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八章　憲法大辯論

國民議會通過了《人權宣言》，這是議員們最後一次和諧共事。基本原則上達成的一致，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政策上也是一致的；在將這些原則運用於憲法的時候，派別間的分歧就出現了。 從網球場誓言到憲法大辯論這段時間，占據主導地位的是溫和派，或者也可以稱為自由主義者。穆尼埃是他們的謀略家，克雷蒙特·通納勒和拉里·托朗達爾是他們的雄辯家，馬盧埃則是他們不那麼顯山露水的顧問。他們希望通過分權和多重製衡，能使他們的國家跟英國、美國一樣自由。他們希望用三種辦法來控制代議士：成立另一個議院，國王擁有否決權，國王擁有解散議會的權力。不過，他們的成功有賴於大臣們的支持和保守分子的配合。在他們看來，憲法只是調節和約束國民意志的一種手段；然而，在他們的對手、那些在浪潮洶湧之際掌權的人士看來，憲法則是實現民眾意願的一種工具。 民主派拒絕約束人民，不願用英國的方式或美國的分權模式治理人民自己。當時，工人階級並沒有集中到城鎮，因為工業化時代還只是剛剛露出晨曦，因而我們很難理解，第三等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興趣，為未來的衝突準備了素材。民主派領導人是迪波爾、拉梅特（Lameth）和巴爾納弗；有時，他們也得到西哀士的幫助；有時，塔列朗也會幫上一把；有時，他們的死敵米拉波也能助一臂之力。 不擅長處理國事的貴族則擁有兩位強有力的辯論家：卡薩萊斯（Cazalès），人們說他是富克斯的人，但他在不演講的時候，很少跟富克斯在一起；另一位是莫里（Maury），後來成為紅衣主教和巴黎大主教，他的人品要比他的才能更低劣。貴族的人數占到國民議會的近三分之一，保持著議會內的均衡，他們其實是有力量制定一部1814年那樣的憲法的。 這三個派別在多事的9月都幹了些什麼，導致了什麼樣的後果，就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從8月27日到10月1日這五個星期中，大家都投入到憲法大辯論中。憲法要維持在《人權宣言》所限定的狹窄界限之內，那個宣言宣稱，人民授予全部權力，但它卻不能行使任何一種權力。各方都有人對這一限制大為不滿，因而他們對這一條給出了相反的解釋。有些人希望設計出一種能夠保證國民的意志通過其代理人始終主宰一切的機制，有些人則覺得，他們可以阻止這種情形發生。他們竭力爭取建立一種更為寬泛的結構，試圖沿著共和主義或保王主義的方向，打破那道壁壘。 這場討論是由與教士的一場小小爭執拉開序幕的。教士們注意到，在《人權宣言》中，引人注目地刪除了國家教會的條文。他們擔心，他們可能遭到剝奪，國教建制可能被打破。他們最開始時的那股熱情立刻降溫了。神職人員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對天主教的地位予以承認。然而，他們的努力每次都遭到拒絕。教士們迅速地形成了一種情緒，莫里曾說過下面一句話，即表達了這種情緒：「現在提出的措施能夠使憲法獲得生命；但是，我們將投票否決它。」 8月31日，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方案，拉里在一篇講話中進行了解釋，這個講話屬於當時最出色的演講詞之一。他堅持立法機構應該分立，而行政機構應當統一，他認為，這是自由政府的本質所在。幾天後，米拉波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他說，危險並不來自國王，而來自代議士們，因為他們可以像英國法律所允許的那樣，排斥陌生人而自己關門秘密討論；他們也可能宣稱自己是永恆的，並可以逃避任何控制。而藉助國王，共和國將能擁有一種牽制他們的手段。國王是人民反對僭權的議員們的天然盟友，這些議員有可能形成一個新興貴族階層。立法機構應當只享有臨時的強制權。國王才應當是人民的永恆的代表。從公眾利益的角度看，拒絕給予國王以權力是錯誤的。在這裡，我們已經能夠部分地看出後來被拿破崙大大引申的理念了。 