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論 · 歐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
歐洲和日本第一次接觸，是在距今約四百年前。當時，由於日本的性格和歐洲的性格不同引發了一系列的摩擦或者說是交涉，我想從自己的角度和諸位談一談這個問題。
幸運的是，當時來到日本的是所謂的天主教徒，這個大家都聽說過，他們是天主教傳教士，人稱神父的這些人紛紛向祖國寫信或是寫報告，這些信函和報告留傳至今，成為我們了解當時情況的非常重要、寶貴的文獻。
日本也有很多描寫當時事件和情況的手記、記錄等，但遺憾的是，日本的資料派不上用場，大部分都沒什麼用。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歐洲等國的外國人的觀察方法和日本人的觀察方法在本質上存在很大差別。日本人總是偏於從大處去看，這一特徵很是明顯，比如經常會用怒火中燒、怒目而視這類的表達，且往往就此打住，總以為說到這種程度就可以了。日本人在觀察事物時沒有著眼於那些事物本身的個性，沒有從根本上抓住事物本身特有的真實面目。在這個方面日本人確實很不擅長。
下面舉一個實例。織田信長 [1] 在本能寺 [2] 被殺一事，有一本叫《信長記》 [3] 的書里是這樣寫的———
明智光秀的軍隊突然從龜岡一路下來，把本能寺團團圍住，忽地騰起一陣歡呼聲，繼而槍箭齊發而入。本能寺一邊也醒過神來，英雄好漢們從中跳將出來，殺入明智軍中。一時之間明智軍稍有退縮，但好漢們相繼戰死之後，圍攻上來的敵軍氣勢漸盛。就連織田信長也現身於寺廟廊下，光著一隻胳膊提槍出來，挑落了近前的一眾嘍囉。酣戰之時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胳膊，於是他退回屋子正中，引火自殺。
———寫作風格如上。
話說當時京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就建在和本能寺這座寺廟僅一街之隔的地方。住在這教堂里的那些歐洲神父半夜裡被打仗似的響動驚醒了。他們先是這個那個地做了很多逃難的準備，然後就等著天亮。不過絕對不是默默地乾等著，他們用盡一切手段從各種途徑收集信息，盡一切可能展開搜查，絕對沉著冷靜。這些人收集到的消息經適當整理之後，馬上報回了他們各自的國家。
據這些報告來看，當時的事情是這樣的。
「明智的軍隊包圍了本能寺，但卻並未就此衝進本能寺內。本能寺一方甚至都沒有懷疑這是叛軍謀反，因此並沒有人迎擊。明智軍一路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者，長驅直入來到信長住的屋子附近。信長剛洗完臉，正在用手巾擦臉的時候，最先進來的人射出冷箭。那箭正中後背，信長猛地回過頭來拔出箭頭，操起長刀鏖戰多時。打鬥之間，這次是槍彈擊中了一條胳膊，於是信長撤回到臥室中，剖腹自殺」———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在臥室周邊引火自焚」。那之後的事情誰都沒有看見，因此也就不為人知了。
關於這同一件事情，天主教徒們的報告其實極為精確，這是有據可循的。時至今日，他們的報告以各種形式寫進了書里，諸位只需找來一讀，自然就會明白。而如果把這些報告與一位日本人留下的極為罕見的寫實性手記做一比較，諸位也當會認可我的觀點。
這裡我提到的這位不可多得的、留下真實記錄的日本人，當時屬於明智一方，是攻入本能寺的明智軍的頭目之一，名為本城惣右衛門 [4] 。根據他的筆記，信長死亡前後的情形如下。因為是手記，所以這一部分寫得也相當簡單。
攻入本能寺內之後，對方軍中竟無一人前來迎擊。他們是把我等當成自己人了嗎？為何我等長驅直入竟無人迎戰呢？雖說如此，竟也無人躺在地上，留神去看時，竟連老鼠都不見蹤影。我心下想：哪怕出來兩三個人也好啊。然而並沒有人奮起抵抗。我等根本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這樣摸到了信長的居所———
