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十章　米拉波

國王受盡屈辱又丟臉，將政府遷到巴黎，這立刻使王后成為巴黎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10月的那些日子，在她的性格和她的生命中是特別重要的時期，因此，我們必須專門談談她。因為她產生了那麼大影響，她的命運又是那麼令人悲傷，她是歐洲歷史上所有女性中——也許只有一位除外——最吸引人類、也最令人傷感的。在她權勢最大的時期，事實已經證明，她的才能不足以掌控那麼大的權力，由於她與人串通趕走了杜爾哥，因此，即使在她的母親眼裡，她也已經把臉丟盡了。宮廷中流傳著種種有損於她的清譽的軼聞；在鑽石項鍊事件中的栽贓誣陷，也太明顯了。一位教會貴族以他的信仰打賭，覺得她怎麼也能洞見真相，但她卻沒有，以至於她自己的親妹妹也對她心存猜忌，兩人形同陌路。她所信奉的宗教也沒能抑制她的輕浮；但在她的不幸降臨之前一兩年，她開始變得謹嚴持重了；在那些不幸終於得到最後解脫的時候，神父進入囚室，而她已經從容準備就死了。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她作為宮廷中最強大的一股反自由主義勢力而令人畏懼，巴黎的國會則將她視為鎮壓活動的幕後主使。在1789年6月份決定性的日子中，正是她說服路易十六，為了貴族的利益而放棄了那些本來可以拯救他自己命運的改革機會。逃亡者則讓她孤獨地面對怒火中燒的人民。10月份那可怕的經歷讓她那麼近地看到了死亡，使她那麼清楚地感受到了她給自己招來的那麼強烈的憎恨，剎那間，她從自己輕浮的生活中清醒過來了，她的性格大變。就在那一刻，她開始提醒她周圍的人，她是誰的女兒 (1) 。確實，她既無知，又容易情緒化，因此，她從來不會成為國王可靠的顧問。但她具有決心、勇氣和自制力，因而，她有時能夠讓她的丈夫那容易搖擺不定的精神堅定起來。她非常勇敢，因而不容易被嚇倒，因此，她一開始拒絕了米拉波伸出的援手；而在她屈尊俯就請求幫忙的時候，為時已晚；她自己已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她本來就沒有抱多大信心和希望。對於那個時期突然崛起的種種力量，對於那種本來可以拯救她的觀念，也即將貴族制度中最好的成分與共和制度中最好的成分融為一體的治理模式，她既不喜歡，也沒搞明白過。但她並不固執於那些過去曾使她的國家強大的根本制度，王公貴族與流亡者的敵意，反而使她對舊政制沒有那麼深厚的感情。孔代（Condé）曾說，她是個民主人士；而她也確實樂於用類似於托利黨控制時期的英國那樣的政體，來取代法國1791年的政體。她更多地是由於缺乏誠意，而不是由於對傳統權力的渴望而滅亡的。國王被砍頭之後，有人聽到，一向被認為是帝國高級教士中間最有洞察力、也最開明的邦貝與維爾茲堡主教兼大公（Prince Bishop of Bamberg and Wurzburg）曾說過：「應被砍頭的其實是王后。」但我們看到了後來發生的事情，因而，我們不能讓她因自己的愚蠢和失誤而遭到的報應影響我們的判斷。 瑪麗·安托瓦內特與米拉波之間的談判及米拉波為維護立憲君主制而進行的努力，將是本章我們要探討的話題。 在成功地迫使宮廷搬到巴黎之後，民眾變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外地的無政府狀態與本地主要的反對力量的消散，也加強了他們的力量。其中，穆尼埃是第一個離開的人。在凡爾賽陷入混亂狀態的時候，他是國民議會議長，他不得不在羞愧之中辭去議長職務。他曾試圖挑動他所在的省抵制國民議會，因為它已經背離了人民對它的訓令，背棄了選民們的意志；然而，他的家鄉和權力根據地多菲納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只能流亡。拉里·托朗達爾和一批比較中庸的人士也步其後塵。他們對自己的國民絕望了，他們拒絕承擔進一步的責任。於是，他們也助長了他們已經預見到的那些暴行更快地到來。 曾經遭到保守分子反對的制憲活動，現在又遭到了自由主義者的破壞。馬盧埃仍然堅守著自己的崗位。他一直就沒有穆尼埃那麼有名，也沒有穆尼埃那麼熱忱，但他也不像穆尼埃那樣輕易地就灰心喪氣。左派現在已經能夠在國家的方方面面貫徹他們自己對《人權宣言》的解釋了。他們主要受兩種觀念的控制。