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一章 資產階級革命和舊制度的崩潰（1789年）
財政危機和貴族反叛迫使王朝召開三級會議。但是，第三等級是否甘願屈從大多數貴族所作的提議呢？三級會議依舊是封建機構呢，還是經過其努力創造出一個適應經濟、社會現實的新秩序呢？……第三等級公開要求權利平等，並著手對舊制度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造。王權試圖用曾經對付貴族的手段粉碎第三等級的反抗，此時貴族已成為王權的盟友了。但是事與願違：經濟危機將人民推向起義，公眾的力量突破了國王的控制。繼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之後，出現了人民的和暴力的革命。舊制度土崩瓦解了。
Ⅰ.合法的革命（1788年底—1789年6月）
1788年8月26日，路易十六任命內克為財政總監和國務委員。內克並無明確綱領，與其說他在控制局面不如說他是隨波逐流。他對政治、社會危機的嚴重性缺乏足夠估計，沒有充分注意到經濟危機足以使資產階級把群眾發動起來。在農業生產上，不少地區受到了葡萄種植與釀造業危機的侵害。那時的葡萄種植地區遠比今天廣闊。對許多農民來說，葡萄酒是唯一可出售的產品。葡萄種植區的農民人數眾多而集中，麵包靠購買，因而有城鎮居民的性質。1778—1787年間的生意蕭條與價格下跌使眾多葡萄農陷於苦難。1789—1791年的葡萄歉收又導致價格回漲。然而生產不足使葡萄農並不能重整家業。此外，1788—1789年穀物價格上漲時，葡萄產區居民，尤其是佃戶和短工，因喪失任何積蓄而陷於絕境。葡萄種植與釀造業危機只是總的經濟危機的一部分。與此同時，1786年法國與英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導致工業活動減慢。在這個時期，英國工業正在進行設備改造和增加生產能力，而法國工業則剛在恢復元氣，甚至在國內市場上都遭到英國的競爭。貿易的危機使局勢更為嚴重化。
1.三級會議的召集（1788年底—1789年5月）
國王從8月8日起允諾在第二年5月1日召開三級會議，這在第三等級中激起很高熱情。在此之前，第三等級始終追隨著反叛專制主義的貴族階級。但是，自從1788年9月21日巴黎高等法院作出判決，規定三級會議將「正規地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開和組成」後，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之間的聯盟便開始破裂。資產階級轉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國王身上，希望他能求助於臣民，傾聽其呼聲。馬萊·迪龐在1789年1月寫道：
「公眾爭論的情況大為改變。國王、專制主義與憲法在爭論中只占極次要地位，第三等級與另外兩個等級之間的戰爭開始了。」
愛國黨領導了反對特權階級的鬥爭。它是由法律家、作家、工商業家、銀行家這些資產階級人物組成的。特權階級中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也站到他們一邊，其中有大領主（拉羅施富科-利昂庫爾公爵、拉法夷特侯爵）或高等法官（阿德里安·迪波爾、埃羅·德·塞謝爾、勒佩勒蒂埃·德·聖法爾若）。公民地位平等、法律和納稅的平等、基本的自由、代議制政府，這些就是他們的主要要求。宣傳活動也組織和開展起來，或者是通過個人的聯繫，或者是通過某些團體，例如主張廢除奴隸制的「黑人之友」社。咖啡館成了鼓動的中心，其中有著名的普羅科普咖啡館。三十人委員會大概是領導愛國黨宣傳鼓動的核心機關，它授意撰寫小冊子，還傳播一些陳情書的範本。
「第三等級的加倍」是愛國黨宣傳的基本點：第三等級代表的人數應該與貴族和僧侶代表的總和一樣多，這其中包含著按人頭而不按等級表決的意思。內克並無既定政策，他一心只求爭取時間和調解各方。在這種情況下，他於1788年11月召集了第二次顯貴會議，指望說服他們同意第三等級的雙倍代表數。不難預料，顯貴們仍然主張按照舊的方式。12月12日，王族親貴們向國王上呈了請願書，它堪稱貴族階級的宣言。請願書對第三等級的主張和進攻予以反擊：「有人已經提出取消封建權利……難道陛下能忍心犧牲和屈辱他那正直、悠久和體面的貴族嗎？」
然而，特權階級的反抗卻促進了愛國運動的新高漲。巴黎高等法院的態度已有所改變，它在1788年12月5日的判決中接受了第三等級代表的加倍。但是巴黎高等法院卻不對按人頭表決的問題發表意見，而這個問題才是頭等重要的。
內克在1788年12月27日提交給國王的參政院的報告中採取了上述立場。他認為有3個問題值得注意：代表與居民的比例問題、第三等級代表的加倍問題和各個等級代表的遴選問題。在1614年，每個行政區都選出了數量相等的代表，現在的人們越來越注重按比例的公平規則。這樣，老方法便不再可取。內克表示贊成比例制。至於加倍問題，再按1614年的方式去做是行不通了，因為從那以後，第三等級的作用大為加強了。他談道：
「在此期間，萬物巨變，流動財富和政府的借債把第三等級與公共財產結合起來。知識和啟蒙思想成了人們共有的遺產……許多公共事務中，只有第三等級是行家裡手，其中包括：國內國外的商業交易、手工工場的管理、鼓勵加工業的最佳手段、國家信貸、貨幣的生利與流通以及徵收捐稅、濫用特權和其他許多非它莫屬的領域。」
內克最後指出，一旦第三等級的意願一致起來，並與普遍的公平原則相符合時，它將被稱為民族的意願。因此，第三等級的代表數量應該同其他兩個等級代表之和相等。第三個問題是每個等級是否只能在自己內部挑選代表。在這個問題上，內克則主張完全的自由。
作出的決定刊登在《1788年12月27日在凡爾賽舉行的國王的參政院會議結果》中。召集三級會議的御旨和選舉規則在1個月後，即1789年1月24日公布了。但是，按人頭還是按等級進行表決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選舉活動在充滿激情和效忠國王的氣氛中，同時也是在嚴重的社會危機中展開了。失業問題嚴重。1788年的收成很差，糧荒威脅迫近。1789年初的幾個月中「人民的不安」加劇，糧荒引起的騷亂在許多省份發生。城市人民要求對糧食實行限價。他們有時舉行暴動，1789年4月28日巴黎雷維庸彩色壁紙工場工人的暴動就是一例。社會騷動與政治騷動重合在一起，它常常能說明政治騷動的原因。
在教堂里宣布的選舉規則聲稱：「陛下囑望，無論是在王國的邊陲還是在最為閉塞的地區，每個人都能確信把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轉達給他。」
這種囑望被人當作了把柄。第三等級藉此鼓動輿論，政治性論著大量湧現，出版自由在默許下建立起來。小冊子、檄文、論著以及法律界人士、教士，尤其是中等資產階級的著作成倍增加。無論在外省還是巴黎，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都受到剖析、批評和重新設計。在阿臘斯，羅伯斯庇爾發表了《對阿臘斯全民的呼籲》；在魯昂，圖雷發表了《告善良的諾曼底人書》；在埃克斯，米拉波發表了《對普羅旺斯全民的呼籲》。
在巴黎，早以其《論特權等級》而馳名的西埃耶斯在1789年1月發表了他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 》。這本書獲得了巨大成功：「什麼是第三等級？一切。在此之前它是什麼？什麼也不是。它要求什麼？有所作為。」
著名的作家、政論家以及無名的作者紛紛發表評論、公開信、感想錄、建議書或規劃。塔爾熱寫了《致三級會議的信》。卡米耶·德穆蘭在激烈的檄文《自由法蘭西》中，主張建立一個既沒有賣官鬻爵，也沒有世襲貴族和稅收特權的法國：「好吧！對，這件好事就要全部實現了，人間的任何勢力也不能阻止它。這是哲學、自由和愛國主義的崇高結果啊！我們是不可戰勝的。」