筆記記載的內容如上。
通過上面這個例子即可看出，在日本人寫的手記中，絲毫不受他者干擾、能夠把自己的體驗原原本本明確地寫出來的，實屬罕見。僅有極個別的特例能做到如此，大部分，不，是所有著作，都忽視了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把握。總是在考慮他人的思惑，不允許彰顯獨立個體的自由思考和觀察方法，也沒有人站出來試圖打破這種限制。對於日本人來說，每時每地都要追求普通和一般化，即便是弄虛作假也無所謂，只要是一般化就好。日本人擅長這種做法，仍舊在用怒目而視、怒火中燒這類的表達，這種行事和思維方式力求用一種一切都無所謂的平庸化、一般化的觀察來湊合了事，於是這種風格的手記、記錄等層出不窮。毋寧說全部都是這類貨色。
和這種觀察方法相比，歐洲人看事物卻是如實地觀察每個事物個體獨有的、僅存在於各個事物自身的不同個性，並把它們原原本本地寫下來，因此具有非常高的資料價值。那種真實性值得我們尊敬。
今天，我們日本人正在各個方面模仿外國，就此意義而言，必須充分了解外國的特性和日本的特性。我想特彆強調的是，日本人的性格方面存在這種缺陷，對此必須形成清醒認識。
不過，這些話是今天在這裡講出來的，在本能寺事變發生的那個時代，讓人震驚的是，今天我說的基於個性去思考或觀察事物這些，都被認為是婦人之見，因此備受貶抑。為什麼會這樣呢？按照當時的觀點來看，身為男子考慮事情時必須更具大局觀，面對這些瑣屑的事情時要特地捂上眼睛，即使注意到了也要裝作不在乎，那樣才算是人才。這種人生觀一直流行於世，是為日本式的人生觀，當時具有絕對權威。日本人普遍持有的這種觀察事物的方法或者說是世界觀很是荒唐，致使日本人在觀察人類方面變得非常愚笨，不觸及實質的抽象思維大肆泛濫。時人不得不以抽象行事，很是軟弱。
如前所述，日本第一次接觸西方是在約四百年前，即1543年，16世紀，按日本的紀年是天文十二年 [5] 。當時正值足利末期 [6] ，戰國時代即將開啟。不過那時候歐洲人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計劃要來日本本土。是要去中國的航船遇到了風暴，隨海流漂到了種子島 [7] 。那艘船上有三個葡萄牙人。
這三個葡萄牙人帶著步槍。這是步槍第一次傳到日本。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那座種子島的故事，也是歐洲和日本之間交往的開端。
大家都知道的那位馬可·波羅 [8] ，在他的手記中把日本記作Zipangu [9] ，稱之為用黃金堆砌而成的國度。他的報告中就是這樣記錄的。因為這一報告，很多淘金者跋山涉水來到日本。有此志向的歐洲人迅速增多。
可是，諸位都聽說過的那個基督教傳到日本，並且自此在真正意義上日本與外國在政治上發生接觸，是在約六年之後的1549年7月15日———從基督教歷史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這天，方濟各·沙勿略 [10] 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關於這一史實，有一件事情我們切不可忘。那就是，首次踏上日本土地的這位名為方濟各·沙勿略的傳教士，當時在歐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都知道耶穌會，這一派別直到現在仍然存在。方濟各·沙勿略是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 [11] 最親密的合作夥伴，也是羅耀拉最可信賴的同志，是人所公認的一位擁有最高學識的傳教士。說到這裡還需再談一下這個耶穌會的來歷。16世紀初葉，天主教很是腐敗，為與之對抗並實行改革，那位馬丁·路德 [12] 創立了新教（Protestant），結果導致天主教聲名掃地。這時耶穌會成立，認為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主張必須回歸真正的天主教精神，實質性地復興根本意義上的天主教精神。為此他們打出耶穌基督之門生的旗號，組織起非常強大的同志性宗教團體。該宗教以貧窮、貞操、服從這三種德行作為宗旨，要求捨棄人類個人的一切私利與私慾，皈依上帝。該教派的上述宗旨異常嚴格。凡稱為戒律的，本來就都很嚴格，而這耶穌會一派尤甚，其成立的基礎即是立誓遵守嚴格戒律。一直到1540年，這一教派才穩定下來，九年之後，方濟各·沙勿略抵達日本。
