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與約瑟夫二世 · 第1章 18世紀外交政策的介紹
有這麼一位極富預見性的天才，生就一副善於諷刺的喉舌。他用文字向我們呈現出一幅圖景，展示了18世紀各國的外交目的和戰爭動機：「有時，兩個統治者會為了領土發生爭執，爭論到底誰應該放棄其領地的三分之一，即便二人實際上都沒有管轄這些領土的權力……戰爭爆發的原因有時是對方太過強大，有時則是對方太過弱小。有時，我們的鄰國想要我們的東西；有時，我們的鄰國有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彼此交戰，直到對方奪走我們的東西，或我們得到對方的東西。侵略者打著拯救人民、擺脫饑荒和內訌的旗號對別國發動侵略戰爭。當一個市鎮處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位置時，或在某一地區的領土剛好能將我們的版圖補全的情況下，我們對別人發動戰爭都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對方是我們最親近的盟友……貧窮的國家虎視眈眈，富有的國家得意洋洋。然而，得意和失意處在永久的變動中。這樣看來，士兵或許是最光榮的職業了。」事實上，這段話之所以聽起來尖刻，是因為作者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經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坎坷，這才洞悉了這個少有人通曉的道理。而他只是將這個事實不加掩飾地揭露了出來。
喬納森·斯威夫特的這段話並非天馬行空的想像。相反，它高度概括了18世紀各國的外交動機和軍事目的。看看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貧弱國家——西班牙王國、奧地利大公國、波蘭-立陶宛王國和奧斯曼帝國，還有那些驕縱暴虐的強國——法蘭西王國、普魯士王國、俄羅斯帝國和大不列顛王國，我們就會意識到喬納森·斯威夫特所描述的這些嚴酷的情況都曾切切實實地存在過。對西里西亞的占領 [1] 、對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瓜分 [2] 和對奧斯曼帝國未遂的瓜分 [3] 不過是發生在這個表里不一與利己主義橫行的時代里三個最污穢卑鄙的事件罷了。大量政府文獻揭示出18世紀的種種敗象，包括人們前所未有的貪得無厭、腐敗成性和唯利是圖。這些敗象幾乎堪比伏爾泰或喬納森·斯威夫特為我們描繪的任何圖景。只要歷史學家對18世紀統治者的種種作為考察一番，諷刺作家們的言論很容易就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17世紀中期的波蘭-立陶宛王國
雖然18世紀政治策略的肆無忌憚已經毋庸贅述，但我認為，對當時的局面做一番解釋並在某種程度上對該局面進行「開脫」或許也是可取的。不同時代的人類歷史有著某種潛在的一致性。雖圖案不同，但質地一樣。也正因為這個一致性，我們完全可以將18世紀和19世紀作個對比。讀者也許會說，18世紀是君主當道和南征北伐的時代，19世紀是各民族人民進行民族戰爭的時代，兩者是有區別的。這種看法確實沒錯。不過，不知道讀者是否還注意到了另一個現象，即在19世紀君主已經不再總是想著要打仗了。古往今來，平民百姓似乎一直都準備著要棄公正於不顧或為一己之利和別的國家大打出手。撇開其他不談，我們也正是從這個現象里發掘出一種歷史的一致性。在19世紀和20世紀，國家機關已經漸漸不再依靠武力來鎮壓民眾、維護統治，而是開始在意識形態上下功夫，想辦法在精神上贏得民眾的擁護。即使是一個奉行專制思想的君主，也會適時地採取權宜之計，試著去迎合普遍的民意與社會理想。然而，在18世紀，只要擁有一支強大的僱傭軍和一群順從且不善言辭的民眾，君主就不害怕採取有悖於或超前於民眾意願的行動。權力大概從未像18世紀這樣集中於數量如此之少的人手中，而集中的權力也造成了空前嚴重的後果。在意識形態方面，一些思想家的理念約束著18世紀的歐洲。這些思想家深受伏爾泰的影響，信念堅定、邏輯嚴密。在行為活動方面，歐洲各國都處在各自統治者的嚴密掌控之下。統治者態度明確、無所畏懼，而走在這些統治者最前面的領路人正是伏爾泰的朋友、敵人和偶像——腓特烈大帝。有了清晰的思路，行動落實起來自然也不會拖泥帶水。權力集中本應是件好事，但就怕權力落在不負責任的統治者手中。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國家的命運就只好任由情緒和偏見左右了——不幸的是，18世紀確實有這麼一些統治者，他們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見，高度情緒化地治理著各自的國家。
