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人生 · 一· 紛繁家事

私語 「夜深聞私語，月落如金盆。」那時候所說的，不是心腹話也是心腹話了罷？我不預備裝模作樣把我這裡所再說的當做鄭重的秘密，但是這篇文章因為是被編輯先生催逼著，倉促中寫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擇言了，所寫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遠在那裡的，可以說是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就當它是在一個「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訴你聽的罷！ 今天早上房東派了人來測量公寓裡熱水汀管子的長度，大約是想拆下來去賣。我姑姑不由得感慨系之，說現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頭，只顧一時，這就是亂世。 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然而我對於我姑姑的家卻有一種天長地久的感覺。 我姑姑與我母親同住多年，雖搬過幾次家，而且這些時我母親不在上海，單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對於我一直是一個精緻完全的體系，無論如何不能讓它稍有毀損。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塊玻璃，照樣賠一塊要六百元，而我這兩天剛巧破產，但還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來。 近來不知為什麼特別有打破東西的傾向。（杯盤碗匙向來不算數，偶爾我姑姑砸了個把茶杯，我總是很高興地說：「輪到姑姑砸了！」）上次急於到陽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門推不開，把膝蓋在門上一抵，豁朗一聲，一塊玻璃粉粉碎了，膝蓋上只擦破一點皮，可是流下血來，直濺到腳面上，搽上紅藥水，紅藥水循著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 給我姑姑看，她彎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關切地問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塊。 因為現在的家於它的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裡面撞來撞去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第一個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過，只記得被傭人抱來抱去，用手去揪她頸項上鬆軟的皮——她年紀逐漸大起來，頸上的皮逐漸下垂；探手到她頷下，漸漸有不同的感覺了。小時候我脾氣很壞，不耐煩起來便抓得她滿臉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裡的方言，我們稱老媽子為什麼幹什麼干。何干很像現在時髦的筆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蕭伯納的書：《心碎的屋》，是我父親當初買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題識： 天津，華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號路六十一號。 提摩太·C·張。 我向來覺得在書上鄭重地留下姓氏，註明年月，地址，是近於羅唆無聊，但是新近發現這本書上的幾行字，卻很喜歡，因為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像我們在天津的家。 院子裡有個鞦韆架，一個高大的丫頭，額上有個疤，因而被我喚做「疤丫丫」的，某次盪鞦韆盪到最高處，唿地翻了過去。後院子裡養著雞，夏天中午我穿著白底小紅桃子紗短衫，紅褲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滿滿一碗淡綠色，澀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謎語書，唱出來，「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謎底是剪刀。還有一本是兒歌選，其中有一首描寫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隱居生活，只記得一句「桃枝桃葉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兒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著個青石砧，有個通文墨，胸懷大志的男底下人時常用毛筆蘸了水在那上面練習寫大字。這人瘦小清秀，講三國志演義給我聽，我喜歡他，替他取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兩個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簡稱「毛娘」。毛娘生著紅撲撲的鵝蛋臉，水眼睛，一肚子「孟麗君女扮男裝中狀元」，是非常可愛的然而心計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後來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負。當然我那時候不懂這些，只知道他們是可愛的一家。他們是南京人，因此我對南京的小戶人家一直有一種與事實不符的明麗豐足的感覺。以後他們脫離我們家，開了個雜貨鋪子，女傭領了我和弟弟去照顧他們的生意，努力地買了幾隻劣質的彩花熱水瓶，在店堂樓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還是有一種豐足的感覺。然而他們的店終於蝕了本，境況極窘。毛物的母親又怪兩個媳婦都不給她添孫子，毛娘背地裡抱怨說誰教兩對夫婦睡在一間房裡，雖然床上有帳子。 領我弟弟的女傭喚做「張干」，裹著小腳，伶俐要強，處處占先。領我的「何干」，因為帶的是個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著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輕女的論調，常常和她爭起來，她就說：「你這個脾氣只好住獨家村！希望你將來嫁得遠遠的——弟弟也不要你回來！」她能夠從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預卜我將來的命運，說：「筷子抓得近，嫁得遠。」 我連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說：「抓得遠呢？」她道：「抓得遠當然嫁得遠。」氣得我說不出話來。張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 我弟弟實在不爭氣，因為多病，必須扣著吃，因此非常的饞，看見人嘴裡動著便叫人張開嘴讓他看看嘴裡有什麼。病在床上，鬧著要吃松子糖——松子仁春成粉，攙入冰糖屑——人們把糖里加了黃連汁，餵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只拳頭完全塞到嘴裡去，仍然要。 於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搽了黃連汁。他吮著拳頭，哭得更慘了。 松子糖裝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邊有黃紅的蟠桃式瓷缸，裡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陽光照到那磨白了的舊梳妝檯上。 有一次張干買了個柿子放在抽屜里，因為太生了，先收在那裡。隔兩天我就去開抽屜看看，漸漸疑心張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問她，由於一種奇異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爛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還記得。 