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史 · 第十章 政論作家與諷刺作家

俄國的政論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國，是最黑暗最不自由的國家；人民幾乎沒有一切政治上的自由，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嚴厲的檢查，政府可以隨時禁止書籍及報章的印刷與發賣。在這樣的一個黑暗情況底下，俄國自然沒有什麼「政論」要言了。但是「壓力愈大，反動愈烈」，這句話已成了一個公例。俄國的政府雖然竭盡他們的智能，以阻止人民討論政治，但當時的知識階級卻能避免了他們的干涉，尋出了許多新的溝渠，以流通他們的政治思想。當雜誌上或報紙上要討論一件禁止討論的事，或發表一種必要被檢查員反對的言論時，他們一定引用了特別的表面上似乎與所論的事實無關的成語，以傳達他們的意旨，如屠格涅夫小說里的路丁或巴札洛甫所說的幾句話，往往傳達了不少的意思。但除了這種以隱語為表示的方法以外，他們流通政治思想的直接方法，也還有不少；第一是成立了許多文學會與哲學會，第二是在藝術評論與諷剌文里論政治思想，第三是在國外，尤其是在英國與瑞士，組織關於政治的雜誌。因此，雖然在那樣黑暗，那樣沒有政治自治的俄國，政論作家卻仍能繼續不斷的放射他們的光明。 西歐派與斯拉夫派 當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俄國的思想界，起了很激烈的互斗；各種的黨派紛紛的樹立起來。那時，報紙上關於政論與政治思想的內容是決不能傳播的。二三家半官式的報紙，雖然被允許發表這些言論，而其所發表的卻都是絕無價值的。惟一的發表政談的機會，是在私人交際的時候。於是這些「黨派」的會集時，便是一般知識階級的交換意見的時候。有許多人，如史擔克慈契（Stankevitch）（一八一七年生，一八四〇年死）等，雖然什麼東西也沒有寫，但他們的人格的感化，對於同派的人卻極有影響。 當時的思想分為兩大派，代表兩個哲學的和社會思想的主要潮流：一派是「西歐派」，一派是「斯拉夫派」。西歐派是讚頌西歐文化的；他們主張俄國在歐洲各國的大族中，並不是化外的國家。她必要經過如歐洲各國所已經過的發展程序，第一步是放奴，第二步是改革現在的政治組織。俄國的固有好處，經此改革，不僅保存，且能向上發展。斯拉夫派的主張則與此不同。他們說，俄國有她自己的使命，有她自己的特性。她沒有與西歐各國相同的歷史與社會組織，所以不能跟了他們走。俄國的生活有三個基本的元素：一是希臘教會，二是皇帝的絕對權，三是人民。到了六十年代，大部分的「西歐派」都主張在西歐進化上所應受的痛苦，如資本主義之類，在俄國亦必要重現，他們是相信進化律的。同時，「西歐派」里少數的思想較高的人，如赫爾岑（Herzen），如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osky）等，他們的思想，又與此不同。他們以為西歐近來工人與農夫所受的田主與資本家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都不是「歷史上的必要」。俄國可以不必重蹈他們的覆轍，且看了先進各國的榜樣，知道取其利而避其害；可以發達工業，而不至喪失了善良的村間的土地公有制與農人的自治組織。「斯拉夫派」在這時候，思想的變化也與「西歐派」相同。他們最好的代表是阿克莎加夫兄弟（The two brothers Aksakov）、克利亦夫斯基兄弟（Kireyevsky）及霍耶加夫（Homyakov）等。他們對於俄國的歷史研究很有功績；他們把俄國國家的歷史法律與俄國人民的歷史法律分別出來。他們打破以前卡倫辛的俄皇是古代傳襲下來的意見，而以封建制度的學說代之。