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三章 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貴族階級的反叛（1787—1788年）

1789年前的幾年是社會和制度陷於危機的時期。由於王朝在財政方面的軟弱並無力進行自身改革，產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每當一名立志改革的大臣試圖對國家進行現代化改造，貴族階級便群起保護自己的特權。貴族階級的反叛在大革命之前發生，並在1789年前動搖了君主制度。 Ⅰ.君主制度最後的危機 1781年5月，內克辭去了財政總監的職務，從此，危機便日趨嚴重。國王路易十六是個身體肥胖、心地善良厚道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平庸無奇、軟弱無能和優柔寡斷的人。他對政務表示厭倦，他在狩獵場上和鎖匠作坊里要比在參政院會議上更顯快活。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原是奧地利的瑪麗-泰雷茲之女，她漂亮、淺薄、輕浮，她那種無所顧忌的態度使王室更加不得人心。 1.財政的軟弱 在內克的後任若利·德·弗勒里和勒費弗爾·多梅松時期，王國僅靠東拼西湊勉強度日。1783年11月，卡洛納被任命為財政總監後，繼續奉行內克在北美戰爭時開始採用的政策：鑒於不可能以增加稅收的辦法彌補財政虧空，便實行大舉借債的做法。 財政虧空是王朝的慢性病，也是導致大革命的主要直接原因。北美戰爭大大加深了這一危機：王朝的財政平衡遭到破壞，並從此一蹶不振。我們對赤字的規模很難確切估計，舊制度下的王朝從無正規的預算制度，收入由各個銀庫分存，財務制度極不健全。有一份資料可以使人了解大革命前夕的財政形勢，這就是《1788年御庫賬目報告》。這份報告是王朝「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財政預算」。其實，這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預算。御庫並不對王國的所有財政收支進行記賬登記。根據1788年這份賬目報告，支出達到6.29億鋰以上，而收入僅為5.03億鋰，虧空達1.26億鋰，即支出的20%。這份報告預計借債1.36億鋰。在整個預算中，民用支出為1.45億鋰，占總數的23%。但是，公共教育和救濟方面的支出只有1 200萬鋰，還不足2%；而宮廷和特權階級卻得到了3 600萬鋰，也就是將近6%，況且，1787年的王室預算還作了大量壓縮。軍用開支（戰爭、海軍、外交）達到1.65億鋰以上，占預算的26%。其中4 600萬鋰是1.2萬名軍官的薪俸，僅這些軍官的花費就超過了用於所有士兵的開支。在預算中，借債的比重比其他項目都大，達到3.18億鋰，即占支出的50%以上。在1789年的財政預算中，預先收入達到3.25億鋰：抵充收入的借款占總收入的62%。 王朝的病因是多方面的。當時的人們強調宮廷和大臣們的揮霍浪費。大貴族花費了國家大筆資財。1780年，國王賞賜給普羅旺斯伯爵近1 400萬鋰，賞賜給阿爾圖瓦伯爵的則更多。大革命爆發時，阿爾圖瓦伯爵不得不承認自己有1 600萬鋰的債務要立即償還。波利尼亞克家族從御庫中得到的年金和賞金最初為每年50萬鋰，後來達到70萬鋰。國王購置朗布依埃城堡耗資達1 000萬鋰，王后購置聖克魯城堡耗資600萬鋰。路易十六為了優待貴族還對他們的領地進行交換或重金收買。他曾從孔代親王那裡購買了克萊蒙圖瓦領地，花費了60萬鋰債券、700萬鋰現金。然而直到1788年時，孔代親王卻照舊從克萊蒙圖瓦領地上得到收入。 債務使王家的財政無法負擔。據估計，參加美國獨立戰爭使法國共耗資20億鋰：內克是以借債來支付這項開支的。戰爭結束後，加洛納3年里在原有舊債上又增加了6.53億鋰。到1789年時，債務已達50億鋰左右，而流通的貨幣估計有25億鋰。在路易十六統治的15年里，債務增加了3倍。 增加稅收已不能彌補財政虧空。對於人民群眾來說，稅收的負擔已無法承受。因為在舊制度的最後幾年中，物價比1726—1741年間增長了65%，而工資只增長了22%。勞動階級的購買力相應地下降了。