說到底，宗教這個東西，在經年累月存續之後勢必都是要墮落的，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不過，在教派成立之初時卻是非常狂熱，第一位來日本的方濟各·沙勿略的情況前面已經講過，隨後接二連三到來的那些神父也是一樣，每個人在歐洲都是德高望重的神父，這一點大家必須明確。
事先了解這些事情之後就會明白，當時日本之所以會受到歐洲的強烈影響，特別是在精神方面之所以會有驚天動地般深受感動的一面，是因為如我剛剛所講，在歐洲也堪稱百里挑一的神父們齊聚日本，這一特殊情況產生了巨大作用。他們當地的宗教情形姑且不論，對於日本來說，這或許稱得上是預想之外的巨大收穫。
再回到方濟各·沙勿略這個人物身上。這位教父為什麼會來日本呢？其實沙勿略到東方來是為了在印度傳教。但是，眾所周知，印度地處熱帶，印度人又非常懶惰，那裡實在是熱得受不了，雖屬情有可原，不過印度人根本就沒有探索新知識的欲望，這樣說也不為過。再有一點，在印度，自古時起傳播至今的宗教根深蒂固，盛行於世，勢力範圍極廣，所以印度人並不會接納新宗教。
遇到這種情景，就連偉大的方濟各·沙勿略也悲觀失望起來。這個時候，有一個日本人非常偶然地出現在他的面前。這個人就是彌次郎 [13] 。
下面講一下這個彌次郎為什麼會來到印度。他是鹿兒島人。有一次他殺了人，遭衙門追捕，就逃進了寺廟裡想方設法尋求幫助。剛好他的朋友裡面有一個葡萄牙商人，於是他就一再請求這個葡萄牙商人引薦，做好準備打算趁葡萄牙船隻停靠鹿兒島港口時，巧妙地潛入船中出逃海外。他拿著商人寫的介紹信奔向港口，發現有兩艘葡萄牙輪船入港。這兩艘船的船長特別尊敬方濟各·沙勿略。
船長聽了彌次郎的故事之後深表同情，於是說打算把彌次郎介紹給沙勿略，讓他上船，把他帶到馬六甲去。
見到沙勿略之後，彌次郎對其人格崇拜得五體投地。而沙勿略也是，一見面就對彌次郎的知識、記憶力和周到有禮讚賞有加，不僅如此，他還看到彌次郎身上總是閃耀著探索求知、認真努力的靈光。這些都是沙勿略迄今為止遇到的熱帶土著居民們所不具備的，於是他認為，如果日本人是這樣一類人種，那麼日本這個國家才是自己真正該去傳道的地方。看到彌次郎竟如此誠心誠意地遵守基督教教義，沙勿略委實大吃一驚。他把彌次郎派到位於印度果阿 [14] 這個地方的一所基督教學校中學習。彌次郎本來就有葡萄牙人做朋友，到了果阿以後學起來也比一般的日本人要快很多，所以不久之後葡萄牙語就講得很好了。而且，在理解基督教宗旨方面他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果阿整所學校中一時無有能望其項背者，他成為一名最優秀的學者。
由此種種，沙勿略賦予彌次郎以極大的信任。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時至今日，日本的歷史學家們———這裡說的主要是那些書寫基督教歷史的史學家，且他們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仍然絕對地信任沙勿略，因此經常會全盤接受沙勿略的學說，對彌次郎的人格也予以高度評價。但是，在我們搞文學的這些人看來卻並不能做如此想。
這個叫彌次郎的青年，我從很多方面入手做過調查，但還是未能查清他的身份和來歷，能夠確定的信息很少。他和葡萄牙商人關係密切，這一點或可明確。而當沙勿略問他日本的種種情形時，對於宗教狀況他完全一無所知。他一點兒也不了解日本的佛教，極其無知，沙勿略對此很是失望。這些都寫入了沙勿略本人的書信中。不過，一旦涉及貿易相關的問題時，這位彌次郎竟能提出很多真知灼見。由此可見，他極有可能是商人出身，年紀在三十五六歲。