最初的家裡沒有我母親這個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為她很早就不在那裡了。有她的時候，我記得每天早上女傭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銅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跟著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詩。她才醒過來總是不甚快樂的，和我玩了許久方才高興起來。我開始認字塊，就是伏在床邊上，每天下午認兩個字之後，可以吃兩塊綠豆糕。 後來我父親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帶我到小公館去玩，抱著我走到後門口，我一定不肯去，拚命扳住了門，雙腳亂踢，他氣得把我橫過來打了幾下，終於抱去了。到了那邊，我又很隨和地吃了許多糖。小公館裡有紅木家具，雲母石心子的雕花圓桌上放著高腳銀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親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綠衣綠裙上面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傭人幾次來催說已經到了時候了，她像是沒聽見，他們不敢開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說：「嬸嬸，時候不早了。」（我算是過繼給另一房的，所以稱叔叔嬸嬸。）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裡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綠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無窮盡的顛簸悲慟。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著她，有點手足無措，他們又沒有教給我別的話，幸而傭人把我牽走了。 母親去了之後，姨奶奶搬了進來。家裡很熱鬧，時常有宴會，叫條子。我躲在帘子背後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張沙發椅上的十六七歲的兩姊妹，打著前劉海，穿著一樣的玉色襖褲，雪白的偎倚著，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歡我弟弟，因此一力抬舉我，每天晚上帶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邊，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齊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塊全吃了，在那微紅的黃昏里漸漸盹著，照例到三四點鐘，背在傭人背上回家。 家裡給弟弟和我請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讀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搖擺著身子。讀到「太王事獯於」，把它改為「太王嗜熏魚」方才記住了。那一個時期，我時常為了背不出書而煩惱，大約是因為年初一早上哭過了，所以一年哭到頭。——年初一我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我起來看他們迎新年，誰知他們怕我熬夜辛苦了，讓我多睡一會，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最後被拉了起來，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樓下一間陰暗雜亂的大房裡，我難得進去，立在父親煙炕前背書。姨奶奶也識字，教她自己的一個侄兒讀「池中魚，游來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張臉常常腫得眼睛都睜不開。她把我父親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頭。於是族裡有人出面說話，逼著她走路。 我坐在樓上的窗台上，看見大門裡緩緩出來兩輛榻車，都是她帶走的銀器家生。僕人們都說：「這下子好了！」 我八歲那年到上海來，坐船經過黑水洋綠水洋，仿佛的確是黑的漆黑，綠的碧綠，雖然從來沒在書里看到海的禮讚，也有一種快心的感覺。睡在船艙里讀著早已讀過多次的《西遊記》，《西遊記》里只有高山與紅熱的塵沙。 到上海，坐在馬車上，我是非常侉氣而快樂的，粉紅底子的洋紗衫褲上飛著藍蝴蝶。我們住著很小的石庫門房子，紅油板壁。對於我，那也有一種緊緊的仇紅的快樂。 然而我父親那時候打了過度的嗎啡針，離死很近了。他獨自坐在陽台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目直視，檐前掛下了牛筋繩索那樣的粗而白的雨。嘩嘩下著雨，聽不清楚他嘴裡喃喃說些什麼，我很害怕了。 女傭告訴我應當高興，母親要回來了。母親回來的那一天我吵著要穿上我認為最俏皮的小紅襖，可是她看見我第一句話就說：「怎麼給她穿這樣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親痛悔前非，被送到醫院裡去。我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裡陡然添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我母親和一個胖伯母並坐在鋼琴凳上模仿一齣電影里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 我寫信給天津的一個玩伴，描寫我們的新屋，寫了三張信紙，還畫了圖樣。沒得到回信——那樣的粗俗的誇耀，任是誰也要討厭罷？家裡的一切我都認為是美的頂巔。藍椅套配著舊的玫瑰紅地毯，其實是不甚諧和的，然而我喜歡它，連帶的也喜歡英國了，因為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而法蘭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磚，沾著生髮油的香。母親告訴我英國是常常下雨的，法國是晴朗的，可是我沒法矯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親還告訴我畫圖的背景最得避忌紅色，背景看上去應當有相當的距離，紅的背景總覺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臥室牆壁就是那沒有距離的橙紅色，是我選擇的，而且我畫小人也喜歡給畫上紅的牆，溫暖而親近。 畫圖之外我還彈鋼琴，學英文，大約生平只有這一個時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風度的。此外還充滿了優裕的感傷，看到書里夾的一朵花，聽我母親說起它的歷史，竟掉下淚來。我母親見了就向我弟弟說：「你看姊姊不是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誇獎著，一高興，眼淚也幹了，很不好意思。 《小說月報》上正登著老舍的《二馬》，雜誌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所以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老舍後來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 我父親把病治好之後，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們劇烈地爭吵著，嚇慌了的僕人們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們乖一點，少管閒事。我和弟弟在陽台上靜靜騎著三輪的小腳踏車，兩人都不做聲，晚春的陽台上，掛著綠竹帘子，滿地密條的陽光。 父母終於協議離婚。姑姑和父親一向也是意見不合的，因此和我母親一同搬走了，父親移家到一所虛堂房子裡。（我父親對於「衣食住」向來都不考究，單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車上捨得花點錢。）