喬納森·斯威夫特
伏爾泰
青年時代的腓特烈大帝
雖然中歐的命運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但如果我們認為當時的政策總是受到君主個人意願的影響或總是引發不可預測的後果，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法蘭西大革命 [4] 中登台的演說家們樂於去批評國王們的暴虐成性，指責國王們把人民當犧牲品，為了情婦的一個微笑而挑起一場戰爭及指使大臣們採用賄賂的手段和其他國家媾和。這幅圖景確實有其真實的一面。18世紀的歐洲以疆土為體系，不以國家為體系。作為小地主的大公管理著各自的公國，而國王扮演的角色則更像暴虐的大地主。一個統治者會用巴伐利亞公國 [5] 換取南尼德蘭 [6] ，或用洛林換取托斯卡納。統治者完全不考慮這些地區的人民的意願，隨意將他們交給一位異邦統治者，或將他們雇給一位外國將軍。這些行為背後的邏輯確實和我們如今的情感認知和價值取向不可同日而語。一位大公可以將他的軍隊借給一位外國統治者，或為了一個沒人在意的爭端派遣成千上萬的僱傭兵到異國他鄉去流血犧牲。這些從外國雇來的士兵身上並不存在愛國主義情懷，他們只為從僱主那裡獲得薪水而戰鬥。即使是在18世紀最開明的君主身上，統治者自身的意願也經常比臣民的需求和國家的利益更加重要。「最開明的統治者」葉卡捷琳娜大帝習慣從情夫中挑選將軍。「國家的第一個僕人」腓特烈大帝囚禁了從威尼斯來的大使，甚至以此強迫威尼斯總督為他在柏林的新歌劇院送來一個舞女！
巴伐利亞公國國徽
葉卡捷琳娜大帝
葉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這些讓人不可思議的行為或許可以解釋演說家們針對統治者的激昂言辭，以及人們在法蘭西大革命時期所表現出的對國王的憎惡——這種憎惡幾乎帶有殘忍的意味。不過，也有很多時候，個人的異想天開服從了國家的整體利益。除去偶然的失誤，大多數18世紀中葉的統治者還是在為他們的國家謀求福祉。統治者個人的好惡確實能夠左右很多事情。但從我下面要舉的例子來看，這些統治者還沒有昏庸到允許血緣關係來決定國家立場的地步。譬如，西班牙王國的利益並未因腓力五世 [7] 是路易十五 [8] 的親戚而服從於法蘭西王國的利益。普魯士王國也沒有因腓特烈大帝是喬治二世 [9] 的侄子而成為大不列顛王國的同盟國。在18世紀，導致國家政策發生轉變的力量大多來自君主個人，而不是改朝換代所引發的家國關係上的變動。喬納森·斯威夫特曾經說過：「由血統締結的聯盟或婚姻常常是造成兩個統治者之間發動戰爭的原因。雙方的血緣關係越親近，發生爭鬥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歷史學家則將波旁家族 [10] 的聯姻歸結為純粹的血統的結合，並且樂於將18世紀的政策和19世紀的政策作對比：前者一個朝代一個樣子，後者則更加穩定和持久。只要一個主權國家的政體保持穩固，它實行的政策就很少會隨著朝代的更迭而發生巨大的變化。事實上，除去18世紀統治者強大的個人影響力，兩個時代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18世紀的外交語言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領主們針對領土主權所提出的各種主張簡直讓人眼花繚亂。有人認為，關於領土主權的問題正是一切戰爭的源頭。人們為了爭奪王位和遺產大開殺戒，由此譜寫出了漫長而血腥的戰爭史。不過，所有站不住腳的主張都掩蓋不了事實，也蒙蔽不了歷史學家。18世紀的君主以王朝利益為託詞，依靠一個配偶、一個侄女或一個遠親所掌握的私權為他們的國家謀取大量的利益。這正如現代的政治家打著民族權利 [11] 、人道主義和公共權利的旗號來為他們的國家謀取利益一樣。雖然船頭新換了艏飾象 [12] ，桅頂也漆上了新顏色，但這艘海盜船依然在沿著同一個線路航行。雖託詞各不相同，但本質目的一樣。為了占有西里西亞的土地及粉飾瓜分波蘭-立陶宛王國的行為，無論是多麼不靠譜的證據和說法，腓特烈大帝和約瑟夫二世都敢往檯面上拿。但話又說回來，這兩個人的論據並不是英國紋章院 [13] 提供的。現實環境自然就為這些論據提供了支撐。作為統治者，18世紀的君主們必須想辦法擴張領土，盡力維持權力平衡，並在必要時使用武力。這些古老而荒誕的論據是時代的產物，是一塊為了上演侵略、不公和無奈之舉而鋪設的熒幕。至少在面對我們——19世紀以種種歷史原因為藉口為18世紀那麼多罪行做辯護的這代人時，那位無憂宮 [14] 里憤世嫉俗的哲學家——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大帝應該是最高興的了。在發兵奪取西里西亞時，他曾經寫道「正義與否，是牧師們才會討論的問題」，之後又寫道「君主之間的較量，誰更強大，誰就是正義的一方」。 [15]
