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 第二部分

恩格斯《反杜林論》

［杜林斷言，「人們的聯合藉以建立的意志活動，本身是服從於自然規律的」，對此恩格斯指出：］總之，關於歷史的發展，隻字未提。只有永恆的自然規律。一切都是心理學，而且，遺憾得很，心理學還遠遠「落後」於政治。［針對杜林關於奴隸制、僱傭奴隸制和基於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質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式」的論述，恩格斯寫道：］總是以為：經濟學只具有永恆的自然規律，所有的改變和歪曲都是由於可惡的政治而造成的。總之，在全部暴力論中，正確的僅有：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形式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過暴力建立的。這種具有組織形式的暴力叫做國家。因此，我們在這裡碰到的是這樣一種平庸之見：從人們擺脫了最野蠻的狀態時起，國家就到處存在，而這一點早在杜林以前就眾所周知了。——但是，國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例如，如果我指出東方專制制度、古代共和國、馬其頓君主國、羅馬帝國、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並且用這一點來說明它們，那麼，我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因此，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和政治形式不應該用始終一樣的暴力來說明，而必須用被施加暴力的東西，被掠奪的東西來說明，——用各個時代的產品和生產力以及從它們自身中產生的它們的分配來說明。這樣就會發現，東方的專制制度是基於公有制，古代共和國基於也從事農業的城市，羅馬帝國基於大莊園，封建制度基於鄉村對城市的統治（這種統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質基礎的），如此等等。［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論：「經濟的自然規律，極其嚴格地說來，只有通過下列辦法才能獲得：我們要在思想上剷除掉國家設施和社會設施〈！〉的作用，特別是與僱傭奴隸制相聯繫的基於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並且謹防把後者看成人的不變本性〈！〉的需要……」針對杜林的這些議論，恩格斯作了如下評述：］總之，經濟的自然規律，只有對迄今為止的所有經濟進行抽象，才能發現，這些規律至今從來沒有不被歪曲地表現出來！——好一個人（從猿到歌德）的不變本性！杜林打算用這種「暴力」論來說明，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情況：自古以來，到處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數，而擁有暴力的人居少數。這本身就已經證明：暴力關係根源於經濟條件，這些條件不是那樣簡單地通過政治途徑所能排除掉的。杜林對地租、利潤、利息、工資未作解釋，而只是說，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沒有說。暴力造成占有，而占有＝經濟權力。因此暴力＝權力。馬克思在《資本論》（積累）中證明：商品生產的規律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必然引起形態完備的資本主義生產，而且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當杜林把政治行動看成歷史的最後的決定力量並且把這一點冒充為新東西時，他只不過是重複了以往所有歷史學家所說的話，在他們看來，社會形式也僅僅是由政治形式所決定的，而不是由生產所決定的。這太好了！從斯密起的整個自由貿易派，甚至馬克思以前的全部經濟學，都認為他們所理解的經濟規律是「自然規律」，並且斷言，這些規律的作用被國家、被「國家設施和社會設施的作用」歪曲了！此外，這一整套理論只不過是企圖根據凱里的學說來論證社會主義：經濟學本身是和諧的，國家用它的干涉敗壞了一切。永恆的正義是對暴力的補充，見於第282頁。［對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圖和凱里時所闡發的觀點，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論述：「似乎在一個魯濱遜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產，在島上的兩個孤獨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像出從主奴之間的完全平等起到完全對立止的所有中間階段……」恩格斯引證了杜林的下面這句話：「但是，最終真正對分配學說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只有通過嚴肅的社會的〈！〉考察才能得到……」對此恩格斯指出：］總之，先是從現實的歷史中抽象出各種不同的法律關係，把這些關係同它們所由產生的並且只有以其為依據才有意義的歷史基礎分開，再把它們轉移到兩個人——魯濱遜和星期五——身上，當然，在那裡它們完全是任意地出現的。在它們被這樣歸結為純粹的暴力之後，又被轉移到現實的歷史中去，並以此證明：這裡的一切也都僅僅基於暴力。至於暴力必須應用於某種物質基質，而且正是需要闡明這種基質是如何產生的，這些杜林則不管不問。［恩格斯從杜林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一書中引用了下面這一段：「所有國民經濟體系所共有的傳統觀點認為：分配只不過是一種所謂的日常的過程，這個過程與被設想為成品總和的產量有關……相反地，更加深刻的論證應當注重這樣一種分配，這種分配同經濟的或有經濟效力的權利本身有關，而不是僅僅同這些權利的日常的和積累著的結果有關。」針對這一點恩格斯指出：］［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一書中的］引論和暴力［論那一章。］總之，研究日常生產的分配是不夠的。