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附錄　法國大革命文獻概述

在我們搭船渡過波濤洶湧的大海之前，我們應該先獲得海圖和羅盤。因而，我先探討了這場大革命的歷史，這樣你們立刻就知道該接受哪些看法、拒絕哪些看法。你們可能已知道，我們置身何處，我們如何才能走得更遠卻又不至於走偏，哪個領域已經結滿了豐碩的果實，哪棵知識之樹上的果實還正在生長。我希望將你們從屬於個別學派和特殊歷史時期的學者的記述中拉出來，將你們從總是依賴僅能滿足最膚淺需要的現成的、容易找到的敘述中救出來。 隨著人類的經驗越來越豐富，隨著人們的好奇心越來越強烈，而資料越來越多，每代人都對我們的歷史認識有所貢獻。對於微不足道的事件，身在其中的那些人即可理解清楚，而偉大的事件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凸顯其偉大。 拉馬丁（Lamartine）曾經說過，這場大革命有神秘之處，但無令人費解之處。儘管不無唐突先賢，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看來，這些話未必就比剛寫下之時更接近事實的真相。人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關這些歷史事件之根源和性質的爭吵。有人說，是因為預算赤字；有人說，是因為饑荒；有人說，是因為那個奧地利團伙；有人說，是因為鑽石項鍊，因為七年戰爭令人屈辱的記憶；有人說，是因為貴族的傲慢或教士的不寬容；有人說，是由於啟蒙哲學；還有人說，是共濟會策劃的；有人說，是英國首相皮特策動的；更有人說，是因為法國國民性中不可救藥的輕率和狂暴；最後有人說，是由於構成法國歷史之整體的各等級之間的鬥爭。 我們不得不在所有這些解釋中找出自己的一條路來；不過，還有很多細節問題，對此，我不得不告訴你們，我尚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 *　*　* 除了當時人的回憶錄之外，第一位撰寫那個時代之權威歷史的學者是德羅茲（Droz），他對此用力30年之久，始於1811年。當時，巴黎充斥著種種變幻莫測、不易把握的信息，他對其知之甚詳，以至於該著作直到他死後很久才能出版。他曾咨商過拉里·托朗達爾，並獲准使用馬盧埃的回憶錄。這份回憶錄當時尚是手稿，在有關國民議會的文獻中，該手稿之智慧和可信度是無可比擬的。德羅茲是個有辨析力、又有閱歷的人，他具有真誠的、甚至是強烈的精神；就健全與準確性而言，他的著作是當時人所寫的所有相關著作中最出色的。該書記錄的是路易十六尚有可能使革命受到控制的那一段歷史。作者以絕對精確的判斷力向我們證明，局勢的轉折點是國王在1789年9月份拒絕第一個憲法大綱。在他看來，這場革命在最初4個月還能被控制。他本來是打算寫一本政治學專著來討論大革命的自然發展過程（natural history）的。他打算論述，提出合乎公正的要求是一門高深的藝術，因而，不公正的、危險的要求不可能具有任何力量。不過，最後，它卻變成了一本記錄歷史機會不會被錯失的歷史，變成了一位英國學派的立憲君主主義者對法國大臣們的智慧和國王的懦弱之指控。他對歷史學的貢獻在於，他揭示了，社會失序和犯罪橫行是如何從措手不及、從缺乏幹勁、從缺乏明智的思考和準確的設計中產生出來的。德羅茲承認，他寫在扉頁上的哲學中存在某種缺陷。國王在1789年夏天喪失的地位，再也沒有恢復。但1790年間，米拉波還在努力地爭取保留君主制的方案，而他並沒有說明，這種努力是否永遠都不可能成功。因此，德羅茲又加了一卷，研究米拉波的議會活動歷程，他稱之為附錄，因而依然存在著他最初理論中的致命的局限性。我們現在對這位大演說家的了解要比德羅茲在1842年的了解更深入，因而，德羅茲的傑出著作的價值僅限於第二卷。但是，即使我們不接受激發他的靈感的那種觀念，它的價值也一點不會減少。根據他的觀念，他傾向於認為，君主制是有可能獲勝的。即使在經過8月10日名副其實的戰鬥之後，他也這麼認為。不管怎樣，德羅茲的這本著作屬於少數實際價值大於其名聲的著作之列，下面一本則從一開始就跟其具有截然相反的命運。 對我們來說，下一個歷史事件是革命爆發。詩人拉馬丁屬於正統主義者（legitimist），這些相信路易家族才是正統君主的人士相信，1830年徹底埋葬了君主政體。他們認為，奧爾良王朝是贗品。他們立刻使自己向前看，他們認為，共和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塔列朗曾提醒他，要時刻準備著迎接新變化的到來，這個變化不再只是在一個沒有根基的王朝中用某位侄子取代某位叔叔。他具有天才的直覺，因此，他比絕大多數人更迅速、比所有人更準確地看到了即將到來的信號。他說，我們將在6年內成為主人。這個估計只有幾個星期的誤差。時機到來，他拋出了自己的方案，立刻成為公認的領袖。至於使革命純潔化、理想化及為建立共和制度而進行的種種努力，對於人類來說，不應當是一場災難，相反，應當很輕鬆地承認悅耳動聽、引人共鳴的滔滔雄辯之魅力。於是，他寫出了《吉倫特派史》（History of the Girondins ）。對於一本歷史著作來說，這本書所取得的成功是最迅速、也最輝煌的。人們再也讀不下去其他歷史著作了；亞歷山大·迪馬（Alexandre Dumas）很精明地說出了自己的不滿，他說，拉馬丁將歷史學提升到了浪漫文學的水平。拉馬丁則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對建立一個和平與人道的共和國作出了貢獻。這個共和國會被格言警句的魅力所感動，俯首於書寫過吉倫特派之榮耀的大師之權威。他一直相信，如果沒有他的著作，恐怖統治就會重演。 從本世紀初以來，有一個接一個的法國學者知道如何以英國的拉斯金先生（Mr. Ruskin）和斯文伯納先生（Mr. Swinburne）根本不懂的那種技巧進行寫作。他們高度重視語言的鋪排及其重要意義，使得散文體作品讀來更為鏗鏘有力，更加具有穿透力，大概只比該國最偉大的詩歌稍遜一籌。這樣的作者不下六七位，他們始於夏多布里昂，我懷疑，終於聖維克托（Saint Victor）。拉馬丁也成為這一科林斯風格流派 (1) 的歷史學家，他書中辭藻華麗的段落要比那些論證嚴密的段落好得多。不過，法國人在講究辭句之華麗時，似乎也知道有一些陷阱，這隻有用更為平淡枯燥的文筆才可以避免。盧梭曾將元老院比喻為二百位國王，但他靈敏的耳朵卻不允許他說三百是三百王（trois cents rois）。夏多布里昂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描繪他的阿爾卑斯山之旅，談到了山頂上的月亮，並補充說：「確實如此，我曾經研究過曆法，發現確實有一個月亮」。保羅·路易·庫里耶（Paul Louis Courier）說過，普魯塔克應該讓龐培 (2) 在法薩羅 (3) 獲勝，這樣，讀起來會更有氣勢。夏多布里昂認為，庫里耶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庫里耶這種苛求歷史的趣味，完全可以在拉馬丁那裡找到。拉馬丁完全知道，瑪麗·安托瓦內特於1770年嫁為太子妃時是15歲；但他卻描述說，她就是在馬札爾權貴們發誓要為他們的王后而戰死之時王后緊緊抱在懷中的那個孩子。然而，這一幕發生在1741年，是在她出生前14年。文獻史上一定要給這個令人吃驚的巨大錯誤留下一筆。 到了晚年拉馬丁重提這本書，並寫了一個表示道歉的文字，他對批評他的人作出了答覆。他公開承認，有些段落就是為了賺他們的眼淚。有充分的理由收回這本書。寫這本書是為了給大眾民主——他本人也屬於其中——罩上一圈光輝，因而，有時，他在揭露那些出於公眾利益而進行的犯罪行徑時，就吞吞吐吐。