想來他應是一個極其精明老到的好酒色之徒，深諳處世之道，慣於適應各種變故。因此，所謂入鄉隨俗，在遇到沙勿略之後，他應該是付出了很大努力去適應這位教父。而且，他非常崇拜沙勿略這件事情估計是真的。能去殺人的這一類人非常容易迷上別人，由這點來看，他對沙勿略的迷戀也是可以理解的。要說基督教教義中哪裡最讓彌次郎感動，答案是耶穌受難。想來這個男人確實很有一種類似於吉卜賽人的性格。如此一個彌次郎竟會傾心於耶穌受難，作為一個事件來看，這一事實本身倒也不難理解，但彌次郎卻並沒有成為一名基督教徒。
剛開始的時候，有沙勿略跟在身邊，彌次郎表現出一副認真的樣子，可是沒過多久他就再入歧途。據資料記載，後來他混跡到人稱八幡船 [15] 的那種半是海盜半搞貿易的船上，偷渡到中國之後，在寧波被中國人殺死。
正因為品性如此，彌次郎這個男人才會表現得彬彬有禮。實際上，日本人的確有彬彬有禮的一面，但是，就本質而言，好人反而應該是坦誠直率的，並不會裝模作樣一本正經地與人周旋。在面對沙勿略時，估計彌次郎凡事都會採取極為鄭重其事的態度去應對。沙勿略對此深信不疑，恐怕他對日本人的最初認知就是錯的，可見在他觀察日本人的視角等方面應是存在某些誤解。
在這裡再講一些有趣的事。為什麼我會認定彌次郎就是那樣一種人呢？比如說沙勿略曾經問彌次郎———
「如果我前去傳教，日本人會不會馬上加入基督教成為教徒呢？」———經此一問，彌次郎回答說———
「不，日本人是一群特別愛爭辯好講理的國民，他們不會馬上加入基督教，但是如果他們認準了教理，就會改宗。」
———大致是這樣回答的。這裡提到的日本人觀非常正確，不太像是沒有半點兒佛教知識的彌次郎所能講出的話，顯示出其人性觀察之精準。
當沙勿略說自己想搭葡萄牙的船隻前往日本時，彌次郎回道：
———「葡萄牙船員們都是些異常好色之徒，到了日本港口也博不到什麼好名聲，如果坐那樣的船前去，勢必會敗壞基督教的聲譽。所以還是請乘中國船吧。」
———這番話讓沙勿略坐上了中國船。對於這件事情，日本的歷史學家們沒有予以重視，認為彌次郎如此進言一事不過是一種傳說，但我卻認為從中可以聽出彌次郎的真心話。彌次郎這個人極具好酒色者之風，想必因此對日本人反感那些船員的生活作風一事深有體會，瞭然於心。
在彌次郎的陪同下，方濟各·沙勿略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的熱烈歡迎，開始的時候真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這是因為他帶來了七個黑人，日本人覺得那黑人很是稀奇，蜂擁而至。
沙勿略拜見了薩摩領主島津大人 [16] ，取得傳教許可。當時沙勿略結識了鹿兒島福昌寺 [17] 的高僧忍室 [18] ，二人成為摯友。這福昌寺據說是鹿兒島島津家的菩提寺，當時有禪僧不下百人，非常大，是薩摩最大的寺廟，禪僧忍室應是薩摩數一數二的名僧。
沙勿略借這座寺廟為據點，開始傳播基督教教義。
方濟各·沙勿略和福昌寺的高僧忍室幾乎日日碰面，因各種事由結為摯友。二人抓住各方面的話題相互切磋，談話內容經記錄流傳下來。
有一天，沙勿略來到福昌寺中，趕上百餘名和尚正在坐禪。那場景估計頗為奇特吧。
沙勿略問道：
「那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忍室回答說：
「啊，那個啊，那是在冥想。現在他們正在苦修呢。」
這一回答自然無法令沙勿略滿意。
「您說是冥想，那在如此做時究竟在考慮些什麼呢？」
他忍不住問。
聽到這個問題，忍室莞爾一笑，做出了這樣的回答。
「哎呀，就那群傢伙，總歸不會是在思考什么正經事兒。大概是在想明天能收到多少布施啊，或是要去的那家施主會準備什麼樣的飯菜啊，不過是在考慮這類事情吧。他們是不會考慮什麼大事的。」
這一回答極具象徵性，禪宗的和尚絕對能說出這種話來。這話說得非常在理。忍室和尚被當時的人們奉為高僧，而且事實上也確實是一位擔得起高僧稱號的人物，因此他的這些話頗具深意。簡單來說，禪是以直接肯定人類具有的一切人性為出發點的，忍室也是在肯定或善或惡的所有一切人類行為，在極力做到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對人性的肯定就是最根本的出發點。
