心臟的巴勒莫市（蒙德羅是它的一個小鎮），不只是以其和「黑手黨」的「教父」們的長久歷史淵源而為人所知，而且更以其悠久的包容了多種古代文化源流的文化傳統而著稱於世。在這個不大的島嶼中，曾經誕生過許多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輝名字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人們大概很少知道，被稱為人類物理學之父的阿基米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出生在西西里島東岸的著名城市錫拉庫扎，並且為保衛自己的鄉土而犧牲了生命。在這個比我國海南島還小一些的島嶼上，在本世紀就出現過兩位傑出的文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是戲劇家皮蘭德婁和詩人夸齊莫多。因此，彈丸之地的蒙德羅，就不僅由於是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而且也由於它是義大利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成為人們所嚮往的地方。到這裡來領獎，即使是要遠涉重洋，也是值得的和足以使人引以為榮的。 頒獎會是在地中海岸邊一家五星級飯店的樸素幽靜的會議廳中舉行的。會議舉行的方式也是別開生面的：頒獎儀式是在悠揚動人的蕭邦的鋼琴曲中進行，因而有一種高雅、寧靜而又熱烈的文化氛圍。會議的主持者破例讓到會的六位中國作家都登上了領獎台（其中包括了正在義大利訪問的由馬識途、張鍥、陳忠實、蔣巍等人組成的中國作家訪問團），並且要我代表中國作家協會作了簡短的講話（別的獲獎人則只是在領獎時在台上接受主持者的採訪）。當我把我們敬愛的巴老親筆簽名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件交給評委會主持人蘭蒂尼博士時，會場激起的熱烈掌聲，真誠而確切地體現了生活在地中海邊的這個文明古國，對於遠隔重洋的另一個文明古國——中國及其正在進行的偉大建設事業的誠摯的友誼之情。以至於和我們同時領獎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他也是今年諾貝爾獎提名者之一）在會議結束後，用激動的口吻對我說：「我衷心地向中國作家祝賀。本來，我來這裡領獎心裡還有些不踏實，因為近年來日本文學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活躍；而現在，當我和中國作家站在同一個領獎台時，我增強了信心，因為我在這裡感到了亞洲文學的堅實的力量。」大江健三郎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我和他是在從羅馬去西西里的飛機上邂逅的。在西西里東岸的卡塔尼亞的小機場上，他向我講起了六十年代他在上海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接見時的情景，也講起了他曾經會見過茅盾、老舍、巴金等中國作家的往事……值得一提的是，卡塔尼亞雖然是個小城市，卻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行過一次重要的戰役而聞名於世：在1943年，蒙哥馬利和巴頓將軍就是從這一帶海岸上強行登陸，進而展開了在西戰場上對敵人的反攻的。而我也是在這裡第一次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 頒獎大會是在我們行將離開西西里的前夜才舉行的。直到此時，我才明白了東道主的值得感謝的用意：他是要我們這些遠方來客在領獎之前，用短短的三天時間對西西里和巴勒莫市獲得一個概括的印象，藉以證明，我們雖然只是在西西里的小小一角進行了匆促的訪問，卻已經能夠確切無疑地深信，西西里，雖然出現過令人厭惡的「黑手黨」，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有著極其豐富的人類文化寶藏和富有無窮藝術魅力的地方。巴勒莫不只是一個馳名國際的旅遊勝地，而且也是一個保留了眾多歷史文化古蹟和古代藝術珍品的充滿了典雅的文化氛圍的地方。 巴勒莫只有七十萬人口，西西里也只有二萬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們對我說，僅僅在這座島嶼上，就有一千多處保存得很好的古代教堂和古建築，而且都各自有其不同的藝術特色。當我們從蒙德羅沿著林蔭公路到市內去參觀時，人們指著東面的一片園林說，那裡是波旁王朝的御苑和狩獵場。然後，每走過一小段路程，都可以看到一些典雅而古老的古建築，正像一個學者說過的：「在這裡，每一平方米土地都浸透著藝術。」 巴勒莫市中心，也像所有發達國家的繁華都市一樣，既有貨品充盈的高級商店和超級市場，也有燈紅酒綠、陳設華貴的遊樂場所；既有出入於華屋廣廈的穿著考究的富紳貴婦，也有躺在街道兩邊的蓬頭垢面的乞丐……但是，整個巴勒莫市，從外觀來看，卻完全是一個充滿中世紀文化色彩的古老城市。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有著色彩協調、莊重古樸的格調，而且，幾乎看不到一座刺眼的現代化的摩天高樓。觸目可見的是：整潔而狹窄的古老街巷（我發現，有一條小巷叫作「威爾第巷」，另外一條擺滿出售鮮花攤位的小巷叫作「阿基米德巷」），橘黃色和深褐色花崗岩建造的房屋，隨處可見的帶有濃厚文藝復興時代風格的大理石雕像，以及形形色色的噴泉——而它們又大都是和一些優美壯觀的大理石雕像群建造在一起的。