他所設想的共和制屬於那種不給少數派任何保障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除了被國家賜予權利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在議會猶豫不決時，他曾大聲疾呼，拒絕設立攝政來履行合法政府的職能。他也迫使奧爾良公爵夫人逃亡。當有人報告說，她已被抓住並請他下令將其釋放之時，他卻拒絕了，他說：「是人民要抓住她的，必須把她交給人民。」 他在那篇自我辯解的文章中說，他曾經走訪過丹東的未亡人，並發現了吉倫特派最後一次宴會的一位目擊者。在他的書中，他將這一幕戲劇化了，他展示了這些失敗的政治家在他們活在人世的最後一個夜晚的行為舉止。格拉尼耶·德·卡薩尼亞克（Granier de Cassagnac）宣稱，這整個描述都是虛構的。同樣的故事，諾迪埃（Nodier）也講過，而他是個職業編造者；梯也爾（Thiers）也講過，但他並沒有給出任何權威性證據——任何人也都不可能發現這樣的證據。不過，據拉馬丁說，當時有一位教士坐在門外，等著給這些將死之人提供最後的宗教慰藉。50年之後，他仍然健在，拉馬丁找到了他，並記錄下了他的回憶。有一位老吉倫特黨人，叫蓬特庫朗（Pontécoulant），夏洛特·科爾黛曾要求他為自己辯護，最後他又成為第二帝國的元老院議員；他曾對他的朋友們說，拉馬丁講的是歷史真相，再現了他猶能記起的那個時代的真實情況。同樣，迪馬將軍也認可了梯也爾對8月10日的記錄。將軍是美洲獨立戰爭的老戰士，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是拿破崙信賴的手下，他撰寫過拿破崙的軍事史，留下過我們認為很有價值的回憶錄。不過，我還是懷疑，這些遺老太容易對這位機靈的作者表示滿意了，因為他讓他們回憶起了自己早年的生涯。拉馬丁的敘述中可能確實不乏真相，但總體來說，他筆下的那些吉倫特黨人是生活在文學作品中，而不是生活在歷史中的。而他關於國民議會的四卷本著作不過是純為書商而寫的，根本不值一評。 在這本吉倫特派史掀起的雷鳴般響聲漸漸消散之前，出現了兩本站在同樣立場寫作、但具有稍微持久價值的著作。路易·布朗基是個信奉社會主義的政客，他曾在1840年之後協助創建社會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的聯盟，正是這一聯盟推翻了君主制度，並使1848年6月的路障土崩瓦解。他被驅逐出國流亡之後，定居在倫敦，花了好幾年時間在倫敦博物館進行研究。對這段時間，他可一點都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幸，因為這裡正好有他要找的東西：它會給你一種鼓舞你進去的想法，因為有那麼多資料等著你去爬梳。克羅克（Croke）在輝格黨上台後搬出自己在海軍部的房子時，將自己收藏的有關大革命的1萬冊圖書賣給了該博物館。然而，收藏家的狂熱卻並沒有因為政府的更替或收入的減少而稍有改變。6年以後，克羅克又收藏了跟上次同樣多的文獻，這些也由該博物館的理事們買走。在去世之前，這位無可救藥的收藏家又收集到跟前兩批不相上下的文獻資料。最後，這三批文獻被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在倫敦博物館一個房間中，我們能看到500個書架，平均每個上面放120多本書籍，所有這些都是有關我們所關注的那個時代的文獻。除去複本，記錄革命蹤跡的文獻總數量在四五萬種。我相信，即使巴黎也沒有可與之媲美的收藏。當布朗基和托克維爾查閱利用這些資料時，已經有一半收藏進來了。克羅克所收藏的同一時期的手稿，在他去世的時候賣了50鎊，他們很快也成了中山（Middle Hill）著名的收藏品。 路易·布朗基因而得以在英國繼續進行其在本國開始的研究，最終寫出了12卷本的著作。它包括大量輔助性的細節和很多文獻參考資料，這使它能成為一本可供查閱的非常有用的著作。不過，本書極為豐富詳盡的材料和文采的力量，並不能彌補作者的理論和意圖所導致的沉悶乏味、強加於人的感覺。 一位有名的法國大人物曾對我說過，他的國家的國會一門心思壓制教育自由。我問他什麼東西使得他們反對自由主義，他回答說：「那是因為他們都是自由主義者。」路易·布朗基也帶有幾分這種混合心態。他所讚頌的正是這場大革命表現出的強制性的、反自由主義的一面。他希望建立的政府是能夠為了人民而做任何事情的政府，不能限制政府，不能阻止政府傷害少數。廣大群眾所遭受的苦難不幸，更多地源於財富的濫用，而不是權力的濫用。他們需要國家的保護，而不是防範國家。掌握在恰當的人手裡，也即掌握在代表全民的人手裡的權力，決不能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受到限制。因而，路易·布朗基是羅伯斯庇爾的崇拜者，為他大唱讚歌；寫到9月大屠殺時，他的語氣是歡欣的，他也命令我們想像一下聖巴托洛繆大屠殺。 米什萊（Jules Michelet）同一時期所寫的一本著作跟布朗基一樣為這場革命進行辯護，儘管沒有布朗基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激情，也沒有布朗基那種賣弄學問的研究，沒有布朗基那麼具體的意圖，而具有更為深刻的洞察力和更為站得住腳的看法。他在檔案館中的職位，使得他占有其他人所無法比擬的優勢。他失去自己的職位後，便定居到法國西部，開始研究旺代省起義。他毫不在意證據，他認為毫無價值的單純事實本身，對他的論點或他所描繪的圖景沒有多大用處。由於阿拉斯是教權主義者控制的城鎮，因此，他稱羅伯斯庇爾是個教士。因為在阿雅西奧（Ajaccio）有迦太基人的墳墓，所以，他說拿破崙是漢尼拔的老鄉。在他看來，歷史學有用的地方在於判斷，而不在於描述。如果我們聽任歷史事實的擺布，如果我們更多地考慮已做完的事情而不是它所提示的問題，那我們就會變成勝利和暴力的卑躬屈膝的同謀。歷史學是最後的審判，歷史學家被召來管理審理過程，改變刑罰，因為人民是一切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他們恍然大悟，意識到了他們的失誤和他們的能力，奮起報復過去的一切。歷史學也是一種補償。權力趨於暴虐，國民已經遭受了苦難不幸；而大革命則是正義的降臨，它是人類歷史中最關鍵的事件。米什萊宣稱，根據他的印象，經過這場革命，空洞無物的偶像已被打碎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屍走肉的國王們現了原形，被揭開了被單，被撕下了面具。他說，他不得不強忍著那麼強烈的憤怒、那麼多的憎惡之情，那麼多心如蛇蠍之人和那麼多國王；他寫作的過程中反覆接觸到的這種東西，似乎對他本人都會產生不利影響。他所想像的圖景中充滿了人類殘酷的痛苦不幸，而當他寫到那些沒有被折磨致死的受害者以狂暴的懲罰行動報復千年來所受的磨難時，他發自內心地為之狂熱歡呼。人民獲得理論上的權利，尚不及懲罰歷史上的錯誤更能激動他的心靈。對有些人竟然抗拒意識到自己巨大力量並奮起抗爭的人民，對這些傢伙，他決不輕言饒恕。源出於廣大群眾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源出於個人的一切都是壞的。人類，儘管對於自然是如此無知，卻依然能充當人類事務的公正的審判官。學識淵博之士從反思中得到的知識理應歸於無知無識之人，這更多地乃是由自然所啟示於我們的；權力之所以應歸於群眾，不是由於其人數較多，而是由於其本性善良。它們是正當的，此乃上天之安排，遭受它們傷害之人如果還記得舊時代，就不要怨天尤人。米什萊不能容忍有些人試圖在宗教中尋找這場革命之本質的做法。他曾比較過教會在處死人時犯人所受的痛苦，與革命的斷頭台瞬間落下賜給犯人的仁慈。他也更喜歡斷頭台掌握在丹東的手裡，而不喜歡其落入路易十四或托爾居厄馬達（Torquemada）之手。 所有這些，加上他對民眾的感受之深切理解、他的觀點之徹底性及他那給人強烈印象的語言，使他成為民主派歷史學家的典範。