首先，他們不信任國王，認為他是多餘的，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因而他們不可能屈從於國王對他們施加太多約束和控制；其次，他們也相信，在個人專斷統治下保障個人自由所必需的那些機制，在人民統治的政體中是多餘的，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唯一的力量就是公眾的意見。這兩種觀念會導向同樣的政策結果：兩者都傾向於加強代表國民的議會的權力，也傾向於削弱由國王代表的行政性權力。米拉波在其有生之年中全力以赴所要做的，就是遏制這種傾向。令他內心憂懼的危險，已經不再是國王的強權，而是國王的弱勢了。 舊秩序已經崩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那些辦法和勢力已經不復存在了。這個國家將由新的原則、新的政府形態、新的人物來統治。有助於社會維持秩序的習慣和傳統、鄉里聯繫和個人信用也都消逝了。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危險而混亂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迫切需要的正是一種強有力的行政管理。這正是成熟的政治家的想法，主宰米拉波的正是這種想法；在他生命最後那段曲折而充滿冒險色彩的歲月，指導他的活動的一直就是這個想法。他認為現在不需要戒備行政權力了。大臣將由國民議會遴選，他們應當引領國民議會，也將由國民議會來控制，這樣一來，就沒有理由再擔心他們、限制他們的活動。這並不是從孟德斯鳩那裡學到的觀念，主張分權的理論家卻常將這榮譽歸於孟德斯鳩。其實，米拉波是在1784年到英國旅行期間熟悉這種觀念的，那時他看到，英格蘭人支持國王對抗國會。從那之後，他開始形成了一種具有愛國精神的國王的概念，這位國王是國民的真正的代表和受託人；事實上，這位國王看起來應當像一位皇帝。如果他的這一設想變成現實，那麼，他的那位代表民意的君主將跟任何專制君主一樣地危險，事實會證明，他的行政權力對於議會統治所造成的妨礙，與自拿破崙以來法國歷屆行政管理當局對議會統治的妨礙一樣大。不過，在當時，米拉波的目的確實是明智，的、正當的，只有他還在捍衛著憲政的原則。在9月份整個一月內，米拉波在國民議會和報刊上提出了建立議會制內閣的問題。他已經準備了一份傑出人才的名單，他們將充當各部大臣，其中，他自己是一位無任所的內閣成員。根據這個計劃，他本人和塔列朗成為政府的主宰者。但當時的大臣們不信任他，他們不希望他上台，而在10月6日他提出大臣應到國民議會聽會的建議時，波爾多大主教慫恿蒙特洛西埃和朗瑞奈起來反對他。這兩人都是道德高尚之士，兩人都有一些造詣；他們之所以對米拉波心生反感，是因為米拉波顯然在替自己打算盤。因此，他們提出一項動議，禁止議員擔任政府官職。就在11月7日，對這一動議進行投票從而永遠使米拉波不能參加國王御前會議的時候，國王的權力已經被剝奪了。這是制憲議會的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議案，因為它埋葬了立憲君主制。 米拉波被迫將解散議會權作為保障某些美好東西的唯一機制。他知道，那次投票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應歸罪於他本人的壞名聲，但也是由於議員們普遍地不喜歡英格蘭模式。現在他面臨的問題是，他能否通過宮廷完成由國民議會完成不了的任務。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文件，敦促國王自己成為革命的領袖，成為革命的協調者和指揮者。普羅旺斯伯爵拒絕將他的建議轉交給國王，不過，他推薦米拉波與國王的一位親密顧問見面。恰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來看非常神秘，但它所帶來的影響使米拉波與國王的弟弟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係。聖誕節期間，法弗拉斯（Favras）侯爵被捕，人們發現，他是這位親王忠實的手下，親王曾僱傭他籌措一筆貸款，但他始終沒有泄露其目的。有人說，他想用這筆錢把國王帶出送到邊界線一座城堡；其他人則懷疑，親王正在策劃一場反對革命的陰謀。 由於選舉法已剝奪了無知和貧困者的選舉權，可以發揮政治作用的公民僅限於那些交納了相當數量稅款的人。顯然，這種將權力限制在有產者手中的排斥做法，為未來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很好的攻擊靶子。總有一天，一隻機敏的手將操縱巴黎那些遭到排斥的民眾，起來推翻中產階級的統治。