比如，在「自由大道」的一處十字路口，就有一組名為「四季噴泉」的景觀：在街口的四角，各有一組象徵一年四季的各具姿態的雕像，清澈的泉水，從雕像中汩汩地噴涌而出。在不遠處的一座小廣場上，還有一處「普瑞多利亞噴泉」，是由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著名藝術家設計建造的。它名為噴泉，實際上是建立在一片直徑約四十公尺的大理石台座上的一組雕像群：其中包括了大約五十座高大的從聖母、聖徒、神話中人物到普通凡人的栩栩如生而又各具神態的人物雕像；這些人物，或全裸，或半裸，或身著不同民族服飾，或描述一段聖經故事，而無不具有各不相同的精細入微的表情，如同一幅肅穆動人的中世紀社會風貌的「眾生相」圖卷。巴勒莫人把這座規模宏大的大理石雕像群和光彩耀目的噴泉群看作是城市的驕傲，我想是絕非偶然的。 在巴勒莫市內有許多保存得很好的古建築，其中最著名的是始建於1184年的巴勒莫「總教堂」和始建於1130年的「諾曼底王宮」。「總教堂」建成後，似乎並未遭到很大的破壞，加上歷代所進行的維修與增建，使這座教堂至今保持著當年的宏偉而輝煌的面貌。大約是由於不同的歷史年代和民族文化的影響，這座任何人站在它面前都不能不為之讚嘆的古建築，從精美和宏偉的程度上看，都可以媲美於世界上最著名的幾處教堂（如梵蒂岡聖彼得教堂和德國科隆教堂），卻又明顯地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特別是古希臘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與諾曼底文化的鮮明印跡；但是，這些不同民族文化的遺存，卻又融匯結合得如此統一和協調，以至於我們不能不欽佩地確認：這座精美絕倫的偉大建築，既顯示了對於不同的古代文化藝術結晶的完美的吸收和承襲，同時也突出地體現了西西里人在建築藝術和繪畫藝術上的驚人智慧和才能。 與此相比，那座被稱為「諾曼底王宮」的古建築群，就具有更加色彩斑駁的鮮明特點。它始建於12世紀初，據說，當初的建築物還帶有比較明顯的腓尼基人和諾曼底人的風格，但後來幾經戰亂和改建，曾經成為諾曼底國王的行宮，又曾經成為西班牙總督的官邸。是幸，還是不幸？由於這些建築的華麗宏偉以及自然環境的優美，歷代統治者都特別鍾情於它，都把它當作顯示自己權勢與豪富的標誌，在這裡窮奢極侈地盡情享樂，因此，這座迷宮似的建築群就被歷代統治者作為王宮和別墅而保存了下來。這座建築群等於西西里的「故宮」，結構複雜而多樣，有教堂，有宮室，有花園，有大宴賓客的廳堂，甚至還有修建得十分精緻的供人遠眺大海的尖頂塔樓。 現在，這裡是供人免費參觀的一座博物館。順便說一句，在西西里乃至羅馬，幾乎所有的名勝古蹟，大都是供人免費參觀的。 人們說，由於戰亂頻仍，現在諾曼底時代的遺物已不多了。但是，在這座王宮的入口處，卻陳列了一部顯然是幾百年前遺物的金碧輝煌的華貴的馬車。如果拿我們頤和園中陳列的慈禧太后的御用車轎與之相比，後者可就顯得有些寒磣了。 我不懂建築，這座被精心地保存下來的王宮，無論是它的拱形宮門和走廊或是它的宮殿的頂部，都使人覺得帶有相當明顯的伊斯蘭文化的色彩，但王宮中心的布滿了石雕和壁畫的大教堂，都又是地道的基督教文化的天地。歷史的風雨，總是不以人們的意願為轉移的。文化的演進也是如此，不論歷史在朝向怎樣的方向發展，只要是反映了人的智慧和創造性實踐的美好的事物，總是會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其長存不朽的印跡的。 感謝主人們的盛情，大約是出於讓我們多知道一些西西里人引以自豪的悠久歷史文化的意願，他們用了一整天時間，帶我們到巴勒莫以西約一百公里處的一處著名的古城堡——艾瑞思古堡去參觀。在車行近兩小時的途中，使我們得以對西西里的自然面貌獲得了更多的印象。這確實是一片絕對稱不上是豐饒的而多少有些荒涼的土地，一路上幾乎沒有看到一片平原，舉目所見都是土壤較薄的丘陵地帶。很少看到農田，丘陵高處也很少森林。使這片土地展現出生機的，是一片片淺綠和濃綠相間的葡萄園和橄欖樹林。這些生長得很矮小的葡萄架，大都是含糖不高的只宜於釀酒之用的特殊品種。西西里出產的葡萄酒，在世界上是很出名的。再有，就是在別處十分罕見的種植仙人掌的果園。仙人掌果，在這裡是名貴的水果，在水果店裡，它的價格比任何其他水果都高。 艾瑞思堡建立在西西里島西北角海邊的一座山嶺的山頂上。當旅遊車沿著盤山公路把我們送到這座為雲霧所繚繞的古城堡的大門時，我們確實立刻就為之驚嘆不已。「這座城堡始建於公元前230年，」一位嚮導介紹說，「比中國的秦始皇開國還要早七年。」一位旅客補充說。 我對於這些介紹不無懷疑，因為他們隨即又介紹說，這座作為軍事要地的古堡在歷史上遭受過幾次破壞；而從古堡城牆的完整、城堡中用彩色石塊所鋪設的小巷路面的完好無損來看，都不像是兩千年前的舊物。但這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古老城堡，卻是確切無疑的。從西邊遙望，城堡完全是建築在懸崖陡壁上；城堡中有幾條古意盎然的小巷，小巷兩邊有許多用褐色和黑色花崗岩建成的教堂、民居和高高的鐘樓。除了在小廣場上停著的小汽車以外，站在這些古老的建築中環首四望，雲霧陣陣從身邊飄過，的確有一種宛若置身於古代的感覺。 城堡的中間靠近懸崖處，有一座「堡中之堡」——名字叫作維納斯碉堡。從這裡，可以遠望北面的海岸和西邊的濱海平原。人們說，這片叫作特拉帕尼的平原和港灣，是一處很有名的地方。