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明史 · 第一講 注

本講的目的——詳細研究歐洲文明史的兩種方法——優先研究某一特定國家的文明史的理由——研究法國文明史的理由——構成文明優點的主要事實——按此觀點比較歐洲諸大民族——英國文明——德國文明——義大利文明——西班牙文明——法國文明——法國文明最完美，也最能忠實代表一般文明——研究法國文明完全不是一種簡單的研究——今天知識界占優勢的傾向——社會上占優勢的傾向——從此引出的兩個問題——它們明顯的矛盾——我們時代負有解決這些問題的任務——第三個是純粹屬於精神上的問題，它同樣是由文明的現狀引起的——它所受到的不公正的譴責——必須防止這種譴責——今天任何科學已成為一種社會力量——任何力量都應當有助於個人精神的完善和社會的改善 先生們，你們中間不少人當會記得幾個月以前結束的課程的目的和性質。那課程講得很概括，也很匆促。我那時試圖在很短期間裡把歐洲文明史的概貌展示給你們。我可以說是急急忙忙從一個問題講到另一個問題，幾乎總是只限於一般的事實和論點，顧不得大家是否都能充分理解和相信所講的內容。 先生們，你們知道，我採取這種方法是迫不得已的；雖有此必要，但如果我沒有預見到我可以在以後的講課里加以彌補；如果我不是在那時就打算以後再把我描繪的輪廓加以充實，使你們能循著我曾走過的道路，即認真而全面地研究具體事實這一途徑以達到我有幸向你們提出的那全面的結果的話，我將由於因此而產生的種種不便而深感苦惱。上述打算就是我今天所要實行的方案。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我面前有兩種方法。我可以把去年夏季的課程從頭開始，從整個歐洲的文明通史開講，把我以前只能籠統講過的再講個詳細，把我們過去匆忙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所講過的問題再從容地講一遍。或者我可以研究某一個大國、研究某一個文明已經得到發展的主要歐洲國家的文明史，這樣，由於限制了我的研究範圍，反而能更好地使我們對它進行透徹的研究。 先生們，這第一種方法我認為有很大的缺點。在講述一部範圍如此廣泛、而且同時在其一切細節上都得完整無缺的歷史中要保持——我強調說：要在那裡「保持」——某種統一性，那將是困難的，姑且不說是不可能的。我們去年夏季已經認識到在歐洲文明里有一種真實的統一性；但這種統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實里，在一些巨大的結果里顯現出來。只有登上山巔，地面上小的起伏和不同之處才會在眼底消失，才能發現整個地面的總的外貌、它的真實的和基本的自然面貌。當人們從一般事實中擺脫出來，當人們想深入觀察種種特殊事實時，統一性便消失了，特殊性也就重新顯現了；人們在形形色色的事情中往往會看不到原因和結果；因此為了詳細地講述歷史，而又能保持某種協調一致，那就絕對必須縮小研究的範圍。 然而這種方法，不論對講課的人，還是對聽課的人來說，都要求和必須具備非常廣博和多種多樣的知識，這就不免會引起很大的不同看法。誰想對歐洲文明的進程稍作正確的敘述，他必須不僅對不同民族發生過的事件、對他們本身的歷史，而且還要對他們的語言、文學、哲學、最後還要對他們的生活經歷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這當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從我們的時間安排上來說是如此。 先生們，我覺得如果我專門講述歐洲一個大國的文明史的話，我便可以更快地跟你們共同達到所追求的目的。那麼，講述的統一性便有可能同細節取得一致；每個國家都有由於風俗習慣、法律、語言、情況的相通而形成的民族的統一性，它在文明中留下了烙印。我們可以一步一個腳印地敘述那些事實而不放過其整體。最後，這樣做便「有可能」（我不想用「容易」這個詞）把各種必需的知識聯合在一起了。 先生們，我因此決定寧願採取第二種方法而放棄所有各民族匯合形成的歐洲文明通史的方法，我只給你們專門講某一國家的文明，如果我們看到它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之處，它可以為我們充當整個歐洲命運的一個典型。 方法一經選定，選擇哪個國家就並不困難了；我選取了法國史，選取了法國的文明史。對這番選擇，我當然用不著否認我為此感到的愉快心情；誰也不會否認，愛國主義的一切情緒和敏感性都是正當的；問題在於它們是否合理和有沒有充分的根據。今天有些人似乎擔心愛國主義會因歐洲文明的現狀所產生的思想感情的擴展而大受損害：他們預言它將在世界主義中變得軟弱無力而消失。我不同意這種杞人之憂。今天，愛國主義正像人們的一切意見、一切行動、一切感情一樣，都有這種情況。