制憲會議將有被推翻的危險，它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猜疑。 (2) 根據米拉波的建議，普羅旺斯伯爵立刻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其中很有革命氣概，並否認了法弗拉斯的說法。他的講話是在維爾旅館發表的，人們相信了他的話，他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也得到了提高。與此同時，他那位不幸的忠僕則被指控背叛國民，並被確認有罪。法弗拉斯在一份坦白而明確的供詞中問，他的生命是否已到盡頭。他被告知，任何人也救不了他。法官勸誡，他最好像一個勇敢的人那樣沉默地死去。曾經在最後一刻為他送行的神父後來曾公開說，法弗拉斯救了普羅旺斯伯爵一命。法弗拉斯堅韌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至死都保守著秘密。那些有可能連累到親王的證據都被人拿走了，沒有一位歷史學家看到過。在他成為國王之後，這些至關重要的文件由那個掩藏這些文件的人的女兒還給了他。 有幾個星期，普羅旺斯伯爵對權力相當熱衷，他讓米拉波推舉他到首相那樣的職位，或者到某種類似於17世紀羅馬帝國的紅衣主教－侄子 (3) 的地位。他有能力，審慎，在某個時期，也相當受人歡迎。但他優柔寡斷，貪圖安逸，自視甚高。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讓他躍躍欲試，那顯然是米拉波積極慫恿的結果。國王和王后既不喜歡、也不信任普羅旺斯伯爵，但他身邊有米拉波這樣一位忠僕，他就變得令人生畏了。內克爾提出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很容易地就挫敗了米拉波的計謀。國王應當免去一切客套，來到國民議會，發表一個出人意料的政策聲明，認可這場革命的全部成就，不管它走得多遠，尤其是支持最近將省分為區的做法。 在這一天之前，國王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勉強的，都是面對強迫不得不退讓的結果。每一次讓步都是一次失敗、一次投降。2月4日，國王沒有面臨眼前的壓力，所以，他有意走到了運動的前列。這不是一次軟弱的行動，而是一次深謀遠慮的行動；這不是一次被迫接受或默認傷害的行動，而是發動了一次成功的行動。國民議會立刻作出反應，以公民的名義宣誓維護憲法。現在，由於那些特權等級已不復存在，所以，沒有誰能夠說清，這種表演想達到什麼目的。那個憲法本來是為了保護那些遭到抗議的特權等級的殘餘而制定的。 米拉波的貴族兄弟們已經扔掉了他們的刀劍，他們說，在國王已失去他的權杖之後，紳士已經沒有什麼可做的了。米拉波本人對於這種局面——他曾說這太滑稽可笑了——非常氣憤；他說，大臣們無權逃避自己的責任，讓國王任人侵凌。米拉波看到，他的主人已被人巧妙地扔到一邊，無依無靠；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深刻考慮已經遭到挫折。而他從來就不缺乏的敏銳，這一次卻沒有表現出來。因為，實現人民與國王的和解，讓行政機構贏得人民的支持，並由國王指導革命實現其目標，這些本來就是他以前提出的建議的翻版，是從他的眾多宣言中抄來的。 這一點的重要意義立刻被王后的外籍顧問們感覺到了。梅西·阿爾根托（Mercy Argenteau）在那個王朝一直是奧地利駐法公使，是王后忠實而又機敏的朋友。他建議，如果他們真誠地接受這一方針，他們就完全能夠爭取到那位政客，這樣，他們就可以奪走普羅旺斯伯爵的幕後策劃人，從而使他無所作為。因為，魔術並不表現在那根魔杖上，而表現在耍它的人的手裡。 王后猶豫不決，因為米拉波在她還住在凡爾賽的最後幾天曾威脅過她，而且現在並不能證明，他沒有產生過謀殺她的企圖。她宣稱，任何東西也不能讓她見米拉波，她希望有人能想辦法馴服米拉波，但他也應當對他的行為承擔責任。梅西可不管她的顧忌，派人去找拉馬克，拉馬克住在比利時的家中，他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4) ，積極支持建立一個聯邦的共和國，因此，他並不怎麼喜歡瑪麗·安托瓦內特。拉馬克跟米拉波很熟，一直向他提供金錢資助。他安排了這次談判，但根本就沒有指望會產生什麼結果。在他的家裡，梅西與米拉波進行了一次秘密會談。他們相見之後，彼此極為投契。米拉波建議說，國王應當離開巴黎，這一建議後來有了結果。