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偶譯 · 卡爾研究發凡

一　卡爾生平的速寫 「從前哲學家只是用種種方法解釋世界；我們的任務是在改變世界。」 卡爾：《費爾巴哈論綱》，一八四五年。 投身新聞事業 卡爾是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特累甫（Treves在德國普魯士邦萊茵省的一城）。他的父親是一個猶太律師，於一八二四年棄猶太教而信奉基督教。卡爾幼時入本城公立學校，於一八三二年秋季考入波昂大學（University of Bonne），專研法律。一八三七年秋季轉入柏林大學，研究法律、哲學、歷史、古典的和近代的哲學；於一八四一年畢業於耶那大學（Jena），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伊壁鳩魯和德漠克里特的哲學》（ "Epicurean and Democritian Philosophy"）。當他在柏林大學求學的時候，他很注意黑格爾的哲學；在大學講師和黑格爾派的學者裡面，交了不少的朋友，他們的年齡雖然都比他大，但是都拿平等的地位待他，而且都很殷勤地要和他做朋友。在一八四一年，他暫在波昂城住下，想找機會做大學講師，但是因為大學裡對於非正統派的學說都要加以種種的為難，所以他轉著方向到新聞事業方面去。於一八四二年，他其先擔任在科倫（Cologne）出版的《萊茵報》（ "Reinische Zeitung"）的通訊員，後來就擔任該報的主筆。這個報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日報，是一些銀行家和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創辦的，目的在反抗普魯士的專制政治。但是卡爾所作的時論，常為新聞檢查所難於通過，因此該報繼續不斷地受著檢查者的為難，最後卡爾不得不出於辭職，於一八四二年十月，離開了科倫，和他新結婚的愛妻燕妮（Jenny）一同到巴黎去擔任《德法年報》（"German—French Annals"）的編輯職務。這報是黑格爾左派的魯格（Arnold Ruge）所發行的。但是這個報只出了兩期，又被迫停辦了。卡爾在這個報上所發表的言論，已經含有他對於社會主義和社會集團鬥爭的見解；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一八四三年的冬季，卡爾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 一八四四年九月，恩格斯到巴黎來看他。恩格斯當時是《德法年報》的一個投稿者，自從一八四二年的年底，住在英國的孟徹斯特。這次他們倆在巴黎的相見，是他們終身友誼和合作的開始。他們合作的第一次的結果是《神聖的家庭》，這是一本爭論的著作，意在反駁他們從前的兩位黑格爾派的朋友鮑爾兄弟（Bruno and Epger Bauer）。卡爾有時替在巴黎出版的周刊《進步報》（Vowärts）作文；因為這件事，他和其他幾個投稿者都於一八四五年被法國驅逐出境。他隨後跑到布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去，在那裡他一直住到一八四八年的三月，用法文寫成他的第一次的偉大著作《哲學的貧困》（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反駁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所著的《貧困的哲學》。卡爾的這本著作是在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年間寫的；在這本書裡面，我們現在所稱為卡爾理論的一切內容，已多少有了顯明的敘述。在一八四七年的十二月和一八四八年的一月，他和恩格斯替康敏同盟合寫了《康敏宣言》；這個同盟，他們是在一八四七年的夏季加入的。一八四八年的三月，在法國二月革命發生以後，卡爾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境！那時法國的臨時政府已經來請他去，於是他離開了布魯塞爾，便到巴黎去。他在巴黎一直住到一八四八年的三月底，所以他有機會親眼看到法國普羅的鬥爭和變遷，親眼看到勃郎克黨徒（Blanquiats）和社會民主黨人的鬥爭和變遷，有的贊成普羅獨裁，有的反對。三月底，他到科倫去參加德國革命；這次德國革命發生於當年三月，在科倫所出版的《新萊茵報》是擁護這次革命最敢說話的言論機關；該報由卡爾主編，第一期於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一日出版。