我同意，這種愛國主義同樣在經常遭受廣告、議論、審查等的考驗；它必須不再成為一種偏見、一種習慣、一種盲目而固執的激情；它必須具有理性。先生們，在這種形勢的壓力下，它同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感情一樣，是決不會垮掉的；正好相反，它將會純化和昂揚起來。它所遭受的將是各種考驗；它將從此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我可以肯定說：我如果相信有另一種比法國文明史更偉大、更有教益、更適宜於代表歐洲文明過程的歐洲歷史的話，我一定會選擇它。然而我有理由選擇了法國。這不是由於我們對它的歷史特殊關心，很久以來歐洲的輿論認為法國是歐洲文明最高的國家。每當鬥爭不牽涉到民族自尊心，當人們想在間接的和不帶爭論方式表現的思想和行動中尋求人民真實而無私的意見時，大家都會承認法國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且又最有力地衝擊著歐洲人的想像力的國家。 先生們，請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國家的這種優勢應完全歸功於我們社會關係的有吸引力、我們風俗的和暢、我們生活的輕快和生動，這些是人家往往到我們國家來尋求的。這些理由無疑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但我說的事實卻有更普遍和更深刻的原因：這完全不是像人們所指路易十四時代的文明的那種貴族氣派，也不是看了一下我們時代的情況之後使我們設想的那種普遍的熱情奔放。歐洲公正的意見對法國文明的偏愛從哲學上講是合理的；是一種本能的判斷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它無疑是模糊的，但卻是很穩固的，是以文明的一般性質和基本因素為根據的。 先生們，我希望你們還記得我去年夏季開課時試圖給文明下的定義。我思索過，在人們的常識中有哪些概念跟這個詞搭配得起來。我覺得按一般見解，文明主要包括兩點：社會狀態的進展，以及精神狀態的進展；人的外部條件和一般條件的進展，以及人的內部性質和個人性質的進展；總而言之，是社會和人類的完善。 先生們，文明不僅包括這兩點；要使它完善，那麼它們的同步性，它們內部的和迅速的聯合，它們相互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曾經指出，如果它們不是常常配合好，如果一個時候是社會的發展，另一個時候是個體的人的發展推進得更快和更遠的話，它們相互之間並不因此而就不太需要了；它們互相激勵，而且遲早總會提攜並進。當它們長久不能齊頭並進，當它們的聯合長久沒有實現時，難堪的缺憾的感覺、尖銳的不滿和不完善的感覺就會襲上目擊者的心頭。一項重大的社會改良、一項巨大的物質福利上的進步，如果不伴隨著智力發展和精神上的相應的進步的話，它能在人民中間出現嗎？這種社會改良就顯得是不牢靠的、無法理解的、幾乎是不合理的了。人們便要問是什麼總的思想產生它和證實它的，它是和哪些原則聯繫著的。人們要使它不致局限於若干特殊的世代，局限於某一地域，而要使它能傳遞和流傳出去，播及每一個國家。然而這種社會改良如果不靠思想、不靠學說的翅膀，它自己能夠傳遞和流傳嗎？只有思想可以不受距離的限制，它可以跨越海洋，到處都能理解和接受它。再說，人類高貴的本性就在於一旦物質力量有了重大發展，它必然渴望精神力量能與之聯合併指導它；只要社會改良除了純粹的物質繁榮之外沒有帶來其他成果時，只要它沒有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與他的地位同樣的水平時，某種次要的東西就會在它身上留有烙印。 反之，在什麼地方突然出現一種巨大的智力發展，但沒有隨之出現任何社會進步時，人們就會驚訝，就會憂慮。這就好比看到一棵好好的樹沒有開花結果，太陽不帶來溫暖也不兆豐年一樣。人們便會蔑視這種不能開花結果的和不能控制外在世界的思想。人們不僅蔑視這類思想，而且最後還會懷疑它們充分的合法性和它們的真實性；當它們顯得軟弱無力和不能控制人類的地位時，人們便會相信這類思想是虛妄的。人類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在世上的事業是把理想轉化為現實，按照他設想的道理把他居住的世界改造和安排好；文明的兩大要素，即智力發展和社會發展，是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文明的完善的的確確不僅在於它們的結合，而且也在於它們的同步性，以及它們互相激發並產生自身的那種廣度、便利程度和速度。 