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 形而上的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對其生存狀態與全部創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為它否認人與創造的目的。奴隸反抗其生活狀況內部的條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對的則是作為人的存在狀態。造反的奴隸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種東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對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則宣稱創世本身便令它失望。對兩者而言，問題並不僅僅是簡單的純粹的否定。在這兩種情況中，我們發現一種價值判斷，反抗者就以它為根據，拒絕認可自身的生存狀態。
應該注意到，起而反抗其主人的奴隸並未想到否定主人作為生命物的存在。他否定的是主人的身份。他否認主人有權否定他這個奴隸的要求。奴隸主對其要求不放在眼裡，置之不理，從而被奴隸否定。如果人們不尊重為大家所承認的共同價值，人與人彼此之間便是不可理解的。造反的人要求這種價值被明確地承認，因為他懷疑或知道，若沒有原則，世界會充斥混亂與犯罪。由他進行的反抗行動是在要求光明與團結。說來難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動竟然表現出渴求秩序。
這一論述也完全適合於形而上的反抗者。他在支離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要求世界的一致性。他以自己身上的正義原則去反對非正義原則，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正比比皆是。他最初所要求的不過是解決這一矛盾，若有能力，則讓正義主宰世界。若非如此，倘若他被逼得走投無路，就乾脆讓非正義瀰漫世界。在此期間，他便揭露矛盾。形而上的反抗是以死對抗不完善的現實，以惡對抗混亂的景況。它其實所追求的是幸福圓滿，以此對抗生與死之痛苦。倘若普遍化的死刑成為世人的生存狀況，那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抗與它是同時產生的。反抗者在拒絕其必死的狀況的同時，也拒絕承認使他生活在這種狀況的力量。形而上的反抗者並非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無神論者，但他必然是出言褻瀆宗教的人。不過他首先是以秩序的名義來褻瀆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認為他幹了至高無上的醜行。
為闡明這一點，再回到反抗的奴隸。他在其抗議中，確立了他所反抗的主人的存在。然而同時，他表明他在其附屬地位中得到了主人的權力，並肯定了他自己的權力，這權力就是對至今主宰著他的優越地位提出懷疑。就此而言，主人與奴隸的確處於同樣的狀態：主人暫時的權勢與奴隸的順從都是相對的。兩種力量交相肯定對方，直到彼此發生對抗並毀滅對方，那時其中的一種力量將暫時消失。
同樣，形而上的反抗者如果起而反對他同時肯定了其存在的那種權力，他也僅僅是在他反對這種權力的那個時刻確認了其存在。他於是將這個高高在上的人物拖入與平民相同的受屈辱的境地，其空幻的權力與我們空幻的狀況是一回事。形而上的反抗者將他置於我們的拒絕力量之下，讓他在不屈從的人的面前低下頭來，迫使他融入對我們而言是荒誕的存在，最後讓他擺脫永恆的幽居狀況而投入歷史之中。他遠離永恆的穩定，只有當人們一致同意時才能找到這種穩定。反抗便這樣肯定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至少是矛盾的。
形而上的反抗的歷史因而不能與無神論的歷史混為一談。從某種角度來看，它與當代宗教感情的歷史是一回事。反抗者藐視，甚至否定。至少他起初沒有取消上帝，而只是以平等的地位與他對話。但這並非一種彬彬有禮的談話，而是受戰勝對方的願望所驅動的一場爭論。奴隸開始時是要求公正，最後卻想得到權勢。現在該輪到他們來統治。反抗生存狀態的造反行動成為一次反對上天的漫長的遠征，目的是使國王成為囚徒。起初把他廢黜，然後處以死刑。人類的造反最後以形而上的革命結束。它從表現自己發展為行動，從花花公子變為革命者。上帝的王位被推翻後，造反者會認識到，他以前依靠上帝所徒然追尋的公正、秩序、團結，現在他用自己的手把它們創造了出來，從而證明廢黜上帝是正確的。這時開始進行絕望的努力，以便建立人的帝國，必要時以罪惡為代價。實現這一點必然造成可怕的後果，而我們僅僅認識到其中的一些。但這些後果絲毫不是來自於反抗本身，或至少應該說，只有當反抗忘記了其初衷，對「是」與「不」之間艱苦的選擇感到厭倦，最後陷於否定一切或屈從一切，唯有這時才會造成這些後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動中，向我們顯示出與奴隸起義相同的正面內容。我們的任務就是研究反抗的內容在其追求的事業中變成了何物，闡明反抗在忠於或不忠於其初衷時造成了何種結局。
我們首先應當承認，我們永遠不可能把尼采與羅森伯格混為一談。我們應成為尼采的辯護律師。他自己在事先揭露他的不肖子孫們時這樣說過：「解決自己精神的人還應該淨化自己的心靈。」不過問題是至少應當弄清他所設想的這種精神解放是否不完全排除這種淨化。尼采思想的那種運動，本身有其法則與邏輯，它們也許會解釋歸咎於他的哲學的那種有血腥味的偽裝學說。他的作品難道絲毫沒有任何可用來支持最後的屠殺的內容嗎？殺人者，只要否定思想，甚至否定仍然屬於精神的事物，難道不能在他身上為他們找到藉口嗎？回答應當是肯定的。自從人們忽視了尼采思想中有條理的方面（不能肯定他自己是否始終堅持這一方面），他反抗的邏輯就再沒有限制。