這些宣傳作品都出自資產階級人物之手，反映了有產階級的願望。他們之所以要打倒特權是由於特權與他們的利益格格不入。勞動階級、農民、小手工業者的命運並不被他們放在心上。然而，有一些人卻關注人民的苦難，例如迪富爾尼的《第四等級的陳情書》所表現的觀點。這在當時雖然非常罕見，但卻已經預示著：自由派資產階級建立的制度處於反革命和對外戰爭的威脅而勢將垮台之際，無套褲漢群眾將登上政治舞台。
政府制定了一套自由主義的「選舉規則」。選區按巴伊管區和塞內夏爾管區劃分。特權等級的成員到首府集合，組成僧侶選舉大會和貴族選舉大會。僧侶選舉大會中包括主教、修道院長和參加教士會議的所有教士。他們都屬於履行教規的或在俗的教會團體和會門。這些教會團體或會門享有年金，所有教士幾乎都擁有薪俸或封地。貴族選舉大會則包括一切擁有封地的貴族。參加僧侶選舉大會的還有所有教區神甫，這保障了下層僧侶的大多數。第三等級的選舉規則較為複雜。組成第三等級的所有居民，包括法國人和加入法國籍者，凡年滿25歲以上，有固定住所和在納稅簿上有名者都有選舉權。在城市，選舉人先按行會集合，不屬任何行會的人則按居住區集合。每百名選民中指定1至2名代表，這些代表再組成全城第三等級選舉大會，負責選出行政管區的第三等級選舉大會代表。最後再由行政管區的選舉大會選出出席全國三級會議的代表。在農村，居民們按教區組成大會，按每200家出兩名代表的比例指定出行政管區的第三等級選舉大會代表。所有選舉大會都起草陳情書。
1789年1月24日的選舉規則有利於資產階級。第三等級的代表都是經間接選舉產生的：在農村是兩級選舉；在城市是三級選舉。尤其是，選舉大會的表決使用點名的方式，在大會討論起草陳情書之後進行。這樣，資產階級中最有影響、最善於辭令的人（通常是法律界人士）便有把握控制辯論，左右農民和手工業者。第三等級的代表全由資產階級組成，任何一個農民，任何一個城市人民階層的直接代表也未能出席三級會議。
選舉活動進行得十分緩慢，選舉大會的集合是平靜的。然而僧侶選舉大會卻因神甫們的強烈情緒而出現了某些混亂：人多勢眾的神甫極力主張只選舉愛國者為代表。貴族選舉大會中存在著對立的兩派：鄉居貴族和部分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大領主。第三等級的選舉大會充滿著莊嚴、有時甚至是隆重的氣氛，尤其是農民的選舉大會，它往往是在教堂里舉行的。
每個選舉大會都起草一份「陳情書」。僧侶等級和貴族等級在各選區各自只有一個選舉大會，所以各起草一份陳情書，由本等級代表轉遞到凡爾賽。第三等級各行政管區的選舉大會起草的陳情書是各教區和城市陳情書的融合（城市的陳情書則是各行會和住區陳情書的匯總）。陳情書遠非都具有獨到見解，許多起草人都是受了本地區流傳的小冊子的影響。各選區流傳著陳情書的範本。在羅亞爾河地區的陳情書中可以看到拉克洛《引論》的影響。《引論》是受愛國黨的領袖之一奧爾良公爵的要求而寫的。有時，同一個顯貴、神甫或書記官為幾個相鄰的教區起草陳情書。某些名人的作用也很顯著：弗朗索瓦·德·納夏托為孚日山區的維施雷起草的陳情書對另外18個起草人都有啟發。
保留下來的陳情書有近6萬份，這為我們提供了反映法國舊制度末期的廣闊畫面。直接來源於人民，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陳情書最富有自發性和獨創性，儘管它們往往是根據某種範例寫成的或只是羅列了一大堆個人抱怨。總陳情書，即行政管區的陳情書非常值得關注。在總共起草的615份中現存的還有523份。第三等級的陳情書並沒有反映整個等級的看法（教區陳情書中那些資產階級不感興趣的條文常常被刪掉了），它只代表資產階級的觀點。貴族和僧侶的陳情書的重要特點是：除了少數幾份由神甫或教會團體起草外，這些等級沒有下層的陳情書。
3個等級的陳情書都一致反對專制主義。教士、貴族和資產階級要求：制定一部憲法以限制王權；建立一個全國代表機構以表決捐稅，制定法律；把地方行政下放給遴選的省三級會議。三個等級還一致要求重整稅收制度，改造司法和刑事立法；保障個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僧侶的陳情書對特權問題保持緘默，對於信仰自由即便不反對也隻字未提。貴族的陳情書一般都頑固地維護按等級表決的方式，認為這是保障特權的最好辦法。納稅平等雖被接受，但多數陳情書反對權利平等和向所有法國人開放一切職務。第三等級全體要求實現完全的公民平等，廢除什一稅，取消封建權利。對於這一點，許多陳情書只滿足於要求贖買封建權利。
不僅3個等級之間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衝突，各等級內部也同樣有衝突發生。神甫們對主教和教會等級群起而攻，抨擊宗教聖職之繁多，強調自己薪俸之微薄。鄉居貴族反對宮廷貴族，譴責他們把持國家高位，妄自尊大。第三等級的陳情書可以反映出不同階層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細微差別。對於取消公共牧場和分割共有地的各項敕令，反對態度並非一致。在行會問題上，師傅的意見占了上風：在31個城市的行會所起草的943份陳情書中（185份是自由職業者的，138份是工匠和商人的，618份是行業團體的），只有41份贊成取消行會制度。反對取消行會制度的勢力在大城市中表現尤為強烈。因為在大城市中，競爭日漸明顯，而行會師傅不願參加競爭。然而，很大一部分陳情書表達了商人和工業家的意願，包括他們對法英貿易協定惡果的抗議和各生產部門對需求的陳述。
如同在陳情書中的要求一樣，選舉結果也表明愛國黨善於在社會各階層中爭取力量。
僧侶中共選出代表291名，其中200名以上是主張改革的神甫。在這些自由派教士中，南錫行政管區的代表格雷古瓦修士後來最為著名。還有一些高級教長也懷著改革之心來到凡爾賽，如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蘭、波爾多的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和奧頓的大主教塔萊朗-佩里戈爾。舊制度的保衛者們則在才華出眾的宣傳家莫里修士和等級特權精明的衛道士孟德斯基烏修士門下集合起來。
在270名貴族代表中，頑固堅持特權的「特權派」占了上風。其中最反動的並不是出身最高貴的：高等法院參士代普勒梅尼是穿袍貴族的代言人；卡扎萊斯是個龍騎兵軍官，出身南方小貴族。貴族代表中還有接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大領主。作為哲學家的保護人或信徒和美國獨立戰爭的志願參加者，他們準備與第三等級攜手合作。在這90名代表中首屈一指的是拉法夷特侯爵，他在里奧姆好不容易才當選。其次還有諾阿耶子爵、克萊蒙-托內爾伯爵、拉羅什富科公爵和埃吉榮公爵。
第三等級的代表有578名之多，其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他們在選舉中曾大顯身手。律師有200名左右，穆尼埃和巴納夫在格勒諾布爾當選，佩蒂翁在夏特勒當選，勒夏普利埃在雷恩當選，羅伯斯庇爾在阿臘斯當選。商人、銀行家也不少，有近百名。50多個富有地產主是農村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是，農民和手工業者中沒有任何人能夠當選。第三等級代表中還有些是科學家（天文學家巴伊）、作家（沃爾內）、經濟學家（杜邦·德·內穆爾）和新教牧師（在尼姆當選的拉博·聖艾蒂安）。最後，第三等級還選舉了幾個背叛特權等級的人作為自己的代表：如埃克斯和馬賽的米拉波、巴黎的西埃耶斯修士。
特權等級來到凡爾賽時已經陷於嚴重分裂。僧侶與貴族的敵對、鄉居貴族與自由派大領主的矛盾使得頭兩個等級的561名代表不可能團結一致地保衛特權。在他們的對面，資產階級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成為整個第三等級的先驅。資產階級的代表有文化，能力強，為人正派，對本階級及其利益深信不移。在他們眼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回事。合法的革命主要是他們的集體成就。