地租以地產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工資以沒有財產的工人，即只有勞動力的人為前提。因此應該研究一下，這一切從何而來。馬克思——由於這個問題屬於他的任務——在論述資本和沒有財產的勞動力的第一卷中解決了這個問題，對現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對地租的研究有關，因而屬於第二卷的研究範圍63。杜林的研究和歷史論證只限於一個詞：暴力！這裡已經表現出毫不掩飾的險惡用心。杜林如何說明大土地所有制，見財富和價值，這一點移至此處較好。總之，暴力創造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等等的經濟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條件。但是誰創造暴力？有組織的暴力首先是軍隊。沒有任何東西比軍隊的編成、編制、裝備、戰略和戰術更加依賴於經濟條件了。裝備是基礎，而它又直接地取決於生產的階段。石制的、青銅製的、鐵制的武器、盔甲、騎術、火藥以及大工業通過後裝的線膛槍和火炮在戰爭中所造成的巨大變革——這些槍炮都是只有大工業用其等速工作的並且生產幾乎絕對同樣的產品的機器才能製造出的產品。編成和編制，戰略和戰術，又取決於裝備。戰術還取決於道路的狀況——耶拿會戰的計劃和成就在當前公路的狀況下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還有鐵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賴於現有的生產條件，這一點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隆日報》，《馬基雅弗利……》）。同時，應當特彆強調的是，從裝刺刀的槍起到後裝槍止的現代作戰方法，在這種方法中，決定事態的不是執馬刀的人，而是武器；橫隊，由訓練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護的縱隊（耶拿反對威靈頓），最後，普遍分列成散兵線和躍進代替慢步。［根據杜林的說法，「靈巧的手或腦應被看成屬於社會的一種生產資料，看成一部機器，而機器的生產是屬於社會的」。針對這一點恩格斯指出：］但是機器並不增加價值，而靈巧的手卻增加價值！因此，與此相關的經濟學的價值規律在這裡遭到了禁止，雖然這種規律依然存在。［針對杜林關於「整個共同社會的政治法律基礎」的觀念，恩格斯指出：］這樣一來，馬上使用了唯心主義的尺度。不是生產本身，而是法。［關於杜林的「經濟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換的制度和貨幣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評述：］因此，還要由社會給個別工人發解僱金。因此，還會出現貨幣貯藏、高利貸、信貸以及包括貨幣危機和貨幣荒在內的一切後果。貨幣炸毀經濟公社，正像它目前就要炸毀俄國公社，而且一旦成為各個社員間進行交換的媒介時也要炸毀家庭公社一樣，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引證了杜林的下述說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勞動，都是健全組織的社會自然規律」，同時用括弧附加了一句：「（照此說法，迄今為止的所有組織都是不健全的）……」恩格斯就杜林的這段話指出：］這裡，勞動或者被理解為經濟的、物質生產的勞動，這樣，這種語句就是無稽之談，並且同以往的全部歷史不相適合。或者勞動是被比較一般地理解的，即被理解為某個時期所需要的或適用的各種活動、施政、訴訟、軍事訓練，這樣，這種語句又成為一種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談並且和經濟學毫不相干。但是把這一堆陳詞濫調美其名曰「自然規律」，企圖以此叫社會主義者敬服它，這可真有點恬不知恥。［就杜林關於掠奪和財富的聯繫的議論，恩格斯指出：］全部方法都在這裡。首先從生產的觀點去理解每一種經濟關係，而不管所有的歷史規定。因此，只能講出最空泛的話，如果杜林想超出這種狀況，那麼他就不得不考察各個時代的一定歷史關係，就是說，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產的範圍而陷入混亂。其次，從分配的觀點去理解同一經濟關係，也就是把到目前為止的歷史過程歸結為暴力這個空洞的詞語，接著便對暴力的惡果大發其火。這會導致什麼，我們在考察自然規律時將會看到。［杜林斷言，對於經營大規模的農場，「奴隸制」或「農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對此恩格斯指出：］總之：1，世界歷史從大土地所有制開始！大片土地的耕作與大土地所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莊園主改變為牧場的意大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蕪！北美合眾國如此巨大地擴展，不是靠自由農，而是靠奴隸、依附農等等！又是拙劣的文字遊戲：「大片土地的耕作」應該＝大片土地的開墾，但馬上又被解釋為＝大規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這種意義上，這是多麼巨大的新發現：如果某個人所擁有的土地多於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種的，那麼，他不用別人的勞動就不能耕種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農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而是小塊土地的耕作，而且這種耕作終歸要比依附農制悠久（俄國、斯拉夫人的馬爾克里的佛來米人、荷蘭人和弗里西安人移民區，見朗格塔爾）；原初的自由農被變成依附農，而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是在形式上自願地成為依附農的。［杜林斷言，價值的大小取決於自然障礙的大小，這種障礙阻撓著需求的滿足，並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經濟力量〈！〉」，對此恩格斯指出：］克服阻力——這個從數學力學中搬過來的範疇，在經濟學中就成了荒謬的東西。