人們同樣會注意到，殺人並非從尼采拒絕偶像，而是從他狂熱地贊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尋常之處。對一切說是，便意味著對殺人說是。同意殺人，其方式有兩種。奴隸若對一切說是，便是對主人的存在與他自己的痛苦說是。耶穌即教導人不抵抗。主人若對一切說是，便是在對奴隸制與他人的痛苦說是，這就是暴君與頌揚殺人。「你相信神聖而不可摧毀的法則，你生活在一個具有永久說謊與永久殺人的性質的社會中，卻不會說謊，不會殺人，相信這樣一條神聖而不可摧毀的法則，這不是可笑的嗎？」的確，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動僅僅是抗議社會存在的謊言與罪惡。尼采的「是」將最初的「不」丟在腦後，否認了反抗本身，同時否認了否定世界現狀的道德。尼采真心誠意地呼喚一個具有基督靈魂的愷撒。這就是在思想上對奴隸與主人同時說是。但對雙方說是，其實便是使更有力的一方即主人神聖化。愷撒最終必然會放棄思想主宰而選擇統治現實。尼采身為一個忠於其方法的好教師在問自己：「該如何利用罪惡？」愷撒的回答是：使罪惡成倍增加。尼采關於人類的不幸寫道：「人類若懷有宏大的目的，則會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惡認為是罪惡，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他於1900年去世，就在這種意圖即將死亡的這個世紀邊緣。他在神志清楚時徒然地呼喊：「談論種種不道德的行為是容易的，但人們有力量承受它們嗎？比如說，我不能容忍自己食言與殺人，我已經心灰意冷，差不多好久了，但我會為此而死去的，這就是我的命運。」從對人類的全部經驗予以贊同以來，其他人隨之而來，他們遠遠沒有心灰意冷，而是在謊言與殺人中強大了起來。尼采的責任是，出於方法方面高級的理由，使這種蒙受恥辱的權利成為合法的，哪怕是剎那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說過，將這種權利給予世人時，肯定會看到他們朝它衝去。然而尼采並非自願的責任卻走得更遠。
尼采的確如他自己所承認的那樣，是虛無主義最為敏銳的良心。他使反抗思想邁出的決定性的一步就是讓它從否定理想跳躍到理想的世俗化。既然人的拯救不能由上帝實現，那麼便應該在大地上完成。既然世界沒有方向，人從接受這一見解的時刻起，即應當為世界定個方向，它會導致高級的人類社會。尼采要為人類的未來指出方向。「管理地球的任務落在我們身上。」還有「為統治地球而鬥爭的時刻已經臨近，而這場鬥爭要以哲學的名義進行」。他就這樣宣布了二十世紀的到來。他之所以這樣宣布，是因為他已得到虛無主義內在邏輯的啟示，知道其結果之一就是帝國，他並且為這個帝國的實現作了準備。
人可以有不要上帝的自由，正如尼采所設想的那樣，這就是說他是孤獨的。當世界的車輪停止轉動，而人對現存的一切說是時，會有完全的自由。然而現存的一切在變化，應該對變化說是。光明終將消失，白日即將過去。歷史於是重新開始。應該在歷史中尋求自由，應該對歷史說是。尼采主義是個人權力意志的理論，但註定要成為眾人的權力意志，沒有世界帝國，它便什麼也不是。尼采肯定憎恨自由的思想家與人道主義者。他對「思想的自由」一詞所取的是其最極端的詞義：個人思想的神性。但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同他一樣，從上帝已經死亡這個同樣的歷史事實出發，而結果也是相同的。尼采清楚地看到，人道主義不過是沒有最高主宰的基督教，它拋棄了最初的原因，而保留了最後的原因。但他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的解放學說通過虛無主義不可避免的邏輯，承擔了他本人曾經夢想過的超人狀態。
哲學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來了，他們很快使哲學世俗化，而正是哲學給予了他們這種權利。尼采談到黑格爾時，已經推測到這種奴役哲學的趨勢。他認為，黑格爾的獨特之處就是發明了一種泛神論，惡、錯誤、痛苦再不能用作反對神的論據。「然而國家與所建立的權力，立即便利用這一宏偉的創造。」而他自己曾想像出一種體系，罪惡不能再作為反對任何東西的論據，唯一的價值即在於人的神聖性。這一宏偉的創造要求得到運用。在這方面，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虛無主義暫時的繼承者與激進而驚人的結果。有些人有邏輯頭腦，雄心勃勃，以馬克思修正尼采，決定只對歷史說是，而不再對全部創造說是。尼采令其拜倒在宇宙面前的反抗從此時起拜倒在歷史前面。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尼采至少在他的超人理論中以及他之前的馬克思在其無產階級社會的理論中，都以「未來」代替了彼世。在這一點上，尼采背棄了古希臘人與耶穌的教導，認為他們是以「立即」代替彼世。馬克思與尼采一樣從戰略角度思考，同他一樣憎惡形式上的美德。他們的兩種反抗最後同樣是執著於現實的一個方面，後來融合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一派別中得到體現。「要取代神甫、教育家、醫生」，尼采已經談論過這一派別。兩者的主要不同在於，尼采期待著超人的出現，建議對現在的一切說是，而馬克思則提出對變化著的一切說是。對馬克思來說，人要控制自然以服從歷史，而尼采則提出人應服從自然以控制歷史。這正是基督教徒與希臘人的區別。尼采預見到即將發生的事情：「現代社會主義力圖創造一種世俗化的耶穌教義，使人皆成為工具。」他還說：「人們所追求的就是物質福利……於是走向精神方面的奴隸狀態，這是從未見到過的……精神上的專制在商人與哲學家一切活動的上方翱翔。」反抗到了尼采的哲學那裡，狂熱地追求自由，從而導致對生命或歷史的專制。絕對的「不」，使施特納將罪惡與個人同時神化。而絕對的「是」則將殺人及人自身普遍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對尼采某些品德的無知，真正承擔起了尼采的意志。這位偉大的反叛者於是親手建立必然性的無情統治，將自己封閉其中。他逃出上帝的監牢之後，首先所念及的是建立歷史與理性的監牢，從而完成了對虛無主義的喬裝打扮與認可，而尼采則聲稱戰勝了虛無主義。
反抗的詩歌
如果說形而上的反抗拒絕「是」，而局限於絕對的否定，它卻熱衷於表現自己。雖然它傾心於崇拜現在的事物，拒絕懷疑一部分現實，卻遲早不得不這樣做。在兩者之間，伊萬·卡拉馬佐夫代表了聽之任之，不過是在痛苦的意義上。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反抗的詩歌始終在兩個極端搖擺不定：文學與權力意志、合理性與非理性、絕望的夢想與無情的行動。最近一次，這些詩人，尤其是超現實主義，以一種驚人的概括方式為我們照亮了從表現到行動的路程。