2.合法的衝突（1789年5—6月）
選舉已清楚地表明了全國的意志。但是，王權若要滿足第三等級的意願就不能不自動讓位，並自己拆毀舊制度的社會結構。作為貴族階級的天然支柱，王權決然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5月2日，三級會議的代表覲見國王。從這時起，宮廷就表現出它執意要保留等級之間的傳統差別。對於僧侶代表，國王在議政室單獨進行了接見。對於貴族代表是按照慣有儀式公開進行接見的。然而，國王對第三等級代表的接見則安排在寢宮裡進行，讓他們灰溜溜地列隊而過。按照禮儀，第三等級的代表都身著式樣單調無華的黑色禮服、絲綢外套和細麻布領帶；然而貴族的黑色裝束則是佩有金色飾物的短上衣和絲綢外套，還有帶花邊的領帶和亨利四世式的翹羽帽。
開幕式在1789年5月5日舉行。路易十六用戚戚哀哀的聲調告誡代表們要謹防任何圖新精神。敵視新生事物的掌璽大臣巴朗坦接著作了一篇空洞的演說。最後，內克終於在一派肅靜中起身發言。然而，他歷時3小時的報告只限於財政問題，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絲毫沒涉及按等級還是按人頭表決的問題。第三等級的改革願望深受挫傷，最後悶悶離去。在三級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的當晚，特權等級與第三等級之間的衝突已不可避免。王權已經同意了第三等級代表的加倍，它不想再進一步妥協了。然而王權也不敢採取公開支持特權等級的立場。假如當時王權能夠滿足第三等級的亦即民族的要求，它便會作為民族的王權而獲得新生，並且延續下去。但是，王權猶豫不決，錯過了這個有利時機。面對王朝的躊躇不前，第三等級開始認識到只能依靠自己了。如果仍保持按等級進行評議和表決，代表的加倍便失去了任何意義。按等級進行表決無異於第三等級的毀滅，在許多涉及特權的問題上，第三等級都可能遭到前兩個等級的聯合反對。相反，假如採取共同評議和表決的原則，第三等級堅信下層僧侶和自由派貴族會加入自己一方，使自己擁有絕對多數。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在1個多月里，它成了三級會議辯論的主題和全國注意力的中心。
從5月5日晚起，同一省的第三等級代表便開始接觸。集合于勒夏普利埃和朗熱內周圍的布列塔尼代表表現得尤為活躍。一種共同的意志應運而生。第三等級的代表在1789年5月6日的討論中打出了「眾議院代表」的稱號，拒絕按等級組成單獨一院。第三等級的頭一個政治行動便具有革命的性質：眾議院不再承認傳統的等級劃分。但是，貴族等級以141票對47票否決了按人頭表決的方式，並開始了代表資格的審查工作。僧侶等級也僅以133票對114票的多數拒絕作任何讓步。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如此突出以至有關各方不可能達成相互妥協。或者是貴族（在前兩個等級中主要是貴族在起作用）讓步，這意味著特權的終結，新時代的開始；或者是第三等級認輸，這意味著舊制度將繼續下去，三級會議召開所激發的希望歸於破滅。眾議院代表心裡對此很清楚，他們同米拉波一樣認為，只要他們「堅定不移，就可以使敵人望而生畏」，輿論是支持他們的。僧侶等級在以格雷古瓦修士為首的一部分下層僧侶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動搖。
1789年6月10日，在西埃耶斯的要求下，眾議院決定進行最後的交涉。它提出，請代表們來三級會議大廳共同審查代表資格。到那一天，要對所有應召出席的行政管區進行總點名。「無論特權等級的代表出席與否」，資格審查工作都要進行。這一敦促於6月12日傳達到僧侶等級，它答應要「以最認真的態度」審議第三等級的要求。至於貴族等級，它只滿足於宣布將在本等級會議上討論此事。當天晚上，第三等級著手進行所有應召出席的行政管區代表的總點名，以便共同審查代表資格。特權等級的壁壘開始瓦解了：6月13日，普瓦提埃行政管區的3名神甫在點他們名時答了到。14日又有6名僧侶，其中包括格雷古瓦修士對點名答到。16日答到的又有16人。第三等級感到勝利在望，它決心勇往直前。
6月15日，西埃耶斯請求代表們「立即著手組成議會」。這個議會至少代表全國96%的人口，它能夠著手進行國家期待於它的事業。西埃耶斯建議放棄三級會議的名稱，因為它已有名無實，而改用「經法蘭西民族承認和審查的代表大會」的名稱。穆尼埃較尊重法規，他建議的名稱是：「由國民大多數代表所組成的、在少數人缺席的情況下發揮作用的合法大會」。米拉波主張用一個直截了當的提法：「法國人民代表」。最後，西埃耶斯選擇了貝里代表勒格朗的提議：「國民議會」。1789年6月17日，眾議院以490票對90票的多數通過了西埃耶斯的提案，發布了「關於建立國民議會的聲明」。緊接著，眾議院通過了一項關於保障稅收和公債利息管理的法令。這樣，第三等級代表便以國民議會自居，並且賦予自己批准稅收的權利。立憲派資產階級曾申明徵稅應得到國民的同意，這是含蓄地用納稅人罷繳威脅政府。而後，它又對國家的債權人進行安撫。這些做法意味深長。第三等級的態度削弱了僧侶的反抗，使它首先讓步。6月19日，僧侶以149票對137票通過決議：在全體大會上對自己的代表資格進行最後審查。同一天，貴族向國王呈遞一份抗議：「假如我們保衛的權利純粹屬於我們自己，假如這些權利只關係到貴族，我們便不會以這樣大的熱忱去爭取之，不會以這樣的堅韌性去維護之。陛下，我們所保衛的不只是我們的利益，這也是您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這歸根結蒂也是法國人民的利益。」
在貴族反抗的鼓舞下和親王們的影響下，路易十六決心負隅頑抗。6月19日，參政院決定取消第三等級的決議。為此，要召開一次全體會議，國王將要在會議上宣布他的旨意。在此之前，為了防止僧侶等級按照它的決議與眾議院合席，國王藉口進行必要的修繕下令關閉了三級會議大廳。
6月20日清晨，第三等級的代表發現默尼大廳四門緊閉，他們便在吉約坦代表的指引下轉移到附近的網球場大廳。大會由巴伊主持。穆尼埃宣布：「國民代表們的權利與尊嚴遭受了侵犯，他們百倍警惕一切險惡陰謀和唆使國王採取有害措施的企圖。因此，他們應該以一項莊嚴的誓約把自己同公眾命運和祖國利益結合起來。」
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氣氛中，所有代表（除一人外）都參加了「網球場宣誓」，堅定地表明了眾議院的改革意志：眾議院決心「在制定憲法並使其建立在牢固基礎上之前決不解散，並根據情況在任何地方集會」。
原定於6月22日舉行的御臨會議被推遲到第二天，為的是拆除會場上的公眾席，防止發生示威。這一間隙被眾議院所利用。22日，僧侶等級執行了19日的決議，與在聖路易教堂議事的第三等級匯合一處。多菲內的兩名貴族代表也加入進來，受到最熱烈的鼓掌歡迎。貴族等級是否也將讓步呢？
1789年6月23日的御臨會議是國王和貴族的一次失敗。路易十六旨令3個等級分院議事，並撤銷了第三等級的決議。他同意稅收平等，但特意保留了「什一稅、封建領主的地租和權利」。國王最後威脅道：「如果你們在這項如此美好的事業中背棄我，我將單獨為我的人民謀求福利。我現在命令你們立即解散，並於明晨在為各等級準備的大廳繼續討論。」
第三等級原地不動。貴族等級和一部分僧侶離席而去。第三等級對司儀官重申國王命令不予理會，它再一次闡明以前的決議，並宣布其成員不可侵犯。第三等級比在6月20日走得更遠，它公開反叛王權。國王一度打算動用武力，他命令御林軍驅散代表。歸附於第三等級的貴族代表表示反對，拉法夷特等人扶劍在手。路易十六終於不再堅持。第三等級控制住了局勢。