巴黎的普羅列達利亞特於六月最後一星期的失敗，結果也使德國的革命因之衰落。到了一八四九年的春季，德國革命已完全結束，《新萊茵報》也被封閉了。卡爾又回到巴黎，於一八四九年的秋季到倫敦去，一直在那裡住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逝世。在倫敦，他還編輯《新萊茵雜誌》（ "Neue Rheinische Revue", 1850）；撰寫關於經濟的文章、投登當時反對判麥斯吞（Palmerston英首相）的「自由報」；擔任《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1852—1861）的通訊員；在一八五九年，出版他所著的《經濟學批判》（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在這本書的序文裡面，他敘述了他的唯物史觀的輪廓；在一八六四和一八七二年間，他是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即第一國際）的精神的領導者；一八六七年，他出版《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在一八七〇和一八七一年間，他寫了《國際對法國內戰的演詞》（指巴黎公社）。在他的最後十年裡面，因為身體多病，以致阻礙他寫完他的《資本論》；第二、第三、和第四卷的《資本論》，只得由他的朋友恩格斯在他死後替他整理編輯。第二卷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三卷於一八九四年出版，第四卷名為《剩餘價值論的歷史》（ "Zur Geschichte der Mehrwert Theorie"），分四部分，由考茨基（Karl Kautsky）於一九〇五和一九一〇年間編完出版的。 二　卡爾的一般見解 階級的社會 人類的社會，脫離了太古部落的和公社的組織之後，分成兩個敵對的階級：一個階級支配並統制生產工具和相應的政府機構（國家）或政權，這機構或政權是為著保護新的財產關係而建立起來的；還有一個階級所有的只是勞動力和技能，被逼迫著去做維持社會所需要的生產工作和一切苦工。這種階級的社會，從物質的生產或社會生活的基礎方面看去，經過三個階段，就是：（一）蓄奴的或古代的經濟；（二）佃農（後來成為農奴制）的或封建的經濟；（三）工銀制度或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第三階段一天天更為複雜，所包含的內容更多，所以它的主要的特質，由常人看來是很模糊的，是隱藏的。 依卡爾把資本主義制度視為「階級社會」的全部概念看來，他所檢討的並不是各個的資本家，或是各個的勞動者，卻是注意於兩個「敵對集團」的階級；在這裡面，一個階級替別一個階級出勞動力創造剩餘價值。 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發現了它的階級的特質，發現了在這裡面活動的各階級和代理機關的真正的地位、運動和機能：這是卡爾的主要貢獻之一。他從資本主義制度裡面揭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炫耀的神話；揭穿了個人的自由、公平、和正義的面幕，顯出它的階級社會的一階段——最後一階段——的真面目。這種工作，他在他的四卷《資本論》裡面完成了。 經濟倫理和法律觀念的相對性 卡爾不像他的前輩那樣，把當前盛行的生產方式，把現有的產業秩序，視為永久的、絕對的、和合理的（雖則他們也認為是有缺點的）社會制度。卡爾研究社會的時候，卻把它視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相對的過渡的階段，照他看起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封建主義的產兒，同時又是尚在胚胎中的康敏生產方式的父母。 我們從卡爾對社會的進化的見解看來，很顯然可以看出他所檢討的從來不是離開現實的抽象的觀念。例如他從來不問什麼是一般的價值或什麼是勞動的生產力；只是要問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的價值和生產力。他也從來不深究權利、正義、平等或自由的一般的觀念；所要深究的卻是在社會發展中任何特殊階段中的權利、正義、平等、或自由的意義。依卡爾看來，社會學不知道絕對的真理，不知道觀念有永久有效的界說，卻認為都是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有著聯繫的，是相對的。這是卡爾理論裡面很重要的一點，是研究它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卡爾的發展觀念 卡爾的思想始終根據著發展的觀念。