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與蕭條 · 第十一章 全球朝著貨幣穩定的目標所取得的進步

不完全是新的 在畢達哥拉斯後2100年，在哥白尼後100年，伽利略仍然不敢告訴人們地球是圓的，他不是擔心會受到宗教的迫害（人們普遍認為他會擔心這一點 ），而是害怕會遭到人們的譏諷。 患有肺結核的法國農民依舊關緊他們的窗戶，唯恐讓新鮮的空氣進入室內而令他們的病情更加糟糕；大約30年以前，我們所有人都不相信空氣可以治癒「重感冒」（肺結核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這樣），我們總是被告誡不要讓外面的空氣進到屋內——房子還有什麼別的功能嗎？ 從獲得一種知識到對這一知識的普遍接受之間存在著一個時滯，肺結核知識的這個時滯要比天文學知識的這個時滯短一些，因為肺結核知識的應用對人們來說更具實際意義。而保持貨幣穩定這一問題的實際意義則居於上述兩者之間。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貨幣的不穩定是引發貧窮以及與貧窮相伴而生的一些疾病（包括肺結核）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同探究天文真相一樣，由於受到一種看似非常有把握的判斷但其實是錯覺的影響，人們也沒有太多的動力去探究貨幣的真相。但總體來說，全球國家朝著一個完善且有保障的貨幣單位的目標所取得的進展已經非常令人滿意了。雖然我們還沒有徹底實現這一目標，但要知道我們才剛剛為一目標努力了一百年而已。 1824年，約翰·魯克（John Rooke） 注74 建議應該調控黃金的價格以抵消農場工人工資的變動（即使沒有指數也很容易察覺這種變動）。 1879年，著名天文學家，同時也是一部優秀的經濟學專著的作者西蒙·紐科姆（Simon Newcomb）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 ）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價值的標準（The Standard of Value）」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詳細介紹並大力推薦了一直以來人們所討論的「美元補償」計劃。 1888年，瑞典經濟學家科努特·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 注75 提出了一個調控貼現率的詳細計劃。為了論證他的觀點，他引用了韋斯（Weiss）的一部更早的著作。1887年，英國傑出的經濟學家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對美元補償計劃以及其他穩定貨幣的計劃進行了闡述。其中有一項計劃在實質上和公開市場政策是基本相同的。1898年，博物學家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建議通過採用一種有管理的貨幣的方式來實現貨幣的穩定。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如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查爾斯·吉德（Charles Gide）以及E.班傑明·安德魯斯（E. Benjamin Andrews）都早就預見到了凱恩斯教授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的與「有管理的貨幣」相關的一些提案。 今天，儘管對於採取何種方法還沒有達成充分的一致，但穩定世界貨幣單位的必要性已經得到了如下一些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的認同： （在英國有）喬賽亞·斯坦普爵士,過去是經濟學教授，現在是英格蘭一家大型鐵路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以及英格蘭銀行的董事;雷金納德·麥克納（Reginald Mckenna），曾擔任英國財政部（British Exchequer）大臣，現在是聯合城和米蘭銀行（the Joint City and Midland Bank）董事會主席；洛德·達伯農（Lord D』Abernon），銀行家，過去曾是英國駐德國的外交使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英國參加了《凡爾賽和約》的簽訂，並預言了該和約將會產生的經濟後果；尊敬的佩西克-勞倫斯（Pethick-Lawrence）,前國會議員；（在德國有）舒爾茨-加沃尼茨（Schulze-Gaevernitz）教授；（在瑞典有）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教授，曾擔任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官方顧問；（在挪威有）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在美國有）凱默勒 （E. W. Kemmerer） 教授、約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教授及其他一些人士。 1919年，美國成立了穩定貨幣聯盟（Stable Money League），它就是穩定貨幣協會（Stable Money Association）的前身。 