我們經常讀到這樣的情節，某人之所以發生了變化，僅僅由於某本書偶然落入他們之手，或者如有人所說的，因為他們落入某本書的控制之中。這可並不總是一種令人欣喜的偶然事件；我們會覺得，如果他們仔細地研究過約翰·盧伯克爵士的《好書名單》（Sir John Lubbock，List of Best Books ），或者，研究一下我更喜歡提到的聖赫勒拿島 (4) 的圖書館，其中所有的藏書，都是能夠滿足最能幹的人在其心智完全成熟時之需、並適合其利用的書籍，那麼，他們或許就會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在這些書中，在有關大革命的書架上，也許有兩本書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能夠改變讀者的生活，在讀者的生命歷程中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事件，其中一本是泰納的書，另一本就是米什萊這本。 革命黨人的第四本書是維堯姆（Villiaumé）的著作，幾乎與上述作品同時完成。拉馬丁崇拜韋尼奧，路易·布朗基崇拜羅伯斯庇爾，米什萊崇拜丹東，維堯姆更進一步，崇拜馬拉。他跟革命英雄中倖存下來的家庭生活了很長時間，他說，他吸到了那個已經滅絕的傳統的最後一口氣。他也從夏多布里昂那裡收集到他回憶起來的很多東西；雙目失明的蒂埃里，讓人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 比謝（Buchez）的28卷著作中關於馬拉的部分是由維堯姆撰寫的，並贏得了阿爾貝蒂娜·馬拉（Albertine Marat）的讚許。在大革命的文獻中，最珍貴稀少的東西是馬拉辦的報紙。它經常是在隱蔽的地方在艱難的處境下印刷的，因而很難找到。幾年前，連巴黎圖書館都沒有一套完整的報紙。一位書商告訴我，它曾經將一全套報紙以240鎊賣給一位英國政治人物。馬拉自己的那一套上面有他親筆校對的字跡，還有其他一些材料，保存在馬拉的妹妹手中。1835年，她將其轉讓給維堯姆。他在完成他的著作後，1859年，將其以80鎊的價格出售給收藏家索拉爾（Solar）。後來，拿破崙親王擁有了它；最後，它輾轉流入一座蘇格蘭古城堡，我很幸運地在那裡查閱過它。 *　*　* 在法國，在政治事件的影響下，傾心革命的歷史學家大行其道，保守派則難以與其爭鋒，最初也沒有一本站在保守立場的革命史著作成功過。熱努德（Genoude）長年擔任主要的保王派報紙的編輯，通過這份報紙，他開啟了政治思想的一個新階段。當波旁王族由於其死不悔改的絕對君主主義惡名而被趕下台之時，正統主義者發現，在人們心目中，他們只願意給予人民某種勉強的慷慨和受到限制的投票權，他們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於是，在他的報紙《法蘭西時報》（the Gazette de France ）上，熱努德立刻採納了完全相反的政策，並壓倒了自由主義的奧爾良分子。他論證說，王位不應該好像一個人占有他的地產似的，僅根據繼承的正當性而被占有，而只能以其表達法國人民的意志而獲得其正當性。因而，他提出，王位之正當性要訴諸國民，他堅持人民主權，堅持最廣泛的普選權。當他的朋友庫爾默南（Courmenin）起草1848年憲法之時，正是熱努德說服他採納了新的普選制原則，大革命時期還沒人提到這一點呢。失去妻子之後，他被授予聖職。有一天，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會終結的，不是經由一位軍事家，也不是經由一位雄辯家，而是經由一位紅衣主教。他為人們還記得黎世留而舉杯慶賀。 藉助民主制復辟正統王朝的想法——他借鑑自博林布魯克，1873年的時候，這種設想差點變成現實——使熱努德那本關於大革命的著作得到補救並具有原創性。當然，你們可能不大喜歡看這部著作。塔列朗的回憶錄出版後，大多數人才第一次知道，他曾深夜趕到國王那裡表示願意為他效力，並使國王在國民議會中占據上風。回憶錄編輯將這件事放在7月中旬。似乎無人注意到，其實，熱努德已經講過這個故事了，而且他也把這場午夜發生的權力討價還價過程放在正確的日期，一個月前。 阿梅代·加布爾（Amédée Gabourd）的歷史敘述則是一本好得多的書，也許是保王派所寫的最好的著作。加布爾以前曾寫過一本法國史，關於19世紀寫過很多卷書。他沒有故作研究狀，因而對於初步地了解各個國家和各種事件很便利。他寫得很認真，很有靈性，對他人的研究也很熟悉，他的著作勝過查爾斯·奈特的《通俗英國史》（Charles Knight, Popular History of England ）。實際上，我認識的一些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也有經常引用其著作的習慣。他曾說——這話很有道理——沒有任何一位作者在追索真理和正義的過程中比他更真誠，也沒有人能比他更仔細地避免不受黨派原則和社會成見的影響。由於他是一位憲政主義者，因此，二月革命意味著他希望永遠維持下去、並一直主宰這個世界的那種體制的毀滅。但他仍然忠誠於自己的原則，他寫道：「我會熱愛人民，我會讚美國王；我對來自上面的暴君與來自下面的暴君，會作出相同的裁判。我並不是那種要在自由與宗教中間設置一道深淵的人，仿佛上帝不接受發自內心的崇拜，而只接受卑躬屈膝的心靈。我不會對抗我所描述的這些歷史事件導致的結果，我也不會否認以如此巨大的痛苦為代價才換來的東西之好處。」 *　*　* 在所有人中，教條主義者在理解大革命並對其作出正確的判斷方面，占有最為有利的位置。他們既不偏愛古老的君主政體，也不特別熱愛共和制；他們平靜地接受結果，而不問其動機。他們為理性的統治而喜悅，但他們也要求君主權力應當受到恰當的限制，要求根據政教協定確立教會的地位，為的是保持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讓習俗發揮影響。他們是這個國家的政治人物中學問最淵博的人，但跟皮爾派保守黨人 (5) 一樣，他們是沒有追隨者的領袖，有人曾這樣形容他們，他們只有四個人，卻假裝有五個，試圖借人數嚇唬人。他們中間最偉大的人物是基佐，晚年曾為他的孫子編過一本法國史。這本書沒有完稿，但其中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部分由他的家人編輯出版，這是他畢生都在思考的題目。不過，作為一位祖父編寫的傳奇故事，不能算是他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正經的研究成果，跟尼埃布爾（Niebuhr）性質相似、水平相當的那些講座一樣，這本書大體上只是反映了一位偉大人士的零散看法而已，我們只能為無法看到反映他真實水平的著作而扼腕嘆息。 我們要談的教條主義歷史學家不是基佐，而是巴朗特（Barante）。他具有他的朋友們所具有的聲譽和尊嚴，具有他們的著作所具有的博學，也跟他們一樣有公共事務的經驗；他關於勃艮第（Burgundy）歷代公爵的著作受到了讚譽；不過，儘管那些研究有可取之處，但還比較幼稚。他早年曾協助羅舍雅居厄蘭夫人撰寫她的回憶錄。他寫的革命第一年間內政大臣聖普里厄斯特（Saint Priest）的短篇傳記極其公道，其記述也極為權威。1848年後，他出版了9卷本關於國民公會和督政府的歷史著作。與他的同仁一樣，巴朗特一直認為最初的革命精神正是法國各項制度之本。然而，1848年的革命運動卻拂逆這些理論家的意願，衝擊著他們的君主政體和他們的政府。於是，他們逐漸發展出保守主義的因素，此後，這種因素在他們的著作中一直比較強烈。 在那個時代，蒙塔朗貝爾（Montalembert）取代了基佐在法蘭西學院（the Academy）的位置，並有機會發起攻擊。照他的說法，他不是要攻擊1793年，而是要攻擊1789年。他說，基佐，這位流芳百世的人物中最能言善辯者，對此卻未置一詞。