梅西並沒有透露宮廷的意圖，米拉波則繼續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他與拉法耶特商討資金或外交公使的問題，他也攻擊教士，此時，國王與教士的事業之間越來越沒有共同之處了。就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那著名的一幕，米拉波宣稱，從他所站立的地方能夠看到那扇窗戶，一位法國國王曾由這扇窗戶向那些抗議的臣民開槍射擊。莫利沒有意識到那個圈套，他從他的座位上跳起來大喊道：「胡扯！從這裡根本就看不到！」 他發表這番講話的時候，顯然尚沒有表明自己是宮廷的可靠的忠實朋友。那年春天，有幾周時間，談判沒有什麼進展。最後，拉馬克說服王后相信，他的朋友米拉波被錯怪了，10月份的犯罪行徑不是他搞的。國王則提議，應該請他書面寫下他的看法。國王最後決定，拒絕拉馬克提出的應當向大臣們公開這個秘密的建議。他公開向梅西表示，他打算很快就用那些能夠跟米拉波合作的人替換他們。但他並沒有下定決心，立刻把自己無可挽回地交付給那個他不信任的人，他自己卻是這場試驗的唯一對象。結果，米拉波攻擊的第一目標就是內閣，支持國王的勢力分裂了。局勢就這樣從一個誤會走向另一個誤會；而這種對內克爾的敵意遮蔽了現實。1790年5月10日，米拉波起草了一份文件，由拉馬克轉交給王后。這份文件產生了效果，促使宮廷積極完成了整個交易。拉馬克問米拉波，他的條件有哪些。米拉波回答說，如果他的債務能夠被清還的話，他對每年收入1000法郎就很滿意了；但他擔心，自己來償還這些債務是一個太過沉重的負擔。經過打聽，宮廷發現，米拉波欠別人的債務也就是小小的8000法郎。路易十六掏錢替他償還了這筆債務，並答應，只要他在國民議會，每年就可以得到3000法郎，不管國民議會什麼時候閉幕，他都可以得到100萬法郎。 就這樣，雙方都覺得踏實了。米拉波不能搞砸了，否則，他不僅會喪失每年的收入，還將喪失總共4萬法郎的收入。國王也不能與他斷絕聯繫了，否則，他就要損失那筆支付給米拉波債主的錢。土魯斯大主教承擔了處理這筆交易的微妙的任務。他不斷地與米拉波的債主見面，兩個人之間因此有了一種奇異的親密關係。 擺脫了債務負擔後的米拉波欣喜若狂，忘記了審慎和小心。他在城裡買了一套房子，在鄉下買了一套房子；他大量購買書籍、繪畫，買進馬車和馬，用六個僕人伺候的晚宴招待他的客人。幾個月之後，他又缺錢了，國王沒問一聲就又給了他一筆錢。最後，政府提議，為他購買一份終身年金，其中的四分之一在議會解散之後支付。但這一計劃沒有能夠付諸實施。到去世時為止，米拉波共從國王那裡拿到過12000法郎。作為回報，從1790年6月1日到次年2月16日，米拉波共為宮廷撰寫過51篇備忘錄，討論時局，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提出了大量政策方案。半個世紀之後，這些備忘錄為人所知，令米拉波的名聲大增，有人將他對國王的提攜與指導，與馬薩林 (5) 的最後10年，或執政府（the Consulate，1799—1804年）開始那一段，梅特涅的頭6年 (6) 或俾斯麥的頭8年 (7) 相提並論。 米拉波本人對自己的新職位很自豪，他依靠這種交流逐漸恢復了自己的好名聲。他是因為自己的意見而獲得了那些分內應有之報酬的。國王已改變立場倒向了他，他卻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以迎合國王的意願。他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在絕對君主制的廢墟上建立一個穩固的代議君主制。對於與特權同流合污的國王，他毫不妥協地予以反對。而對於不與特權串通一氣的國王，他則是可以信賴的、古道熱腸的朋友。 庫克船長為米拉波提供了一個證明自己忠誠的機會。在庫克進行最後一次遠征時，領航員訪問了那個以他手下的海軍中尉溫哥華的名字命名的島嶼，駛進了努克塔海灣（Nookta Sound）。他的報告讓法國政府不能不關注那裡。三四年前，西班牙人就已到了那裡，並已正式占領了那個地方，而一直向南擴展達到了海岸的俄國人也承認了他們的權利，並撤退了。但這個地方在離他們實際占領的地區極遠的北方，因而英國探險家們得到法國政府的允許定居在那個地方，與中國人進行皮毛生意。一兩年後，西班牙人全副武裝地到來，趕走了這些英國人，沒收了他們的輪船和貨物，並聲稱他們擁有合恩角中部到阿拉斯加的整個太平洋沿岸地區，他們要求英國大臣懲罰本國這些侵入西班牙占領區的傢伙。