目前階段所取得的進步 在一戰期間，出現了將理論應用於實踐的需求。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一個負責戰時貨幣購買力問題的委員會（成員包括凱默勒、羅亞爾·米克爾、韋斯利·克萊爾·米切爾和沃倫·M.珀森斯在內）給出了如下報告：「委員會通過國際協議來實現貨幣單位價值的穩定是可取的，同時從經濟的角度來講也是可行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應該立刻將關注點放在計劃的細節、採納這一計劃的時間，以及國際協議是否是絕對必要的等問題上。」 一戰後的1922年，來自35個國家的代表在熱那亞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其部分內容如下：「歐洲經濟重建的一個最為基本的先決條件就是，每個國家都能實現其貨幣價值的穩定。」同時，該決議還給出了「避免黃金的購買力出現寬幅波動從而導致……」的具體步驟。 道威斯賠償計劃（Dawes Reparation Plan）包含了這樣一項條款（主要是由喬賽亞·斯坦普爵士促成），即根據物價水平的變化，調整要求德國賠償的數額。不幸的是，楊格計劃中並沒有包含這一條款。 據報道，瑞典中央銀行已經為瑞典採納了一項明確的穩定政策，他們利用一種新的指數作為指導，瑞典一份雜誌 注76 中的一篇文章大力讚揚了這一舉措，這與英國所做出的聲明相得益彰。 在這篇文章發表之時，瑞典和英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都已經脫離了金本位制，尊敬的佩西克-勞倫斯詢問了它們之間的合作情況，指出這些國家中的許多都已經選擇將自身同英鎊紙鈔（paper pound）而不是黃金聯繫起來，將英鎊紙鈔作為一種國際本位。他證實了英國自從被迫脫離金本位制度後進行貨幣調控的好處，物價水平隨即便出現了上漲，他還預言，除非黃金也能進行調控和管制，或者像他所說的成為「憲法規定的最高統治者，不再掌握獨斷專行的權力，卻會按照人民的意願來引領國家的命運」，否則英國可能不會再重新回歸金本位制了。 在許多人看來，「當物價達到一種能夠帶來充足的利潤邊際的水平，或者失業人口降到100萬人以下時，建立一個物價水平穩定系統」 注77 是英國的意圖。事實上，在1931年，由洛德·麥克米蘭（Lord MacMillan）所領導的麥克米蘭金融與工業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Industry）提交給國會的一份報告中說： 注78 「只要我們的國家有能力影響國際物價水平，那麼我們的首要目標就應該是將物價水平在現在的基礎上提高一個較大的幅度，然後將其保持在這一水平之上，且具有可控的穩定性。我們建議這一目標應該作為這個國家的貨幣政策指導目標而被採納。採納這一目標本身就會帶來重大而顯著的變化。因為在一戰前，幾乎沒有人認為物價水平能夠或者應該成為關注的中心或當務之急，更別說會成為英格蘭銀行或其他國家中央銀行金融政策的主要目標了。」 以前在塔夫脫 注79 執政期間，曾有一份旨在呼籲召開關於物價水平的國際會議的決議通過了參議院的審議，但由於提交到眾議院的時間太晚，因此未能趕在該屆國會於1913年任期結束之前而生效。 1932年5月14日，眾議院貨幣制度及度量衡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inage，Weights and Measures）的一個下屬委員會建議總統召開一次國際貨幣會議。6月，麥克唐納（MacDonald）首相就美國是否應該考慮召開一次關於提高並穩定商品價格水平的會議向美國國務院徵詢意見（國務院給出了積極的答覆）。後來，美國收到並接受了正式的官方邀請，會議由國際聯盟負責召集，探討的範圍涵蓋了包括物價水平在內的國際經濟領域中的幾乎全部問題。 美國的立法運動 《聯邦儲備法》最初被稱為格拉斯—歐文法案（Glass-Owen bill），1913年，在其最早的一部草案中，裡面有一個穩定條款是由參議員歐文提出的，然而這一條款最終被代表眾議院參加商討的代表給否決了。 眾議員赫斯特德（Husted）於1919年提出了一項穩定法案；而後，眾議員達林格（Dallinger）、戈茲布拉夫（Goldsborough）（1922年）和斯特朗（Strong）（1926年）也建議採取類似的措施。針對後面這兩項法案都進行了廣泛的聽證會，儘管起初公眾對該類法案並不太關心，但隨後公眾的關注度便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近來，美國國內已經感受到了來自於公眾的要求加強這一領域立法的真實壓力。美國農場局聯合會（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早在幾年前就設立了一個穩定委員會。該組織以及其他的兩家龍頭農業組織〔全國農場主聯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和全國農會（National Grange）〕對於穩定建議都給予了積極的支持。一些勞工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例如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聯邦儲備系統所做的工作 與此同時，聯邦儲備系統為了實現穩定也做了一些實際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悄悄開展的——幾乎是秘密進行的。