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 記《明實錄》
余於明代史事有篤好，七年前於北平圖書館讀《明實錄》，札記盈數尺，於實錄之掌故原委，尤所究心。三年前流徙南下，舊所手錄，委棄無存。今年夏，鄉居苦寂，復理舊學，丹黃之餘，又事抄札，系《明實錄》者又得數十百則。因發奮理董，輯為長編，作《記〈明實錄〉》。不標考者，以求書不易，志闕疑也。實錄價值，言人人殊，記評騭第一。採錄纂修，史官之職，記史官第二。椒園焚稿，生宬尊藏，記儀制第三。高、光諸錄，數經改修，記掌故第四。內廷錄副，士夫爭傳，記傳布第五。
一 評騭
明、清兩代諸史家中，萬季野最推崇《明實錄》，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萬先生斯同傳》記其嘗語方苞曰：
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
季野所主修之《明史稿》，即以實錄為指歸。然前於季野之明代史家，則對實錄多所指摘，其著者如王鏊則病其取材但憑吏牘，立傳但紀遷擢，《震澤長語》記：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鄭曉則病其支離瑣碎，輕重失倫。《今言》卷一〇三：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況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郎瑛則直斥為虛應名目，為無史，《七修類稿》卷一三：
古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宮中又有起居注，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竄改於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
李建泰則斥其書法，以為文獻不足征，其所撰何喬遠《名山藏》序中有云：
實錄所紀，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且也序爵而不復序賢，遲功而巧為避罪。文獻不足征久矣！
李清為刑科給事中時，見書手纂史書，嘆其以去取託命於小吏，《三垣筆記》上記：
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匯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為他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聾耳。」予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政。」予嘆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余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為政矣。
其總論明一代實錄者，則有沈德符，以為實錄難據，《野獲編》卷二：
本朝無國史，以歷帝實錄為史，已屬紕漏。乃《太祖錄》凡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為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鏟削。建文帝一朝四年，盪滅無遺，後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令尚可考見，但曲筆為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為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公（宏）等苦無措手，至假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為張本，後書成，俱被醲賞，至太監張佐輩濫受世錦衣，可哂亦可嘆矣。今學士大夫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隻字同。
張岱《石匱書自序》極斥明代史籍之不足征，其言曰：
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琅嬛文集》卷一）
又於所著《征修明史檄》中泛論明歷朝實錄之弊：
宋景濂撰《洪武實錄》，事皆改竄，罪在重修（晗按景濂所修為《元史》，此宗子誤筆）。姚廣孝著《永樂全書》，語欲隱微，恨多曲筆。後焦芳以僉壬秉軸，丘濬以奸險操觚。《正德編年》，楊廷和以掩非飾過。《明倫大典》，張孚敬以嬌枉持偏。後至黨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閹豎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觀石渠，尚難取信。玄黃方起，麟經夏五，不肯闕疑。（《琅嬛文集》卷三）
清徐乾學於修《明史》時上《修史條議》論《明實錄》云：
明之實錄，洪武兩朝，最為率略。莫詳於弘治，而焦芳之筆，褒貶殊多顛倒。莫疏於萬曆，而顧秉謙之修纂，敘述一無足采。其敘事精明而詳略適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劣於世廟，此歷朝實錄之大概也。（王頌蔚《明史考證捃逸·引》）
夏燮《明通鑑義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於正史，正史之本於實錄，明人恩怨糾纏，往往籍代言以侈懟筆：如《憲宗實錄》，丘濬修郄於吳、陳（吳與弼、陳獻章），《孝宗實錄》，焦芳修郄於劉、謝（劉健、謝遷），《武宗實錄》，董圮修郄於二王（王瓊、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王世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於洪武實錄再改，而其失也誣，《光宗實錄》重修，而其失也穢。
俱對《明實錄》無恕辭。其較能持平，灼見實錄在史料上之價值者僅王世貞一人。世貞於《明實錄》亦一意抨擊，《史乘考誤》卷一：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出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則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
然又曰：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取國史之章典文獻，參之以野史之是非，征之以家史之宗閥官績，制度足憑，是非可信，人物足征，年月可考，四者具核而史乃可傳，此鳳洲之卓識，亦《明實錄》在史料上價值之定評也。至百年後萬季野出，其言乃若合符契。
明、清易代之際，典章散佚，文獻無征，錢謙益深致嘆於作史之難。《有學集》卷一四《啟禎野乘序》：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核真偽，鑿鑿如金石然，然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為煨燼，學士大夫各以己意為記注，憑几之言，可以增損，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讕人而國史偽。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諡議，琬琰獻征之記載，委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為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家史偽。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民，一一皆沉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為信史，於是國故亂於朱紫，俗語流為丹青，循蟪蛄以尋聲，傭水母以寄目，黨枯仇朽，雜出於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鴻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偽。
此三百年前之情況也。近五十年來野史間出，明人文集之已見著錄者且汗牛充棟，有明十三朝實錄近復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舊抄本數種互勘，行且付之梨棗，績學之士，人得而畜之。以野史徵實錄，以文集碑誌徵實錄，以實錄訂野史文集碑誌，然後以所得折衷於《明史》，勒為長編，傳信一代，此其時矣。
二 史官上
宋人最重史事，歷朝均憑起居注修日曆或時政記，以為修實錄張本。更以日曆、時政記、實錄為主，具紀志表傳而成國史。《宋史·藝文志》所著錄有王旦《國史》一二〇卷，呂夷簡《宋三朝國史》一五五卷，鄧洵武《神宗正史》一二〇卷，王珪《宋兩朝國史》一二〇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一〇卷，李燾、洪邁《宋四朝國史》三五〇卷是也。日曆如《宋高宗日曆》達一〇〇〇卷，時政記如《度宗時政記》七八冊是也。他如記載典章，則每朝各有會要，法制則有歷朝所修之敕令格式，如《建隆編敕》《嘉祐驛令》《開寶長定格》《三司式》之類是也。故宋代史料最為詳備，而所重尤在日曆。明初修《元史》時，天台徐一夔曾以史事遺書總裁王禕云：
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逾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台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秦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
元朝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椽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傳》）
明承元後，典章亦多承元舊，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亦並元人所置之時政科而革之。國史翰林，唐、宋以來，劃然為二，國史掌記注修史，翰林則備文學顧問，至明合而為一，以翰林院之編修修撰檢討為史官。陸容《菽園雜記》：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棣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為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升為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
《明史》卷七三《職官志》翰林院：
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無定員。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凡經筵日講，纂修實錄、玉牒、史志諸書，編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統承之。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藉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凡記注起居，編纂六曹章奏，謄黃冊封等咸充之。
按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以所記注付著作郎修日曆。明自洪武后不設起居注（詳後），翰林史官雖有宋著作郎之職而無所承，凡遇修史，只憑諸司奏牘，雜合編次（王鏊《震澤長語》），而諸司奏牘之編次，則又不設專司，但憑書手去取，名為史書（李清《三垣筆記》，按映碧雖明末人，其所言當可推及一代。見前。）。以是鄭曉譏史官為虛設，《今言》一〇三：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耳。
張居正亦致嘆於史文之闕略，《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議處史職疏》：
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紀事，右史紀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是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即如邇者纂修世宗皇考實錄，臣等只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隱括成編。至於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採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世、穆）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
據《宋史·職官志》，門下省有起居郎，中書省有起居舍人，均掌侍立修注。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方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損，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是則起居郎在名義上雖專記皇帝個人之起居，而實則內外一切政治動態之紀錄，均其職責，以目睹之事實筆之於書，且日侍仗前，其聞見較任何人為親切，其所紀錄，自為第一等史料。明初亦曾設此官，但不久即廢，《明史》卷七三《職官志》記：
起居注，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置，吳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從六品，九年定起居法二人，後革。十四年復置，秩從七品，尋罷。
據《明史》及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明初宋濂、魏觀（《明史》卷一三六《詹同傳》）、王直均曾居此官：
明初猶設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為起居注，劉基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永樂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後不知廢於何時。（《夢余錄》卷一三《皇史宬》）
洪武中且曾修《日曆》一〇〇卷，《明太祖實錄》記：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等言於太祖曰：「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跡，禮樂治道之詳，雖有記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太祖從之。因命太子贊善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塤、朱廉、徐一夔、孫祚、徐尊生等為纂修官，鄉貢進士黃昶、國子生陳孟暘等謄寫。至七年五月丙寅書成，總裁官宋濂為表以進。命藏於金匱，留其副於秘書監。
據《明史》卷一三六《詹同傳》，同與濂同為總裁官，書起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按實錄所言在未修日曆前，洪武六年以前之事跡已有記載，此記載自必為起居注所記，日曆即據此而修，蓋明初史職猶循宋制也。起居注之廢雖不能的為何年，據《明史·職官志》翰林史官之設在洪武十四年，則疑起居注之廢或即在是年（《夢余錄》記王直兼修注，《明史·王直傳》不載）。自後即不再設此官，直至萬曆元年（1573）張位始請復設修注官，《明史》卷二一九《張位傳》：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郁而未彰，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
時張居正當國，力主其議，具疏請以日講官兼記注，史官侍直注，《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議處史職疏》：
一、議分管責成：看得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敕、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川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托敵告假等項，致妨職務。
一、議史臣侍直註：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即輪該日記注起居並史官共四員，列於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於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耕藉、幸學、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於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則講官即記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並所藏聖諭、詔敕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於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並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只以備異日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直書天語，聖諭、詔敕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於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跡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為褒貶。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跡，仍於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會同各史官間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萬曆三年二月二十日奉聖旨：「都依擬行，禮部知道。」江陵綜核為治，令出法行，起居之官自此得修其職。《夢余錄》卷一三記一事可見新制行後之情形：
一日神宗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莫使起居聞知，聞則書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
然至神宗中年以後，深居倦勤，不與臣下接，記注侍直又成冗職，天啟元年三月周宗建上《請修實錄疏》云：