我用棉花紡線，然後織布，接著漂白和印染，現在意味著：我克服棉花對被紡的阻力，紗線對被織的阻力，織物對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製造蒸汽機，意味著：我克服鐵對它被變為蒸汽機的阻力。我用誇大其詞的迂迴說法來表達一件事，結果只不過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卻可以因此導入分配價值，在分配價值中似乎也有一種阻力需要克服。而問題也就在這裡！［杜林說：「分配價值純粹地而且惟一地僅僅存在於這樣的地方，在這裡對非生產出來的東西的支配權或者〈！〉，用通常的話來說，這些〈非生產出來的！〉東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產價值的勞作或物品換來的。」針對這段話恩格斯指出：］什麼是非生產出來的東西呢？是用現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嗎？或者它應該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產出來的東西？但是，「真正的生產價值」是同非生產出來的東西對立的。下一句話表明：這又是拙劣的文字遊戲。不是被生產出來的自然物，同「無償占有的價值組成部分」混同起來了。［杜林斷言：人類的所有設施和事實是被嚴格地決定的，但是它們「在所有基本特徵上」，絕不「像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樣是實際不變的」。對此恩格斯指出：］總之，這是自然規律，並且始終是自然規律。在以往的全部無計劃和無聯繫的生產中，經濟規律都是作為人們無力駕御的客觀規律，就是說，以自然規律的形式，同人們相對立的，關於這點，隻字未提。［杜林的「全部經濟學的基本規律」是：「經濟資料即天然資源和人力的生產率，是由於發明和發現而提高的，而且這一點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實現的，儘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經歷或引起重大的改變，但是它不決定主要結果的特徵〈！〉」。針對這點恩格斯說：］結尾這句話：「而且……」對規律沒有補充任何新東西，因為，如果規律是真實的，那麼，分配就不可能對它作任何改變，這樣，也就沒有必要說：這一規律對於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確的——否則它就不成其為自然規律了。所以要補充上結尾這句話，只不過是因為杜林總還不好意思把這整個光禿禿的規律如此光禿禿地、平淡地提出來。此外，這個補充也是荒謬的，因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變，那麼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們勾掉這個補充，就得到一個純粹而又簡單的規律——全部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但是這還不夠平淡。我們又被教導說：［恩格斯從杜林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一書中繼續作了一些摘錄。］［杜林斷言：經濟的進步並不取決於生產資料的總和，「而僅僅取決於知識和一般的技術操作方法」，而且根據杜林的意見，如果「把自然意義上的資本理解為生產的工具」，這一點「就立即顯露出來」。對此，恩格斯寫道：］停放在尼羅河上的赫迪夫的蒸汽犁，廢置在庫棚里的俄國貴族的脫穀機等等，證明了這一點。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歷史前提的，誠然，這些前提比較容易創造，但總得要創造出來。這樣一來杜林把那種意義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這一「觀念同我們的被置於最重要地位的規律一致了」（第71頁），而他卻以此而感到無比驕傲。經濟學家們在這一規律上畢竟還考慮出某種真實的意義，而杜林則把它歸結為最膚淺的平庸之見。［針對杜林關於分工的自然規律的表述：「職業的劃分和活動的區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恩格斯指出：］這種表述是錯誤的，因為它只對於資產階級的生產來說是正確的，而且即使在這裡，專業分工也已經由於使個人畸形發展和僵化而成為生產的障礙，但是，將來這種分工會完全消失。我們在這裡已經看到，今天這種專業分工在杜林看來是某種永恆不變的東西，對共同社會來說也是有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杜林和《反杜林論》的書信摘選恩格斯致馬克思（1868年1月7日）現將杜林的東西和《觀察家報》寄還。前者可笑極了。整篇文章顯得尷尬和惶恐不安。可以看出，這位神氣的庸俗經濟學家被刺痛了。他沒法說別的，只好說什麼要對第一卷作出評論只能到第三卷出版以後，說什麼勞動時間決定價值並非無可爭議，說什麼有人對勞動價值由勞動生產費用決定有點懷疑。你看，對這類人來說你的學問還遠遠不夠，竟沒有在要害處把偉大的麥克勞德 (1) 駁倒！不過，他在字裡行間又怕陷入羅雪爾的處境。這傢伙文章寫完時興高采烈，付郵時無疑提心弔膽。 (1) 亨·麥克勞德《銀行業的理論與實踐》。——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杜林（他是柏林大學的非公聘講師）的文章相當有禮貌，儘管我那樣猛烈地抨擊了他的老師凱里。杜林顯然對許多東西理解有誤。而最可笑的是，他把我跟施泰因相提並論，因為我是搞辯證法的，而施泰因則靠死板瑣細的分析法，用某些黑格爾範疇作包裝，把各種最無聊的東西毫無意義地拼湊在一起。 (1) (1) 羅·施泰因《行政學》；《政治學體系》。——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關於杜林。他幾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積累》這一節，這對他來說已經很不容易了。他還年輕。作為凱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對自由貿易派的。此外，他還是非公聘講師，所以妨礙他們這些人的前程的羅雪爾教授挨了腳踢，他並不傷心。