9月4日，穆尼埃站出來為自二己的方案進行辯護。在幾個問題上，各方的看法其實並沒有太大分歧。人們事實上都承認，沒有國會，不能進行統治；國會必須每年開會；國會通過的法案需徵得國王的批准；國會應當由平等的選區、間接的選舉產生，選舉權應與財產有一定聯繫。穆尼埃又進一步退讓說，憲法不應賦予國王以否決權，大臣不能成為國民議會代表；能夠提出法律動議的不能是國王，而只能是國民議會，國民議會應該有權拒絕接受提案。大家爭論的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人民的代表是否應當受到上議院、受到國王的解散權和某種絕對的或臨時的否決權的制衡？ 反對穆尼埃的人中間，有幾位是他的私人朋友，他們提出跟他進行談判。他們準備接受他的兩院制和國王絕對否決權的設想。但作為交換條件，他們要求，參議院對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只具有暫停性否決權（suspensive veto），國王也不能擁有解散議會的權利；應當定期召開立憲會議，以修改憲法。這些讓步表示了他們的虛弱。立憲派仍然處於上風，8月31日，竭力鼓吹設立上議院的朗格勒斯（Langres）主教以499票對328票當選為議長。如果說立法機構一分為二的設想確實屬於多數意見，那麼，他們提出的討價還價條件則是單邊的，民主派得到的將多於其付出的。穆尼埃為了繼續維持那些認為他能夠成功說服的人士的支持，拒絕做這筆交易。由於盟友們的背叛，他已經放棄了很多本應堅持的東西，而他提出的方案已經非常接近於後來使法國繁榮發展的那套憲制。 儘管如此，這次談判的失敗在憲法歷史上也是一樁致命事件。如果有更靈活的技巧，對局勢有更全面的了解，穆尼埃或許能夠拯救他所依賴的保障自由的措施之一半。而最後，他卻失去了全部。在那次會議上他拒絕作出讓步的東西，在國民議會上卻遭到了拒絕，再也沒有人跟他開出他所拒絕的那個出價了。這個立法機構的會期為兩年，於是，解散議會的權力也就沒有用了。修訂憲法的權利到了現實中，也沒有想像中那樣會導致劇烈的變化，因為在過去的86年中間，法國已經制定了14部憲法，也就是說，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個根本性變化。最後一點，在還沒有決定參議院該如何組成之前，討論參議院的否決權完全是無的放矢。自由派事業的這次慘痛失敗，乃是由於他們缺乏必要的行事技巧，而不是由於他們的計劃太過保守。穆尼埃傾心於某種世襲的貴族院；而8月4日以後，根本不會有人再考慮這一設想。而他也知道這一困難，儘管相當勉強，還是讓步了。他又把國王的絕對否決權看得過於重要，不過，並不是這一點導致那次會議談崩。他得到過拉法耶特的支持，這個拉法耶特的表現跟在消滅王權時一樣令人畏懼；他所厭惡的米拉波有時也支持他。連西哀士都樂意設立兩個議院，甚至可以設立三個，只要它們本質上仍是一院就行，也即分三組進行討論，但選票則統一計算。西哀士還提出，到了一定時候，應當重新恢復一院三級的制度，這樣，就會形成三個等級的人民的融合，就跟孕育萬物的大地一樣。 穆尼埃和他的一些朋友值得我們銘記，這些人並不像他們說過的觀點那樣為人周知，他們真誠地熱愛自由；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渴望自由，並不是因為自由能給他們自己帶來什麼好處，而是為了自由本身，儘管獲得自由的過程是艱難的，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充滿了危險。他們讓手段服從於目的，從來不把實現原則的條件當成終極原則的某種顯現。為了保證《人權宣言》的實施，他們對未來的立法機構保持著警惕，因為立法機構不可能改進《人權宣言》，而只會危及它。他們希望制憲議會能夠儘可能約束和限制以後成立的議會，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獲得如此巨大的權力，竟然以整個人民的真正代言人的身份說話。 由於某種異乎尋常的運氣，國民有時會作出明智的反應。但可以肯定，他們不會總是這樣。