考慮到這一點，為了抵制雅各賓派觀念之死而復生及雅各賓派人物重又招搖過市，他寫出了自己的著作。這是一個令人敬佩的決定，因為潮流已經明顯地轉向了另一邊；然而，這本書儘管出自這樣的人物之手，卻仍令人失望。寫到對國王的審判時，他完全忽略了對方的看法，仿佛歷史學家可以手持辯護狀充當辯護律師一樣。好在就在此時，海因里希·馮·絮貝爾（Heinrich von Sybel）脫穎而出，一位更為卓越的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出現了。 *　*　* 大約在50年代中期，當絮貝爾早年著作出版之時，托克維爾也在法國開始進入更為深入的研究 (6) 。正是他第一個確切地證明了，甚至是他第一個發現了，這場大革命並不完全是個斷裂、逆轉，一個令人驚奇的新生事物，相反，它不過是舊的君主政體時代就已經開始形成的趨勢的一個發展而已。他在這場大革命與法國的過去之間看到了非常密切的關聯，他相信，在路易十六登基之初，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相信，這場革命運動的成功和失敗都源於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因素。人們對政治自由的渴望是真誠的，但其中摻進了雜質。這種追求與其他目標交叉在一起，並受到其他目標的妨礙。次要的、從屬性的自由權利妨礙了人們獲得最重要的目標：自我治理。因為托克維爾是一位最純正的自由主義者，而且，只是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任何其他主義者，因此，他對民主及與其相關的平等、集權和功利主義，均表示深刻的懷疑。在所有的作者中，他被人們最普遍地接受。他總是極為明智，總是完全正確，就跟亞里士多德一樣。他的知識是沒有任何缺陷的。不過，他的知識也是有限的、受到了制約。他對政治文獻與歷史的了解，要強於對政治生活的了解；他那些新穎別致的見解，並沒有多少原創性，他並沒有激發出人們靈光的閃現，也沒有提出發人深思的暗示。 兩年以後，即1858年，有一本著作出版了，比起托克維爾的著作來，它並不算新穎，也不那麼精緻，但對於每位研究政治學的人士來說，卻更具有啟發性。迪韋吉葉·德·奧朗納（Duvergier de Hauranne）具有長期公共生活的經驗。他還記得有一天，居維葉（Cuvier）穿著黑色絲絨套服跳上主席台開始講話，完全是一位傑出演說家的風範，他使選舉法獲得了通過，這就是1817年的改革法案。奧朗納曾經與教條主義者爭論過，他領導了針對基佐的批評，他是梯也爾賴以護持王位的三人中之一，當時，國王乘坐一輛輕便兩輪馬車出走，把整個王朝託付於他。他晚年致力於研究法國議會史，寫到1830年就已經有了10卷，其中包含著比我在查閱文獻時所知道的任何作者都要深刻的思想和更鮮明的政治科學色彩。他分析了每次憲法辯論，並提供了大量可信的歷史細節。他也非常熟悉各個時期的宣傳小冊子和重要文章。他家中的藏書並不是很多，但他不允許一個聰穎的想法或一個堅實的論點逃過自己的注意。復辟時期爆發了所有時代都爭論得最為激烈的討論，理性與習俗之間的衝突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展開。那個時代的問題不是兩者中間哪一個應該獲勝的問題，而是兩者如何協調的問題，理性的思考與國民的生活是否可以取得協調的問題。在第一卷中，他概述了大革命，追溯了法國每屆政府之演進、變化，從西哀士脫穎而出，一直到拿破崙登基。 拉布萊（Laboulaye）同樣是一位有才能、有分寸感的人，他擔任大臣時，沃丁頓（Waddington）就曾說他是托克維爾真正的後繼者。與托克維爾一樣，他的思想中浸透著美國的觀念。同樣跟托克維爾一樣，他相信，革命時期的集權遺產是建立自由制度的主要障礙。他用薄薄3卷書描寫了美國的歷史，這是對他在班克羅夫特和伊利德雷特（Ilildreth）所學到的東西作出的一個極具悟性的抽象概括。他的文筆極為流暢，條理分明，他從來沒有用搪塞撒謊的詭辯來玷污自己的勸告。因而，如果我們要學習歷史，沒有比讀他的著作更方便、也更易於接受的了。他關於大革命早期歷史的講稿在一本評論雜誌上連載發表，我相信，它們一直沒有結集出版。拉布萊既是個政治家，也是個學者，他總是非常了解他所研究的題目，要說入門的指南，我們不可能找到比他那些沒有講完的課程更有助益的了。 *　*　* 卡萊爾（Carlyle）的著作記錄了英國王位之爭事件。50年後，我們仍要依靠他來了解克倫威爾。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書中，他給我們提供了英語文獻中最令人注目的歷史學思考。但在他開始撰寫他最著名的著作之時，研究的奇蹟還沒有降臨到他頭上。在大英博物館，他被一位無禮的傢伙嚇壞了，那傢伙曾在閱覽室中一個勁打噴嚏。由於法語小冊子還沒有分類編目，於是他請求讓他自己人庫仔細翻檢，自己從書架上去選要看的書。結果，他抱怨說，這一條只適用於德高望重的官員，他則遭到拒絕。帕尼齊（Panizzi）對於卡萊爾將自己說成一位高官而大為光火。他宣稱，他決不會允許一位不知名的文人到他的圖書館中亂翻。最後，一位私人收藏家的普普通通的收藏品滿足了他的要求。不過，這本書鮮明生動的描寫，交織著精妙與荒唐，使得某些不喜歡這本書的人忘卻了我們的先輩們——從奴役時代（thraldom）到柏克——所撰寫的著作中同樣存在的判斷之有失倉促和事實考證之貧乏。它們依然是那種令人失望的雷雨雲，雷聲大而閃電少。 *　*　* 我們的知識是否進步了，要看歷史手冊和學校的課本是不是有所改進。有三本這樣的書必須在此提一下。本世紀中葉，任教於軍事學院的拉瓦萊（Lavallée）為學生們寫了本法國史。他引用拿破崙的話說，法國的歷史只能寫4卷，或者必須寫100卷，而他傾向於寫4卷。在整整一代人中間，他的這本書都是同類著作中最出色的。他曾任教於聖西爾——這裡曾經是最著名的女校，晚年的拉辛曾以這裡為背景寫過一齣悲劇。他用多年時間為德·曼特農（de Maintenon）夫人的著作作注，並發現了她那些曾被人篡改過的書信。他關於革命的論述收入第四卷，共有230頁。卡爾諾曾編寫過一個篇幅適中的縮寫本。這個卡爾諾是後來擔任議長的卡爾諾的父親，是那位曾經組織過戰爭的卡爾諾的兒子，他在1815年曾向拿破崙提出一個令人難忘的建議：如果他對英國發動猛攻，他將會看到，英國人會驚慌失措，措手不及。他是一位好戰的共和派人士，曾編寫過他父親的回憶錄，格雷古瓦及巴雷爾的回憶錄，奧拉爾先生（M. Aulard）抱著對一位同派教友的同情而稱讚過他的著作，說這是目前所見的最出色的描述。但另外一些健全的共和派人士則更喜歡亨利·馬爾坦（Henri Martin）在其法國通史中的相關描寫。不過，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達雷斯特（Dareste）的7卷本法國史要比上面那幾本書好得多；不過，這樣我們得進行挑選、甄別了，這可是我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們已經看到，不管是哪一派，都寫過很多出色的著作，都有兩三本相當精彩。也有少數幾位富有洞察力、並保持公正的人士，他們在各派之間走出了一條狹窄的小徑：托克維爾關於革命的起源的分析，德羅茲和拉布萊關於1789年那個重大時期的描述，迪韋吉埃·德·奧朗納的政治思想，達雷斯特對於戰爭與和平時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提綱挈領。這些加起來也就不到5卷，還不到梯也爾或米什萊單本書的篇幅，還沒有路易·布朗基那本書的一半篇幅。我們可以很輕鬆地將其通讀一遍，我們將會發現，他們將所有的事情都清晰地呈現到我們面前。我們可以信賴他們，我們似乎沒有什麼需要研究的了。