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農村史 · 二、 大拓荒時代

大約在1050年左右——有些條件特別優越的地區可能更早一些，如在諾曼底或佛蘭德，另一些地區則略晚一些——開始一個新的時期，即大拓荒時代。這一時代到13世紀才終結。從各方面看，這一時期是自史前時期以來，我國土地耕種面積擴大得最快的時期。 這種巨大的努力，最動人的直接的奮戰是同樹木的鬥爭。 在這之前，長時期中，人們對是否進行耕作是猶豫不定的。在荊棘遍地、雜草叢生的草原荒野上，新石器時期的農夫因那時氣候較現在乾爽而選擇在這樣的地方便於建立自己的村莊， [10] 就他們使用的簡陋的工具而言，砍除林木這一任務是過於艱辛了，從那時以來，人們無疑砍除了無數稠密的枝枝葉葉，這種工作從羅馬時期一直到法蘭克時期都在進行，例如，9世紀初，在羅亞爾河和阿萊訥河流域之間，領主唐克雷德就是「靠砍伐稠密的森林」而取得完全新建的拉諾克勒村的土地的。 [11] 在中世紀的古代森林中，原法蘭西森林中，總的情況是林中沒有翻耕過的地塊，森林遠未被開發，到處空曠無人。 [12] 唯有的是那些「林中人」，但也往往並不就一定定居在森林裡，他們只不過是常出入於森林之中，或者在那裡建了一些木棚，這些人是獵人、燒炭者、鐵匠以及尋覓野生蜂蜜和蜂蠟者、採集製造玻璃或肥皂用的瓷土的工匠、為鞣製皮革或製造繩素而採集樹皮的人等。甚至在12世紀末，瓦盧瓦夫人在自己的維里森林中還保留著四個僕人，其中一人是清理林地的工人（當時已經是大拓荒時代），另三個人是：一個專門負責鋪設捕獸器，一個為弓箭手，一個是「燒灰工人」。在林中狩獵不僅是一種體育活動，而且也為城市或領主的製革廠、修道院圖書館的裝幀工場提供獸皮，甚至還可提供菜餚和武器。1269年，阿爾豐斯·德·普瓦提埃為準備十字軍遠征，命令在他的奧弗涅地區浩瀚森林屬地中捕殺大量野豬，以此為「海外」遠征攜帶醃肉。那時期，森林為居住在林區附近的居民（當時比今天更接近於古代採集的習慣）提供我們現在再也猜想不到的豐富的生活資源。他們到森林去覓取木材，比之我們現在的煤炭、石油和金屬時代來說，木材對生活是更為不可或缺的，木材用於薪材、火把、建築材料、房梁、要塞碉堡的欄柵、製作木鞋、犁柄、各種用具，以及用作加固道路的木樁。人們並向森林索取其他各種植物產品：用作墊草的乾苔蘚或干樹葉，榨油的山毛櫸果實，野生的啤酒花，野生的果樹果子：蘋果、梨、花楸子、黑刺李等，人們還把這些原生的梨樹或蘋果樹移栽到自己的果園裡。但是，森林的主要經濟作用卻在別的方面（我們現在已經不習慣去探索它了）。森林的新鮮樹葉，鮮枝嫩芽，林下的青草，橡栗和山毛櫸果，這一切首先有利於用作牧場。在許多世紀中，除了有過正式的丈量土地的時候外，雜食的豬的數量曾一直作為牧場大小的最常用的衡量尺度。住在林邊的村民們在樹林裡放牧自己的牲畜，大領主們則在森林中畜養著大群的畜群，對馬群來說，這裡成了真正的種馬場。這些牲畜群幾乎完全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中，這種狀況一直保留了很長很長時間，到16世紀還是如此。諾曼底的古貝維爾的領主有時到自己的森林中去尋找其牲口而每次都找尋不著，一次，他只是碰到了一頭「繫著鈴鐺」「兩個月前人們曾見過的」公牛，另一天，他的奴僕成功地抓住了幾頭「發狂的牝馬……這是兩年來人們所一直未能抓獲到的」。 [13] 對森林這種相當過度的、往往是濫采濫伐式的利用，使樹群的密度逐步地下降。人們只想著剝取樹皮，卻使大片美麗的橡樹林死亡！在11世紀和12世紀，森林由於充塞著死去的樹幹和滿地荊棘，以致難於繁衍滋長，到處勉強長著幾棵稀疏的樹木。那時，敘熱爾修道院院長想在伊弗林森林為大教堂挑選12根優質粗大的梁木，他的守林人員都懷疑是否會找到這樣的棟材，只好期望於出現奇蹟，最後總算幸運地發現了，才得以如願以償。 [14] 牲畜的牙齒和工匠們的雙手長時期地使森林變得稀疏和羸弱，為大拓荒作了準備。但是在中世紀上半葉，大森林還是與人類生活分開的，它們大都遠離教堂屬地，這種教堂屬地遍及甚至包括整個居住區。 在12世紀和13世紀，人們積極地熱心於使那些森林回到人類生活中來，因而到處又開始耕作，並移來定居的農夫，但是必須繳納什一稅。在高原、山坡和沖積平原上，人們用斧子、砍刀或火來開闢耕地，說實在，完全消失的森林儘管有，但極為罕少。許多地淪為碎塊地，並往往在失去其個性特徵的同時，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名稱。以前，在農村的景象中，每一塊這樣的黑點，就同河流和起伏的主要地層一樣存在於地理詞彙中，構成這些地理詞彙的因素在許多情況下比之語言（歷史保存著它的回憶）都存在更早。人們稱呼過比耶爾、伊弗林、拉伊、克呂伊和洛熱，而中世紀末期後，人們就差不多不再這樣叫了。為了表示這些原來實有的碎地塊，如楓丹白露森林、朗布依埃森林、聖日耳曼森林、馬爾利森林和奧爾良森林，人們借用城市或獵人小屋的標誌來代替舊的名稱（由於成為皇家的圍場或領主的圍場而使那些森林更為著稱）。舊名稱已是被遺忘了的用語的殘跡。差不多與此同時，曠野上參天喬木林的外套被撕開了，多菲內河谷的農民跨上了阿爾卑斯山森林的峰頂，在那裡修建了修道士隱居的宅院。 我們再來看看那些專門清除樹根的墾殖者們，在沼澤地里也可看到這些人在幹活，尤其是在佛蘭德濱海地區和下普瓦圖的沼澤地里，以及其他許多為濃密的荊棘和雜草占據的未耕作過的地方。這些地方是荊棘和蕨類植物的世界，「所有這些占地廣、面積大的植物都紮根於地層深處。」莫里尼的編年史告訴我們，用犁和鋤進行頑強鬥爭的農民，開墾荒地往往首先從清理那些曾經採伐過的林地開始， [15] 同森林進行的戰爭僅僅是第二步的工作。 這些土地的征服者經常建成新的村莊，在已經清理的採伐林地建立起自發的居民點，如奧爾日河岸邊的小村莊冷鎮（Froide-ville），一份1224年的珍貴調查材料向我們證明了在此前50年中，一幢又一幢房屋建立起來。 [16] 總起來說，這應歸功於某些敢作敢為的領主。有時即使沒有其它文獻資料，只要考察一下地圖也能發現這時期開拓出現的居住點，住宅都依照一種規則的圖形集聚在一起，而且大致都近似於方格狀，如1203年，戈歇·德·夏蒂榮在布里地區的孔特新城建立的村莊，以及在朗格多克地區建立的「城堡」。另外一種，尤其是在森林中，房舍圈起圍牆，沿著特意開闢開來的道路伸展很長，耕地也沿著這條中軸線像魚脊一樣向外鋪展開來，如蒂耶拉什的聖但尼森林的小村莊（圖一）；或者如在諾曼底、在阿利艾爾蒙大森林中，由魯昂大主教建立的村莊也是排列在一望無頭的道路兩旁。 [17] 有時情況則不是這樣，房舍相互擁擠在一起，也無一定格局，一小塊一小塊分布的田地完全區別不出毗鄰那個教區。在塞納河南岸的小山谷中，敘熱爾建立的為人所不知的沃克雷松村落，卻從未聽說有過小塊小塊的田地。新墾地常常以啟示者的名字命名，當然也並不總是這樣，不止一個新建的居民村落在專用詞彙中即直接繼承未耕作地方的名稱，例如稱為托爾富的地方過去是一片山毛櫸林地，路易六世曾在這裡安置過墾荒人員。但通常情況下，人們選用更富表現力的字眼來命名，以便立刻就能清楚地聯想到開墾的事來，如國王開墾地（les Essarts-le-Rois），或者是突出新移民的特徵，如新城（Villeneuve Neuville） [18] ，有時還往往加上一定的限定詞以表明領主的身份，如阿什韋克新城，或表明某種非常引人矚目的特徵，有時是突出田園詩般的風景特點，如鶯歌新城 [19] ，有時則強調對居民的好處，如免稅城（Francheville），受保護城（Sauvetat），有時新墾地的建立者即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如博馬爾謝、利布爾訥，再有是像那些稍後時期在海外殖民的人們，他們為尋找保護以本國享有聲望的地名命名新建立的村莊，如達米亞特〔取名於達米也特（Damiette），城市名，同時也是一次戰役名〕、帕維、弗勒朗斯（來自佛羅倫薩）。