已故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班傑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同其他四家儲備銀行的總裁組成了一個非官方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的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公開市場政策來防止後來威脅美國經濟的通貨膨脹。斯特朗的委員會後來被聯邦儲備委員會接管了，並被擴充成為一個包括所有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在內的委員會。但是除了斯特朗以外，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非常肯定地接受過穩定的基本理念。 斯特朗本人不願意公開、明確地對於穩定政策表示支持態度，甚至有記錄表明他曾在國會反對出台一項關於穩定的議案。但在他臨終前，他私下裡表達了自己對於這一議案的認可，並幫助起草了該議案最後一稿的框架。他還宣稱，只要聯邦儲備委員會公開聲明他們支持這一議案，他也願意公開發表聲明支持它，然而，聯邦儲備委員會卻拒絕這樣做。這一議案就是眾議員詹姆斯·斯特朗（並非斯特朗總裁的親戚）提出的議案。 1932年的《戈茲布拉夫法案》 然而，眾議員斯特朗和艾倫·戈茲布拉夫卻一直在眾議員中間進行著關於穩定政策的教育宣講，而且一堅持就是十年。最終，在1932年，主要是設計用來通過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政策來服務於全國物價水平這一特定目的的《戈茲布拉夫法案》被提交投票表決。 當然，《戈茲布拉夫法案》只是第一步。對於美國來說，一個完善的貨幣體系將不會僅僅依靠聯邦儲備系統。它應該將全部貨幣（而不僅僅是存款貨幣）都置於一個常設機構的控制之下，比如一個全身心致力於這一目標的委員會。這樣一個委員會的工作將不會因一些與其主旨無關的私人問題而變得複雜化，例如那些困擾著銀行經理的問題，而它卻會得到來自眾多銀行經理以及所有職能與貨幣有牽連的政府機構的合作。為了計算價格指數、研究工資和其他一些問題，它可以獲得勞工統計局的合作。它還會獲得財政部、鑄幣廠以及（最重要的）聯邦儲備系統的合作。該委員會還將與當地的、外地的以及國際的一些銀行進行合作。關於這樣一個委員會的具體細節可以參見附錄Ⅵ。 眾議院以一個壓倒性的表決結果289∶60通過了《戈茲布拉夫法案》。儘管獲得了來自各方，包括農業和勞工組織的大力支持，但當它被提交到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時，卻遭到了否決。參議員格拉斯是《戈茲布拉夫法案》未能獲得通過的罪魁禍首，他在1913年供職於眾議院時就利用其影響力從《格拉斯—歐文法案》（後來成為《聯邦儲備法》）中刪除了穩定條款。 該法案之所以遭到反對是因為它引發了一種擔憂，即它將迫使美國脫離金本位制，並開啟一場有如德國式的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這種擔憂情緒在國外表現得尤其明顯。造成這種擔憂的原因部分出於現實的理由，如黃金的不確定性局面以及將物價推高到法案期望達到的1921—1929年水平的一種看似不可能性，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對該法案的誤解和因此而導致的歪曲報道，從而令已經因持續太久的蕭條而繃得過緊的公眾神經再次遭到了過度的刺激。 對《戈茲布拉夫法案》的反對之聲 《戈茲布拉夫法案》的一些反對者稱，該法案所尋求的對價格的調控是有悖於「供求法則」的。輕率地提出這種反對理由的人既沒有意識到供給和需求是以某一個價格水平為先決條件的， 注80 也沒有理解個別商品價格與整體價格尺度之間的區別。 更加無理取鬧的是那些將《戈茲布拉夫法案》貶斥為「通脹」法案的人。當該法案被提請審議時，美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通貨緊縮；而要想治癒通貨緊縮這個弊病，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一定幅度的「通貨再膨脹」，也就是說，採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應對近期迅速發展的、嚴重的通貨緊縮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通貨膨脹」是一個有著臭名昭著的歷史的詞彙；那些使用這一詞彙的人所暴露出來的對經濟學的無知其實是更加危險的，因為他們居然還在使用一個歷史詞彙。 看問題要看實質 許多公開指責《戈茲布拉夫法案》為通貨膨脹法案的人本身都明確支持財政部部長奧格登·米爾斯（Ogden Mills）先生所描繪（和主張）的「有調控的信貸膨脹」政策。有調控的信貸膨脹和有調控的通貨膨脹（或通貨再膨脹）實際上完全是同一回事。有調控的通貨膨脹正是聯邦儲備銀行長期以來一直執行的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債券行為的目的，這些公開市場操作得到了許多保守銀行家的支持。全國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1932年5月的官方出版物稱：「為重振商業和提高物價水平所做的工作應該在各地都得到支持。