今當皇上御極之初，首允輔臣之請，纂修皇祖實錄。計輔臣留心掌故，必有規畫授之史官。而臣乃側聞朝家故事湮廢者多，史局條章因循且久，閣中之私記，僅托筆於執事之人，聖明之舉動，半銷滅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職徒懸，風鼎之傳失實，凡如此類，闕略為多。（《周忠毅公奏議》卷一）
《明史》卷七三《職官志》亦云：
起居注，萬曆間命翰林院兼攝之，已復罷。
則起居注雖暫設於明初，復置於萬曆，然為時均甚暫。明一代史官僅翰林院之修撰、編修、檢討十數人而已。
太祖時曾修日曆，已見上記。萬曆中且曾修國史，惜未成而輟。《明史》卷二一七《陳於陛傳》：
於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漫邈，卷帙散脫，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唯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犁然可考，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二十二年（1594）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於陛及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為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遂命於陛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二十四年病卒於位，史亦竟罷。
於陛所規畫務於詳備，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二：
陳文端（於陛）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萬曆二十五年，1597）擬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
談遷《棗林雜俎·藝簣》門記修史事：
南充陳文端相國修正史，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曆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楊、徐、滁陽三王傳，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憲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幸、方伎、四夷列傳，類四十六。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以為意，非其始議也。
當時擬征王穉登等參史事，未上而史局罷，《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傳》：
萬曆中詔修國史，大學士趙志皋輩薦穉登及其同邑魏學禮、江都陸弼、黃岡黃一鳴，有詔徵用，未上而史局罷。
僅焦竑成《國史經籍志》一種，《明史》卷二八八《焦竑傳》：
萬曆二十二年，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
至設館所集之史料，則以三殿一炬，化為劫灰，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萬曆年間，閣臣陳於陛請修正史，詔從之。於是開館分局，集累世之實錄，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忽遇天災，化為煨燼，史事益屬茫然矣。
三 史官下
明制，帝崩即設館修實錄，視為大典。以勛臣充監修，王世貞《鳳洲雜編》四：
《太祖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再命夏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太宗》、《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孝宗實錄》，仍懋監修。《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修。
然宣德以前猶文武臣並用，或一武二文，或文武各二，至修《宣宗錄》，始用勛臣一人，後為定製。沈德符《野獲編》卷一：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勛臣充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十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為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瑺，雖文武各一人，皆勛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此囯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則武臣一人，文臣二人矣。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及蹇、夏共四人為監修，蓋文武各二人。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自此累朝以來，遂為定製，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為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
以閣臣任總裁，《今言》卷三四三：
直文淵閣入內閣……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
《明史》卷七二：
殿閣大學士……修實錄史志諸書，則充總裁官。
以翰林院學士等官充副總裁，《大明會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內閣官充總裁，本院學士等官充副總裁，皆出欽命。
纂修諸官則由內閣於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經局諸官內具名題請，謄錄催纂，制敕誥敕房皆預。其纂修程序，據王鍪言：
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震澤長語》）
談遷《棗林雜俎·逸典》亦記：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稿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匯而上之。
筆削之職，則以副總裁為尤重。張居正《纂修事宜疏》：
蓋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
至實錄之取材，在內則取於諸司部院呈繳之史書，在外則歷朝均特遣官分赴各省采輯先朝事跡。宣宗即位後，修《仁宗實錄》，即通令中外，采輯事跡，《明宣宗實錄》卷五：
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敕禮部曰：「……自皇考仁宗昭皇帝留守南京，至嗣天位，二十餘年聖德聖政，爾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宴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送翰林院編纂實錄。」
又命進士陸儼等分往各地采輯，同書又記：
壬子，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衙門，及遣進士陸儼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史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憑登載。
至次年又命禮部移文催促，《明宣宗實錄》卷一六：
宣德元年四月庚辰，上御奉天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纂修實錄，國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傳之萬世，只憑史書。祖宗以來，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須記載。今內外諸司尚有未奏來者，是不體朕心，爾禮部移文趣之。」
修《英宗實錄》時，何喬新纂刑部史書，《何文肅公集外集》蔡清《椒丘先生傳》：
修英廟實錄，令各部採摭事當記載者為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飭以文，視諸司唯謄吏牘者大不侔矣。」
修《孝宗實錄》時除差進士外，並命地方長官領其事，田藝蘅《留青日札》：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敕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差進士顧可學、張文麟。浙江纂修官右布政使李瓚、杭州府知府李孟。
修《武宗實錄》時，蘇州府聘楊循吉主其事。其所纂《吳郡纂修實錄志》，極為士林所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
昔年纂修《武宗實錄》時，蘇州府聘楊儀部循吉主之。楊長於修書，其立例皆有法。其修有《吳郡纂修實錄志》一冊。
《夢余錄》卷一三亦云：
嘉靖初纂修《武宗錄》，差進士訪求事實。蘇州府聘楊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吳郡纂修實錄冊》，凡例可觀。
此地方自任之採摭也。禮部仍分遣進士蒞其事，《四友齋叢說》：
嘗記得余小時，餘年十六歲為正德辛巳（1521），武宗升遐。至次年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好巡遊，其政跡本少。又世宗以藩王入繼統，猶差進士二員來南直隸纂修，二進士皆徐姓，余猶能記之。
要隆慶初修《世宗實錄》時，政府惜費，停差進士職官採訪，即行提學官負責纂修。浙江提學委杭學廩生田藝蘅協同整理，藝蘅曾記當時文移條例於其所著《留青日札》中，錄之以見原委：
纂修實錄事宜：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林大椿為纂修實錄事，案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使司照會，呈准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該，本部奏節該，欽奏敕諭：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一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云云。為照先朝纂修實錄，例差辦事進士往各處採取事跡。近因進士俱已選授，是以擬差職官，今職官又無應差人員役，當另行議處。臣查得各處提學官，職專文學之司，兼有地方之職，委之採取，事尤易集。合無本部將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史，一面照會十三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各提學官，將所屬地方各項事跡，查照開去款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核精明，收錄公當，編類造冊，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徑自差官具奏，冊送史館，以備採擇。如有稽遲及草率者，聽本部查出參究，庶幾責任有歸，事體簡便，而纂修不致有誤雲，隆慶元年（1567）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授內外文武官職，有功跡顯著及丘園之士、曾遇優獎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誌、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錄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虛飾妄報。
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旨褒諭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為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見報。
提學道札付本學廩生田藝蘅，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諭本學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幾有裨於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右札付杭州府儒學。
藝蘅對當時所頒采輯條例，甚為不滿，《留青日札》云：
因考（弘治十十二月所頒實錄條例）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案今無大小二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績，不得入錄，深可惜也。況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獎諭。按今奉旨獎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壙志，蓋有墓誌，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偽作詭名，假託顯貴，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錄，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於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錄。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錄。所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採錄，當詳之。
何良俊亦病其率略，《四友齋叢說》云：
隆慶初政，獨纂修實錄一節，殊為率略，恐後日不能無遺憾也。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講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大建置，大興革，何所不有。況昔年海上如秦墦、王艮作耗，近年倭奴犯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糧、臨陣敗北者，何可枚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賴纂修官博採輿論，奏聞改正，庶為實錄。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必有所為，初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博訪民間輿論，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據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復建，議論紛紜，漫無畫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如楊循吉《吳郡纂修實錄志》一冊，舊是刻本，後毀於回錄，版不存矣。予聞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為倘修實錄，其凡例據此為式可也。後聞不差纂修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御史，御史行郡縣，郡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捻進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與夫郡縣官師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麼模樣也。
孫承澤則以為此舉使史無所取材，《夢余錄》卷一三：
隆慶以後，改行提學行邑行學，學官令禮生秀才，抄錄一二大臣墓誌塞責，於是史無所取材。
至天啟時修《神宗實錄》，始再命董其昌往南方採訪，又輯《神廟留中奏疏》，收穫最大。《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傳》：
天啟二年（1622）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時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修博征，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為四十卷。仿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書成表進，有詔褒美，宜付史館。
崇禎初錢龍錫在內閣，以為遣使採訪，徒滋煩擾，奏停之，而明亦尋亡矣。《明史》卷二五一《錢龍錫傳》：
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生采事跡於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從之。
龍錫所謂邸報，在明代史料中最為重要。凡發抄各紅本塘報，官吏之進退，以及刑賞大政，均見於邸報，崇禎以前僅有寫本，至崇禎十一年（1638）始有活版印本。蓋當時無報紙，無論外官遠人，即都中人亦僅恃邸報以知國家政事之措施，邊防之緩急也。顧亭林最為推重，《亭林文集》卷四《與次耕書》：
自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至戊辰（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之論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不過邸報之二三耳。
又《與公肅甥書》云：
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實錄取材於在內各部、院、司、寺之史書，在外各纂修官之采輯，益以留中之奏疏，抄傳之邸報。至於對武臣邊將之敕諭則用白話，修入實錄時卻改為文言，楊士奇《三朝聖諭錄》云：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敕邊將稿，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卻用文。
今所傳張《雲南機務鈔黃》、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中所錄之國初對武臣詔諭，均質樸一如口語，猶可考也。
實錄修纂之凡例，見《明宣宗實錄》卷首，並錄之以存掌銀：
一、宣宗皇帝即位後，禮儀及賞賚之類皆書。
二、宣宗皇帝永樂八年留守北京事書，十二年侍從北征事書，十八年冬侍從北京事書，二十二年受冊升儲事書，洪熙元年南京謁陵事書。
