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史 · 第十四章 勞農俄國的新作家

「昨天是大欺罔的日子——那是他的威權的最後一天。」俄羅斯勞農革命已經徹底的推翻這個「昨天」。我們在那「大欺罔時代」尚且看見藝術里放些光明——俄國大文學家誠摯隱痛的心靈之巨燭。難怪到了那世界史中斡天旋地的一天。——一九一七年十月——「勞動貧民的作家」高爾基要大聲疾呼的說出這句隱痛久忍後的快心話來。他接著說道： 「今天——可怕的日子，是報復那昨天的『欺罔』的日子。」 「平民久忍之後的爆發力毀滅了那腐敗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再也不能恢復他的舊形式了。一切舊東西都已殺盡了麼？還沒有！那末，明天總是要殺盡的。」（高爾基之《昨天和今天》，一九一九年。） 一切舊的都已經過去，樣樣發露新的氣象。文學藝術界亦是如此。固然在那新舊交替青黃不接的時候難免要經受著那「可怕的」日子：自從柴霍甫以後，自從一九〇五年的高爾基以後，俄國文學的纖妙空靈，如象徵派等類的作家，固然還有；然而他的「偉大」似乎已經損失了——也許就只科洛林科的「廣愛」，足以略比前輩而已；新文學，在戰時戰後枉然力竭聲嘶的呼號「改革」，其實往往只拘泥於形式方面。雖然，新的精神實在已經隱隱潛伏，乘著咆哮怒涌的社會生活的瀑流而俱進——我們可以看見那時的怪僻的「填補字典的」詩人，那時的極端個性主義的「未來主義」（Futurism）後來竟能助成新寫實派的縝密活潑親切的文體，助成歌頌創造力的社會的超人。 俄國勞農時代的作家之中，足以繼那光榮的俄國文學，辟這光榮的俄國時代——且將創造非俄國的，而為世界的新「偉大」的，有如馬霞夸夫斯基（Mayakovsky），如謝美諾夫（S.A.Semenov），如勞工派（Proletarian Writers）。 馬霞夸夫斯基 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後五年中未來主義的健將，許多詩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為生活，呼吸革命，寢饋革命——然而他的作品並不充滿著革命的口頭禪。他在二十世紀初期已經露頭角於俄國詩壇，革命以後，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大才。未來主義創造新的韻格，破毀一切舊時的格律，製作新的字法。能充分的自由運用活的言語，然而這不是馬霞夸夫斯基所獨有的，如珀斯台爾納克（Posdemak）於此亦有很大的功績。這僅是文學之技術的方面。馬霞夸夫斯基的才卻在於他的神機——他有簇新的人生觀。「蔑視物質是不足以自豪的。只因自己沒有理智的能力，沒有駕御特質的能力，那才故意閉著眼睛從『心靈』上想出一個『超人』來，自己騙騙自己。然而『人』——有幾萬年的進化，幾千年的『集合創造』，以至於現代的文明——而已決不能純粹為物質所支配；正惟能知此物質（自然界及社會的現象），方能支配此物質，正惟能集合而生創造力，方能使個性得其相當的充分的發展。」馬霞夸夫斯基是超人——是集合主義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個性主義的超人。馬霞夸夫斯基是唯物派——是積極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極的定命主義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詩多而散文絕少。最足以表顯這種人生觀的：如《國際》（又題作《第四國際》，最初見一九二二年九月俄國《真實報》——「Pravda」），如詩集《人》（一九二〇年）。詩集《人》之中有《歸天返地》一篇，歌頌自由的「人」俯視一切，嘲笑一切。他的詩才，真足以在俄國革命後的文學史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 謝美諾夫 謝美諾夫在文學界中還是很新進的後輩。他的集合派的寫實主義純粹是十月革命的產兒。近時最有名的雜誌如《赤新》（ Kr a sn aya N o vj ）《我們的時代》（ N a sh y Dni ）等，常常有這派文學非常之好的作品。