關於麥爾維爾，霍桑 [174] 寫道：「他雖然不信宗教，卻並未停止於此。」同樣，關於那些向上天衝擊的詩人們，也可以說他們想推翻一切，同時又在絕望地思念一種秩序。他們陷入一種極端的矛盾，想從無理性中求得理性，使不合理成為一種方法。浪漫主義的這些主要繼承者聲稱要讓詩歌成為榜樣，在最令人悲痛的詩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們使褻瀆行為神聖化，讓詩歌轉變為經驗與行動的手段。的確直到他們為止，那些宣稱對社會事件與世人發揮影響的人們，至少在西方如此，以合理的規則為名，已經這樣做了。相反，超現實主義在蘭波之後想在譫妄與顛覆中找到建設的規則。蘭波以其作品而且僅僅以其作品指出了道路，不過以一種閃電般的方式，暴風雨即如此顯露出道路的邊緣。超現實主義挖掘出這條道路，為其確定了方向。超現實主義以誇張而隱晦的手法為不合理反抗的實際理論作了其最後而輝煌的表現。與此同時，反抗思想在另一條道路上奠定了對絕對理性的崇拜。超現實主義的啟發者洛特雷亞蒙 [175] 與蘭波告訴我們，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過何種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為破壞自由的行動形式。
洛特雷亞蒙和平庸
洛特雷亞蒙指出，表現的欲望在反抗者身上也隱藏在平庸的意志後面。反抗者不論是抬高還是貶低自己的人格，總想成為與現在不一樣的人，甚至當他挺身而起讓人承認他真正的存在。洛特雷亞蒙的褻瀆言行與因循守舊同樣表現了這種不幸的矛盾，這一矛盾在他成為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人的意志中得到解決。他遠非像人們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已改弦易轍，與以往一樣的狂暴的沮喪可解釋瑪爾陀羅 [176] 何以召喚原始的漫漫黑夜以及他的《詩篇》孜孜以求的平庸化。
人們從洛特雷亞蒙那裡懂得了反抗處於少年時代。我們使用炸彈與運用詩歌的偉大的恐怖主義者剛剛走出童年。《瑪爾陀羅之歌》是一個有才華的中學生寫出的書。這部作品的哀婉動人之處恰恰來自於一個兒童心靈中的矛盾，他起而反對創造，也反對自己。如同《彩畫集》中的蘭波一樣，這位詩人反抗世界的限制，首先選擇了世界末日與破壞，而不是接受不可能的規則，這種規則使他在他要去的世界中成為他現在的樣子。洛特雷亞蒙說：「我來到世上是為了保衛人民。」瑪爾陀羅因而是憐憫天使嗎？從某種方面看他是這樣，但他首先憐憫他自己。為什麼？這尚有待探討。但是這種落空的、被凌辱的、不可告人的且未明言的憐憫使他陷於罕見的困境。用瑪爾陀羅的話來說，他把生活作為一個傷口來接受，並禁止以自殺來治療傷口（原文如此）。他同蘭波一樣，是個飽嘗痛苦而反抗的人，但不可思議地退卻了，說他反抗的是他現在的狀況，並擺出了造反者永恆的藉口：對人們的愛。不過，這位活著為了保衛世人的人同時寫道：「請給我指出一個好人。」這種永恆的運動是虛無主義的反抗運動。人們反抗對自己與對世人的不公正。當人們同時清醒地看出這種反抗的合理性卻又無能為力時，激烈的否定態度甚至會針對他聲稱要保衛的東西。人們不能用建立公正來矯治不公正時，寧願把它淹沒在依然普遍的不公正中，這種不公正終於與毀滅混同為一。「你對我製造的痛苦過於巨大，我為你製造的痛苦過於巨大，因而決不是情願的。」若要不憎恨自己，則必須宣布自己是無辜的，單獨一個人是永遠不可能有這種膽量的，阻止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他了解自己。人們至少可以聲明所有的人都是無辜的，雖然被作為罪人對待。上帝於是成了罪人。
從浪漫主義者到洛特雷亞蒙，其實並沒有進步，除了在語調方面。洛特雷亞蒙再一次復活了亞伯拉罕的上帝的面孔與魔王派反叛者的形象，不過有某些改進。他將上帝置於「由人的糞便與黃金構成的王位上」，王位上坐著「一個由未洗過的被單做成了裹屍布包著的屍體」，他自稱為「造物主」。「這個可怕的有著蝰蛇相貌的上帝」，「這個狡猾的強盜」，人們看到他放火造成火災，使老人孩童被火吞沒。這個上帝醉醺醺地在小溪中遊動或者在妓院裡尋求下流的享樂。上帝並沒有死，而是墮落了。瑪爾陀羅面對墮落的上帝，被描繪成一個傳統的穿黑披風的騎士。他是魔鬼。「至高無上的主帶著憎恨的獰笑，給了我醜陋無比的相貌，眼睛不應該成為這種醜陋的見證。」他否定一切，「父親，母親，上帝，愛，理想，而僅僅只想到他自己」。這位英雄受到驕傲折磨，具有形而上的花花公子的一切魅力：「溫文爾雅的臉孔，像宇宙一樣憂鬱，像自殺一樣美。」瑪爾陀羅如同浪漫主義的反抗者一樣，對上帝的公正感到絕望，與惡站在一邊。讓人痛苦，這樣做時自己也痛苦，這就是綱領。《瑪爾陀羅之歌》是惡的真正頌歌。
在這個轉折點，人們甚至不再捍衛創造物。相反，「用一切手段攻擊人這個野獸，以及造物主……」這就是《瑪爾陀羅之歌》所宣稱的意圖。瑪爾陀羅想到把上帝作為敵人時而惶恐，又沉醉於偉大的罪人們的孤獨（「只有我一人反對人類」），隨即投身於反對創造物及其作者。《瑪爾陀羅之歌》歌頌「罪惡的神聖性」，宣布了一系列數目在增長的「光榮的罪惡」。歌曲第二部的第二十節甚至開始教授罪惡與暴力。
如此昂揚的熱情在那個時代是不稀奇的，沒什麼價值。洛特雷亞蒙真正的獨到之處並不在此。浪漫派謹慎地維持著人的孤獨與神的冷漠之間的必然對立，這種孤獨在文學上的表現就是與外界隔絕的城堡與花花公子。然而洛特雷亞蒙的作品談到更深刻的悲劇。這種孤獨對他似乎是難以忍受的，而他反對創造，似乎要摧毀創造的界限。他完全不想用有雉堞的塔樓鞏固人的統治，而是想把各種統治混在一起。他把創造又重歸於原始的海洋，道德與一切問題在那裡都失去意義，其中也有他認為是令人驚恐的靈魂不死的問題。他不願意在創造的對面樹立一個反叛者或花花公子的光輝形象，而是提出人與世界都同樣要毀滅。他進攻把人與宇宙分開的邊界線。完全的自由，特別是罪惡的自由，意味著要摧毀人的邊界線。憎惡一切人與自己是不夠的，還必須把人的統治引向由本能統治。人們發現洛特雷亞蒙拒絕合理的意識，回到本原，這是文明反抗自身的標記之一。問題不再是通過意識頑強的努力來表現，而是不再作為意識而存在。