三、上皇太后尊號，冊立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冊封郡王、王妃、公主皆書，其儀注有新定者書，改諸王封國亦書。
四、皇子生書，親王之子生已賜名者書，諸王嫡長孫亦書。
五、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等神，郊祀、躋配及遣官祭岳鎮、海瀆、帝王陵寢、先師孔子皆書。有新增祀典亦書。
六、凡詔書悉錄全文，若敕書及御製文錄其關事體之重者。有特敕褒勉臣下、撫諭遠人及恤刑寬貸之類悉錄。
七、凡寶璽、圖書及諸王、郡王寶，諸將軍印，並印符、印信皆書。
八、大駕、鹵簿及皇太后、皇妃、東宮、親王、郡王、公主、儀仗，有新制及增損者書。
九、諸王、公主冠婚皆書，其禮儀有新定者書。
十、謁陵、巡邊、親征、留守事宜皆書，所命官亦書。
十一、凡親王之國及郡王受命往某地皆書。
十二、文武大臣以事來朝者書，天下官三年一朝皆書。
十三、文武官制衙門及土官衙門有新設改建革罷及復舊者皆書。
十四、封公、侯、伯及命其子孫襲爵皆書，並書所受封號勛階。
十五、命駙馬儀賓悉書。
十六、除授三公、三少，南、北二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祿寺、應天府、順天府、親軍指揮使司、太僕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堂上官，及近侍七品以上官，監察御史，宗人府經歷，並在外中都留守司、都指揮使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僕寺、苑馬寺卿監，鹽運使皆書。內有承襲者，守令或佐貳以下保留升祿秩者亦書。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績顯著，及以事特升遷者，不限職之大小皆書。官大臣之子亦書。
十七、選法及薦舉有新令書。
十八、考課有新例及損益舊制書。
十九、公、侯、伯並文武大臣老疾致仕，及特恩優閒皆書。後復起用亦書。
二十、文官誥敕常例外有特賜者，或有損益事例亦書。
二十一、每歲戶口總數，每歲所收田土稅糧、屯田子粒總數，及漕運總數，採納金銀等件稅課、茶課等項，並減免稅糧麥、米等項總數，並於歲終書之。
二十二、轉輸漕運之法有新令者書。田賦徭役及農桑勸課有新令亦書。停罷歲辦諸物皆書。
二十三、屯種有新定之例及考較之法書。
二十四、凡親王、公主、郡王、郡主、鎮國等將軍、駙馬儀賓、公、侯、伯歲錄，官吏俸給，軍士月糧，有新定折支全支條例並書。
二十五、遇歲凶扎賑恤悉書。
二十六、倉庫、坑冶有新建革及新令者書。
二十七、凡新開鹽場，新定中納鹽糧，及定戶口食鹽則例皆書。鈔法有新令亦書。
二十八、凡禮儀有新制或損益書，新制樂器皆書。
二十九、每歲聖節、正旦、令至、郊祀、慶成大宴皆書。遇節賜宴如新春上元之類亦書。有特旨賜節假亦書。
三十、中外文武官有特恩皆書，命婦遇慶節有賜亦書。
三十一、各處學校增設或罷革，並內外學生徒簡退，及在外四十以上取至京考試皆書。公、侯、伯有年少特旨送監讀書，及四夷遣子入學皆書。
三十二、每科京府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書，所定各處科舉額數亦書。廷試製策題悉錄全文，進士選讀書及暫故歸，並下第舉人除授官及選讀書皆書。
三十三、喪葬之禮及上尊諡之冊備書，親王、郡王、王妃、公主、郡主之喪葬皆書，其禮儀有新定或損益舊儀亦書。凡公、侯、駙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侍臣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歿皆書卒，及概其行實善惡，務合公論。其有贈諡及賜祭、賻賜、命有司治葬皆書。若文武官有治行，功績顯著，不限職之大小皆書。
三十四、文武臣僚有沒於王事者皆書，有得褒贈亦書。
三十五、凡旌表孝子、順孫、義婦、節婦，悉著其鄉里姓名行實。
三十六、欽天監奏天象、氣候、日月薄蝕、五星凌犯皆書，中外奏祥異及軍民之家一產三子以上蒙恩賞者亦書。
三十七、建言關涉國體者皆錄，詳略隨宜，有所奉聖旨亦載。
三十八、武官子孫優給有新例亦書。
三十九、遣使撫諭四裔及封拜賜賚皆書，四裔來朝貢亦書，及有宴賚亦書。
四十凡、纂修先朝實錄及編輯書籍皆書。
四十一、凡兵政有新令書，命將各處鎮守防邊及有備御規畫皆書。
四十二、車駕巡邊討叛皆書，命將征討邊夷亦書。征撫安南，備書始末。
四十三、凡軍民衙門官馬孳生馬、邊境茶馬買馬之政悉書，其牧養之地有改遷者亦書。每歲有敕免所欠各項馬匹，悉書總數。
四十四、凡關津、巡徼、驛傳、遞運、烽堠有新設及改革者書。
四十五、公、侯、駙馬、伯、儀賓有罪削奪，及五府、北京行後府、六部、北京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祿寺、太僕寺、應天府、順天府、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堂上官，近侍七品以上官，監察御史，宗人府經歷，及在外中都留守司、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僕寺、苑馬寺卿、鹽運司，有罪系下獄黜謫誅戮皆書。有特旨罷黜，干係懲勸者，不限職之大小並書。其蒙特恩寬宥亦書。如犯奸惡叛逆之罪，不限官吏軍民悉書。常律之外，別有斷罪條例亦書。
四十六、刑官有平反冤獄，詳書本末。
四十七、風憲官及文武臣僚彈劾大臣之罪皆書，並書所得旨意。其職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書。
四十八、修理宮殿並天地、宗廟、社稷及一切神祇壇場皆書。
四十九、營建山陵備書，建各王、王妃、公主墳皆書，其制度有損益亦書，郡主以下奉敕建者書。
五十、修繕各處城池、屯堡及新建革者皆書。
五十一、差官各處提督圩田水利及新開修治河渠、圩岸、橋道皆書，有奏請修築坡塘等事亦書。
五十二、工匠起取放免皆書。
四 儀制
明制，新帝登極後，即詔修實錄，敕命監修總裁、副總裁、纂修諸官，禮部咨中外官署采輯史跡，遣進士或國學生分赴各布政司郡縣搜訪先朝遺事，札送史館，並以布政使司正官及知府為纂修官。開館前一日於禮部賜宴，張居正《太岳文集》卷三七《辭免筵宴疏》：
先該禮部題本，本月二十六日開館纂修《穆宗莊皇帝實錄》，查得累朝舊例，先於本部欽賜筵宴，次日入館。
入館後，從皇史宬取前一朝實錄，以為對勘之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吳潘二子事》）
實錄纂修完成後，謄錄正、副二本，其底稿則於擇日進呈前，史官會同司禮監官於太液池旁椒園焚毀，以示禁密。鄭曉《今言》卷三四三：
實錄成，焚其草禁中。
又卷一〇三：
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
《萬曆會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其實錄草稿，會同司禮監官，於內府燒毀。
沈德符《野獲編撲遺》卷一今上史學條：
實錄成時，史臣俱會同焚稿於芭蕉園，人間並無底稿。
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二：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台復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之處也。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七，
玉河橋東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六：
有坊二，一曰金鰲，一曰玉：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凡實錄成，焚草於此。
卷一三：
凡一帝山陵，則開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園。
卷三二：
史成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
總裁官則呈進實錄表，照例鋪張先帝之功業，今帝之纘述，末則敘纂修經過。茲舉丘濬《瓊台會稿》所載《進憲宗實錄表》為例：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丘濬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維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遵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唯其舊輔。曉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於聖母，徽號薦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于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己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怨以濫加。雖一顰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婦匹夫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即革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為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絰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為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羹牆之如見，著存不忘；躬歷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遹駿於先聲。爰詔禮官，俾修實錄。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敕臣懋監修，臣吉等總裁，臣濬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修。別開史局，群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台出納之章奏。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系，著為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其備其始終，賢否決於眾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杪，述寶訓為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系年系月系日，一以貫之。永為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眾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註：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有慚於屍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惟解縉《進太祖實錄表》特異，以高皇帝、高皇后並列，先述高皇帝功業，繼述高皇后內助之功，此蓋別有用意，說詳本文掌故篇甲。
進實錄時，典儀極為隆重，明代進實錄儀記載之存留者，有《明宣宗實錄》卷六一。及《正德會典》《明史·禮志》諸書。茲舉《明史》卷五六《禮志》一〇所載永樂元年進《太祖實錄》儀及萬曆五年進《世宗實錄》儀為例：
進書儀惟實錄最重。皇帝具袞冕，百官朝服，進表稱賀。建文時，《太祖實錄》成，其進儀無考。永樂元年，重修《太祖實錄》成，設香案於奉天殿丹陛正中，表案于丹陛之東，設寶輿於奉天門，設鹵簿大樂如儀。史官捧實錄置輿中，帝御殿如大朝儀。百官詣丹墀左右立，鴻臚官引寶輿至丹陛上，史官舉實錄置於案，遂入班。鴻臚官奏進實錄，序班舉實錄案，以次由殿中門入，班首由左門入。帝興，序班以實錄案置於殿中，班首跪於案前，贊史官皆跪。序班並內侍官舉實錄案入謹身殿，置於中。帝復座。贊俯伏，班首俯伏，興復班，贊四拜。贊進表，序班舉表案由左門入，置於殿中。贊宣表，贊從官皆跪。宣訖，俯伏，興四拜，進實錄，退於東班，百官入班。鴻臚官奏慶賀，各官四拜興。贊有制，史官入班。贊跪，宣制云：「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功德光華，纂述詳實。朕心歡慶，與卿等同之。」宣訖，俯伏興，三舞蹈，又四拜，禮畢。萬曆五年，《世祖實錄》成，續定進儀。設寶輿、香亭、表亭於史館前，帝袞冕御中極殿，百官朝服侍班。監修、總裁、纂修等官，朝服至館前。監修官捧表至表亭中，纂修官捧實錄置寶輿中，鴻臚官導迎。用鼓樂傘蓋，由會極門下階，至橋南，由中道行。監修、總裁等官隨表亭後，由二橋行至皇極門。實錄輿由中門入，表亭由左門入，至丹墀案前。監修官捧表置於案，纂修官捧實錄置於案，俱侍立於石墀東內殿，百官行禮訖，帝出御皇極殿。監修、總裁等官入，進實錄、進表俱如永樂儀。次日，司禮監官自內殿送實錄下殿，仍置寶輿中，用傘蓋，與監修、總裁官同送皇史宬尊藏。
禮成，賜宴於禮部，監修以下官各賜白金彩幣表里，轉官各有差。
實錄有正、副二本，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明成祖實錄》卷一一〇：
永樂十六年五月庚戌，監修實錄官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官行在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曰：「庶幾小副朕心！」又顧原吉等曰：「此本朝文，以資覽閱，仍別錄一本，藏古今通集庫。」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
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職掌古今通集庫。
卷一七：
香庫稍北，有庫一連，坐東向西，有石牌曰古今通集庫，系印綬監所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簿貯此。
後改貯內閣。彭時《彭文憲公筆記》：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扁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副本。
丘濬《瓊台會稿》卷一弘治壬子五月十二《請訪求遺書奏》：
今內閣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實錄》一部二〇五冊，《寶訓》一五冊。《太宗文皇帝實錄》一部一二四冊，《寶訓》一五冊。《仁宗昭皇帝實錄》一部二一冊，《寶訓》六冊。《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一六冊，《寶訓》一〇冊。《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六一冊，《寶訓》一二冊。《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九三冊，《寶訓》一〇冊。與藏在內府，每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別無他本。
鄭曉《今言》卷三四三：
直文淵閣……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藉而藏之。
陳繼儒《眉公見聞錄》卷三：
累朝纂修實錄事例，凡纂修實錄、寶訓已完，正本於皇極殿恭進，次日送皇史宬恭藏，副本留貯內閣。
至庋藏之責則有典籍司之。《會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凡內閣收貯御製文字、實錄、玉牒副本，古今書籍，及紙札、筆墨等項，典籍等官收掌。
正本則嘉靖以前藏於內府。嘉靖十三年（1534）建皇史宬，金匱石室，最為嚴密。劉若愚《酌中志》卷一七：
永泰門再南街則皇史宬，珍藏太祖以來御筆實錄要緊典籍，石室金匱之書，此其處也。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皇史宬在重華殿西。建於嘉靖十三年。門額以史為㕜，以成為宬。左右小門曰歷，以龍為，皆上自製字而手書也。中貯列朝實錄及寶訓。每一帝山陵，則開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園，正本貯此。實錄中諸可傳誦宣布者曰寶訓。斑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台，永陵、定陵各占二台。
又勅命重錄祖宗實錄、寶訓，送皇史宬尊藏，《明世宗實錄》記：
嘉靖十三年七月甲戌，上諭內閣：祖宗御像、實錄、寶訓，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加以堅楮書一編，作石匱藏之。內閣因議於南內建閣尊藏。其重寫訓、錄，書帙大小，依《通鑑綱目》例規，不拘每月一冊，異日收藏，每朝自為一櫃，議定如篆修例，詔從之。因命武定侯郭勛為監錄官，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詹事顧鼎臣等為總視經理官。太常寺卿謝丕，侍讀學士張璧，侍講學士蔡昂等為副管錄官。侍讀張袞，侍講江汝璧、楊維傑、唐順之、歐陽衢，贊善張治，諭德姚淶，修撰王用賓，編修楊瀹、陳節之、胡經等為校錄官，率謄錄官生等同錄。至嘉靖十五年八月乙酉書成。
以司禮監官一員提督之（《酌中志》一六）。以每年六月六日曬曝實錄，《野獲編》卷二四風俗：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實錄、御製文集諸大函，則每歲故事也。
《酌中志》卷一七：
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曬晾，司禮監第一員監官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則監工也。
世宗中年好道，日事齋醮，取宮中舊本安置於西城萬壽宮，後被火災。萬曆十六年神宗欲取讀實錄，閣臣因請另謄一小型本，以便觀覽。總明代實錄正本貯皇史宬，自洪武至正德，均嘉靖重錄本。副本藏內閣，宮中又別有洪武至隆慶小型本，書型較小，卷數亦有並省。詳具本文傳布篇。
五 掌故甲
（一）太祖
《太祖實錄》凡三修，《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記：
《明太祖實錄》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倫等修。永樂元年（1403）解縉等重修。九年（1411）胡廣等復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首尾四十八年。萬曆時，允科臣楊天民請，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跡於後。
沈德符《野獲編》卷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征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為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為太常卿廖升、侍講學士高遜志，纂修官為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鬍子昭、齊府副理審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為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瑺，雖文武各一人，皆勛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其纂修則屬之胡廣等，又命楊士奇、金幼孜佐之，而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