在19世紀中葉，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傑出領袖加里波第，就是從這裡登陸，率領著名的紅衫軍，占領艾瑞思堡，發動西西里人民進行反對波旁王朝起義鬥爭的，為以後統一義大利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艾瑞思城堡的重要之處，就在於它是防止海盜侵犯和控制特拉帕尼平原（也是盛產食鹽、珊瑚、金槍魚和葡萄酒的西西里的富庶地區）的制高點。我們從那個「堡中之堡」的箭孔中遠眺，確實是可以把碧藍的地中海和平坦的特拉帕尼平原一覽全收。 但更使我感興趣的是，我越來越發現這座城堡確實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古堡；至少，我在那座「堡中之堡」以及好幾座教堂及其高聳入雲的鐘樓邊的介紹文字中，都找到了「此處建於11、12或14世紀」這樣的字樣。 即使沒有這樣的字樣，僅從那些被風雨剝蝕得斑斑駁駁的城牆、教堂和鐘樓的花崗岩石塊上，我也相信，它們即使不比我們的秦始皇更古老，恐怕確實也是相當於我國宋王朝期間的遺物了。 像這樣的保存得如此完整、如此統一而協調的古代建築群，在我們的國家裡，我似乎還很少見到過。 在歸途的暮色蒼茫中，我們又被送到一處距巴勒莫不遠的一個叫作塞傑斯塔的地方，去參觀一處貨真價實的古代建築。這是一座建立在荒涼的小山包上的神殿——一座完全是古希臘風格的神殿。你如果看到過古希臘著名的巴特農神殿的照片，你就可以想像出塞傑斯塔神殿的雄偉古樸的身影了。這座長方形的巨大建築，由三十六根高九米、合抱約七米的石柱構成，上面有由重以數噸計的大塊花崗岩石條構成的門楣和橫樑，樑柱上都有精巧的雕飾，卻沒有殿頂，似乎是一座未完成的傑作。站在這座宏偉的古建築面前，人們不能不為西西里古代人民的智慧而感到驚嘆，而且難以設想，在遠古的年代裡，人們是用怎樣的工具和器械把這些龐然大物吊裝上去的。儘管早在兩千多年前，偉大的阿基米德已經發現了「槓桿原理」。 但人們告訴我，這座神殿「並不太古」，是公元5世紀建成的，比我國的阿房宮還要晚五百年。但是，我並不為此而減少對這座神殿的仰慕之情。因為不但阿房宮早已蕩然無存，就是比這座神殿晚兩三個世紀的唐代宮闕，也早已化為塵土，我們只能憑發掘出來的地基和史書上的記載，來揣摩它的雄姿了。 天黑了，我是帶著一種悵惘的心情告別塞傑斯塔神殿的。在歸途中，我一直在想：在對於西西里做了短暫的訪問之後，所見雖少，卻得到了一些引人思考的感悟和啟發：我們應當承認，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明古國，我們為人類的文化發展做出過很大的貢獻，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我們才是最古老的，只有我們的古代文明才是最輝煌的。地球上的文明史，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因此，即使是像西西里這樣的彈丸之地，即使是在這個曾經以「黑手黨」及其罪行而惡名遠揚的地方，也有著許多值得我們借鑑乃至學習的地方，因為它們是屬於全人類的珍貴的文化財富。 在這方面，在泱泱大國和彈丸之地之間，從來都應當是平等的。 1993年11月16日 （原載《環球企業家》1994年第1期） 櫻花與梅花 剛過中午，飛機臨近東京附近的海面時，機艙中有人興奮地喊了一聲：「看，富士山！」我們從窗口透過燦爛的陽光，果然看見好像披著一件雪白蓑衣的富士山峰，被懸浮的雲朵簇擁著，屹立在大地上，秀麗而又雄偉。然而，頃刻之間它又被雲海淹沒了。而我還是感到欣悅和滿足。我曾經幾度從富士山的上空和身邊經過，卻緣慳一面，從來沒有看見過它的真面目，不知道它是不是像我們從照片中所看到的那樣美麗。現在我可以回答自己了：富士山不但名不虛傳，而且還有一種我在任何畫面上所沒有看到過的雄偉挺拔的氣勢。 在人們的心目中，富士山和櫻花是日本人民生活的象徵。但我在日本卻從來沒有看到過盛開的櫻花，當然也很難體會到櫻花盛開時節的魅人景色和人們的歡樂心情。這一次，我所參加的由章文晉同志率領的對外友協代表團恰好是在櫻花季節來到日本進行訪問的，因此，我們到處都聽到人們對我們談論櫻花。剛下飛機，在機場迎接我們的老朋友白土吾夫和佐藤純子就告訴我們，我們趕上了好時節，前幾天東京還下過大雪，而現在已經是一派陽光燦爛的春光了，櫻花就要開放了，至少在我們結束訪問歸國之前，就可以看到櫻花怒放的景象了。 但是，一直到我們歸國之前，我們仍然沒有看到盛開的櫻花。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們卻處處看到了盛開的梅花。3月27日，我們去拜訪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當我們剛剛在他四壁圖書的客廳坐定並且向他表示了對於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三十周年大慶的祝賀之後，這位七十九歲的長者，帶著一種純樸和含而不露的微笑對我們說：「今天，是真正春天的開始。」為了使我們明白這句話的雙關意義，他又說，「對於我們來說，每年的春天都是從今天開始。」我們懂得他的意思：今天，3月27日，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的日子；這一天，是自然界的春天開始的時候，也是中日人民友誼進入了一個新的充滿生機的季節的時候。這時，我透過右側的落地玻璃窗，看到庭園中有一棵樹正繁花怒放，臨風飄曳，樹下還殘留著未融的積雪。