禪的認知方式就是如此，所以不管是人類的長處還是短處，總之都會全盤肯定。在此基礎上，在完成肯定這一基本努力之後，再去謀求屬於自己一個人的安心之道，努力去尋求一個可以心安的世界。
不與他人產生任何瓜葛，只追求自己一個人的開悟，這是禪的宗旨。也正因為如此，反過來對待他人時會採取寬大的態度。一言以蔽之，他們能夠做到磊落豁達。
所以，說那些正在鄭重其事打坐禪修的僧侶已經處在身心清淨的境地之中，這樣的話忍室是斷不會說出口的。由人性本就有弱點的角度來看，無論他們心裡在想多麼庸俗的事情，都不應該發難，因為事實即是如此。這是一種非常寬容的想法，因此忍室才會說出那些話。
於是乎，聽聞此言之後，沙勿略很是吃驚。他馬上原原本本向祖國匯報說：日本的和尚即使在苦修的時候都根本不會考慮宇宙、神、真理這些，置身於冥想之中時考慮的卻是金錢和美食之類。沙勿略發回報告一事也被記錄下來。
還有一次，沙勿略對著忍室問：
「您認為究竟是年輕的時候好呢，還是步入老年之後更好呢？」
對此，忍室回答說：
「哎，年輕的時候好啊。年輕時身強力壯，也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如此一問一答之後，沙勿略接著拋出了下面的問題。
「還有一事。假設現在有一位船員要乘船從A港口去往B港口。這時候他是拼盡力氣駛向波濤洶湧的大海去經受風暴的洗禮好呢，還是先就近停靠某處港口，然後一個港口一個港口這樣挨著走好呢？您覺得怎樣為好？」
聽到這裡，忍室不禁笑起來，隨後做出如下回答。
「那種情形下答案是一定的。不是明擺著的嗎？當然是向著港口航行為好。如果已經明確港口的位置，又知道自己會受到歡迎，那麼任誰都會去港口的。不過，我還不知道自己這艘船要去往何方。因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裡，所以即使明白您要問的是什麼，我卻無法給出答案。」
忍室這個人非常尊敬沙勿略，而且還極其推崇天主教。他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天主教徒，為此苦悶不已。
再看忍室所皈依的禪宗。這個宗教肯定人生的所有一切，在此基礎上試圖達成自己一個人的開悟，實現此目的的手段就是坐禪，僅在觀念層面上追求個體的安心。說到生死頓悟這些，在我們外人看來，能稱得上禪宗高僧的那些人必是已經徹底開悟了，但越是高僧應該就越會明白，他們自己的悟道其實尚不成熟。即使是在悟道這一領域，佛教也沒有任何實踐，沒有任何可具體把握的線索或依憑，他們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做什麼。
與之相對，沙勿略卻是視貧窮為第一要義，以此來衡量自己的整個生命。而且，他決定為他人的幸福奉獻出一切，畢生都在為此而努力著。
在那種有著明確實踐目標的宗教面前，禪宗這類宗教意義盡失。越是高僧，就越清楚自己開悟的內容是何等空虛，忍室為此極其痛苦。
沙勿略回國之後，他的弟子、傳教士阿爾梅達 [19] 來到日本。忍室拜託這位阿爾梅達說：
「我本人身為禪僧，擁有地位和名望，因此無法公然成為基督教徒，但能否請您為我施洗？另外，我是主公家菩提寺的住持，主公死了以後，我自己也必須葬入寺中。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只此一件還請務必網開一面。」
聽到這裡，阿爾梅達明確地回答說：
「那不可以。您還是把名譽、地位這些全部都捨去吧。如果不全部捨棄，就無法受洗。」
於是，忍室終究未能接受洗禮。阿爾梅達回國之後又重返日本，後來第三次到薩摩時，忍室已經離世。據說阿爾梅達從別人處獲悉，忍室死時曾留下遺言，說未能受洗就要死去，實屬遺憾。
還有一個禪僧與天主教傳教士往來的例子。方濟各·沙勿略在見到忍室之後又去往豐後 [20] ，於是遇到了一位禪僧深田寺。其時深田寺看著沙勿略的臉徑直問道：