到了放奴以後，「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竟攜手一堂，有一致的主張。最急進的社會主義的「西歐派」，如周尼雪夫斯基之流，贊成「斯拉夫派」保持俄國農民組織的主張，而最前進的「斯拉夫派」，對於「西歐派」宣傳的「獨立宣言」與「人權宣言」，也完全表示同情。此後，這兩派遂不復起爭端。至於後起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則正做著帝國主義的迷夢。俄國思想界的衝突，已不是「西歐派」與「斯拉夫派」（國粹派），而是皇權與自由，資本主義與勞動主義，政權集中與鄉村自治的思想的爭鬥了。 國外的政論作家赫爾岑 俄人在本國里既不能得政治的自由，遂有許多優秀的分子，被逼而離開俄國，他們不是到瑞士，便是到英國。至於德奧以及法國是不能容留他們的。他們居留於國外的，常組織言論機關，論本國政治，秘密或公開的輸入俄國。但這種在國外出版的政論，在俄國有真正的影響的時期，僅有數年，這就是當赫爾岑出版《鍾》（ T he Be ll ）的時候。 赫爾岑（Herzen）（一八一二年生，一八七〇年死）的家庭是莫斯科很有錢的人家。他父親藏書極富，都為十八世紀德法二國的哲學書。法國的百科字典家的思想，給他的印象最深，所以後來他雖為時代潮流所驅，也去研究德國的玄學，而法國的思想迄未棄去。他進了莫斯科大學研究物理學及數學。一八三〇年的法國革命如一道電光，驚起了全歐的知識階級。赫爾岑和他的一班少年友人如詩人奧格僚夫（Ogaryav）、民歌的收集者柏莎克（Dassek）諸人常常通夜不睡的在那裡討論政治與社會的事件，他們尤其喜歡的是法國的聖西門主義（SaintSimonism）。他們當中的一個，曾做了一首詩，對於皇帝尼古拉一世，有不敬的意思。這事被警務局聽到了。他們便連夜的搜檢青年的寓所，把他們都捕了去。有的被放逐到西比利亞，有的被罰充軍役，赫爾岑則被送到烏拉爾（Uliods）的一個小城，羈留在那裡六年。一八四〇年，他被允許復回莫斯科。這時的莫斯科的青年沉醉在黑智兒（Hegel）的玄學思想里，如史坦克威慈（Stankevitch）（一八一三年生，一八四〇年死），如巴枯寧（M.Balkunin）（一八一四年生，一八七六年死）都是這派青年的首領。赫爾岑也加入了這個研究，但他並不改變他對於法國百科字典家的崇信與對於法國革命原則的讚頌。一八四〇年的年底，赫爾岑又被放逐到諾孚各洛（Novgorod）去。一八四二年被赦回莫斯科，一八四七年遂離了俄羅斯，永不回來。巴枯寧與奧格僚夫這時已在外國。赫爾岑游義大利後，即到巴黎，加入他的友人群中。這時正當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之時；他眼見全歐青年的熱烈運動，也眼見六月的巴黎恐怖日子。他的《六月》（ J une D ay s ）即描寫當時的驚人的印象，為俄國文學上的一篇很好的作品。 深刻的失望，占據了赫爾岑的心上，一切被革命所引起的熱情及希望幾乎蒸散淨盡。可怕的反動蔓延於全歐，奧大利再行統治義大利與匈牙利，拿破崙三世進入巴黎，各地的社會主義運動被掃除得毫無蹤影。赫爾岑於是對於西歐文明也失瞭望。他表示他的這個意思在他的《從海外》（ Fr o m t he O t her Sh o re ）一書里，這是一個失望的呼聲，從詩人口中喊出的政治家的呼聲。 隔了不久，赫爾岑與普魯東（Proudhon）在巴黎辦了一個報，名《人民之聲》，這個報紙幾乎一張都不能輸入俄國。報紙的運命告終，赫爾岑也離了巴黎。他在瑞士享受自然的美賜。及他的母親和他的兒子都死於破船之中，他便很悲傷的移居到倫敦去。他先辦一個雜誌，名《北極星》，立刻還在俄國引起很大的影響。除了政論以外，他在《北極星》上登過一部很好的回憶錄：《過去的事件與過去的思想》，可算是一部詩的文學；屠格涅夫以它為極美麗，「是用淚，與血寫下來的。」 