「那是櫻花嗎？」我這樣想。「不，」主人似乎知道了我關注的事情，「那不是櫻花，那是梅花，紅梅。」是的，這確乎是紅梅。而梅花，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也正如櫻花之於日本人民一樣，是我們民族的象徵。 可能是發現了我們對於櫻花的興趣，井上靖先生指著我們面前桌上的點心說，「請嘗嘗，櫻花雖然還沒有開，但這點心當中的一種卻是用櫻花的葉子做成的。」我們品嘗著清香而略帶苦澀的櫻花葉，心裡有一種含英咀華的感覺。 隨後，井上靖和我們興致勃勃地談起他計劃之中的樓蘭之行來。他說，在他有生之年的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親自到新疆的樓蘭石城去看看，哪怕只看一眼，也算是不虛此生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平素總是使人有著一種嚴肅莊重、誠摯而又沉默寡言的印象，但一旦接觸到絲綢之路的話題，接觸到中國古代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淵源關係時，他就立刻迸發出一種在老年人身上很少看到的那種熱情、率真和充滿活力的神情來。當章文晉同志告訴他說，友協將會努力幫助他實現這個夙願，並且已經決定派井上靖先生很熟識的張和平同志陪同他實現這個計劃時，這位老人簡直高興得眉飛色舞了，他詼諧地說：「那太好了。我們將要盡我們的力量來『保衛和平』，我保證他的安全，我們從樓蘭回來時，我一定把他完整地交還給你們！」 當晚，我們和以吳作人同志為團長的中國文聯代表團一道參加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的慶祝酒會。有八百多位日本的各界知名人士（他們當中幾乎包括了當今日本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參加了這個充滿了友好情誼的、氣氛十分熱烈感人的盛會。在他們當中，我看到了許多舊雨新知。我們談友誼，談文化交流，談對未來的展望，談共同關心的問題。有好幾位朋友對我說：「你上次來櫻花已經凋謝，這次你們肯定會看到日本人民在櫻花盛開時候的狂歡景象。」對此，我當時是深信不疑的。 此後，我們開始了「閃電式」的訪問活動。在八天的時間裡，我們訪問了東京、松山、廣島、京都、奈良和箱根。我們到處都被包圍在一片友誼的熱流之中。我們到達松山市時，主人對我們說的頭一句話就是：「電台已經廣播：明天是松山的櫻花開放日。」以後，我們來到廣島、京都和奈良的時候，也時常聽到這樣的預告。然而，我們始終沒有看到人們時常描寫的櫻花盛開時的燦若雲霞的景象。我們所行之處，處處都有含苞待放的櫻花，在微風中搖曳生姿，有如在陌生人面前含羞掩面的美麗姑娘。 然而，我們到處都看到了盛開的梅花。日本的梅花似乎同中國的梅花有些不同，以紅梅居多而少有其他品種。但它盛開時所呈現出的那種繁英怒放、花團錦簇的繁茂景象，卻是我在國內很少看到的。它們開得太茂盛了，和國內梅花開放時的那種疏朗古拙的身姿迥乎不同。我們到奈良訪問，到唐招提寺去參拜鑒真大師的遺像。一進門，就看到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奈良前市長鍵田忠三郎。他說，他是專程從東京趕來陪同我們來參拜唐招提寺的。走進這座保持了我國唐代風格的宏偉廟宇，使我眼睛為之一亮的，又是盛開的、花朵重疊團簇在一起的絳紅色的梅花。主人告訴我說，這所廟裡的許多植物，包括瓊花、茶花、翠竹以及許多別的花木，都是來源於中國，那麼這裡的梅花，也同中國的梅花有著血緣關係了。 在供奉鑒真遺容的「御影堂」中，我仔細地觀賞了東山魁夷用十年心力創作的壁畫的全貌，並且得到了極大的藝術上的滿足。這些壁畫把日本的山川海洋和中國的黃山、桂林以及揚州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使鑒真這位偉大的友誼使者好像生活在一種體現了兩國的歷史文化和自然風光的氛圍之中。而在鑒真遺像的正前方院落的中心，一株深紅的梅花（又是梅花）正在生機勃勃地開放，空氣中散發著淡淡的幽香。 在我們整個旅程中，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含苞待放的櫻花林和正在怒放的梅花林。人們告訴我，在日本，櫻花和梅花總是連接著開放的。它們好像是相約好了似的，在同一個季節，絡繹不絕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有人為我們沒有趕上櫻花盛開的時刻而感到遺憾。他們說，櫻花遍開並且進入落英繽紛的時節，才是賞櫻的最佳時節，但我卻有與此不同的感受。我感到那種櫻花初放和梅花怒放同時出現的景象，更加使我激動和欣悅。落英繽紛固然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但是它會給人帶來一種「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惆悵思緒；相反地，看到一行行蓓蕾滿枝、間有一枝先發的櫻花林，加上一片片先開幾日的梅花林，卻會給人帶來一種生氣勃勃和前景無限的感覺。 我並不為我沒有看到櫻花怒放的那種自然奇觀而感到遺憾。假如我有機會再去觀賞櫻花，我還會選擇這樣的時刻——櫻花初放和梅花盛開同時並存的時刻。這才是美好的、最富有希望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時刻，也是能夠給人以啟迪的時刻。 