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農村史 · 導言 對方法的幾點思考

若將應由作者一個人承擔的責任轉嫁到可愛的客人們頭上，這恐怕可以稱之為一場惡作劇。但是我要說，假如比較文化研究學院去年秋天並未邀請我去作一系列講座，這本書也許就不會出世。一個深知職業困難的歷史學者——按福斯泰爾·德·庫朗熱的話來說，這是一切職業中最艱難的一項——在決定用幾百頁紙的文字描述一段漫長的進化史時不會不猶豫再三的，更何況這段歷史還模糊不清。我終於屈從於一種欲望，向比我在奧斯陸的寬厚仁慈的聽眾數量更多的讀者提出一些假設，直至今日，我仍未有暇運用必要的證據進一步發揮這些假設，然而眼下，我覺得這些假設會向研究者們提供有用之物，指明工作方向。在觸及問題的要害之前，最好簡單地解釋一下我是在什麼思想方法指導下致力於本書寫作的。當然，關於方法的有些問題會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我這本小書的範圍。 * * * 有些時候，在一門學科的發展中，一種設想，哪怕表面看來很不成熟，往往會比許許多多的分析研究更有用，換句話說，有時候揭示問題本身比試圖解決它們更為重要。我國的農村史研究似乎也到了這種時候。一個探險者在鑽入茂密的叢林之前，總要簡略地環顧四周，一旦鑽入密林後，他的視野再也不會開闊了，我希望實現的就是這種環顧。我們的無知是驚人的。我盡力不去遮掩這種無知，也不遮掩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儘管我的資料有些部分所依據的是第一手調查，但終究是東一NC56C頭西一棒子，難免流於不全。 [1] 然而，為了使我的論文不至於不可卒讀，我只在萬不得已之處，才用上一兩個問號。總而言之，難道不可以這麼認為：在科研課題中，一切肯定都只是假定？今後更深入的研究將會宣告我的論文已徹底過時，到那時，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錯誤臆測曾幫助了歷史真理意識到它本身的正確，那麼我的辛苦就算得到了完全的報答。 只有那些小心謹慎地囿於地形學範圍的研究才能夠為最終結果提供必要的條件。但它很少能提出重大的問題。而要提出重大問題，就必須具有更為廣闊的視野，絕不能讓基本特點消失在次要內容的混沌體中。甚至有時候，把視野放在整整一個民族的範圍中還嫌不夠：如果不在一開始就將眼光放在全法國，我們怎麼能抓住各不同地區發展中的獨特之處呢？推而廣之，法國的發展運動只有放到全歐洲範圍內來考察才能顯出其真正意義。這種研究，既不是強迫同化，更不明確區分，也不是像玩拼照片遊戲那樣構建一個虛假的、傳統的、模糊的總體形象，而是通過對比，在指出它們的共同性的同時指出其獨特性。因此，我目前進行的民族歷史某股潮流的研究緊密地與我以前努力從事的比較研究相聯繫，也與邀請我的比較文化研究學院已往做了大量工作的研究事業相聯繫著。 但是，論文形式本身所要求的簡單化不得不帶來某種程度的曲解，這一點必須正大光明地指出來。「法國農村史」這幾個字看來十分簡單。然而仔細考察起來，眾多的困難就接踵而至。從農業的基本結構上看，構成現代法國各地區之間的差別比任何一個單獨地區同政治邊境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地區的差別要大得多，在過去，這種特點尤其明顯。漸漸地，在這些基本的差異之上，一個人們稱之為法國農村的社會建立起來了，這一過程固然十分緩慢，而且吸收了原先屬於國外的許多社會或社會碎片的因素。如果我們事先不講清楚，對這些藉助於各個不協調社會的古老現象的了解與現代及當代法國的智力水平絕不可分離（而這種智力則是從原始的多樣化的差異中一代接一代傳繼下來的），那麼，把有關9世紀的材料當成是「法國」的，如同把13世紀的材料看作普羅旺斯的一樣實屬荒謬至極之事。一句話，定論只能在終點得出，而不是在起源，或是在發展途中：也許這是一個公認的慣例，但願它有自知之明。 法國農村是一個龐雜的社會，在其邊境之內，在同一片社會色調的版圖內，頑固地聚集著各種截然不同的農業文明的遺蹟。洛林的大村莊四周無圈圍的長條田，布列塔尼的圈地和農舍，像古希臘衛城那樣的普羅旺斯的村莊，朗格多克和貝里的不規則地塊，凡此種種不同形象，我們即使閉上眼睛，也能在思想的目光前看到它們的形狀，它們解釋了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差異之深刻。我努力試圖給這些差別以及其他許多差別以公正的評價。然而，考慮到敘述必須簡要，又希望首先將重點放在幾個常遭世人輕視的重大共同現象上，我不得不再三約束自己，多談普遍性問題而少提特殊性問題，至於共同現象在各地的細微差別就留待以後的研究者去考證吧。