在不到10年中，稅收已經增加了1.4億鋰。任何新的加稅辦法都不可能實行了，唯一的挽救措施就是實行一切人平等納稅。首先是各省的平等納稅，因為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這樣的自治稅區比派管稅區的稅收負擔要輕。臣民的平等納稅更為重要，因為僧侶和貴族仍然享有納稅豁免權。土地財產的收入已經增加了98%，而物價的同期增長率只有65%，以實物徵收的封建捐稅和什一稅也水漲船高地增加了。這樣，豁免納稅的特權便更顯觸目了。特權階級作為可以徵稅的對象尚未受到觸動，只有它作出犧牲才能充實國庫。但是，這還須得到高等法院的認可，而高等法院卻不準備犧牲其私利。哪一位大臣敢於強制推行這種改革呢？ 2.政治上的無能 最後，借債的來源也枯竭了。被逼到破產邊緣的卡洛納及其後任布里埃納試圖實行所有人平等納稅以解決財政危機。但是他們的企圖被特權階級的利己主義所挫敗。 1786年8月20日，卡洛納在呈送給國王的《改善財政計劃》中提出了改革方案。這是一份涉及稅收、經濟和行政3個方面的全面計劃。 稅收改革旨在消除虧空和還清債務。為彌補虧空，卡洛納設想在整個王國推廣菸草專營，實行印花稅和註冊稅，對殖民地的商品徵收消費稅。而主要的計劃還在於廢除地產的念一稅，以「領土特別稅」取而代之。這是一種比率稅，即與收入成正比，不能豁免，一視同仁。這種稅的徵收對象是土地而不是個人，所有地產都被徵收此稅。無論是教會的、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地產，也不管地產是閒置多餘的還是生產收益的均不能免繳。地產被分為4等，稅率按等級而定。最好的土地徵稅率為1/20（5%），最劣的土地徵稅率為1/40（2.5%）。對於流動財富，卡洛納保留了念一稅：「工業念一稅」的徵收對象是商人和工業家；「職業念一稅」的徵收對象是捐納的官職；「權益念一稅」的徵收對象是其他流動收入。為了還清債務，卡洛納建議把王室領地出讓25年。稅收計劃的最後一項是減輕軍役稅和鹽稅。豁免權固然還保留著，但統一化的傾向已顯示出來。卡洛納甚至還表示了完全統一鹽稅的願望。 在經濟領域實行改革的目的在於刺激生產，其內容包括：實現穀物貿易自由；「壁壘後移」，即取消國內關卡，把關稅界限推至政治國界，從而統一國內市場；取消某些束縛生產者的捐稅（鐵器標記稅、經紀稅、停泊稅等）。在這方面，卡洛納的改革計劃實際反映了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的觀點。 卡洛納計劃的最後一個方面是把國王的臣民與王國的行政管理結合起來。內克曾在貝里和上吉埃納創立過「省參議會」。但它是按等級組成的。卡洛納則以地產為基礎提出了一套基於財產的選舉制度。按照他的計劃，要建立「市鎮參議會」，由收入在600鋰以上的產業主選舉產生。市鎮參議會的代表組成「縣參議會」，再由縣參議會選派一至若干名代表組成「省參議會」。這些參議會純屬諮詢性機構，決定權始終在監察官手中。 這套計劃主張建立一項經常性按比率的稅收制度，從而有助於加強王權。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反映了第三等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要求。作為行政機構的合作者，第三等級從廢除稅收特權中可以得到滿足。然而，儘管卡洛納給傳統的社會等級制度以沉重打擊，他並不想完全消滅之，因為他認為這是君主制所不可缺少的。在他的計劃中，貴族階級仍舊享有豁免個人捐稅和義務的權利，如軍役稅、徭役、留住軍隊等。貴族保留了自己的榮譽特權。 為批准這項改革召開了一次「顯貴會議」，因為卡洛納不能指望高等法院為改革法案註冊。顯貴們於1787年集會，共144人，包括高級教士、大領主、高等法院法官、監察官、國務委員以及省和市鎮的三級會議成員。卡洛納主動挑選了這些人，以期他們能唯命是從。而實際上，王朝想求得貴族階級的贊同而不是迫其服從自己的意志，這本身就已經是投降了。作為特權者，顯貴們死保他們的權利。他們要求查閱御庫賬目，抗議濫用年金，並在通過補助金的問題上討價還價，以便使王朝在政治上讓步。輿論也不支持卡洛納，資產階級持保留態度，人民則無動於衷。