他的評論中有一點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這就是：當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點像在李嘉圖本人那裡一樣還「不明確」的時候，它並沒有引起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變化準確地聯繫起來時，他們就感到這是一種令人十分難堪的新見解。我相信，杜林完全是由於惱恨羅雪爾才來評論這部書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羅雪爾的處境，這的確是十分明顯的。奇怪的是，這個傢伙並沒有覺察到這部書中的三個嶄新的因素：（1）過去的一切經濟學一開始就把表現為地租、利潤、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餘價值特殊部分當作已知的東西來加以研究，與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在這種形式中所有這一切都還沒有區分開來，可以說還處於融合狀態中。（2）經濟學家們毫無例外地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那麼，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圖等人那樣單純地分析勞動本身，就必然處處都碰到不能解釋的現象。實際上，對問題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奧秘就在於此。（3）工資第一次被描寫為隱藏在它後面的一種關係的不合理的表現形式，這一點通過工資的兩種形式即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得到了確切的說明。（在高等數學中常常可以找到這樣的公式，這對我很有幫助。）至於說到杜林先生對價值規定所提出的溫和的反對意見，那麼，他在第二卷1 4 4中將會驚奇地看到：價值規定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不是「直接」實現的。實際上，沒有一種社會形式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節生產。但是，只要這種調節不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直接的自覺的控制——這隻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來實現，而是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動來實現，那麼結局就始終像你在《德法年鑑》 (1) 中已經十分正確地說過的那樣。 (1) 弗·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1 1日）在博物館裡 (1) ，我只翻了翻目錄，還發現杜林是個大哲學家。比如，他寫了一本《自然辯證法》來反對黑格爾的「非自然」辯證法。「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2) 。德國的先生們（反動的神學家們除外）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條「死狗」。就這方面說，費爾巴哈是頗為問心有愧的。 (1) 英國博物館圖書館。——編者注 (2) 普卜利烏斯·忒倫底烏斯《安德羅斯島的姑娘》第1幕第1場。——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2月4日）庫格曼給我寄來了杜林的《貶低凱里的人》一書。我說對了：他之所以注意我僅僅是為了氣別人。 (1) 特別顯眼的是，這個擺出一副柏林人臭架子的傢伙對穆勒、羅雪爾等人採用粗野的口吻，而他對待我還是小心謹慎的！按照他的見解，除了凱里，19世紀最偉大的天才是李斯特。今天我在博物館看到了他的另一本小冊子《資本與勞動》，他在裡面「大罵」拉薩爾。過兩天我把他的大作寄給你看看。 (1) 見本書第385頁。——編者注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68年3月6日）我現在能夠理解杜林先生評論中的那種異常尷尬的語調了。就是說，這是一個往常極為傲慢無禮的傢伙，他儼然以政治經濟學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兩件事。第一，他出版過一本（以凱里的觀點為出發點）《國民經濟學批判基礎》（約500頁），其次，出版過一本新《自然辯證法》（反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我的書 (1) 在這兩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於憎恨羅雪爾等人才來評論我的書的。此外，他在進行欺騙，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於無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闡述方法不是黑格爾的闡述方法，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是我的方法的特點。至於說到李嘉圖，那麼使杜林先生感到傷心的，正是在我的論述中沒有凱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來反對李嘉圖的那些弱點。因此，他惡意地企圖把李嘉圖的局限性強加到我身上。但是，我們不在乎這些。我應當感謝這個人，因為他畢竟是談論我的書的第一個專家。 (1) 《資本論》第1卷。——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順便提一下，你應該把杜林的書 (1) ，還有我的書 (2) 的校樣寄還給我。從杜林的書中你可看到，什麼是凱里的偉大發現，這就是：在農業中人類是從較壞的土地向越來越好的土地轉移。這部分是因為作物是從無水的丘陵等處向下移到潮濕的谷地。而特別是因為凱里先生認為，最肥沃的土壤是沼澤和類似的地方，正是這些地方必須經過改造才能成為耕地。最後是因為英國在美洲的殖民是從荒蕪的新英格蘭開始的，也就是從凱里視為典型的馬薩諸塞州開始的。［……］你是否讀過杜林與「樞密顧問」瓦蓋納之間的醜聞（這是波克罕告訴我的）：前者指責後者偷了他關於工人合作社的手稿或諸如此類東西。 (1) 歐·杜林《貶低凱里的人和國民經濟學的危機》。——編者注 (2) 《資本論》第1卷。