國民是有感情的；他們也有偏見；他們經常是非常無知的；他們也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利益；他們可能會由於某種邪惡的傳統而墮落。他們不大可能會同意，權力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裡，反而不如掌握在對他們行使權力的那些人手裡；他們也不大可能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民，並不能高於人民所遵守之法律。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會樂於通過立法機構，削弱《人權宣言》所規定的那些旨在保護少數和弱勢者的保障措施。民眾的意見是會迅速變化的，現在，它就已經變得更有利於暴力，更誘人犯罪了。《人權宣言》的一份草案就已經顯示了這一點，它的起草者也承認，根據自然的法則，一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做他喜歡做的事情；為了逃避壓迫，可以進行壓迫、監禁和破壞。 於是，那個寫下這一條的人很快就獲得了居高臨下地支配人民的可怕權力，能夠公然對抗政府的政策、政府本身和國民議會：馬拉就是這樣亮相的。社會上已經流傳著一份應當被剝奪公權者的黑名單。有人向國民議會代表投遞威脅信；8月底，巴黎正準備向凡爾賽進軍，以趕走那些讓人討厭的議員們，只要在他們不再是不可侵犯的時候，他們就會立刻被推上審判台。這些就是自由的第一批果實，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應得之份和報酬。誰都不敢斷言，在哪個國家，這樣的事情不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在法國，人們一直相信，社會所急需的正是公民的勇氣。復辟時期偉大的演說家德·瑟勒（De Serre）曾在講壇上強調，代議士群體永遠是健全可靠的。他的話被他的一位保王主義聽眾憤怒的喝聲打斷了，這個人質問他，這些健全的議會是否也包括制憲會議，它以多數表決判處了國王死刑。他的回答在國會歷史上是非常著名的：「是的，即使制憲會議也是健全的。如果它不是在短劍下進行思考，我們本來也就用不著那最可怕的犯罪活動了。」 反對上述觀點的一方看起來組成了一個團結的陣線，然而，這一陣線由於一步一步地倒向民眾而分崩離析了。一般來說，民眾也都迫切希望實現政治自由，哪怕為此要付出很大的犧牲。而他們所說的自由，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擺脫現有的、積習很深的東西的壓制。自由可能確實還有些別的內容，但他們不大清楚，也不大有把握。歐洲所有的經驗都宣示了，行政部門一直在主宰立法部門，即使英國也不例外。因而，以為那些在幾百年中有助於維護絕對君主制的力量，在兩個月中就已經被摧毀，未免過於荒唐。它們需要被連根拔起，因而，衝突就將是持續不斷的。 拯救之道似乎在於下面的原則：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人民，任何權力都不得悖逆人民。大眾的意志應該通過某些形式表達出來，它不能受到任何障礙的妨阻。它的行動或許可能會被推遲，但不能被取消。它是一切東西的終極的主宰，它不需要向別的什麼承擔責任，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例外；即使《人權宣言》沒有列舉的權利，也都是不受限制的。《人權宣言》中規定的那些限制已經足夠了，個人自由不需要更進一步的保護了。而國民自己已通過某種方式遴選其代表並對其作出授權指令，因而，國民就沒有理由不信任其代表。 在研究這群未來還將發揮作用的公共人物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民族性的因素。將一切歷史變化都歸結為不同的民族類型或不同民族類型之混合，這樣的哲學當然是最為粗鄙不過的，也過於含糊其辭了。