先生們，現在讓我們用這種觀點來考察歐洲各國的情況；探討各個國家的文明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這基本的、主要的、莊嚴的事實符合到什麼程度，而這事實如今在我們看來便是文明的完善性。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在歐洲的各個不同的文明里，哪一個最為完善、最符合於文明的一般類型，從而最值得我們首先研究，而且最能代表整個歐洲的歷史。 我從英國講起。英國的文明一直是特別向著社會的改善，向著人的外界的和公共的條件的改良，向著不僅是物質條件而且也是精神條件的改良，向著使社會更公正更繁榮，向著使權利和幸福得以發展的方向前進的。但總的說來，在英國，社會的發展比起人性的發展來是更為廣泛、更為輝煌的；在那裡，社會的利益和社會的實際情況要比一般的思想占有更顯著的地位，發揮更大的力量；民族比單個的人更偉大。這是非常真實的，所以在英國即便是似乎以獻身於純智力的發展為職志的哲學家，像培根、洛克和那些蘇格蘭哲人，他們都屬於可稱為實驗派的哲學家；他們主要關心直接的和實證的成果；他們既不相信想像的衝動，也不相信邏輯的演繹：他們具有的是掌握常識的能力。我把注意力放在英國智力活動最重大的時期，放在它歷史上精神和思想活動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時期：我試以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政治危機和宗教危機為例。大家都知道那時英國發生過異乎尋常的運動。可是誰能告訴我，這個運動曾經產生過什麼偉大的哲學體系、什麼一般的學說，而且還成為全歐洲的學說的呢？這運動有過巨大的和可喜的結果；它創立了一些法律和道德規範；它不僅有力地影響於社會關係，而且也影響於精神；它產生了宗派和熱情的信仰者；但它幾乎不曾使人的精神的境界有所提高或擴大，275至少沒有直接地起這樣的作用；它絲毫沒有點燃那些能照耀整個時代的巨大的精神火炬中的任何一個火炬。也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宗教信仰能像在英國那樣被掌握過、而且至今還擁有著那麼多的權威；然而這些信仰多半是實際的；它們在人們的品德、幸福、感情上起著巨大影響；但在整個人類理智方面所產生的一般的和理性的結果卻是很少的。無論你們從什麼觀點來考察這種文明，你們總會在它身上看到這種基本是實際的和社會的性質。我可以把這種發展查究得更遠得多，我可以把英國社會的各階層逐一檢驗；我會到處發現同樣的事實。比如說，在文學裡，實際的功績至今還是居於統治地位。沒有人會說英國人擅長於寫一部書，整部書寫得合理而合乎藝術的安排，在各部分的分配方面，在技巧方面，都能以其藝術和形式的完整打動讀者的想像，而讀者主要渴望的是智力上的滿足。精神作品的這一純智力的方面，正是英國作家薄弱的地方，他們擅長於用明白的敘述，用同樣思想的不斷反覆和極明顯的常識，用一切能導致實際效果的方法來使讀者信服。 在英語本身也顯露出同樣的性質。它完全不是一種有系統的、有規律的、合理地構成的語言；它在各方面向十分不同的來源借取詞兒，毫不考慮到對稱與和諧；它主要缺乏希臘語和拉丁語顯示出來的那種優雅和邏輯的美；它具有那種說不出的支離破碎和粗糙。但它卻是豐富的、柔韌的，什麼都能適應，能夠滿足人們在外部生活過程中的一切需要。在英國，到處占壓倒優勢的是功利和應用的原則，這便是它的文明的面貌和力量。 我從英國講到德國。德國文明的發展曾是緩慢的和落後的；德國的風俗的粗野，若干世紀以來是盡人皆知的。然而人們從如此粗野的外表之下探尋文明的兩種基本組成部分的哪一種發展比較快時，他們發現智力的發展在德國總是趕過和超越社會的發展；而人的精神在那裡比人的狀況要繁榮得多。請比較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路德 注 、梅蘭希頓 注 、布塞爾 注 和其他許多人的智力狀態；我說，請把他們著作中顯示出來的精神發展，同這個國家當代的風尚，也同他們本身的風尚比較一下，有多麼的不同呀！請看十七世紀，試把萊布尼茨的思想，把他的門徒們的著述和德國的大學等的情況同當時不僅在平民中，而且也在上層階級中占優勢的風尚相比；也請一方面讀讀哲學家們的著作，而在另一方面也讀讀那些描寫布蘭登堡或巴伐利亞的選帝侯的宮廷的回憶錄，兩者之間有多麼大的差別！當我們轉到我們的時代，這對比的差別還要更明顯：今天，這已是一句常言，說是在萊茵河那一邊，思想和事實、知識階層和講求實際的階層幾乎完全是分離的。沒有人不知道，近五十年來德國的精神活動是怎麼個情況；在哲學、在歷史、在文學、在詩歌等一切領域裡它都進展得非常快；可以說它並不總是循著最好的道路發展的：人們可以對它所達到的部分成就加以爭辯；但對它的廣泛的發展和充沛的活力，那是無可爭辯的。當然，社會的狀況，公眾的條件，那是並沒有按同一步調前進的。