他對社會用發展的看法，這是他要感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遺教。黑格爾認為精神、自然、和人類的社會，只是在較低階段到較高階段的發展過程中，「觀念」發展的向外表現罷了。這種觀念、精神、自然、和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以前和現在所以能夠繼續向前進行，是因為它的正面的或肯定的要素裡面，本身就含有矛盾的、相抗的、相對的、或否定的要素和掙扎，和正面的內容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引起鬥爭；在這種鬥爭裡面，思惟、自然、和人類社會的一切潛力和天賦都開展出來；在被否定的那個階段的地位上面發生一種新的和更高階段的精神的、智力的、自然的和社會的生活；它是「正」和「反」所有的一切精華的「合」。這種矛盾的發生和邁進，是進步的發展最重要的條件：矛盾的出現是向著更高階段掙扎的第一表現，或舊的「正題」不能再滿人意的第一表現；這種矛盾，倘若開展出來，並向前推進，便是進步的發展之主要的源泉。但是如果缺乏力量來使這個矛盾開展出來，並使它能向前推進，那末進步的發展便無從發生；在這種地方，停滯和衰落便都來了。這種人類思惟上、在自然和社會歷史上向前推進的過程；即思惟、自然、和社會，由於對敵的勢力彼此衝突而向前發展的過程，黑格爾就把它叫做「辯證法」（dailectical method）或「辯證的過程」（dialectical process）。它含有三個階段：——「正」（positive），或稱肯定（affirmative），或稱正題（thesis）；「反」（negative），或稱「反題」（antithesis）；「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the negation），或稱「綜合」（synthesis）。 卡爾採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研究社會的方法，他認為黑格爾的宇宙發展之辯證法的過程，在形式上是對的，但是黑格爾把「觀念」作為發展的源泉，卡爾卻代以物質的力量，就是生產力；卡爾認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和它的歷史的主要的動力。黑格爾是主張觀念論的（就是認精神是宇宙發展的主力），卡爾卻是主張唯物論的，認為物質的力量（講到社會，便是經濟方面的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 三　歷史的唯物論 「社會的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係。人們因為獲得新的生產力，他們也隨著改變他們的生產的方式，——他們謀生的途徑，——他們並隨著改變他們的社會的關係。」 卡爾：《哲學的貧困》，一八四七年。 觀念論和唯物論 人們靠著智力要對自己解釋。換句話說，要對於世界和它的一切，得到一種全部的和連貫的見解，或要了解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由於這種智力上的努力，結果便形成兩種廣大的概念，如用哲學上的名詞來說，就是觀念論和唯物論。 所謂觀念論，它的意義是這樣：只有精神或神靈才有絕對的現實和真實的存在；只有它構成一切「存在」的源泉，只有它是一切現象和發展的主要的本原，也只有它是「宇宙」的自覺的和有意的動力。依觀念論，精神是創造並推動物質世界的。 在別方面，唯物論卻認為自然界的真正的現實，和精神的真正的現實，都是物質；它所固有的力，是依著科學所研究所發現的法則而發生效用的。精神只是物質的產物或機能。思惟只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或解釋。 這兩大派的概念各有它的種種的差異和合併，但是就大概說來，他們代表兩派界限分明的相反的見解：一派認為思想或精神是主力；另一派認為物質和它所固有的特性是主要的現實，是世界的推動力。 由觀念論過渡到唯物論 德國哲學的偉大時期是大約從一七八〇至一八三〇年。這個時期的主要特色是觀念論；它的著名的代表有康德，斐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和黑格爾。最後一個是最偉大的；他把自然、精神、和人類歷史的主要事變和發展，歸納為「觀念」的自我發展。約自一八三〇年以後，德國的思想拋棄了觀念論而採用唯物論，這個變化剛巧相應於當時的商業、貿易、和製造業的勃興，或相應於當時資產階級的勃興和它的自由主義的傾向。