有人談論什麼腐朽病態的希臘人、不忠貞的西西里人、傲慢而懶惰的西班牙人、精於算計的瑞士人、愛虛榮而活躍的法國人，都屬於這種哲學的表現。然而，在法國，新聞出版自由確實體現了那些知道這種自由之脆弱和力量、那些曾經見識過斯威夫特、博林布魯克 (1) 和朱尼厄斯 (2) 的人們所不熟悉的一種權力。莫里曾經說過：「我們享有新聞出版自由，因此，我們就享有一切。」1812年，當拿破崙看到他的大軍穿過涅曼（Niemen）入侵俄國的時候，正吹著馬爾布羅克（Malbrook）的旋律，他突然停下來大聲喊道：「這支軍隊的力量還沒有巴黎的那些歌曲的力量大。」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後來也說，有了新聞出版自由，就不會有值得人們去摧毀的濫權現象了。因為他寫的是從來沒有人寫過的那種法語，他那洪亮而節奏感強烈的句子，衝擊著他的同胞們的耳朵，具有巨大的說服力。1824年，他被免除外交部職務時，他的朋友，《辯論雜誌》（Journal des Débts ）編輯寫信給外交大臣維萊勒（Villèle），警告他：「我們已經推翻了你的前任，我們也有足夠的力量推翻你。」維萊勒回敬說：「你們是靠保王黨人的支持才推翻了我的前任的，現在，除非你們有革命撐腰，否則你們休想搞倒我。」不幸的是，這兩個預言最後都變成了現實。夏多布里昂在報紙的協助下，先在1827年搞倒了外交部長，隨後在1830年又搞倒了君主制。 1789年9月份，新聞出版自由僅確立四個月，輿論的專斷統治就開始在歐洲大陸初顯端倪。法國人錯誤地以為，新聞出版自由是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是全面保障人權的保護神。然而，如果它沒有像自由主義的其他機制一樣，沒有在保護權利之時削弱權力，那它就沒有價值。法國人認為，只要人民不受來自上面的壓迫，他們也就不用防範來自他們周圍的侵害了。於是，輿論所向無敵，人們輕易地屈服了，對於每天包圍著他們的輿論，不得不忍氣吞聲。來自同類人的壓迫，似乎不像來自上面的迫害那樣令人憎惡。多數派在某種程度上吸收同化少數派，被認為是正當的。由於限制權力的工作已由《人權宣言》完成了，而創製權力的工作則留給憲法，於是，具有不同看法的人們得出了一個一致的結論：源出於人民的權力，不應當被多此一舉地分割開來。 除了善於提出想法的西哀士和善於找到權宜之計的塔列朗之外，還有幾個群體曾在不同時期與迪波爾領導的派別合作過的。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法學家，他們希望改革法國長期施行的諸多法律和習慣制度，他們成了歷屆國民議會中的立法者，最後到拿破崙時代，他們終於完成了那部大法典。在敵視君主政體的一切派別中，他們是最有條理、也是最有韌勁的。巴黎律師界的領袖塔爾熱（Target）是他們中間最活躍的政治人物。當他聽說有人計劃使政府財政收入處於良好狀態時，他說：「如果誰有這麼一個計劃，那就立刻將其扼殺掉。正是由於財政混亂，國王才給了我們權力。」經濟學家跟法律家們一樣系統、精確，他們想摧毀的東西更多。通過迪蓬·德·內穆爾，他們的各種理論獲得了持久的影響力。 還有兩三位未來的吉倫特派人士則主張，人民比議會代表更可信賴，應當由人民來批准憲法，甚至通過投票的方式由人民來決定是否採用某部法律。有兩個人，現在還沒有跟他們未來的犧牲品分道揚鑣，他們提出更進一步的理由反對《人權宣言》，而傾向於將各種權力混為一體。在他們看來，代議和代表是對真正的民主制的背叛。由於人民不可能直接治理自己，由此推導出的原則是，應當讓人民不間斷地控制其代表，從而盡最大限度讓人民接近於自己治理自己。國會代表在國會的投票，應當始終與在報刊、旁聽席和人群中表達出來的選民的意願保持一致。凡是有意識地違背選民授予之權力的行為，都是背信棄義。巴黎人是最高權力中最大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所表達出來的意志，要比國會代表間接表達出來的意願真切得多。這些人士中有一位是巴雷爾，他提出了一個巧妙的方案：每一部法律，必須等待下一次選舉結束之後才能審議通過，因為這時，國民已經通過強制性授權指令對這些法律表明了態度。