同樣，在美國有不下10個地名為巴黎，在密西西比河谷，今天的孟菲斯相近於科林斯，貝阿恩省的人看到在岡村附近於13世紀初建立了布魯日村，差不多同時期，在羅亞爾和約訥之間，皮賽的潮濕的森林中，一位可能參加過十字軍遠征的領主在該地區建立了耶路撒冷、傑里科、拿撒勒和貝特法熱。 [20] [21] 這些新建立的地點中的某些地方，以後成為重要的村鎮，甚至成為城市，但大多數則仍然相當小，尤其是在一些原森林地區，這不是由於不適宜於發展擴大，而是因為移民的方式希望它就這樣。在森林中，交通極為困難，甚至可能很危險，開墾者往往認為分成數量不是太多的組更方便些。每個組在森林中砍伐出一塊面積不很大的土地。香檳和洛林之間光禿禿的平原上是居民最集中的地方。阿戈訥地區至今還插立著許多當時的森林村莊的木樁。在巴黎南部的森林中，一個由幾個小居民點構成的村鎮，具有清理過的採伐跡地馬尼和小村莊馬尼二個並無多大區別僅有細微差異的名稱。在羅馬帝國末期，中世紀前期，法國大部分地區的人們比以前更趨向於互相挨近，在那時消失的居住點中，許多是小村莊，稱為微居里（Viculi），我們知道，這些小村莊是由於安全的原因而有時被遺棄。 [22] 每次大規模的拓荒活動都導致耕作者的四處分散。 然而，我們在這裡要注意，誰講到小村莊時仍是講的聚居，是一種居住群。獨立的房舍完全是另一碼事，它的存在條件是另一種社會制度和不同的習慣，脫離那種肩挨肩的集體生活的可能性和愛好。在羅馬高盧就可能有過這種情況。還應該看到分散於田野之中的單獨的莊院，考古學已發現了它的痕跡，無疑它集中了相當數量的勞動者，他們可能就棲息於分布在主人住所周圍的棚屋中，而這些簡陋的建築殘跡是極易湮沒的。 [23] 總而言之，自從異族入侵以來，這些莊院已被毀沒或遭遺棄。甚至在有些地區，如我們在以後將看到的，大村莊似乎不為人知，相互鄰近地建築著茅屋的小群落中卻生活著中世紀前期的農民，這些小群落一直保存到大拓荒時期，甚至除了新的鄉村和小村莊外，還到處又建立起許多散布各地的「農業用房」（grange 一詞在古代的含義較今天廣泛，當時是指各種農業經營的建築），其中許多「農業用房」是修士團體的——不是那些鄉村的建造者、原本篤會修士們修造，而是產生於標誌11世紀結束的宗教神秘運動的新的宗教組織之手，這類僧侶是重要的開拓者，因為他們逃避人世。這些往往是過隱居生活的修道士，不屬於任何正式的共同組織，他們避開塵世來到森林中從事某些種植活動。這些獨居者照例回到公認的秩序範圍中來而結束其隱居生活，而且這種秩序已滲透到隱居者的精神世界中。他們最著名的也是最典型的教規可能是西都會教規。不要任何的領主年金：「白袍僧侶」應該依靠自己的雙手勞動來生活。一個孤獨者至少在開始時是強為隱匿的，猶如修道院一樣，總是建立在遠離居民所在地，而且往往是建立在樹蔭密閉的山谷之中，隨時攔蓄山溪的溪水以供清苦生活所需。分布在修道院周圍的「農業用房」也不靠近農民的宅舍，而是建立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在那裡修道士們依靠雜務修士，隨後不久即僱傭僕役耕種若干田地。在農地四周展延的則是一片牧場，放牧大群的牲畜，特別是羊群。飼養牲畜比種植更適合於擴大經營，因為教規禁止把土地分成小塊，同時也因為適應極為有限的勞動力數量，但是，這些「農業用房」從未或幾乎沒有如修道院那樣多地演變成「新城市」的中心，因為把僧侶和在俗教徒混雜一處是違背西都教會的教規的，因此，一種宗教思想決定了一定的居住方式。