毫無疑問，那兒也有進步，也有改善；然而在兩種現象之間是不可能進行任何比較的。所以德國的所有詩歌的、哲學的、歷史的著作的特徵是對外在世界缺乏認識，對現實缺乏感受力：在讀這些書時可以看出生活和現實對這些作者的影響很小，完全沒有干擾他們的想像力；他們過著離群索居的，時而充滿激情，時而富有理智的思想生活。英國文化的特徵是到處出現實際的天才，而純粹的智力活動則是德國文明的主要特徵。 在義大利我們找不到上述兩種性質的任何一種。義大利的文明既不像英國那樣基本上是實踐的，又不像德國那樣幾乎完全是思辨的；個人智力的巨大發展，社會的技巧和活動力這些東西在義大利都並不缺乏；個人和社會在那裡都表現得很輝煌；義大利人在純科學、在藝術、在哲學方面，也像在事務的實踐和生活方面一樣，都是很卓越和擅長的。不錯，義大利在某個時候在這兩方面的發展的確好像是停頓了；在那裡社會和人的精神似乎是軟弱無力和癱瘓了；可是如果仔細觀察起來就可以看出這絕不是一種內部的和民族的無能力的結果，而是外界的壓迫阻礙了義大利：它好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美麗的花，可是有隻寒冷而粗暴的手卻從各方面壓制著它。精神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都沒有在義大利滅亡；它缺少的是它一直所缺少的那種在任何地方都是文明的重要條件之一的東西，——它缺少信心，缺少對真理的信心。我希望大家能正確理解我的意思，不要因為我使用的字眼兒而誤解了我的原意。我這裡說的「信心」的意思是指對真理的一種信賴，這種信賴不僅能使真理被認為真理，使人的精神得到滿足，而且也使人自信有統治世界和管理事務的權力，並且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成功。人一朝感到開始掌握了真理，他便覺得應把真理運用到外界的實際中去，改良它們，按照理性來支配它們。這個正是義大利幾乎普遍缺乏的；義大利向來富於偉大的才智之士；它同時還有大量具有罕見的實際才能的人，他們熟諳外部生活的一切條件，精通領導和管理社會的才能；但這兩種人和事務卻彼此一直各不相干。有一般思想的人，有思辨能力的人都不相信自己有責任來影響社會，甚至不相信自己有此權利；他們雖然相信他們的原則是正確的，他們卻懷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實行家、社會上執牛耳的人幾乎全不考慮一般的意見；他們幾乎從來不想按一定的原則來管理他們管轄範圍內的事務。這部分和那部分人的所作所為就仿佛僅僅認識真理就可以了，仿佛真理再也沒有別的作用，而人們也沒有更多的事有求於真理了。這就是十五世紀和其後的義大利文明的弱點所在；正是這種情況使它的思辨的天才和它的有實際能力的人往往予人以某種思想貧乏的印象；在這裡，這兩種力量一直沒有能在互相信任、配合和不斷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下共存。 另外有一個大國，老實說，我是為了對一個高貴而不幸的民族表示重視和尊敬而不是為了必要才把它提出來的，我指的是西班牙。在西班牙，既不缺乏偉大的才智之士，也不缺乏偉大的事件；那裡的智慧和人類社會有的時候顯得十分繁榮昌盛；然而那只是些孤單單的現象，就好比沙漠裡的棕櫚樹一般零零落落地被拋散在西班牙的整個歷史裡。文明的基本性質，它的一般的、持續的進步，在人類精神和社會兩方面在西班牙都仿佛被排斥了。這是種莊嚴的靜止，或者是沒有結果的周而復始。試舉出一種偉大的思想或一個重大的社會改革、一個哲學體系或有成果的制度是歐洲得自西班牙的；一樣也沒有：這個民族是與歐洲隔絕的；歐洲從它那兒所得很少，給予它的也不多。我如果把它的名字抹掉，那我將譴責自己；但它的文明在歐洲文明史里是並不重要的。 先生們，一般文明的基本原則和卓越的事實，思想和事實的密切而迅速的結合與和諧的發展，這些在我們方才觀察過的四個大國的知識界和從事實際事業的階層里都沒有產生過。所有這幾個國家就文明方面說來，它們都缺乏某種重要的東西；也沒有一個國家提供給我們處在各種環境中的文明的全貌、純粹的典型及其一切巨大的特徵。 我認為法國的情況就不相同。在法國，精神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彼此從未相失過。那裡人們和社會總是在進展和改善著，我不說兩者並駕齊驅，但彼此差距是很小的。在我們的歷史裡，在那些重大的事件，在一些革命、公共的改良之外，人們總能看到一些帶有普遍性的思想與相應的學說。在現實世界裡發生的每件事，知識界都能立刻抓住並從中引申出新的財富來；知識界裡的每件事都會在現實世界裡產生反響和結果，而且反響和結果幾乎總是很迅速的。實際上，在法國，思想一般都是領先於社會階層，並促使它進步。