因而，他也反對國王擁有否決權和解散議會的權利。 羅伯斯庇爾不主張推遲通過法律，而是提出將法律留給下屆議會來正式批准，他們也可以廢除上一屆的錯誤立法。他指出，對權力應當依其所顯現的危險的程度而予以監督約束。羅伯斯庇爾認為，目前，不能體現民意的權力所潛藏的危險，超過了他們所代表的權力本身可能帶來的危險，這些代表本來應當更好地代表群眾的需求和意願的。他認為，國民應當自己統治自己，國民的意志只有一種，而不能有兩種。假如整體不能主宰局部，那麼，局部就會主宰整體。因此，羅伯斯庇爾的結論是：現在必須創建足夠的權力，以鎮壓外部的敵人，也鎮壓內部的敵人；前者威脅著國家的安全，後者威脅著國家的進步；而窮人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須犧牲那些曾經壓迫過他們的少數。他終於走到了這個邏輯的盡頭，經過一番複雜的思想過程，自由的觀念轉化成了暴力的觀念。從西哀士到巴爾納弗，從巴爾納弗到卡米爾，從卡米爾到比佐（Buzot），從比佐到吉倫特派和後來屠殺吉倫特派的雅各賓黨人羅伯斯庇爾，我們看到了一條長長的政治上可能的線索，儘管其間的轉換過程被層層遮掩著，其邏輯卻是一以貫之的。 9月的第二周，穆尼埃的憲法草案被所有這些力量的同盟給打敗了。主要的問題，即是否設立參議院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得到認真的討論。議員們擔心，參議院將成為被打敗的等級的庇護所，甚至這些等級自己都不為它辯護。因為，他們不希望看到在他們的廢墟上又建立起一個新的貴族制度；他們懷疑，政府可能會偏愛那些及時改變立場的少數貴族，而在其他人眼裡，他們卻是變節者。人們普遍認為，就抵禦行政權力而言，單院制議會比兩院制力量更為強大。人們設想，到了已經垮台的貴族不再頑固抵抗、國王已經接受其權力削弱的狀態之時，再行考慮設立一個參議院。 9月8日，國民議會議長、朗格勒斯主教拉·呂澤納（La Luzerne）受到攻擊被迫辭職。次日，議會在貴族棄權的情況下，以499票對89票通過決議，採納了單院制方案。 9月11日，決定性分裂出現了。穆尼埃堅持要規定國王的不受限制的否決權。辯論形勢對他不利。他自己一邊的人也承認，國王或早或晚總得屈服於議會。其他人都一致認為，國王只可以在前後兩次選舉都決心堅持國王所否決的措施之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可以抵制一屆國會的意志，甚至可以抵制兩屆國會的意志；但如果第三屆國會繼續堅持，他就必須讓步了。大臣們不可能再堅持國王非要獲得絕對的否決權，否則，恐怕連暫停性否決權都沒有了。國王自己也給國民議會寫了封信，告訴大家，他對臨時否決權已經很滿意了。穆尼埃不允許朗讀這封信，而最後儘管朗讀了，也沒能影響投票結果。穆尼埃的動議以673票對325票被否決了。在捍衛上議院時，保守派人士背棄了他；穆尼埃在捍衛國王權力的時候，國王又背棄了他。這是一次全面的、最後的慘痛失敗。因為他失敗之後，也就沒有人再致力於追求那種貴族權力受到限制的貴族制的事業了，也無人致力於追求那種國王權力受到限制的君主制的事業了。上一次，民主派以410票的優勢獲勝，這一次，他們又以350票的優勢獲勝。為在法國實行英國模式的政制而進行的這番奮鬥，最終失敗了。 9月12日，穆尼埃和他的朋友們退出了憲法委員會。從獲勝的多數中立刻選舉產生了一個新的委員會。在這一關鍵時刻，國王召開了一個秘密的御前會議，在會上，保王黨人建議國王到外省尋求庇護。路易十六拒絕聽取他們的建議。而現在對自己的勝利洋洋得意的多數派則要求國王正式批准8月4日的政令。9月18日，他以不大常見的才能起草了自己的回覆。他採納了西哀士關於取消什一稅的論點。他說，如果大量收入都給予土地，那麼，本應當承擔最大份額負擔的富人，卻會得到最多。小地主只能得到一點點收入，而那些根本沒有土地的人卻會遭到榨取以供養教士。因此，那種做法不能減輕國民的負擔，而只是犧牲一個階層而解除另一個階層的負擔，富人受益，窮人卻付出代價。 國民議會堅持認為，廢除封建制是憲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國王也應當對此無條件地予以認可。