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秀文存 · 答曾毅書（文學革命）
曾毅先生：
惠書敬悉。過譽增慚。
尊意謂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內容，此蓋「道」字之廣義的解釋，仆所極以為然者也。惟古人所倡文以載道之「道」，實謂天經地義神聖不可非議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經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狹義的解釋，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也不遠矣。
「言之有物」一語，其流弊雖視「文以載道」之說為輕，然不善解之，學者亦易於執指遺月，失文學之本義也。
何謂文學之本義耶？竊以為文以代語而已。達意狀物，為其本義。文學之文，特其描寫美妙動人者耳。其本義原非為載道有物而設，更無所謂限制作用，及正當的條件也。狀物達意之外，倘加以他種作用，附以別項條件，則文學之為物，其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不已破壞無餘乎？故不獨代聖賢立言為八股文之陋習，即載道與否，有物與否，亦非文學根本作用存在與否之理由。
歐洲自然派文學家，其目光惟在實寫自然現象，絕無美醜善惡邪正懲勸之念存於胸中，彼所描寫之自然現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現象外，無道無物，此其所以異於超自然現象之理想派也。理想派重在理想，載道有物，非其所輕。惟意在自出機杼，不落古人窠臼，此其所以異於抄襲陳言之古典派也。
仆之私意，固贊同自然主義者。惟衡以今日中國文學狀況，陳義不欲過高，應首以掊擊古典主義為急務。理想派文學，此時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內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若仍以之載古人之道，言陳腐之物，後之作者，豈非重出之衍文乎？
鄙意今日之通俗文學，亦不必急切限以今語。惟今後語求近於文，文求近於語，使日赴「文言一致」之途，較為妥適易行。
讀文選本，誠屬要圖。吾友沈尹默君（北京大學預科國文主任）方從事於斯，書成當與吾輩宗旨不相遠也。此復。尚希續教。
獨秀一九一七，四，一。
附曾毅書
獨秀先生足下：
仆於友人處，得讀所為《文學革命論》，甚佩，甚佩。立起如市，購得貴志全冊，又讀胡君適所為《文學改良芻議》，竊不禁大喜。中國文學壞濫久矣，得足下之偉論，沖盪而振刷之，一掃黃茅白葦之習，使吾人精神界，若頓換一新天地。由此浸灌成長，仆知後未者之親足下，亦將如今人之視孫、黃輩為政治革命之前驅也。
仆嘗謂吾國陳舊之物之存於今者，取其足以與新機迎合，而牖之，培之，化之，大之。其諸不適於現世界之生存，可視同歷史之古物，一切束置高閣。文學然，道德然，學術然，政治亦然。此其間新機之關於政治者，最易受找賊，良以權利之所存，而又阻於種種遺傳之惰性。惟此文學界，既無前二者之難，而又有亂極思治之象，誠得海內外名宿，相與提倡，不出十年，必可奏廓清之功。即亦資之以助新政治之進化，真韓愈氏所云其功不在禹下也。蓋吾人唯一希望，在現在之青年，與將來之青年，得貴志而新之以十年之教訓，雖不中不遠矣。