《瑪爾陀羅之歌》中的創造物都是兩棲類，因為瑪爾陀羅拒絕大地及其限制，植物是由藻類與海藻組成的。瑪爾陀羅城堡位於江海之上，他的祖國是古老的海洋。海洋是雙重的象徵，同時是毀滅與和解的地方。它以自己的方式平息蔑視自己與其他人的靈魂的強烈渴望，即渴望不再存在。《瑪爾陀羅之歌》於是成為我們的《變形記》，古人的微笑由被剃鬚刀割破的嘴的苦笑所代替，可謂一種令人不快的過分的幽默的景象。這位古羅馬鬥獸者未能隱藏人們想在其中找到的一切意義，不過他至少透露出一種毀滅的意志，其根源存在於反抗的最陰暗的核心。帕斯卡爾所說的「你要變得蠢笨」，在他那裡表現出十足的意義。洛特雷亞蒙仿佛不能忍受冷峻無情的光明，而要活下去則必須忍受。「我的主觀性與一個創造者，這實在讓我的腦子受不了。」他於是選擇了讓生命及他的作品像墨魚一樣在墨汁的雲彩中急速游泳。這部作品有一個精彩的段落，描寫瑪爾陀羅在大海中與一頭雌鯊長時間進行可憎的交尾；另有一段特別有意義，內容是瑪爾陀羅變成章魚攻擊造物主。這些描述清楚表明作者想逃到存在的邊界線之外，並侵犯自然界的規律。
對於那些看到自己被放逐出正義與情慾平衡和諧的祖國的人們來說，與孤獨相比，他們更喜歡那些辛酸的王國。在那裡，詞語再無意義，盲目的創造物的力量與本能主宰一切。這種挑戰同時是苦修。該作品第二章描述的與天使的鬥爭，以天使的失敗與腐敗而結束。天空與大地，於是被帶入原始生命的液體深淵而混而為一。這樣，作品中那個鯊人「終於使雙臂與雙腿的頂端獲得新的變化，以之作為對某種不為人知的罪惡的贖罪」。的確，在洛特雷亞蒙不太為人所知的生活中的某種罪惡，或對某種罪惡的幻想是同性戀嗎？《瑪爾陀羅之歌》的每一位讀者都不禁會想到這本書缺乏「斯塔夫洛金的懺悔」。
由於缺少懺悔，在這部《詩篇》中應該看到這種神秘的贖罪意志的加強。我們將看到，適合於某種反抗形式的行動就是讓不合理的冒險恢復理智，在混亂中重新找到秩序，自願地戴上比人想擺脫的枷鎖更沉重的枷鎖。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用一種簡單化的意願與厚顏無恥的態度來描寫這種行動，因而這種轉變必然有種意義。絕對的「是」的理論代替了無情的反抗。而這些是表現得十分清楚的。《詩篇》向我們對《瑪爾陀羅之歌》作了最好的說明。「懷著對這些幻景的絕望堅定地把文學引向全部廢除神與社會的法律，引向理論的與實際的惡。」《詩篇》還揭露了「一個作家的罪行，他在虛無的坡上滾動，蔑視自己並發出歡樂的呼喊」。但它對這種惡給出的藥方只是形而上的一仍舊貫：「既然懷疑的詩歌在憂鬱的絕望與理論的邪惡達到如此大的程度，因而它根本是虛假的，因為人們雖討論這種詩歌的原則，但其實是不應該討論它們的。」（致達拉塞的信）總之，這些美妙的理由，概括了唱詩班的兒童與軍事教程的道德。但是因循守舊可能是狂烈的，因而是異常的。當人們頌揚作惡的老鷹戰勝希望之龍時，會反覆地說歌頌的只是希望，人們會寫道：「在我荒涼的家鄉，我以我壯年的聲音與莊嚴使你想到光榮的希望。」但還必須說服人。安慰世人，待之如兄弟，宣揚孔子、佛、蘇格拉底、耶穌基督這些「忍飢挨餓而奔波於鄉村的道德家」，這在歷史上已進行過，這依然是絕望的計劃。這樣，在罪惡的核心中，美德與規矩的生活有種懷舊的氣息。因為洛特雷亞蒙拒絕祈禱，而基督對於他不過是個道德家。他向世人建議的或者不如說向他自己建議的，是不可知論與完成義務。這樣一個美好的綱領不幸的是意味著拋棄，甜蜜的夜晚，沒有悲傷的心靈，從容的思索。洛特雷亞蒙突然寫出下面的話，令人感動：「我除了誕生於人世這種恩惠外，再未受到其他恩惠。」但他又寫出下句話時，人們會猜到他咬緊牙齒：「一個有公正精神的人，覺得這種恩惠已經是完全的。」在生命與死亡面前，沒有什麼公正精神。像洛特雷亞蒙一樣的反抗者逃往荒漠。然而這種因循守舊的荒漠同哈拉爾 [177] 一樣淒涼。對絕對的愛好使它寸草不生而沉迷於毀滅。猶如瑪爾陀羅想要完全的反抗，洛特雷亞蒙以同樣的原因宣布了絕對的平庸。他曾想方設法在原始的海洋中窒息良心的呼聲，把它與野獸的嘶鳴混同起來。在其他時候，他會用鑽研數學來排解這種呼聲，而現在他卻想運用沉悶的因循守舊來窒息它。反抗者於是對向存在於底部的生命發出的呼喚充耳不聞，現在的問題是，或者拒絕成為無論什麼東西，或者同意成為無論什麼東西。對這兩種情況而言，都是一種幻想的慣例。平庸也算得上是一種態度。
因循守舊是反抗的虛無主義的願望之一，這種願望支配著我們很大一部分的思想史。它表明走向行動的反抗者，若忘記其起源會如何受到最強大的因循守舊的誘惑，這足可以解釋二十世紀的情況。洛特雷亞蒙通常作為純粹的反抗的頌揚者而受到稱讚，但他反而喜愛在我們的世界上比比皆是的精神上的順從。《詩篇》僅僅是一種「未來的書」的前言，大家都在夢想這本未來的書，它是文學反抗的理想結果。然而今天，按照辦公室的命令，這本書被寫成了幾百萬本。毫無疑問，天才與平庸是不可分的。但問題不是他人的平庸，人們打算採納這種平庸，而在需要時會用警察的手段讓創世主採納它。對創世主來說，他自己的平庸在創造時完全表現了出來。每個天才都同時是平庸的，他若僅僅是二者之一，則什麼也算不上。談到反抗，我們應當記住這一點。反抗有它的花花公子與僕役，但並不承認他們是其合法的兒子。
超現實主義與革命
此處幾乎不再涉及蘭波。關於他，一切都已經說了，不幸的是，還要說得更多。不過，應該準確地說蘭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詩人，因為這個準確的說法與我們的主題有關。他的一生，遠遠不能為它所激起的神話辯護，只不過表明他贊同最壞的虛無主義，客觀地閱讀一下從哈拉爾的來信即足以指出這一點。蘭波曾被奉為神明，因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這種否定意味著超人的美德。顯然這使得我們當代人的藉口不能成立，相反應當說唯有天才是種美德，而非否定天才。蘭波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在夏爾維爾最早的呼喊，也不在於他在哈拉爾的經商活動 [178] ，而表現在蘭波賦予反抗其從未接受過的最正確的語言，同時說出了他的勝利與憂慮，世界缺少的生活與不可避免的世界，對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與需要擁抱的坎坷的現實，對道德的拒絕與對義務不可抗拒的懷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獄，他既侮辱美又讚揚美，他懷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與輪唱，他在這時成了反抗的詩人，而且是最偉大的反抗詩人。他的兩部偉大的作品構思時間的先後是無關宏旨的，這兩部作品之間相距的時間很短。任何藝術家都由於有這種生活經歷而絕對肯定地知道蘭波同時構思了《地獄的一季》與《彩畫集》。