路易十六在其左右的壓力下，最後還是拋棄了他的大臣；1787年4月4日，卡洛納被解職。 在卡洛納的反對者中為首的是土魯斯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埃納。在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堅持下，國王召他為大臣。他採取了各種應急措施（徵收新稅、節約部分開支，尤其是借債6 700萬鋰）才免遭破產。然而財政問題依舊存在。 由於形勢所迫，布里埃納不得不重新採取他前任的方案。穀物貿易自由建立起來了，徭役被改成一種貨幣捐稅。省參議會也建立起來，其中第三等級的代表與另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相等（這樣做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與特權等級的聯合）。最後，貴族和僧侶也須繳納土地稅中的領土特別稅。顯貴們宣稱他們無權同意這項稅收。布里埃納既然不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就將顯貴們解散了（1787年5月25日）。 第一次嘗試便這樣以王權的明顯失敗告終。卡洛納也曾打算先爭取顯貴們，以求靠他們壓服其他貴族階層。然而，無論是卡洛納還是布里埃納都未能取得顯貴們的贊同。改革的緊迫性與日俱增，布里埃納又不得不與高等法院抗爭了。 高等法院的反抗與顯貴們的反抗相繼而來。巴黎高等法院在最高稅務法庭和最高財政法庭的追隨下發出諫諍，指責對請願書、報刊和張貼物徵收印花稅的敕令，決不同意有關領土特別稅的敕令。它同時要求召開三級會議，認為只有三級會議有權同意徵收新稅。1787年8月6日，巴黎高等法院在御臨法院的壓力下被迫註冊了這些敕令，而第二天它又將註冊宣布為非法，並予以撤銷。這次反叛遭到了流放特魯瓦的懲罰。但是，動亂已經擴展到省級法院和整個司法界貴族。於是，布里埃納趕快妥協投降：撤回稅收敕令。重新歸位的巴黎高等法院於1787年9月4日註冊了恢復念一稅的法令，徵收領土特別稅再也不可能了。這次失敗比第一次更慘。由於代表整個特權階級的高等法院進行抵制，稅收改革全然不能進行。 為了勉強維持下去，布里埃納再次求助於舉債。但是，沒有巴黎高等法院的同意他便不能借債。而巴黎高等法院只有得到召開三級會議的允諾才肯同意註冊。在沒有把握取得多數的情況下，布里埃納還是強行通過了敕令。他把一次「御前會議」突然轉變為「御臨法院」，以便終止任何討論（1787年9月19日）。奧爾良公爵抗議道：「陛下，這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反駁說：「這是合法的，因為我要這樣做。」這種回答並不是鎮定、莊嚴地作出的，故稱不上是路易十四式的回答。爭吵無休無止，辯論越演越烈。1788年1月4日，巴黎高等法院通過一項反對密札的公訴狀，並要求得到作為天賦權利的個人自由。最後，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公布了一個王國基本法宣言，它自稱是這些基本法的保衛者。這意味著對專制權力的否定。巴黎高等法院尤其宣稱，通過稅收的權利屬於三級會議，即屬於國民。它再次譴責武斷逮捕和密札，最後還規定必須保持「各省的習俗」和法官職位的終身制。這個宣言的特點是兼有自由主義的原則和貴族階級的要求。它不主張權利平等與廢除特權，其原因自不必說，因此。它不具有任何革命的性質。 拉穆瓦尼翁的司法改革旨在粉碎巴黎高等法院的反抗，但是，他的各項法令均被撤銷。國王的政府不肯罷休，最後它決心一意孤行，便下令逮捕巴黎高等法院反對派中的兩名煽動者：迪瓦爾·代普勒梅尼和古瓦拉爾·蒙薩貝。經過了1788年5月5日至6日之夜的激烈爭論之後逮捕令才得以執行。當時，巴黎高等法院宣布，在它那裡避難的兩名參事「處於法律的保護之下」。尤其是在1788年5月8日，國王強行註冊了由掌璽大臣拉穆瓦尼翁起草的6項敕令，其目的在於粉碎法官們的反抗和進行司法改革。一項刑事法規廢除了「預先拷問」，即在執行前對犯人施用酷刑（預審時的嚴刑逼供已於1780年廢除）。很大一部分下級或特設法庭被取消，初審法院改為初級法院，高等法院的權限縮小，作為上訴法庭的45個「大裁判所」的權力相應加強。