從此以後，第三等級節節取勝。6月24日，大多數僧侶加入國民議會，與第三等級合為一體。第二天，以奧爾良公爵為首的47名貴族代表也效法此舉。國王決定對他未能阻止的做法加以認可。6月27日，他寫信給那些少數僧侶和大多數貴族，要求他們也加入國民議會。
1789年6月23日這一天標誌著大革命一個重要階段的開始。路易十六本人在御臨會議的聲明中已經接受了由三級會議表決稅收，還批准了保障個人自由和出版自由。這意味著承認立憲政府的原則。命令三個等級合庭議事，國王便走上了新的讓步道路。從此以後，三級會議不復存在，國王的權威被置於國民代表的控制之下。但是，國民議會的目的是在合法地摧毀舊制度之後重新進行建設。7月7日，國民議會創立了一個制憲委員會，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為國民制憲議會。合法的革命在未求助暴力的情況下大功告成。但是，當國王和貴族似乎接受了既成事實的時候，他們卻決定訴諸武力，以迫使第三等級屈服。
Ⅱ.人民的革命（1789年7月）
1789年7月初，合法的革命已告完成。由於第三等級和下層僧侶代表與貴族自由派之間的聯盟，民族主權在法律上取代了王權專制主義。人民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反革命的威脅之下，人民的介入使資產階級革命最終取得勝利。在王權和貴族等級看來，動用軍隊的確是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路易十六在他命令特權等級加入國民議會的前一天就決定把2萬軍隊調到巴黎和凡爾賽周圍。宮廷的目的在於解散國民議會。
從5月份以來，人民群眾一直十分警覺。全國都關注著凡爾賽的動態。代表們定期向選民們匯報政治情況。這期間仍然是資產階級起著主導作用。在巴黎，進行過代表提名的407名選舉人於6月25日集會，組成了一個非官方的市政府。在魯昂和里昂，陷於癱瘓的舊市政府中加入了選舉人和顯貴。地方政權轉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當宮廷明顯要動武時，至少有一部分上層資產階級設法組織抵抗。出於這個政治目的，他們發動了巴黎眾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在整個革命時期，這些小資產階級都是起義的骨幹力量。幫工和工人跟隨他們行動。三級會議的召開在這些群眾中激發了改天換地的巨大希望。然而貴族階級卻處處阻止這種革新。貴族起初反對第三等級代表的加倍，後來又反對按人頭進行表決。這些都加深了一種看法，即貴族將會頑固地保護它的特權。於是，產生了存在某種「貴族階級的陰謀」的想法。非常自然，人民主張在貴族尚未發動進攻時，先發制人地投入反對民族之敵的鬥爭。
經濟危機促進了群眾的發動。1788年的收成特別壞。從8月份起，麵包價格開始上漲。內克下令從外國購進糧食。在葡萄產區，由於1778年以來的滯銷危機，種植者對麵包漲價更為敏感。酒價則下跌到最低水平。收成不佳和產品滯銷產生了同一後果：群眾的購買力下降。農業危機接著又波及到工業生產，而工業生產在此之前已經遭受著1786年貿易協定的不良影響。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的同時，失業現象大為加劇。在生產停滯或萎縮的情況下，工人們爭取不到增加工資。1789年，巴黎一個工人每天掙30至40個蘇。7月份每磅麵包賣4個蘇，在外省可賣到8個蘇。人民把饑荒歸咎於徵收什一稅者、收取實物地租的領主以及搞糧食投機的商人。他們要求採取徵調和限價措施。饑荒和物價上漲所引起的騷亂自1789年春天已發生過多起，到7月份則成倍增加。此時正值收穫前夕，危機已經發展到頂點。
在人民心目中，貴族的陰謀和經濟危機是緊密相聯的。他們譴責貴族囤積糧食以向第三等級發難。於是群情慷慨激昂起來。人民不再懷疑，國王準備以暴力驅散給他們帶來希望的國民議會。愛國者揭露政府企圖挑動巴黎人鬧事以便使集結在首都四周的軍隊，尤其是外籍兵團進兵。馬拉在1789年7月1日發出了一篇題為《告人民書或大臣們已暴露無遺》的檄文：
「啊，我的同胞們！你們每時每刻都要注視著大臣們的行動以便決定自己的行動。他們的目的是解散我們的國民議會，他們唯一的手段是發動內戰。大臣們在挑動騷亂！……他們在你們周圍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組成的可怕機器！……」
1.巴黎的暴動：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獄
國民議會對形勢的嚴重性不可能視而不見。7月8日，根據米拉波的報告，它決定向國王呈交一份請願書，要求調離軍隊：「為什麼一個受2 500萬法國人愛戴的君主會不惜耗費巨資，調幾千個外國兵來維護王座呢？」7月11日，國王通過掌璽大臣回答說，軍隊只是用來鎮壓，更確切地說是預防新的騷亂的。路易十六在當天便把內克解職，召公開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為大臣，同時任布羅格利元帥主持軍政，這使形勢急轉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預挽救了束手無策的國民議會。
7月12日下午，內克被解職的消息傳到巴黎，像災難一樣降臨在人們頭上。人民預感到，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對食利者和金融家來說，內克的去職無異於新的財政破產已經臨頭。經紀人馬上匯集到一起，並決定關閉交易所以示抗議。在一天裡，貼現銀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鋰：從4 265鋰下降到4 165鋰。遊藝場所全部關閉了，還出現了一些自發的集會和遊行示威。在魯瓦亞爾宮，卡米耶·德穆蘭對人群發表了鼓動演說。一隊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宮花園與朗貝克親王統領的王家德意志禁軍發生了衝突。消息傳來，警鐘長鳴，軍火商店被一搶而空，人民開始武裝起來了。
7月13日，國民制憲議會宣布它對內克和被解職的大臣們懷有「敬意和挽惜之情」，並宣布現任大臣們應對當前的局面負責。然而，國民制憲議會在武力的威脅面前仍處於束手待斃的境地。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政權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級的選舉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廳集會，表示了「儘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資產階級自衛軍」的意願。在12日晚一次新的會議上，他們通過了一項決議，並於13日清晨發布。該決議的第3條提出建立一個「常設委員會」；第5條提出了一項設想：「各區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夠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單。這些人將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隊，保護公共安全。」這實際是一支「資產階級」民兵，用來保衛一切有產者，使之不僅能抵禦王權及其軍隊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視為危險因素的社會階層的威脅。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國民議會上宣稱：「資產階級民兵的建立和昨天採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靜無事。資產階級民兵曾連續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裝者的武器，並使他們遵紀守法。」