——編者注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0年6月27日）同一個朗格在談到黑格爾的方法和我對這種方法的應用時所說的話實在是幼稚。第一，他不懂黑格爾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應用這個方法時所採取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澤斯·門德爾森。這個典型的草包曾經寫信問萊辛：他怎麼想到要嚴肅地對待「死狗斯賓諾莎」呢？朗格先生同樣感到很驚奇，在畢希納、朗格、杜林博士、費希納等人早就一致認為，他們早已把可憐蟲黑格爾埋葬了以後，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還嚴肅地對待死狗黑格爾。朗格極其天真地說，我在經驗的材料中「以罕見的自由運動著」。他根本沒有想到，這種「材料中的自由運動」只不過是對一種處理材料的方法即辯證方法的詮釋而已。恩格斯致馬克思（1876年5月24日）剛剛收到兩封信，附上。在德國，一批受僱傭的煽動家和淺薄之徒大肆咒罵我們黨。如果這樣繼續下去，那麼，拉薩爾分子很快就會成為頭腦最清晰的人，因為他們接受無稽之談最少，而拉薩爾的著作又是為害最小的鼓動材料。我倒想知道，這個莫斯特到底向我們要求什麼，我們怎麼做才合他的意。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些人以為，杜林對你進行了卑鄙的攻擊，就使我們對他無可奈何，因為倘若我們譏笑他在理論上的無稽之談，那就會顯得是對他的人身攻擊進行報復！結果是，杜林越蠻橫無理，我們就應該越溫順謙讓；莫斯特先生真是大發慈悲，他還沒有要求我們不僅要善意地私下向杜林先生指出他的失誤（似乎問題僅僅是一些失誤），以便他在下一版里糾正，而且還要拍拍他的馬屁才好。這個人（我指莫斯特）竟能夠既給整卷《資本論》寫出概述，而又對此書一竅不通。這一點從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也是他的自我寫照。如果報紙不是由威廉 (1) ，而是由一個多少有點理論水平的人主持，那麼，一切諸如此類的無稽之談就不會出現，此人不會欣然發表各種胡言亂語（越荒謬越好），也不會以《人民國家報》的全部權威向工人加以推薦。總之，這件事把我氣壞了，試問，難道不是認真考慮我們對待這些先生的態度的時候了嗎。 (1) 威·李卜克內西。——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5月25日）我的意見是：「我們對待這些先生的態度」只能通過對杜林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來表示。他顯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學無術的鑽營之徒中間進行了煽動，以便阻撓這種批判；他們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們所熟知的李卜克內西的軟弱性上。順便指出，李卜克內西有義務（這一點必須告訴他）向這些傢伙說清楚：他一再要求進行這種批判；幾年來（因為事情是從我第一次自卡爾斯巴德回來時開始的），我們把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沒有接受下來。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給我們的信件所證明的那樣，只是在他多次寄來各種不學無術之徒的信件，使我們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黨內傳播的危險性的時候，我們才感到這件事情值得花力氣去做。特別是莫斯特先生，不用說，他必定認為杜林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因為後者不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講中，而且後來還在出版物中白紙黑字地寫道，他發現惟有莫斯特使《資本論》成為某種合理的東西。杜林經常阿諛奉承這些不學無術之徒，他們這類人在我們這裡是吃不開的。莫斯特之流對於你用以迫使士瓦本的蒲魯東主義者緘默的那種方法感到惱怒，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這個具有警告意義的先例使他們畏懼，於是他們就想利用流言蜚語、氣味相投的情分、同仇敵愾的義氣來使這種批判永不能進行。恩格斯致馬克思（1876年5月28日）你說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體的俄國土地關係和一般的地租，沒有什麼事情打攪你。我卻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又把一切都擱下來去收拾無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捲入一場沒完沒了的論戰，那也只好這樣了；反正我是不得安寧的。此外，友人莫斯特對杜林的《哲學教程》的吹捧已明確地給我指出，應當從哪裡進攻和怎樣進攻。這本書一定要仔細讀一讀，因為它在許多關鍵問題上更明顯地暴露了《經濟學》中所提出的論斷的弱點和基礎。我將立即訂購這本書。實際上，該書根本沒有談到真正的哲學——形式邏輯、辯證法、形上學等等，它倒論述了一般的科學理論，在這裡，自然、歷史、社會、國家、法等等都是從某種所謂的內部聯繫方面加以探討的。該書還有一整章描寫未來社會或所謂「自由」社會，其中從經濟方面說得極少，卻為未來的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擬定好了教學計劃。所以，這本書暴露出的平庸性比他的經濟著作更直截了當，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時從這一方面來揭露這個傢伙。對於評論這位貴人的歷史觀（即認為杜林之前的東西全都沒有價值），這本書還有一個好處，這就是可以從中引證他自己說的尖刻話。無論如何，他現在已經落到我的手裡。 (1) 我的計劃已經訂好——j』ai mon plan。開始時我將純粹就事論事地、看起來很認真地對待這些胡說，隨著對他的荒謬性和平庸性這兩個方面的揭露越來越深入，批判就變得越來越尖銳，最後給他一頓密如冰雹的打擊。這樣一來，莫斯特及其同夥就沒有藉口說什麼「冷酷無情」等等了，而杜林則受到了應得的懲罰。要讓這些先生們看到，我們用來對付這種人的不只是一種辦法。