《鍾》不久繼《北極星》而出版；赫爾岑的言論在俄國成了極大的權威。這時的俄國，政治稍見光明，每個人都談論著時事。赫爾岑的文字，尤為時人所愛讀，他們有一種力量，有一種內部的熱情，與美麗的形式，差不多在政論里很不容易找到這種好文章。《鍾》的銷路，在俄國極為廣大，即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他自己也是《鍾》的一個訂閱者。到了一八六三年，俄國的政局突然一變；波蘭的獨立，終止於血與絞架，而俄國的自由運動，也同時完全被阻。反動一起，赫爾岑的勢力一落千丈，《鍾》在俄國，讀者也減至極少。赫爾岑的時代已經過去，他的思想上的子與女，已穿了新的民主的與寫實的衣服代他而起。一八七〇年，他死於巴黎，死時情況很孤寂。 赫爾岑在海外沒有辦報之時，常用依史康特（Iskander）這個假名字在俄國雜誌做文字。他還著了一部小說：《誰之罪》，這是在俄國思想發達史上必須舉到的一部重要作品。《誰之罪》所敘的是：一個窮苦的大學生，在一個將軍家裡當教員，與他的庶出女兒相戀愛，因娶了她，遷居到外邊去。不久，他的一個同學忽然到那個地方來。這個同學與他的夫人，一天一天的親熱起來。他曉得了這個事實以後，心裡感到異常的痛苦，因狂飲以消其愁。他的同學覺到這個悲劇的結果，心裡大悔，遂離開他們，永不復至。但他與他夫人的愛情竟不能復熾。後來，他遂以酒終其生。這篇小說的英雄是李門托夫《當代英雄》里的柏雀林的余裔，占柏雀林與屠格涅夫小說中諸英雄的中間地位。 其他國外的政論作家 詩人奧格僚夫（Ogaryov）（一八一三年生，一八七七年死）是赫爾岑的親切的朋友，他的著作並不多。他是以他自身的人格來感化一切的。他的生平非常不幸，但他的朋友們受他的影響卻極大。他是一個極端的愛自由者；在他離國以前，他把他的一萬多個農奴都解放了，把所有的土地都贈給他們，他的一生，都在國外過著，且永保持著他少年時的平等與自由的理想。他的詩也是慈和而少激烈的反抗之音。 巴枯寧也是赫爾岑的摯友，他的一生都盡力在國際工人協會，在俄國文學上並沒有什麼地位可言。但他私人的影響給與當代的大作家者卻極大，連倍林斯基也受他的很大的影響。他是一個模範的革命家，近代無治主義的創始者，可以說是全身都燃著熊熊的革命之火的。 拉洛夫（Peter Lavrov）（一八二三年生，一九〇一年死）是一個哲學家與數學家。一八七四年，出版一個社會主義的雜誌《前進》。他的《近代思想史》與《歷史的尺牘》（ H is to ric al L e tt ers ）使他得很大的聲譽，後書對於當時青年尤有深切的影響。 尼古拉斯·屠格涅夫（Nicholas Turguenev）（一七八九年生，一八七一年死）是著名的政論作家。一八一八年，他在俄國發表了《賦稅的原理》一書。對於放奴運動，他很努力，又是十二月黨的一個重要黨員。—八二五年，他到國外去，因此得免與他的朋友們同受刑難。他遂永留居於國外，大概都是住在巴黎。一八四七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名《俄羅斯人之俄羅斯》，很注意於放奴運動，同時又在《鍾》上做討論這事的文字。 史達普涅克（Stepniek）（一八五二年生，一八九七年死）的著作都是用英文作的，後來又譯成了俄文。他的小說《一個虛無黨的事業》和他的一篇雜記《地下的俄羅斯》表現出他的豐富的天才和敏銳的思想。 周尼雪夫斯基與《現代》雜誌 在俄國本地的最著名的政論作家是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一八二八年生，一八八九年死），他的名字是和《現代》雜誌分不開的。《現代》在放奴運動時代的威權與國外的赫爾岑主辦的《鍾》是不相上下的。 周尼雪夫斯基生於俄國東南部；一八四六年，進聖彼得堡大學的哲學部。