思想在事情完成之前總是在學說里先進行醞釀，而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思想總是居於領導地位。智力活動和實踐才幹、思考和應用的這種雙重性在法國歷史的一切巨大事件和法國社會一切大的階級里都留下了烙印，賦予它們以我們在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面貌。 舉例說，十二世紀開始時爆發了公社的解放運動，這當然是社會情況的巨大進步；與此同時也展示了人們強烈渴望思想解放。去年夏天我曾指出過這一事實。阿培拉爾 注 是拉翁 注 和韋茲萊 注 的自由民的同時代人。在知識界中自由思想反對專制權力的第一次大搏鬥是跟自由民爭取公眾自由的鬥爭同時期發生的。這兩個運動實在說來，表面上彼此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些哲學家對揭竿而起的自由民抱著很壞的看法，把他們視為粗野的人；反之，自由民一聽到哲學家談到他們時，總是把哲學家看作異端。但這雙重的進展有不少是同時進行的。 撇開十二世紀，看看法國思想史上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機構之一的巴黎大學的情況吧。沒有人不知道從十三世紀起，巴黎大學在科學工作上做得怎麼樣；它是歐洲這類機構中的第一個機構。在這個時期像這樣重要、這樣活躍的政治性的事物並沒有第二個。巴黎大學配合國王的政治和法國教會人士反對羅馬教廷的一切鬥爭，參與教士反對教皇的俗權的鬥爭；一些思想發展了，一些學說在它內部建立起來了；它幾乎立即努力把它們在外部世界裡傳播開來。巴黎大學的一些原理成了康斯坦茨主教會議 注 和巴爾主教會議 注 里一些改革者的旗幟，它們促成並支持了查理七世 注 的國事詔書。智力活動和積極影響幾個世紀以來總是與這所大學分不開的。我們再進到十六世紀，試看看法國的宗教改革的歷史：它在這方面不同於別國；比任何別的地方都更為明智（至少是同樣明智），而且更為穩妥，更為合理。反對天主教會的博學和學說的主要鬥爭是受到法國宗教改革家支持的；無論在法國或在荷蘭，為這一鬥爭而寫的許許多多哲學的、歷史的、論戰性的著作總是用法文寫的；在這時期，德國也罷，英國也罷，肯定都沒有在這方面運用更多的智力和學問；而同時法國的宗教改革對德國的再浸禮教派教徒和英國的分裂教派分子也是格格不入的；宗教改革很少和缺乏實際的明智，然而大家不會懷疑它的信仰的力量和真誠，因為它長時期抵禦了最困難的逆境。 於是我們看到有四個或五個偉大的時代、四個或五個偉大的事件，其中顯示出法國文明的特殊的印記。我們舉我們社會的各個階級為例；我們如研究它們的風俗、它們的面貌，我們就會被這同樣的事實所感動。法國的教士既博學又積極，他們參與一切腦力工作和作為辯論者、學者代管教區的行政官員要做的一切世俗事務；他們可以說既不完全獻身於宗教，也不完全獻身於科學，也不完全獻身於政治，而總是竭力把這幾方面聯合併調和起來。法國的哲學家也總是以思辨和實際知識的罕見的混合體的姿態出現；他們深沉地、大膽地思考；他們尋求純粹的真理，毫不重視它的應用；但他們總是與外在世界、與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種種現實保持一致；他們上升得很高，但目光從不離開地面。幾乎所有法國的偉大的哲學家、諸如蒙田 注 、笛卡兒 注 、巴斯加爾 注 、裴爾 注 ，都既不是純粹的邏輯科學家，也都不是狂熱者。去年夏天，就在這同一地方，你們聽了他們雄辯的詮釋者刻畫出了笛卡兒這個同時是世俗的又是科學的天才的性格：「爽直、堅定、有決斷而又果敢，在自己的書房裡思考問題如同他在布拉格城牆下打仗時一樣勇往直前」；對生活的運動也像對思想的活動同樣愛好，我們的哲學家們並非全都有笛卡兒的天才，也沒有經歷過像他那樣有危險性的命運，但他們幾乎全都同時尋求真理並了解世界，全都善於觀察和思索。 先生們，最後在法國歷史里，還有唯一的一類人，他們曾起到了真正為公的作用，他們試圖把國家完全納入它的行政管理之中，使國家得到一個合法的政府、法國的地方行政官和律師、議會和它們周圍的一切機構，這唯一的一類人有什麼特徵呢？難道不正是知識和實際智慧的這種結合，對思想和事實以及對科學和應用的這種尊重嗎？在純粹的知識起作用的一切場合里，在博學、哲學、文學、歷史裡，你們到處都可以看到法國的國會議員和律師，他們同時參與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事務；在社會一切真實的和實際的利益里他們都插手。 隨便從哪方面去觀察法國，人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兩重性；文明的兩種主要的要素在那裡以緊密的配合發展著。那裡的人從來不缺乏個人的自尊心，而他的個人的自尊心也不缺乏公眾的重視和效用。