他雖然先後寫出這兩部作品，卻同時孕育了它們。這種矛盾扼殺了他，卻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這位詩人脫離了矛盾，在將其天才培育到最後之前便把它顯示了出來，其美德在哪裡？蘭波的沉默對於他而言並非一種反抗的新方式。至少，從哈拉爾信件發表以來，我們再不能肯定這一點。他的這一轉變無疑是神秘的。然而，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們由於結婚而變成了機器，她們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處。圍繞著蘭波所產生的神話意味著並肯定了在《地獄的一季》之後再不可能寫什麼。對於才華橫溢的詩人與能力永不枯竭的創造者來說，什麼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訴訟》、《查拉圖斯特拉》、《著魔的人們》之後，還能想像出什麼呢？然而，在這些作品之後，偉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斷地問世，教誨並修正著世人的見解，證明著人身上最為驕傲的東西，只有在創造者死去後，這些作品才會被了解。有誰不會為那部比《地獄的一季》更偉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棄了它不是使我們大失所望嗎？
衣索比亞難道是個修道院嗎？難道是基督封閉了蘭波的嘴嗎？這位可惡的詩人在這些哈拉爾的來信中只談論金錢，說希望看到「投資得當」，「不斷有收益」，由此判斷，這位基督是當代坐在銀行出納台中央的那個人。在苦難中高歌的這個詩人曾辱罵過上帝與美，抗拒過正義與希望，在罪惡的空氣中光榮地奮鬥不息，現在卻只想與一個「有前途的人結婚」，這位魔術師，慧眼，苦役犯監獄始終對他關閉的不妥協的苦役犯，沒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國王般的平民，他在圍著肚子的腰帶中永遠帶著八公斤黃金，他抱怨說這腰帶使他患了痢疾。難道這就是向那麼多年輕人所推薦的神話英雄嗎？這些年輕人不會侮辱世界，但一想到這條腰帶便會羞愧萬分的。要維持關於他的神話，就一定不能知道這些有決定意義的信件。人們理解為何對它們很少評論。它們是褻瀆聲名的，猶如真理有時亦復如此。令人讚美的大詩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閃電般的權威，這就是蘭波。但他並非人中之神、憤世嫉俗的榜樣、詩歌的修道士，如像人們對我們介紹的那樣。只有在他生命臨終躺在病床上時，才能發現他的偉大，這時，即使平庸的心靈也會打動人心的。「我是多麼不幸，我真正是多麼不幸啊……我身上有錢，卻不能再守護著它！」幸而，這悲慘時刻的沉痛呼喊使蘭波和其他瀕死的人一樣看起來也有種偉大的精神。「不，不，我現在要與死亡抗爭！」年輕的蘭波面對深淵又復活了，詛咒生命不過是絕望地死亡，往昔時光的反抗精神也隨之而復活。只有這時，這個資產階級的掮客才又成為我們如此鍾愛的、悲痛欲絕的年輕人。他此時懷著恐懼與痛苦，這是不知道珍視幸福的人最終都會發生的。唯有這時才開始顯現他的激情與真相。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確也提到哈拉爾，不過是以最後的告別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灘上，多麼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對毀滅的狂熱這時採取了最普遍的形式。蘭波所刻畫的親王不知厭倦地殺戮他的臣民，像這樣可怕的罪行，長期的放蕩不羈，這些是超現實主義所側重的主題。然而，虛無主義的頹喪情緒最終占了上風，鬥爭、罪惡使疲憊的靈魂感到厭倦。這位慧眼為了不忘記往事而喝酒，終於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們當代人對這種情況非常了解。他在沙灘上或在亞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動地而是被動地，即使這種被動是可恥的。蘭波的沉默也使人們對帝國的沉默有思想準備，這個帝國在除鬥爭之外對一切屈從的人們的上方翱翔。這個突然受金錢控制的偉大靈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過分的，然後又為警察效勞。自己如今什麼也不是，這是對自己的反抗已厭倦的智士的呼喊。這是一種精神自殺，這種精神沒有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響更大。從這個偉大的反抗運動來說，超現實主義之所以有意義，不過是因為它試圖繼續唯一贏得憐愛的蘭波的事業。
超現實主義從關於這個慧眼的信件與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規則，闡明了生存的意志與毀滅的願望之間、非與是之間的這種鬥爭，我們在反抗的各個階段都能看到這種鬥爭。由於這種種原因，與其重複那些圍繞蘭波作品的沒完沒了的評論，不如到他的繼承者那兒去追蹤他、認識他。
超現實主義是絕對的反抗，完全不屈從，破壞規則，幽默與崇拜荒誕，就其最初的意圖來說，它可定義為對一切的挑戰，永遠在重新開始的挑戰。它對一切確定的事物的否定態度是明確的、堅定的，具有挑釁意味。「我們是反抗的專家。」阿拉貢提出，超現實主義是推翻思想的機器，它首先是在「達達」 [179] 運動與貧血的享樂主義之中形成的 [180] 。應該提出「達達」運動的根源是浪漫主義。它的內部那時已經培育著無意義與矛盾。真正的達達分子是反對「達達」的，大家都是「達達」的導師。還有「什麼是善？什麼是丑？什麼東西偉大、有力、虛弱……我們不知道！不知道！」這些沙龍虛無主義者顯然受到威脅，要求他們作為世人提供最嚴格的公認的教條。但超現實主義中除因循守舊與蘭波的遺產外還有另外某種東西，布勒東 [181] 將其概括為：「我們應該放棄一切希望嗎？」