這在黑格爾主義方面也引起了一種反應；這個學派分裂為幾個部分，其中的左翼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他們漸漸地運用理性主義和歷史的批評態度，在一般方面批評宗教，在特殊方面批評基督教和福音。這個時候最著名最激烈的這類批評家，要推費爾巴哈。他在他所著的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裡面，認為上帝只是人類自己心意的理想化；認為宗教不過是人的情緒的、智慧的、和道德的需要之意識的反映；並不是由上帝創造人，卻是人依著他自己心裡的想像而創造上帝；人的有形的存在是一切宗教和哲學的中心；人的意識、或心理、或意象，都是由他的真正的「存在」來解釋，並不是人的「存在」要由他的觀念來解釋的。可是德國的思想，在宗教和哲學方面，雖然這樣變成了唯物的和自然主義的，但是在人類歷史和社會科學的領域裡，卻仍然是唯心的，甚至費爾巴哈自己也仍然漠視工業的和社會的問題，建議用人道主義的仁愛來補救社會的罪惡。他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大多數的青年黑格爾派中人一樣。 在青年黑格爾派裡面，能從唯物的觀點去看人類歷史和社會科學的廣大的範圍，來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於經濟學的，只是這一派中最年青的一個——那就是卡爾。倘若費爾巴哈說過，神學家和哲學家所應當研究的是有形的人，那末卡爾也曾經說過，歷史家和社會哲學家所應當研究的是社會。據他的意思，這種研究的基礎是政治經濟學，因為任何社會的意識、或觀念的體系，我們要解釋它，必須用這個社會的生產狀況來解釋。卡爾的對象絕不是純屬理論的，或僅是學者的研究，他的目的一開始就不僅在解釋社會，卻要改變社會，卻是要使社會革命，要使生產階級的重要的利益和原則，成為統治的利益和原則，要使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運動成為普羅的有意識的努力。 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或唯物的社會生活觀，絕不主張人只受物質的動機所激動，或只受個人的利益或快樂所激動。唯物史觀和實利理論，或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或邊沁和他那個學派的計較幸福的說法，都不相同。它的真正的意義是：社會的基礎或基本的結構是物質的生產這個基礎，由於它對精神所發生的影響，決定道德、宗教、哲學、和藝術等等的形式，即社會的意識形態；因此，還有一點也就隨著可以知道，那就是物質的生產一有了變化，全部的社會生活和它的意識形態的形式也跟著改變。因為依卡爾看來，任何社會（公社的、國家的、帝國的、或國際的）的主要機能，或生活的過程，都是要靠所生產的物質生產品來維持生活。這個生活的過程，是最重要的，是最能在社會裡影響和形成人們的本能、情緒、意志和推理的能力。 社會的物質生產包含兩類的要素：（一）生產力；（二）生產的條件。第二類的要素以第一類為基礎，依靠著第一類。這兩類的要素構成社會的基本建築或基礎。 生產力又包括無生命的和屬於人的：無生命的力是土地、氣候、礦物、水、水蒸汽、電、工具、和機械；屬於人的力是用腦力和用體力的工人、發明家、組織者、管理者、技師、以及其他把原料從原來的出產地運輸到生產的地方所雇用的人們。 生產的條件，是社會裡各階級、各集體和各分子間的法律的和政治的關係，或財產和政府的形式。 這兩類的要素造成基本的結構，在這基礎的上面建立著種種形式的情緒、感覺、幻想、思惟、和人生觀，或宗教、藝術、哲學等等的廣大的上層結構。社會之革命的變化，是要靠著它的基本結構的變化；換句話說，是要靠生產力和生產條件的變化。 在革命的時期，最令人注意的徵候，是有個被壓迫的階級起來爭取政權。必須等到滿含衝突的社會秩序由舊的生產條件中把生產力解放出來，替新的社會秩序創造物質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可能性，必須等到了這樣的時候，革命的時期才能結束。 在由資本主義到康敏主義的過渡時期裡面，生產品的平等分配是不可能的，因為「權利不能超越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它所決定的意識形態的發展」；過渡的社會仍然有著舊的階級社會的殘物。只有在一個完滿發展了的康敏的秩序裡面，勞心勞力的工作已不再分畛域，生產的活動已成為社會裡每個分子的一種基本需要（成為生存的自發的義務），屬於人的和無生命的生產力都已達到很完滿的發達，由合作所得到的財富的源泉都已能橫溢涌流著——只有到了那樣的時候，布爾喬亞對於權利觀念的狹隘範圍才能夠擴大起來，康敏的原則才能夠實行起來。 