但如果我們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同意他們的看法，將自己局限於這些引導我們走上中道的人士，那我們的見識就不夠健全，我們就永遠無法理解其他人士的力量之所在。任何人，如果不讀米什萊的著作，是不可能知道大革命的壯麗的；如果不讀泰納的著作，則不可能知道大革命之恐怖。不過，我要把最好的東西留到最後，下周再來談談泰納，及兩三本可以跟泰納一較高下的著述。 *　*　* 在看過這麼多站在黨派立場上撰寫的、別有意圖的著作之後，明察事理的人士當可對於這場革命的善惡對錯作出某種合情合理的判斷。由迪韋吉埃·德·奧朗納這樣的立憲君主主義者所提出的觀點，由托克維爾、拉布萊等在固守門戶之見的保王派和共和派之間保持同等距離的人士所提出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可在那些明智的民主派人士那裡能夠看到，尤其是在朗弗雷（Lanfrey）的著作和基內（Quinet）關於大革命時期傑出人物的兩本著作中可以看到。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即第二帝國時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當得起歷史學之名。尤其是因為無法去查閱檔案，人們也不想付出巨大的努力進行認真的研究。第一位根據巴黎革命委員會的文件寫出原創性著作的人是莫爾蒂梅·泰諾克斯（Mortimer Ternaux），他的探討恐怖統治的八卷本著作於1862年至1880年間陸續出版。他所揭示的真相是如此地確鑿不易，以至於絮貝爾不得不據此改寫自己關於9月間發生的事件描述。 我說過，關於大革命的真正研究始於托克維爾和泰諾可斯，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從他們開始，才利用真實的、官方的資料來進行研究。當然，回憶錄很多，可能有一百多部。但回憶錄不能提供歷史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只能通過考證的手段來獲得，而如果沒有當時的官方文件，是沒有辦法進行考證或驗證的。一直到本世紀中葉，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始終相當少見。而到了1851年初夏，兩份重要的文獻幾乎同時面世。 第一件是馬萊·迪潘（Mallet du Pan）的回憶錄，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不偏不倚而富有洞察力的觀察家。泰納曾說，除了文風上的天分之外，他跟柏克可以相提並論，而且他也跟柏克一樣，倒向了另一邊。 隨後，米拉波與宮廷的秘密通信被披露出來。作為民眾的領導人卻收取國王的金錢，他撒謊欺世，兩面討好，這件事，人們早就知道了。至少有20個人保守著這個秘密。有一個人在匆匆離開巴黎時，把一份文件遺漏在他的房間中，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在國王的那個鐵箱中也裝了一些文件，其中可以找到明顯的證據。有一位大臣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過這件事，其中一封信曾在1827年被人發表。拉馬克在臨死之前向蒙蒂尼展示過這些文件，蒙蒂尼在其論述米拉波的著作中談到過這些信件。德羅茲在1842年寫作其著作時也從馬盧埃那裡了解到主要事實。在我們看來，共和派人士的興趣不在於揭露大家已知道的事情，而在於揭露米拉波在臨死前所奉行的那些居心叵測的、巧妙的政策之細節，以揭露他試圖拯救國王和那部憲法的計劃。在革命黨人看來，在當事人死後揭露這樣嚴重的變節行為，就相當於一位僧侶在臨死之時獲得了聖人聲譽、在葬禮上卻掀開裹屍布站起來，向其教友公然承認，他一直就是個無恥的偽君子。 不過，私人文件始終不能彌補無法使用公共檔案的缺憾；一直到1865年，政府、外交和戰爭的秘密，幾乎原封不動地被保守著。他們被挖掘出來的方式，是革命史研究中最離奇古怪的事情。它是手跡熱和收藏熱的結果。從1822年到1850年，這28年間，巴黎通過拍賣共售出7萬件手跡。而從復辟那天起，人們最熱衷於索求、最引以為榮的，莫過於王后的手跡。巴黎保王派的上流社會將她視為一位威嚴、具有英雄氣質而又無辜的受難者，而將君主制的毀滅歸咎於她那些情操高尚的顧問們的疏忽。盜取那些蓋有她的印鑑的信件，成了一門有利可圖的職業，有些富人專門收集這些東西。王后寫於1784年的一封信，1850年的售價是52法郎，到1857年，則以107法郎售出，1861年，更上漲到150法郎。1844年，有一封信以200法郎被人買走，還有一封賣了350法郎。一封致德·朗巴勒親王夫人（the Princess de Lamballe）的信，1860年的售價是700法郎，1865年漲到760法郎，而此時，人們對其是否屬於真跡開始表示懷疑。流人市場的王后寫給德·朗巴勒夫人的總共41封信，沒有一封是真跡。如果只是偷來的信件，還比較值錢，這總比造假更加有利可圖，因為如果開始造假，供應就沒有什麼限制了。 王后活著時就知道，仇視她的流亡者在模仿她的手跡。1801年，在朗巴勒夫人所寫的一本極為珍貴的回憶錄中印出了三封這樣的信件。從1822年起，這些假冒信件就開始流入市場。模仿手藝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人們很難辨清真偽，公眾由於貪得無厭而輕易受騙上當。在德國，有一個人模仿席勒筆跡達到了完美的地步，以至於席勒女兒一見到他們造出的信件，也會出手收購。在巴黎，這種邪惡的生意大約在1839年活躍起來。 1861年3月15日，一位仿冒高手貝特伯代（Betbeder）發出一份挑戰書，他將利用紙、墨水、手跡或文章，模仿出一個根本辨不出真偽的作品來。這次試驗當著專家的面進行，1864年4月，專家們宣布，他的仿作與真跡根本無法區分出來。這個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數學家，他的名字叫夏斯勒斯（Chasles），他對幾何學的歷史很感興趣，也熱衷於為法國爭取榮譽。一位聰明的家譜學家看出發財的機會來了，他造出一些信件，從這些信件上看，其實法國人在牛頓之前就提出了牛頓的幾大發現，但他們沒有名氣，所以榮譽就被牛頓搶走了。夏斯勒斯收購了這些信件：為了愛國，他是不在乎金錢的。他一次一次地收購了那位江湖騙子弗朗·呂卡斯（Vram Lucas）假造的所有信件。他把他收購的這些文件提交給學會（the Institute），學院宣布，這些信件是真跡。這些所謂的真跡，有亞歷山大寫給亞里士多德的，有凱撒寫給韋辛熱托里克斯 (7) 的，有拉薩路 (8) 寫給聖彼得 (9) 的，有抹大拉的馬利亞 (10) 寫給拉薩路的。造假者的想像力簡直是自由馳騁，他竟然製造了一篇畢達哥拉斯的手跡，其中畢達哥拉斯竟然能寫出一手糟糕的法文。最後，有一些不喜歡夏斯勒斯的博學之士才讓他弄明白，他被人騙了。當真相大白、犯罪分子被投入監獄之時，他已經拿著這些東西炫耀了七年，花了幾千鎊，創造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有2萬7千件贗品的市場。 就在這些神秘的偽造品市場興旺發達之時，於諾爾斯坦（Hunolstein）伯爵花3400鎊從一位巴黎經紀人手中購買了瑪麗·安托瓦內特的148封信件，並於1864年6月將其出版。拿破崙三世和皇后厄歐仁尼（Euégnie）也附庸風雅，對這位不幸的王后的遺物表現出濃厚興趣，因為他們所奉行的政策旨在安撫義大利革命所冒犯的那些正統主義者；湊巧，他們宮廷中一位高級官員福伊勒特·德·孔舍茲（Feuillet de Conches）先生也又有同樣嗜好。早在1830年，他就在購進這些東西了，他從熱月黨人庫爾托瓦斯（Courtois）手裡搞到了很多，這位庫爾托瓦斯曾掌管過羅伯斯庇爾的文件。