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二章 國民制憲議會。妥協的失敗（1790年）
在整個1790年間，國民制憲議會重建法國的工作是在日益增長的危難中進行的。貴族階級不放下武器，人民群眾在經濟困難的壓力下躍躍欲試。為抵禦來自兩方面的危險，立憲派資產階級在君主立憲制的招牌下樹立起自己的最高權力，並想把一部分貴族階級拉到這種制度中來。這樣就需要建立起一種妥協的制度。然而還得說服國王，並取信於貴族。這種妥協政策的代表人物是拉法夷特。此人高傲自負，頭腦簡單，他企圖使水火相容。
Ⅰ.議會、國王和國民
政治妥協依照1688年英國革命的模式把大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統治建築在被奴役的人民各階層頭上。金錢顯貴和法國資產階級的領導派別接受了這種妥協，然而貴族階級對此並不答應。為了粉碎它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於人民群眾。只有那些少數集合在拉法夷特名下的人才認為：他們能夠以這種妥協保住自己的政權，因為英國的榜樣證實了這一點。
1.拉法夷特的調解政策
18世紀的法國貴族階級與上個世紀的英國貴族階級有完全不同的特徵。在英國，不存在納稅特權，貴族也要納稅。貴族的軍事特徵已大為減弱，甚至完全消失。貴族經營工商業也不失身份。航海和殖民事業的發展促進了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貴族階級也參加到新生產力的躍進之中。尤其是封建的結構早已摧毀，財產和生產已不受束縛。英國的特殊條件和更先進的發展程度使1688年的妥協得以實現。在法國，貴族保留著主要的封建特徵。它獻身武職，除極少數情況外不得從事有利可圖的工商業，否則就會喪失貴族資格。傳統結構使它的生存與優勢地位得到保障，它對這種傳統結構的依附便更為緊密。法國的貴族頑固地堅持其經濟、社會特權，具有極端的排他性和與資產階級原則格格不入的封建心態，這導致它僵化在一概排斥的態度之中。
在1789年春天實現妥協是可能的嗎？果真如此也必須是王朝毅然採取主動。但是，王朝的態度卻每每表現出它只是一個階級的統治工具。路易十六在7月初決心召集軍隊，這表明他要把剛剛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置於死地。後來，人民的力量挽救了革命。7月14日之後妥協還有可能實現嗎？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中的一些人認為有可能，如拉法夷特和穆尼埃。穆尼埃相信，如同1788年在多菲內維齊耶堡發生的「顯貴革命」一樣，在1789年實現3個等級共同贊成的一場有限革命是可能的。他後來寫道，他的設想是：「提倡循規蹈矩，反對貿然創新，對現存政府的形式只限於提出必要的改動以使之保障自由。」
大多數貴族和享有特權的高級僧侶對此斷然拒絕。他們既不接受3個等級自願集合，也不接受人權宣言和8月4日之夜的決議。這就是說，即使是部分地摧毀封建制也不接受。穆尼埃在妥協政策破產後便加入到貴族階級和反革命的營壘中去了。他於10月10日離開了凡爾賽，1790年5月22日，他開始流亡國外。
也許是出於政治上的糊塗，也許是出於野心，拉法夷特在台上的時間更長些。他身為大領主、 「兩個世界的英雄」，足以使大資產階級為之傾倒。他的政策旨在使土地貴族和工商業資產階級在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框架內達成和解。他在一年中操縱了政治生活。革命的資產階級把他奉為真正的崇拜對象，以有這樣一位領袖感到自豪。拉法夷特保證使它免受兩方面的威脅：右邊是貴族的蠢蠢欲動，左邊是人民的奮起。年輕而享有盛名的拉法夷特侯爵自信在法國大革命中注定能發揮像他的朋友華盛頓在美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三級會議召開前後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作為貴族自由派首領發揮了重要作用。巴黎的7月革命以後，他成為國民自衛軍司令，手中掌握著兵權。路易十六對他是既迎合又厭惡。但是，為了實現國王、貴族階級和革命之間的和解，為了使國民制憲議會同意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行政權，還有待於說服國王，並在議會中組成一個穩定多數。