但是，出於財政原因，拉穆瓦尼翁不敢取消賣官鬻職和訟費。為了註冊國王的法律，建立起一個主要由巴黎高等法院的大法庭和公爵、重臣們組成的全能法庭，它取代了高等法院的地位。這樣，司法貴族便失去了對國王的立法和財政部門的控制權。 這些改革是深入的，但已為時太晚。貴族階級成功地把一切不滿都引向政府，把衝突的範圍擴展到全國。 Ⅱ.高等法院反對專制主義（1788年） 1.高等法院的騷動與維齊耶堡會議 拉穆瓦尼翁的改革剝奪了高等法院貴族的政治特權。對這一改革的真正反抗並非來自巴黎，而是來自外省。尤其在一些省份中，除了高等法院以外，貴族階級在省三級會議的機構中也擁有行動手段。司法改革的實行正值根據1787年6月敕令建立的省參議會激起動亂的時刻。為了滿足貴族階級，布里埃納曾賦予省參議會廣泛的權力，並相應削弱了監察官的職權。但是，他同意給第三等級雙重代表權和按人頭而不按等級表決，這使得特權等級大為不滿。多菲內、弗朗什-孔泰和普羅旺斯地區要求重新恢復舊的省三級會議。引起騷動的兩個緣由結合到了一起。高等法院貴族把上層貴族中的自由派和大資產階級拉到自己一邊。阻止設立新法庭，舉行司法界罷工，製造混亂，要求召開三級會議，這些就是他們的口號。各高等法院和各省三級會議聯合起它們在法律界眾多的支持者一起進行反抗，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佩劍貴族先參加進來，接著教會貴族也參加了進來。僧侶大會在1788年6月對全能法庭的建立表示抗議。 騷動進而發展成為叛亂。在第戎（1788年6月11日）和土魯斯，大裁判所成立時引起了鬧事。在波城，受到省三級會議中的貴族煽動的山民包圍了監察官的官邸，強迫他恢復高等法院（1788年6月19日）。在雷恩，保衛高等法院的布列塔尼貴族與王家軍隊發生了衝突（1788年5—6月）。 然而，構成大革命真正序幕的、最為重要的事件發生在多菲內。在那裡，省參議會的建立引起了極大不安，而司法改革又使這種不安發展到了極限。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事實是：這個省份的工業活動和工業產量均名列王國的前茅，反對力量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當政府要格勒諾布爾的高等法院註冊5月8日的敕令時，引起了它的抗議。於是政府強令其休庭。5月20日，格勒諾布爾高等法院再次集合起來。省行政官隨即向它發出了放逐令。1788年6月7日被定為放逐的日子，這一天發生了人民起義。那些司法助理人員看到，高等法院垮台必然會殃及自身，因而他們滿懷憤恨，這次事件好像就是他們挑起的。人民群眾占領了各個城關，爬上屋頂，向街上的巡邏隊投擲瓦片。行政官、老公爵克萊蒙-托內爾把軍隊調回營地以期平息眾怒。但這也枉然，傍晚前，動亂已波及全城，促使法官們在法院內重新就職。雖然這個「拋瓦日」的直接後果並不嚴重（法官們最終服從了國王的命令，在1788年6月12—13日夜離開了格勒諾布爾），但它在多菲內標誌著真正革命性動亂的開始。 1788年6月14日，在格勒諾布爾市府舉行了一次會議，參加者有該城的9名教士（議事司鐸或本堂神甫）、33名紳士和59名第三等級成員（公證人、訴訟代理人、律師等），其中包括穆尼埃和巴納夫：資產階級是運動的首領。會議通過了一項由穆尼埃起草的決議，要求召回諸法官，完全恢復他們的職權。此外還要求「召開省特別三級會議，第三等級的參加人數應與僧侶和貴族代表之和相等；代表通過自由選舉產生」。最後，決議還提出召開全王國的三級會議「以便根治國家的弊病」。 按其發起者的意願，格勒諾布爾會議只是多菲內各市鎮總會議的預備會。各市鎮總會議最後定於7月21日召開。為保證會議的成功，全省開展了積極的宣傳活動。當局的軟弱無能助長了這種宣傳。多菲內有一位經濟巨頭，因其家產萬貫而被人稱作「外國富豪」，他就是佩里埃。佩里埃為建立棉製品廠，前不久在格勒諾布爾城關一帶購置了維齊耶城堡。此時，他將城堡借出，1788年7月21日在這裡召開了「維齊耶堡會議」。這次會議是1789年三級會議在一個省範圍內的預演。由三個等級的代表組成的會議中有50名教士、165名貴族和276名第三等級代表。按照穆尼埃的說法，這是一個顯貴的會議，「最下層人民」被排除在外。