瓦克斯穆特（Wachsmuth）曾於1840年到巴黎進行其歷史研究，他在一本德語雜誌中就福伊勒特的收藏品的價值作過報道；1843年，他被形容為法國手跡（autographophiles）收藏第一大家，這個詞可不是我杜撰的。眾所周知，他準備寫一本有關國王一家的作品。他走遍整個歐洲，在很多地方都被允許鑑定那些嚴密保護的手稿和摹本。他的第一卷書在於諾爾斯坦的書出版兩月之後面世，第二卷於9月份出版。在這年夏天和秋天，保王主義最為時髦。有24封信被這兩本書同時收入，但兩處的文字卻不完全吻合，於是，人們開始提出質疑。 能夠解開人們心中疑團的人只有阿爾內特（Arneth），他當時是維也納檔案館副館長，他曾被人邀請撰寫了瑪麗亞·特雷薩的偉大歷史，使他一舉成名。由於瑪麗·安托瓦內特寫給她母親和家人的信被很好地保存著，就在他的照管之下。就在這年年底前，阿爾內特出示了王后寫給女皇的那些信中的那些句子；結果人們立刻就發現，巴黎出版的書中印刷出來的那些信件上的詞句，跟阿爾納特出示的完全不同。 由此引發了一場情緒激動的爭論，最後人們確定，於諾爾斯坦版本中的大多數、福伊勒特版本中的一部分，都出自一位造假高手之手。有傳言說，那位經紀人夏拉瓦伊（Charavay）出售給於諾爾斯坦的所謂真跡，其實就來自福伊勒特。是聖伯弗（Sainte Beuve）最先上的當，並曾讚嘆不已。從那之後，他憤怒地與自己的熟人翻了臉，並發表了讓他上當的那封信。福伊勒特更為小心翼翼了，因此，他的後四卷書中充滿了極具價值的材料；他所收藏的拿破崙的難以辨認的手跡賣了1250鎊，現在收藏在迪爾當（The Durdans）。 就這樣，一位最為厚顏無恥的竊賊的欺詐行為，導致帝國檔案對公眾開放，而大革命的真實記錄就存放於此。由於皇帝——約瑟夫和利奧波德——是王后的兄弟；她的妹妹又是低地國家的攝政，她的家族派來的大使甚得她的信賴，那場導致了大戰的諸多事件及先後在克雷法伊特、科布爾格公爵和查爾斯大公領導下進行的戰爭本身，可以、並且只能在這裡搞清。檔案一旦開放，阿爾內特就不會輕易讓其大門對學者們再度關上了。他本人發表了很多資料，他也鼓勵他的老鄉們前來仔細研究他的寶藏，他也歡迎、並一直歡迎柏林的學者。由於那些招搖撞騙的法國人的欺詐行為而得以被披露的這三四十卷奧地利檔案，構成我們研究大革命時期及大革命之前法國國內外歷史的最權威資料。 法國外交部不容易打交道。兩位最精明幹練的外交官巴泰米爾和塔列朗的文件都已經公開了，已經公開的還有費桑、莫利、沃德勒伊（Vaudreuil）等諸多流亡者的文件；幾位國會代表寫給其選民的信正在編輯出版。 在外交官中，僅次於奧地利大使的最有價值的人是美國大使、威尼斯大使，還有瑞士大使，這位瑞士大使是內克爾那位有先見之明的妹妹的丈夫。從1865年到1885年或1890年間發生的這一文獻格局的變化，除了促使我們重新關注國際事務之外，也在相當大程度上降低了回憶錄的價值，而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看法正是建立在回憶錄之上的。因為回憶錄是事後為世人而寫，因而其中不乏事後諸葛亮，自我辯解，工於心計，有意欺騙。信件則是當時所寫，是誠實的，因而它們能使我們驗證回憶錄的真實性。一個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發現，很多回憶錄不是本人所寫，或者不是由書上標明的作者所寫。聲稱為哈爾當貝（Hardenberg）親王之回憶錄的書，其實出自兩位見多識廣的文人博尚（Beauchamp）和達盧維勒（d'Allouville）的手筆。博尚也寫過號稱是福基（Foucki）回憶錄的東西。羅伯斯庇爾的回憶錄是雷伯德（Reybaud）所寫，巴拉斯的回憶錄是盧瑟蘭（Rousselin）所寫。羅舍（Roche）寫過勒瓦瑟爾德·拉·薩爾特（Levasseur de la Sarthe）的回憶錄，拉菲特（Lafitte）寫了弗勒里的回憶錄。國王信任的貼身男僕克雷里（Cléry）留下過一本日記，這本日記被人發現，有人據此編成了假冒他的回憶錄。連劊子手桑松（Sanson）都有六卷本的回憶錄，這當然是假冒的。 當韋伯的回憶錄在博杜安（Baudoin）長長的文集中被再版時，韋伯本人提出了抗議，並提起了訴訟。被告卻否認他的指控，並出示證據證明，頭三章是由拉里·托朗達爾所寫。不過，我們不，能因為書名上所寫的那個人名並不是真正的作者，就斷定它們一定沒有價值。名副其實的作者也未必就靠得住。馬盧埃是歷史上罕見的那種人，我們對他了解得越深入，越是對他肅然起敬。日內瓦的迪蒙特（Dumont）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是米拉波信賴的人，並且經常是他的贊助人。但這兩人都誤導了後人，因為他們的回憶錄很晚才動筆寫，他們的記憶難免出錯。迪穆里埃在回憶錄中為自己的失誤百般辯解，塔列朗則對自己在復辟時期的不光彩行為蒙上了一層相當漂亮的帷幕。內克爾的家人總是讓人惱怒，因為他們總是把日期搞錯。孔龐夫人則希望恢復自己的地位，她的地位是由於帝國的垮台而被埋葬的。因此，有些曾經看到過她的回憶錄手稿的人證實，那些被刪除的段落都對王后頗有微詞；由於同樣的原因，在費桑的通信集中有些段落被刪除了，代之以一些令人生疑的星（*）號。弗里埃勒斯（Ferrières）一直被公認為最值得信賴的見證人，正是他對別人講，議員們在網球場宣誓後正在舉行第一次會議，卻被王室趕了出來，以便讓達爾托瓦伯爵進行一場比賽。然而，現在，從最近出版的一位議員的信件中我們發現，這個表明國王傲慢無禮的故事，根本就是編造的。事實的真相是，教士們通知議員們，他們馬上就要到了，大家覺得在這樣的場合讓神職人員在一個網球場上列隊前進有點不相稱，於是，議員們決定將會場改到旁邊的一個教堂。 蒙洛西耶曾被柏克稱為具有榮譽感和騎士精神的人，他告訴我們說，他從奧韋納（Auvergne）來的同伴在一場決鬥中幾乎被人殺死，並在自己的床上躺了三個月。這個受傷者的老鄉比奧扎（Biauzat）則在寫給家鄉的信中說，他僅有10天缺席了國民議會的會議。然而，事情的真相是，這個弄傷了受傷者的手的對頭，正是蒙洛西耶本人。 羅蘭夫人在獄中所撰寫的東西，只是對子孫後代的呼籲，而非一本深思熟慮的著作，也沒有揭示她生活中的秘密。它於1863年出版，這時候，有三四封信出現在拍賣會上，不久後，人們在一家蔬菜水果商店的廢棄物中發現了一幅小畫像——上面還寫了點什麼。那些信件都是羅蘭夫人所寫，比佐曾在出逃、自殺時將其送到一個安全地方，而那幅小畫像則是她的畫像，逃亡時他曾隨身攜帶。 海軍部長貝特朗（Bertrand）曾說，王后曾寫信給皇帝，告訴他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救他們。他發表了皇帝的回信。有一百年時間，人們都以為那封信是利奧波德皇帝的意圖之真實反映。那份文件確實是信使帶回來的，但並非皇帝所寫。真正的回信被阿爾內特發現了，並由倫茲（Lenz）教授於兩年前向柏林一_批幸運的學生講授大革命課程時予以發表，其文本大大不同於誤導了所有歷史學家的那封假信。絮貝爾將其插入自己的評論中，並重新發表了倫茲的文章，而這篇文章推翻了他自己的著作的根本結構。 德·布伊萊侯爵在1797年寫出自己的回憶錄，把自己對瓦朗納斯逃亡失敗應承擔的責任摘了個一乾二淨。而保存在費桑文件中的來往書信則顯示，他在回憶錄中的說法是不真實的。他曾說，他希望國王公開離開，就像米拉波所建議的那樣；他又說，他曾建議走經過蘭斯的那條路線，但國王卻拒絕了；他曾反對走那條軍用驛道，這條路線最終導致了災難。而那些信件卻證明，他建議的正好就是秘密動身，走瓦朗納斯那條路，並由騎兵護送。 *　*　* 我正在描述的這個時期的總體特徵是，回憶錄聲名狼藉，而我們已從那些依賴回憶錄的學者那裡解放了出來。這個階段代表性的歷史學家有三位，絮貝爾、泰納和索勒爾（Sorel）。他們超越了他們的前輩，因為他們可以查閱更多的私人和外交來往信函。但他們也達不到後來者的水平，因為他們缺乏官方的信息。 