1986年4月17日晨 （原載《人民日報》1986年4月23日） 和中島健藏先生的最後會見 以周揚同志為首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圓滿地完成了為時三周的對日訪問之後，滿載著日本人民和日本作家的深情厚誼，回到了北京。當代表團的同志們還沉浸在日本人民的真誠感人的兄弟情誼之中，回顧著剛剛經歷過的內容充實的旅行和訪問時，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越過大海傳來了：中國人民和中國作家的久經考驗的老朋友、好朋友中島健藏先生去世了。 中島健藏先生是日本當代傑出的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是三十年來如一日地堅貞不渝地致力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往和邦交正常化，促進中日文化交流運動的一位卓越的活動家和領導人。中國人民和中國作家對他是熟知的，熱愛的，尊敬的。他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事業的感情是真摯的、堅定的，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幫」在中國橫行的那些黑雲滾滾的年代裡，他的這種耿耿深情也是從來沒有絲毫動搖過的。他的逝世，是中日兩國人民和兩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的、難以彌補的損失。 而對我們這些剛剛訪問過日本，訪問過中島健藏先生並且同他作了熱情誠摯的交談的人來說，我們的悲痛和震驚就更是難以用簡短的文字所表達的。在幾天當中，中島健藏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坦誠而爽朗的笑聲，他的深沉、正直同時又常常帶有一種孩子似的天真的表情，他的滔滔不絕、妙趣橫生的話語，時時縈迴在我的頭腦之中。早在5月上旬中國作家代表團成行前，許多日本朋友就一再向我們說：中島先生雖然身患不治之症，卻時時在關心著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的事情。一位日本朋友說：「中島先生是多麼迫切地希望早日看到周揚先生和其他中國作家朋友們呀！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發的前夕，我們收到了白土吾夫先生打來的電話和以中島健藏和井上靖先生名義打來的電報，電話和電報都說：「得知中國作家代表團如期到達，不勝歡喜……」當時，從白土先生的激動的語調里，我們仿佛看到了病榻上的中島先生那急切盼望的興奮的神情。 所以，中國作家代表團到達東京後的一項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去探望中島健藏先生。 5月12日的下午，周揚同志和代表團的其他同志，在白土吾夫、佐藤純子先生的陪同下，去探望中島健藏先生。他的樸素的家位於東京西郊的中野區。當我們抱著一束紅色的石竹花，穿過狹小的四面都是圖書的甬道和書房走近臥室中中島先生的病床前時，他吃力地從床上坐起來，長久地緊握著周揚同志的手，眼圈紅了。在雙方都由於過分激動而說不出話來的短暫的幾秒鐘里，每個人都有一種感覺：我們期待了那麼久的時刻終於實現了。很快，中島先生就恢復了我們所熟悉的他平日那種沉靜、機敏和幽默的神情。他幾乎是急不可待地講起來。「你看，我們終於見面了。」他微笑著說，「前些年，簡直把我給弄糊塗了。有人說你已經不在人世了，我不信，但是很擔心。直到白土在王府井大街碰到了你，馬上秘密報告了我。我們是多麼高興啊，這個消息幾乎是傳達喜訊般地在這裡傳開來了。」他指的是1975年，有一次白土吾夫先生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見了周揚同志，十分驚喜，很快就把這個消息傳回日本來。周揚同志笑著說，「可是那次見面，我們和白土先生連一起照個相都不可能啊。」然後，周揚同志向中島先生轉達了中國作家對他的問候，並祝願他早日恢復健康，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島先生輕微地嘆了一口氣，停頓了片刻，用一種柔和的聲調深情地說：「現在，可要輪到我向你提出要求了：你一定要保重，活下去，工作下去，多活幾年，多工作幾年。有很多事，只有我們才知道呀！」然後，他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說：「你看，我現在病成這個樣子，我們還有那麼多事要做，這以後要靠你了！」我們明白，他指的是如何進一步加強中日文化交流的事情，周揚同志告訴他：現在情況不同了，粉碎了「四人幫」，中日兩國作家的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障礙清除了，必然會進入一個新時期。他聽了高興地點點頭，說：「中國人民在大災大難之後終於迎來了春天！」然後，又支撐起身子，激憤地說起「四人幫」來。「我有一點可以自豪，」他說，「我從來就不相信這幾個人，特別是張春橋，我頂了他們，當然，他們也不高興我，也批了我，只是因為我是外國人，不能把我怎麼樣！」然後，他又用充滿了感情的聲音對周揚同志說，「你們吃了不少苦頭。你們一定要保重呀！」