惟足下最辟「文以載道「之說，因辟「文以載道」而兼及於「言之有物」。鄙見似不敢贊同。詳觀尊論所指，以為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與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氣。而以言之有物之物，視為文以載道之道，足下似將道字呆看。謬推足下之所以呆看，則蔽於俗傳之狹小道字，如王湘綺所謂文必依於道，故必依經以立義，一若除經外即非道也。仆則以為道之本義極寬泛，當古人學術未發達之時，一切名詞，皆極含混。道而屬於文，即凡事事物物，莫不賅之，不必專談孔、盂之道者，始謂之為道也。道如孔、孟之於文，不過備道之一格而已。故仆妄以為文以載道之道理，即今之所謂思想，特不過古人之所謂道，比于思想，即寓有限制作用之「正當的」條件在內耳。然究之吾人之為文，似不能不含此作用。任檢一事言之：朋友之函牘往還，稱量推崇，交際之道也；過其量則諛矣，而非道也。故述一事也，必視於國家社會有關者，或勸之，或懲之，莫不有道在焉。造艷情小說，而其義必止於不淫，不淫即道也。論古人得失，而其言必求衷諸至正，至正即道也。事之所存，即莫不有道之所存。言之有物，物即道也，即理也。先儒之格言，即本其一生所視察之結果；可供準則與否，別為一問題，而要其形於言，即納而歸之道也。
仆敢謂非道之文，不有價值，無物之言，必為空衍。足下主張寫實，寫實即有物，有物即有道。各學派皆各有其道，亦即各有載道之文，亦即各有其有物之語。足下既於學術不主一尊，獨安得以文以載道之道，而屬之孔、孟乎？
足下答陳君丹崖之言曰：「實寫以外，別無所謂理想，別無所謂有物也。理想與學術相依，似不必羼入文學範圍內」。然文學與學術，實有相密切之關聯。其理想優而其文字亦愈美，即其物足而意味亦愈深長。足下之不主言之有物，毋抑指昔時詩人以臣子之忠愛，而托喻於男女怨慕之情之類者乎？吾人試就其詩以言詩，果能寫真，其詩即美，即雲有物可也。然能使讀者另會其影喻之旨，則其趣味更加濃厚，固無不可。不然，表面上所言不能入情，即其裡面亦決不足觀，尚安得謂之有物哉？藉曰有物，必破濫者也，必朽敗者也。此仆所以不欲附和於足下者也。
仆向者嘗慨吾國文學之壞濫，纂輯文學史一小冊。其中取材雖浮濫，而其義則獨抒鄙見者，實占十之七八，又竊自幸同於足下與胡君適之所主張者，亦十之七八。當仆命筆之時，實亦挾改革文學之志願。如足下所謂古典文學，拙著特立專章以著之，以考其源而遏其流，姑抄呈拙著後之結論一節，以供質證。並呈正全書一冊，尚乞高明有以教我焉。
中國之文，坏於用意摹仿。自揚雄著其端，而所師尚在乎意。至明、清襲其習，而所法全在乎形。（中略）文至於貌同是求，而後虛薄浮濫之文，乃充塞於藝苑矣。
中國之文，尤坏於濫用典故。聖作明述，吐詞為經；語意淵涵，初無襯墊。戰國諸子，明事達情，妙於取象，偶一遣用，意主左證，用兼隱括，初無意於篆刻也。西漢猶少，東京始繁。自是以來，比興之義亡，鋪張之情亟，恣意漁獵，漫塗粉黛；鶴脛續鳧，張冠戴李；炫博者務為獺祭，好奇者竄入蠶叢，以古官代今名，托僻與為影喻：幾使讀者茫然不知真意之所在，文至此蓋可雲一大劫矣！
因摹仿之足崇，故文范之論起。歸震川之《史記》錄本，趙秋谷之聲調譜，揣摩聲音章句之間，規其所以似古人者，幾於無微不至。陋者從而效之，徒以抑揚轉折為事，略為文之本，而後文以病而益荒。文本天地之元氣也。天有陰陽寒暖，地有燥濕平陂，人有剛柔緩急，應乎理以為言，自然中節而有秩，無所謂法也。文之有法，聊為初學者示捷徑可耳，而必執之以為高，則有流於機械而無變化之用矣，豈不謬哉！
因典故之是尚，故文科之書繁，摘屈、宋之艷辭，采《史》《漢》之雋語，分類纂輯，用資取求，可省記憶之勞，可蓋枵腹之丑，事至便也。其初也意本乎訓蒙，其極也遍行於場屋。或則數典忘祖，或以襲謬因訛。原書束而不觀，空疎衍而彌甚。就令博記，而零嫌斷錦，何與通才？自非剗除，則真氣雅言，終於沉晦。故欲盡文之能事，不於本求之，區區拾古人之牙慧，無當也。
文本於學，孔、老、釋迦，非所計也。觀古今文人，莫非學人，苟非學人，即亦不足為文人。而後之人不於學加深研，營逐於文字之未，何者為漢、魏，何者為唐宋，宜其刓蔽而不振也。文本於字，字不明而欲能文，譬之舌賽而求能辯也。雖許、鄭、戴、段不以文名，而能文者未有不稍具許、鄭、戴、段之學者。辭賦如揚、馬，文章如韓、歐，其深明字義，常人之所不逮，而後之人不於小學加考求，惟以剽竊為工夫，塗抹為牆壁，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夫有學無字，則辭不雅馴；有字無學，則文為空衍。二者兼具，乃可言文。今之人動曰文荒矣，而不知實學荒也，字荒也。