我希望威廉 (2) 在《新世界》上登載莫斯特的文章，這篇文章顯然就是為《新世界》寫的。莫斯特總是不會抄書，竟把自然科學中最可笑的謬論，如環體和恆星分離說（根據康德的理論），安在杜林頭上！對於威廉來說，問題不僅僅在於缺乏稿件，如果缺乏稿件，那可以採取赫普納和布洛斯那時的做法，用刊登其他時事文章等等來補救。問題在於，威廉一心想要彌補我們理論的不足，對庸人的一切異議給以回答，並且描繪出未來社會的圖景，因為庸人畢竟也會在這方面向他們提出問題；同時，威廉還一心想在理論方面儘量離開我們而獨立，由於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所以他在這方面總是走得比他自己意料的遠得多。他因此也就使我不得不認為，同《人民國家報》的那些理論上的蠢才相比，杜林總還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的著作總還比那些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糊塗的先生們的著作要好一些。［……］我重溫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學，對我批判杜林大有益處，並在許多方面有助於我的工作。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我覺得自己對這個領域熟悉得多了，儘管在這方面還要十分謹慎，但行動起來畢竟已經有點自由和把握了。連這部著作 (3) 的最終面貌也已經開始呈現在我的面前。這部著作在我的頭腦中已初具輪廓，在海濱閒逛對此有不小的幫助，在這裡我可以反覆思考各個細節。在這個廣闊的領域中，不時中斷按計劃進行的研究工作，並深入思考已經研究出來的東西，是絕對必要的。 (1) 套用莎士比亞的喜劇《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場中的一句話。——編者注 (2) 威·李卜克內西。——編者注 (3) 弗·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編者注恩格斯致馬克思（1876年8月25日）在海濱浴場的鄙俗氣氛變得越來越濃的情況下，最適宜的讀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現實哲學 (1) 。我從來還沒有看到過如此自然的東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因為凡是杜林先生認為是自然地發生的一切，都應被看作是自然的；因此，他也就永遠從「公理式的命題」出發，因為自然的東西不需要任何論證。這本東西的平庸程度超過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樣不好，談論自然界的那一部分還是最好的。在這裡總算還有一些辯證說法的可憐殘餘，但是只要他一轉到社會和歷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現的舊形上學就占支配地位，於是他就像騎在一匹真正的瞎馬上，由這匹瞎馬馱著他無望地兜圈子。他的視野沒有越出通用邦法 (2) 的作用範圍，而普魯士的官僚統治在他看來就體現了「國家」。從今天算起，過一個星期，我們將返回倫敦，那時我立即著手批判這個傢伙。他宣揚的永恆真理是些什麼，你可以從他把菸草、貓和猶太人看作三樣令人厭惡的東西並痛加叱罵這一點看出來。 (1) 歐·杜林《哲學教程》。——編者注 (2) 指1794年6月1日起開始生效的《普魯士國家通用邦法》。——編者注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內西（1876年10月7日）根據你給恩格斯的信，你已向代表大會宣布，恩格斯將對杜林進行評論。可是恩格斯發現《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了一篇使我們極為驚訝的報道，我從卡爾斯巴德回來以後他立即把這篇報道給我看了。據這篇報道說，你曾宣布我（我連做夢也想不到）將參加同杜林先生的辯論。啊！埃林杜爾，告訴我，這種兩重性格是怎麼回事！ (1) 現在恩格斯正忙於寫批判杜林的著作。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犧牲，因為他不得不為此而停寫一部重要得多的著作 (2) 。 (1) 引自繆爾納的悲劇《罪》第2幕第5場。——編者注 (2) 弗·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編者注恩格斯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6年10月20日）我目前正在為萊比錫《前進報》寫批判杜林先生的著作。為此，我需要你在1868年3月寄給馬克思的那篇《資本論》書評。如果我沒有弄錯，杜林把那篇書評發表在希爾德堡豪森出版的一種雜誌上。馬克思怎麼也找不到它。因為你做什麼事都特別認真，我估計你可以在你當時的記事本中找到一點有關的記載：例如雜誌名稱和發表這篇文章的期號。如果你能把這告訴我，我可以訂購這一期，過幾天在這裡就可以收到。如果你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那麼無論如何不要為此寫信給杜林，因為同此人有小小的、哪怕是間接的接觸，更不要說由他提供一點極小的幫助，都會在我需要最充分的批評自由的問題上，使我失去批評自由。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內西（1877年1月9日）附上《哲學》編的結尾部分。我將立即轉入《政治經濟學》編和《社會主義》編，但是在完成《哲學》編以後可能會有一段間歇。我想你們會等到選舉結束，因為在這期間你們要利用報紙的篇幅進行鼓動。如果每星期有兩號刊登我的著作，而第三號留給你們刊登別的東西，我也就十分滿意了。如果你們有時在第三號中也留篇幅給我，我自然不會反對。［……］如果他們抱怨我的語調，那麼，我希望你不要忘記給予反駁，向他們指出杜林先生對待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驅者的語調，而且特別要指出，我是在論證，而且是詳細地論證，而杜林簡直是在歪曲和辱罵自己的先驅者。他們要這樣做，那我斷言，他們必定會得到應有的懲罰。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5日）附上杜林評論。讀這個傢伙的東西而不當即狠狠敲打他的腦袋，我是辦不到的。