不過他們許諾，在立法機構完成該政令的過程中，會對國王的看法給予最大限度的尊重。國王在次日就對其給予了正式批准。此後，國民議會作出了相當大的讓步。9月21日，議員們表決通過，暫停性否決權應當對兩屆議會均有效。表決結果是728票對224票。 9月15日任命的新憲法委員會花了兩周時間完成了他們的憲法綱要，而他們所採納的原則是，實行單院制，國王沒有解散權，授予國王在無法阻止一項立法的情況下擱置它的權力。9月29日，該委員會書記員圖勒（Thouret）向議會閱讀了他們起草的憲法。會場上響起的是圖勒的聲音，但背後操縱的人卻是西哀士。在那個關鍵時刻，他的成功預示著大革命的災難，並改變了他在其中的地位。以前，他提出的《人權宣言》草案未被採納；他提出的取消什一稅、恢復國家信用的建議也遭到了拒絕；他提出分開國民議會，部分重建三級會議，並且永遠不允許通過普選像一個巨人獲得新生那樣產生新議會，他的這個有利於行政部門的提議，也沒有得到支持。但他依然想給自己的基本理論創造出實施機制，這個理論就是：法律應該體現遵守法律者之意志，而不代表頒布法律者之意志。為此，西哀士廢除了歷史上形成的省界，而將法國分成區（department，省一級單位）。除了巴黎之外，還將設立18個區。這些區要儘可能按45英里方圓大小來平均劃分，因而，其人口和財富大相徑庭。而每個區平均地選出9位代表：3位按照地區劃分，3位基本上按人口，還有3位則按該地區對於國家收入的貢獻來確定。這樣，地區、人口數量和財富都分別有所體現。 國民議會代表經過三個層次選舉產生。納稅人在最低級的市鎮議會中選舉產生市鎮（Commune）的選舉人，市鎮是一種政治單位，方圓大概15英里；市鎮的選舉人派出代表到區里，由此選舉產生國民議會代表。那些不納稅的人沒有資格參與國事，像女人和未成年人，他們享受政府的好處，但由於他們不能自立，所以，他們也就不具備作為積極公民的能力。按照平行的程序，各級議會選舉產生地方行政當局。在這裡，他所依據的原則是，行使權力的權利必須自下而上獲得，而權力的實際行使只能自上而下。 正是這些措施，形成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法國的制度；當這些內容在12月成為法律的時候，新憲法的主體已經完成了。它主要是8月4日到9月29日這兩個月的成果。而最後頒布實施要到兩年之後。沒有任何立法性文件比法國人的智慧在第一屆制憲國會上之結晶失敗得更悲慘的了，因為它只實行了僅僅一年就被廢除了。 就在議員們為這部沒有經受得起1792年風暴襲擊的憲法之制定起草綱要的時候，還發生了很多事情。國家的財政已經崩潰了；神職人員和教會派已經被迫走向了激烈對抗的路線；軍隊幾乎完全解體了，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政府手中根本就沒有軍隊可用。在瓦朗納斯（Varennes）之後，國王在和平的時候沒有用處，在危急和遭受入侵的時候，又什麼事也辦不到；這種局面不僅僅是由於他遭到逮捕、監禁而使王權被廢黜，也是因為他的逃跑等於公開承認了他自己對於他所管理的機構的敵意。 9月29日的憲法方案的核心想法，即小省大市的想法，從來沒有獲得過好評，也一直沒有被採納。西哀士將行政單位放在市鎮，這是他起的名字，每個區有9個市鎮。他的用意是，這樣一來，整個法國就只有720個自治單位。而國民議會所設立的市鎮卻不是720個，而是44000個，市鎮比行政堂區也就大不了多少，這使得行政管理體系支離破碎。鄉村的政治智慧取代了擁有35000位居民的鎮或地區的智慧。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可悲的結果，既有立法機構的責任，也有宮廷的責任；問題既在於立法本身，也在於我們已討論過的當時決定重大問題的方針政策。自國王逃亡瓦朗納斯失敗之後，任何君主制政體都不可能獲得成功了；但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一政體，即引起穆尼埃和西哀士激烈爭論的政體，卻並不是一種失敗的政體。