人們對於常識是法國國民性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一事談得很多，特別在近來一段時間裡更是這樣。這確是如此；可是這絕不是一種完全為了在其事業上獲得成功的那種實際的常識，它能深入思想深處並理解和評價這些思想的全部意義、而同時又考慮到外界事實的哲學的常識。這種常識就是理智；法國人的頭腦既是理智的，又是通情達理的。 先生們，法國因此就有這樣一種榮譽，即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忠實地重現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這是最完全、最真實，也可以說是最有教養的文明。這便是歐洲的公正意見之所以承認它占首位的道理。法國表明自己是既明智又強大，既富有思想又有辦法使這些思想產生效果。它既依靠各方人民的智慧，同時又依靠他們的改善社會的意願；它調動了他們的想像力又激發了他們的雄心壯志；它顯得既能發現真理又能使之取得成功。由於這雙重資格，它使自己深得人心，因為人類的雙重需要就在於此。 先生們，我們因此有權利把法國文明作為最重要和最富有成果的文明來首先進行研究。而這就需要像我方才提出的那樣從社會的發展和智力的發展兩個方面加以研究，這就需要我們密切注意人的思想、精神，人的內部、外部和一般的情況。根據這個原則來考慮，那麼歐洲通史里任何一件大事，任何一個大問題我們都將在我們自己的歷史裡遇到。這樣我們將達到我們給自己提出的歷史和科學的目的；我們將時時看到歐洲文明的景象而不致在眾多的和錯綜複雜的場面和人物里迷失方向了。 然而，先生們，對我們說來，問題還不止於此，還比看一個景象，甚至比作一次研究更為重要；如果我沒有說錯，我們在這裡尋找的是單純的知識以外的東西。一般的文明課程，尤其是法國文明課，提出了一個重大的課題，一個我們時代的特殊的課題，整個的未來都與之有關，這不但是與我們的未來，而且與整個人類的未來有關，而我們，也就是說我們這一代人，也許特別有責任來加以解決。 在探索真理——不管向哪個方向探索——的知識界裡，今天占優勢的精神是什麼呢？是一種極為嚴謹的、嚴格而小心、審慎的精神，一種科學的精神，一種按哲學方法進行研究的精神。這是一種細心觀察事實，只准隨著事實逐漸被認識而緩慢地、一步步進行概括的精神。這種精神半個多世紀以來在研究物質世界的各門科學裡顯然占著統治地位；它取得了進步和榮譽。它今天逐漸進入到精神世界，進入到政治、歷史、哲學中去。科學方法到處在擴大和增強；人們到處感到有拿事實作為我們行動的基礎和規律的必要；人們確信事實是科學的主要根據，一般的思想如果不是從事實中間產生，如果不是植基於事實，而且在其整個發展過程中被事實所證實的話，那就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價值。今天在知識界裡事實是可靠的力量。 在從事實際工作的階層里，在社會上、在政府里、在行政機構里、在政治經濟里，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在那裡，對思想，對推理，對一般原則，對人們稱之為理論的控制占著優勢。這顯然是我們時代發生的大革命的特徵，是十八世紀一切工作的特徵；而這一特徵不僅能說明一種危機，說明一個暫時動盪時代的特徵；而且還是一種恆久的、有規律的、平和的、能說明今天在各方正在確立起來或已在顯露出來的這種社會狀態的特徵。這種狀態建立在討論和公開性上面，即建立在對公眾的理智、學說、社會全體成員共同的信念的控制上。因此，一方面，事實在科學裡從未占有過那麼大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在外部世界裡從未起過如此重大的作用。 先生們，從前情況卻十分不同；在知識界裡，在嚴格意義的科學裡，事實是不被充分研究的，也是不大被重視的；推理和想像可以隨心所欲地馳騁；人們大膽設想；人們只憑演繹的線索去瞎碰。而在政界裡則正好相反，事實在現實的世界裡是萬能的，幾乎被視為是天然地合法的，人們難得敢於反對它們，即使對之不滿；在那種時代，煽動性的言論要比思想自由更為常見。一個人即使以真理的名義，為一種思想要求在這個世界的事務中占一席之地，也會有理由為自己的大膽鹵莽後悔。 所以文明的進展顛倒了老的一套：它把事實的王國建立在過去由精神自由活動統治著的地方，也把思想抬到了過去完全被事實獨占的寶座上。 此事是十分正確的，上述結果在現代文明遭受的譴責中成為一種顯著特徵。現代文明的對手們一談到人類精神的實際情況和它的工作方向時總是指責它枯燥和狹隘。他們說：這種嚴峻的、實證方法，這種科學精神降低了思想，凍結了想像力，使理解力窒息和喪失自由，禁錮它並使它物質化。當問題轉到社會的實際情況時，轉到社會正想做、正在實現的事時，這些人就說人們在追求幻象，說人們在理論里放進了信仰；應該研究、尊重、珍視的只有事實；應該相信的只有經驗。