此以初修本指斥靖難為叛逆，故命再修，又以再修之監修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故命三修。二修時焚初修本，至三修時又毀二修本，前二本俱不可得見，《野獲編》卷一又記：
本朝《太祖實錄》修於建文中，王景等為總裁。後文皇帝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為未善，更命姚廣孝監修，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書所修，則不及見矣。
顧亭林亦指出二修、三修本之不同，要點在靖難一事，並揭出實錄之特殊書法，《亭林文集》卷三《答湯荊峴書》：
《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洪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宬及士大夫之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為《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為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並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潁、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系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
徐健庵則以為成祖為親諱過舉，故三修本極失實，其所上《修史條議》云：
《太祖實錄》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樂之初，今所傳者，永樂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書不可得見，大要據實直書，中多過舉，成祖為親隱諱，故於重修時盡去之。其實太祖御製文集誥命，未嘗諱也。今觀此書疏漏舛誤，不可枚舉，當一一據他書駁正，不得執為定論。
夏燮最後出，其持論乃最精。燮以為再修、三修之用意，只在證明成祖確為高皇后所出，故懿文、秦、晉三兄死後，倫序當立。《明通鑑》卷首義例：
明成祖於建文所修之太祖實錄，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適出一事。蓋懿文太子薨，則其倫序猶在秦、晉，若洪武之末，則秦、晉二王己薨，自謂倫序當立，籍以文其篡逆之名也，並引周王為五人同母者，蓋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黃子澄傳》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僅存者。解縉奉詔再修，盡焚原草，而獨存此數語者，蓋縉等欲取媚成祖，遂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皆諸妃出，唯燕、周二王同為高后生，以證立嫡立長，禮之所宜。是則縉之所謂同母，乃母高后，與子澄傳中同母之語，詞同而意異矣。縉之得罪在永樂九年，時必有譖之於成祖者，謂「懿文庶出之語，駭人聽聞，修實錄者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後世口實」。於是成祖並疑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語見沈氏《野獲編》），乃於九年復命姚廣孝、夏原吉等為三修之役，而楊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為定本。而忘卻子澄「同母」一語，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樂實錄》中，而燕、周二王之為庶出，反成鐵證，是目論不自見其睫者也。
燮又據《永樂實錄》，證明《太祖實錄》三修本，凡於成祖後來帝業有關處，都為二修、三修時所偽撰竄入，以為成祖之篡奪，乃出高祖之遺意之張本。其言曰：
家藏《永樂實錄》，系京師所購之鈔本全帙，撰《通鑑》時詳加校閱。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邊之命，靖難之由，無不與所改之《太祖實錄》先後同符。《永樂實錄》中有「皇考本欲立聯」語，則預改《太祖實錄》東閣門召諭群臣，增入「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又增入劉三吾對「置秦、晉二王於何地」語；以肅清沙漠為一人之功，則預於《太祖實錄》中竄入「晉王無功」及「欲構陷成祖」之語；三十一年防邊，與遼王並命，成祖欲以節制之師為易儲之券，則於《太祖實錄》中增入「五月帝命楊文、郭英從遼王備御開平，俱聽燕王節制」之語（原文「命楊文聽燕王節制，郭英聽遼王節制」。不謂遼王亦同在燕王節制中也）。「太祖不豫，遣中使召王，至淮而返」，語具《永樂實錄》，復又於《太祖實錄》中竄入「敕符召燕王還京師，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卻還」，及「帝臨崩，猶問燕王來未？」之語。種種偽撰，無非欲以《太祖實錄》為之張本，此再修、三修之所由來也。
綜上所述，自沈景倩以下，對於《太祖實錄》再修、三修之用意，各為一面之闡究。合而論之，蓋重修之故，固一以建文遺臣之指斥，一以欲隱太祖生前之過舉，一以歌頌靖難之舉之為應天順人。而其最重最要者，實為「適出」及偽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也。二修實錄之著重「適出」一事，解縉於《進實錄表》中明明道出，詳具後文。
《太祖實錄》之第一次纂修，姜清《姜氏秘史》卷二記：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敕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讀學士高遜志為副總裁官，翰林院修撰國子監博士王紳、陝西漢中府學教授鬍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為纂修官。給大官饌，寵眷有加。
據《秘史·程本立傳》，時同纂修者又有禮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塘高讓、廬陵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耕，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劉嶔，侍書劉彥銘等。據《明史》卷一四三《程通傳》，又有葉仲惠，以直書靖難事為成祖所族誅，傳言：
葉仲惠，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以知縣征修《太祖實錄》，遷知南昌府。永樂元年坐直書靖難事，族誅。
沈景倩記「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知永樂元年以初修案被誅籍沒者除葉仲惠外，尚有多人，然以史文缺乏，其姓名已不可考矣。
成祖即位後，即詔重修《太祖實錄》，《明成祖實錄》卷一三：
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月己未，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敕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瑺曰：「比者建文所修實錄，遺逸既多，兼有失實，朕鑒之誠有歉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務在詳備，庶幾聖德昭明，垂裕萬世。爾景隆，國之懿戚，自少暨壯，服事皇考，廟謨睿略，多所聞知，今特命爾監修。瑺，祗事先帝，多歷年載，信任彌篤，當時聖政，亦所悉焉，其為之副。當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豈不唯仰答先朝寵遇之厚，亦以副予惓惓之孝。欽哉！」
次日又敕諭修實錄官，同書記：
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修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記載。……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蹈於顯戮，咸厥自貽。今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瑺為副監修。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適昭我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為無窮，斯汝為無忝厥職矣。欽哉！」
兩日內諄諄指斥初錄，而勉纂修諸巨以端心悉力，必詳必公，此其意自有在也。至實錄將成時，又賄以重利，縻以好官，《明成祖實錄》一九下：
永樂元年（1403）五月丙申，上以《太祖皇帝實錄》將成，命禮部預定賞格。……遂親定監修官、總裁官、纂修官、催纂兼謄寫官等白金彩幣有差。
卷二〇：
六月辛酉，監修國史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等、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是日如所定賞格賜景隆等八十六人。
復升擢諸纂修官中外職任：
六月丙寅，以實錄成，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為國子祭酒。太常博士錢仲益，知縣楊覯、梁潛、王褒為翰林修撰。國子助教王達，給事中朱紘為編修。行人蔣驥為檢討。國子博士金玉鉉為翰林五經博士。晉府伴讀蘇伯厚為翰林侍書。教諭解榮、劉宗平為待詔。教授張顯為國子學正。訓導傅貴清、羅師程為國子學錄。知府劉辰為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禮部郎中胡遠為左參議。廣東按察司僉事李燁為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知縣趙季通例應升而以疾乞教職，授國子博士。僉事葉砥改吏部考功郎中，知縣唐廣雲改監察御史，楚府教授吳勤改開封府學教授。升謄寫官主事陸顒為禮部員外郎，端孝思為兵部員外郎。擢監生鍾子成、陳彝訓、劉謙、沈文為中書舍人。梁逢吉、葉蕃、沈紹先、華嵩、喬嶽、衛浩、鄭中、余從善、陳俊良為監察御史。生員金寔為翰林典藉。汪錡等十人為知縣。
實錄重修表，解縉撰：
進實錄表
解縉
伏以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燿丹青，俾文獻之足征，實古今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敢忘於記載。鼎彝有勒，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宏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唯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群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群臣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囯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統乎表里。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代之威，皆未有若此之盛者也。欽唯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超於胥宇，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鳴鳩均眾子之恩，螽斯衍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於邦君，或克承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邦家承式，天下歸仁，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唯皇帝陛下，體和乾坤，重華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發蘭台記注之書，而征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臣縉總裁臣某等纂修，慎選多士，宴錫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翻閱於幾暇，以百人之眾，歷期年之久，唯務校讎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罄於名臣；開玉府而見璠璵，唯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讚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縉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解文毅公集》卷一）
此表以高祖、高后並列並頌，「誕育聖躬，萬世永賴」云云，特著成祖為高后所生，二修之微意在此，解縉之得罪亦以此。明人何孟春於此表亦特加注意，《余冬序錄外篇》：
國朝《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學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修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按夏元吉有《夏忠靖公遺集》，表見集卷一）。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為之者，其雲「頒修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編劘於歲月」。所以見再修者此數語耳。實錄既出再修，而編《明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二修實錄之纂修官中劉辰特可注意，辰為太祖初起時之幕僚，多知國初事，所著《國初事跡》今有傳本。再修時李景隆即薦其入史館，史成被殊擢，晚年又賜文幣，蓋辰於三朝事多親歷，再修多曲筆，非羅致之不足以滅其口也。《明成祖實錄》卷一三〇有辰小傳：
永樂十年七月丙午，刑部致仕左侍郎劉辰卒。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好辨論。初李文忠鎮浙東，辟辰掌簿書。後以親老辭歸。建文初用湖廣道監察御史升鎮江府知府。上初即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李景隆言辰涉知國初事，召至數被顧問。升江西布政司左參政，辰居官勤，未幾坐累免，逾年復起為北京刑部右侍郎，而留南京者三年。至是念其老，賜敕及鈔文綺，俾致仕。時已疾作，遣醫送歸，出京數日卒，年七十有八。辰志於有為，然疏略少實雲。
至永樂九年十月，又敕命重修《太祖實錄》。《成祖實錄》卷一二〇：
九年十月乙巳，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上即位之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等監修，而景隆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及精詳。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學士胡廣等重修。至是命太子少師廣孝；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官，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胡廣，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為總裁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纂修官，皆賜敕勉勵。
至十六年五月始成書，以修錄要指皆出成祖授意，夏原吉進實錄表所謂「爰纂成書，實由聖斷」，故書成後，成祖極為得意。《成祖實錄》卷一一〇：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監修實錄官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官行在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曰：「庶幾小副朕心！」
時姚廣孝已先卒於本年三月戍寅，故進實錄時不及之。同書又記：
五月辛亥，賜重修實錄監修官戶部尚書夏原吉鈔二百錠、彩幣三表里、紗衣一襲。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鈔百六十錠、彩幣二表里、紗衣一襲。纂修官金幼孜、胡廣、曾棨、鄒緝、王英、余鼎、羅汝敬、李時勉、陳敬宗等有差。壬子賜修實錄監修總裁纂修等官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三十八人宴於禮部。
此《明太祖實錄》三次纂修之本末也。二修時即已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于靖難時記載尤多不實。尤以記方孝孺死難事，為明人所抨擊最烈，鄭曉《今言》卷六五：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孺，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士奇）輩修實錄，書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又卷二一三：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
士奇於《太祖實錄》之三次纂修，皆預執筆，故後來史家多攻其無史德，《明史》卷一四八《楊士奇傳》：
建文初集諸儒修《太祖實錄》，士奇已用薦征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
鄭曉《今言》卷九：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沈德符《野獲編》卷一：
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為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顏！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洪武實錄》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皆秉筆，以一人而前後依違者甚多。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移明史館帖子》二：