他們也裝備了一支由14隻帆船組成的艦隊，並向英國代辦保證，這是保護他們免受大革命衝擊的唯一辦法。英國首相皮特並沒有因為這些保證或因為西班牙人釋放了那些被沒收的船就善罷甘休，他已經下令貿易商採取一切行動，旨在抵制西班牙人對超出其實際占領區之外的地方的占有權。現在，他要求對那裡的占有權進行重新分配，並派出了一支勢力比當年納爾遜擊潰西班牙、法國聯合艦隊的那支艦隊更強大的艦隊。根據1761年的條約，西班牙要求法國提供支援。如果法國人開始備戰，就像西班牙人那樣，那麼，就有理由期望英國人在勝負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接受西班牙人開出的條件；而如果法國人在這樣一個顯然應該介入的局勢下拒絕支持西班牙，西班牙就有權自由地去結交新盟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支持這項請求。如果英國因為分神而無法關注中歐，如果法國專注於西方事務，對皇帝來說當然求之不得。於是，法國大臣們承認自己負有支持西班牙的義務，並開始備戰。 5月4日，就在米拉波與宮廷剛剛進行了第一次談判之後，這個問題就擺在國民議會面前。人們普遍地相信，戰爭將加強行政部門的權力。民主派領導人拒絕承認家族之間的這種協議，他們認為，這種同盟不是國家間的同盟，而是王室之間的同盟，而這些東西，正是他們要從根本上予以消滅的。他們向英國議會發出求和信，並聲稱，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民議會有權決定戰或和。 米拉波與其他人不同，他認為一場歐洲大戰將對君主政體構成危險。但他正準備進行一場議會內部的戰爭，打算將陸軍和海軍的指揮權保留給國王。他要求，國王應該擁有宣布戰爭或和平的行政性權利；這正是由議員來充任大臣的那種政體 (8) 中的一項原則。但在法國，大臣被排除在議會之外，因而並不適用於這一原則。巴爾納弗就是這樣反擊米拉波的，並使米拉波無言以對。5月22日，米拉波發表了他最為有力地論述立憲君主政體的講話，他堅持認為，即使將戰爭的最終決定權授予國民議會，國民議會也只能根據國王的提議作出決定。在立法活動中，國王沒有提案權。米拉波卻確立了國王在決定戰爭、和平問題上的創議權。這是那項秘密協議結出的第一個果實。這個新的同盟證明了，米拉波不僅是個才幹出眾、意志堅強的人物，也是個忠誠的人物。由於這一次他提出了超出他所能獲得的範圍之外的要求，他一度嚴重喪失了信譽。從那一天起，他對君主制的過分忠誠反而使他成了猜疑的對象。為了恢復自己的名譽，他發表了他第一次講話的修訂本，不過有人卻並排印出了兩個不同版本，揭露了這一騙局。他為國王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此，本人付出了沉重代價。這一事件鞏固了雙方的結盟關係，把他的地位與國王緊密聯結在一起。 國民議會投票通過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聲明，說法國永遠不會為進行征服或反對自由而開戰。看到這份聲明，西班牙就沒有多大指望了，皮特變得目空一切。談判一直持續到10月，國民議會成立了一個對外關係委員會，米拉波則控制了這個委員會，他發揮自己的全部影響力追求和平，獲得了英國的感激和黃金。最後，布勒斯特 (9) 艦隊的譁變傾向也被解決了。 偉大的波旁同盟解體了，皮特的這一標誌性勝利應該歸功於大革命的精神和米拉波的影響力。他對君權的捍衛理應獲得獎賞，在秘密覲見時，他也被瑪麗·安托瓦內特接受了。這次見面安排在7月3日，在聖克盧德（St. Cloud）。米拉波並不信任他的這些新朋友，他吩咐化了裝給他駕車的侄子守在後門，如果他在三刻鐘內沒有出來，就去叫警察。然而，談話進行得相當令人滿意，米拉波在親吻王后的手時非常殷勤地說，君主政體已經安然無恙了。談話中他很誠懇。王后是個滑稽演員和騙子，但並不是詭計多端的人，也不是肆無忌憚的陰謀家，而不過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后的沒有經驗的女兒而已。她從來不相信他說的是實話。當他繼續大聲抨擊右派的時候，國王和王后大搖其頭，並一再說，他實在是不可救藥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們作出的最後一個決定是，拒絕了他提出將他們帶往瓦朗納斯的計劃。