各市鎮選派的只是特權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多菲內的1 212個教區中只有194個教區有代表。一份在很大程度上由穆尼埃授意的決定成為大會的決議。會議要求恢復高等法院，但剝奪其政治特權。會議還要求召開三級會議，它指出：「只有三級會議才具有必要的力量與大臣們的專橫作鬥爭，並制止財政上的揮霍無度。」 會議認為，多菲內的三級會議應該建立起來。在新的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的代表應與特權階級相等。另外，會議還超越了省的地方主義，接受了民族精神：「多菲內的三個等級將永遠不把自己的事業同其他省份的事業割裂開來，在維護它們局部權利的同時將不拋棄民族的權利。」 會議還率先放棄了多菲內省批准稅收的特權：「省的三個等級不再批准徵稅……除非它們的代表在王國的三級會議中對此通過了審議。」 在布列塔尼和貝亞恩的騷動僅限於本省範圍。維齊耶堡會議卻大為不同，它宣稱：為了建立新秩序必須實現民族統一。這樣，由於第三等級的努力，維齊耶堡會議的決議具有了一種革命性質，舊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從基礎上被動搖了。 第三等級與貴族階級的聯合和維齊耶堡決議中第三等級觀點的優勢雖然轟動一時，但並沒有在其他省份產生反響。維齊耶堡宣言只受到欽佩，並沒有被效法。1788年春，導致王權失敗的主要因素是穿袍貴族與佩劍貴族之間的聯合。為了反抗王權和維護其特權，貴族階級曾毫不猶豫地使用了激烈手段。佩劍貴族和穿袍貴族抱成一團，拒絕服從國王。它們求助於資產階級，於是資產階級便進行了自己的革命嘗試。儘管貴族階級要求立憲制度和保障基本自由，主張由三級會議表決稅收和把地方行政權還給遴選的省三級會議，但它並不因此而放棄自己在各個機構中的政治和社會優勢。貴族的陳情書一致要求保留封建權利，尤其是榮譽權利。特權等級確實投入了反對君主專制的鬥爭並把第三等級也拉了進來，但是它的最終目的卻是在專制主義的廢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治權力和保持自己的社會特權。 2.王權的屈服 面對第三等級與特權階級的聯盟，布里埃納處於無能為力的境地，他掌握不住權力了。由他自己創立並根據他的意思組成的各省參議會對他並不唯命是從，而是拒絕增加捐稅。軍隊是由敵視改革的貴族統率的，因而也不可靠。尤其是御庫一空如洗，在如此混亂的情況下又借債無門，布里埃納只有向貴族階級的反抗讓步。1788年7月5日，他答應召集三級會議。8月8日，他暫閉了全能法庭，把三級會議的開幕定於1789年5月1日。布里埃納在用盡了彌補虧空的應急措施之後，不得不動用殘廢軍人基金和對醫院的捐款。然而御庫空虛仍一如既往，他便辭職下台了（1788年8月24日）。 國王重新召回內克，由他完成了君主制的讓步：曾激起反抗的拉穆瓦尼翁司法改革被廢止；高等法院得到恢復；三級會議也將按布里埃納確定的日期召開。巴黎高等法院迫不及待地表示出它要擴展戰果的方向：根據高等法院1788年9月21日的一項判決，三級會議將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開，即三個等級分別有一票表決權。這樣，特權等級與第三等級相比就會占優勢。 1788年9月底，貴族階級勝利了。但是，如果說貴族階級的反叛挫敗了君主制，它對君主制的動搖也足以為革命開闢道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培育了這場革命的參加者——第三等級。當第三等級開始講話時，真正的革命就開始了。 1789年的大革命打亂了傳統結構。在開始論述這場革命之前，我們有必要透過那些涉及社會結構和情勢的紛亂事實以及種種社會、政治現象，對舊制度危機的本質做個概括。 18世紀確實是一個繁榮的世紀，但它的經濟高峰處於60年代末、70年代初。北美戰爭之前的經濟高漲固然無可爭議，但從1778年起便開始出現了衰落，即「路易十六時期的衰落」。另外，對這種經濟高漲的影響也不宜估價過高。它更有利於特權等級和資產階級，各人民階層受益很有限，各人民階層受經濟衰落之苦卻是首當其衝的。1778年以後開始了經濟收縮時期，爾後便是經濟衰退，最終發展到周期性危機，由此造成了種種苦難。