《太祖實錄》已為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後籍之不足憑如此！
至太祖朝事跡，如明初沉韓林兒於水，洪武十三年以後之胡惟庸、藍玉、李善長諸黨案，殺數萬人，破十數萬家，開國功臣，芟夷略盡，文臣如宋濂亦不免謫死，當時曾刊有《大誥》《二誥》《大誥三編》《昭示奸黨錄》諸書頒示天下，實錄幾全隱而不書。錢謙益曾發其覆，著《太祖實錄辨征》一書，收入其所著《初學集》中。潘檉章則著《國史考異》，有《功順堂叢書》本，二書均為治明初史事者所必讀之書，文煩不備錄。
六 掌故乙
（二）建文帝
成祖登極後，不為建文帝修實錄，且削其年號，僅附其事跡於太祖錄中。至明末始有請修《建文實錄》者，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明史可議者，如建文嗣位，頗稱賢明，乃以靖難之故，去其年號不存，實錄之未輯。楊文懿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政典，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搜采，猶可補葺也。」此偉議也。崇禎壬午（1642）都尉鞏永固、給事沈胤培俱疏請未行。
《明史》卷二七八《萬元吉傳》：
福王立，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從之。
然明不旋踵亡，此議亦徒成空談而已。
（三）成祖，仁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成祖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十五卷，楊士奇等修。《仁宗實錄》十卷、《寶訓》六卷，蹇義等修。
《仁宗實錄》：
洪熙元年（1425）五月癸酉，敕行在禮部及翰林院修《太宗實錄》。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少傅兼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為監修官。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翰林學士楊溥等為總裁官。與纂修官曾棨、王英、王直、周述、陳循、李時勉、蔣驥、錢習禮、藺從善、劉永清、邢寬、胡穜、蔣禮、周敘、孫曰恭、楊敬、王雄、楊翥、許彬、周貴、陳繼、張理、沈寅、陳叔剛、鄒循、朱詮、蕭湘、王璜、翁選、余學夔等同纂修。
《宣宗實錄》卷五：
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敕禮部曰：「……自皇考仁宗昭皇帝留守南京，至嗣天位，二十餘年聖德聖政，爾禮部悉恭依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送翰林院編纂實錄。其以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山侯王通，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及夏原吉為監修官，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為總裁。」
卷一七：
宣德元年（1426）五月己酉，以纂修實錄，敕召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翰林院學士楊溥、侍讀錢習禮、侍講陳敬宗、陳循、檢討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去，溥、習禮、循請告省親故也。
卷六一：
宣德五年正月壬戌進兩朝實錄，太宗百三十卷，仁宗十卷。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三《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暨於唐、宋，皆建史官，專職紀述。我國家奉天啟運，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於上，善政善教被於下，萬方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神功聖德，史氏所紀，具有成書。欽唯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剛健中正，廣大欽明，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為理，躬儉愛人，再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略雄材，茂邊偉績，規模弘遠，卓冠百王。欽唯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人。撫盈之上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澤，期月之內，天下歸仁。二聖升遐，雲車益遠，萬姓哀慕，海宇同情。恭唯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纘登大寶，母育子民，益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唯敘，得萬國之歡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簡冊，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敕修兩朝實錄，命臣輔等監修，臣士奇等總裁，臣棨等纂修，發左右史臣之所紀，閱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意於精微。關制度者雖細不遺，切機務者雖明必審，於紀述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儗諸形容，誠難仿佛。乃若附錄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伏念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疏，曠歲月而久稽，亦討論之唯謹。方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於先朝，庶少資萬機之暇。
《宣宗實錄》卷六六：
宣德五年五月乙卯，以兩朝實錄成，升纂修等官。
（四）宣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宣宗實錄》一百十五卷、《寶訓》十二卷，楊士奇等修。
《英宗實錄》卷四一：
宣德十年（1435）七月丙子，敕禮部修實錄，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為監修官。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學士楊溥為總裁，侍講學士王英侍讀學士王直為副總裁，與纂修官李時勉、錢習禮、藺從善、苗衷、曾鶴齡、馬愉、高榖、胡穜、邢寬、周敘、尹鳳岐、孫曰恭、習嘉言、陳叔剛、陳循、曹鼐、儀銘、王一寧、杜寧、儲懋、楊翥、林文、鍾復、董璘、楊壽夫、劉球、劉鉉、洪璵、張益等同纂修。正統三年（1438）四月乙丑進《宣宗皇帝實錄》，丙寅賜監修官張輔等彩幣表里有差，庚午賜張輔等八十五人宴於行在禮部。辛未以《宣廟實錄》成，升纂修官李時勉等官有差。
（五）英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英宗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成化元年（1465）陳文等修。起宣德十年正月，訖天順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跡於中，凡八十七卷。
《明憲宗實錄》：
天順八年（1464）八月丁酉，敕修《英宗實錄》。命會昌侯孫繼宗為監修官。吏部尚書李賢、翰林學士陳文、彭時為總裁官，吏部侍郎李紹春、侍講學士劉定之、南京國子監祭酒吳節為副總裁官，與纂修官柯潛、萬安，侍講學士李泰、江朝宗、楊守陳，侍讀學士周洪謨、孫賢、劉珝、丘濬，修撰劉濬、陳鑒、劉吉、謝一夔、彭教，編修徐瓊、陳秉中、彭華、劉健、尹直、李永通、鄭環、張元禎、汪諧、吳鉞、羅景，檢討邢讓、張頤、耿裕、周經，諭德黎淳、童緣、劉宣等同纂修。至成化三年八月丁巳書成，監修官孫繼宗率纂修官等奉表進呈，賜宴於禮部，並賜鈔帛有差。
英宗朝土木之變，于謙功最大，復辟後以非罪死，至修錄時是非猶未定，丘濬力主謙之有功社稷，眾論遂定。易儲之奏，人以為出江淵，亦以濬言辨正。何喬新《何文肅公集》卷三〇《文莊丘公墓志銘》：
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跡。公曰：「乙巳之變，微於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眾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執筆者謂王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史館多以為然。公獨曰：「聞當時竑教其兄為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眾乃服。
錄中記土木敗耗至京師，廷臣聚議時，太監李永昌有內主決策功，王世貞則以為此乃永昌嗣子泰在史館所杜撰，不可信也，《史乘考誤》卷五：
史言：「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眾哭於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遷者斬！為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學士陳循曰：『於侍郎言是。』眾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懼，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寢宮闕在茲，府庫百官萬姓在茲，一或播遷，大事去矣。獨不監南宋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謂胡濙、于謙、陳循之說有之。第考一時劉文安、葉文莊諸公所記，俱言侍講徐珵召入，倡南遷之計，而太監金英斥之使出，學士江淵乃更為固守之說以對，遂得大用。當是時內微金英，外微謙，幾搖動矣。而史皆不載。所載李永昌對太后語，稗官數十家俱不及也。按修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禮，方貴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學士在史館，溢美之談，大抵未足信也。
（六）景帝
英宗南宮復辟後，殺景泰帝。成化時修《英宗實錄》，僅附其事跡於《英錄》中，凡八七卷。時有主革景泰帝號者，纂修官尹直執不可。《明史》卷一六八《尹直傳》：
成化初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宗實錄》。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為比。直辯曰：「實錄中有初為大臣，後為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既罷去而後改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書王書叔如故也。豈有逆計其反而即降從庶人之號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為宗廟社稷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盧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相准，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夢余錄》卷一三：
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附。夫景帝與於忠肅再造乾坤，有功宗社，當時戾字之諡，已違公議。後憲宗追稱景帝，乃不為之稱宗改諡，而實錄仍稱郕戾王附。
（七）憲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憲宗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寶訓》十卷，劉吉等修。
《明孝宗實錄》：
弘治元年（1488）閏正月戊辰，詔修《憲宗實錄》。命英國公張懋為監修官，吏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徐溥、翰林院學士劉健為總裁官，禮部尚書丘濬、翰林院侍講汪諧、吏部侍郎楊守陳為副總裁官，與纂修官翰林院侍講程敏政、侍讀傅瀚、費誾、謝遷、陸簡、曾彥、楊守阯、劉戩、王鏊、楊傑、梁儲，修撰劉機、張芮、武衛，編修劉忠、鄧焲，及儒臣李東陽、吳寬、董越、黃、張天瑞、劉春、余瑞、楊士暢、李東、楊廷和、張瀾、李通、胡清等同纂修。至弘治四年八月丁卯書成，監修官張懋率纂修等官同奉表進呈，賜宴於禮部，並賜鈔帛有差。
總裁劉吉與劉珝、尹旻不睦，故記成化時事多曲筆。王世貞《史乘考誤》卷六：
史謂：「尚書項忠具奏草論汪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請署名，旻辭不得已乃署，即遣人報韋英曰：『本兵部所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珝、劉吉於朝，極言直賢，語侵內閣，珝默然，吉折之，越遂與吉疏。」按內閣危言攻汪直者，獨商文毅（輅）、劉文和（珝）耳，文和特疏言西廠非宜，至詰責之際，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謂尹恭簡（昊）密報韋英。蓋實錄為劉文穆（吉）所修，故引以歸己，而恭簡、文和又素與文穆不睦，似不無飾筆。
於珝致仕時，在錄中力攻其短，醜言肆詈。珝卒於弘治時，《孝宗錄》為焦芳所修，珝於芳有恩，則又於《孝錄》中力贊其美。同是一人，出於仇筆則盜跖，出於故舊則又成夷、惠矣。《史乘考誤》卷六：
史又謂：「二十一年（1487）大學士劉珝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命中人出御筆，有『劉珝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繼子奸宿樂府，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安與吉力解不從，乃請令珝以親老辭，斡旋加恩放歸。」按此則力救珝者萬、劉也，然萬、劉實合策逐珝者也。夫一劉珝也，《憲錄》稱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辭不肯終養。《孝錄》稱其進講以定國本，廬親墓，鄉黨化之，號曰仁孝里。蓋《憲》多劉吉所裁，《孝》則焦芳改筆，珝於人乃中人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辭也。
纂修官張元禎則以與陳獻章有學術門戶之見，亦於錄中力詆之。《史乘考誤》卷六又記：
《瑣綴錄》（按尹直著，今有傳本）謂丘濬修憲廟實錄，以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憲章錄》（按薛應旗著，今有傳本）因之，謂出張元禎筆。按實錄謂「獻章貌謹原，詩文亦有可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極其讚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以為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仗槊，揚揚得志而去。」其詆陳公亦甚矣。第不曾載十絕句媚梁芳事。而所謂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正丘文莊（濬）也。文莊，廣人。實錄既舉之，則非文莊筆矣。元禎庶幾為近。
（八）孝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孝宗實錄》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1506）劉健、謝遷等修，未幾，健、遷皆去位，焦芳等續修。
《明武宗實錄》：
正德元年十二月敕修《孝宗實錄》，命英國公張懋為監修官，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為總裁官，吏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翰林院學士劉忠為副總裁官。未幾，健、遷去位，再命大學士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王鏊等為總裁，吏部尚書梁儲副之，翰林院侍講毛紀、傅珪、豐熙、沈燾、吳一鵬、侍讀朱希周、編修汪俊，李廷相、李時、溫仁和、滕霄、何堂、董玘、崔銳、修撰顧鼎臣、呂楠、檢討汪偉、王九思、湛若水、穆孔暉、翟鑾、徐縉、景陽、殷昊、易舒浩、張邦奇、焦黃中、胡纘宗等為纂修官同纂修。至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書成表進。
《孝宗實錄》出於焦芳之手，芳佞臣，諂事劉瑾，好惡任情，是非倒置。《明史》卷三〇六《焦芳傳》：
其總裁《孝宗實錄》，若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者。」
《夢余錄》卷一三：
朱閣學國禎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實錄》成，時焦芳操筆，褒貶任意，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所稱正人，皆肆詆誣。嘉靖元年御史盧瓊奏，《孝宗實錄》多焦芳曲筆，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
《野獲編補遺》卷一重修國史條：
《太祖實錄》，建文一修，永樂兩修，蓋以初本及續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問矣。嗣後直至嘉靖元年，御史盧瓊建議：「《孝宗實錄》成於焦芳之手，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實錄》，並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錄》雖焦芳筆削任情，但當時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其系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別白之。」蓋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轍，復任私意，上慮遠矣。
後王世貞於所著《史乘考誤》中，糾其曲筆，世宗所謂「天下自有公論」也。如錄謂何喬新逼父自裁，世貞糾之云：