腓力五世
喬治二世
波旁家族的標誌——大盾徽
英國紋章院的標誌——盾形紋章
無憂宮
當時，理性主義在歐洲占據主導地位，啟發了像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大帝和奧地利大公國的約瑟夫二世這樣的君主。神秘主義 [16] 和帶有感性色彩的宗教上的顧忌，以及礙眼的道德準則是屬於女人和神父的，與這些君主無關。以往的成見和沿襲下來的傳統，以及用來用去的老辦法統統不再算數。已建成的秩序結構在理性的壓迫下崩塌破碎。腓特烈大帝曾問道：「當一個人處於優勢地位並且恰好有便宜可占時，這個便宜他是占還是不占？」在理性主義這個矛盾重重的思想領域中，腓特烈大帝這個問題的答案無處可尋。在持機械唯物主義思想的哲學家出現之前，國際法律規範、國家主權的不可侵犯性、條約的神聖性、普遍道德 [17] 與獨立國家存在的正當性這些概念在人們的頭腦中幾乎全無立足之地。理智所鼓勵人們去做的不是要維護「國際利益」這個模糊的概念，而是用清晰的頭腦去計算怎樣才能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理智所譴責的不是違背條約的行為，而是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的行為。成功是最有力的論辯，也是唯一的正義準繩。這個邏輯可以解釋發生在18世紀的很多行為。這些行為放在如今都是要受到質問的，譬如腓特烈大帝奪取西里西亞、約瑟夫二世對奧斯曼帝國無端發動進攻和葉卡捷琳娜大帝數次背叛波蘭-立陶宛王國。
約瑟夫二世
1740年到1825年的西里西亞
路易十六
然而，除懷疑主義思想外，仍然有一些其他原因削弱了統治者在道德方面的顧慮並促使他們走向侵略與背叛。經濟、客觀物質和政治的力量是統治者難以掌控的。統治者對外界紛雜的因素只有模糊的認識。面對來自外界的巨大壓力，統治者難以抵抗——他們確實經常進行抵抗，但這些抵抗都是非常無力的。路易十六 [18] 和利奧波德一世 [19] 是最後一批發動抵抗的統治者。這一批統治者的思想往往富有強烈的宗教色彩。他們制定的政策也都是以宗教理念為指導的。然而，18世紀中葉的社會風氣是相當商業化或者說是政治化的。促使統治者挑起戰爭的不是像「麵餅究竟是不是聖體，葡萄汁到底是不是聖血」 [20] 這種問題，而是要不要提高紅酒關稅，以及是否該降低鯡魚關稅這種問題。在18世紀中葉，國家之間的關稅問題和公司之間的糾紛事件只能通過武力解決。18世紀中葉的重商主義 [21] 信條宣告了國內外貿易是有如一個國家的血液和肌腱一般的存在。貿易活動就是國家財富和力量的源泉。一時間，重商主義信條受到人們的強烈擁護，並幾乎取代宗教成為正統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損害一個國家的商業貿易就是抽取一個國家的血液。任何蓄意下此毒手的人都是吸血鬼，需要立即被斬草除根。貿易動機促使歐洲各國尤其是像荷蘭共和國、法蘭西王國和大不列顛王國這種沿海國家走向戰爭。這三個國家在歐洲開戰往往是為了爭奪東、西印度群島 [22] 。而像奧地利大公國、普魯士王國和俄羅斯帝國這樣的大陸國家發動戰爭的導火索則多是對領土的需求和渴望。
利奧波德一世
普魯士王國徽章
第一眼望去，為貿易平衡而戰和為權力平衡而戰兩者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聯繫。然而，讀者要明白，在歐洲內陸，版圖的擴張就意味著財富的增長。在沿海地區，美洲和印度群島的貿易能夠為沿海國家帶來巨大的財富。當時的領土兼併甚至超過了繁榮的貿易行業，成為推動殖民活動發展的一大要素。勒內-羅貝爾·卡弗利耶在密西西比河河岸的樹幹上釘上了鳶尾花紋章 [23] 。約瑟夫二世將頂端飾有奧地利大公國老鷹的界樁延伸到了澤普斯 [24] 。在完成領土兼併活動之後，多數殖民者跟隨約瑟夫二世來到了波蘭-立陶宛王國，而少數人則同大不列顛王國的人去了加拿大。18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與北美相比，殖民活動在北歐和東歐更活躍也更成功。在歐洲，人們認為，擴張領土就是增強國力。