絮貝爾 (11) 是蘭克（Ranke）的學生，他在研究自己並不喜歡的中世紀史時，就已經知道了怎樣徹底清除傳奇故事、虛構的故事和謊言，並嚴格依據確鑿證據再現歷史。他早年曾研究過隱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的故事及其對十字軍的影響，而正是這樣的技巧，使他得以揭穿，王后信件乃是偽造的。他確實是一位一絲不苟的批評家，他根本就不讀那部虛構的哈爾登堡回憶錄，儘管其中包含著很可靠的材料。他完全秉承那個學派所堅持的非精神的（unsipiritual）的氣質，對於歷史學的唯物主義和宗教基礎，他表示同樣的擔心。他堅持要讓歷史敘述合乎歷史事實本身。他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其操縱者，他是一位適應時代的才智非凡之士，他是最早一批從研究文本轉向研究現代歷史及其熱門話題的人士。就學問與深奧的研究而言，他完全可以媲美於那些被稱為學者和批評家的人，而毫不遜色；但他的趣味卻使他選擇了另一種職業生涯。他這樣形容自己：他身上的四分之三屬於政治家，只有剩下的那可憐的部分使他成為教授。絮貝爾是通過柏克關於法國和愛爾蘭政策的論述而開始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他堅定地堅持下面的理論：人應當按照血統進行治理，歷史上的國民必然會戰勝現實存在的國民，我們不可能與我們的祖先割斷聯繫。因此，在他看來，普魯士的自然發展過程才是比較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企圖按照自己的想法構造自己的民族的狀況與此恰成對照。不管是他的政治理論還是民族性剖析，都使他對法國人沒有好感。所以，毫不奇怪，他在法國也普遍地不受重視。他對高高在上的巴黎敬而遠之，他更重視1789年發生在中歐的大衝突，及其給整個世界帶來的麻煩。法國權力的分配狀況對他的觸動遠不及歐洲權力格局的變動，他認為政府形態的變化沒有國界線的變化重要。他把羅伯斯庇爾的垮台形容為瓜分波蘭過程中的一個插曲。他竭力要把大革命置於國際關係變動的框架中。 有人為了貶低尼埃布爾等歷史學家，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你去問一個德國人要一隻黑色大衣，他會給你一隻白羊，讓你自己等著它變成你要的衣服。絮貝爾屬於上年紀的一代，他可以寫得非常精彩，但卻很沉重，一點都不輕靈鮮活。他的第一卷出版於1853年，先於托克維爾那本著作幾年，兩者中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以至於有人提出，他可能讀到過托克維爾早先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由約翰·密爾翻譯、發表在《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 ）上。不過，絮貝爾曾親口向我保證，他從來沒有讀到過那篇文章。他曾經查閱過重要文件，在他成為一個大名人之後，什麼東西他都可以查閱得到。在外交問題上，他比所有其他學者都先知先覺，只有索雷爾（Sorel） (12) 是個例外。他曾經是反對派領袖，在普魯士被稱為自由主義者，後來他倒向了俾斯麥，並撰寫了俾斯麥推動新日耳曼帝國成長的歷史，直到皇帝將他從檔案館趕走。而在他活躍的那些年月，他一直擔任檔案館館長。不算他為了充實和辯護而寫的大量論文，他寫了5本著作，它們構成了一個連續的歷史記錄。由於不斷地修訂，所以一直寫到1880年的某一天。它們一度占據著第一的位置。在不斷修訂出版的各版中，一經發現錯誤，就立刻予以更正；不過，即使在第四版中，穆尼埃仍被說成是來自普羅旺斯議員，儘管眾所周知，他是多菲納省議員。由於絮貝爾既不喜歡梯也爾，也不喜歡西哀士，所以他聲稱，將1799年憲法比作英國憲法是荒唐的，因為梯也爾一直在這樣說。梯也爾認為，那部憲法是執政府和帝國時代最有思想的一部憲法，並認為西哀士的傑作已達到英國的水平。在提及這一點的那一頁中，絮貝爾則認為，這是過甚其詞了。絮貝爾說，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作為經驗和不斷地調適之產物的政府，要優越於根據政治邏輯人為地構造出來的政府。 絮貝爾的看法是：大革命走向錯誤是非常自然的，新秩序並不比舊秩序好，因為它源於舊制度，是從貧瘠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由那些在舊制度腐爛過程中培植出來的人所操縱的。他利用法國大革命展示了保守而開明的德國的優越性。他並沒有說過什麼青睞普魯士的話，因為普魯士通過一種不光彩的和平而圓滿地結束了一場不光彩的戰爭。他是通過羅列法國民眾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的愚蠢和邪惡而取得上述效果的。即使他的著作存在種種缺陷，也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他的一位同胞曾聽過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邦克爾山演說，這個人曾這樣形容這篇演說：每個單詞都值一鎊錢。我們幾乎可以用這句話來形容絮貝爾的歷史著作，不是由於其語言的力量或思想的深度，而是由於他極度的認真：每個段落都經過深思熟慮，每個證據都經過了考證。這位作者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趕上並超過了泰納的法國國內史和索雷爾的外交史。 泰納 (13) 是在黑格爾和孔德的思想體系中接受的訓練。他的基本觀點是，不承認自由意志，物質力量絕對主宰著人類的生活。在他看來，竭力按照自己的意圖和方案塑造未來，而不是讓過去塑造未來，這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從創世的次日重新開始，把個人從群眾中解放出來，將活著的人從死去的人中解放出來，所有這些想法都背離了自然規律。人要由他周圍的環境、他的祖先、他的民族所教化、所培育，也必須適應它們。在泰納看來，大革命所發現、並使之浮現的自然的人，是某種邪惡的、破壞成性的野蠻人，他們是不能容忍的；必須抓住那些年輕人，對其進行持之以恆的訓練和控制。 泰納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而是一位病理學家，他的著作是我們所見到的最科學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詳盡而徹底的，但卻不是歷史學著作。他投入很大精力來總結公式、積累知識，他投入絕大多數精力收集那些能夠支持他的結論的材料。因此，他是當時法國最有說服力的人，他對大革命的控訴也是有史以來最有分量的。因為他並不是君主制或帝國的辯護者，他的毫不留情的判斷就沒有受到黨派傾向的影響。他的著作是這一代人所能寫出的最傑出的著作。但它並沒有替代歷史學著作。這位造詣極高的（實驗室、醫學院的）示教老師，鍾情於解剖法國人的大腦，因而將很多我們關心的東西棄之不顧，他對歐洲的文獻和一般事務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 不過，在泰納失敗的地方，索雷爾卻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他占據了法蘭西科學院中的空位，也在研究大革命的學者中占據了無可置疑的至高地位。他是元老院的秘書，他不是一個喜歡玄想的哲學家，而是一位政治家，他感興趣的是登上報紙、吸引公眾注意的那些事情。