而在那年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們終於看清楚了，這個深通世故的自由撰稿人、提出過那些曾經受到輕視的建議的那個人，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所能依賴的力量最大的人，在法國，他們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樣的人了。大家現在都能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的才幹和資源在迅速增長——自從他轉而追求一個明確的目標以來，自從他與宮廷達成那個沒有理由打破的協議以來。敵視宮廷的報紙三天後知道了他拜訪聖克盧德的事情，並譖稱已經知道了他用多少錢出賣了自己。他們得出這種結論未免過於無稽，不過，他們倒也十分接近了解事實真相了；至少有20個人知道或者猜到了他與宮廷來往的秘密。 儘管這把劍懸在他的頭上，這根繩子套在他的脖子上，1790年秋天和冬天，米拉波的地位仍然不斷上升，超越了所有的派別。在寫給國王的便條中，他流露出了要打擊那兩個妨礙他的人的意圖。對他來說，拉法耶特的實力太強大了，在攻占巴士底獄一周年的時候，拉法耶特得到了熱烈的讚頌。有4萬國民衛隊成員從法國各地聚集到巴黎參加這個聯盟節。在修建於戰神大道（the Champ de Mars）的一個聖壇上，塔列朗作了他的最後一個彌撒，法國認可了巴黎所做的一切。國王也出席了，但所有人都在為這位曾在兩個半球上馳騁的英雄、向他那白色的坐騎歡呼。11月份，政府設立了一個新部，由拉法耶特的同黨控制。米拉波試圖與他結盟，但拉法耶特覺得不需要他的友情。拉法耶特說：「我曾經抗衡過擁有強大軍隊的英國國王，我也曾經抗衡過擁有一切權力的國王，我又抗衡過憤怒的民眾，我才不會向米拉波低頭呢。」 內克爾已經不能強有力地控制政府了。他不同意增加指券（assignat）的發行量。為了更多地保住自己的榮譽，他過起了默默無聞的退休生活。米拉波獲得了勝利。米拉波最初反對指券，儘管克拉維埃勒（Clavière）在他的報紙上為指券做辯護。現在，他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他不僅肯定，教會的土地是發行貨幣的合適的擔保，能使貨幣與黃金等價，他還希望完全用指券購買貨物，從而完全廢除金塊。但當米拉波向國王拍胸脯保證，他所捍衛的這個計劃將會失敗、將會毀滅法國的時候，惡魔的馬腳露了出來。他的意思是說，這個計劃將使國民議會陷入難堪境地，從而使國王能夠解散它。米拉波同樣本著這種馬基雅維利式宗旨處理教會問題。從內心深處說，在良心問題上，他是個自由主義者，他覺得，用寬容一詞來形容那個與宗教不可分離的權利，太缺乏力量。但他希望搞一個憲法誓言，然後強加於教士，以刺激教士拒絕這一條。他拒絕作出國民議會不干涉宗教學說的保證，他準備提出僧侶立誓不婚的問題和離婚問題，為的是激怒教士們。他提議要通過內戰恢復權力，而通往戰爭之路就是讓人民破產和進行宗教迫害。與此同時，軍事調查法庭裁定他誹謗當年攻擊凡爾賽的行為；作為外交委員會主席，他是外交政策的主宰者；內克爾和他的同僚——只有一位除外——面對米拉波，都甘拜下風；11月，他當選為雅各賓俱樂部主席，當他請求休假離會之時，在巴爾納弗的提議下，國民議會請求他不要離會。內克爾的內閣中唯一還保留職位的蒙特莫蘭（Montmorin）向他主動示好，於是，他們達成了諒解。在他寫給國王的那些便箋中，最令人難忘的是記錄他們談話的一張。他們同意了一項聯合行動的計劃，據此，米拉波起草了第47篇便箋，這是一份論述如何操縱憲法、搞陰謀的專論，在這份他們往來的倒數第二份文獻——最後一件是在聖誕節——中披露了他的方案。 米拉波從來沒有背離過1789年的基本信念。假如路易十六倒向反動的逃亡貴族，米拉波肯定會成為一位共和主義者。而他希望自己能夠退隱到外省的某個城鎮，希望自己可以不再掌握國民議會的權力，或許能夠依靠鄉村地區對於國民議會的日益強烈的憤怒而分散它的權力。就在此時，輿論已經發揮作用，萬事俱備，他開始投入精力，想在議員們組成的形形色色的派系之外，組織一個中間派。蒙特莫蘭與有些派系的人物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他也掌握著金錢。米拉波竭力爭取其他人加入。一天深夜，他與馬盧埃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談，馬盧埃讓他讚嘆不已，而且，馬盧埃也能夠影響相當數量的票源。 另一方面，蒙特莫蘭遊說到巴爾納弗的頭上來了。下面這種想法看起來蠻有道理的：組織一個把左翼的巴爾納弗與右翼的馬盧埃聯合起來的黨派，從而使其強大到足以救濟任何一方的失誤，甚至可以與宮廷一道，徹底打敗左、右兩派。 