然後，他歷數他在中國朋友的名字，從北京、上海數到廣州，我真驚訝，他雖然已病在垂危，卻還有那麼好的記憶力。 如果不是我們的勸阻：這樣激動的交談會影響他的身體，他還是要不停不歇地說下去的。「不，你們再坐一會兒，我看到你們就高興，我今天身體好像也好一些了，我有那麼多話要說……」但是，我們看得出，他虛弱得厲害，他的思想雖然同往常一樣敏銳、清晰，但是，他說出的每一句完整的話都是吃力地吐出來的。我們勸他不要說得太多。我們回答了他提出的關於中國文藝界的工作和舉國上下正在為實現四化而奮鬥的情況，他高興地聽著，不住地點頭，說：「這樣，我也放心了。」 我們幾次告辭都被他攔阻住了，「再坐一會兒。」他的面容是憂鬱的、惆悵的，我看得出，他心裡正在閃過這樣的念頭：「朋友們，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直到我們把一幅送給他的圖畫——吳作人同志畫的熊貓——展開在他面前時，他的面容才一下又閃出了我們所熟悉的那種近似孩子的天真而又歡快的表情，驚嘆地說：「啊！Panda（熊貓）！謝謝！謝謝！」 我們帶著悵惘的心情離開了中島先生的四壁堆滿了圖書的家。在書房中，並排放著兩架鋼琴，溫靜的中島夫人笑著說：「這架是中島彈的琴，那一架是我彈的，我們休息的時候，常在一起彈琴。我們都喜歡李斯特！」我們回過身來，中島先生正半坐在床上向我們揮手，他的眼中閃著淚光。 在那之後，我們開始了緊張的訪問活動。我們訪問了東京、名古屋、京都、奈良、仙台、箱根、大阪、神戶。我們參加過許多次講演會、座談會。我們時常聽人們談論中島先生。有好幾次，不是白土吾夫先生就是佐藤純子先生，對我們說，中島先生又問起中國作家代表團了，「他們訪問得怎麼樣？身體好嗎？工作順利嗎？有什麼困難嗎？」 每逢聽到這樣的話，我們的心中就感到一股親人問候般的溫暖，眼前也時時閃過中島先生的深沉、熱情、坦誠同時又帶有某種孩子似的天真的面容。我們祝願他能恢復健康，祝願他（正如他自己一再說的，「我老了，要退休了，但只要中國作家協會恢復了，我還要去中國訪問！」）有朝一日再到中國來訪問。但是，這一切，都只不過是連我們自己也不會相信的想像和願望。 6月初，在北京，在我們宴請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來華訪問的席間，隨行的木村美智子先生含著眼淚告訴我們：「中島先生已進入彌留狀態，他的生命不會超過一星期了。」果然，在12日清晨，我們就聽到了中島先生去世的噩耗。 中島先生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留下的業績，不論是他在文學事業上留下的業績還是在中日友好事業上留下的業績，都將長存，永遠為中日兩國人民所記憶，所珍重。 1979年6月 （原載《文藝報》1979年第7期） 但求無愧無悔 今年年初，有位朋友打電話告訴我，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委託我主編的一套文學叢書——《新時期中篇小說名作叢書》，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一屆國家圖書獎評獎中，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當時，我的一個未加思索的直覺反應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這套耗費了不少人心力的叢書，儘管曾經一度得到過國內外文學界的首肯甚至讚許，卻早已在幾年前就遭到了不允許繼續發行和續編下去的命運，因而也早已在許多書店的書架上絕跡了。我當時曾經為此而大惑不解。記得我還因此而想起過我國古代詩人劉禹錫的一段名言來：「人或譽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因此，這套印數不少的叢書，恐怕早已被塵封於書庫之中。它怎麼有可能在數百部鴻篇巨製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如此崇高的榮譽呢？ 但是，就在第二天中午，我就從報紙上公布的「國家圖書獎獲獎書目」中，證實了這位朋友在電話中對我說的是事實。我看到，在榮獲「國家圖書獎」的五部文學類圖書書目中，在《隨想錄》《管錐編》等這樣一些皇皇巨著的下面，果然明白無誤地列有《新時期中篇小說名作叢書》這部作品的名字。也就是說，這部長期以來曾經使我欣慰感奮而又惶惑不安的作品，在經歷了六年的歷史檢驗之後，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裁決，獲得了正式的認可。我們終於聽到了這樣的宣布：這是一套好書，而不是像有些人曾經宣稱的那樣，是一套「有傾向性錯誤」因而不宜發行的書。 應當說，只有用「百感交集」這四個字，才能表達我此時洶湧如潮的心情。因為，為了編好這套書，當初曾和我一起付出了大量勞動的幾位編委當中，鮑昌同志已經不幸早逝，早已無緣獲知這個使他釋然於懷的消息。（令人悲痛的是，另一位曾在編輯工作中做出了不少奉獻的編委葛洛同志，不久以前也因患癌症突然辭世。）也因為，為出好這套叢書而奔波操勞的兩位責任編輯同志，還曾經由於至今我們無法理解的原因，而受到過本來也許是應當由我來承擔的批評與責難，以至我每當想起這一點，就時常會對他們產生一種莫名的負疚之情。 有些人健忘，他們認為，這件事早已不值一提。他們的哲學是「往事如煙」，只要一陣風就可以把過去的一切事情吹得無影無蹤。但我卻堅信，往事並不如煙。有些事情總是經常會勾起人們的回憶，而且是令人感嘆和發人深思的。 