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 · 二 在「萬人之上」的人
我們這一輩人都是生活在沒有皇帝了的國家中。我們絕不會覺得，必須有一個皇帝高高地在我們頭上，才能生活下去。但是在三十年前，落後的農民中還有存著「真命天子坐龍廷」的希望的人；二千年來，一切有知識的人也都以為「國不可一日無君」是絕對的永遠的真理。這種種想法，在今天我們看來，卻都是可笑的，不可理解的了。
其實這種種想法也並不是不可理解的。正因為二千年中，中國社會一直是在君主專制的政治下面，當時的歷史條件使人們想像不出來，假如沒有皇帝，整個國家和社會怎樣還能繼續維持下去。當時不僅社會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人如此想法，就是被統治的人也只能如此想法，因此他們在暴君的壓制下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只好希望能產生一個善良的「真命天子」了。農民戰爭雖然是和當時的專制統治絕對對立的，但在農民中還是要產生自己的皇帝，他們還沒有可能提出如我們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民主政治來代替君主專制政體。
現在我們是誰都知道了，皇帝對於一個國家並不是必要的東西，君主專制政治遠不及民主政治完善。但是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政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到底表現出了些什麼罪惡？它又為什麼能夠維持得這樣長久？這是很值得我們談一談的。
一、專制皇帝的產生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在他以前，沒有皇帝，只有王。從「王」到「皇帝」，並不只是名稱的改變，周代的王和秦以後的皇帝，是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的，因為在周王之下有許許多多的諸侯，每一諸侯的領土就稱為一國，在諸侯國內的政治財政軍事都不是王所能直接干預的。而且在每一諸侯國內，也不是一切實際權力都操在諸侯手裡，因為諸侯下面還有許多所謂卿大夫，他們各自分據著一定的領地，世代傳襲。這是在所謂春秋時期的情況。到了戰國時期，許多小諸侯國互相兼併，結果只有七個大國。這並立的七國先後都自稱為王，每一國的王，漸漸能把自己國內的政權力量統一起來集中在自己手裡，這七國就可說是七個專制王國。這也就是說，在那時，君主集權的專制政治已漸漸地形成了。齊秦兩國，在戰國末期，已曾廢棄了王的稱號，借用原來稱呼天上的大神的稱號—「帝」來稱呼自己了。直到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更採用了皇帝這一稱號，君主集權的專制政治也在這時候確立了。
自從秦以後，二千多年中，朝代雖然不斷更換，但專制政體是一直繼續維持著的。不過在各個朝代，君主專制的程度有強有弱。漢的君主專製程度其實並不很強，到了魏晉南北朝，在分裂混亂的局面下，那就更弱了。隋唐的君主專製程度較強。宋時雖然國勢很弱，但君主專製程度卻是很強的。明代和清代的前半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強的君主集權的政體。—這裡所謂程度的強弱，指的是皇帝所集中的權力大小。我們說，宋明清的君主專制很強，是因為當時全國的一切兵權與政權都在皇帝個人的名義下由中央所控制，一切地方上的官吏都由皇帝指定，皇帝對全國軍隊都有權直接指揮，一切地方的財賦也由中央支配。但是在漢唐，實際上，還有地方的長官保有兵權，行政用人的權力，和獨立的支配財賦的權力。