7月13日白天，動亂再度興起。人們成群結隊在巴黎四處穿行，尋找武器，並威脅要搜查貴族們的府第。他們還開溝挖壕，修築街壘。蹄鐵鋪的工人們從清晨就開始鍛造槍矛。然而人們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無所獲。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蘭西保安軍拒絕服從命令，並轉到市府帳下聽候調遣。
7月14日，人們要求全面武裝。為了得到武器，人群湧向殘廢軍人院，在那裡奪取了3.2萬支槍，而後又直奔巴士底獄。巴士底獄的圍牆高30米，護城河寬25米。儘管守衛它的只有30名瑞士僱傭兵和他們帶領的80名老弱殘兵，人民的進攻卻對它奈何不得。市郊聖安托萬的手工業者得到了法蘭西保安軍和相當數量資產階級民兵的增援。資產階級民兵拉來了5門大炮，其中3門對準城堡的大門轟擊。這一決定性的行動迫使要塞司令洛內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橋，人民一擁而入。
在凡爾賽的國民制憲議會一直焦慮不安地關注著巴黎的事態。14日這一天，有兩個代表團被派去要求國王作出些讓步。不久便傳來了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將何去何從呢？壓服巴黎必須要經過艱苦的巷戰。包括利昂庫爾公爵在內的一些自由派大領主勸說國王：為了王權本身的利益把軍隊調開。路易十六決定等待時機，遂於7月15日親赴國民制憲議會宣布撤離軍隊。
巴黎的資產階級藉助人民的勝利奪取了首都的行政權力。市政廳的「常設委員會」改名為巴黎「市府」，國民制憲議會代表巴伊當選為市長。拉法夷特被任命為資產階級民兵即不久後稱為「國民自衛軍」的司令。國王不僅於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內克，而且還在17日來到了巴黎，從而實現了進一步的退卻。國王以親赴巴黎的舉動對7月14日起義的結果加以認可。在市政廳，他受到巴伊的歡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徵「君主與人民之間莊嚴、永恆聯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動，費勁地講出這樣的話：「我的人民可以永遠信賴我對他們的愛戴。」
貴族深感君主的大勢已去，其首領寧可流亡國外也不願再與作出如此讓步的王權休戚與共。阿爾圖瓦伯爵於7月17日清晨攜同子女和僕從出走荷蘭；孔代親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後塵；波利尼亞克公爵夫婦去了瑞士；布羅格利元帥投奔了盧森堡。流亡運動開始了。
1789年7月的這幾天過後，王權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資產階級卻強盛起來。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迫使國王承認它的至高無上。7月14日固然是資產階級真正的勝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徵。這一天不僅標誌著一個新興階級掌握了政權，也標誌著以巴士底獄為代表的舊制度徹底崩潰了。從這個意義上講，7月14日這一天為所有被壓迫人民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2.城市的暴動（1789年7月）
藉助代表們的書信聯繫，外省也同首都一樣以焦慮的心情關注著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鬥爭的進展。內克被解職在外省激起了與巴黎同樣的波動。攻陷巴士底獄的消息自近而遠，從16日至19日傳遍全國，激發起高昂的熱情，並使自7月初以來在某些城市出現的運動加速發展起來。
「市政革命」實際持續了一個月。7月初，在魯昂出現了由糧食短缺引起的騷動，繼而發生市政革命。到8月，奧施和布爾日也實現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發是由內克被解職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則是由攻陷巴士底獄的消息激發起來的。
市政革命的徹底程度因地區而異，它們的特點也不盡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徹底：有的舊市政府被暴力推翻（如在斯特拉斯堡）；有的城市雖然保留了舊市政府的職能，但把它置於一個委員會中，使它處於少數地位（如在第戎和帕米埃）；還有的城市把市政府的權能壓縮為「一般警察」，由一個委員會負責革命事務（如在波爾多）或對行政進行經常性干預（如在昂熱和雷恩）。另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徹底的，舊政權與革命政權同時並存。例如在諾曼底的某些城市，瞻前顧後的態度很突出。有時，這種二元現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間的對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戰勝對方。這種對立在麥茨和南錫表現為社會對抗，在蒙托邦和尼姆則表現為社會對抗加新舊教徒之間的宗教敵對，在利莫日表現為個人之間的對立。還有一些城市的市政革命之所以不徹底是由於只取得了一時勝利，例如在里昂和特魯瓦。那裡的愛國者在7月份獲勝後又被舊制度的反攻所打敗。最後，還有部分城市始終沒發生過市政革命。這或是由於舊市政府得到了愛國者的信任（如在土魯斯），或是由於舊市政府擁有軍隊和法院的支持（如在埃克斯）。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現與舊制度下多樣化的市政結構以及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對抗作用有關係。在弗朗德勒地區，運動的規模很小。資產階級提出的要求具有政治性；人民提出的要求具有社會性。這兩種要求提出的時間不相吻合。總的看來，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現得不很顯著。這些地區的城市往往以資產階級為主導，或是設置執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傳統比較牢固。在塔布和土魯斯，舊市政人員基本能夠代表市民的各個階層，因而愛國者們無需排除他們。在波爾多和蒙托邦卻相反。在那裡，君主制早已把公社自治消滅殆盡。因此，沒有任何代表性的市政官員被一掃而光。
隨著市政革命而產生的國民自衛軍同樣具有多樣性。最常見的是：新的市政委員會仿效巴黎的做法，急忙組織起資產階級自衛軍，以便維持秩序。有的城市（如昂熱），國民自衛軍是由舊市政府創建的，而後由這個更具有愛國傾向的自衛軍施加壓力，促成市政委員會的建立。在土魯斯，沒有經過市政革命就組成了一支國民自衛軍。在阿爾比，自衛軍則只是舊制度下早已存在的民兵的變種而已。
無論這場市政革命的形式如何，其後果在各地都是同樣的：王權消逝，中央集權不復存在，幾乎所有監察官都棄職而去，捐稅的徵收暫告停止。當時有一個人寫道：「國王沒有了，高等法院沒有了，軍隊、警察都沒有了。」各新市府接管了政權。長期飽受專制主義刁難的地方自治得到了自由發展，城市生活重新活躍起來。整個法國都市營化了。