對缺少的生活的召喚伴隨著完全拒絕現存的世界。布勒東對此說得好：「我無力掌握加之於我的命運，我高傲的良心拒絕正義，因而我決不讓我的生命適應人世間一切可憐的生存狀況。」布勒東認為，思想既不能固定於生活，也不能選擇彼世。超現實主義想對這種永不平靜的不安寧做出回答。它是「思想發出的反對自己的呼喊，而且他決心絕望地粉碎這些桎梏」。他發出反對死亡與曇花一現的生存狀況的呼喊。超現實主義於是焦急不安，生活於一種受到傷害的狂怒狀態。同時刻苦自勵，高傲地毫不妥協，這就意味著道德。超現實主義是混亂的主要理論，從其根源上說，就承擔著創造秩序的責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壞，開始是使用詩歌的詛咒，繼而用物質的錘子。對真實世界的指控合乎邏輯地變成對創造的指控。
超現實主義的反一神論是言之成理與自成系統的。它首先堅定地認為，人是絕對無罪的，應當向人歸還「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這種力量是歸之於上帝一詞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樣，這種絕對無罪的思想由絕望而產生，逐漸轉變為瘋狂的懲罰。超現實主義者在頌揚人的無辜的同時，認為也可以頌揚殺人與自殺。他們談到自殺時，將其作為一種解決辦法。克瑞凡爾認為這種解決辦法「可能是最正確徹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與瓦舍一樣自己了結了生命。阿拉貢後來譴責這類鼓吹自殺的言論。儘管如此，這種言論還是名聲大噪，而不與其他人一道宣揚它們，並不會給人帶來榮譽。超現實主義保留了它憎惡的「文學」的最壞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動的呼喊：「你們都是詩人，而我呢，我與死亡在一邊。」
超現實主義並未到此為止。他選擇維奧萊特·諾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為英雄，從而在罪惡面前肯定了人的無辜。但是它也竟敢說出超現實主義最簡單的行為就是手持手槍走上街頭，朝人群胡亂開槍。而這是安德烈·布勒東1933年以來為之懊悔的一句話。除了個人及其願望的決心之外而拒絕其他一切決心的人，以及除了無意識的最高權位而拒絕一切最高權位的人，的確在同時反抗社會與理性。非理性行為的理論使對絕對自由的要求臻於完善。如果這種自由最後歸結為傑里所說明的孤獨又有何妨：「當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時，我要殺死所有的人，然後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經否定而荒謬獲得勝利。在一個無意義無榮譽的世界上，唯有表現為種種形式的生命欲望是合理的，這種對殺人的頌揚如果不是意味著這一點又意味著什麼呢？生命的奔放，無意識的衝動，荒謬發出的呼喊，這是應該肯定的唯一的純粹真理。反對欲望的一切事物，主要是社會，皆應無情地摧毀。這樣便會理解安德烈·布勒東談及薩德的一種看法：「人只同意在罪惡中與自然結合在一起，有待了解的是，這並非愛的最瘋狂最無可爭議的方式之一。」人們清楚地感到這說的是一種無對象的愛，是被撕裂的靈魂的愛。而這種空洞與貪婪的愛，這種占有的狂熱恰恰是社會所不可避免地要遏制的。布勒東對這種表白仍困惑不解，但卻讚揚背叛，並聲稱（超現實主義所竭力證明的）暴力是唯一適當的表達方式，其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社會僅由個人組成，它也是一種機構團體。超現實主義者生來並非為了殺死眾人，依照他們的邏輯來講，他們終於認為，要解放欲望，首先需推翻社會。他們選定為同時代的革命效勞的道路。超現實主義者從瓦爾波 [182] 與薩德轉向赫爾維修 [183] 與馬克思，由於他們與這一試驗的對象是一致的。但人們清楚地感覺到，並非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引導他們走向革命，相反，超現實主義不懈的努力就是要與馬克思主義一道調和那些引導它走向革命的要求。可以恰當地說，超現實主義者今天之所以走向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他們今天最憎惡馬克思主義，人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願望的實質與崇高性，與它懷有同樣的痛苦，因而猶豫不決，考慮是否要向安德烈·布勒東點明他的運動，原則上是要建立「無情的權力」與專制，鼓動政治狂熱，拒絕自由討論，認為死刑是必需的。人們對這個警察專橫的革命時代的古怪詞語（「破壞」、「告密者」等）也驚愕不已。這些狂熱分子想要一場「不論什麼樣的革命」，只要能使他們脫離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小店主的與妥協的世界，任何革命都行。他們無望得到最好的，便寧可要最壞的。就此而言，他們是虛無主義者。他們沒有看到，他們之中以後會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同時也忠於他們原來的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如此固執地所企求的對語言的真正破壞並不在於不連貫或規律性，而在於語序。阿拉貢徒然地開始揭露「可恥的實用主義態度」，最後還是在這種態度中找到了道德的完全解放，即使這種解放與另一種奴役一致。彼埃爾·納維爾是超現實主義者中對此問題進行過最深入思索的人，他探索革命行為與超現實主義行為之間的共同點，深刻地提出這就是悲觀主義，也就是「意欲陪伴人去死亡，為了讓這種死亡有用而不疏忽任何東西」。奧古斯丁學說與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這種混合，可以說是二十世紀革命的特點。人們不能對那時的虛無主義作出更大膽的表達。超現實主義的變節者曾忠於虛無主義的大部分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想死去。安德烈·布勒東及其他某些人之所以最後與馬克思主義決裂，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些超出虛無主義的東西，即他們還忠於反抗的根源中更為純潔的東西，他們不想死去。