聯邦儲備系統正在以身作則。」 最後，有些人認為《戈茲布拉夫法案》將把過多的權力集中於身居華盛頓的一個小型委員會的手裡。但聯邦儲備委員會早就擁有了這樣的權力，並且通過使用或未使用這樣的權力而給經濟造成了足夠的傷害，因為他們無論是使用還是未使用這樣的權力，都沒有合理地參考物價水平。而《戈茲布拉夫法案》則明確了他們對於物價水平負有責任；物價水平至少會對其權力構成一定的限制——目前就信貸膨脹和信貸收縮（也就是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來講，他們的權力是無限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先前的一位成員曾經將聯邦儲備系統描述為「漫無目的」。它是沒有指導而濫用權力的一個很好例證。 美元的不良記錄 然而，最荒謬的反對理由莫過於主張（種種阻撓中所暗含的）健全的貨幣就是過去幾十年我們這些受折磨的幾代人所擁有的這種貨幣。健全的首要要求是穩定；而美元購買力的穩定性是與物價水平的穩定性相掛鉤的。那麼美元具體有多穩定可以通過下面的這張描述其從1860年到1932年歷史的圖中判斷出來（見圖6）。 圖6 這一曲線有一天應該被刻在不穩定貨幣的墓碑上。而它也是產生無數真實墓碑的罪魁禍首，這些墓碑的主人包括因勞資雙方的爭鬥而被打死的成年人和餓死的孩子，因為這類爭鬥基本上是由這一曲線而導致的。該曲線中所包含的每一次下降，包括無數次極小幅度的下降，都意味著成千上萬的債務人（在無意之中）被他們的債權人占了便宜；而曲線中的每一次上升則都意味著成千上萬的債權人（在無意之中）被他們的債務人占了便宜。無論是在債權人陣營中還是在債務人陣營中，都是既有窮人又有富人。例如，我們假設一個窮人在抵押貸款的幫助下建起了一間房子。他在1865年借了1,000美元；到了1896年，他已經支付了全部的利息並且償還了本金1,000美元——此時的1,000美元的購買力相當於1865年時的3,000美元。再舉一個窮人作為債權人的例子，某人於1896年將100美元存入銀行，1920年他取回了256美元（包括複利利息），然而此時這些錢的購買力僅相當於1896年的77美元。 如果我們把1913年時的1美元當作100美分來看待，那麼下面的這張表就向我們展示了自1860年以來的不同時間1美元的不同購買力。 1860年 96美分 1865年1月 47美分 1896年 150美分 1913年 100美分 1920年5月 45美分 1922年 72美分 1923年 69美分 1924年 70美分 1929年 71美分 1930年 81美分 1932年 98美分 1932年3月19日 111美分 1932年6月第3周 118美分 換種表示法，如果1929年1美元是100美分，那麼1932年6月第3周1美元就是162美分。 我們的上述算法並沒有把一戰期間及戰後國外所發生的情況考慮在內。這一期間各國出現了德國人所謂的「災難景氣（cala-mity booms）」,它使得很多中產階級的人群被消滅掉，很多人都死掉了，原因包括自殺，因為他們的收入（包括工資和債券利息）並沒有跟隨物價的上漲而上漲。在英國，1913—1920年間，物價水平上漲超過3倍；在法國，物價水平上漲超過5.25倍；在義大利，超過6.5倍。在奧地利，在1914—1922年間，物價水平上漲超過17,000倍；1925年則超過了21,000倍。在俄國，1922年的物價水平上漲了400多萬倍；而到了1923年，這個數字變成了60億。在德國，1920年的物價水平僅上漲了15倍，而到了1923年通貨膨脹達到瘋狂之時，物價上漲達到了超萬億倍的天文數字。 注81 戰爭，導致不穩定的因素 從導致貨幣紊亂（幾乎同戰爭一樣殘酷）這個角度來講，戰爭是打造穩定貨幣體系的一個最大障礙。沒有什麼貨幣設施是戰爭破壞不了的。戰爭所產生的債務、戰時通貨膨脹及戰後通貨緊縮的規模和範圍之大，即使是設計再精細的制度也不可能對其產生有效遏制。 但那種認為能夠有效解決邊境爭端的措施（即司法體系）不應該被用來化解戰爭的觀念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戰爭同邊境地區的槍戰一樣，是一種原生態形式的訴訟，只要有些東西可以引起爭議並引發訴訟，而且提起訴訟又沒有其他的方法，那麼戰爭就會不斷出現。戰爭罪不在我的知識領域之內，但我認為現在沒有學者會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罪責都歸咎於一個國家。有些人認為這次戰爭的幾乎全部責任都應由洛斯·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所稱的「全球混亂（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注82 來承擔，在全球混亂的情況下，各國都要應對其所面對的商業競爭。為了避免戰爭，力量的平衡成了一種安全保證；而它也的確在一段時間內維護了和平。但局面遲早會惡化的，因為任何力量的平衡都不會保持長久。按照上述這種觀點，當平衡被打破之時，所有歐洲大國都像那兩個實力稍遜一籌的邪惡國家 注83 一樣不情願地選擇了戰爭。 由於國際訴訟要比國內訴訟晚出現100年，因此達成取代戰爭這一目標的第一步自然一定是帶有準司法性質的，尚不可能是完全司法性質的。 我們能保持資本主義嗎？ 我們所面臨的威脅總是由那些利用了人們想過上更好生活的願望的人所製造出來的。而這種威脅正變得越來越現實，看看1919年的俄國和1932年智利的情況吧。 戰爭與不穩定的美元（伴隨它而來的飢餓和罷工）都會令一些觀點有機可乘。