他沒有去探究人的內心世界，而是警覺地留意著阿爾卑斯山兩側和萊茵河兩岸的動向，他寫作的時候仿佛是站在外交部的角度。當他在想像中指導外交官縱橫捭闔的時候——他自己也確實當過外交官——他最為興奮。不過，關於國內政治過程的研究，在發展政治觀念方面，他並沒有超過他的前輩。他的研究晚於絮貝爾，所以，他在文獻資料上占有優勢。他對革命的原則更為同情一些，儘管他並未對其高聲歡呼。他更歡樂、更樂觀，他的著作閱讀起來也更令人愉悅。一年前我曾經說過，絮貝爾和泰納死後，索雷爾將是在世的最高歷史學權威。不過，今天，我不能再說這些話了。 在蘭克90歲誕辰之際，莫穆桑（Mommsen）送給他下面的格言：「您可能是最後一位通史大家。毫無疑問，您也是第一位。」這句優美的話可做兩種解釋，他的意思可能是貶低通史；不過，關於大革命的文獻，我最後要說的恰恰是通史。目前正在法國出版的8卷本《通史》中，奧拉爾 (14) 勾勒了大革命的政治概貌。它可以被稱為典型的1889年的作品。當時正值周年紀念日；是第一百個紀念日了，人們也看到，共和國已經穩定地建立起來了，並創造出了其創建者從來沒有想像到的力量，於是，人們就開始以一種新的精神來研究這段歷史。人們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資金來收集、整理、出版最為確鑿和精確的文獻資料；人們也不再有太多的強烈感情和黨派色彩了，人們由於變成了絕對的勝利者而更中庸、更公正了。這一新興學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奧拉爾先生。他在巴黎大學擔任革命史教席，他也是專門推動革命史研究的組織 (15) 的主席，又是其學術雜誌《法國革命》（La Révoltion ）的主編，該刊物已經出版到第31卷。他也已經組織出版了大量雅各賓俱樂部和公安委員會的檔案文件 (16) 。論起對已出版文獻的熟悉程度，從來沒有人能超過他，而他對未出版檔案的了解也無人可以企及。黨派偏見這個惡魔的馬腳只在幾個地方偶爾露了一下。比如，他曾說，人民是因為國王的做法而起來報復的；他不承認丹東是9月犯罪活動的同謀。儘管丹東本人曾向包括未來法國國王在內的多人承認自己有罪，而他卻說，這違反了批評的主要規範：不能根據一個人的口供而將其定罪。奧拉爾的描述並不完整，缺乏細節；但他的描述要比其他人的描述更聰明，更有啟發性，並顯示了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後所形成的標杆。 那麼現在，我們處於哪個方位，採用多大的射擊仰角才能使我們指望某一天成為具有較高權威的人物？現在，回憶錄的供應已經終結或接近終結了；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尚存於人世的手稿也所剩無幾了。除了西班牙之外，我們已經擁有相當完善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往來函件了；不過，自費桑以降，還有很多私人來往信件。對於革命時期法國政府每一法案的形成過程，我們卻只有很少了解。 對此我想談一點想法。30年前，1789年的議會議事錄（Cahiers）或者說議員授權指令（Instructions）出版，共有六厚本。編者抱怨說，他們並沒有找到全部材料，四個省的十幾本議事錄丟失了。新任編者則在其兩卷本的導言中說，僅在那四個省，前任編者就遺漏了120份授權指令；他說，整個法國應該有5萬份。已經出版了一本關於巴黎選舉的文獻資料集，另一本是關於巴黎選舉人的文獻集。所謂選舉人，即由選民選出、再由他們投票選舉議員的人，這些議員後來就組成了巴黎市政府，並使他們的地位永久化。隨後又出版了革命委員會、幾個政府委員會、雅各賓俱樂部、戰爭部的法令集，旺代起義則單出了幾卷。 所有這些資料都將在幾年內出齊，那時，所有人就將知道該知道的歷史真相了。也許那時會有人編撰一本史書，其水平遠超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最新著作，就好像索雷爾、奧拉爾、朗伯德（Lambaud）、弗朗梅蒙特（Flammermont）超過了泰納和絮貝爾。或者泰納和絮貝爾超過了米什萊和布朗基一樣。或者也會超過我們在英語中看到的最好的著作，即巴克爾 (17) 第2卷的那3章，或勒基 (18) 的第5卷的那兩章。到了那個黃金時代，我們的歷史學家將是公正誠實的，我們的歷史將是確鑿的。最糟糕的東西將會顯出原形，那時，刑罰就毋須再拖延了。隨著我們知識的圓滿，說情者的職業將會消失，辯護士也將失去其飯碗。謊言端賴掩飾證據。只要這種局面結束，謊言就不攻自破，那時，正常的學術分歧的缺口就會縮小。 對那些具有黨派偏見的學者，我們不要有太多菲薄，因為他們對我們助益良多。即使他們是不誠實的，也是有益的，如同辯護人有助於法官作出裁決；如果他們僅靠與利益無涉之誠實而進行研究，他們或許還做不了那麼好呢。我們或許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看到這樣的人出現：他了解全部的事實真相，並有講出真實的勇氣。他除了關心自己的利益之外，也會照料他人的利益。他會為討好反對者而辛勤工作，他對那些犯過錯誤、對那些作惡多端、對那些失敗者絕無偏見。他會對朋友和敵人一視同仁——假定這位誠實的歷史學家還可能有一位朋友的話。 ———————————————————— (1) Corinthian school of style，科林斯屬古希臘城邦，其藝術風格流於華麗藻飾。——譯者 (2) Pompey，公元前106—前48年，羅馬統帥，政治家。——譯者 (3) Pharsalus，公元前48年，龐培在此被凱撒打敗，逃往埃及，被殺。——譯者 (4) St. Helena，1815—1821年間拿破崙被放逐於此而終老該島。——譯者 (5) Peelites，尤其指支持英國首相Sir Robert Peel於1846年廢除穀物法的保守黨黨員。——譯者 (6) 即《舊制度與大革命》。——譯者 (7) Vereingetorix，約死於公元前45年，高盧人首領，曾率眾反抗羅馬。——譯者 (8) Lazarus，《聖經·約翰福音》中人物。——譯者 (9) 《聖經》中所記耶穌的門徒。——譯者 (10) Mary Magdalen，《聖經》中所記耶穌的門徒。——譯者 (11) 其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名著是《法國大革命史，1789—1800年》，另著有《威廉一世所建立之日耳曼帝國的基礎》7卷。——譯者 (12) 1842—1906年，其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著作是《歐洲和法國革命》八卷，另著有《普法戰爭外交史》、《18世紀的東方問題》等。——譯者 (13) 1828—1893年，其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著作是《法國的起源》，另著有《英國文學史》、《藝術哲學》等文藝批評著作。——譯者 (14) Aulard，1849—1928年，以《制憲議會、立法議會、國民公會中的演說家》聞名，關於法國大革命還著有《法國革命政治史》。——譯者 (15) 革命史研究會。——譯者 (16) 《雅各賓俱樂部文獻記錄》、《公安委員會文件匯編》。——譯者 (17) 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其歷史學經典著作為《英國文明史》兩卷。——譯者 (18)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838—1903年，其代表作為《18世紀英國史》八卷，另著有《歐洲理性主義精神的興起和影響史》二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