的確，超現實主義曾想公開主張唯物主義。「在波將金號裝甲艦造反的開始，我們樂於承認這塊可怕的肉。」但他們並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這塊肉並沒有友誼，即使是理智方面的友誼。這腐爛的肉僅僅象徵著使反抗產生的世界，而這反抗是針對它的。即使反抗使一切合理，它也解釋不了什麼。對超現實主義者來說，革命並非日復一日在行動中要實現的目的，而是一個絕對的神話與安慰者。革命是「真正的生活，如同愛情一樣」，艾呂雅就是這樣談論的，他那時沒有想像到他的朋友卡蘭德拉會由於這種生活而死去。他們想要的是「天才的共產主義」而非其他。這些奇怪的馬克思主義者聲稱自己反抗歷史而頌揚英雄的個人。「歷史受到由個人卑劣行為所決定的法則所支配。」安德烈·布勒東同時想要革命與愛情，而兩者是不能並存的。革命就是要愛一個尚不存在的人。如果某人愛上一個活人，他若真正愛這個人，他只會同意為此人而死。事實上，革命對於布勒東僅僅是反抗的一種特殊情況，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一般的對於一切政治思想來說，唯有與此相反的是真實的。布勒東不想竭力去通過行動實現幸福的城市，這種城市會使歷史臻於至善。超現實主義的基本論點之一就是沒有拯救。革命的好處不是給人們以幸福，這是「大地上可憎的舒服」。在布勒東的思想中，革命相反應該淨化與照耀世人悲慘的狀況。世界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犧牲只應該帶來一種好處：「阻止社會狀況人為的不穩定性，掩蓋人類狀況真正的不穩定性。」只不過布勒東認為，這一進步是過渡的。可以說，革命應該服務於內心的苦行，每個人可以藉此把現實轉變為奇妙的東西，這是「人的想像力光輝的反應」。奇妙的東西在布勒東那裡所占的位置猶如合理的事物在黑格爾哲學中的位置。難以想像會有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更完全對應的觀點。阿爾托稱之為革命的阿米埃爾 [184] 的那些人的長久的猶豫因而不難得到解釋。超現實主義者與馬克思的區別更甚於反動分子，例如約瑟夫·德·邁斯特 [185] 。超現實主義者利用生存的悲劇來拒絕革命，也就是要保持歷史局勢。馬克思主義者則利用生存悲劇來證明革命的合理性，即創造另一種歷史局勢。這兩種人都以人類的悲劇為其實用主義的目的服務。而布勒東自己卻利用革命來結束悲劇，事實上讓革命服務於超現實主義的追求，不論其刊物的名稱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要求不合理性從屬於自己，而超現實主義者卻起而誓死捍衛不合理性，人們若想到這一點，兩者的最後決裂則可得到解釋。馬克思主義意欲征服全體性，而超現實主義如同一切精神領域的試驗一樣，意欲征服單一性。倘若合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國，全體性便要求不合理性屈服。然而單一性的欲望更強烈，它不滿足於一切皆是合理的，特別想要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在同一水平上得到調和。沒有一個單一性意味著殘缺。
安德烈·布勒東認為，全體性僅僅是單一性道路上的一個階段，也許是必不可少的，但肯定是不夠的。我們在這裡又遇到了「不是得到一切，就是一無所有」這個命題。超現實主義傾向於普遍性，而布勒東對馬克思進行的奇怪而深刻的指責恰恰是說他不是普遍的。超現實主義者想調和馬克思的「改造世界」與蘭波的「改變生活」。可是馬克思的學說導向征服世界的全體性，而蘭波的主張導向征服生活的單一性。荒謬的是，一切全體性都是限制性的。最後這兩種公式使人群分成兩部分。布勒東選擇了蘭波，指出超現實主義不是行動，而是苦行與精神體驗。他把構成其運動的獨特之處放在第一位，這對於思考反抗，恢復神聖的事物與征服單一性是寶貴的。他愈深入地把握這種獨特之處，便愈加不可挽回地與其政治上的夥伴以及其最初的幾種要求分道揚鑣了。
安德烈·布勒東在要求超現實方面從來沒有改變，這種超現實即夢想與現實的融合，使理想與現實之間古老的矛盾升華。人們知道超現實主義的解決辦法：實際的不合理性，客觀的偶然性。詩歌是對「崇高點」的征服，唯一可能的征服。「精神上的某一個點，生命與死亡，現實與想像，過去與未來」……就是在這個點上不再被看做是矛盾的。標誌著「黑格爾體系徹底瓦解」的這個崇高點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尋求「高峰——深淵」，這是神秘主義者所熟悉的。其實，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神秘主義，它平息與闡明了反抗者對絕對的渴求。超現實主義的主要敵人是唯理論。此外，布勒東的思想提供了西方思想的一幅奇特的景象，即類比原則不斷為人採用，而犧牲同一性與矛盾的原則。這恰恰就是用欲望與愛情之火熔化矛盾，讓死亡之牆倒塌。巫術，原始的或樸素的文明，煉丹術，關於火焰之花或白夜的雄辯術，這些是單一性與哲學之石的道路上奇妙的階段。超現實主義即使沒有改變世界，也為世界提供了一些奇特的神話，當它宣布回到希臘時代時，便部分證明尼采是正確的。僅僅是部分，因為這是黑暗時代的希臘，是神秘與邪惡的神明的希臘。最後，由於尼采的試驗以接受中午為榮耀，而超現實主義的試驗則以頌揚午夜、頑固而焦慮地崇拜暴風雨達到頂點。按布勒東自己的話說，他懂得，不管怎樣，已經得到了生命。然而他的贊同並不是贊同光明，而光明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說：「我身上有過多北方的東西，因而不是一個完全贊同的人。」
然而他往往讓人減少否定的部分，而提出反抗的正面要求。他寧願選擇艱苦的生活而不是沉默，但僅僅記住了「道德的警告」。巴達耶認為，正是這種道德的警告推動激勵著最初的超現實主義：「用一種新道德代替流行的道德，因為這種道德是我們一切痛苦的原因。」他建立新道德的意圖並未成功，今天也無一人獲得成功。但他對這樣做從未失去希望。他想使人變得崇高，而世人竟以超現實主義所採納的原則的名義墮落了，面對這樣一個時代可怕的現象，布勒東被迫建議暫時回歸傳統道德。這也許不無暫時停頓一下之意。但這是虛無主義的停頓與反抗的真正進步。總之，他清楚地感到人們需要有道德與價值觀念，由於做不到這一點，大家知道布勒東選擇了愛。不應忘記他所處的是個蠅營狗苟的時代，而他當時是深刻談論愛的唯一的人。愛是處於焦慮狀態的道德，可以作為這個流放者的歸宿。當然，這裡還缺少一種措施。超現實主義既非政治亦非宗教，可能只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智慧，但也表明世上沒有舒舒服服的智慧，布勒東令人讚嘆地呼喊：「我們想要並能得到我們生命的彼世。」當理性轉入行動並讓它的大軍在世界上浩浩蕩蕩地挺進時，他在那個輝煌的黑夜揚揚得意。這黑夜也許的確預示著這種曙光以及我們的文藝復興的詩人勒內·夏爾的黎明。