因此現代文明被指責為既枯燥又空想，既猶豫又匆忙，既膽怯又魯莽。作為哲學家，我們在著地爬行；作為政治家，我們想干那伊卡爾 注 的事業，我們將遭受同樣的命運。 先生們，這雙重的指責，或說得更確切些，這雙重的禍害，正是我們要予以擊退的。我們實際上負有責任來解決這裡所引起的問題。我們負有責任在知識界裡使對事實的控制越來越鞏固，在社會上使思想越來越占優勢；逐漸按照現實來控制我們的理性，按照我們的理性來控制現實；一面保持科學方法的嚴格，一面保持理智的合法的控制。這裡並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完全沒有；相反地，這是作為世界上的一名旁觀者的地位上和作為偉大戲劇里的一名演員的使命的自然的、必然的結果。先生們，我毫不作假設，也不作說明，我只是描述我所看到的事物。我們被投到我們沒有作過什麼創造發明的世界上；我們發現它、觀察它、研究它：我們必須把它當作一個事實，因為它獨立於我們之外而存在著；我們的精神表現在事實上；它只有把事實作為原料；當它發現由這些事實產生的一般法則時，這些法則本身都是它看到的事實。作為旁觀者的我們的地位就是這樣。作為演員，我們卻是另一種做法：當我們看到了一些外在的事實時，我們了解了在我們身上發展為在性質上超越於這些事實的一些思想；我們自己覺得我們有責任來改革、完善、調整現存的東西；我們感到我們能夠對世界起影響，在那裡擴展光輝的理性王國。這就是人的使命；作為旁觀者，他服從於事實；作為演員，他控制著它，賦予它以更有規則的和更完美的形式。所以我方才有充分理由說：我們要解決的問題里並沒有什麼矛盾。可是在這雙重的任務里的確包含著一種雙重的禍害；在研究事實的時候，理解力可能被事實所壓倒；它可能受壓抑，變得褊狹、具體化；它會相信只有那些最初映入它眼帘的、直接明顯地在我們身旁出現的、落到如人所說的我們感官里的才是事實。先生們，這真是重大而明顯的謬誤：有些事實是遙遠的、巨大的、模糊的、崇高的、非常難於觸及、難於觀察、難於描述，但它們並不因此而不成其為事實，人也並不因此而減輕研究和認識它們的責任；如果人不能認識它們或者忘記了它們，那麼他的思想性的確將大大的降低，而他所擁有的全部知識也將帶有這降低地位的烙印。在另一方面，人的才智的抱負，在它作用於現實世界時也可能喪失自制力，變得過分的、空想的，也可能當他急切把他對外界事物的想法擴展得過遠和過快時陷入迷途。可是這雙重的禍害本身證明它產生於那雙重的任務。這任務當然必須完成，問題也必須得到解決；因為文明的實際狀況清清楚楚地提出了它，而且不容許人家把它忘掉。今天，誰在尋求真理時離開了科學的方法，就不能拿研究事實作為智力發展的基礎，誰在社會事務管理上不願接受一般原則和思想、學說的指導，那他就得不到任何持久的成果，就將沒有真實的力量；因為理性的或是社會的力量和成果，如今是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工作是否與人類活動的這兩個法則、是否與文明的這兩種傾向相一致。 先生們，這還不是全部，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要解決。我剛才提出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科學的，另一個是社會的；一個涉及純粹的智力、真理的研究；另一個則是把這個研究的成果應用於外部世界。還有第三個問題，它同樣是從文明的現狀產生的，也是要我們去解決的；這是個道德的問題，它既不與科學也不與社會有關，而是與我們每個人的內部發展、與個體的人的價值和功績有關。 除了我剛才提到的以我們的文明為目標的一些指摘之外，人們還指摘它對我們道德本性起著有害的影響。人們說，由於它好不斷地爭辯的精神，由於它什麼都要爭論、什麼都要估量、什麼都要歸結為一個確切的和肯定的價值，它使人類的心靈變得沮喪和冷酷起來；說由於它自命為一切都正確，自認為比一切幻想和一切思想的衝動都優越，由於它裝作知道一切事物的真正的價值，人們終於厭惡一切事物而只相信自己了。人們同時還說，由於現在生活的舒適，由於社會各種關係的輕鬆和愉快，由於社會裡普遍出現了安全感，因此人們心靈萎靡不振和軟弱無力了；還說人們習慣於只照管自己的同時，也就習慣於為了自己而要求一切，什麼都省不下來，什麼都不能犧牲，一點兒苦都不能吃。總而言之，人們認為一方面是利己主義，另一方面是嬌氣，風俗的冷酷無情和它的軟弱無力乃是文明現狀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結果；認為忠誠和力量，人的這種巨大的力量和德行，它們曾在我們所說的野蠻時代顯赫一時，卻在我們所說的文明時代漸漸缺乏並還將繼續缺乏下去，特別在我們的時代是這樣。 先生們，我認為很容易駁斥這兩重的斥責，並建立起：第一，這樣一個一般的論點，即深入地和全面地看來，文明的現狀，按道德的可能性說，完全不會導致利己主義和嬌氣這兩種結果；第二，事實上，現代文明人必要時都並不缺乏忠誠和力量。