他們的離婚，雖然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是表示贊成的，心裡自然也惆悵，因為那紅的藍的家無法維持下去了。幸而條約上寫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親。在她的公寓裡第一次見到生在地上的瓷磚浴盆和煤氣爐子，我非常高興，覺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親動身到法國去，我在學校里住讀，她來看我，我沒有任何惜別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興，事情可以這樣光滑無痕跡地度過，一點麻煩也沒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裡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門，我在校園裡隔著高大的松杉遠遠望著那關閉了的紅鐵門，還是漠然，但漸漸地覺到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大聲抽噎著，哭給自己看。 母親走了，但是姑姑的家裡留有母親的空氣，纖靈的七巧板桌子，輕柔的顏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愛的人來來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在這裡了。因此對於我，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善，向來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樣靈肉對立，時時要起衝突，需要痛苦的犧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親的家，那裡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強行分作兩半，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於我父親這一邊的必定是不好的，雖然有時候我也喜歡。我喜歡鴉片的雲霧，霧一樣的陽光，屋裡亂攤著小報，（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看著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裡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進的一方面我有海闊天空的計劃，中學畢業後到英國去讀大學，有一個時期我想學畫卡通影片，儘量把中國畫的作風介紹到美國去。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週遊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過一種乾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來了一件結結實實的，真的事。我父親要結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訴我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陽台上。我哭了，因為看過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我只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後母也吸鴉片，結了婚不久我們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樣的老洋房裡去，本是自己的產業，我就是在那房子裡生的。 房屋裡有我們家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青黑的心子裡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而在陰陽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聽得見電車的鈴與大減價的布店裡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蘇三不要哭」，在那陽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學校里，很少回家，在家裡雖然看到我弟弟與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為實在難得回來，也客客氣氣敷衍過去了。我父親對於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經鼓勵我學做詩。一共做過三首七絕，第二首詠「夏雨」，有兩句經先生濃圈密點，所以我也認為很好了：「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第三首詠花木蘭，太不像樣，就沒有興致再學下去了。 中學畢業那年，母親回國來，雖然我並沒覺得我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父親卻覺得了。 對於他，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來跟著他，被養活，被教育，心卻在那一邊。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說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學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壞的演說。他發脾氣，說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後母當場罵了出來，說：「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裡，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滬戰發生，我的事暫且擱下了。因為我們家鄰近蘇州河，夜間聽見炮聲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親處住了兩個禮拜。回來那天，我後母問我：「怎麼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 我說我向父親說過了。她說：「噢，對父親說了！你眼睛裡哪兒還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個嘴巴，我本能地要還手，被兩個老媽子趕過來拉住了。我後母一路銳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在這一剎那間，一切都變得非常明晰，下著百葉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飯已經開上桌子，沒有金魚的金魚缸，白瓷缸上細細描出橙紅的魚藻。我父親趿著拖鞋，啪達啪達衝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我心裡一直很清楚，記起我母親的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也沒有想抵抗。他上樓去了，我立起來走到浴室里照鏡子，看我身上的傷，臉上的紅指印，預備立刻報巡捕房去。走到大門口，被看門的巡警攔住了說：「門鎖著呢，鑰匙在老爺那兒。」我試著撒潑，叫鬧踢門，企圖引起鐵門外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潑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裡來，我父親又炸了，把一隻大花瓶向我頭上擲來，稍微歪了一歪，飛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後，何干向我哭，說：「你怎麼會弄到這樣的呢？」我這時候才覺得滿腔冤屈，氣涌如山地哭起來，抱著她哭了許久。然而她心裡是怪我的，因為愛惜我，她替我膽小，怕我得罪了父親，要苦了一輩子；恐懼使她變得冷而硬。