現在，在我這樣仔細閱讀——要有耐心，手裡還得拿著鞭子——之後（而從李嘉圖起的那一部分，我還沒有讀，其中必定還有許多奇談怪論），我將能平心靜氣地欣賞它了。當你潛心研讀這傢伙的東西，對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時候，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多少令人好笑的下流作家。不過，在炎症使我心情煩躁的情況下，這項附帶的「工作」幫了我大忙。恩格斯致馬克思（1877年3月6日）衷心感謝你在《批判史》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這超過了我在這個領域裡也把這個傢伙駁得體無完膚的需要。拉甫羅夫說迄今為止對這個傢伙太客氣了 (1) ，實際上，這話有一定的道理。現在，當我重讀《國民經濟學教程》 (2) ，識破這個傢伙及其手法，而且再不用擔心在這堆破爛里設下什麼圈套的時候，當這一整套矯揉造作的無稽之談原形畢露的時候，我當然認為應當對它更加蔑視。好心腸的拉甫羅夫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說教中可以不必採用逐漸加強法，而我們在進行持續不斷的抨擊的時候，就不能不這樣做。然而，在《哲學》編的結尾，他就不會再埋怨我溫和了，在《經濟學》編更不會埋怨了。 (1)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7頁。——編者注 (2) 歐·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編者注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7日）怕以後忘記，現寄去對前一封信的如下補充：（1）休謨關於「勞動價格」只是在所有其他商品的價格提高之後最後才提高的論點，是他關於貨幣量的增加對工業起刺激作用的看法的最重要一點，這一點還最清楚地表明（如果一般對此會有懷疑的話），他認為這種增加僅僅是因貴金屬的貶值而引起的。從我寄上的摘錄中可以看出，休謨反覆談到這一點。對此杜林先生 (1) 隻字未提；而且一般說來，他對於他所讚頌的這個休謨的論述，同對所有其他人的論述一樣草率，一樣膚淺。此外，即使他覺察到了這一點（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那也不宜在工人面前頌揚這種理論，因此，最好略而不提整個問題。（2）我是把重農學派作為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早有系統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釋者來看待的，當然，我不想把自己的這種態度直接告訴這個人。如果一下子公開表明這種態度，那麼，在我有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之前，那些拙劣之徒就會把它接過去，同時加以歪曲。正因為如此，我在寄給你的評述中沒有談及這一點。但是，在批駁杜林時也許可以引用《資本論》的下述兩段話。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為這裡不像在德文原本中那樣純粹採用暗示方式。關於《經濟表》：「如果我們只考察年生產基金，那麼，年再生產就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過程；但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必須投入市場。在市場上，各個資本的運動和個人收入的運動交錯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換位運動中，即消失在社會財富的流通中，這就迷惑了觀察者的視線，給研究提出了極其複雜的問題。重農學派最大的功勞，就在於他們在自己的《經濟表》中，首次試圖畫出一幅通過流通表現出來的年再生產的圖畫。他們的論述在許多方面比他們的繼承者的論述更接近於真理。」（第258—259頁）關於「生產勞動」的定義：「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時而本能地、時而有意識地始終主張生產勞動的特徵是生產剩餘價值。隨著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它對剩餘價值的分析推向前進，它對生產勞動所下的定義也就有所變化。例如，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為什麼？因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提供剩餘價值。在重農學派看來，剩餘價值只存在於地租形式中。」（第219頁）「雖然重農學派沒有看出剩餘價值的秘密，但他們還是非常清楚，剩餘價值是『一種獨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占有者〉沒有出錢買卻可以拿去賣的財富』（杜爾哥）」（《資本論》德文第2版第554頁），而且剩餘價值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同上，第141—145頁）。 (1) 歐·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編者注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11日）恩格斯對於《前進報》用那樣的方式刊登他反對杜林的著作很不滿意。先是強迫他接受一定的條件，然後又根本不遵守商定的條件。在選舉期間，根本沒有人看什麼文章，他的論文不過是作填補空白之用；後來又把文章分成零碎的小段發表，這個星期發表一段，隔兩三個星期再發表一段，這就使讀者（尤其是工人）根本看不出它們的聯繫。恩格斯已給李卜克內西去信提出警告 (1) 。他認為，他們是故意這樣做的，他們被杜林先生的一小撮信徒嚇壞了。如果說那些傻瓜起先叫嚷對這個愚蠢的小丑「保持沉默」，而現在他們想對這種批判保持沉默，那是十分自然的。莫斯特先生不配說論文過於冗長。他那幸而沒有問世的替杜林的辯護才是長而又長的。如果莫斯特先生沒有注意到，不僅普通工人和甚至像莫斯特本人那樣自以為在很短時期內就能知道一切和評論一切的曾經是工人的人，而且真正有科學素養的人，都能夠從恩格斯的正面闡述中學到許多東西，那麼，我只能對他的智力表示惋惜。 (1) 參看下一封信。