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體系被稱作私人利潤體系（System of Private Profits）可能更為適合些；經濟蕭條屬於利潤病的一種，資本主義尤其容易患上這種病。擁護資本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近來宣稱，資本主義體系目前仍處於試驗中。如果他的話是對的，那麼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必須進行一次內部清洗，把經濟蕭條這個污點從利潤體系中抹去，否則某些形式的社會主義就會把資本主義的整個大廈徹底摧毀。因為利潤總是受不穩定的美元的支配，一旦物價水平下降，利潤就有徹底被吞噬的可能，而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卻不會消失。 各個層次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們都聯合起來反對私人利潤，並認為，如果沒有這種利潤的存在，危機便不會產生。於是，1929—1932年資本主義世界所面臨的困境就成了俄國人的笑柄，雖然他們自身經濟也不是很繁榮，但顯然是處於上升通道中，而我們的經濟卻是在下滑。在這裡，我不想討論兩種經濟制度各有哪些優勢。資本主義總是誇讚自己對積極性的獎勵；而社會主義則宣稱自己同樣可以激勵人們的積極性，而且可以讓這種積極性的發揮更少地出於自私的動機。但就當前所要達到的刺激經濟的目標來說，無論是資本主義體系還是社會主義體系都要被迫互相借鑑對方的優點。例如，資本主義體系並不完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我們看看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本身，再看看公立學校、郵局以及巴拿馬運河。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唯一一個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試驗的樣板的俄國，在過去的10年間或許也朝向資本主義邁出了如同我們在過去的1,000年間朝向社會主義所邁出的一段距離。 與此同時——為了以本書開篇的引語作為本書的結束——在為我的一本小書《貨幣幻覺》（The Money Illusion ）所撰寫的序言中，敬愛的喬賽亞·斯坦普爵士這樣寫道：「貨幣，作為一種有形的交換媒介，使多元化的文明成為可能；然而，也正是把我們帶到了當前狀況下的貨幣，通過其對人們所施加的精神效應，但更多的是通過其自身的運行機制，實際上摧毀了我們的社會。」 附 言 正當本書付梓之時（1932年9月），經濟復甦的曙光似乎已經初現。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裡，股票價格已經翻倍，商品價格更是上漲了5.5倍。最早上漲的是歐洲股票的價格，而歐洲買家也是美國股票市場所感受到的最早一批買家。 目前的這種發展態勢可能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包括貨幣數量或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或二者全都增加。但事實上，貨幣流通速度提高了而貨幣數量（起初）卻微幅減少了。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預示著物價的上漲。而相反的情況，即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而貨幣數量增加則預示著物價的下降。人們的信心之所以被激發起來，一方面是因為《洛桑協定》實際上免除了德國的戰爭賠款，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們國家宣布已經為通貨再膨脹做好了準備。這些都使得那些被囤積起來的貨幣被解凍，並提高了價格；而抵押品價值的提升則鼓勵了一些一直在苦苦支撐的債務人清償債務，這會暫時降低信貸貨幣的流通速度。然而，下列這些舉措已經為進一步的通貨再膨脹打下了基礎：近期頒布的允許增加紙幣發行量的《格拉斯通貨膨脹法案》；2月份頒布的「解放」黃金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隨之發生的聯邦儲備系統史無前例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注84 的信貸操作；《家庭貸款銀行法案》（Home Loan Bank Act ）及其他具有通貨再膨脹性質的舉措。銀行已經逐漸獲得了「流動性」。黃金也開始從歐洲流回美國。 如果大蕭條真的即將結束，那麼顯然它更多的是人類努力的結果，而非向均衡回復的經濟自然規律的結果。 然而，近來人們努力控制物價水平的最令人矚目的案例發生在瑞典。據卡塞爾教授介紹，本書第十一章中所提到的舉措「已經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實施。瑞典貨幣當前的購買力，在可避免的統計誤差範圍內，正好相當於去年9月的購買力。這一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表明，對於紙幣的購買力進行有計劃的調控是可能的；中央銀行通過適當的政策是可以控制紙幣的價值的」。 注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