米拉波曾一度成為實現這一政策不可缺少的人物。在內克威信掃地之後，應該由愛國黨的主要領袖們組成內閣。米拉波為了鑽進內閣不停地使用種種伎倆。但是，議會儘管對他的演說才能心悅誠服，卻又不能不對他的私生活和唯利是圖表示反感。為使他不能得逞，國民制憲議會於1789年11月7日作出決定：議會代表不得「在本屆議會期間取得任何大臣職位」。於是米拉波賣身投靠了宮廷。路易十六安排他與拉法夷特達成協議。1790年5月，他們兩人都極力要擴大國王的權限，使之享有宣戰與媾和的權利。但是，米拉波在愛國者的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了。
馬拉在1790年8月10日的《人民之友報》上寫道：「至於里凱蒂老大（米拉波），他缺少一顆真誠的心，因而不能成為傑出的愛國者。他絲毫沒有靈魂，這實在可悲！……里凱蒂朝秦暮楚的政策誰人不曉？他迫不及待地鑽入三級會議的行為曾使我吃驚。我當時想：當他淪落到賣身求榮的地步後，將會把自己的嗓音賣給開價最高的買主。他最初曾反對君主，現在卻賣身投靠了他。從否決權法令到宣戰權法令，幾乎所有這些有害法令的出現都是由於他貪財受賄所致。對一個不顧原則，道德敗壞，少廉寡恥之徒難道還有什麼可期待的嗎？他現在已經成為腐化墮落者和官迷們的靈魂、野心家和陰謀家的首腦了。」
然而，米拉波卻討厭「假愷撒」[1]，他們之間的協和顯然是辦不到的。拉法夷特的政策不可能成功，這不僅是由於個人間的敵對，也是因為這種政策本身的矛盾。貴族階級頑固地堅持抵抗。此外，生活必需品危機引起了騷亂。尤其是，在許多地區農民們不堪忍受1790年3月15日強迫贖買封建權利的法令，他們紛紛發動起義。所有這些都使貴族階級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從而也加劇了它的抵抗。只要封建制的最後殘餘未被無可挽回地摧毀，在貴族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尋求政治妥協就只能是空想。只要貴族階級把保持自己利益的希望還寄托在復辟君主專制或建立孟德斯鳩、費內隆所幻想的特權制度上，它就會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和損害其利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行最激烈的反抗。資產階級為了戰勝這種反抗，不得不與城市人民群眾和農民結成聯盟。後來，為了結束這一聯盟，資產階級接受了拿破崙專政。當貴族階級看到封建制一去不能復返，任何復辟企圖永遠不可能得逞時，它最終接受了妥協。在七月王朝時，這種妥協使它和大資產階級聯合掌權。
但是在1790年，貴族階級遠未放棄它的本來目標，何況流亡者們的陰謀活動、外國宮廷的密謀策劃和反革命運動的興起更激發了它的信心。在這種條件下，拉法夷特在1790年設想的妥協與和解政策只能歸於失敗。
2.政治生活的組織
國民制憲議會此時正在組織和完善起來。它的工作方法也逐漸確定下來。它所在的杜伊勒利宮馬內日大廳並不舒適。討論在每天上午和晚上6點鐘以後進行。主持會議的主席由選舉產生，任職15天。請願者可以列隊進入議會大廳，公眾可以出席旁聽，這保障了議會和人民的接觸。國民制憲議會的工作由31個專門委員會進行準備，各委員會有一名報告人向議會介紹擬定的決議。
議會中的不同集團也同時形成，儘管還不能辨別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開始只有兩大集團：舊制度的擁護者貴族派和新秩序的保衛者愛國派。後來，一些差別更細微的派別也開始出現了。