我們知道，在君主專制政權下面，整個國家都被看做皇帝個人的私產。所以漢高祖劉邦做了皇帝之後，有一次向他的父親說：「當初你以為我不行，不能夠治產業，還不及我們老二。現在看吧，我和老二究竟是誰的產業多些？」這正是露骨地表現了把國家當做私人產業的想法。但是所統治的國家是這樣的龐大，用什麼方法能使皇帝，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國家最高的主人呢？那就必須有下述的兩套工具，就是在皇帝下面，要有一個普及全國的統一的官僚系統，又要有一個同樣普及全國的統一的軍隊系統。這兩套工具完全沒有，就不能產生君主專制，這兩套工具不充分，就不能產生很強的君主專制。從秦以後，統一而集中的官僚和軍隊系統逐漸地形成，所以君主政體也就能一步步地由弱而趨強。
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政治，有許多錯誤的見解。有人以為既然是君主專制，可見當時社會上只有皇帝一個人是統治者，其餘的全國一切人，在皇帝面前是平等的，同樣是被統治者。—這種看法和實際情形絕對不符。光靠一個人的力量統治幾千萬人，那是任何能幹的皇帝所做不到的事情。
有個故事很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宋神宗曾經採用王安石的主張，實行「新政」，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制度實行一些變革，受到許多大臣的反對。文彥博有一次當面諫勸神宗廢除「新政」，神宗說：「這樣變動一下，固然是士大夫所不高興的，但對於百姓有什麼不好呢？」文彥博回答說：「陛下，您要知道，您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您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的啊！」文彥博這個話，正是提醒皇帝，你不要自以為真箇高踞在「士大夫」和「老百姓」之上，可以一意孤行，為所欲為。皇帝雖然有極大的權力，但這權力，卻有個限度，絕不能走到和當時的「士大夫」相對立的方面去。因此，宋神宗終於沒有徹底施行所謂「新政」。
這所謂士大夫，其實就是代表當時社會中的地主的利益的人。地主在當時社會中，是以剝削農民大眾（「百姓」中的主要部分）而生活的。他們既在經濟上處於剝削地位，也就要在政治上處於統治地位。要組織和維持君主專制所必需的官僚系統和軍隊系統，沒有全國地主的支持是不能成功的。假如皇帝所執行的政策根本違背地主的利益，他也就不能成為全國的統治者。
皇帝是全國地主中的最大的一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以地主的身份來收取租稅。像清朝雖然本來是遊牧民族，但一做中國皇帝，馬上占了幾百萬畝田地做皇室莊園，因此也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所以正確地說起來，我們應該說：當時全國的統治，權力屬於全體地主，其中自然又以大地主更占支配地位，而皇帝則以最大的一個地主的身份來代表全國地主執行統制的政權。
全國地主分居各地，相互間利害不盡相同，為了不致因相互間的矛盾衝突而損害大家的利益，並且為了鎮壓被統治的人民（主要是農民），使他們俯首帖耳，甘受奴役，那麼，一個強有力的全國的統一的政權對他們是有利的。而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地主階級要建立這樣的統一政權，就只能去努力造成一個有無上權威，甚至帶有神聖性的皇帝，讓一切政權力量集中在這皇帝個人的身上。
另外，對於君主專制政體還有一種錯誤了解。有人以為君主專制既不表示只有皇帝一個人是統治者，那就可見中國歷代的君主專制不過是一個外表的形式，其實卻包含著民主的內容。但這種說法，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同樣是錯誤的。中國過去的皇帝和現代英國的King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英國的政權力量實際上並不操於King的手上，而掌握著最高的立法權的國會是由於民選而產生的。所以King的存在並不妨礙現代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在古代的中國呢，固然在皇帝之下有宰相閣臣百官僚吏實際處理行政事務，但這一切官吏都是由皇帝任命而且受命於皇帝的。皇帝的話就是法律，最高的司法、立法、行政之權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