我獨自在樓下的一間空房裡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紅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來說情，我後母一見她便冷笑：「是來捉鴉片的麼？」不等她開口我父親便從煙鋪上跳起來劈頭打去，把姑姑也打傷了，進了醫院。沒有去報巡捕房，因為太丟我們家的面子。 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裡。 我生在裡面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牆，片面的，癲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詩關於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著月亮光，」我讀到它就想到我們家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 我也知道我父親決不能把我弄死，不過關幾年，等我放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我了。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我把手緊緊捏著陽台上的木欄杆，仿佛木頭上可以榨出水來。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為滿天的飛機。 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囑：「千萬不可以走出這扇門呀！出去了就回不來了。」然而我還是想了許多脫逃的計劃，《三劍客》、《基度山恩仇記》一齊到腦子裡來了。記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龜》里章秋谷的朋友有個戀人，用被單結成了繩子，從窗戶里縋了出來。我這裡沒有臨街的窗，惟有從花園裡翻牆頭出去。靠牆倒有一個鵝棚可以踏腳，但是更深人靜的時候，驚動兩隻鵝，叫將起來，如何是好？ 花園裡養著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鵝，唯一的樹木是高大的白玉蘭，開著極大的花，像污穢的白手帕，又像廢紙，拋在那裡，被遺忘了，大白花一年開到頭。從來沒有那樣邋遢喪氣的花。 正在籌劃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點死了。我父親不替我請醫生，也沒有藥。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著秋冬的淡青的天，對面的門樓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兩排小石菩薩——也不知道現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朧地生在這所房子裡，也朦朧地死在這裡麼？死了就在園子裡埋了。 然而就在這樣想著的時候，我也傾全力聽著大門每一次的開關，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銹澀的門閂，然後嗆啷啷一聲巨響，打開了鐵門。睡里夢裡也聽見這聲音，還有通天門的一條煤屑路，腳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為我病在床上他們疏了防，能夠無聲地溜出去麼？ 一等到我可以扶牆摸壁行走，我就預備逃。先向何干套口氣打聽了兩個巡警換班的時間，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一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 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的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事過境遷，方才覺得那驚險中的滑稽。後來知道何干因為犯了和我同謀的嫌疑，大大的被帶累。我後母把我一切的東西分著給了人，只當我死了。這是我那個家的結束。我逃到母親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著來了，帶了一雙報紙包著的籃球鞋，說他不回去了。我母親解釋給他聽她的經濟力量只能負擔一個人的教養費，因此無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邊也哭了。後來他到底回去了，帶著那雙籃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時的一些玩具私運出來給我做紀念，內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綠鴕鳥毛摺扇，因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飛著，使人咳嗆下淚。至今回想到我弟弟來的那天，也還有類似的感覺。 我補書預備考倫敦大學。在父親家裡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我也懷疑著。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 這時候，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 考進大學，但是因為戰事，不能上英國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後又因為戰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來。公寓裡的家還好好的在那裡，雖然我不是那麼絕對地信仰它了，也還是可珍惜的。現在我寄住在舊夢裡，在舊夢裡做著新的夢。 寫到這裡，背上吹的風有點冷了，走去關上玻璃門，陽台上看見毛毛的黃月亮。古代的夜裡有更鼓，現在有賣餛飩的梆子，千年來無數人的夢的拍板：「托，托，托，托」。——可愛又可哀的年月呵！ （一九四四年七月） 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里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學校里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 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一九三九年） 童言無忌 從前人家過年，牆上貼著「抬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子。這裡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並沒有什麼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說說自己的事罷了。小學生下學回來，興奮地敘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說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於搭碴，也由著他說。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象之悲哀，從此對於自說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後思量，總覺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煩了。當真憋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說，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干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後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不可複製，一定比誰都嘮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於自己過份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並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隻漆盤裡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薯。