此外，其它一些單獨存在的農莊可能是仿照僧侶們的建設而創辦起來的，它們似乎不單純是莊稼漢們的創造物，大多數情況下是那些富有的開拓森林的主辦人所建，按照共同的習慣，在這裡幹活的不是奴隸而是一些貧賤的人。1234年聖馬丁會的長老在韋爾努的布里森林中就如此建立了漂亮的「農業用房」，並細緻地圍上堅固的圍牆，內有壓榨機，並有崗樓用以保護，對此，巴黎聖母院的文件冊為我們保存了非常生動的描述。 [24] 在我們現在的農村中，在某些鄉村之間，仍不難碰到這些大農莊，由於建築上的某些細節——一道異常厚實的護牆、角樓、窗子的形狀——而顯示出它們源出於中古時代。 如果認為墾荒只局限在新居住中心的周圍，那未免就縮小了墾荒活動的範圍。原居民集中地周圍長時期創建的土地也在有規律地擴大，一些新近從荒野和樹叢中開墾出來的田地和祖先們原先耕種的田地逐步連成一片。善良的拉克魯瓦昂布利的本堂神甫在約1220年寫了《列那狐故事》的第9部，他非常了解所有富有的農人在這時期都擁有自己的「新開林地」。在文獻資料中，這種緩慢而有耐心和毅力的勞動留下的痕跡不如「新城市」的建立那樣顯著。然而，這中間隱約顯露出對這些「新開墾土地」徵收什一稅所引起的矛盾。確實，相當一部分可能也是最最重要的一部分用於耕作的土地在原來的鄉村活動範圍內，為這些鄉村的村民們占有時就有了那些矛盾。 [25] * * * 我們現在還缺乏詳細的研究，當進行這樣的研究時，我們無疑將看到這種以犁來征服土地的情況有著很大的地區差異：不同的開發程度，特別是時期不一。拓荒到處都同時伴隨著移民，從貧困地區移向富裕地區，從不再有可供開發利用的土地的地區流入還有著豐富的肥沃土地的地區。在12和13世紀，利穆贊人，隨後是布列塔尼人來到克勒茲河下游左岸的林區安居下來。聖東基人協助在兩海地區上進行殖民。 [26] 我們現在暫時還僅能模糊地看到一些主要的不同景況，同整個法國形成最明顯區別的是西南部地區，這裡開墾林地的運動顯著地遲於塞納河和羅亞爾河地區，並且延續了更長時間。為什麼會這樣呢？根據各種可能，必須從庇里牛斯山地區的人們那裡去解開這一謎底。西班牙的統治者為了向伊比里亞半島廣闊空曠的地區移民，尤其是在原穆斯林埃米爾酋長國的邊境上移民，長期依靠外族人，許多法蘭西人受「契約」移民的好處的吸引來到山口地區——「庇里牛斯山口」，無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到達直接緊鄰邊界的地區，特別是比斯開灣地區。這樣的招引勞動力，在移民僅是部分現象的地區必然會推遲地區內部墾殖活動的充分發展。 再者，前面已進行的考察足以提醒我們，我們在這裡所觸及的是一種歐洲規模的現象。大批人群湧向斯拉夫平原，德意志移民和荷蘭移民開發了西班牙北部荒原，整個歐洲城市在發展著，在法國如同大多數鄰國一樣，人們對大面積的處女地進行拓墾，與此同時，人口也在增長。法國的拓墾運動的自身特點可以同德國的拓墾運動相比擬，無疑，除了比斯開灣地區，除了十字軍遠征小規模移民，以及三三兩兩個別人遷移到諾曼底被征服的土地或歐洲東部地區特別是匈牙利城市外，再沒有其它的移民出口，拓墾活動幾乎完全是在內部進行的，因而也就達到了特彆強烈的程度，總之，事實是清楚的，但原因何在呢？ 誠然，導致社會基本力量推動移民的原因並不難予理解，一般來說，領主對此是有興趣的，因為他們可以從新的采地或擴大采地中抽取新的租金收入，而對移民來說，入市稅猶如釣餌一樣誘人，還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免稅，當然有時也表現為出於真正的傳道的努力。在朗格多克，人們看到信使跑遍整個地區大吹大擂地宣布「城堡」的建立， [27] 在那裡狂妄自大的狂熱心差不多浸透了某些創建者的整個心靈，例如格朗塞爾夫的修道院長有次預稱要建造1000座住宅，在別處還要建造3000座住宅。 [28] 在整個領主階級共同的動機以外，教會的領主還有其另外的所特有的動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財富，從格列哥利教皇的改革以來，大部分來自按收成徵收的什一稅，這種稅隨著耕地的擴大而相應增加。他們的領地由捐賜形成，但所有捐賜土地的人並不總是願意讓出可以收穫的土地，所以教會更經常的是得到一些未耕種過的土地，而後由修道院或教士們去清理土地。開墾荒地通常需要投資，這筆投資多半是向耕種土地的人預先徵收，要是那裡已建有留歸領主用的莊園，一般情況下，要對土地和建築物進行丈量。大的修道院一般都財庫充盈，表明他們經營得法，如果他們自身不能或不想那樣去經營（領地），他們不難從自己的成員中或同情的教士們那裡獲得必要的財源，讓這些人有一定的好處去負責領地的經營。在法國，開發森林沒有像在德國那樣發展，但拓墾者也並非默默無聞的社會之輩，許多墾殖者是神職人員，在13世紀上半時，奧布里·科爾努和戈蒂埃·科爾努兄弟為想達到法國教士的最高職銜，開發布里地區的森林，砍伐出大量土地，雖然後來把一份份土地轉包給那些承包人去干。文獻資料還不能確切地衡量在巨大的拓墾活動中高級教士、一般修士和世俗貴族各占的分量，但前者的作用是最主要的，人們不會懷疑，教士們更具有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更為寬廣的眼光。 最後，除了前面剛提到的那些考慮外，國王們、大公們、大修道院院長們還都有其他的考慮，各行其是。首先是對軍事御衛的關心，在南方建立「城堡」，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置新的設防城市，就可以守住法、英邊界重地，其次是關注民眾的安全，誰要是提出人口集中，誰也就是使強盜的劫掠不能輕易進行。許多文獻資料明確地提供出這些創業者砍伐森林直至搗毀「賊巢」的動機，是希望保證朝聖者或過往旅客在歹徒長期騷擾的地方有一條安全的通道。 [29] 12世紀，卡佩家族沿著王朝的軸心巴黎到奧爾良的道路兩旁增設了許多居民點（圖二）。出於同樣的原因，西班牙的國王們通過聲名狼藉的道路連接了馬德里和塞維利亞。 [30] 可是，這些考察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它表明的是事情的發展過程，而其起點，則不得而知。因為，歸根到底，移民首先需要有人，而開發森林（在缺乏技術進步的11世紀和12世紀）更需要新的勞動力。占領土地的這種奇蹟般的躍進的根源，除了人口的自發的急速增加外，不可能歸於別的什麼原因。說實在，有時候要解決的問題離我們實在是太遙遠了，就是現在的人文科學幾乎也難以解答。直到現在為止，有誰真正說明了人口的波動規律？因此，我們只能滿足於說明事實。在整個歐洲文化史中，尤其是法國文化史中未得出什麼重大結論。當人們彼此之間變得更為接近，各種交流——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變得比我們過去任何時候無疑都未得到的那樣更容易和更經常，這一切活動，才是真正的不斷復興的泉源！M.貝迪埃先生談到過這個世紀，它在法國產生過「最早的彩繪玻璃窗、最早的尖拱建築、第一首武功讚歌」，我們還可以補充，在整個歐洲，還產生了商業、第一批自治城市，法國還在政治制度方面恢復過王權，與此相隨的是封建公國內部的鞏固——此外是領主混亂狀態的削弱——這種繁榮，是因為人口增加才提供了可能性，而開墾林地的钁頭和砍刀則為這種繁榮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