大約是在1985年底，有兩位我所熟識的事業心很強的同志，滿懷熱情地從南方來到北京，約我幫助一家出版社編輯一套可以反映新時期近十年來文學創作主要成就的叢書。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商討，我們一致認為：中篇小說是我國新時期文學中當時成就比較突出與集中、社會影響比較深遠，也比較能夠顯著地反映當代文學所達到的思想藝術水平的一個方面，因此，我們的編選工作首先以中篇小說作為對象，應當是適當的和可行的。編委會很快成立了。編輯工作也進行得緊張有序而又相當順利。大約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一套印製精美的分量厚重的文學創作叢書就和廣大讀者見面了。這套叢書包括了一批著名作家（他們的名字，按姓氏筆畫是：王蒙、鄧友梅、從維熙、馮驥才、陸文夫、張賢亮、張潔、張一弓、張承志、賈平凹、蔣子龍和諶容）自新時期以來所創作的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每人一卷，共計十二卷。這套叢書很快就受到了讀者的青睞和海內外文學研究家的重視。在國內召開的一些專門討論當代中國文學的國際研討會和其他一些學術會議上，它曾經成為頗受歡迎的禮品和讀物。於是，出版社決定把這套叢書繼續編下去；我們也為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感到高興。順便說一句，那時的編選工作完全是一種無償勞動：我和編委們大都閱讀了二三百萬字的作品而並未收取過分文的編輯費。對此，我們每個人都是甘心情願和問心無愧的。 至於這套叢書的編輯方針和編輯思想，即使是以目前的眼光和標準來要求，我也認為是沒有多少可以指摘和挑剔之處的。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我為叢書撰寫了一篇近六千字的序言。這篇序言，後來以《文學的價值在於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為題，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藝評論版上。在這篇文字中，我曾經這樣地表述過自己的文學主張和編輯思想： 「我始終認為，文學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歷史生活、現實生活以及人民在生活進程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化心理的一種真實而形象的反映和表現；因而也可以說，文學是幫助人們認識生活、理解生活、完善生活和完善自己的一種生動形式。它的價值首先就在於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質。」 同時，我也明確地指出：「必須肯定，文學現象一定是氣象萬千和無限多樣的，它們應當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特色的藝術獨創性給人們以多方面、多層次的有益感染和影響。不具備這樣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學現象，當然也會存在並且會不斷出現，但它們永遠也不會成為我們文學生活中的主流和主潮。」我在文章中還提出：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我們做好自己的工作是至關重要的。同時，我還認為，「對於時代與人民的發自衷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作家一切美好品格當中的一種最可敬重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因此，我們把這一點視為編選工作中決定作品取捨的一條重要準則。 這些觀點，我們是力求把它們貫穿在編選工作的全過程之中的。這一點，我想，只要不是心懷偏見的人，都是不難從書中有所感受的。需要說明的是，我在任何時候也從未企望過和保證過，被選入到這套叢書當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十全十美的毫無瑕疵的傑作。作為體現了一段歷史時期主要創作成就和水平的作品選集，它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在一切方面都是無懈可擊的。然而，在儘可能地「求真、求深、求精、求新」方面，在力求客觀地擇優選萃方面，我認為，作為編委會，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做到了盡心盡力和公正無私的。 否則，就很難解釋，這套叢書為什麼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在讀者中獲得了那麼多的既使人高興又使人慚愧的讚譽（儘管後來無情的事實很快就表明我們高興得太早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幾乎是同樣短短的時間內，事情竟會出現了一個急劇而奇異的變化。有一天，我們突然被告知：根據地方有關部門的意見，由於某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理由，這套叢書不應再繼續發行也不必再繼續編選下去了。