1791年1月底，米拉波第一次當選為議長，他進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巔峰。在這個位置上，他表現了人們沒有預料到的尊嚴和卓越。就在這個時候，國王的叔母們宣布，她們將離開法國去羅馬。有很多人不同意她們離開，因為，如果能把她們留住，就可以更容易地把國王留在巴黎。米拉波則說服議員們，讓他們覺得，干預這些王太妃們的事未免太無聊了。但她們上路之後，在路上兩次被人攔住，兩次又被放行。每個人都看得出來這是怎麼回事了，巴黎陷入憤怒。在杜伊勒里王宮花園，爆發了一次騷亂，米拉波則從桌子上站起來。人們立刻安靜了。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當國民議會討論採取措施阻止王室外逃的時候，他向他們發誓，他絕不會遵守這種多管閒事的規定。他大喊一聲，平息了左派的咕噥：「噤聲！」（Silence aux trente voix！）正是在這一天，他與左派分道揚鑣了。這一天是2月28日，他準備參加代戴吉永公爵的晚宴，但到達的時候卻發現，大門對他緊閉。根據拉馬克的建議，那天晚上他去了雅各賓俱樂部，希望離間俱樂部與那些領袖們。但他已經露出了自己的底牌，而他的政敵們則知道了該如何利用這個機會。迪波爾和拉馬克極其粗暴地攻擊他，目的是想開除他。對於這場討論，報紙並沒有報道，但與會者中的三位則一致認為，面對反對他的力量，米拉波似乎已經驚慌失措、嚇得魂不附體了，他坐在那兒，臉上直淌冷汗。他的反應跟平常一樣，嘴上占了便宜，卻沒有能說服聽眾支持他。他灰心喪氣地回家了。雅各賓派分裂了。 3月4日，英國公使戈韋爵士寫道，統治權已經轉移到米拉波手中了，但同一天，米拉波自己卻向拉馬克公開承認，他失算了，已經喪失了勇氣。25日，國民議會中又就攝政王問題展開辯論，這一次，他說話相當謹慎，吞吞吐吐。同一天，那位公使又寫道，米拉波已經展示了，他是唯一適合掌握權力的人。然而，就在那時，末日將至。就在雅各賓俱樂部那一幕過後不久，蒂索（Tissot）跟米拉波見過一面，他覺得，米拉波看起來像個將死之人。勞累過度加上生活過於放蕩，他的身體江河日下。他的兄弟勸誡他不要再酗酒，他卻回答說，「為什麼你對我這唯一的罪過心懷不滿，而不能正確地評價我？」人們後來才想起來，3月份，當他遭到懷疑的時候，他曾受過病魔的幾次攻擊。3月26日，他被從鄉間帶回巴黎，他的身體狀況已經相當危急了。拉馬克關心的是定於明天要進行的關於礦產資源的辯論。已經與托凱（Tokay）安排好了，米拉波重複著這句話。這是最後的時刻了。米拉波又叫他的朋友回來，對他說：「你的事已經辦成了，而我卻完了。」當人們得知他病危之後，人們作出的反應似乎表明，任何東西都沒能減少公眾對他的信賴，也沒能使他的名聲失去光澤。聚集在他家門前大街上的人群，幾乎堵住了出入他家的路。得知巴爾納弗看望過他，他很滿意，聽到巴黎人民顯示了對他那麼深厚的感情，他也很高興。4月1日，醫生進行了一次會診，他已經決心赴死了，他最後簽署了遺囑。塔列朗來看望他，呆了很長時間，拿走了一篇關於遺產法的著作。在國民議會中，他向依然忠於米拉波的朋友們誦讀了這篇著述，他們反應冷淡，把它當成一個外行的作品。跟他那大約三十來篇講話一樣，這篇作品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他曾經與塔列朗爭吵過，所以，塔列朗的到來令米拉波很高興。因為，儘管他不是個信徒，但他也不希望讓人家以為他拒絕宗教的慰藉。堂區神父也趕來了，但聽說高級教士在裡面，就走了；有一篇報道說，這個垂死的罪人已經接受了比奧頓主教更高級的教士主持的宗教儀式。 米拉波從來都不知道，他所服侍的那些王室成員是如何評價他的那些計劃的；他直到臨死的時候都相信，只有他，才能拯救君主政體，現在，它將隨著他的死亡而滅亡。他說，如果他還能活下去，他就要給英國首相皮特添點麻煩，因為，米拉波他的外交政策已經有一些改變了。1月28日，他還在談論與英國永恆的兄弟友愛；但到了3月份，他已經為了俄國的利益而下令集結艦隊，只是由於他遭到導致他死亡的那場疾病攻擊才歇手了。不管他是支持英國對付西班牙，還是支持俄國反對英國，他的支持都是為了獲取黃金。對於他的盟友們來說，他身患重病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假如他的政敵假扮成債主獲准查看他的文件，那一定會發現很多致命的東西，足以毀滅很多人的聲譽、要很多人的命。他死死地抱住那些機密文件，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名聲就全靠這些了。