因為擴張領土意味著增加人口與財富。在奪來一個又一個省後，統治者感到他們的財富大大增加了。這與地主一塊又一塊地購置土地的道理是一樣的。小至王公貴族，大到皇帝國王，擴張領土的渴求曾經支配著中歐的每一個統治者。雖然有貪婪的成分在裡面，但擴張領土其實是不得不採取的舉動。普魯士王國那可悲的國家地位、破碎的領土和零散的行政區都要求統治者必須時刻保持警惕。腓特烈大帝雖然養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但不敢有絲毫馬虎。他甚至還有過被迫吞併鄰國土地的經歷——如果一個國家的君主在這種情況下還用得著別人強迫的話。奧地利大公國的屬地沿多瑙河與萊茵河雜亂地分布，從波羅的海和北海 [25] 一直延伸到亞得里亞海 [26] 。這可以說是一個更明顯的例子。這個例子證明，地理環境這一客觀因素使人們在保衛國家的過程中不得不將良知拋諸腦後。中歐和西歐所發生的任何一個哪怕是最小的變動曾經都可能對哈布斯堡 [27] 那些零星的屬地造成影響，甚至威脅到這些屬地的安全。擴張領土是18世紀統治者為求生存而採取的安全措施。腓特烈大帝就為普魯士王國贏取了這一安全保障。1740年，腓特烈大帝從奧地利大公國為他的國家奪得富饒的西里西亞。 [28] 這樣一來，與以前相比，腓特烈大帝的王國版圖更加分散了。但這並不要緊。新增加的一萬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人數超過一百萬的子民足以掩蓋這點小小的不利。與此同時，奧地利大公國的處境變得不再安全。神聖羅馬帝國的權力平衡也開始面臨危機。1772年，奧地利大公國從垂死的波蘭-立陶宛王國手中分得一塊很大的區域，但這並沒有給奧地利大公國帶來什麼優勢，因為普魯士王國也從戰利品中分得了一杯羹。無論是在自己還是在外人看來，此時的哈布斯堡家族都已經身處險境。如果想要脫離險境，那奧地利大公國就必須再找來一塊和西里西亞一模一樣的土地。
勒內-羅貝爾·卡弗利耶在密西西比河河岸的樹幹上釘上了鳶尾花紋章
接下來，那位奧地利大公國的政治家將他渴望的目光投向了巴伐利亞公國。這個偉大的天主教國家位於德意志南部，與奧地利大公國的西南部接壤，是唯一一塊能夠和西里西亞媲美的土地。這位政治家下定決心準備瓜分巴伐利亞公國的土地。只要將巴伐利亞公國的土地劃分給奧地利大公國，奧地利大公國就可以增強自身實力，從而和普魯士王國勢均力敵。這位一心要保衛國家安全的政治家不是別人，正是朝氣蓬勃並熱血滿腔的約瑟夫二世。
註解：
[1] 在1742年發生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中，普魯士王國占領了西里西亞的大部分地區。
[2] 18世紀末，奧地利大公國、普魯士王國和俄羅斯帝國曾經三次瓜分波蘭-立陶宛王國。
[3] 18世紀，為了爭奪領土，俄羅斯帝國與奧斯曼帝國曾經多次發生戰爭。截至18世紀末，俄羅斯帝國國界已經向奧斯曼帝國大大推進，但此時的奧斯曼帝國並未完全淪陷，仍在與俄羅斯帝國進行鬥爭。兩國之間的間斷性戰爭一直持續到1922年奧斯曼帝國覆滅。
[4] 法蘭西大革命，1789年到1799年法蘭西爆發的革命運動。法蘭西大革命徹底推翻了法蘭西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傳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進步思想，並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共和政體的建立，大大加快了人類歷史的進程。
[5] 巴伐利亞公國，歷史上神聖羅馬帝國南部的重要邦國之一。1777年，巴伐利亞支系家族絕嗣，巴伐利亞公國由巴拉丁家族接管。1806年，巴伐利亞公國成為巴伐利亞王國。
[6] 南尼德蘭，歷史地名，包括今比利時王國的絕大部分，曾先後由西班牙王國、奧地利大公國和法蘭西王國統治。
[7] 腓力五世（Philip V，1683—1746），西班牙王國國王。
[8] 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法蘭西王國國王。
[9] 喬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大不列顛王國國王。
[10] 波旁家族是卡佩王朝的一個分支家族，曾經在歐洲歷史上斷續統治過納瓦拉王國、法蘭西王國、西班牙王國、那不勒斯王國、西西里王國和帕爾馬王國。
[11] 這裡指右翼思想。該意識形態認為不平等現象及等級制度的存在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益於社會向前發展的。