我們應該一面看出，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並不就是皇帝一個人來統治全國，一面又要看出，整個地主統治勢力正是通過了皇帝這一個人來實行統治的。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一面看出，所謂國家屬於皇帝個人所私有，其實際的意思乃是國家是在地主勢力支配下，因為皇帝正是地主的代表。一面又要看出，地主勢力統治全國，其具體的表現就是皇帝個人的專制獨裁。
明白了在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政體的實質後，我們就可進而說明君主專制政體的具體表現了。
二、皇帝是「天生的聖人」麼
做皇帝的人，自然也和普通人一樣，同樣是圓顱方趾，經過十月懷胎生出來的人。但是當時統治者為了提高皇帝的威權，鞏固他的地位，便造出許多神話來使人民相信皇帝是「天生的聖人」，並不和一般凡人相似。皇帝被稱為「天子」，這就是說，他是天的兒子，和凡夫俗子迥然不同。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祭天。這是說只有皇帝是能和神靈相接近的。每逢水旱天災，皇帝常自認這是自己的罪過。這仍是表示，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自然現象的。更有許多故事，或者是說，皇帝在生下來時，就有異兆；或者是說，皇帝能夠役使鬼神，連鬼神也怕他；或者是說，皇帝在遇到災難時，就有神靈暗中佑護他，等等。譬如《史記》上載道：漢高祖劉邦的母親，有一天在野外，有龍降到她身上，才懷胎生下了劉邦。我們從《三國志演義》中不也曾看到後漢的陳留王（就是後來的獻帝）出宮避難時，黑夜中有螢火蟲成群為他引路的故事麼！我們從《岳傳》中不又曾看到康王（後來的南宋高宗）在金兵追趕下，有泥馬載他渡河的故事麼？造出這種荒謬的故事來，無非是叫人相信這此人之所以能做皇帝，都是「天命」所註定的。因為劉邦由平民的地位一躍而為皇帝，而陳留王雖是劉家子孫，康王雖是趙家子孫，但按照帝王世襲的常規，都還輪不到他們做皇帝，因此當時的統治者就造出這一套鬼話來，證明他們是「天生的聖人」，證明他們的確是「真命天子」，做皇帝正是他們應享的權利。
現在，我們當然不會相信「真命天子」這一類的鬼話了。恰恰相反，我們倒可以看出，歷代做皇帝的人不但不是天生優異的人，而且其中的多數，當做一個普通人來看，還是很無能很糊塗的人。在這二千年中，大小皇帝一共總有二三百人，但在其中，傳統的歷史家所公認為有作為有能力的「好」皇帝不過寥寥可數的幾個，如漢武帝、唐太宗等。其餘的皇帝中的大多數不是庸庸碌碌，便是荒淫無度、昏聵失常的傢伙。
這原來正是在皇帝世襲制之下，以及在皇族的生活和實際社會絕對隔離開來的情形之下必然產生的現象。每一個朝代的創業的皇帝，自然都是比較能幹的人，他們沒有一些才幹也不可能從「群雄逐鹿」中獲取最高的權位。但以後的皇帝卻只是無功無能，坐承祖業的了；而且他們從小就被旁人看做特殊的人，在宮廷里過著和社會完全隔離的生活，對實際社會情形一點不知道，一味過著驕奢淫逸的帝王家的生活。這樣的家族一代代傳下去，自然是只會在體力和智力上一代代墮落下去的。因此，假如說皇帝和一般人不同，那麼我們倒不妨說，這不同之處正在於皇帝中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很低能的人。例如晉朝，有半數的皇帝都可說是近於白痴的人。其中最出名的是惠帝，他之所以在歷史上出名，就因為他有一次知道了老百姓窮得沒有飯吃，便說，為什麼他們不吃肉餅子呢？明朝雖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最強的一代，但後半期的皇帝也全是些糊塗蟲。像武宗迷信神仙，外寇入侵到北京城附近，焚燒劫掠，連在後宮也看得見城外的火光，但是他的臣下騙他說是城外有火警，他竟也深信不疑。又像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一連有二十年沒有在朝廷上和群臣見過面，據說這個皇帝很有抽鴉片煙的嫌疑—那時正是鴉片初到中國來的時候。諸如此類的皇帝，在每一個朝代都是很多的。