「黑幫」或「貴族派」坐在議會右邊。他們中的演說家，以傑出著稱的是卡扎萊斯，以猛烈著稱的是莫里修士，以詭詐著稱的是孟德斯基烏修士。他們為保衛特權階級而酣戰不休。許多報刊對他們的觀點給予支持。這些報刊全是由王室經費資助的，其中有魯瓦尤修士的《國王之友》、里瓦羅爾的《使徒行傳》。里瓦羅爾在該報中用諧音醜化「愛國主義」為「痞子主義」。他們的俱樂部是法蘭西沙龍。
「王政派」的首領是穆尼埃、馬盧埃和克萊蒙-托內爾伯爵。穆尼埃在10月事件後離開了國民制憲議會，11月15日辭去代表職務。王政派成為君權的捍衛者，他們與右翼接近以便阻止革命進展。他們雲集的俱樂部名為「君主憲政之友」。
「立憲派」是由大多數原愛國黨人組成的。他們忠於1789年宣布的原則，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主張以一種溫和君主制的方式確立自己的政權。這是拉法夷特的黨。該派中匯集了資產階級和僧侶的代表：尚皮翁·德·西塞大主教、布瓦日蘭大主教、西埃耶斯修士以及法律界人士卡米、塔爾熱、圖雷等。這些法律界人士在建立新制度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三巨頭」坐在左邊，是由巴納夫、迪波爾和亞歷山大·德·拉梅特組成的，具有自由派傾向。1790年底前後，當拉法夷特的影響下跌後，他們開始傾向王權，並成為其顧問。國王出逃後，三巨頭擔心民主的發展和人民的騷動，遂拾起拉法夷特的和解政策並聲稱要制止革命的發展。
民主派坐在最左邊，其中有比佐、佩蒂翁和羅伯斯庇爾。他們保衛人民的利益，還要求實行普選制。
愛國派形成了一個牢固的組織。從1789年5月起，他們就習慣於集合在一起討論政治問題。布列塔尼代表的俱樂部就是這樣形成的。10月事件發生後，這個俱樂部設在聖奧諾雷街的雅各賓修道院內，改名為「憲法之友社」。它不僅向議會代表開放，也向富裕的資產階級開放。雅各賓俱樂部與設在外省主要城市的俱樂部保持著經常的通信聯繫，這使它得以把革命的資產階級所具有的全部戰鬥力量匯集和帶動起來。
1791年2月14日，卡米耶·德穆蘭在《法國和布拉邦特的革命》中寫道：「愛國主義，即博愛仁慈，它作為一種新的宗教將要征服天下。在這種宗教的傳播中，雅各賓俱樂部，或稱雅各賓教堂被賦予首席地位，如同羅馬教廷在傳播基督教中的地位一樣。在各地建立的愛國派俱樂部、大會或教堂一經出現便要求與它聯繫，向它寫信表示同心同德……雅各賓社是名副其實的國民研究委員會。同國民制憲議會的委員會相比，它對善良公民的威脅小得多。因為在這裡，揭發和討論都是公開進行的，這對於壞人來說卻是更為可怕的。因為它和下屬團體的通信聯繫網能使它把83個省的任何角落掌握在手中。它如同一位大檢察官，不僅使貴族們望而生畏，而且能剷除時弊，救助一切公民。俱樂部儼然行使著國民制憲議會屬下公共事務部的職能。來自各地的受壓迫者的訴狀在提交到莊嚴的國民制憲議會之前都先呈送到這裡。在雅各賓俱樂部的大廳里不斷有代表團前來。它們或是來表示慶賀，或是來要求加入，或是來提起警覺，或是來糾正某個錯誤。」
1791年，在國王出逃和馬爾斯校場事件發生後，雅各賓派主要在羅伯斯庇爾的影響下加強了民主化傾向。斐揚派俱樂部便從雅各賓派中分離出來。斐揚派在拉法夷特及其密友的領導下以高額會費排斥了中等資產階級，他們集合了溫和的大資產階級和歸順的貴族，對國王和憲法同樣持維護的立場。
科爾得利派俱樂部，或稱「人民之友社」於1790年4月建立。這是一個民主派俱樂部，丹東和馬拉在其中享有盛譽。在巴黎各區，許多友好團體組成後使人民各階層積極投入政治生活。其中最先出現的是「兩性愛國者聯誼社」，成立於1790年2月，其創建人是當薩爾教師。
拉法夷特的政策受到許多大報刊的維護，例如當時消息最靈通的、由龐庫克主持的《導報》、《巴黎報》、《愛國者之友》等。左翼的不少報刊受到了雅各賓俱樂部的影響，其中有：戈爾薩的《郵報》、卡拉的《愛國年鑑》、布里索的《法蘭西愛國者》、普律多姆的《巴黎的革命》（盧斯塔洛在該報頗為著名），最後還有卡米耶·德穆蘭的《法國和布拉邦特的革命》。馬拉則在《人民之友報》上以敏銳的洞察力捍衛著人民群眾的權利。