那口吻和氣勢是沒有商討餘地的。這一令人始料不及的變化，使人想起我國古代哲人孟夫子講過的一句很像是預言的話：凡事「有不虞之譽」，就會出現「求全之毀」。但是，對於這一「決定」我們卻是不可能不遵行的。正在著手進行的叢書第二輯（同樣也計劃編選十二卷）的編輯工作只好停止；連已經接近完稿的頭兩卷（即《徐懷中卷》和《李存葆卷》），也不得不遭受池魚之殃，中途撤稿了。 就這樣，我們設想得過分理想化的這個編輯和出版計劃，就不能不中途夭折了。 在那以後，我曾經多方詢問和打聽過：我們在工作中究竟是出現了怎樣的差錯和失誤，竟然導致有關方面採取了如此嚴厲而斷然的措施？那時，我從未從有關部門得到過任何文字上的或口頭上的正式回答，卻從不少了解情況的朋友那裡，聽到了一些時而是吞吞吐吐時而是閃閃爍爍的消息。這些消息使我終於得知，這套叢書之所以被「凍結」，主要是出於兩個原因：一個是有人（自然是非同等閒之人）認為這部書是一套帶有「傾向性錯誤」的作品；一個是有人認為出版社為這部叢書的出版支付了超額的編輯費用，必須加以清查。對於後者，我只能一笑置之。因為參與這套叢書的幾個人（包括主編和編委），無論生者或者死者都可以作證，我們所做的歷時數月的工作，純屬出於自覺自愿的義務勞動，從來沒有一個人曾經有過絲毫想要接受編輯費用的念頭。既然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到頭來就自然會自生自滅。而對於前者，情況就不同了。因為在某種特定的歷史年代裡，誰都明白，所謂「傾向性錯誤」意味著什麼！因此，聽到這些嚇人的「理由」，我開始是愕然和惶然，繼而是茫然和憤然，同時在心中深深地感到了一種無端受到傷害的難以排遣的困惑。 我應當承認，對於自己如此貿然和天真地接受下來的這項工作（它使我和幾位老評論家徒然地耗費了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開始感到有點後悔了。我後悔自己惹來了麻煩，而且很可能也會給那兩位熱心的責任編輯帶來更多的麻煩（後來，我聽說事情並沒有像我想像的那麼嚴重，我的這種擔憂的心情也就逐漸消失了）。 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產生過這種「追悔莫及」的心情了。在青年時期，我曾經多次因工作上或其他方面的失誤而感到愧悔。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悟出了這樣一條道理來：無論是「追悔莫及」或是「悔恨交加」，大抵都是一種思想上不夠成熟或不夠穩定的表現。對於一個具有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人來說，只要認定了這是有益於人民的事情，就應當竭盡全力地義無反顧不計得失地做下去，一直到做好為止。一時的失誤和挫折，對於任何人都是難以避免的。但只要自己胸懷坦蕩，俯仰無愧於心，「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這是古老的《易經》上的告誡），又何必害怕那些捕風捉影的虛妄之詞；既然自己做的是有益於人民的好事，又何必言悔！後悔又有何益？我甚至認為，為了維護我們認定是正確的事情與思想，為了堅持自己決心為之獻身的理想和信念，越是碰到那種隨時都還會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無可理喻的干擾，我們就越是不必後悔，甚至是永不後悔，「雖九死而不悔」！ 無愧無悔，也正如無私無畏一樣，應當被看作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境界和行為準則——這就是我現在的觀點，一個永遠也不會改變的觀點。 現在，該回到那部命運坎坷的《新時期中篇小說名作叢書》上來了。不久以前，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和我談起這部作品獲獎的曲折而有趣的經過來，並且問我對此有何感想，我回答說：「當我從報上看到這部叢書獲得了出人意料的殊榮之後，我的心情與其說是高興，還不如說是如釋重負。除此以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他又說，「難道你不應當像秋菊那樣，向當初曾經對於這部叢書大張撻伐的人們討個『說法』嗎？」 「難道還有這個必要嗎？」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既然歷史和人民已經對於這部叢書作出了公正的評斷，這不就是最有力和最權威的『說法』嗎！」 這位朋友同意我的態度，點頭說：「對，公道自在人心。事情既然已經成為定論，也就不必再去爭什麼是非短長了。」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卻隱藏在心裡，沒有對他說出來，這就是：我雖然無意向誰討個什麼說法，但我卻很想知道，當初那些曾經對這部叢書如此反感的同志們，看到它竟然獲得了國家圖書獎，現在究竟是處於怎樣一種心情之中：是高興，還是沮喪？是激動，還是後悔？ 1994年5月3日 * * * [1] 周希漢同志在解放戰爭後期任二野十三軍軍長，解放後，曾任海軍副司令員。 [2] 吳效閔同志在解放後曾任十三軍軍長和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後調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