歷來，沒有一個朝代不是勸忠教孝的。做傳統的良好的道德的表率和保護者，也被認為是皇帝的任務之一。我們且不論那所提倡的道德的內容，但可以斷言的是皇室內部的實況是和他所提倡的道德絕不相符的。譬如有名的皇帝隋煬帝，是殺死他的父親的兇手，但他卻建立了一個宮叫做「天經宮」，取「孝為天經」的意思，用來紀念他的父親，提倡孝道。—這個故事再好不過地拆穿了歷代專制統治者提倡道德的假面具。歷史上殺父的皇帝並不只隋煬帝一人。至於弟兄間的，血族中的相互殺戮的事更是史不絕書。所以假如要講倫理道德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皇族正是倫理道德墮落到極點的模範。
這樣生活腐敗、精神墮落的人，坐享至高無上的權位，很自然地，就會在行為上表現出極端的殘暴來。我們看歷史上有許多皇帝，其對待奴婢臣下的行為之酷虐，沒有理性，幾乎到了極點。譬如明朝自太祖以下好些皇帝都可說是暴君，他們不僅對人民採取極端高壓的政策，而且對士大夫也隨時表現其無上的權力。任何大臣，上書或進言，稍一觸犯了皇帝的意思，當場就會活活地被用棍子打死（所謂「廷杖」）。到了明朝後期的皇帝，其行為之暴虐和能力的貧弱更是以同樣的比例而發展。
由此，我們不免發生疑問，為什麼當時一切地主士大夫官僚總是死心塌地擁戴他們的皇帝，不管那是暴君也好，是白痴也好，襁褓中的小兒也好？固然，從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看，他們既賦予皇帝最高的權位，某些過分殘暴的地方也只好容忍，像在明代，因為經過了蒙古人的擾亂，又經過了元末各地人民紛紛起義之後，一種最高度的絕對專制主義政治才能保障對地主們有利的社會秩序，因此地主官僚自然不會因為皇帝是暴君就加以排斥。但是我們知道，暴虐的皇帝並不一定就是能幹有作為的皇帝。那種暴虐而無能以及平庸懦弱而又無能的皇帝對於地主統治者有什麼用處呢？—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三、帝位的世襲和換朝易代
我們的問題是：既然從帝位世襲制之下常只能產生無能的皇帝，而皇帝之所以能有大權，又是因為全體地主的支持，地主們把統制權集中在皇帝一人的身上，照理他們就應該要求比較能幹的皇帝，那麼為什麼他們又一定要採取這種只能產生壞皇帝的世襲制度呢？
在這裡就存在著看來是很矛盾的現象，既必須把權力集中在皇帝個人的身上，又不可能在世襲制以外採取別的制度。
為了解決這矛盾，歷代的士大夫都很重視太子的教育這回事。最早在西漢初，賈誼上疏論政事，就把太子的教育列在很重要的一項。他說：「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他以為，太子從小時就該選些好人和他接近，教他些好的道理，以後他登位後，便可做好皇帝了。所以不論哪一朝代，太子教育總被當作一件大事。但是我們知道，單純注入的教育並不能代替環境的影響，何況太子的教育又是一種最畸形的教育—把太子一個人交給幾個博學大臣來灌輸一些「聖經賢傳」，這哪裡會有什麼好結果？從賈誼以來的這種主張挽救不了皇室墮落的命運是很顯然的。
有什麼在世襲制以外的別的制度呢？固然，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曾稱頌一種所謂傳賢而不傳子的制度。當時人們相信，上古時，堯為天子，不傳給兒子而傳給舜，舜也不傳給兒子而傳給禹。這就是所謂「禪讓」。但禪讓制雖是在理論上被讚美，卻又被認為是一去而不可復返的上古的美制，從來沒有人在實際上打算實行這制度。為什麼緣故不實行呢？有人說這是因為家族觀念使得皇帝不願把皇位讓給別姓的人。但這還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乃是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根本不可能實行這制度。所謂堯舜禪讓本來也是和實際完全不符的傳說。