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立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裡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裡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裡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裡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裡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裡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於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侷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於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裡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於負氣罷？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於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諦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裡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僱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里去找尋靈感。於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裡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罷？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稱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裡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裡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於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願。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他老棉鞋裡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身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統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暗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後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衝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聖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婦宋惠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複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捲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伙一卷一卷慢慢地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麼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製極其繁複，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鑑賞：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著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畫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裡面也有秘艷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里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 Gogh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製的戲劇氣氛里，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麼？（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麼都有個套子。） 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藉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捨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並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於心了。 吃 小時候常常夢見吃雲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澀，還感到一種難堪的悵惘。 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紅樓夢》上，賈母問薛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老年人喜看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都揀賈母喜歡的說了。我和老年人一樣地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醃菜，醬蘿蔔，蛤蟆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緻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份的「肉食者」。 上海所謂「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乾淨，瓷磚牆上丁字式貼著「湯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夥計們個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隻腳踏著板凳，立著看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的該殺。門口停著塌車，運了兩口豬進來，齊齊整整，尚未開剝，嘴尖有些血漬，肚腹掀開一線，露出大紅里子。不知道為什麼，看了絕無絲毫不愉快的感覺，一切都是再應當也沒有，再合法，再合式也沒有。我很願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那裡是空氣清新的精神療養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電車上，抬頭看面前立著的人，盡多相貌堂堂，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乾淨的。