四　政治經濟學 「……依我研究所得的結論，認為法律關係以及國家形態都是不能夠用它們自身來理解的，也不是能夠用所謂人類心意的一般的進步來解釋的。法律關係和國家形態都是根源於物質生活條件；公民社會的解剖，應求之於政治經濟學。」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緒言》，一八五九年。 政治經濟學的三個學派 政治經濟學所檢討的，是在現今的社會裡面商品生產和分配藉以進行的社會的情況和關係。卡爾把政治經濟學分為三個學派，就是：古典的，批判的，和庸俗的。 古典學派所包括的時期，是從十七世紀的下半段至十九世紀的開始二十五年間，也就是工業革命的開端和發展的時期。卡爾以為在這個時期裡面，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有偉大的和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出現。這裡面的主要人物有配第（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法國的重農主義的經濟學家，例如揆內（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屠閣（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7）等；亞丹史密斯和李嘉圖。這一個學派的經濟學家，對於資本主義還算沒有什麼有意的袒護。他們的主要的對象，是要研究生產和分配財富的過程，要發現統治這種過程的法則，並要指出推動或阻礙這種過程進步的技術上和政治上的方法。 批判的學派發生於工業革命的後段時期。第一次的工業恐慌，民眾的抗議、叛亂，和勞動人民的公開示威，——這種種事實，都使許多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作家及觀察家，不得不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新的工業制度的進行、傾向、和在社會方面的結果；去尋覓資本和勞動在財富生產的過程中各個所盡的職責；去調查勞動人民的狀況。這一個學派的先鋒有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國社會改造家），聖西門（Saint Simon, 1760—1825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西思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smondi, 1773—1842瑞士歷史家和經濟學家）等。 庸俗的一派和批判的學派同時出現而且是發生於同樣的原因。不過庸俗派卻有著一個相反的作用，那就是極力替現今的秩序辯護。就是這一派裡面最好的腦子，也只是用多少有文采的話語，替工商階級敘述它的意見、幻想、想像，來袒護當前的經濟的秩序。他們有自覺的或本能的恐懼，不敢徹底研究批判的意見，去得到合理的結論，或在理論上構成一個綜合的論斷。他們把經濟現象的表面的形式，作為經濟現象的本質和原理，這一派開始於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國經濟學家），信徒漸漸地加多，和獻身於社會革命運動中的批判學派相頡頏。 卡爾的主要問題 卡爾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回答下面的幾個問題：第一，社會的歷史既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現今的社會不過是人類進化中的一個階段，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是：這個社會是怎樣來的？它往著何處去？ 第二，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一個階級的社會，在這裡面，被剝削的階級雖在名義上號為自由，卻供給剩餘勞動的生產品與資本階級。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是：這個生產是怎樣進行的？什麼是能夠表現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社會關係和狀況之經濟的範疇（包括固定的概念和術語）？這個勞動的產品和剩餘勞動是怎樣被人利用的？它們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是用什麼方法被人流通著，分配著？ 這些問題，是跟著卡爾的一般的見解（見前第二節）而俱來的；卡爾因為要回答這些問題，他向古典的和批判的經濟學派去尋覓參考的材料。 