Ⅱ.重大的政治問題
從1789年底起，財政問題和宗教問題成了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兩個重大問題。圍繞著這兩個問題，各黨派之間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制憲議會對這兩個問題的處理為大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後果。
1.財政問題
自三級會議召開以來，財政境況日趨惡化。城市和農村的騷動給國庫收入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業已武裝起來的農民拒不繳納捐稅，在四分五裂，權威掃地的情況下，迫使他們納稅談何容易。國民制憲議會首先利用了這種形勢，它把王朝的財政困難看作是向路易十六及其大臣們施加壓力的絕好條件。而且，內克也不得不採取應急措施彌補國庫空虛。國民制憲議會在「了解到國家的急需之後」，於8月9日決定發放公債3 000萬鋰，利息為4.5%。8月27日，它又決定發放新債8 000萬鋰，利息為5%。但是，這兩次公債都沒有認購完。國王把自己的餐具也送到鑄幣廠充銀。9月20日，國務會議允許各鑄幣廠主管接納個人送來的餐具。立憲派開始對教會的財富下手了：9月29日的法令規定「對得體禮拜」並非必需的銀器進行處置。尤其是，1789年10月10日奧頓的主教塔萊朗建議將僧侶的財產完全置於國家的掌握之下：
「僧侶並不是同其他產業主一樣的產業主。國家對一切團體擁有十分廣泛的權利，對僧侶可以行使物權。它可以打碎這個等級中對社會無用的團體。這些團體的財產將必然為全國所合理分享。無論合法擁有的財產具有何等神聖的性質，法律卻只能保持立法者所同意的東西。我們知道，在這些財產中只有神職享俸者的生計所必需的那部分才是屬於他們的，其他部分則是屬於寺院和窮苦人的財產。如果這種生計由國家負擔，享俸者的財產就無所謂受到侵犯。因此，國家首先可以剝奪那些應取締的宗教團體的財產，並對其成員的生活予以保障；其次，國家可以收繳空額的薪俸；第三，國家可以按一定比例削減現職人員的收入，並承擔這些財產最初的債務……」
一場激烈的辯論隨即展開，辯論的一方是莫里和卡扎萊斯，另一方是西埃耶斯和米拉波。前兩人強調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正如人權宣言所肯定的那樣。後兩人則反駁說，這一宣言在第17條中指出：「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人們的財產可以受到剝奪，何況僧侶等級並不是財產的主人，而只是財產的管理人。這些財產的收入應該用於慈善機構和公共利益，例如醫院、學校、宗教儀式。既然從現在起國家負擔這些事業，那麼這些財產歸國家所屬便是理所應當的。辯論結束後，1789年11月2日的法令以568票對346票的多數被通過。國民議會決定：所有教會財產都歸國家支配；由國家負責提供適當的宗教費用，維持教士生活和救濟窮人；一名本堂神甫每年至少應得到薪俸1 200鋰。
這項大規模財政計劃的實施方式尚有待解決。12月19日通過了建立「特別金庫」的法令，該金庫主要以拍賣教會財產的所得為財源。這些財產將被用作發行貨幣——「指券」的抵押。指券乃名副其實的國庫券，其利息為5%，償還它並不以貨幣而是以不動產。隨著教會財產的出售，指券將不斷被收回，然後將其銷毀，這樣便逐步還清國家債務。除了國王打算保留下來供其享受的森林和行宮外，王室領地也將被拍賣。將被拍賣的還包括相當數量的教會領地，其總價值足以達到4億鋰。
這些措施的後果將是難以估量的。指券迅速地轉變為紙幣，它的貶值給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社會困難。另一方面，1790年3月開始的國有財產出售導致了財產的大量轉移，這使其受益者——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無可挽回地站到了新秩序一邊。
2.宗教問題