史於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皇儲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時吏部尚書何文淵適在側，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子』。迨天順改易，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為刑部主事，因見黃竑、徐正處以極刑，恐禍及己，乃貽書勸其父引決，文淵果自盡，士論恥之。」此亦焦泌陽（芳）懟筆也。正德中柄史者力為辯其誣。然考之《天順錄》云：「致仕後，上復位，革宮保。文淵自以與議易太子，首發父有天下之言，慮有奇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人有傳來抄提文淵者，懼即自縊。後為人所奏，差官啟槨驗之果然。」則勸文淵引決之說誣，而自盡之說實也。野史以為出江淵，大概以文勢考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對之耳。又文淵以四月卒，而黃竑、徐正以五月誅，大抵未可信。
又詆彭華為陰險無將，世貞以為芳與華有私怨，故醜詆之。《史乘考誤》卷七：
史謂：「彭文思華為人險諂用數，深機莫測。阿李賢，嗾御史劾李秉，排邢華、陳鑒，構尹龍之獄，附李孜省以進，人至今猶講『三千館閣薦彭華』，大為恥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癱十二年而卒，人以為陰險無將之報。」蓋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謫桂陽，雲出華意，故怨之刻骨，而謗詈甚苦若此。華雖由李孜省薦，生平之與尹直，俱在是非間，不應至此。
又以與官謝遷不相得，遂於錄中力攻之。《史乘考誤》卷六：
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生館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禮部議止之。焦泌陽執史筆，以為謝公進此諛詞獻諂，以誤孝廟，繼嗣之不廣，皆此邪謀啟之。又云：「古者諸侯尚一娶三姓而備九女以廣繼嗣，孝廟以萬乘天子，獨不得立三宮可乎？小人圖勢利而不為國謀如此！」泌陽之忿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之從諛也。殊不知上春秋甫十九，中宮僅逾年，何以有擅夕之聲於外？而謝已逆知權之在中宮而從諛之？且謝以山陵未畢，諒闇尚新為詞，其義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哉泌陽！其無忌憚一至此！
程敏政為李賢婿，芳則李門客，敏政坐累廢，芳遂於錄中力為敏政掩覆，而詆劉健、謝遷、傅瀚。《史乘考誤》卷七：
史謂：「傅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溶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瑢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逾年死。時劉健當國，既偏溺於恚怒，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諭德王華俱有憾于敏政，嘗發其事，而都御史閔珪與遷、華皆同鄉，乃囑珪及科道數輩內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昶之甘心鷹犬者，不足道也。顧當時劉健，謝遷徒欲殺人滅口以避禍，曾不思虧損國體，淪喪元氣云云。」按傅文穆（瀚）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於家僮鬻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關。蓋焦芳，李南陽門客，程其婿也，故頗為掩覆。而劉與傅皆與芳有隙，故肆其醜詆如此。
七 掌故丙
（九）武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武宗實錄》一百九十七卷、《寶訓》十卷，費宏等修。
《明世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敕修《武宗實錄》，命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等為總裁官。未幾，廷和、冕、紀三人去位。再命定國公徐光祚為監修官，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等為總裁，翰林院學士吳一鵬、侍讀學士董玘等為副總裁，侍講學士徐縉、翟鑾、許成名、侍讀學士穆孔暉、張碧、劉朴、張潮、尹襄、修撰唐皋、楊維聰、邊憲，編修謝丕、劉棟、費寀、林文俊、孫紹、蔡昂、倫以訓、崔桐、汪田、葉式、王三錫、陳沂、鄺灝、余永勛、陸釴、劉世盛、費懋中、馬汝驥、江暉、孫元、檢討金皋、張星、蕭汝成、湯唯學、劉夔、林時、季芳、席春等為纂修官同纂修。至嘉靖四年（1525）六月庚子書成表進。
《武錄》中最舛者為王守仁平宸濠一事，執筆者前為楊廷和，後為費宏、董玘，廷和與王瓊有隙，而守仁之平叛，則一歸功於兵部，而不及內閣。宏以忤濠得罪，守仁不一申救。同時魏校以講學負重名，忌守仁出其上。守仁又與時相桂萼相失。玘褊狹小人，受當道指，因於《武錄》中曲詆之。王世貞《史乘考誤》卷八：
史於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翦抑之者，不遺餘力。謂文成「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趨道南昌賀之。至豐城，遇知縣顧汝以變告，守仁大駭，棄舟取小艇遁還贛。（伍）文定以卒三百迓於峽江，至吉安留討賊，守仁初不許，既而深然其言，乃下令各郡邑，諭以大義。宸濠既出南昌，守仁乃與文定等順流而下，文定為前鋒趨廣潤門，夜已三鼓，炮擊，守門者駭散，遂入城。城中民聞守仁將至，皆喜，共登高望之。而守仁等不知，以為守備堅固，方懼勿克。兵既環城，闐無人聲，相顧莫敢先登。無何，聞城中介馬呼噪聲，知文定已入，乃競梯絙而上。諸兵皆烏合，素無紀律，而大帽、華林諸寨降賊號新民者亦在行，貪功縱殺，居民往往死於床簀，有闔門無噍類者。天曉，諸門洞開，守仁始按轡整隊而入，死者已數萬人。數日間積屍橫路，雞犬不鳴。栱樤等千餘人已就縛，守仁復搜捕逆黨，日僇數百人。軍士因縱掠，郡王、將軍、儀賓邸第以及富室，無不被害，濠府中畜積甚富，亦多已失。宮人聞兵入，惶懼縱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縊，一室中至有數人者，臭達於外，所存唯羸病數十人而已。始南昌苦於宸壕之暴，至是復遭荼毒，皆歸怨於守仁之不能禁戢雲」。及敘樵舍之功，第言「鄭獻脫歸告文定言狀，文定徑前薄其營不利，還至黃家渡，新民劉文永殪其驍將，乘勝邀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復大破之」。而一字不及文成。至其傳劉養正，則雲「少有詞藻，詭談性理，以要名譽，士大夫多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學友也。十年養正赴濠騁，一見許以可為湯武，又語及陳橋之變，意甚相得。然後自掩飾，有庠生康昭者語中其機，養正密緻書於濠左右計殺之。守仁在南贛，尤為濠所慕，饋遺相及於道。嘗貽書陸完，謂可任江西巡撫者唯守仁與梁宸耳。又嘗遣其門生湖廣舉人季元亨者遊說濠，時人莫知其故。是歲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約養正往賀，會于吉安舟次，劇談至夜半，養正先去，遂從逆。濠自出南浦驛迎入府，拜為軍師。日夜望守仁至，遣人於生來觀候之，而守仁至豐城聞變即返，濠實不虞守仁之見圖也。養正既擒後，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傳首至京，妻子沒為奴。比守仁自，南昌還，其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於其母。』有儒生上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為之愧屈。元亨尋為太監張永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據史所記言之，則王文成不特不當封，而且有大罪三。所謂不當封者，其戰功皆出伍文定。所謂三大罪者：預通逆濠一也，縱殺平人二也，事後猶庇逆黨劉養正三也。然逆濠與養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勛，有才術，以甘言結納或有之，而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為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歸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兵殺身滅族之事，亦須文成有以自決。前後進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披堅執銳者比，而一字不及文成，豈理也夫！進兵攻南昌，不能無小殺掠，而軍令下則已定矣。其後如徐少師（階）、鄭端簡（曉）、薛應旂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故為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時握管之心事者。蓋實錄之始為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玘）也。楊公與王恭襄（瓊）郄甚著不解，恭襄雖陰譎，然能識王文成而獨任之，以故於前後平賊及擒濠之疏，皆歸德於兵部，以為發蹤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內閣，其為楊公輩切齒，非旦夕矣。江彬、許泰、張忠輩恥大功為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之語，而忌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在文成撫綏之地，與逆濠忤被禍，中外之臣皆屢薦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費當亦不釋然也。董公最名忮毒，於鄉里如王鑑之輩巧詆不遺餘力，既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冀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長者，嘉靖初從昭雪。
沈德符《野獲編》卷七桂見山霍渭厓條亦云：
議禮初起，桂萼為首，而張璁次之。既而張以敏練得上眷，先入相。桂遲二年始繼入，其信用俱不如張，意不能無望。時魏莊渠（校）以講學負重名，久滯外僚，桂引入為祭酒，每奏對俱托之屬草，上每稱善。張自覺弗如，偵知其故，乃徙魏太常，罷其經筵入直，桂始絀矣。始王文成再起兩廣，實張、桂薦之，至是魏與王爭名相軋，王位業已高，譽亦遠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於王，直至奪其世爵，且令董中峰（玘）於武廟實錄中譏刺文成縱兵劫掠，南昌為之一空，皆懟筆也。
陳繼儒則對林時移書記迎立、誅彬二事，贊為得體。《眉公見聞錄》卷一：
汝陽林立山公諱時，在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唯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眾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峰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雲由中，或雲內閣。誅賊彬，或雲由張永，或雲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核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董公以白總裁官鵝湖費公（宏），可之。書進，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前輩猶重史如此。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臆，尚安復有信史哉！
（十）睿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
《睿宗實錄》五十卷、《寶訓》十卷，嘉靖四年大學士費宏言：「獻皇帝嘉言懿行，舊邸必有成書，宜取付史館纂修。」從之。
《明世宗實錄》：
嘉靖四年二月丙申，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瑤等以修《武宗毅皇帝實錄》將成，上疏言獻皇帝生平嘉言善行亦當備載，乞命當時藩府內外臣僚，備述獻皇帝之國以來，一言一事，可為謨訓者，以類開寫，以便纂錄。詔從之。三月甲戌敕修《獻皇帝實錄》，命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等為監修官，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文淵閣大學士石瑤、賈詠等為總裁官，吏部侍郎溫仁和、禮部侍郎李時等為副總裁官，侍講學士董玘、翟鑾等七人為纂修官同編纂。至嘉靖五年六月丙子書成表進。
興王始終為藩王，其事跡均與國家無關。大禮諸臣迎合世宗意，請修無事可紀之實錄，書成後無重視之者。沈德符《野獲編》卷二：
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為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宏）等苦無措手，至假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為張本。今學士大夫，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隻字同。
（十一）世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世宗實錄》五百六十六卷、寶訓二十四卷，隆慶中徐階等修，未竣，萬曆五年張居正等續修成之。
《明穆宗實錄》：
隆慶元年（1567）四月甲申，敕修《世宗實錄》。命成國公朱希忠為監修官，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春芳、郭朴、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禮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陳以勤、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張居正等為總裁官，禮部侍郎翰林院學士高儀、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趙貞吉、林樹聲、翰林院學士潘晟、殷士儋等為副總裁官，侍讀學士姜金和、呂旻，修撰諸大綬、馬自強、丁士美、編修孫鋌、張四維、林士章、陳棟、陶大臨、祭酒林燫，諭德呂調陽等為纂修官。
書未成，穆宗崩，神宗立，命官續修，《明神宗實錄》記：
命英國公張溶為監修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等為總裁官，吏部侍郎汪鏜、詹事王錫爵、禮部尚書馬自強、禮部侍郎申時行等為副總裁官，贊善陳思育、沈鯉，中允戴洵，諭德陳經邦、何雒文，修撰趙志皋、田一㑺，徐顯卿、韓世能、張一桂、朱賡、李長春、王家屏、陳於陛、沈懋學，編修高啟愚、范謙、黃鳳翔、沈一貫，檢討王弘誨，洗馬許國，侍讀學士張位、羅萬化，侍講學士于慎行等為纂修官同編纂。至萬曆五年（1577）八月甲戌書成表進。
時《穆宗實錄》亦開館，二錄同修，總裁官張居正因疏請分任責成，嚴立程限。《太岳文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
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載，尚未脫稿，雖屢廑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眾而相捱，竟成廢閣。……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顧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經幃，則有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業靡定，未免顧此失彼，倏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系《世宗肅皇帝實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稿，俱已纂完，但未經修飾，二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餘功。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宮坊，事務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諸大綬、王希烈專管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申時行、王錫爵專管纂修《穆宗莊皇帝實錄》，每日俱在史館供事，仍立為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一次，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可期。其餘副總裁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侍講優閒，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妨。……再照皇祖歷世四紀，事跡浩繁，編纂之功，卒難就緒。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實，昭然如日中天，皆諸臣耳目之所睹記，無煩搜索，不假闕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莊皇帝實錄》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進呈，卻令兩館各官，並力俱纂《世宗肅皇帝實錄》，則兩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奉旨：「這纂修事理，都依擬行。」江陵綜核為治，故所纂實錄，亦最稱嚴核。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實錄紀事條：
世、穆兩朝實錄，皆江陵故相筆也，於諸史中最稱嚴核。其紀新鄭（高拱）將去，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為皆迎合時情，而參高保徐（階），尤屬諂媚，況上未嘗有意棄徐，紛紛保之何為？其言可謂至公。
即纂修諸官亦多能阿，直筆無所忌，王家屏之記高捷，即其一例。《明史》卷二一七《王家屏傳》：
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前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
唯記謝遷事，王世貞譏其舛於予奪，《史乘考誤》卷八：
致仕少傅大學士謝遷卒。史稱其學術淳正，有大臣風節。而謂正德初年權奸擅政，遷以顧命大臣，不能艱貞濟難，捐軀殉國。按謝公雖受顧命，其時第三相也，力豈能獨掊八虎之首而擊之，且正以與劉文靖公（健）同心持議，乞身之後，削官籍賜，禍機不測，而責其不能濟難捐軀何也？唯八十再相，屬時移事改，不克有所建白而歸，略為蛇足耳。而史卻諱之。何以予奪之舛若此！