所以有這句話：「沒有誰能夠在他的底下人眼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裡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口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麼？」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槓子。我能夠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口寶劍，他使兩隻銅錘，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夥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裡咚咚切菜，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後頭嗚嗚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有了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過的是何等樣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見他，吃了一驚。他變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南北極》與巴金的《滅亡》，認為他的口胃大有糾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見了。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忤逆，沒志氣。 我比誰都氣憤，附和著眾人，如此激烈地詆毀他，他們反而倒過來勸我了。 後來，在飯桌上，為了一點小事，我父親打了他一個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飯碗擋住了臉，眼淚往下直淌。我後母笑了起來道：「咦，你哭什麼？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我丟下了碗衝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閂上了門，無聲地抽噎著，我立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看著眼淚滔滔流下來，像電影裡的特寫。我咬著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 浴室的玻璃窗臨著陽台，啪的一聲，一隻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彈回去了。我弟弟在陽台上踢球。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 （一九四四年五月） 姑姑語錄 我姑姑說話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我告訴她有點像周作人他們的。她照例說她不懂得這些，也不感到興趣——因為她不喜歡文人，所以處處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這樣說了：「我簡直一天到晚的發出沖淡之氣來！」 有一天夜裡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鑽的時候，她說：「視睡如歸。」寫下來可以成為一首小詩：「冬之夜，視睡如歸。」 洗頭髮，那一次不知怎麼的頭髮很髒很髒了，水墨黑。她說：「好像頭髮掉色似的。」 她有過一個年老嘮叨的朋友，現在不大來往了。她說：「生命太短了，費那麼些時間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覺得生命太長了。」 起初我當做她是說：因為厭煩的緣故，仿佛時間過得奇慢。後來發現她是另外一個意思：一個人老了，可以變得那麼的龍鍾糊塗，看了那樣子，不由得覺得生命太長了。 她讀了蘇青和我對談的記錄，（一切書報雜誌，都要我押著她看的。她一來就聲稱「看不進去」我的小說，因為親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實地篇篇過目，雖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絕對拒絕看，清樣還可以將就。）關於職業婦女她也有許多意見。她覺得一般人都把職業婦女分開作為一種特別的類型，其實不必。職業上的成敗，全看一個人的為人態度，與家庭生活里沒有什麼不同。普通的婦女職業，都不是什麼專門技術的性質，不過是在寫字間裡做人罷了。在家裡有本領的，如同王熙鳳，出來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經理人才。將來她也許要寫本書關於女人就職的秘訣，譬如說開始的時候應當怎樣地「有沖頭」，對於自己怎樣地「隱惡揚善」然而後來又說：「不用勸我寫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裡專管打電報，養成了一種電報作風，只會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來，挑剔得非常厲害，因為「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活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怎麼苦也得干，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著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賺了錢來，愁眉苦臉活下去，卻是為什麼呢？」 從前有一個時期她在無線電台上報告新聞，誦讀社論，每天工作半小時。她感慨地說：「我每天說半個鐘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幾萬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話，卻拿不到一個錢。」 她批評一個膽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說：「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嚨了。」 「愛德華七世路」（愛多亞路）我弄錯了當做是「愛德華八世路」，她說：「愛德華八世還沒有來得及成馬路呢。」 她對於我們張家的人沒有多少好感——對我比較好些，但也是因為我自動地粘附上來，拿我無可奈何的緣故。就這樣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因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為對方太低能）。」 有一次她說到我弟弟很可憐地站在她眼前：「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望著我。」「吧達吧達」四個字用得真是好，表現一個無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濕地目夾著眼。 她說她自己：「我是文武雙全，文能夠寫信，武能夠納鞋底。」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頂喜歡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藍色字細細寫在極薄的粉紅拷貝紙上，（是她辦公室里省下來的，用過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頁頁大小不等，讀起來淅瀝沙辣作脆響。）信里有一種無聊的情趣，總像是春夏的晴天。語氣很平淡，可是用上許多驚嘆號，幾乎全用驚嘆號來做標點，十年前是有那麼一派的時髦文章的吧？還有，她老是寫著「狠好」，「狠高興」，我同她辯駁過，她不承認她這裡應當用「很」字。後來我問她：「那麼，『兇狠』的『狠』字，姑姑怎麼寫呢？」她也寫作「狠」。我說：「那麼那一個『很』字要它做什麼呢？