但這問題會把我們引得很遠，所以應該把它結束。不錯，文明的現狀給忠誠和精神力量增加了更多一層的困難，正像它給我在開始時講到的愛國主義、給人的一切高貴思想和一切感情增加了更多一層困難一樣。我們本性的這些巨大能力的出現常常帶一些偶然性，好像不經過思考，也和動機無關，也可以說是任意的。這些能力往後將必須僅僅根據理性來行事，要求它們動機合理，結果有用。這無疑是人類本性為了顯示他的偉大而提出來的更多一重的負擔。先生們，它將會提出來的；人類本性對各種環境要求於它的東西從來不會忽視不理的；要求於它的越多，它就會越多地給予；它的財富總是比它的支出增加得更快。能力和忠誠將有其他的來源，將以其他的形式表現自己。毫無疑問，我們還沒有充分掌握那些總的思想和可以鼓舞它們的內心的信念：符合於我們風俗習慣的信仰還很微小，還很模糊、虛弱：從前起作用的忠誠和能力的那些原則如今是沒有效力了，因為它們已失去了我們對它們的信任。我們必須探索，直到發現一些能強有力地抓住我們、使我們相信並同時感動我們的原則。那些原則將能激發起忠誠和力量；那些原則將能使我們的靈魂處於無私活動狀態，處於構成道德的健全的、單純的、樸質無華的堅定狀態。把做這件事的必要性強加於我們的這種事態的發展將為我們提供做這事的手段。 先生們，因此我們在即將進行的研究中，我們的目標必須遠遠超過單純獲得知識；智力的發展今天不能也不應保持為一種孤獨的事物；我們要為我們國家從中得出一些文明的新的材料，為我們自己得出一種道德的新生。科學無疑是美好的東西，即使僅僅為了它本身也值得人們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勞動；但當它成為一種力量並孕育出德行時，它就更千倍地美好了。先生們，這正是我在講課中必須做的：發現真理；在我們之外的外部事實里，為了社會的利益去實現它；使它在我們內部轉變為一種能誘發我們大公無私和道德力量的信念。這信念是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力量和尊嚴。這便是我們的三重的任務，這便是我們工作的目標；這項工作是難於執行而進展緩慢的，它不會結束，只有不斷成功地向前發展。然而也許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會讓人達到他向自己提出的目標；人的光榮是在不斷地向目標前進。 * * * [1] 天眉釘口處系原書頁碼。本講自英譯本的第一卷第269頁起。——譯者 [2] 路德（Luther，Martin，1483—1546）：德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譯者 [3] 梅蘭希頓（Melancheton，Philipp Schwarzerd，1497—1560）：德國宗教改革家。——譯者 [4] 布塞爾（Bucer，Martin Kuhhorn，1491—1551）：德國宗教改革家。——譯者 [5] 阿培拉爾（Pierre Abailard，1079—1142）：法國經院神學家，他是概念論（conceptualisme）學說的創始者之一。——譯者 [6] 拉翁（Laon）：古代法國埃納（Aisne） 省的首府，距巴黎149公里。——譯者 [7] 韋茲萊（Vezelay）：古代法國約納（Yonne） 地方的首府。——譯者 [8] 康斯坦茨主教會議（Concile de Constance）：1414年在康斯坦茨召開的全體主教會議。——譯者 [9] 巴爾主教會議（Concile de Bâle）：1431年在巴爾召開的全體主教會議。——譯者 [10] 查理七世（Charles VII，1403—1461）：法國國王，1422年繼查理六世即位。——譯者 [11]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國作家、哲學家。——譯者 [12]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國哲學家、數學家。——譯者 [13] 巴斯加爾（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國數學家、哲學家。——譯者 [14] 裴爾（Pierre Bayle，1647—1706）：法國作家。——譯者 [15] 伊卡爾（Icare）：據希臘傳說，他是建築師台達爾（Dédale） 之子，父子都被克里特島國王米諾斯（Minos） 囚禁在迷宮中。他製作了羽毛的翅膀，用蠟膠在身上，飛行逃出了迷宮。但他飛得太高，逼近太陽，以致蠟受熱熔化，他終於跌落進愛琴海而被淹死。——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