只有在戰國時的燕王噲曾嘗試行了一下禪讓制，把王位讓給了子之，結果卻造成了國內紛爭，差點兒亡國。從秦始皇以後，從來沒有一個皇帝企圖用這種辦法，也沒有人主張過應該在實際上拿傳賢制來代替傳子制。很顯然的，所謂賢不賢並沒有客觀的標準，在當時也不可能建立一種制度（如選舉制）來決定公認的「賢人」。假如讓皇帝自己來決定下屆皇帝應該歸誰，那麼其結果只會造成地主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和混亂，而紛爭混亂又是全體地主所極不歡迎的事。
我們已經指出，在全國那樣多數的地主—士大夫之中，具體的利害不會完全一致，一定會形成許多派別鬥爭。而皇帝及其皇族卻是有著神性的威權，和實際社會保持著一定的隔離的。所以就只有皇帝及其皇族是超然地站在統治層的各派鬥爭之上，可能代表全體地主的共同利益。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必須不僅維持皇帝個人的威權，而且維護整個皇族的威權，維持帝位的世襲制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統一政權的穩固性，使它不致常常趨於渙散。不僅要規定繼位人必須是皇族嫡裔，而且要預先決定儲君（太子），使代代相傳能夠不發生任何障礙。這正是說，確定的世襲制度對於君主專制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歷史上每逢皇帝由個人的好惡而廢立太子的時候，常有所謂耿耿忠臣不惜頭顱性命，竭力諫阻。這倒並不只是愚忠愚孝的表現，因為維持合法的世襲制，這不只是皇室內的事情，而且是對全體統治層有密切關係的事情。相反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元朝蒙古人由遊牧民族的酋長而來做中國皇帝，他們沒有建立確定的世襲制，還是保存著過去由許多酋長共推一個大酋長的辦法，所以每逢皇帝死去，便要由諸王大臣來決定新皇帝。元朝內部政治的混亂，這也是原因之一。
既然必須保障確定的世襲制，那麼地主們也就只好容忍而且擁戴那最無能最昏庸的皇帝了。我們不能以為當時人是傻瓜，所以都寧願在一個不通人事的嬰兒或白痴前面誠惶誠恐地俯伏稱臣。不，他們這樣做，正是出於一種精密的打算，因為假如不要這個皇帝，那就必然得到一個混亂的時局。在糊塗的主子與混亂的時局之間，他們當然寧可選擇前者。
除非由於某種原因而使整個社會秩序發生了巨大的變動，如因外寇的入侵或農民的起義或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發展到了極點，皇位世襲制才被打斷了，這就是所謂朝代的更易。舊的皇族已無力代表全體地主的利益了，地主們只好去匍匐到另一個從混亂局勢中為自己獲得了帝位的人面前，支持他建立新的朝代。而所謂「禪讓」的美談便只成為臣下篡位時的裝飾品，如魏曹丕之奪取劉氏的位，晉司馬炎之奪取曹氏的位，都曾借用過禪讓的形式。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君主專制政體下，雖然皇帝具有最高的權威，但其實皇帝個人的如何並不是什麼很關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當時全國的地主統治者相互間的共同利害能否壓倒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假如能夠，皇帝的威權就能鞏固；反之，當統治者內部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矛盾非常激烈的時候，無論怎樣有才幹的皇帝也不可能取得作為統治階級最高的共同權益的代表人的資格。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南北朝與五代。那時候朝代的更易成為家常便飯，而那些皇帝，按照一般歷史書的描寫也大半是些最荒淫無恥、昏聵糊塗、暴虐殘酷的腳色。但我們也必須說一句公平話，他們的行為其實也未必就比旁的國祚長久的朝代的皇帝更為不堪。他們若在那全國政治經濟秩序安定的時代做皇帝，是仍不失其為最高權力的代表者的。