各種學派的回答 關於第一個問題，他從這兩個學派里都得不到回答，因為這兩派都認為自從人類歷史開始以來，資本和勞動已是存在的，不管是什麼形式，都認為自古以來「總常有著貧富之分」；不過他們有著這樣的異點：古典學派以為勞動的狀況是在一天天改良著，並相信只要自由漸漸增加起來，勞動的狀況是要繼續改良的；批判學派卻不以為然，他們辯論著說，自從機械進步以來，自從工廠制度勃興以來，就一般說，勞動著的窮人或生產者的命運已遭受到很大的損害，而且除非再回到舊的生產狀況或採用合作的制度，是不能夠改良的。可是他們都沒有發展的見解，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傅立葉，他在所著的《四運動論》（"Quatre Mouvements"）一書中，曾經明晰地看到人類社會的逐漸向前發展，是由較低階段升到較高階段的一般的幸福。 關於第二問題或第二類的一串問題，卻可以從古典的和批判的經濟學派得到較多的參考。在古典學派裡面，尤其是從亞丹史密斯和李嘉圖，他找到他的見解也得著他們的支持，這見解就是：一切商業價值的要素是勞動；價值只是用於生產的「社會的勞動」之具體的表現；資本，即用於生產的被積聚的勞動，替資本家得到利潤或剩餘價值。他在李嘉圖的著作裡面找到這樣的意思：利潤和工資是反比例的，或彼此是相敵對的。這意思就無異於說：如果工人也能夠由於他的剩餘勞動而獲得報酬，他就在這限度內減少了利潤的數量，因為利潤的來源是剩餘勞動。 依批判學派的看法，利潤和工資的關係，是一個在社會裡有勢力的階級和一個無勢力的階級間的關係，前者從後者裡面榨取剩餘勞動。 但是古典學派和批判學派的這些推想，雖明確、清楚、或始終一致，還遠得很。不但如此，古典學派在理論上對於階級的關係簡直提都不提；就是批判學派吧，也不過在這種關係裡面看到不公平、道德上的缺憾、和幸福的障礙，至於消除的辦法，也不過勸勸勞工階級逃避現實，跑到鄉村社會和遠處的公有的殖民區裡面去。 卡爾根據他自己對於社會學的一般的見解（見前），作精密的觀察和研究，分析全部的資本主義制度，發現了它的興起、進行、和趨勢，由此對於上面所說的主要問題作有系統的回答。他利用古典和批判學派關於價值、工資、利潤、和剩餘勞動的推論、作為他的出發點；先把它們的推論從曖昧、瑕疵、和矛盾中解放出來。 利潤率下降的傾向 生產過程從較低的「有機構成」過渡到較高的「有機構成」①，這個過渡只是工業革命的另一個名稱。從社會方面看來，這是用機械來代替人。從經濟方面看來，這是和可變資本對立的不變資本之比較的增加。例如從前五十鎊的工資能使五十鎊的生產工具活動起來，能夠生產；現在只須二十鎊的工資，就能使八十鎊的生產工具活動起來，用來生產。 這個事實推動工業革命向前進。可是這句話還需要相當的解釋。 供給剩餘勞動、或在產品上增加剩餘價值，既然是完全由於活的勞動，那末很顯然的，在較高的「有機構成」，每一「商品單位」包含著較少的剩餘價值，遺下較少的利潤：這個事實，用商業方面的說法，便是利潤率的下降的傾向。（譯者按：利潤率是資本家所賺的利潤對所出全部資本的比例。）這當然是就國際和平的常態的時候說。下面的一個公式可以表示下降的利潤率；同時，資本階級的資本總量和剝削的增加率，卻並不因利潤率的下降而有所更改（公式中的S代表利潤，C代表不變資本，V代表可變資本）。 要抵抗這樣利潤率逐漸下降的損失，資本家便運用更大的資本，擴大生產的規模，把工作組織得更合於科學化的方式，採用更近代的工具，更驅使勞動迅速和緊張，更增進競爭的利器，使生產加多，賣得便宜，由這樣爭取絕對的利潤總量，以抵償每個商品單位的利潤率下降的損失。「小的利潤和大的售賣」，使得利潤的總量增加。（譯者按：競爭的結果，生產過剩還是要使資本家走頭無路，所以用大規模生產及加緊剝削來爭取利潤的總量，還是有矛盾存在的。）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Marx", by Max Beer) 譯者注 ①譯者註：資本的有機構成，是指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用於機器原料等的資本為不變資本，因為這部分的資本價值經生產過程而移轉在商品中，分量是不變的。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即工資）為可變資本，因為經過生產過程之後，有比工資價值更多的新價值產生。不變資本比例較大的，有機構成較高，否則較低。剩餘價值既由工人的勞動力所創造，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廠得利必多，但因資本家間競爭的結果，各種資本所得的利潤量仍要趨於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