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秀文存 · 附錄一中西文明之評判譯日本雜誌《東亞之光》

平佚 有中國人胡某者，於開戰前後在德國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種：一名《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辯護》，為開戰前所刊；一名《中國國民之精神與戰爭之血路》，為開戰後所刊者。 歐美人對於東洋民族多以為劣等國民，偶或見其長處，則直驚呼，以為黃禍其真傾耳；於東洋人之言論者極少；有時對於東洋人之言論呈讚詞者多出於一時之好奇心或屬於外交辭令而已。 然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對於他人之批評虛心坦懷以傾聽者亦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時未必有人過問，而此時卻引起相當之反響，為贊否種種議論之的。今紹介其贊成者反對者與中立者之代表的意見，俾讀者得知其概略焉。 台里烏司氏者對於此二書頗表同情，其批評之大意如下： 胡君者，保守者也。彼以古中國之文化為完全，較之歐洲文化著為優良。彼謂「諸君——歐人——於精神上之問題。即唯一之重大問題，非學於我等中國人不可，否則諸君之全文化，不日必將瓦解。諸君之文化不合於用，蓋諸君之文化基於物質主義及恐怖與貪慾者也。至醇至聖之孔夫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示人以達於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諸君當棄其錯誤之世界觀而採用中國之世界觀。此諸君唯一之救濟法也」云云。 胡君之忠告原不免稚氣，蓋人雖有採用新稅制新制服者，而無輕易採用新世界觀者也。又中國之文化於蒙古人種依其特殊之種性而尚有差別，在全異之人種未必可以移殖。況我等歐人自身之世界觀自有完成之期，故吾人對於胡君之忠告惟有謝絕之而已。 然謂歐洲之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張亦殊正當。胡君著作之主旨實在於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來之倫理的國民的經驗視吾歐人殆如小兒，吾人傾聽彼之言論使吾人對於世界觀之大問題悵然有感矣。 夫歐洲人之世界觀與中國人之世界觀，原無可比較。歐洲人在今日尚無所謂自己之世界觀者，歐洲擁其實地上之成功，高視一切，然其文化之殿堂中最神聖者，彼實無造之之能力。英國固無英國之世界觀，法國亦然，德國亦然。是等諸國，僅有自猶太、小亞細亞、希臘之襤褸上剝落而雜布之世界觀。雖歐洲之思想家亦有本於近代精神所產生之科學以新造國民的特有之世界觀者，而是等之思想家對於從來國民之見解與公認的世界觀之形成，無有何等之影響。我偉大德意志思想家之思想，學校中未嘗體會之，通國之民不能知之。 此實為全問題之要點。胡君對於此點譏評深切。彼謂「我等中國人固不能深知歐洲人，歐洲人亦不能深知中國人。兩者之間，固有重大之區別。然中國人尚能知自己之文化，歐人對於自己之文化大都盲目」。胡君此言，誠切歐洲之弱點。勒薩爾（德意志社會民權黨之創立者）亦曾發此感嘆，謂「德意志之諸大思想家如群鶴高翔天際，地上之人不得聞其羽搏之微音。」 中國人三歲之兒童在學校中學中國大思想家之思想，洞澈其精神；德國人在學校，於自國文化之高頂絕不得聞見。埃開、哈爾德培、梅蘭普尼、休披那塞、康德、費息德休林克、哥的、黑知爾等偉大思想家，學校中不能受其影響，對於國民之感化故意隔絕之。 