有些時候，當統治者中某一部分力量特彆強大，起而想奪取整個政權的時候，他們常常不惜破壞常規的帝位的世襲制，故意設法從皇族中找出那最無能的人，最年輕的人，甚至在襁褓中的小兒來做皇帝。如東漢、唐朝、明朝在其覆滅以前一個時期都經常發生這種現象。假如把造成這些皇朝覆滅，和形成社會混亂的責任都加在這些無知的做傀儡的皇帝身上，那自然是不公平的事，因為事實上他們不過是在統治者內部鬥爭中被送上了犧牲台的可憐蟲而已。
四、在皇族內部的糾紛
中國過去有所謂「家齊而後國治」的說法，但家最不能齊的卻莫過於皇家了。在皇族內部，沒有一個朝代沒有發展到流血衝突的糾紛的。—為了要做皇帝，兒子殺掉父親，弟弟殺掉哥哥，這是很平常的事。前舉隋煬帝殺父就是一例。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也曾因為他的父親（高祖）不把帝位傳給他，就殺死了他的弟弟和被封做太子的兄長，逼迫父親立刻讓位。但皇室內部的衝突還不只是這一形式。
皇帝既然有最崇高的地位，皇族自然也當有特殊的尊榮。怎樣使皇族尊榮起來呢？漢朝的劉邦所實行的辦法還部分地保存著諸侯國的制度，他割土分封，封劉家子弟為王，分居各國。這是自己做中央的大皇帝，使各子弟們在各地做小皇帝。但結果小皇帝們都憑藉地方的力量起來反對中央的大皇帝，引起了所謂「七國之亂」。西晉也實行這制度，結果也引起所謂「八王之亂」。
原來，要實行分封之制是因為在那時，中央政權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直接控制全國。這正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條件還沒成熟的表現。封同族人做王，本是想由血統的聯繫來避免地方與中央的對立。但其實，地方與中央只要在政治經濟上有對立起來的可能，只靠血統的紐帶是無法抵消的。在這情形下，地方勢力和中央勢力的鬥爭便以皇族內部的鬥爭為形式而表現出來，並且正因為表現為皇族內部的鬥爭，所以更加激烈。
「七國之亂」是在漢中央政權的武力鎮壓之下平定下去了的。「八王之亂」鬧了二十多年，兄弟互殺，叔侄互殺，八個王都死於骨肉的殘殺中，真是幾乎令人不易相信的事。西晉的懷帝被匈奴的劉聰擄去之後，居然還回答劉聰說：「我家之所以骨肉相殘，大概是由於天意，給陛下自相驅除。」—這真是不知羞恥到極點了。
南北朝時宋齊兩朝骨肉相殘的情形也不下於西晉。宋皇族四世六十六男都在自相殘殺中殺完了。齊的明帝蕭鸞是齊的開國者高帝蕭道成的侄兒，他不僅搶了高帝直系子孫的帝位，而且把他們全部殺光，連一個小兒也不留下。
有了這些教訓，以後歷代皇帝都不敢再分封子弟，使掌地方實權了。而且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央集權可能更加強固，已沒有分封王國的必要。隋唐宋明各朝正如漢在七國之亂以後一樣，對皇族中人雖有封爵，但只是坐食俸祿，不操地方的實權，這固然消滅了皇族內部兵刃相見的衝突，但坐享尊榮的皇家子孫代復一代的繁殖，對於人民卻是一種極重大的負擔。明太祖朱元璋時還復活了一次分封諸子的辦法，結果也引起了兩次皇族內的戰爭。有一次是燕王（太祖的兒子，即明成祖）從北方起兵搶去了惠帝（太祖的孫子）的帝位，惠帝逃走出宮不知去向，成祖怕他潛逃海外，還派人追到海外去到處搜索呢。