宗教問題從1789年底開始提出。這個問題也十分尖銳：對教會財產的沒收必然要導致法國教會的重新組織，宗教問題和財政問題是緊密相聯的。國民制憲議會代表在這方面的行動絲毫不是出於敵視天主教，他們始終申明對傳統宗教懷有深切敬意。但是，作為國民的代表，他們自信有資格解決教會的組織與懲戒問題，正如以前王權所做的那樣。在18世紀，任何人，即使是最大膽的理論家也未能設想一種制度會建立在政教分離的基礎上。對教會組織的改革主要是各種制度全面改造的必然後果，尤其是教會財產被國家支配後的必然結果。
國民制憲議會首先解決的是寺院教派問題。這些教派在1790年2月13日被宣布廢除：修土可出門還俗，也可到某些指定的宗教機構中組織起來。1790年4月20日，教會被剝奪了管理其財產的權利，接著便開始討論宗教問題委員會的草案。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蘭一方面承認教會的「弊端由來已久」，另一方面又提醒國民制憲議會注意教會在懲戒和教務裁判權方面的基本原則。他指出草案侵犯了天主教會的組織法。國民制憲議會對這些意見置之不理，並於1790年7月12日通過了「教士法」。
Ⅲ.調解政策的頂點和破產
反革命利用出售國有財產和教士法所引起的困難煽動騷亂。貴族們對指券百般貶低，並千方百計地阻撓發售工作。流亡者開始施展陰謀，在南方準備發動大規模暴動。1790年4月13日，國民制憲議會拒絕承認天主教為國教，這為反革命提供了重要藉口。1790年5月10日在蒙托邦，6月13日在尼姆都爆發了保王派天主教徒和愛國派新教徒之間的衝突。8月，在韋瓦雷南部（阿爾代什省）的雅萊營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武裝團伙，直到1791年2月它才被強行解散。
1. 1790年7月14日全國聯盟節
聯盟是愛國派的反擊手段，也是全國投入革命事業的表現。鄉村和城市的居民們首先結成地方聯盟，表示友好並許諾互相支援。1789年11月29日，多菲內和韋瓦雷的國民自衛軍在瓦朗斯結成聯盟；1790年2月，布列塔尼-安茹聯盟在蓬蒂維建立；5月30日在里昂，6月在斯特拉斯堡、里爾也都建立了聯盟。
1790年7月14日的全國聯盟節最終確認了法國的統一，使這股全國團結一致的浪潮發展到頂點。在馬爾斯校場，塔萊朗當著30萬觀眾在祖國祭壇上作了莊嚴的彌撒。拉法夷特以各省所有聯盟成員的名義宣誓。這誓言「把法國人團結在一起，把法國人與他們的國王團結在一起，以便保衛自由、憲法和法律」。而後，國王也宣誓忠於國民和法律。興奮的人民以熱烈的歡呼慶賀舉國協和的重現。拉法夷特在這一天儼然是一位凱旋的將軍。
然而，聯盟運動並不能掩蓋深刻的社會現實。聯盟表明了愛國者們團結的意識，反映出國民對新秩序的贊同。1790年10月28日，梅蘭（杜埃人）在談封阿爾薩斯異族王公事件[2]時提出了一套新的國際法準則，主張以國民的自願組合取代王朝國家。儘管人民群眾在1790年7月14日表現出了極大熱情，然而拉法夷特在聯盟節上的突出地位卻說明這個節日的政治和社會含意。拉法夷特是資產階級的偶像，他聲稱要使貴族階級歸順革命，他是妥協的代表人物。由他所統率的國民自衛軍是資產階級的武裝，消極公民被排斥在外。1791年4月27日，羅伯斯庇爾起來抨擊資產階級的武裝特權。他指出：「武裝自衛是每個人的、不帶任何差別的權利。武裝起來保衛祖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窮人們難道因為貧困就成了外國人或奴隸嗎？」在1790年7月14日聯盟節上，人民無疑是興高采烈的，但它更主要的是觀眾而不是演員。在聯盟的行動中，自衛軍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它與作為「王家」武裝力量的軍隊相對立。新秩序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位，打破了按納稅額決定選舉資格的制度後，人民強行加入了自衛軍，這才使它真正具有了「國民」的性質。
2.軍隊的分裂和南錫事件（1790年8月）