[12] 艏飾象，舊時一種安裝在船頭的裝飾性木質雕像。
[13] 英國紋章院，英國王室機構，工作人員為英國軍官，主要負責處理與紋章相關的事務，同時也進行家譜學研究工作。英國紋章院同時對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及部分大英國協國家擁有管轄權。
[14] 無憂宮，腓特烈大帝修建的王宮和園林，模仿法蘭西凡爾賽宮建造而成，其名字源於法語，意為「無憂無慮」。腓特烈大帝希望他的無憂宮能成為繁雜政事之外的一個可以完全放鬆身心的住所。
[15] 對比18世紀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的話：憑藉武力來征服其他國家的人總能找到各種理由來為他挑起戰爭的行為進行辯護，譬如為了自身的安危、為了復仇、為了榮譽和熱忱、為了正當的權利或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羅馬帝國衰亡史》，第65章）——原注
[16] 神秘主義，一種教義和宗教儀式，旨在使人獲得更高的精神或心靈力量。神秘主義包括諸多主觀驗證方法，例如玄想、瑜伽、巫術、星占學和鍊金術等。
[17] 普遍道德，一種元倫理學（Meta-ethical）立場。該立場強調，無論人種、性別、國籍和文化背景等有何差異，某些倫理道德規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適用的，不存在任何例外。
[18] 路易十六（Louis XIV，1638—1715），法蘭西王國國王，1643年到1715年在位，史稱「路易大帝」或「太陽王」。在歐洲所有君主國家的統治者中，他在位的時間最長。
[19] 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658年到1705年在位，他是哈布斯堡家族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20] 據《聖經·新約》記載，最後一頓晚餐時，耶穌拿起餅和葡萄酒祝禱後分給門徒並告訴他們這是他的身體和血。基督教認為聖體和聖血是耶穌身體的一部分。對這一問題的懷疑實際上印證了人們對宗教的懷疑。
[21] 重商主義，16世紀到18世紀流行於歐洲的經濟政策，目的是擴大國家貿易出口。該政策主張通過貿易順差來獲取利潤，從而積累更多的財富，實現國家富強。
[22] 東印度群島位於南亞和東南亞，狹義上特指印度尼西亞群島和菲律賓群島。西印度群島泛指南北美洲之間海域的一連串島群，包括巴哈馬群島和安的列斯群島。
[23] 鳶尾花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它在歷史長河中與法蘭西貴族有著緊密的聯繫。法蘭西許多城市的盾形紋章中都使用了這種花。有人認為鳶尾花的三片花瓣代表了中世紀社會的三個階層，即平民、貴族和神職人員。
[24] 澤普斯，斯洛伐克東北部的一個地區。外加波蘭東南部由十四個村莊組成的一小片區域。11世紀末到1918年歸匈牙利王國統治。
[25] 北海，北大西洋的一部分，位於大不列顛島以東，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西南和歐洲大陸以北。周邊國家有英國、挪威、瑞典、丹麥、德國、荷蘭、比利時和法國。
[26] 亞得里亞海，地中海的一部分水域，分隔了義大利半島和巴爾幹半島，通過南部的奧特朗托海峽與愛奧尼亞海相連。海中有近一千二百個島嶼，其中只有六十九個有人居住。
[27] 哈布斯堡，即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也被稱為「奧地利皇室」，是歐洲最有影響力和最傑出的王室之一。該家族成員在1438年到1740年一直占據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座。英格蘭、匈牙利王國、愛爾蘭王國、西班牙王國和葡萄牙王國等也曾經歸哈布斯堡家族王室統治。查理五世之後，哈布斯堡家族分裂為奧地利和西班牙兩個分支。他們雖然統治著不同的領土，但仍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並時常通婚。
[28] 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結束後，戰敗的奧地利大公國將大部分西里西亞割讓給了普魯士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