——編者注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內西（1877年4月11日）今天接到你9日的來信。還是老一套。起先你許下種種諾言，然後做起來卻全然相反。當我為此抱怨時，你就沉默兩個星期，然後說，你太忙，並要我留點情面，對你不要過多責備。「這是既加傷害，又加侮辱」 (1) 。但這樣的事經常發生，以致我不能容許再一次對我玩這類把戲。我昨天發出的信將在明天早晨到萊比錫，星期五（13日）你就會收到。我等著你立即答覆我的問題。我對你的問題的答覆也將取決於你的這個答覆，倘若那時一般說來需要我作出答覆的話。如果到星期二（17日）晚上我還沒收到你的任何答覆，或者你的答覆不能令人滿意，那麼我就將撇開你，而自己想辦法，使我剩下的論文不致像迄今為止那樣被糟蹋。在這種情況下，我下一步很可能或遲或早地被迫把這全部過程公諸於眾。 (1) 引自愛·穆爾的喜劇《揀來的孩子》第5幕第2場。——編者注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24日）如果李卜克內西三言兩語向我說明真相併答應改正的話，那麼我就根本不會懷疑是杜林的影響了。我們之間有過關於每星期發表一篇論文的明確協議。當我抱怨違約時，李卜克內西讓我等了十多天。在這期間，儘管他在萊比錫，但是看不出任何改正的跡象；最後，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要我留點情面，對他不要過多責備，——如此而已；至於今後如何改正，隻字未提。由於我完全不知道，現在別人對編輯部施加了什麼影響，因此，我沒有任何別的辦法，只好作以上的推測並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李卜克內西履行自己的諾言。我對他說，他如果願意的話，可以把我有關此事的信件給任何人看，因此，只要涉及到我，這些信您可以隨便使用。這裡人們確實向我紛紛提出指責，說我竟允許把自己的論文作為補白髮表，弄得誰也無法掌握它們的聯繫。您只要回想一下，這樣的事至少已發生過六次，起先對我許下最美好、最明確的諾言，而後一切又做得截然相反，那麼您就會明白，這種事情終究會使人厭煩。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6月25日）今天我把《杜林》的經濟學 (1) 開頭部分寄往萊比錫。李卜克內西聲稱，代表大會的決定根本不涉及我的論文。我也只好接受這種說法，因為代表大會無權對我的論文單方面作出決定，或者未經我同意就解除李卜克內西根據去年代表大會的決定而對我承擔的義務。［……］這個亥姆霍茲該是一個狹隘得可憐的人，他居然僅僅因為一個叫杜林的人發表的言論而發怒，甚至要柏林大學的一個系作出抉擇：不是杜林走，就是我走！好像杜林的全部作品連同他的全部瘋狂的妒忌心在科學上還有屁的價值似的！亥姆霍茲儘管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實驗家，但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當然絲毫不比杜林高明。此外，德國的市儈習氣和短淺目光在德國教授身上表現得最突出，特別是在柏林。否則，舉例來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名叫微耳和的學者竟認為，當上一名市參議員，就是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名位了！ (1) 弗·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編。——編者注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內西（1877年7月2日）如果你立即告訴我一個簡單的事實：副刊很快就要出版並想把我的論文登在上面，那會使我們兩人免去許多無謂的不快。根據你過去的來信判斷，我不能不認為，出版副刊不可能早於10月，況且副刊已經歸併到預告在那時出版的評論 (1) 中去了；因而我也不能不認為，你打算不顧已通過的決議，在《前進報》的正刊上登載我的論文的續篇。一切疑慮都是由此而來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疑慮是有根據的。我已給朗姆寄去了三篇論文，為了慎重起見，我今天又寫信告訴他，論文可以登在副刊上。第四篇論文已經寫好，第五篇正在寫。令人遺憾的是，我遇到各種各樣的打擾和耽擱；後天我要去曼徹斯特幾天，然後，要到海濱去，因為妻子生病；不過，在那裡我每天仍然可以工作幾小時。 (1) 《未來。社會主義評論》雜誌。——編者注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內西（1877年7月31日）你21日和28日的兩封來信都收到了。我只希望杜林的那套貨色已徹底破產，而且再也不能拼湊起來了。但黨的機關報刊畢竟是丟了臉，它們任人誘入歧途，硬說杜林的東西具有科學意義，理由是他受到普魯士人的迫害！我遇到的人都持有這種看法。瓦爾泰希確實使用了馬克思派和杜林派的說法；這個說法在代表大會之後立即就在各家報刊上出現了，這些報刊發表了他在公開會議上的發言（他就是在這個會上提出這個說法的）。我也不信，他會否認這些話。儘管他現在坐牢，我也不能以此為理由把他描繪得比實際上更好些。［……］我從來沒有說過你們的人中大多數不希望有真正的科學。我說的是黨，而黨本身正是像它在報刊和代表大會上讓公眾所看到的那樣。現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是一些淺薄之徒和自詡為著作家的曾經是工人的人。即使像你說的那樣，這些人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少數，那你們顯然也不應當小看他們，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徒。黨在精神上和智力上的衰退是從合併時開始的；如果當時表現得稍微慎重和理智一些，這種衰退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一個健康的黨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把廢物排泄掉，但這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而群眾是健康的，但這決不能成為無端把疾病接種到他們身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