姑姑不能否認，是有這麼一個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說：「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她果然從此改了。 她今年過了年之後，運氣一直不怎麼好。越是諸事不順心，反倒胖了起來。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近來就是悶吃悶睡悶長。好容易決定做條褲子，前天裁了一隻腿，昨天又裁了一隻腿，今天早上縫了一條縫，現在想去縫第二條縫。這條褲子總有成功的一日吧？」 去年她生過病，病後久久沒有復元。她帶一點嘲笑，說道：「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氣，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像一首詞了！」 她手裡賣掉過許多珠寶，只有一塊淡紅的披霞，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戰前拿去估價，店裡出她十塊錢，她沒有賣。每隔些時，她總把它拿出來看看，這裡比比，那裡比比，總想把它派點用場，結果又還是收了起來。青綠絲線穿著的一塊寶石，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淡紫紅的半透明。襟上掛著做個裝飾品吧，襯著什麼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樣的顏色上，倒是不錯，可是看不見，等於沒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顯得髒相了。還是放在黑緞子上面頂相宜——可是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著想，不放，又還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懸空宕著，做個扇墜什麼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頭的一個洞，位置又不對，在寶石的正中。 姑姑嘆了口氣，說：「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 （一九四五年五月） 說胡蘿蔔 有一天，我們飯桌上有一樣蘿蔔煨肉湯。我問我姑姑：「洋花蘿蔔跟胡蘿蔔都是古時候從外國傳進來的罷？」她說：「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說道：「我第一次同胡蘿蔔接觸，是小時候養『叫油子』，就餵它胡蘿蔔。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我的祖母）總是把胡蘿蔔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裡，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 ——要不然我們吃的菜里是向來沒有胡蘿蔔這樣東西的。——為什麼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我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看看忍不住要笑，因為只消加上「說胡蘿蔔」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雖說不上沖淡雋永，至少放在報章雜誌里也可以充充數。而且妙在短——才起頭，已經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一九四四年七月） 夜營的喇叭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地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裡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 我說：「哪，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麼，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麼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於淒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並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公寓生活記趣 讀到「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兩句詞，公寓房子上層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從煤貴了之後，熱水汀早成了純粹的裝飾品。構成浴室的圖案美，熱水龍頭上的h字樣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份；實際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開錯了熱水龍頭，立刻便有一種空洞而悽愴的轟隆轟隆之聲從九泉之下發出來，那是公寓裡特別複雜，特別多心的熱水管系統在那裡發脾氣了。即使你不去太歲頭上動土，那雷神也隨時地要顯靈。無緣無故，只聽見不懷好意的「嗡」拉長了半晌之後接著「訇訇」兩聲，活像飛機在頂上盤旋了一會，擲了兩枚炸彈。在戰時香港嚇細了膽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時候，每每為之魂飛魄散。若是當初它認真工作的時候，艱辛地將熱水運到六層樓上來，便是咕嚕兩聲，也還情有可原。現在可是雷聲大，雨點小，難得滴下兩滴生鏽的黃漿然而也說不得了，失業的人向來是肝火旺的。 梅雨時節，高房子因為壓力過重，地基陷落的緣故，門前積水最深。街道上完全乾了，我們還得花錢雇黃包車渡過那白茫茫的護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時候。屋子裡便鬧了水災。 我們輪流搶救，把舊毛巾，麻袋，褥單堵住了窗戶縫；障礙物濕濡了，絞乾，換上，污水折在臉盆里，臉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馬桶里。忙了兩晝夜，手心磨去了一層皮，牆根還是汪著水，糊牆的花紙還是染了斑斑點點的水痕與霉跡子。 風如果不朝這邊吹的話，高樓上的雨倒是可愛的。有一天，下了一黃昏的雨，出去的時候忘了關窗戶，回來一開門，一房的風聲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藍的瀟瀟的夜，遠處略有淡燈搖曳，多數的人家還沒點燈。 常常覺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譁，六樓上聽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個人年紀越高，距離童年漸漸遠了，小時的瑣屑的回憶反而漸漸親切明晰起來。 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聲才睡得著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電車的韻味。長年住在鬧市裡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什麼。城裡人的思想，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馳著的電車——平行的，勻淨的，聲響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識里去。 我們的公寓鄰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仿佛不很合適——大家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繫。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車裡燈點得雪亮。專做下班的售票員的生意的小販們曼聲兜售著麵包。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著白肚皮。 