市政革命在許多地區的社會表現值得重視，它是由貧困和生活必需品昂貴所引起的。城市人民期待廢除間接稅和對糧食貿易實行嚴格管理。在雷恩，新市府上任後馬上擔負起尋找小麥儲備的職責。在岡城，為了平息眾怒，市政官員下令降低麵包價格。然而他們也組織起資產階級自衛軍以防不測。在蓬圖瓦茲，一場因糧食引起的起義被從巴黎撤回的一團軍隊所制止。在普瓦西，一個被懷疑搞囤積居奇的人成為人民騷動的眾矢之的，多虧一個國民議會代表出面才使他得以活命。在聖日耳曼昂萊有一個麵粉場主被人殺死。另外，弗朗德勒地區的關卡辦公處被洗劫一空。7月26日，凡爾登的起義人民焚燒了入市稅徵收處的圍欄，並使一些被懷疑儲藏糧食的房舍受到威脅。軍區長官懇請資產階級組成城鎮民兵以恢復秩序，然而他也不能不作出讓步，降低麵包價格。在流亡路上的布羅格利元帥恰巧落入這場急風暴雨的包圍。多虧衛戍部隊的幫助，他才從人民的狂怒中逃脫出來。
對貴族陰謀的擔心確實加重了外省的緊張氣氛。任何風吹草動都顯得可疑。運輸受到監視，馬拉客車遭到盤查，外出或流亡半路的大人物被扣留起來。在邊界一帶流傳著外國入侵的消息：皮埃蒙特人準備進犯多菲內！英國人就要占據布雷斯特了！全國上下都在焦慮地等待。不久，大恐懼發生了。
3.農村的暴動：大恐懼（1789年7月底）
在選舉過程中，農民曾經歷過一個慷慨激昂的時期。當各等級間的衝突進行時，他們多少有些焦急地等待著人們對自己所傾訴的苦衷作出答覆。資產階級已經通過一場騷亂奪取了政權。農村的人民難道還要再等待下去嗎？他們的要求還沒有一條得到滿足，封建制度依舊存在著。同在城市中一樣，「貴族的陰謀」這種提法也在農村傳播開來。
經濟危機使不滿情緒更加強烈。饑荒令人不堪忍受，許多農民的收成不足餬口。工業危機波及到那些鄉村工業普遍的地區，失業大大增加。失業與饑荒使乞丐和流浪者數量猛增。春天，這些人成群結幫地出現。「對強盜的恐懼」加劇了對貴族陰謀的擔心。經濟危機使受苦人的數量增多，使農村更加不安全。同時，它也激發起農民的憤怒，促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領主。
土地暴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整個春天，在普羅旺斯、康布萊齊、庇卡底、甚至巴黎和凡爾賽近郊等地區都發生過騷動。7月14日的事件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在諾曼底的博卡日、在諾爾省的斯卡普河附近至桑布爾以南，以及在弗朗什-孔泰和馬孔總共發生了4起暴動。這些土地暴動首先是針對貴族階級的，農民們要求廢除封建捐稅。為達此目的，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把城堡連同貴族的檔案文書一起焚毀。
1789年7月底，「大恐懼」使這種反抗運動形成不可抗拒的浪潮。自7月初起，從巴黎和凡爾賽傳來的消息被歪曲和無限誇大。並且，它越是沿村廣泛流傳越是不斷產生新的反響。土地暴動、經濟危機、貴族的陰謀、對強盜的懼怕，所有這些現象的後果匯集到一起，造成一種恐慌的氣氛。流言蜚語在驚恐萬狀的人們中不脛而走：匪幫在漸漸逼近，他們割走未成熟的麥子，燒毀整個村莊。為了應付這些想像中的災禍，農民們用長柄鐮刀、木叉、獵槍等武裝起來。報警的鐘聲使險情越來越近，恐慌的波及面則越來越廣。
國民制憲議會、巴黎和報界對此感到震驚。米拉波在第21期《普羅旺斯郵報》上撰文，懷疑傳播這些假警報是自由的敵人所為，並建議人們保持鎮定與謹慎：
「在這危難時刻，篤信和誇大兇險新聞成為一種普遍習性。沒有什麼比這更使觀察家感到震驚。仿佛邏輯本身已不在於計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於把最不著邊際的傳言當作真實性。於是，這些傳言便編造出行兇事件，以陰暗的恐怖刺激人們的想像。我們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認真去聽……」
最初的恐慌發生在6個地區：農民暴動之後的弗朗什-孔泰、香檳、博韋齊、曼恩、南特地區和呂費克地區。從7月20日到8月6日，這種恐慌迅速蔓延，很快發展到法國大部分地區，只有布列塔尼、洛林與阿爾薩斯以及埃諾未遭波及。
大恐懼助長了農民暴動。這些恐怖的誇張性實際上很快就暴露無遺了。然而農民仍然保持著武裝。他們不再去追尋想像中的強盜，而是湧向領主的城堡，用威脅手段讓他們交出那些登記著令人痛恨的封建權利的古老證書，以及那些很久以前使徵收捐稅合法化的契據，並把這些文件在村子的廣場上付之一炬。有的領主拒絕交出文件，農民們便焚毀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絞死。比較常見的做法是讓當地的公證人出面，以證明封建權利是按照規定手續自動放棄的。長期剝削造成的苦難、貧困和生活費用昂貴，飢餓引起的不安，一陣陣誇大其辭的傳言，對「盜匪」的恐懼以及對擺脫封建壓迫的嚮往，所有這些因素促成了大恐懼的氣氛。大恐懼之後的農村改變了面貌。土地暴動和農民起義把封建制度打翻在地。農民委員會、鄉村民兵紛紛建立起來。如同巴黎的資產階級武裝起來奪取市行政權一樣，農民們也把武裝和地方政權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資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敵對很快就出現了。和貴族一樣，城市資產階級也是地產主。他們甚至擁有領地，並以此名義向農民徵收通常的捐稅。他們感到，恐慌之後出現的農民起義對其既得利益構成了威脅。在當局陷於癱瘓，權威廢除殆盡的情況下，他們便起來自己保衛自己。各新市政府的常設委員會和國民自衛軍擔負起在農村保衛貴族和資產階級地產主權利的職責。對農民的鎮壓往往是血腥殘酷的。在馬孔，農民團伙與資產階級民兵之間發生了戰鬥。在社會革命的威脅面前，資產階級和貴族這些有產階級的聯盟開始形成，其矛頭針對那些為爭取土地自由而鬥爭的農民。階級鬥爭的這種表現在多菲內尤為明顯。那裡的資產階級支持貴族，而人民的同情心卻向著起義農民。但是，對農民的鎮壓並沒能改變大恐懼的主要結果。經過1789年7月的農民起義，封建制度再也沒能保存下來。
國民制憲議會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但它既無能為力又心慌意亂。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資產階級產業主。他們將承認農村新局面的合法化呢，還是拒絕任何讓步，不惜在資產階級與農民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呢？
Ⅲ.人民革命的後果（1789年8—10月）
1. 8月4日之夜和人權宣言
對於農村發生的暴動，國民制憲議會一度想要組織鎮壓。8月3日，它討論了報告起草委員會提出的一份法令草案。法令草案指出：「國民制憲議會了解到有人拒不繳納地租、什一稅、年貢、領主捐和其他捐稅。有人手持武器，施行暴力，構成犯罪。他們闖入城堡，奪取契約文書，並在庭院中焚燒……故此，國民制憲議會宣布：在國民制憲議會對各項捐稅正式作出決定之前，無論以何理由停繳租稅和其他貢賦均屬非法。」
但是，國民制憲議會認識到鎮壓政策的危險性。把統率鎮壓力量的權力交給王家政府，這對國民制憲議會沒有任何益處。政府很可能利用這種力量從事反對國民代表的勾當。儘管立憲派資產階級對組織鎮壓猶豫不決，但它又不可能看著貴族被剝奪而不擔心自己的財產。於是，它同意作出某些妥協。它承認封建權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所有權，往往是強取豪奪來的，因此對土地捐稅的契約文書進行審查是合法的。然而巧妙之處在於：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一名自由派貴族——全國最大的地產主之一埃吉榮公爵負責。他的干預使特權等級陷於一片恐慌，同時也刺激了自由派貴族的好勝心。這樣，革命的資產階級領袖便迫使國民制憲議會從個人既得利益中解脫出來。