他最初做哲學與文藝批評的論文；做了三部很重要的書，《藝術與現實在美學上的關係》《歌郭里時代的雜記》《萊辛（Lessing）與他的時代》。但他的主要工作乃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二年那四年間在《現代》上做專論政治與經濟的文字。他又譯了米爾（Mill）的《經濟學》，且以社會主義者的見解為它作注。一八六三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政府所捕；他在監獄中，做了一部極著名的小說：《怎樣辦呢？》。在藝術方面，這部小說未免有些缺點，但他給予當時青年的影響卻極為重大。他在《怎樣辦呢？》里，指示出未來社會的組織方法。弗 （Vera）、洛甫霍夫（Lopukhov）私訂婚約，背父母逃去。不久，他們的愛情冷淡了。弗 又傾心於洛甫霍夫的朋友克莎諾夫（Kirsanov）。洛甫霍夫因假裝自殺，離家到新大陸去。弗與克莎諾夫遂結了婚。過了幾年，洛甫霍夫在美國又娶了一個夫人，和她一同回國。他與弗 及克莎諾夫仍維持朋友的關係，共度他們的理想生活。周尼雪夫斯基在這部小說里把偽道德及家庭罪惡，一切打得粉碎，而另謀解決的方法，並顯示出真正的「虛無主義者」是什麼樣子。無論是托爾斯泰或屠格涅夫的小說，永沒有像這部小說那樣的被青年熱忱的歡迎的，它成了少年俄國的標語，它的思想到處宣傳著。 一八六四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比利亞作苦工。一八八三年被釋歸來。但他的身體已經毀壞了。他還努力在譯韋勃（Weber）的《世界史》，共譯成了十二冊。一八八九年，病死。 諷刺作家莎爾條加夫 因為俄國出版檢查之嚴，諷刺文成了一種很好的流通政治思想的溝渠。如果我們要追溯十八世紀的諷剌文學，似乎太瑣屑，現在，只舉了一個近代諷刺作家的代表，莎爾條加夫（Saltykov）（一八二六年生，一八八九年死）。 莎爾條加夫常以他的假名謝特林（Schedrin）做文字。他的影響在俄國是很大的，不僅及到有新的思想者，而且及到一般的讀者。他是俄國的最通俗的作家之一。他開始他的文學事業很早。一八四八年，他寫了一部小說《複雜的事》（ A C o mp l ic at ed Affa ir ），敘一個窮苦的小官吏的夢想里，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那時二月革命正爆發不久，俄國的政府正在注意撲滅自由的萌芽。莎爾條加夫因此遂被流放到東俄的一個小鎮裡，他在那裡做了官吏，七年之後，他和一切官吏都已十分熟悉。一八五七年，俄國的政治稍見光明，他復回俄都；以他這許多年的經驗，做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吏治雜記》。這些雜記所給與讀者的印象很深，全俄國都談論著它。莎爾條加夫的天才在此完全的顯露出來；它的體裁在俄國文學上開了一個新時代；模擬者紛紛而起。 一八六八年，他離了官職，去做一個月刊的主筆；在《現代》雜誌停版以後，這個月刊是急進的民治思想的代表。一八八四年，這個月刊停版，莎爾條加夫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一八八九年，遂病死。 除了《吏治雜記》以外，莎爾條加夫還有許多著作。《無辜的故事》（ Inn o cen t Tal es ）敘奴制的許多最悲慘的事實。奴制解放以後，農民又苦於租稅，莎爾條加夫對此寫了不少諷刺的作品。《一個城市的歷史》《聖彼得堡的日記》等等，都是歸於這一類的。最後，在八十年代的初葉，亞歷山大三世的壓迫如重厚的黑雲瀰漫於清空的碧天，莎爾條加夫的諷刺，遂變為失望的哀呼。他的《給我姨母的信》是這時最好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