古人餘力學文，孩提學書，今則壯不知字，老不知學，豈不悻哉？韓昌黎雲務去陳言，予以為尤貴去陳理。去陳言本乎字，去陳理本乎學。溫故知新，宣尼所重，後人徒知好古，無意更新，苟能出新，定可不朽。前人已言者，吾改頭換面言之，何取乎災梨而害棗也？前人之所未言者，吾能從而發明之，若是乎文乃可貴矣。文貴通裁，辭貴達意，通故道明，達故用顯。奇辭奧義者非通，鉤章棘句者不達，屑今飾古者非通，假甲為乙者不達；宜雅而俗者非通，蕪詞累氣者不達，當隸為篆者非通，以經書券者不達。昌黎文之佳者，在於文從字順；六經文之美者，在於意味深長。典漠之文，惟唐、虞宜之，王莽效之則陋矣；淵、雲之文，惟漢時宜之，李、何效之則襲矣。對揚廟廷，則宜莊重典雅；諭譬黎庶，則宜明白曉暢。要其貴於通達，以適時用，古今中外一也。
知文之貴於通，散可也，駢可也，駢散兼行亦可也，知文之要於用，法古可也，用典可也，二者並斥亦無不可也。處今之世，尤亟務焉。一國之廢興，視民智之多寡高下以為準。文之為用，瀹民智之利器，鼓學術之風爐。明道弼教，治官察民，端賴於是。察鄰國之文，能適於淺，而吾國乃好為高古也；能進於整，而吾國乃日滋冒濫也：此非文病，學先病耳。（中略）鄉使西學不東，猶是閉關卻掃，一二學者，亦惟是起伏於古人之窠臼而已，其能有所振拔耶？顧亭林有言：「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然則今之文學之弊也，殆已達窮變通久之運者乎？一代之盛也，必先之以共同醞釀之功，而其衰也，常在於菁華已竭之後。東漢為西京之醞釀，趙宋本唐代之調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啟清。明而未融，故其弊尤著。今之文運，適與李唐、朱明等觀。混合之時，而非化合之候。吾人生丁此際，偏於西不可，偏於中不能，但務調劑中西之精英，以適於現今之實用。一旦兩質融化，發生特別之光華，若宋之所謂理學者，又何患文之不至哉？議者苟嗤吾說失中，謂中國代傳之美文，何可盡廢。夫以今學術之分科發達，文欲存漢、魏、六朝之體，詩欲追《葩經》樂府之遺，特設一科以供嗜古玩者之求，無不可也；安所取滔滔者而皆學科斗篆隸之書也乎？夫文出乎學而要乎用，文之本職也。但使人人能盡其本職，雖不美，庸何傷？
足下主張寫實，主張通俗，此二者實足以破千古文學之的。前者為文學大本領之所在，後者力文學大作用之所在。仆嘗以為文字之能事，最難形容盡致。形容盡致者，非畫蛇添足之謂也，即取當時所有之情景而畢肖之。左氏敘晉、楚之戰，歷歷如在目中，范曄敘昆陽之戰，如親見其聲勢，施耐庵之著《水滸》，處處皆有其人：是亦足下所謂寫實之義也。
文主通俗，仆已於拙著文學史中時時發之，特仆關於此，竊有一私見。中國之文，甚難於語文一致，以各地方音歧出，若不能將之乎也者焉哉之字及種種前置之詞，而代以尋常通用之語，欲求此效，勢不可不待之於語言統一之後。仆未知足下之所謂通俗是否為宋儒之語錄。但就鄙意，以為先取其通曉者運入之，凡不能代以俗語者，必力求其淺顯，如避能而用克，舍其而用厥，舍何而用曷，避熟語而用生字，皆大可以不必也。
足下以我國近世文學之壞，坏於桐城派，誠然，誠然。然桐城派之影響，至於今而不絕者，實賴有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一書，以痛毒於社會。昔之人慾售其主張，恆藉其選本以樹之鵠，非如現在坊問選本之無甚深義也。仆以為足下既張革命之軍，突使一般青年觀之，茫然莫得其標準之所在，則莫妙於取古今人之詩文，與吾宗旨稍近者，詩如李陵、陶潛及《古詩二十九首》之類，文如黃太沖《原君》，王守仁《祭瘞旅文》之類，選為課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趨於改進，似更易為功也。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冗中書陳，未及詳審，幸足下有以進而教之。
曾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