經過這樣的準備，8月4日夜晚的會議一開始，諾阿耶子爵便首先發言。作為沒有財產的幼子，他建議廢除一切納稅特權，取消徭役、永久管業權和其他人身奴役，對物權實行贖買。埃吉榮公爵對他表示熱烈支持。這些建議由於大都是讓貴族作出象徵性而不是實際的犧牲，所以在一派激情中被通過了。此頭一開，所有等級特權、省和城市的特權都相繼被獻到祖國的祭壇上作為犧牲了。狩獵權、養兔權、養鴿權、領主司法權、賣官鬻爵制統統被宣布廢除。在一個貴族的建議下，僧侶等級放棄了什一稅。第二天凌晨2點鐘左右，在這場輝煌宏大的、與過去決裂的儀式結束時，大會宣布路易十六為「法蘭西自由的重建者」。專制王權未能實現的國家行政與政治統一現已大功告成。舊制度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實際上，8月4日作出的犧牲主要是迫於形勢壓力所作的讓步，並非自願地滿足農民要求。首先要在外省恢復秩序，平息動亂。米拉波在《普羅旺斯郵報》第26期（8月10日）上寫道：「國民議會8月4日以後的一切工作都旨在恢復王國內的法律權威，向人民擔保幸福，使其立即享受到自由帶來的最初好處，以便緩和他們的不安情緒。」
8月4日之夜的決議已經通過，只差形成文件。當需要把這些決議具體化時，國民制憲議會則力圖在實踐中削弱那些在人民暴動推動下所採取的措施的影響。曾一時沉浸在激情之中的反對派們也開始恢復了鎮靜，尤其是僧侶，它試圖收回取消什一稅的決定。「國民制憲議會完全廢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在最終的法令里卻塞進了一些特殊的限制。強加於人身的權利被廢除了，但依附於土地的權利被宣布可以贖買。這意味著承認徵收封建捐稅是以領主和租地農民之間以前所訂契約為依據的。農民得到了解放，但他們的土地並沒有被解放，他們不久便察覺到這些特殊的限制。在完全贖清土地之前，他們仍須繳納地租。
國民制憲議會在規定贖買方式時條件限制更苛刻。它不要求領主出示其土地權利的任何證明，也不要求他們出示其祖輩與農民訂立的任何契約憑據。這樣，農民或是由於過於貧窮而不能贖買封建權利和解放其土地，或是由於限制條件太苛刻，即便他們較富裕也不能贖買。於是，封建制度雖然在理論上被廢除了，但其主要部分依然保留著。農民群眾大失所望，不止一個地方組織起了反抗活動。農民達成某種默契，拒絕繳納捐稅，騷動再一次出現。國民制憲議會的目的並不因此而動搖，它堅持把自己的階級立法貫徹到底。只是待到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的表決之後，農民們才得以看到8月4日之夜和廢除封建製法令的真正結果。
儘管如此，8月4日之夜的結果（由8月5—11日的一系列法令所確認）仍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國民制憲議會摧毀了舊制度，等級差別、特權、地方主義被一掃而光。從此以後，所有法國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義務，可以從事任何職業，繳納同樣的捐稅。國土實現了統一，舊法國重疊的框架被拆毀，地方習慣法和省、市特權也不復存在了。國民制憲議會完成了破舊工作，下一步的問題是立新了。
從8月初起，國民制憲議會將此作為主要任務。在7月9日的會議上，穆尼埃以制憲委員會的名義說明了新憲法應該遵循的原則，並聲明有必要在新憲法前面加上一項權利宣言：「一部好的憲法應該建立在人權的基礎上並保護人權，應該承認自然正義所賦予每個人的權利，應該重申形成各種社會基礎的一切原則。憲法的每一條款都應成為一項原則的結論……這項宣言應該簡短、易懂、明確。」
8月1日，國民制憲議會重新舉行討論。由於對起草權利宣言的必要性問題意見不一，在這個具體問題上開展了辯論。幾個發言人懷疑搞這樣一個宣言是否合適。一些溫和派，如馬盧埃被動亂嚇怕了，他認為制定宣言毫無用處，甚至是危險的。其他人，如格雷古瓦修士希望在權利宣言之外再補充一個義務宣言。8月4日早上，國民制憲議會做出決議：將在憲法前面加上一項權利宣言。宣言的討論進展緩慢。草案中有關思想自由和尊重公眾宗教信仰的條款經過了長時間反覆辯論。僧侶代表堅持要求國民制憲議會確認一種國教。米拉波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他主張信仰和宗教自由。1789年8月26日，國民制憲議會通過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宣言對特權社會和君主制的弊端進行了不明言的宣判。故此，它成為「舊制度的死亡證書」。同時，它也吸收了哲學家們的理論，表達出資產階級的理想，奠定了—個新的社會秩序的基礎。這種新秩序似乎不僅僅對於法國，而且對於全人類都是可行的。
2. 9月的危機：「顯貴革命」的失敗
在幾個星期里，國民制憲議會承認了人民暴動的結果，它以8月4日之夜的那些決定摧毀了舊制度，以人權宣言開始重建大業。然而，1789年9月的危機卻表明：法國的新生並非輕而易舉。
財政困難依舊未解決。在凱旋氣氛中重任大臣的內克也一籌莫展。捐稅徵收不上來，一項數額為3 000萬鋰的公債被拋出後，20天中只有200萬被認購。內克徹底失去了民心。
政治困難也加重了。國王對國民制憲議會實行消極抵抗，他雖然在起義面前投降了，但他並不打算批准各項法令；「我永遠不能同意剝奪我的僧侶和我的貴族。」8月5—11日的法令、人權宣言都沒有得到批准：制度的改造仍然懸而未決。除了一場新的人民運動，什麼也不能迫使國王批准法令和人權宣言。
制憲過程中的困難使國王在反抗中受到鼓舞。人權宣言通過後馬上開始討論憲法，人權宣言成為憲法的序言。在討論中分裂加深了，變得無法彌補。人民起義及其結果使一部分愛國黨人深感不安，他們打算從此制止革命發展，加強國王和貴族的權力。制憲委員會的報告人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爾建議仿照英國，創立一個由國王任命並可以世襲的上院，它將成為特權階級的堡壘。他們主張國王擁有絕對「否決權」，能取消立法部門的決議。主張建立上院和國王絕對否決權的代表被稱作「王政派」或「崇英派」，他們的願望同「顯貴的革命」趨於一致。
一些愛國派代表強烈反對這種建議。西埃耶斯表示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否決權」：
「一個人的意志不應壓倒普遍的意志。如果國王能夠阻止法律形成，他個人的意志就會壓倒普遍的意志。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立法權應該獨立於行政權。絕對的或擱置的否決權不過是反對普遍意志的密札而已。」
在巴黎，輿論警覺起來了。常去魯瓦亞爾宮的人們曾試圖向凡爾賽進發，以左右國民制憲議會的決議。他們表決了一項提案：「否決權不應屬於一個人，而應屬於2 500萬人。」8月31日，他們派出一個代表團來到市政廳，受命要求召開由各縣參加的大會，「以便作出如下決議：在各縣以至各省的代表發表意見之前，國民制憲議會應中止關於否決權的討論。」
以巴納夫、迪波爾、亞歷山大和夏爾·德·拉梅特為首的大多數愛國黨人反對設立上院。9月10日，建立兩院制的提案以849票對89票遭到否決，右翼投了棄權票。愛國黨在國王的否決權問題上稍微靈活些。巴納夫建議授予國王擱置的否決權，以兩屆立法議會為有效期。9月11日，擱置的否決權以575票對325票被通過。愛國黨領袖們做出這種讓步是打算使路易十六批准8月的各項法令。然而國王堅持己見，這使愛國黨人漸漸感到：有必要再發動一次人民運動。