這番做法的基本弊端是在某種程度上會掩蓋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因為大自然加之於人類活動的條件即使不能解釋我們農村歷史的基本特徵，也可以為弄清地區間的差別提供自己的幫助。將來進一步的研究必定能在這方面給予重大的糾正。 歷史首先是一門研究變化的科學。在考察各類問題時，我儘量做到永遠抓准這條真理。然而，我有時仍以一種離我們較近時代的光芒去照耀遙遠的過去，尤其當我研究農業經營制度時。在上一門關於家庭的課程時，迪爾凱姆曾說過：「要想了解現在，首先必須離開它。」我同意他的說法。但在有些情況下，為了說明過去，人們必須看一看現在，或者至少也該先看一看離現在最近的一段過去。這就是文獻資料狀況要求農業問題研究採取的方法，我們將看到這樣做的理由。 * * * 從18世紀起，法國農業生活才得以見諸歷史書籍，而不是在以前。直至那時，除了幾位只關心烹調法的專家外，作家們極少考慮這方面的事；行政官員亦無更多的關注。僅有幾本法律著作或幾部習慣法向人們提供諸如公共放牧制之類的農耕基本法則。無疑，在本書中我們將會看到，要從舊的文件中摘取許多珍貴的指示並不是不可能的。但這樣做須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善於發現它們。而真要這樣做，首先要從整體上綜觀，唯有如此，才能把握住研究的總線索。18世紀以前，不可能提供這類情景。人們生來只善於發現劇烈變化著的事物。多少個世紀中，農業從習慣來看幾乎一成不變，因為實際上它變化極小，而且當它進化時，一般都平平穩穩，沒有斷續現象。18世紀，耕作技術與法則進入了一個更為迅速變化的階段。更有甚者，人們竟想改變它們。農學家們描繪了陳規舊習以便清除它們。行政官員為了測定可能實行改革的範圍，紛紛探聽政府的風聲。由於公共放牧制和圈地問題引起的1760—1787年間的三次大調查勾勒出一幅巨大的地圖，至此從未有過一幅可以與之媲美。這一切只是以後世紀中連續不斷的長鏈條中的第一個環圈。 在文字的一旁，幾乎與文字同樣必要的是地圖，它將土地的解剖模型置於我們的眼皮之下。最早的地圖可以追溯到更古的年代，直到路易十四時期。但這些多數出自貴族領主之家的漂亮地圖只是在18世紀才開始增多。自然，它們還存在著許多空缺，小地方的空白，甚至整個地區的空白。若想從整體規模上了解法國土地的面貌，就必須深入到第一帝國和七月王朝的土地簿冊中，這段時期，農業革命正值高潮，而且尚未結束。 [2] 這些相對較晚時代的文獻資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法國農村史——我理解的農村史應既包括農業技術又包括多少緊密地支配著經營者活動的農業習慣——必須遵行的出發點。舉一個例子，就能比長長的論述更清楚地說明採取這種方法的必要性。 1885年左右，一位當時正致力於探索我們稱之為長形敞地的土地制度問題的英國農村史大學者弗雷德里克·西博姆寫信給福斯泰爾·德·庫朗熱，向他請教，這種在大不列顛已有例證的耕地形式是否早就存在於法國。因為他們兩人在歐洲文明的起源問題上具有共同的觀點，所以來往很密切。福斯泰爾回復道，他絲毫不見有這種耕地形式的痕跡。 [3] 不是他忘了記起來他自己並非那種輕易受外部世界影響的人。他無疑從未十分注意地觀察過法國整個北部和東部那些形狀奇特的、使人一下子就聯想到英國的敞地的耕地。由於對農學並無特別的興趣，所以他對收到西博姆來信的同時正在議會進行的關於公共牧場制問題的辯論漠不關心。為了向他的通信者提供情況，他只查閱了幾篇十分陳舊的文章。但他對這些文章倒是深愛熟知的。它們若是能向他提供相當明晰的證明，為何對這些現象卻什麼也揭示不了呢？梅特蘭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刻指責他帶有民族偏見，對明顯的事實視而不見。但是長條形田地真的是日耳曼的特產嗎？真正的解釋不是這樣的。福斯泰爾只看重了文獻資料本身，而沒有以最新的研究對此加以闡明。如同當時許多高明學者一樣，他對起源問題深深迷戀，始終忠實地追隨著一種與歷史年代緊密相扣的體系，一步一步地從最遙遠的古代走向現今。至少，他只是無意識地實踐著相反的方法，因為無論如何，這方法總歸要以某種方式強加於歷史學家頭上。一般來說，最偏遠的不可避免地同時也是最模糊的。如何才能避免從最明了到最不明了的必由之路呢？當福斯泰爾尋求所謂「封建」制度的遙遠之根時，他的腦子裡必須有一個這些制度在發展鼎盛期時的形象，至少也要有一個暫時的形象，人們有權問自己，在鑽入神秘的初期社會之前，有沒有確定已完成的草圖的線條。