拒絕英格蘭模式並沒有導致法國迅速從1791年的政體轉向共和政體。然而，曾經占據主流的那個憲法綱要確實存在種種缺陷，它必須承擔部分罪責。政治科學強烈要求，必須靠多元和分立來操縱權力，國民議會卻青睞整體性和單純。 法國國會的古老政策幾乎已經暗示了某種司法審查法院（a court of revision）的存在，但這種概念在美國最高法院中還沒有顯示出來呢，要到西哀士提出那些看法之後很久，才能看得出來。可以在各省的議會中建立一個有實權的參議院，但古代的省已經遭到了毀滅，而新的行政區劃還沒有出現，或者還只是隱藏在人們心照不宣的想像中而已。 立法機構與行政部門之間並不存在真正的權力分立，因為國王面對國民議會的多數無計可施。沒有參議院，國王沒有立法提案權，沒有解散議會權，沒有有效的否決權，也無法依靠司法因素或聯邦因素。這些缺陷的意義各不相同，但合在一起，卻背離了分權原則，而這一原則對於穩定是有益的，對於自由是至關重要的。 應該受到責備的不僅是那些實施了這些措施的人士，還有那些反對這些措施的少數派。穆尼埃把大臣們與國民議會隔絕開來，又拒絕授予國王——也就是他們自己——以提出法案的特權，從而刺激了大臣們的疑心和猜忌。他也賦予了絕對否決權以本來就不具有的重要性；而由於大家都知道他希望第二個議院的議員是世襲的，從而堵塞了設立上議院的一切可能性。當然，曾經為貴族制的崩潰而滿心喜悅——儘管這不能說不正當——的人士，更應受到責備。為了不讓國王隨便進行干預而選擇了暫停性否決權，國王當時接受了下面的論點：憲法只能掌握在國民議會手中。但當路易十六對8月4日的政令正當地予以駁回的時候，他卻遭到這種論點的反擊，國王的否決遭到國民議會的斷然拒絕。 在保守派犯下道德上的錯誤之前，民主派就犯了知識上的錯誤。他們拒絕設立上議院，因為他們害怕它會被用來獎賞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他們打敗的那些人士中之某些。他們不希望憲法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於是，他們也沒有投票支持那些有可能拯救憲法的措施。革命者大可以把他們算作自己反自由主義的同盟軍。 出自宮廷的口號及他們所採取的令人遺憾的方針政策都遭到了報應，這些報應最後都落在了國王頭上。9月下旬，一位貴族告訴國王，他對他看到的一切憂心忡忡，準備回到鄉下，國王說，「是的，」國王讓這位貴族躲避風頭，「事態確實日益糟糕，除了採取不受限制的暴行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能改進我們的處境。」針對這一段話，著名的教條主義者羅耶爾·科拉爾德（Royer Collard） (3) 曾在後來說，在大革命中，所有的派別都是真誠的，只有保守派是例外。 從8月底開始，那些在急劇變革過程中操縱著暴民之興致的巴黎煽動家們，對凡爾賽持續地施加壓力。國民議會中非常著名的一位律師圖勒在8月1日當選為議長，但他拒絕了這一榮譽。有人曾警告說，他不那麼受人歡迎，於是，他面對這一威脅退縮了；面對米拉波所說的有些人正在抵制的那股洶湧而來的潮流，他屈服了。他改變立場投向了另一邊，很快成為他們的領導人之一。這個著名人物的這一經歷，是剛剛開始的變換門庭的一個例子而已。其後，那些沒有個人信念或者缺乏堅持自己信念的人格力量的人，經常會上演這樣的戲劇。 由於向下墮落的趨勢是如此地顯眼，用暴力成功地打倒國王和貴族這一事實教給人們的經驗，完全有可能被用於對付國民議會。因此，一些非常嚴肅的政治人物試圖採取某些辦法遏制這樣的活動。沃爾內（Volney）不是一位能言善辯的人，但他是國民議會的文士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9月18日作出了這樣的努力。他提議，應當舉行一次新的議會選舉，這個新議會不應當包括這麼亂七八糟的成分，在這裡，階級利益是不應予以考慮的，也不應被人所知。他提出動議，這個新議會應當體現平等。議員們則提醒他不要忘記他們的網球場誓言，也即在法國成為一個憲政國家之前，本屆國民議會不能解散。於是，他的抗議無果而終。但在當時的法國思想界，沒有誰比這個發出了高聲警告的人更完美地屬於主流哲學的了。 