當然，饒勒斯不否認饑荒對大革命的發動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他並不認為這種作用是根本的。他指出，1788年的歉收和1788—1789年的危機使人民備受飢苦，把人民發動起來幫助資產階級革命，但這只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實際上，法國已病入膏肓，所有經濟部門都受到侵襲。在空前的經濟高漲過後，資產階級因收入和利潤減少而受到損害。恰恰在這種時候，苦難把人民群眾發動了起來。經濟衰退和1788年開始的周期性危機無疑是造成1789年事件最首要的原因。了解這一點意味著對大革命直接起因的問題找到了一個新的答案。 但是，除了一個時期經濟的決定作用之外，社會的根本對立也在起作用。巴納夫指出了舊制度的結構，體制與社會、經濟運動這兩方面的矛盾。我們應該從這種矛盾中找出法國大革命的深刻原因。在大革命前夕，社會框架仍然屬於貴族階級性質，地產制度也屬於封建結構，封建捐稅和教會什一稅使農民難以忍受。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賴以形成的新的生產和交換方式在發展。舊制度的社會、政治組織維護著土地貴族的特權，束縛著資產階級的成長。 按照饒勒斯的說法，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廣泛的資產階級和民主性質的」革命，而不像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那樣是一場「狹隘的資產階級和保守性質的」革命。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們對特權充滿仇恨，被飢餓逼得起來造反，並極力從封建壓迫下掙脫出來。大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摧毀封建制度，使農民和土地得到解放。大革命的這種特徵不僅可以從舊制度末期的經濟總危機中得到說明，舊社會的結構矛盾更能深刻地揭示這一點。法國大革命的確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然而它是在人民，尤其是農民的支持下進行的。 在舊制度末期，「民族」觀念的發展隨著資產階級的上升而日漸明顯，但仍然受到經濟、社會和國家方面封建殘餘的阻礙和貴族階級的抵制。民族統一尚未完成。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市場的形成遭到種種束縛，如國內關卡、通行稅、度量衡標準不一、龐雜的稅收制度以及一直保留的封建捐稅和教會什一稅。社會統一也不存在，社會差別建立在特權的基礎上。不僅有貴族和僧侶的特權，還有眾多的「團體」和共同體的特權。它們把民族分割開來，擁有各自的「豁免權」、 「自由權」，總之是它們的特權。不平等是司空見慣的。「行會」心態使分裂更為加劇。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巴黎的景象》（1781年）一書中用一章描寫了「團體的利己主義」： 「團體變得頑固、執拗了。它們聲稱自己在政治機器的各種關係中要保持孤立和隔絕狀態。如今，任何團體都只對那些觸及本成員的不公正現象反應敏感，而對非本團體的公民所受到的迫害視而不見。」 國家的結構也同社會結構一樣，與民族統一背道而馳。卡佩家族把法國的各省聯合到自己的領地周圍，從而組成了國家。它的歷史使命是賦予國家行政的統一，這也是喚醒民族覺悟和行使王權的有利因素。實際上，民族與國家處於分離狀態，有君主本人的話為證：「我們正處在請民族來救助國家的時刻……」這是路易十六1789年10月4日說的話。在18世紀裡，國家的組織絲毫沒有改善，路易十六幾乎原封不動地使用前輩路易十四的機構進行統治和管理。改革結構的嘗試在貴族階級的抵制下歸於失敗。高等法院、省三級會議和僧侶會議都是貴族階級勢力盤踞的所在。各省、市名為國王的臣屬，但始終保有豁免權和特權，這是抵制王權專制主義的堤壩，也是地方主義的頑固堡壘。 專制君主制未能完成民族統一，這與貴族性質的社會結構長期存在是分不開的。這種社會結構與民族統一互不相容。