今世人頻議學校之改革，彼等晏坐案頭，編新教案之事項，歷史須增二三時間，地理之二三時間中須教以某項某項，如是議論雖屢有所聞，而主要重大之問題，卻不敢著手。主要問題者何？即德意志偉大思想家之精神可使之活動於學校否乎？德意志人于思想上任至何時可不建自己之家屋乎？德意志精神之內不須產出真實自由之新世界觀乎？凡此種種皆重大問題，而世人竟不注意。德人所自矜之廉恥心，豈不愛其戟刺乎？德人之勇氣，果在河處乎？此怯懦因循，安於半解，甘於卑下之病根也。 胡君既看破此歐洲之大弱點，故雖目睹歐洲之鐵道電信及其他研究精確之事業，不起特別尊敬之念。以歐人於其最切要者，何故反缺焉不講？胡君之眼光正射於此也。此其故由於精神的興味之缺乏與精神的熱烈擁護之缺乏也。歐洲人之倫理要素被實地的功利要素所壓倒，優雅與微妙之情緒屈而不能伸，即宗教方面亦帶物質主義之特徵。 茲舉例以實之，則自西亞細亞入歐洲之道義之主旨全屬於物質的；其所謂善含有法律的命令之意，不從者降之以罰，從者酬之以賞，倫理之方面，即以如斯賞罰之概念為主。是非甚低級粗野之倫理觀之顯著特徵乎？中國在紀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學者從精神之根本動機說明，善為自成與自樂，非依酬報而動者，是以中國人有健全純潔高貴完全之國民的倫理觀，且極為人間的而非抽象的。歐洲人從來缺乏造成如斯之倫理觀之能力，而尤可惜者，則我大思想家之思想成績雖已有造成如是特獨之世界觀之基礎與端緒，而不以與之於國民，使此事業乃倍覺困難焉。 歐洲人於精神上無何等之根據點。彼等初入學校所學者為猶太與後期希臘之世界觀。此原不能常保其統一。無何，即以正反對之自然科學及有形知識入據彼等中心，由宗教傳說而起之倫理的感情與全然冷酷之物質主義互相反撥，無一處能統一明了。其於倫理觀也，先以不可不然之訓誡注入。此種訓誡——壓制的，固定的，且極幼稚的——無何等心理上之襯托，未幾即以精密之科學所產出與前之誡正相反對之進化論，生存競爭與本能之法則，提示彼等，肉迫彼等實現，與理想絕不調和。由如是混亂矛盾中教育而來之歐洲人，於出學校之後，更從各處聽受哲學體系上之斷片，而於哲學之真相則又無考求之時間，遂使歐洲作成一真相不明無依無據之迷的人間，在歐洲無論何人，其所得以為準據者，不過刑法而已。 中國人之倫理出於明晰之思索，且為國民的心理的；其世界觀亦極簡古。胡君對於此東西之差別指摘如下曰：「歐洲人在學校所學者，一則日知識，再則日知識，三則日知識；中國人在學校所學者為君子之道。」胡君曰：「善者為我中國人之所發見，歐人當學之於我。」此胡君稚氣之忠告。但我不可視此為中國貴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之言而一概排斥之。彼又有如下之言，亦未可以惡意解釋。彼謂「中國之思想在歐洲諸君必不以為新，然諸君之大思想家如休披那塞、哥的者與支配中國二千五百年以來之思想何嘗不同乎？」此言也，對於歐洲之教養，未免過於重視：在歐洲固未學休披那塞、哥的之精神，亦未嘗有一息之氣吹入於一般生活。此真相實為胡君所未注意也。 吾人必不欲一變此之情態則已，否則吾人雖不能於中國直接學得何物，而胡君之兩書實激刺吾人之廉恥心與奮發心最為有力者也。 又有弗蘭士氏者，謂歐洲目下之現態，使東洋人視為歐洲文明之破產，亦不無理由。於胡君之態度，亦大概承認。惟其所說之內容，則大表反對之意，而為基督教文明辯護，尤於德意志文明辯護更力。其言如下： 胡君謂「現下戰局結束之方法當與交戰國當局者以絕對之權力，使彼等提倡和平。無論何人，不得反抗。此為永免歐洲文化上所附帶戰禍之道，去英國風之崇尚民眾，德國風之崇拜英雄之病而奉孔子之教」。