謝美諾夫所由而得名的一部小說就是《餓》，描寫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俄國的苦況——託名一十八九歲的小女郎所做的日記，寫得非常之縝密活潑，文學上也是用極簡單明白的俗語，真真讀之聞如其聲——比之於未來派或勞工派用字之僻奧杜撰大不相同——所以非常之通俗；然而文句宛如口語而又謹飭短峭，充滿了「平淡中的真藝術」之神味。（他這部小說已經譯成德文。）他同派的人已經很多，其中還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斯德朴諾衣（Stepnoj），曾著一小說《家》，亦有同樣的好處。此種集合派的寫實主義，不但「寫實」而已，不但善於描寫群眾而已，他們的作品裡客觀的能表示人類共同勞作的樂生主義，有「藝術即人生人生即藝術」的精神： 「我們走到街上。天氣很晴朗，太陽旺旺的。工人和紅軍打著旗幟走，唱著《國際歌》。似乎因為他們唱著，天都格外清朗些；太陽也更溫暖些。他們的面色這樣的愉快強壯。連我父親都挺起他那乾癟的胸膛。他沿著路旁的行人道走，鼻子裡也哼起《國際歌》來了。忽然我覺著，我自己也在唱著呢。好像我們這些人裡面，誰也不曾挨餓。 「吃完了飯之後，（譯者註：平時都領很少的麵包，餓得不得了；到這一天五一節，他們父女二人方到公共食堂吃飯的。）父親很親切的問我道： 「——唔，怎麼樣——飽了？ 「——啊，爸爸，飽極了。 「他的眼睛微笑著，還盡著哼哼的唱《國際歌》呢。……」（《餓》五月一日的日記） 勞工派 「詩人是預言家」，這句老話確實不錯的。歐戰以前的詩文界裡，早已覺著文學的舊形式舊內容不適宜了。那時安德婁·皮萊（Andrey Byely）就說是「文字之窮」（Crisis of word）——文字已不夠表現現代生活的內容。實在說起來，不是「文字之窮」，不是詩的內容窮乏；詩的內容本是無窮無盡，取之不竭的；要看得出這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窮，必須重新變革他的形式——不但形式——還要變更他的內容，他的重心。譬如形式方面，未來派也曾非常注意，然而他對於內容上的有價值的供獻，仍舊很少。再則，向來文學的對象，往往為兩性問題及戀愛問題占據大半；何以幾百萬人，幾百萬勞工農民的生活意義——「勞動」，竟沒有絲毫「詩意」？「明月，迴廊；才女，情郎。」——濫調的濫調！這是因為與「勞動」接近的人，向來受「文明社會」之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壓迫愚弄，所以不期然而然離著文學的創造和享受很遠很遠。等到革命後，勞工派的文學方得開始發展。皮萊曾經對一勞工派詩人波列塔葉夫（N.Poletaev）說道： ——「你的詩，嘉晴（Kazin），格臘西莫夫（Gerasimov），亞歷山大洛夫斯基（Alexandrovsky）的詩里，確有些新意義。一切都是新的，韻律格調……」 勞工派的文學尚在幼稚時代——詩多，而散文小說還沒有巨人的著作。雖然如此。 「我們總是要得勝的；我們這裡—— 各地的無產階級。——精力已躍躍欲試； 幾世紀來的潛伏力已經沸動， 火焰熠熠的飛涌，像火山似的。」（格臘西莫夫） 勞工派的機關雜誌是《鐵爐》（Kuznitsa 譯音：《庫茲尼錯》）；他們的發展為時不久。除上述幾人外還有薩篤費葉夫（Tlia Sadofiev）、迦斯鐵夫（Gastev）等。勞工派詩文的成就，還不能算邃遠。譬如他們於形式上，間或釆用「自由詩」的體裁，也有仍用普希金式的「律詩」的，也有簡直無韻的；他們的散文小說只有短篇，非常謹飭嚴緊，然而也往往因篇幅過短內容太復而顯得晦澀。然而他們的動機、文調和內容，確與俄國的世界的文壇以極大的希望。他們每每可以一個字也不談到「工作」「勞動」，而其韻腳聲調之間，都有強固健全的「勞動詩意」在內。 「文字之窮」已經過去，文字復活了，而「勞動文化」的清晨亦已來了。 除上述三派以外，派別還非常之多，（關於詩的，可以參看《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七號耿濟之君譯的布利烏莎夫之《俄國詩壇之昨今和明日》。）此外則革命的文學評論家郭岡（Kogan）和歌謠家狄美央倍德納衣（Demiyan Bednyj）在現時亦負有盛名，然而他們在俄皇時代之革命的報章雜誌里，早已占有特殊的位置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