這裡的小販所賣的吃食沒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們也從來沒有縋下籃子去買過東西。（想起「儂本痴情」里的顧蘭君了。她用絲襪結了繩子，縛住了紙盒，吊下窗去買湯麵。襪子如果不破，也不是絲襪了！在節省物資的現在，這是使人心驚肉跳的奢侈。）也許我們也該試著吊下籃子去。無論如何，聽見門口賣臭豆腐乾的過來了，便抓起一隻碗來，蹬蹬奔下六層樓梯，跟蹤前往，在遠遠的一條街上訪到了臭豆腐乾擔子的下落，買到了之後，再乘電梯上來，似乎總有點可笑。 我們的開電梯的是個人物，知書達理，有涵養，對於公寓裡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賬。他不贊成他兒子去做電車售票員——嫌那職業不很上等。再熱的天，任憑人家將鈴撳得震天響，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紡綢小褂，方肯出現。他拒絕替不修邊幅的客人開電梯。他的思想也許縉紳氣太重，然而他究竟是個有思想的人。可是他離了自己那間小屋，就踏進了電梯的小屋——只怕這一輩子是跑不出這兩間小屋了。電梯上升，人字圖案的銅柵欄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紅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襯著交替的黑暗，你看見司機人的花白的頭。 沒事的時候他在後天井燒個小風爐炒菜烙餅吃。他教我們怎樣煮紅米飯：燒開了，熄了火，停個十分鐘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爛骨，沒有筋道。 托他買豆腐漿，交給他一隻舊的牛奶瓶，陸續買了兩個禮拜，他很簡單地報告道：「瓶沒有了。」是砸了還是失竊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時，他拿了一隻小一號的牛奶瓶裝了豆腐漿來。我們問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賠給我們的呢還是借給我們的，也不得而知。這一類的舉動是頗有點社會主義風的。 我們的新聞報每天早上他要循例過目一下方才給我們送來。小報他讀得更為仔細些，因此要到十一二點鐘才輪到我們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報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捲成一卷插在人家彎曲的門鈕里。 報紙沒有人偷，電鈴上的銅板卻被撬去了。看門的巡警倒有兩個，雖不是雙生子，一樣都是翻領裡面豎起了木渣渣的黃臉，短褲與長統襪之間露出木渣渣的黃膝蓋；上班的時候，一般都是橫在一張藤椅上睡覺，擋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時候總得殷勤地湊到他面頰前面，仿佛要詢問：「酒刺好了些罷？」 恐怕只有女人能夠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優點：傭人問題不那麼嚴重。生活程度這麼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準備著受氣。在公寓裡「居家過日子」是比較簡單的事。找個清潔公司每隔兩星期來大掃除一下，也就用不著打雜的了。沒有傭人，也是人生一快。拋開一切平等的原則不講，吃飯的時候如果有個還沒吃過飯的人立在一邊眼睜睜望著，等著為你添飯，雖不至於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討厭。許多身邊雜事自有它們的愉快性質。看不到田園裡的茄子，到菜場上去看看也好——那麼複雜的，油潤的紫色；新綠的豌豆，熱艷的辣椒，金黃的麵筋，像太陽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過了，倒在油鍋里，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蔑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迎著亮，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子上招展著，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其實又何必「聯想」呢？篾簍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夠了麼？我這並不是效忠於國社黨，勸誘女人回到廚房裡去。不勸便罷，若是勸，一樣的得勸男人到廚房裡去走一遭。 當然，家裡有廚子而主人不時的下廚房，是會引起廚子最強烈的反感的。這些地方我們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識眉眼高低。 有時候也感到沒有傭人的苦處。米缸里出蟲，所以攙了些胡椒在米里——據說米蟲不大喜歡那刺激性的氣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揀出來。我捏了一隻肥白的肉蟲的頭當做胡椒，發現了這錯誤之後，不禁大叫起來，丟下飯鍋便走。在香港遇見了蛇，也不過如此罷了。那條蛇我只見到它的上半截，它鑽出洞來矗立著，約有二尺來長。我抱了一疊書匆匆忙忙下山來，正和它打了個照面。它靜靜地望著我，我也靜靜地望著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聲來，翻身便跑。 提起蟲豸之類，六樓上蒼蠅幾乎絕跡，蚊子少許有兩個。 如果它們富於想像力的話，飛到窗口往下一看，便會暈倒了罷？不幸它們是像英國人一般地淡漠與自足——英國人住在非洲的森林裡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進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閒言閒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總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戶戶都大敞著門，搬一把藤椅坐在風口裡。這邊的人在打電話，對過一家的僕歐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將電話上的對白譯成了德文說給他的小主人聽。樓底下有個俄國人在那裡響亮地教日文。二樓的那位女太太和貝多芬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拶十八敲，咬牙切齒打了他一上午；鋼琴上倚著一輛腳踏車。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湯，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類天生的是愛管閒事。為什麼我們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悅？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斤計較了。較量些什麼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屋頂花園裡常常有孩子們溜冰，興致高的時候，從早到晚在我們頭上咕滋咕滋銼過來又銼過去，像磁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裡磨牙，聽得我們一粒粒牙齒在牙仁里發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會掉下來。隔壁一個異國紳士聲勢洶洶上樓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話，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擄袖道：「不要緊，我會使他們懂得的！」 隔了幾分鐘他偃旗息鼓嗒然下來了。上面的孩子年紀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麗的。 談到公德心，我們也不見得比人強。陽台上的灰塵我們直截了當地掃到樓下的陽台上去。「啊，人家欄杆上晾著地毯呢——怪不過意的，等他們把地毯收了進去再掃罷！」一念之慈，頂上生出了燦爛圓光。這就是我們的不甚徹底的道德觀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