10月2日，憲法的前幾章準備提交國王批准。這一部分包括《人權宣言》，包括整個9月所採納的那些重要措施。新當選為議長的穆尼埃拿著這些條文去見國王，而正是這些條文，斷送了他自己的理想。路易同意作出回復，穆尼埃也沒有催促國王。他們兩人都幻想，可以拖延下去，最終可能不了了之。5月份的時候，浪潮還很平緩，他們沒有意識到，1月份，已經變成了洶湧的激流。到了這個時候，在所有保王黨人中自由主義色彩最濃厚的這位人士領導下的議員們，對於這種拖延，是按小時計算的。 整個9月份，在巴黎，由拉法耶特領導的維護秩序的武裝力量，與王室控制的蠢蠢欲動的軍隊之間，彼此高度戒備著對方，準備進行一場殊死搏鬥。不斷有傳言威脅說，要進軍凡爾賽，每有這傳言，拉法耶特就保證說，他能夠平息這場風暴。隨著風暴的動靜越來越大，他一天一天地使自己成了國家的主宰者。政府對於這種保護關係越來越不滿，它的判斷是，進攻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不能通過國民衛隊司令可疑的忠誠和更為可疑的指揮才能，而應直接訴諸國王。他們召集以效忠國王著名的佛蘭德斯步兵團，要其在10月某日開進，這樣就有了一千精兵強將。他們抵達之後，軍官們被他們在凡爾賽的同事們邀請參加在劇院舉行的接風晚宴。這些軍官同意了，並提議為國王的健康而乾杯。就在這個感人肺腑的時刻，國王和王后駕到。這些人隨後表露出來的感情表明，他們對國王的感情，並不僅僅是對待一位獲得授權、沒有不可廢止的權力的政府官員的那種冷靜、得體。從這些軍人和情緒激動的保王黨人的喊聲中，人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個人效忠的口氣和那種騎士的忠誠與信念。巴黎的煽動家們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再次決心攻占他們覬覦已久的這個地方。 曾經孤獨地堅持分權和自由原則的財政總監內克爾，則一天一天地讓陣地喪失在自己的敵人和朋友手中，而他自己手中尚存的那點權力，已經成為被遺棄的宮廷的一絲希望所在。內克爾已經知會國民議會，他無法借到貸款，他請求大幅度提高直接稅。沒有人耐心聽他講話；他就是對米拉波講的，但米拉波一點沒有被他打動。9月26日，內克爾又作出一次努力，獲得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勝利。在一次顯然是沒有預先準備的講話中，他描繪了一幅即將到來的國家破產的悲慘圖景，他以下面的話結束了自己的講話：「這些危險就在你們面前，請你們三思！」國民議會被他的這種情緒感染了，全體一致通過了他的提案，他被救了一把。沒有任何人知道，在這個人身上竟然還有這麼一股強大的力量。 在生命留給他的最後十八個月中，米拉波的影響力和偏好經歷了多次變化；但在危急時刻，他有能力控制各個派別。從那一天起，宮廷終於明白他是什麼樣的人，知道他能夠幹什麼了；他們也知道他的飛揚跋扈的精神如何渴望服務於王室的事業，我們現在就會看到，什麼人將試圖在為時已晚的時候討好他並戰勝他，什麼人在時間未到的時候試圖排擠他。 至此，大革命的第一階段就告結束了，國王遭到囚禁的事就要發生了。接下來的兩天，10月5日和6日的事態，構成了一幕完整而連貫的戲劇，是不能分離的，這將是我們下一章討論的內容。 ———————————————————— (1) Bolingbroke，疑為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英國托利黨政治家、自然神論哲學家，反對傳統的宗教信仰。——譯者 (2) Junius，1769年到1772年間在倫敦一家報紙連續發表猛烈抨擊英國內閣信件的作者的筆名，其真實面目始終不為人知。——譯者 (3) Doctrinaire，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一群保王黨人，他們希望調和君主制與革命，權力與自由，其領袖正是此處提及的科拉爾德。——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