實際上，經濟困難促進了巴黎人民的再次動員。流亡者們攜走了一切能帶的金錢，因而流亡運動使大量貨幣流出法國。不僅如此，流亡運動還影響了巴黎的奢侈品工業和貿易活動。失業增加而麵包仍然昂貴：每磅3個蘇以上。收割的穀物還沒有打完。到9月份，麵包商門前出現了長龍，工人們開始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或得到工作。鞋鋪夥計們也在香榭麗舍大街上集合，他們確定工資額，推舉一個委員會負責照顧他們的利益，並籌集份子錢接濟失業的同行。國民制憲議會在解決糧食流通的問題上軟弱無能，巴黎市政廳對首都的生計和供應漫不經心。這些都促進了形勢的惡化。馬拉在《人民之友報》第2期上指出了市府給養委員會的責任：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饑荒引起的恐怖再次出現。人民缺少麵包，麵包商的店鋪處於人們的包圍之中。在獲得了最好的收成之後，甚至在富足的環境中，我們卻處於餓死的邊緣。不用懷疑，我們已被那些千方百計要消滅我們的叛徒團團包圍了。我們之所以遭此災難不正是由於民眾公敵的瘋狂、壟斷者的貪婪、行政官吏的無能與不忠嗎？」
經濟危機造成的後果使政治動亂不斷擴大。在巴黎，60個區議會管理著各區，並形成各區的人民俱樂部。魯瓦亞爾宮成了政治活動分子的總部。愛國者的報刊也發展起來。從7月份以來，定期印行的有戈爾薩的《從巴黎到凡爾賽郵報》、盧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布里索的《法蘭西愛國者》。9月，馬拉創立了《人民之友報》。愛國者的政論家們以出版小冊子和檄文向人民揭露貴族階級扼殺自由的計劃，說明必須把高級教士和貴族從議會中清除出去。因為他們原是舊制度下各自等級的代表，已沒有資格代表國民了。卡米耶·德穆蘭發表了《路燈對巴黎人的講話》。他把沙灘廣場上的路燈擬人化，賦予語言的天稟。7月里，在這個路燈的鐵支架上曾從速執行了幾次死刑。匿名的檄文與日俱增，表達了普遍的不滿情緒。其中有一篇很有意味，題為《1789年9月的為什麼》。
9月底，革命再一次處於危急之中。國王始終拒絕批准八月法令。他開始了進攻的準備，重新把軍隊集結於凡爾賽。巴黎人民的干預第二次挽救了國民制憲議會和新生的自由。實際上，從9月起，當感到革命與舊制度之間一場激烈衝突已勢不可免時，議會左翼代表、巴黎記者、區活動分子等愛國者便準備粉碎國王和王政派的頑固反抗了。他們籌劃再發動一次起義，讓巴黎人民重新表達自己的意志。馬拉在10月2日的《人民之友報》上籲請巴黎人趕在冬天給他們增加痛苦之前採取行動。一份在9月創刊的愛國小報《國民之鞭》在第3期上發表的文章更為激烈：
「巴黎人，睜開雙眼吧！醒來吧，從你們的睡夢中醒來吧！ 貴族階級已把你們團團包圍，它企圖給你們套上鎖鏈，而你們卻還在沉睡！假如不趕快把它消滅，你們就將遭受奴役、苦難與蹂躪。清醒吧！再說一遍：清醒吧！」
在愛國者們的思想中醞釀出一個設想：如果國王來到他善良的巴黎人民中間，周圍陪伴著國民的代表，他就會排除貴族階級的影響，革命的命運將會得到保障。當人民處於警覺狀態時，一個小事端也足以引起騷動。
3. 1789年10月的日子
關於10月的日子，其深刻原因在於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的後果的相互交織。但引起它爆發的確實是一個偶然的事端：御林軍的宴會。1789年10月1日，御林軍軍官在凡爾賽宮舉行宴會，歡迎弗朗德勒軍團的軍官。當國王一家到場時，樂隊奏起了「呵，理查，呵，我的國王，世人都離棄了你」的樂曲。賓客們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腳下踐踏，戴上白色帽徽和象徵王后的黑色帽徽。
兩天以後，消息傳到巴黎，人民被激怒了。10月4日星期天，街上聚集了不少人群。在無比激昂的氣氛中，魯瓦亞爾宮表決了一項接一項的提案。愛國派記者們對貴族的這種新陰謀予以嚴厲譴責。在《國民之鞭》上刊有這樣的段落：「從星期一以來，善良的巴黎人想盡辦法也搞不到麵包了。只有『路燈先生』才能給他們弄到麵包。然而他們卻對這位善良的愛國者不屑一顧。」飢餓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動的決定因素。
10月5日，一群群從聖安托萬區和中央菜市場區來的婦女集合在市政廳前，要求得到麵包。然後，她們在門房文書馬亞爾的帶領下，決定去凡爾賽。其隊伍共有六七千人。馬亞爾是「巴士底獄志願軍」的統領之一，這支志願軍是由7月14日的戰士們按軍隊編制組成的。中午前後，警鐘敲響了，各區都集合起來。國民自衛軍湧向沙灘廣場，高喊著：「到凡爾賽去！」拉法夷特被迫擔任了總指揮。在5個小時裡，有近2萬男子也走上了去凡爾賽的路。此時，巴黎的婦女已到達凡爾賽，並派一個代表團去國民制憲議會，然後去見國王。國民制憲議會和國王都允諾給她們小麥和麵包。國民自衛軍10點鐘後趕到了凡爾賽。國王為了使反對者平息下來，便正式通知國民制憲議會他同意批准各項法令。於是，人民運動保證了愛國黨的成功。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闖入凡爾賽宮，一直深入到王后住所的候見廳。人群和御林軍之間發生了一場鬥毆。國民自衛軍不慌不忙地前來制止，讓人們撤出王宮。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國王同意和拉法夷特一起在廊台上露面。人群起初猶豫不決，後來便向他們歡呼起來，但同時也喊道：「到巴黎去！」路易十六讓步了。國民制憲議會在被徵求意見時聲稱，它與國王本人是不可兩分的。1點鐘，在隆隆的禮炮聲中，國民自衛軍在前頭開路，婦女們護送著裝載麥子、麵粉的車輛，排成龐大的行列緊跟其後。然後是部隊，再往後則是國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馬車，拉法夷特策馬於車門左右。在國王后邊是100名左右議會代表所乘的車輛，其後又是由人群和國民自衛軍組成的行列。晚上10點鐘，國王進入了杜伊勒利宮。路易十六到達巴黎後，國民制憲議會也毫不拖延地隨他遷來。12日，它暫時進入總主教府辦公。專為它保留的馬內日大廳正在整修。
1789年10月的人民行動日使各黨派的處境發生了變化。王政派作為從8月份以來的反對黨成了最大的失敗者。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並撤出了戰鬥。穆尼埃、馬盧埃等人加入了第二批流亡者的潮流。他們是「顯貴革命」的擁護者，當他們認為革命威脅到有產階級的利益時就企圖制止革命運動。直到執政府的穩定時期，他們才得以看到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建立起來。
對於許多愛國者來說，正如卡米耶·德穆蘭在《法國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1期中所表示的，現在的問題只是全體公民與他們的國王同心同德地完成國家復興大業了。只有少數有識之士沒有陷入過分的樂觀之中，例如馬拉。他在《人民之友報》第7期中寫道：
「對於善良的巴黎人來說，終於掌握了他們的國王，這是值得慶祝的：國王在場可以使局面迅速改變，可憐的人民將不會死於飢餓。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在憲法完全確立下來前使國王全家生活在我們之中，那麼這種幸福將只能是一場黃粱美夢。《人民之友報》與它親愛的同胞共享歡樂，但是它決不自我陶醉。」
1789年7月到10月的事件以及國民制憲議會在重建國家中所遵循的精神實際上都證明愛國者們的警惕是有根據的。
人民的起義保障了資產階級的勝利。7月和10月的事件導致了反革命陰謀的破產。國民制憲議會只是在巴黎人民的幫助下才戰勝了君主制度。但它擔心被人民所支配，便開始對民主和專制抱同樣的提防態度。大多數資產階級想保住優勢地位，避免貴族階級的反攻倒算，他們便致力於最大限度地削弱君主制度。同時，他們害怕人民各階層投入政治生活和國家事務管理。所以，他們對人權宣言莊嚴肯定的原則應導致何種結果避而不談。在君主制遭到削弱，人民受到監護的條件下，國民制憲議會在1789年底開始著手對法國的制度進行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