記陸炳事頗得實而未盡，而辨其扈從南幸之誤。《史乘考誤》卷八：
史於陸武惠（炳）傳稱，己亥（1539，嘉靖十八年）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出於火，上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使，累升至今職。及考華亭公（徐階）所撰墓誌，於炳事甚詳，卻一字不之及，豈公於其時有所諱耶？縱諱之，何不略言從南狩時效勤勞與遷轉，乃並扈從以俱略之也。《志》稱炳以戊戌管衛事，冬轉實授指揮使，加俸及服色一級。甲辰冬署衛印，獲子殺母者升都指揮同知。則己亥之扈從與歸而拜都指揮使，皆誤也。史言「炳任豪惡吏為爪牙，多任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過者，即榜掠文致成獄，沒其資產，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巨萬，豪侈自奉，營別宅十餘所皆崇麗，分置姬妾，紈綺寶玩，所在充牣，供張不移而具，時游處其間，東西唯意。又置良田宅於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可謂實錄。唯其陰操吏、兵二部權，每文武大選，岳牧進退，時時與之。而給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門下者。始與嚴氏石交，晚而移向，間隙已成，彼此各俟間而發，此皆未之及也。
（十二）穆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穆宗實錄》七十卷、《寶訓》八卷，張居正等修。
《明神宗實錄》：
隆慶六年（1572）十月，敕修《穆宗實錄》。命成國公朱希忠為監修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總裁官，侍讀學士王希烈、丁士美、吏部侍郎汪鏜、禮部侍郎申時行、詹事王錫爵等為副總裁官，諭德陳經邦、何雒文，修撰趙志皋、田一㑺、徐顯卿、韓志能、張一桂、朱賡、李長春、王家屏、陳於陛，編修高啟愚、范謙、沈一貫，侍讀學士羅萬化、范應期，侍講學士于慎行等為纂修官。尋改命英國公張溶為監修官，總裁官仍為張居正、呂調陽、申時行、王錫爵、王希烈等，與纂修官羅萬化、范應期等七十六人同纂修。至萬曆二年七月丙戌書成表進。
《穆宗實錄》出王錫爵手，錫爵與王世貞同里至好，世貞於《史乘考誤》中曾記高拱入相事，據所親見之邸報，駁錫爵所記實誤，文曰：
穆廟錄載：「三年十二月庚申，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余是時親睹邸報，高拱以原官管吏部事，並無所謂不妨閣務與掌字面，以故不遣行人，不齎敕，而吏部僅以咨移，兵部遣一指揮往，高拱頗不樂，至次年二月到任，朦朧與閣務，而與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俱免奏事承旨，始真為閣臣矣。錄殊不實。蓋王元馭所撰，嘗與余爭以為實兼，不自知其誤也。
至記李福達案，則沈德符斥其不載洗雪之詞，譏張居正為恣橫。《野獲編》卷一八權臣黨惡條：
（李福達案）……至萬曆二年穆廟實錄進呈時，張居正柄國，實錄皆其評定，竟將穆宗洗雪大獄及龐尚鵬疏（為顏頤壽等洗刷）削去不書，反將高拱疏（主《欽明大獄錄》獄詞者）全載。蓋張永嘉（孚敬）、桂安仁（萼）、高新鄭（拱）之專愎，皆其所師法，每於世廟錄中褒譽張、桂甚至，若新鄭雖其所逐，而在先朝時二人同心，翦除前輩同列，又加協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獄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滅以泯其跡，恣橫如此！
八 掌故丁
（十三）神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神宗實錄》五百九十四卷、《寶訓》二十六卷，溫體仁等修。
《明熹宗實錄》：
天啟元年（1621）三月丁卯，敕修《神宗實錄》。命英國公張惟賢為監修官，吏部尚書葉向高、戶部尚書劉一燝、韓爌、禮部尚書史繼階、何宗彥、沈㴶、朱國祚等為總裁官，禮部尚書孫慎行、侍讀學士顧秉謙、盛以弘、周道登、鄭以偉、李騰芳、錢象坤、孟時芳、周如磐、孫承宗，祭酒吳宗達等為副總裁官，侍讀學士駱從宇等為纂修官。天啟三年葉向高、史繼階等相繼去位，改命中極殿大學士顧秉謙、文淵閣大學士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等為總裁，翰林院學士孟時芳、侍讀學士黃儒炳、李思誠、駱從宇、施鳳來、丘士毅、李康先、錢龍錫、韓日纘等為副總裁，仍命英國公張惟賢為監修官。天啟五年正月，諭史官限按月送稿，務早修成。
但至熹宗崩時猶未成書，崇禎初始續成。萬曆一朝最為多事，如三王並封，稅璫礦使，朝鮮御倭，建州興起，以及東林黨議，門戶之爭，三案糾紛，清流白馬，神、光二帝相繼崩逝，主少國疑，是非莫定。天啟元年（1621）周宗建上《請修實錄疏》，極言應博採周咨，期於至當，嚴立程限，期於速成。《周忠毅公奏議》卷一：
臣考世廟實錄成於萬曆初年，其時參核頗詳，所載事宜，斑斑具在。今當皇上御極之初，首允輔臣之請，纂修皇祖實錄，計輔臣留心掌故，必有規畫，授之史官。而臣乃側聞朝家故事，湮廢者多，史局條章，因循且久，閣中之私記，僅托筆於執事之人，聖明之舉動，半銷滅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職徒懸，風影之傳失實，凡如此類，闕略為多。而況四十八年之內，時移局換，議雜群分，若初政之勵精，中年之獨攬，晚年之幽深，政不一也，若冊立妃封之緩急，妖書楚獄之陰陽，四明（沈一貫）淮上（李三才）之爭執，論不一也。若大相、巨閹之威福，稅璫、礦使之誅求，罪帥、囚臣之禍國，變不一也，若東朝之數有震驚，眾諫之頻干嚴譴，藩封外戚之屢有煩言，疑不一也。至於大警、大災、大兵、大費，若兩宮、三殿之災灰，地北、江南之水旱，兩芟虜落，一救東藩，北受韃王之臣，中更建夷之叛，敗扳鐃聲，勛書罪狀，凡此數案，更仆難詳。加以二十餘年之靜攝，公車之言，率歸高閣，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今欲總集諸奏，櫽括成書，而廖廖若此，又何所據？矧所下之章，諸吏積偷，苟且抄塞，而西台之草，六尚書之牘，南北諸曹之陳列，往往寂寞無聞。積習若此，又安望其大璧小璣，左言右事，上為掞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玉書之頌哉！今聞論者求其備而不得，則有為採訪之說者，臣謂採訪之役，必先擇人。文學少年，一經使命，優遊自喜，過家上冢，強半閒銷，求其咨討，正復不易。臣請於中行儀部中擇其博雅端詳者分地而往，務令幽遐之壤，孝子貞女，逸士高流，悉討其實，納之囊中，而又間詢故老，核之名家，悉錄其書，以備聞見，使五紀之內，淒岩欲暖，潛德為光，亦一快也。則又有為專官之說者，方今承明著作之庭，雖稱濟濟多才，而學有專門，事難兼習，如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借講求，終難虛課，則有臣所知若邢雲路之究心天文，李宗延之精研律呂，於仕廉、陶朗先之熟習河經，或就其人訪其故實，或收其書以佐參核，使星躔再整，宮徵重諧，而水脈河源，按圖可譜，又一快也。則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謂皇祖歷年既久，中間事變傳聞不一，豈無稗官小乘，自託名山，遷客畸人，私稱不朽，及今不為考定，後將滋惑無窮，則請悉收其書，明為訂辯，務令野之所信，合於朝之所征，墓諛無靈，齊諧息響，又一快也。則又有言邸牘之宜查者，嘉靖初修《武宗實錄》，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盡付纂修，臣以為皇祖末年所留諸疏，藏在禁中，定無散逸，與其求之腐牘，時有魯魚亥豕之訛，何如請諸封事，宣付史館，使感時慨論者既得盡見，而任情附會者毋得輕淆，以今日之公是公非，達皇祖之不聞不見，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立傳之有體者，考國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臣謂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令一遵官級，將高門者跖、蹻亦書，寒退者夷、鰌並屈，以此垂後，何益勸懲！則請大僚而下，倘有奇節特行，不妨並為序次，間有大讒大穢，亦復著其情形，蕙葹並列，袞鉞平懸，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編次之有期者，間聞史館諸臣，隱心於督催之取怨，習成於人眾之相推，每致遷延，動經歲月，白首汗青，幾何不為劉知幾所嘆乎！臣考萬曆初年纂修二廟實錄，輔臣請立程限……一時諸臣，含毫吮筆，無敢乞私差而圖自便者，今應仍持此格，即四年之內，神廟實錄，刻限可成，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總裁之宜專者……今請略仿萬曆初年責令總裁分年專任，示以畫一，其兼直諸臣，志在分藜，不妨稍減其帙，使有餘閒，總統一專，程期易了，又一快也。
疏上，次年朝廷因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修博征，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為四十卷。書成表進，宣付史館。時議論猶紛紜，李希孔因上《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疏》，《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傳》附《李希孔傳》：
（天啟）三年上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疏言：「昔鄭氏（國泰）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三王並封之事。今秉筆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時並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塗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爭，又共責讓錫爵於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貴之說，且徐邀定策國老之勛，而乃飾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為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復起，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扼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翦除張柬之、桓彥范等五人而令齎志以沒乎？臣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莫彰於張差闖宮之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為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為君父隱可也，為亂臣賊輩隱則何為？臣之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封后遺詔，自古未有帝崩立後者。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而陰為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時在內視病者，烏可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克之劑。群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適有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佚其罰。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議者，四也。先帝之繼神廟棄群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閟，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為功，何至反以為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為無病之沉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也。抑尤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喙。即當年母愛子抱，外議喧譁，然雖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為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為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紊，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過於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詔付史館參酌，然其後卒不能改也。
（十四）光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光宗實錄》八卷，天啟三年（1623）葉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製序。既而霍維華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禎元年（1628）始進呈，向高原本並貯皇史宬。
《明熹宗實錄》：
與《神宗顯皇帝實錄》同修，仍命英國公張惟賢為監修官，吏部尚書葉向高、戶部尚書韓爌、禮部尚書史繼偕、何宗彥、朱國祚、侍讀學士顧秉謙、朱延禧等為總裁官，侍讀學士林堯俞、鄭以偉、周如磐、錢象坤等為副總裁官，與纂修官張鼐、周炳謨、董其昌、來宗道等同纂修。至天啟三年六月乙亥書成表進。
天啟末，魏忠賢柄國，給事中黃承昊題請改修《光宗實錄》，於是命霍維華等領其事，大肆塗抹，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禎元年二月始將新本進呈，閣臣施鳳來請焚葉向高所修本，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以前所修本亦系奉旨事理，國朝無焚實錄例，請並貯皇史宬中。其後詞臣文震孟、許士柔等疏請修改，奉旨不必煩議，原本卒以不焚，得並行於後。再修本纂修官：
英國公張惟賢為監修官，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黃立極、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李國等為總裁官，侍讀學士李康先、盂紹虞、曾楚卿，禮部侍郎楊景辰等為副總裁官，修撰余煌、編修朱繼祚、陳仁錫、吳孔嘉、檢討陳盟、張士范等為纂修官。崇禎元年二月書成表進。
《光錄》初修本出於周炳謨、張鼐手，而由葉向高裁定。《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傳》：
初，天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臲卼，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盜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
《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明《光廟實錄》成於初者，大約出侍郎張鼐之手，而葉少師向高取裁焉。
葉向高曾自述編纂時之苦心，《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葉文忠向高曰：「光宗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稿日，余與同官互閱，皆以為允。而自余歸後，言者哄然，以張差、進藥、移宮三事為非是，得旨改正。餘思移宮事原未敘及，其敘進藥亦甚平。唯張差事則因王之寀疏侵張太宰（問達），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讞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千真萬真，之寀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某當時讞奏皆與之寀同，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瘋癲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辭也。安有持梃入宮門而可稱瘋癲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紳議論亦皆如是，故實錄中稍采其說而詞亦委婉。乃當時之言瘋癲者遂耽耽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辭，言官從風而靡，皆附會駿聲，而之寀被重譴矣。余念事關宮闈，似屬曖昧，但罪疑唯輕，施於他事則可，東宮重地而持梃突入，當時賴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於許世子、趙盾皆書弒君，凡以絕干紀之萌，為萬世立此大防也。今無論瘋癲之真假，即使真癲，而持梃入宮幾危儲貳，可但以瘋癲蔽罪而遂已乎？況禁中千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於東宮乎？當王日乾告變已雲劉成、龐保二奄有謀，今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於癲者之口，而神祖斃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聖意淵微可以默諭者。唯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當日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並此一段情形而盡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天啟四年六月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七月殺萬燝，葉向高罷，時局大變，清流去位，奄黨彈冠，東林黨人率被禁錮。奄黨因請重修實錄，並作《三朝要典》，朱國楨《大政紀》云：
光宗在位止一月，實錄先上，以三案改修，蓋群奸仗魏逆之勢恣行如此。首先建議者黃承昊也，把持塗改者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也。
《明史》卷三〇六《霍維華傳》：
（天啟）四年冬，朝事大變，維華得刑科，諸為趙南星斥者，竟起用事。維華益銳意攻東林……請改《光宗實錄》，宣其疏史館，忠賢立傳旨……實錄更撰。
《春明夢余錄》卷一三：
以黃承昊之言，魏廣微輩復嗾魏忠賢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則崇禎改元之歲矣。眾正未登，書仍進呈頒齎，送至皇史宬。閣臣有欲焚舊本者，賴大璫王體乾不可而止。而存宬中。
