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 · 我們的驕傲
我們四個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著，談著幼年同學時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開頭講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黃花的觀察引起了大家對自然界的驚奇；某先生教體操，說明開步走必須用力在腳尖上，大家聽了他的話，連平時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為了讓廚夫受窘，大家相約多吃一碗飯，結果飯桶空了，添飯的人圍著飯桶大聲叫喚，個個露出勝利的笑容；為了偷看《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大家把學校發給的蠟燭省下來，到搖了息燈鈴，就點起蠟燭來，幾個人頭湊頭地圍在一起看，偶爾聽到老鼠的響動，以為黃先生查寢室來了，急忙吹滅了蠟燭，伏在暗中連氣也不敢透……
重慶市上橫衝直撞的人力車以及突然竄過的汽車，對於我們只像淡淡的影子。後來我們拐了彎，走著下坡路，那難走的坡子也好像沒有什麼了。我們的心都沉沒在回憶里，我們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鄒君拍著戈君的肩膀說：「還記得嗎？那一回開懇親會，你當眾作文。來賓出了個題目，你匆忙之中看錯了，寫的文章牛頭不對馬嘴。散會之後，先生和同學都責備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兩頰已經生滿濃黑的短須，額上也有了好幾條皺紋，這時候他臉上顯出童稚的羞慚神情，回答鄒君說：「你也哭了的，你當級長，帶領我們往操場上運動，你要踢球，我們要賽跑。你因為大家不聽你的號令，就哭到黃先生那兒去了。」
「黃先生並不頂嚴厲，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見了貓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孫君這麼自言自語，似乎有意把話題引到別的方面去。
我就接著說：「他的一句話不只是一句話，還帶著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時候常常陪父親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從聽了黃先生的修身課，說喝酒有種種害處，就立志不喝，一直繼續了三年。在那三年里，真是一點一滴也沒有沾唇。」
「教室里的講話能在學生生活上發生影響，那是頂了不起的事。」當了十多年中學校長的孫君感嘆地說。
我們這樣談著走著，不覺已到了黃先生借住的那所學校。由校工引導，走上坡子，繞過了兩棵黃桷樹，校工指著靠左的一間屋子，含糊地說了一句什麼，就轉身走了。我們敲那屋子的門。
門開了，「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那聲音沉著有力，跟我們小時候聽慣的一模一樣，「咱們多年不見了。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面吧？今天在這兒聚會，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黃先生遇見，還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時間加在黃先生身上的痕跡，僅僅是一頭白髮，一臉纖細的皺紋。他的眼光依然那麼敏銳有神，他的軀幹依然那麼挺拔，豈但跟十二三年前沒有兩樣，簡直可以說三十多年來沒有絲毫改變。我這麼想著，就問他一路跋涉該受了很多辛苦吧。
黃先生讓我們坐了，就敘述這回輾轉入川的經歷。他說在廣州遇到了八次空襲，有一次最危險了，落彈的地點就在兩丈以外，他在渾忘生死的心境中體驗到徹底的寧定。他說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狀盡有奇怪的，可惜沒有千岩萬壑莽莽蒼蒼的氣概，就只能引人賞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說在海棠溪小茶館裡躲避空襲，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還在呼么喝六地賭錢，他就給他們講，叫他們非守秩序不可。
他說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條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課時候一個樣兒。
等他的敘述告個段落，鄒君就問他從家鄉淪陷直到離開家鄉的經過。
「我不能不離開了，」他的聲音有些激昂，「我是將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們一樣，糊糊塗塗的，沒有一點兒操守。我寧肯擠在公路車裡跑長途，幾乎把腸子都震斷；我寧肯伏在樹林裡避空襲，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飛機打賭；我寧肯兩手空空，跑到這兒來，做一個無業難民；我再不願留在家鄉了。」
聽到這兒，我才注意那個房間。以前大概是閱報室或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吧，一張長方桌子七八個凳子以外，就只有黃先生的一張床鋪，床底下橫放著一隻破了兩個角的柳條提箱；要是沒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個房間真太蕭條了。
黃先生略微停頓了一下，就從家鄉淪陷的時候說起。他說那時候他在鄉間，辦理收容難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總算完全安頓停當了，他才回到城裡。於是這個也來找他了，那個也來找他了，要他出來參加維持會。話都說得挺好聽，家鄉糜爛，不能不設法挽救啊，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無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乾脆，他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你們要這麼做，我沒有那種感化力量叫你們不這麼做，可是我決不跟著你們這麼做。」接著他憤慨地說：「這些人都是你們熟悉的，都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在臨到考驗的時候，他們的骨頭卻軟了，酥了。我現在想，越是詩禮之家的人物，仿佛應著重慶人的一句話，越是『要不得』！」
一霎間我好像看見了家鄉那些熟悉的人的狀貌，卑躬屈節，頭都抬不起來，尷尬的笑臉對著敵人的槍刺。「在他們從小到大的教養之中，從來沒有機會知道什麼叫作民族吧。」我這麼想著，覺得黃先生對於詩禮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當的。
黃先生又說拒絕了那些人的邀請以後，他們好像並不覺得沒趣，還是時常跟他糾纏不清。縣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學務委員，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教育廳科長，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當過省督學多年，全省六十多縣的教育界人物，沒有誰比他更熟悉的了。他為避免麻煩起見，就在上海一個教會女學校里擔任兩班國文；人家有職務在這兒，你們總不好意思再來拖三拉四的了。於是他到上海去，咬緊了牙對城門口的日本兵鞠躬，側轉了頭讓車站上的日本兵檢驗良民證。說到這兒，他掏出一個舊皮夾子，從裡邊取出一張紙來授給我們看，他說：「你們一定想看看這東西。這東西上貼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辦米去的。你們看，還像嗎？」
我們四個傳觀之後，良民證回到黃先生手裡。黃先生又授給孫君說：「送給你吧。你拿到學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學生知道，現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讓敵人在身上打著恥辱的戳記！」
孫君接了，珍重地放進衣袋裡。黃先生又說他到了上海以後，半年中間，教書很愉快，那些女學生不但用心聽課，還知道現在是個非常嚴重的時代，一個人必須在書本子以外懂些什麼，做些什麼。但是，在兩個月之前，糾纏又來了，上海的什麼政府送來了一份聘書，請他當教育方面的委員，沒有特定的事務，只要在開會的時候出幾回席，盡不妨兼任，月薪兩百元。事前不經過商談，突然送來了聘書，顯而易見的，那意思是你識抬舉便罷，要是說半個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緒末年的時候，一壁辦學校，一壁捧著教育學心理學的書本子死啃，窮，辛苦，都不當一回事，原來認定教育是一種神聖的事業，它的前程展開著一個美善的境界。後來我總是不肯脫離教育界，緣故也就在此。我怎麼能借了教育的名義，去叫人家當順民當奴隸呢！我籌措了兩百塊錢，也不通知家裡人，就跨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我們有黃先生這樣一位老師，是我們的驕傲！」戈君激動地說著，訥訥然的，說得不很清楚。
我心裡想，戈君的話正是我要說的。再看黃先生，他那敏銳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們四個，臉上現出一種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們四個都知道自好，能夠做點兒正當事情，還不愧為他的學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