完成王朝的民族統一大業意味著對社會結構，進而對特權提出了異議。這是個不可解決的矛盾。路易十六從不能下狠心拋棄「他的忠誠貴族」。貴族階級的封建和軍事心態不僅保留下來，甚至有所加強，這使得大部分貴族處於民族之外，只依附於國王本人。貴族階級不能順應潮流，它死抱住偏見不放，自我孤立乃至僵化在唯我獨尊之中。與此同時，新的秩序已經在過時的制度框架內開始萌發了。 托克維爾寫道：「這個貴族等級脫離了中等階級（指資產階級），將其從自己內部排斥出去。它也脫離了人民，使之與自己離心離德。貴族等級在民族中已完全陷於孤立，它表面上統領大隊人馬，而實際上只是個無兵少卒的軍官團體。如果人們考慮到這些，他們就會懂得為什麼貴族等級在站立了一千年之後竟然在一夜之間被打翻在地了。」 3.君主國家的危機 1760—1788年間君主國家一次次改革嘗試都歸於失敗，其主要原因並不在於路易十五的麻木不仁及其後任的軟弱無能。實際上，這些事件反映了中央國家的發展邏輯與君主制的貴族階級性質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君主及其大部分親信都受到17世紀的傳統和凡爾賽國王崇拜環境的影響和薰陶，他們滿腦子專制主義思想，這便使上述矛盾變得更加尖銳。 一方面，為了使法國現代化，使國家更強盛，王家政府必須發展商品經濟，因此就要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支持資產階級的上升。但是，隨著資產階級日益強大，它開始要求在國家領導中有一席之地，要求放鬆個人專制制度。一些權宜措施便應運而生。實際上，杜爾哥根本不打算把他的行政改革付諸實施。召開三級會議的要求於1787年7月首次提出，但政府卻拐彎抹角地拖延，迴避它的召開。其實，為了粉碎貴族階級對改革的反抗和抵制，國王本應採取強硬措施。雖然資產階級可能會對此感到不便，但它終歸會贊同政府計劃。莫普的行動[1]在1772年受到狄德羅的責難，於是在哲學的名義下形成了一個由貴族和第三等級組成的、反對政府專橫的聯盟，這是個表面化和臨時性的聯盟。 另一方面，由於大多數貴族的反對，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進行鬥爭，迫使貴族階級接受改革並與資產階級達成妥協。然而政府不能在這方面走得太遠。首先，國家領導人員幾乎全部是貴族出身，古老貴族出身的人甚至越來越多。在18世紀裡，進入政府的人都出身名門望族。1773年，在參政院40名成員中有30名貴族，其餘的也因官職而受封為貴族，其中還有12人的貴族稱號延續了3代以上。其次，專制王朝的基礎是建立在貴族階級和特權上的。因此，國王即便享有神授君權，他的光彩也只有在名門望族組成的華麗宮廷之中才能煥發出來。國王處於萬尊之首，他是法國第一紳士和最高封建主，這樣，他的權勢才更顯強大。世襲制約社會等級制度建立在封建所有制基礎上，保障著社會秩序。它使國王的意志得以執行，行政管理得以運轉，並且使貴族階級統治下的臣民百姓俯首帖耳。為此，國家機器被賦予保障社會「現狀」的職能，主要成為鎮壓的工具。對政府來說，這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貴族階級的壓力使國王在許多情況下與改革計劃背道而馳，支持貴族的反動。從1751年起，在軍隊中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旨在把軍官職位留給貴族，甚至是家世悠久的貴族。這種政策自然激起資產階級的怨恨與不滿。資產階級越來越渴望有一部憲法，以便使它能經常性地控制政府。同樣，由於國王的改革嘗試使他背離了大多數貴族，這些貴族也設想有一部憲法，以使之免受這種災難性的動盪不安。當然，這兩種憲法要求的內容大相徑庭。當政府一時間既失去了貴族階級的輔佐也丟掉了資產階級的支持時，它便只得作出讓步，並且在模稜兩可的情況下召集三級會議了。 * * * [1] 莫普，路易十五政府的大法官，主張加強專制王權，對高等法院的反抗實行高壓。1770年12月，他以御臨法院的方式強行註冊國王敕令。1771年1月19日夜，他利用密札逮捕和流放了巴黎高等法院中所有敢於反抗國王的法官。這一做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