在他快死的那一天，他把這些文件交給拉馬克處理，曾經謄寫過這些文件的秘書則自殺了。4月2日，星期六，上午，已經沒有希望了，米拉波要求給他吃鴉片，在鴉片配好之前，他就咽氣了。幾位進行屍體檢驗的醫生相信，他有中毒的跡象，但他們受到警告，他們可能會被撕成碎片，國王也會被撕碎。他們便噤聲了。 儘管讓人討厭，並且人們已經預料他將遭到失敗，但米拉波仍然是那個時代的超級人物。托克維爾曾寫過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一本最出色的著作，或者是兩本最出色的著作中的一種；他看到了這場革命的長遠的後果，他形容這場革命乃是通過強化權力的統一，來延續並完成君主政體的任務。其實，更正確的說法可能是，這場革命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精神乃是權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剝奪行政性政府的權力，將其給予地方當局。行政當局不能進行統治，因為它必須將命令傳達給不屬於它本身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不是它任命的，它也不能免職，更不能控制。國王被剝奪了行政性權力，也已經被剝奪了立法性權力。如果由國王任命的大臣都是國民議會推舉的議員，那麼，就不應該再有舊政體下合情合理的對行政機構的那種不信任。如果米拉波有這種想法，他或許可以將大革命拯救出來，使其不至於從過分的權力分散而墮落為暴政。假如他是大臣，他或許能夠拯救那部憲法。其實，使他的天才無用武之地的原因，並不是國民議會對他不信任，而是他自己的生活激起了別人的強烈反感；他的事業之所以失敗了，是因為議員們認為他太壞了，不能讓他掌權。 如果用公共倫理的檢驗標準——這是人們有望同意的用於衡量政治行為的唯一的標準——衡量米拉波，最後的判斷不可能有什麼疑問。他的政策歸根到底就是一場巨大的陰謀詭計，他公然地做那些可能會帶來好結果的壞事。左翼中間派的這位創始人所做的事情，與莫利及其肆無忌憚的右翼同仁們所做的事情相比，同樣地聲名狼藉。他的事業從來都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為他從來沒有讓國王或王后跟他同心同德。 我們用純粹政客的標準來考問他所得到的答案，與我們問他是渴望得到整體的強權實力、還是希望得到部分的自由這個問題所得到的答案，會有所不同。米拉波不僅是自由之熱愛者，還是聯邦制的擁護者，而孟德斯鳩和盧梭都曾認為，聯邦制是實現自由的條件。如果讓米拉波說真心話，他會說，舍此之外，不會再有任何辦法能使法國這樣的大國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如果在這一點上他是真誠的——我也相信，他確是真誠的——那麼，他就完全有理由在他的同胞的記憶中獲得崇高的地位。 ———————————————————— (1) 她是奧地利女王Maria Theresia的女兒，這位女王在國內行開明專制，並竭力擴張奧地利的勢力。——譯者 (2) 不知何故，這一段與上下文無關，請讀者鑑別。——譯者 (3) Cardinal-nephew，16、17世紀最為盛行的一種習俗，教皇會將其首席大臣或最重要的顧問認領為侄子或類似的親戚，並將他提升為紅衣主教，讓他來監督管理他的重要行政管理事務。——譯者 (4) 奧地利皇帝利奧波德二世，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兄長。——譯者 (5) Mazarin，1602—1661年，路易十四年幼即位，他以紅衣主教的身份任首相，自1643年起至1661年，加強王權，確立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譯者 (6) Metternich，1773—1859年，1821年任奧地利首相，一直到1848年被解除首相職務。——譯者 (7) Bismarck，1815—1898年，1862年起任普魯士首相；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後任宰相。——譯者 (8) 英格蘭議會式政體。——譯者 (9) Brést，法國西部港口，是重要海軍基地。——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