南錫事件很快消除了拉法夷特的崇高威望，導致他的調解和妥協政策歸於失敗。貴族階級表面上不動聲色，但拒不承認新秩序，並與之分庭抗禮。在國內，貴族階級大肆進行陰謀活動，內戰危險日益加重；在國外，流亡者們武裝起來，期待著在都靈的阿爾圖瓦伯爵求得外國宮廷的武裝干涉。與此同時，愛國者們也嚴陣以待。1790年的收成非常好，有利於緩和總形勢，但還不足以完全排除市場騷動和對糧食自由流通的侵犯。尤其是農民的暴動仍在繼續。從1790年1月起，在凱爾西和佩里戈爾爆發了農民起義；5月在波旁內也爆發了農民的暴動。這威脅了土地貴族的直接利益。1790年7月，一些傳言說駐紮在比利時的奧地利軍隊即將入侵。這在蒂埃拉施、香檳和洛林引起了民心「不安」。人民群眾到處都在準備對策。
社會衝突也波及到被流亡運動攪亂的軍隊。沒有流亡的軍官越來越受到國民制憲議會諸項改革的觸及，他們採取了敵視態度，反對愛國派士兵。這些士兵通過與各俱樂部經常接觸培養了公民愛國心。國民制憲議會沒有能力對軍隊問題提出全國性的解決辦法，它預感到保衛國家和保衛革命將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如何才能使王家軍隊擺脫貴族軍官的影響，同時又不使它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民化軍隊呢？實現全民化就意味著在軍隊中進行革命。國民制憲議會代表們被束縛在自身的矛盾和社會偏見之中不能自拔，他們只能採取些不徹底的措施，例如增加軍餉，改革管理和軍紀。
然而，全國性的解決辦法在1789年12月12日已經被杜布瓦-克朗塞提出了。當時他遭到右翼的一片嘲罵，左翼則持不自在的緘默態度。杜布瓦-克朗塞指出，「應該實行真正的全民徵兵，其對象包括從帝國的第二號人物到最後一名積極公民以及所有消極公民」，也就是國王之外的全體國民。從1789年底起，杜布瓦-克朗塞就建議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建立一支全民軍隊。在辯論中，拉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公爵聲稱：生活在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比生活在實行這種法律的國家要強上千百倍。1789年杜布瓦-克朗塞所建議的全民兵役制的不少特徵在1793年的混編部隊中得到了體現。國民制憲議會對遵循這樣一條道路缺乏準備，然而，它並非沒有受到提醒。早在1791年6月10日羅伯斯庇爾就揭露出存在的危險：「在所有貴族陷於崩潰之際，唯一還在進行抵抗的這种放肆的、具有威脅性的勢力是什麼呢？你們消滅了貴族等級，它卻仍然活在軍隊領導層中。」
身為貴族和職業軍官的拉法夷特再不能猶豫不決了。在駐兵的城市和軍港層出不窮地發生兵變的情況下，他站到了反對士兵的軍官一邊。1790年8月，在南錫的駐防軍由於軍官拒不允許士兵監督部隊財務而發生暴動。於是，國民制憲會議在16日頒布法令：「部隊以武力觸犯由國民制憲議會通過並由國王批准的法令屬重大『褻瀆國家罪』。」
在麥茨統兵的布耶侯爵對暴動予以殘酷彈壓，處決了20來名肇事者，把夏托維厄兵團的40幾名瑞士僱傭兵判處搖船苦役。拉法夷特對其表兄布耶表示支持，這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焰，他也立即因此而威信掃地。1790年10月12日，馬拉在《人民之友報》上寫道：「難道人們還能懷疑嗎？這位大將軍、兩個世界的英雄、永生的自由復興者實際上是反革命分子的首領、一切叛國陰謀的靈魂。」
與此同時，一部分僧侶起來攻擊1790年7月12日通過的教士法。路易十六也準備向外國求助。於是，拉法夷特主張的在國王周圍實現妥協與和解的政策破產了。大革命再一次加快了進程。
* * *
[1] 米拉波對拉法夷特的貶稱。——譯者
[2] 指在阿爾薩斯地區擁有領地的外國王公或領主為反對法國革命廢除封建制所製造的動亂。——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