談到皇族內部的糾紛，還不能忘記了皇后的地位。某一個皇后或太后在宮廷內得勢，她的父母、兄弟、子侄也就聯帶著在朝廷上得勢，反過來也可以說，這此所謂「外戚」在政治上得勢了，於是宮中的這個皇后或太后也就權力增強，甚至凌駕皇帝之上了。首開其例的是劉邦的老婆呂后。劉邦規定「非劉姓者不得王」，但他死後，呂后就掌握了政權，大封呂姓的人做王。結果劉家的人雖然再起來趕跑了呂家的人，但是整個西漢和東漢的歷史上，母后擅政和外戚專權的事仍不斷發生。大體的情形是：一個皇帝死了，他的皇后就乘機獲得權力，從皇族中選立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做皇帝，自己以太后的資格臨朝聽政，她的娘家人便成了顯貴。外戚的專權實際上正表示，在統治層中某一部分的勢力獲得優越地位，這自然就要引起別的部分的勢力的嫉恨。等到新皇帝也漸漸成人的時候，統治層中別的部分的勢力便幫助皇帝壓制太后，誅殺外戚。而這時，新皇帝的皇后及其外戚的勢力又開始成長了。這樣的所謂母后與外戚之禍不斷地反覆，把兩漢的政治攪得烏煙瘴氣。滅亡西漢的王莽便是這樣的一個外戚。
漢以後的各朝，因皇后和外戚而引起的紛爭，雖都不及漢朝的經常而嚴重，但也還是幾乎無代無之，最著名的是唐代的武則天和韋後，乃至楊貴妃。明太祖定下條例，嚴禁太后干政，正是害怕因此而造成皇族間的紛爭。清朝還有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事，慈禧和光緒帝的對立更顯然的是兩種政治勢力的對立的反映。
由以上所述，無論是皇族中同姓骨肉的相爭，還是母后外戚和皇帝的相爭，其實際內容都不僅是皇族內部的糾紛。正因為在君主專制政治下，皇族是站在整個統治機構的金字塔的頂點的，所以一切在統治層內部的矛盾鬥爭常都集中化地表現在皇族裡面，這就使得皇族內部的鬥爭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了。
在這種反映到皇室內部的複雜鬥爭中，又造成了一種很奇特的人的勢力，那就是宦官。這種沒有知識教養—甚至不大識字—在生理上有著缺陷的畸形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竟常常能在一個時期，隱然成為全部政治的支配者，這實在是君主專制政治下的怪現象。
宦官的存在於宮廷中，並不始於秦漢，但他們本來不過是處於皇帝的侍役地位而已；宦官的獲得大權也是由漢朝開始的。因為在當時的後黨外戚與皇帝的鬥爭中，皇帝在宮廷中所能找到的最親近的人便是宦官，於是他們便內得皇帝信任，外與官僚集團勾結，而成為對抗外戚勢力的主力。在外戚勢力最後完全消除的時候，宦官勢力已經不可動搖，宦官有封為侯爵的，他的親屬也憑藉勢力做了大官，甚至他們還有立新皇帝的權，並且造成所謂「黨錮之禍」，把當時官僚中的正人君子都消滅了。像這樣的宦官勢力在唐朝又出現了一次。唐朝最後一百年間幾乎可說是一種宦官政權。宦官握有兵權，握有實際的政權，一切做宰相的不奉迎宦官便不能安於其位，宦官殺死過兩個皇帝，迎立了七個皇帝。當官僚中有一部分力量起來和宦官鬥爭時，每一次總是宦官得勝。到了明朝，明太祖手訂的祖宗家法，一條是太后不得臨朝，另一條便是宦官不准干政。但是在上述明成祖奪帝位的一幕鬥爭中，宦官卻盡了很大的力量。從此以後，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有宦官操權的事。到了明末魏忠賢時，宦官政權更發展到了最高點，滿朝的文武幾乎都做了這太監魏忠賢的乾兒子，全國各地的封疆大吏都紛紛給魏忠賢立「生祠」。
宦官集團本不過是皇族內的寄生蟲，它的所以能因緣時會，踏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這顯然不是它自身的力量，而只是君主專制政體的腐敗的表現。當皇帝環顧左右，找不到最可信託的「心腹」時，結果只好找到這些既然不會生兒子，看來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私人圖謀的太監，把一切權力交託給他們。到了這時候，也就表示這一朝的皇帝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了。但是我們要想懂得宦官政治，還不能僅從皇族這一方面看，更得觀察君主專制政體下的官僚制度，那是在下一篇里就要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