歷史學家永遠是自己的文獻資料的奴隸；尤其是獻身於農業史研究的歷史學家；他們必須從今到古倒讀歷史，不然的話，就有可能辨讀不了往日的天書。 不過，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這種逆自然秩序的辨讀也有它的危險。誰看到了陷阱，就不會往裡掉。 新近的資料喚醒了人們的好奇心。古舊的文章還不能讓這些好奇心永遠處於不滿足狀態。這些資料應運而生，提供了比人們一開始所期望的更多的東西：尤其是那些法庭訴訟的證明，那些判決，那些法律條文，遺憾的是，就我們現在科學技術設備的狀況而言，分析整理工作做得太差了。不管怎麼說，這些資料遠不能回答一切問題。要從這些執拗的證人的言辭中得出精確的結論十分困難，而且這樣做也絲毫不合法律：各種解釋千差萬別，人們倒很可以把它們編成一本有趣的集子。 還有更糟糕的。威廉·莫勒於1856年寫道：「只要對當今英國的各郡稍稍瞥一眼，就能發現絕大多數的農耕單位都是獨立的農場……今天看到的這種狀況可以幫我們得出明確的結論，在以往時代，」——他指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農村人口都是分散居住的。」他完全忘記了「圈地」革命這一置於往日與今日英國農村之間的深深的缺口。多數情況下，「孤立農場」的誕生是土地集中與兼併的結果，比亨吉斯特和霍薩 [4] 的出現要晚得多。在這一點上若犯錯誤則是不可饒恕的，因為它涉及相對較近時代的變化，很容易認識和確定。不過，真正的危險存在於推理原則本身：假如人們不加注意，它就可能帶來許多其他更加難以擺脫的錯誤。人們常常給一個合理的方法加上一個完全任意的公式：舊的農耕習慣的不變性。這就不對了。說實在的，由於物質條件的困難，由於反作用較緩慢的經濟狀況，由於周圍的傳統主義氣氛，耕作法則在當時的變化遠比今天要小得多。再則，能幫我們了解昔日農業變化的資料通常既貧乏又不清楚。但我們將看到，它們甚至都達不到我想像的虛假的永恆性的程度。有時突然發生的村莊生活的某種中斷——劫掠或戰後的人口增長——迫使人們在地圖上劃出新的犁痕，有時，例如在現今的普羅旺斯，村社集團一下子決定改變祖傳的習俗；更為常見的是，人們幾乎難以覺察地甚至不情願地偏離了最初的秩序，邁澤恩在表達一種對所有獻身於古代農業研究的人們來說十分熟悉又使人傷心的感情時，說過一句富有浪漫氣息的漂亮話，「在每個村莊中，我們都漫步於史前遺蹟的廢墟之間，它們比村鎮的碎瓦殘屑或城市的斷牆塌垛還要古老得多」，這句話並無一絲謊意。事實上，在不止一塊土地上，農田輪廓的古老程度要遠遠超過最引人矚目的古石。但這些遺蹟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卻從來不是「廢墟」；它們更像那些體現古代結構風格的混合式建築，千百年來，人們不停地在那兒建屋築舍，一遍又一遍地對它們整修。因此，它們絕非以純粹的面貌展現在我們面前。村莊的外衣太陳舊了，但它經常拾掇縫補。一味死抱成見地忽視、拒絕研究這些變異，人們就是在否定生命，生命本身只是運動而已。讓我們逆著時間的流向而進吧；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推進，永遠細緻入微地摸索運動曲線中不規則及變異之處，而不要希望——可惜人們經常這樣做——一步就從18世紀跳向圓石時代。在最近的過去，有一種合理施行的逆退法，為獲得越來越久遠的年代的固定形象，它不要求一張可以不斷翻拍出與原來一模一樣形象的照片，它所希望抓住的，是電影的最後一張膠捲，然後它可以倒卷回去，儘管人們會發現不止一個漏洞，但事物的活動規律得到了尊重。 1930年7月10日 於斯特拉斯堡 * * * [1] 順便提一下，我遠遠不能達到自己曾希望達到的數量上的精確性，尤其是在農田地塊的面積上：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度必需的計量工具幾乎全都找不到。 [2] 關於18世紀的大調查（本書在以後還將經常提到），請看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30，p.511；關於地圖，同上，1929，p.60及390。 [3] 見 F.Seebohm，French peasant proprietorship ，載 The Economic Journal ，1891。 [4] 亨吉斯特（?～約488年），霍薩（?～455年），弟兄二人，相傳為第一批遷到不列顛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領袖。——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