崇禎六年（1633）少詹事文震孟疏請再修《光錄》，《明史》卷二一六《許士柔傳》：
先是魏忠賢既輯《三朝要典》，以《光宗實錄》所載與《要典》左，乃言葉向高等所修非實，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禎改元，毀《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錄》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實錄為魏黨曲筆，當改正從原錄。」時溫體仁當國，與王應熊等陰沮之，事遂寢。
卷二五一《文震孟傳》：
忠賢使其黨重修（《光宗實錄》），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議，卒為溫體仁、王應熊所沮。
震孟《孝思無窮疏》，《春明夢余錄》曾引全文。疏云：
臣猥以菲材，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校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冊立，與梃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念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記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浩恩齎，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以《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檐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跡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天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瘋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闌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構畔，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事誣衊廷元，未幾果顯攻瘋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恤，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雲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瘋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胆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梃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並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世子不嘗藥之論，群小附和，囂然鼎沸，污衊君父，幾成晦冥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雲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敷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制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群小，曰污衊，曰晦瞑，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即敕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幾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袞鉞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
震孟議被沮，諭德許士柔又上《帝王世系二疏》，力言二修錄之宜改，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八《石門許公墓志銘》：
甲戌（崇禎七年，1634）官宮諭，上《帝王世系二疏》。先是群奸嗾逆賢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廟實彔，鏟削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倪元璐）請焚《要典》，天下韙之。久之改錄如故，《要典》猶勿焚也。於是茂苑（文震孟）及公相繼論改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摘抉改錄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錄總記，於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舊例，不必滋煩。烏程（溫體仁）復令中書官捧穆廟總記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後，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乾，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熹廟儀注，而皇上之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參，同官柅之而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係為成例者，臣所以擿抉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分莫尊於正嫡，功莫大於保聖，國本幾危於震虩，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於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勞，抹殺於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
《春明夢余錄》引《西垣筆記》引葉向高原錄四事，一國本，二妖書，三梃擊，四紅丸。文長不具錄。
（十五）熹宗
《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
《熹宗實錄》八十四卷，溫體仁等修。
崇禎元年敕修：
命成國公朱純臣為監修官，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等為總裁官，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姜逢元、侍讀學士劉宇亮、傅冠等為副總裁官，與纂修官等同編纂。
時綱紀廢弛，史官曠職，至崇禎末始成書。談遷《棗林雜俎》逸典：
纂修實錄，各分翰詹坊局，稿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匯而上之。熹宗御歷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定錢相國（士升）嘗總裁二十年有奇，雲同官互秘，不肯往覆也。至崇禎十□年始竣。
按《明史·宰輔年表》，士升以崇禎六年九月入閣，至九年四月免，孺木所云總裁二十年誤，然據所記，則當時淹滯之情形可知也。總裁官中有朱繼祚，以嘗與修《三朝要典》，被論求罷去。《明史》卷二七六《朱繼祚傳》：
崇禎初復官，累遷禮部右侍郎，充實錄總裁。給事中葛樞言：「繼祚嘗纂修《要典》，得罪清議，不可總裁國史。」不聽。繼祚旋謝病去。
清軍入北京後，實錄仍在皇史宬（夏燮《明通鑑義例》）。清順治二年（1645）詔修《明史》，明降臣馮銓任總裁，以其事奄醜行備載於天啟四年實錄，遂私竊去毀滅。朱彝尊《曝書亭集·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己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
全祖望《鮚埼亭集·移明史館帖子》二：
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雲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為之諱。
楊椿《松鄰堂集·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亦云：
《明史》之初修也，在順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銓為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帙，而天啟四年實錄遂為竊去，後下詔求之，終不可得。
又天啟七年實錄亦缺，《東華錄》：
順治五年（1648）九月諭內三院：「今纂修《明史》，闕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跡，著在內六部都察院衙門，在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闕年分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開送禮部，匯送內院，以備纂修。」
至順治八年又下詔搜訪，《東華錄》：
閏二月大學士剛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査天啟四年及七年六月實錄並崇楨一朝事跡俱缺。宜敕內外各官廣示曉諭，重懸賞格，凡鈔有天啟崇禎實錄，或有匯集邸報者，多方購求，期於必得。或有野史、外傳、集記等書，皆可備纂輯。務須博訪，匯送禮部，庶事實有據，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
終無所得，《天啟實錄》至今遂無完本。
（十六）思宗
明北都覆沒後，福王建國南京。輔臣高弘圖請修《思宗實錄》，禮部右侍郎管紹寧因上《修國史實錄玉牒疏》，《賜誠堂集》卷三：
題為中興有象，文獻無征，請修正史以存本朝完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臣部據禮科抄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高弘圖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北畿史宬淪沒，今日開館修史，國之大務，閣中即議纂史官等畢備，務搜羅群籍，犁然成一代典冊，該衙門知道，欽此！」又一本為請修先帝實錄，以集遺徽事：奉聖旨：「先帝十七年苦心仁政，臣民素有見聞，邸報章奏，海內必多流布，實錄自當及時纂修，其間開局設館搜羅等事宜，卿等酌議來行。」羅萬象等即令詢訪故實，事竣各付史館，以資採擇，該衙門知道！
紹寧因具上纂修事理，崇禎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國史、玉牒皆系大典，這所奏俱依擬行。」時紹寧並舉陳子龍、余颺、夏允彝、張采、吳國龍、陳震生、宋徵璧、楊廷樞、徐孚遠、張以謙等任史官。談遷《棗林雜俎·逸典》亦記：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紹寧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任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廝間仰望鼻息，不過呈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寧藏身瓮牖，同腐草木耳。」
南都逾年傾覆，國史、《崇禎實錄》俱未成。至清初修《明史》，四明萬言始搜輯遺史，輯為《崇禎長編》，當時頗有傳本。王源《居業堂集·與吳商志書》：
實錄止於天啟，並未有《崇禎實錄》。近修《明史》，始將十七年朝報搜出，摘輯長編，以備紀傳，唯一二總裁家有副本。
長編今存者有《痛史》本二卷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抄本六六卷，俱殘闕不完。
南明諸希實錄今存者有《痛史》本《福王登極實錄》《弘光實錄抄》《思文大紀》及王夫之《船山遺書》本《永曆實錄》，俱出私撰，不具錄。
九 傳布
實錄正本嘉靖十三年（1534）以前藏內府，十三年始建皇史宬貯之，金匱石室，外人不可得見。唯副本藏內閣，掌於翰林院典籍，每一帝山陵，修實錄時，必取前朝實錄副本為參校。以故閣臣史官均得私抄，流布於外。如鄭曉、王世貞等均家有實錄，即其著例也。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重錄實錄、玉牒置皇史宬，前後歷時二年，計抄傳者當難仆數。至萬曆十六年又重錄實錄為小型本，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一今上史學條：
（萬曆）十六年，閣臣進太祖御札在內閣者凡七十餘通，上命留內恭藏，因索累朝實錄進覽，閣臣對以實錄成時，史臣倶會同焚稿於芭蕉園，人間並無底稿。唯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聖實錄、寶訓，但冊樣稍廣，宜減為書冊，庶便展閱，容令中書官謄進，陸續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匱石室之藏，俱登乙覽矣。
陳繼儒紀此役經過更詳盡，《眉公見聞錄》三：
萬曆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閣臣申時行等恭進聖祖御筆。奉聖旨：「聖祖御筆留覽，還著查取累朝實錄、寶訓稿來進，欽此。」又該文書官宋坤口傳聖諭：「裝潢寶訓、實錄尚冠恭看一遍，請去皇史宬安，如再請來，不尚冠不敢恭看。查有累朝寶訓、實錄稿，著進來以便觀覽。」時行等題云：「査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寶訓、實錄已完，正本於皇極殿恭進，次日送皇史宬恭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於西城隙地內焚毀，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臣等査得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實錄、寶訓重錄一遍，見今藏奉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雲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心繼述，時欲覽觀，乞命該管人員査取恭進。至於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翻閱，時有污損，一時未能整頓。如皇上欲朝夕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或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御覽。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令臣等遵命施行。」三月初一日，文書官宋坤又口傳聖諭：「前日說累朝寶訓、實錄，皇史宬打點不曾有。恐世宗請去西城萬壽宮被災。今自太祖起及累朝訓錄，都謄寫裝潢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時行等又題云：「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寶訓、實錄，降敕開館，及用校對謄錄等官生數多，蓋皇祖世宗欲以祖宗謨烈，閟之金櫃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於尊藏。今皇上特命謄寫，是欲以累朝典故，置之法宮秘殿，以備乙夜之觀，所重在於便覽。故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並省，不拘卷數。其謄錄官員，除兩房並玉牒館見在供事外，不敷之數，相應查取先次會典館謄錄後回原衙門各官，前來供事。合用紙札，於司禮監陸續關取。筆、墨、桌、凳等項，例於各該衙門支用。校對官於翰林院差委，圈書監生於國子監收管，吏役於吏部各取撥。一應事宜，容臣等查照節年事例題請施行。」夫皇上因御筆欲看寶訓，實錄，因寶訓、實錄，又雲尚冠恭看，不尚冠不看。其法祖式訓之意，誠有不敢愆忘，不敢怠荒者，謹書之以備史缺。
因實錄之重抄，諸校對謄錄官遂乘機傳抄，傳布至廣。朱國楨《涌幢小品》二：
實錄之名起於唐，國朝平元都，即輦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實錄》修於建文，又再修於永樂，並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為秘密。申文定（時行）當國，命諸學士校讎，始於館中謄出，攜歸私第，轉相鈔錄，遍及台省，若部屬之有力，蓋不啻家藏戶守矣。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潘吳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為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為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以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是以野史日盛，而悠謬之談，遍于海內。
康熙中又詔《明史》修成之日，應將《明實錄》並存。《東華錄》：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上諭大學士等曰：「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筆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過逼，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頗，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令後世有所考據。」
然至今日，數經變亂，皇史宬正本與內閣副本均蕩然不可問。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實錄殘帙數十紙，堅楮朱絲，紙色潔白，繕寫工整，行格寬大，斷句用朱圈，系內閣大庫舊物，或即《明實錄》副本之僅存者。至海內外公私藏家所庋實錄，現存者約十數部，大抵多為傳抄本，魯魚亥豕，脫文斷簡，觸自皆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匯校本正在整理中，倘校本能早日傳世，使績學之士，能人手一編，概以研究明代史事，亦一快也。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脫稿於昆明西郊落索坡（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期，一九四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