此胡君對於民主的英國寧對於德國之同情較多，但彼尚視吾人為全然物質主義者，殊可驚也。彼謂科學與器械，軍艦與鐵道，知識與實地的成功，對之均不感服，而重要者在人物之問題，教吾人以內面的生活與精神的文化。 向以內面性之國民詩人及思想家之國民自誇之吾人，豈甘受如斯之言乎？豈竟聽胡君之言行於中國學於孔子以求內面性乎？否，否；我國人之多數以我可尊之國民的傳統將瀕於危險者，是為事實。又有多數之人，雖在己國已經閒卻之理想，遠自異方來則反起多大之之注意焉。胡君之誤解德國精神，可為世界誤解德國精神之實例。此誤解既自歐洲諸國始，吾人不可不捶胸自責其怠慢之罪，蓋我詩人思想家之思想不傳布於外國民族故也。德國之商業擴於世界，而德國之精神生活與德國之基督教不出國境，吾人當為精神的文化起見，對於世界尤對於為將來疆域之東亞大行布教。土爾其在戰前，我敵人所設之學校一千有餘，德人所經營之學校，不過四十至六十而已。在東亞地方盎格撒遜人之傳道者，五千六百人，德國傳道者僅二百三十四人。吾人在日本稍稍活動，故此國之親德派較親英派為優勢。今吾人慾對於外國民主張吾人為理想主義的國民，必如之何而可乎？則當以吾人之理想介紹於外國是已。 台里烏司氏嘆我國大思想家之思想不應用於學校，而羨中國三歲小兒得聞聖人之道，此二事均不免誇張，惟余對於學校中當大輸入我思想家之思想，此事予極贊成。 台里烏司氏承認孔子倫理之優越而視歐西之倫理為全然物質主義，其主旨從西亞細亞輸入，不過以賞罰之概念為動機，此言實為可驚。豈氏於我基督教並無何等之知識乎？我思想家之重此教者，非曾對於此以賞罰為動機之主旨，根本上加以變除乎？路德所謂唯一之美的宗教，康德所謂可愛之宗教，雖亦指此宗教，然豈指此賞罰的動機乎？台里烏司氏所謂「新又自由又真之世界觀」即基督教之自由，而必迂折以取道於中國，不過一好奇之心而已。夫欲崇拜孔子，固可隨意，今日之官能世界較彼可學之人尚多。至台里烏司氏推賞胡君之著作，謂微妙銳利，無逾於此，書中國婦人之屈辱地位，著者一部分否認之，一部分美化之，其尤可驚者，中國人不潔之癖，著者亦引以為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意於物質之一佐證。 如是無價值之書，能使吾人知我之精神界映於如是自說自話之男子之眼中者乃如是，則亦不得謂為全無價值。吾人當謝出版者之勞。 吾人又因此書而知橫隔東西思想間之溝渠乃如是之大，雖偶見有兩者通共之處，及仔細檢之，亦皆似是而非；及其最後，則吾人黨吾自身所有之可貴，依比較而意識愈明。我文化之基礎與我德意志國民性須臾不可離之基督教，今因黨爭與因襲之災難，漸不明了，一與東洋比較，則吾人始得明了，自覺吾人之強大的根本思想，即東洋人所難於理會之獨立個性與個人責任之根本思想實為吾人之特長，倫理與政治之關係為我等不知孔教之困難，而於此處促生權力意志與活動性，或使糾紛之外的文化與德意志之內面性相合，在目下之戰爭為艱辛之試驗，以示其決不崩壞之力。 又有普魯克、陀爾福女士者，全與胡君之書同聲相應，以弗蘭士氏之言為不識東洋人之皮相者，頗讚美東洋之理想主義而悲西洋人之過傾於物質主義，謂歐人當學於東洋，其言過於褒美東洋。偏於感情，為婦女之本色，然此女子非全然醉心東洋者。凡己國民之特徵，根本於歷史與民族性者，尤熱心維持。惟彼謂如此之覺悟，實為東洋宗教家之所賜也。 彼初欲皈依佛教以安心立命，見印度之一喇嘛僧，問改宗佛教之可否。喇嘛僧正襟言曰：「女士莫如學基督教。宗教如言語。棄國語者，妄；棄己國之宗教者，亦妄。速歸於元受基督教之救。」彼遂依此語而得受基督教。爾來彼崇奉己國之文明，自覺其價值，而對於東洋欽慕之念，亦綦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