虛無主義與歷史
形而上的反抗與虛無主義存在一百五十年後，又看到人類所抗議的同一個被毀壞的面孔頑固地重新出現，帶著不同的面具。起而反對生存狀況及其創造者的所有的人都肯定了人的孤獨，認為一切道德均無價值。然而所有的人同時又設法建立一個純粹是地上的王國，由他們選擇的規則加以主宰。他們是造物主的敵手，必然會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創造。那些剛剛創造世界的人們拒絕世界上有其他規則，除了欲望與權力的規則之外。他們跑向自殺或瘋狂，歌唱世界末日。對其他人來說，他們想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他們的規則，遂選擇了徒然的炫耀表象或平庸，或者還有殺人與破壞。然而，薩德與浪漫派，卡拉馬佐夫或是尼采，之所以進入死亡世界，是因為他們想要真正的生活，結果由於相反的作用，倒是對規則、秩序與道德的召喚聲響徹在這個發狂的宇宙。只有當他們拋棄了反抗的重擔，逃避反抗造成的緊張，選擇了專制或奴役的安逸生活，他們的結局才是不吉利的或破壞自由的。
人類反抗的崇高的悲劇形式不過是對死亡的長期抗議，對由普遍的死刑所支配的生存條件的激烈控訴。在我們遇到的一切情況中，抗議每次都是針對創造中不和諧、不透明、中斷的一切。因而基本上說來，這是對統一性的無休止的要求。拒絕死亡與渴望生存及透明，是一切瘋狂行動的動力，不論它們是崇高的或幼稚的。這僅僅是個人卑怯地拒絕死亡嗎？不，因為其中的許多反叛者為了達到他們的要求而付出了必須付出的一切。反抗並非要求生存，而是詢問生存的理由。他拒絕死亡帶來的後果。倘若沒有任何東西生存下去，則沒有任何東西是合理的，死亡的一切無意義可言。與死亡鬥爭便是要求生存的意義，為規則與統一性而鬥爭。
對惡的抗議居於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這很能說明這一點。令人憤慨的並非是兒童的苦難，而是這種苦難竟沒有得到辯解。不論怎樣，痛苦、流放、幽禁有時為人所接受，當醫生或情理說服我們這樣做時。在反抗者看來，世界的痛苦所缺少的，如同在世界的幸福時刻一樣，是解釋的原則。反對惡的起義首先是要求統一性。在被處死刑的人們的世界，反抗者不倦地以要求最後的生存與透明性來反對生存條件的致命的不透明性。他追尋一種道德或神聖的事物而不自知。反抗是一種苦行，雖然是盲目的。反抗者這時之所以褻瀆神明，是希望有新的神明。他在最早的更深刻的宗教運動的衝擊下而動搖，但這是一種落空的宗教運動。並非反抗本身是高尚的，而它所要求的是高尚的，即使它所得到的依然是卑鄙的。
至少應該認識到反抗所得到的卑鄙的東西。每當它將對現在存在的一切完全拒絕，亦即絕對的「不」奉為神明時，便會殺人。每當它盲目地接受現存的一切並高喊絕對的「是」時，也要殺人。對創造者的憎恨可轉為對創造的憎恨或者對現存的一切獨有的愛。但在這兩種情況下，它都走向殺人，並失去被稱做反抗的權利。人們可以兩種方式成為虛無主義者，而每次都通過過度的絕對。顯然，有的反抗者想要死去，有的反抗者卻想讓人死去，但他們都是一樣的，都焦灼地渴求真正的生活，對生存感到心灰意冷，寧要普遍化的非正義而不要被肢解的正義。當憤怒達到這種程度，理智會變成狂怒。人類心靈本能的反抗多少世紀以來一點兒一點兒地走向其最大的覺悟，倘若確係如此，我們也看到，它的盲目的膽量也在增長，直到它決定用形而上的謀殺來回答普遍的殺人。
我們認識到，「即使」標誌著形而上反抗的最重要的時刻，它在任何情況下均以絕對的破壞而收場。今天照耀世界的不是反抗與它的高尚精神，而是虛無主義。我們應該闡述它的後果，但不忽略其根源的真實情況。即使上帝存在，當伊萬看到對人施加的不公正，也不會投誠於他。然而，對這種不公正進行長期深思後，一道更悽慘的光芒將「即使你存在」改變為「你並不值得存在」，然後又改變為「你並不存在」。受害者在他們所認為的自己無辜中尋求最近的罪惡力量與原因。這些受害者對他們的不死性感到絕望，確信他們要被判決，於是決定殺死上帝。從這天起便開始了當代人的悲劇。如果這樣說是錯誤的，那麼說這種悲劇已經結束同樣是不真實的。這個謀害相反標誌著古代社會終結以來所開始的悲劇的最早時刻，這場悲劇的最後的台詞尚未引起反響。從這個時刻起，人決定擯棄聖寵，依靠自己的手段生活。從薩德到今天發生的進步即在於日益擴大封閉地區，沒有上帝的人照他自己的規則粗暴地統治著那裡。人們面對神，愈來愈把有堡壘守衛的地盤界線向外推進，直至使整個宇宙成為一個反對被放逐的失望上帝的要塞。人在反抗終結時把自己封閉起來，其最大的自由，從薩德的悲慘的城堡到集中營，僅僅是建造他自己的監牢。但戒嚴狀態逐漸普及，對自由的要求想擴展到所有的人。於是必須建立反對聖寵王國的唯一王國，即正義的王國，最終在神的社會的斷壁殘垣上建立人的社會。殺死上帝並建立教會，這正是反抗的持久而矛盾的運動。絕對的自由終於成為絕對義務的監牢，集體的苦行，要完結的歷史。作為一個反抗世紀的十九世紀便這樣進入二十世紀，這個正義與道德的世紀，這個人人都感到歡暢的世紀。尚伏，反抗派的道德學家，已經對此給出了公式：「首先要公正，然後才談得上豪爽，猶如先要有襯衣然後才談得上花邊。」人們於是放棄了作為奢侈品的道德，而僅僅保持創建者艱辛的倫理。
我們現在應該探討為創建世界帝國與普遍規則而作的充滿坎坷的努力。我們已到了反抗運動廢棄一切奴役而全力兼併一切創造的時刻。對這方面的每一次失敗，我們已經看到，可望成功的政治解決辦法指日可待。今後懷有道德虛無主義的反抗行動從其獲得的東西中只保留權力意志。反抗者基本上只想征服他自己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保持它。然而他失去對其起源的記憶，依照精神方面的帝國主義法則，通過無限增多的殺人而走向世界帝國。他從天宇中趕走了上帝，而形而上的反抗思想這時毫不猶豫地與革命運動匯合在一起，對自由的不合理要求自相矛盾地以理性作為武器，它覺得唯有征服權力是純粹屬於人的。上帝已經死去，而人繼續生存著，也就是必須理解與建立的歷史。虛無主義於是在反抗內部吞沒了創造力量，僅僅提出可以用一切手段來建立歷史。人知道以後在大地上是孤獨的，在走向人的帝國時將理性的罪惡與不合理的罪惡結合在一起。人在深思反抗的意圖與死亡時，在「我反抗，故我存在」之外，又增添了一句：「我們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