「我此前曾在某個地方見過您。您覺得呢，有沒有覺得我很眼熟？」
聽聞此言，沙勿略很是吃驚。他一次也沒見過這個日本人，根本就不認識，吃驚是必然的。於是沙勿略就回答說：
「不，我沒有見過您。」
聽到這個回答，深田寺大笑起來。而後他對偶然到訪自家寺廟的另一位禪僧說：
「這個人說什麼從未見過我，真是個大騙子。」
那位禪僧也是一副好像很懂深田寺話中奧妙的樣子，但沙勿略卻根本想不通。想不通是必然的，沙勿略逼問道：
「這件事聽來實在奇怪。我從未撒過謊，現在也沒有撒謊。為什麼說我是騙子呢？」
面對追問，深田寺做出了如下回答：
「您這是在裝傻呢。距今一千五百年之前，在比叡山，有一位商人從我這裡拿走了大錢五百貫 [21] ，那不就是您嗎？您要是忘了，那可就麻煩了。難道您真的忘記了嗎？」
這其實就是禪門問答。
沙勿略的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有這些東西，他並不懂任何禪門問答的要領。不懂也是應該的，這些本不是問題。所以，這名深田寺和尚大概是個慣會胡說八道的傢伙。
於是，沙勿略問深田寺：
「您究竟多大年紀？」
深田寺回答說：
「我嗎？我五十二歲。」
於是沙勿略追問道：
「一個五十二歲的人，竟然會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比叡山上借給人家錢，這種說法不是太奇怪了嗎？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您為什麼要那樣說話呢？」
這下就連禪僧也完全敗下陣來。
說起來，禪中自有僅存在於禪的世界裡的規則，在那些規則的基礎上賣弄邏輯。一切都只在事先互相確認過規則之後才能成立，是這樣一個世界。
比如，當有人問「佛是什麼」時，「是無」「是乾屎橛」，這樣回答即可。
因為存在那樣的規矩，所以問答雙方都會擺出一副彼此心領神會的樣子，但也不過是擺擺樣子罷了。是真明白還是在裝明白，不得而知。
所以，實際上佛就是佛，乾屎橛就是乾屎橛，當遇到這種正常的邏輯時，禪門那套邏輯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麼，究竟何種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推翻這種極其普通的邏輯呢？這種力量在哪裡呢？答案在於必須把實踐與思想結合起來，做到知行合一。
可是，對禪僧來說這種生存方式卻很難實現。禪僧這些人總是用那些事先定好的觀念在思考問題，陷於觀念之中，沒有任何實踐。他們一直在觀念的世界裡摸索，依靠智力去參悟，但究竟自己有多少實力呢，沒有人知道。所以，當遇到天主教僧侶那樣拼盡全力去實踐的宗教人物時，在那些務實的行動面前，禪僧們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脅。他們感受到了自己的無力和酸腐。於是，信仰禪宗的那些人，儘管是僧侶卻會背叛禪宗改投天主教，這種現象當時一度盛行。改宗的人數比今天我們所能想到的還要多很多。在今天看來，這樣的事情讓人驚訝，但事實就是如此，有史料記錄為證。
在經歷了和深田寺的問答之後，沙勿略離開鹿兒島去往山口。
在山口傳教之後，沙勿略繼而奔赴京都。當時的京都正是打仗打得最厲害的時候，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就連日本這個國家的主權究竟在誰手裡都不甚明了。這也讓沙勿略茫然無措。但是，憑著傳教士特有的執著和不懈搜尋，他終於發現了足利將軍 [22] 逃亡的蹤影，抓住機會請求將軍允許他在日本傳教。這在當時絕對是一件艱苦卓絕的工作，但不管怎樣沙勿略確實做到了，從這裡也能看出天主教僧侶的實踐能力的確很強。
可是，對於沙勿略的傳教請求，足利將軍的態度卻很是奇怪。當時沙勿略的穿著與乞丐無異。一見之下，怎麼看都是一個窮酸寒磣的僧侶，絲毫沒有高僧該有的樣子，威嚴蕩然無存。這令將軍大失所望。於是將軍質問道：
「你對我提出了那樣的請求，那麼你有沒有帶禮物來呢？」
沙勿略回答說：
「禮物放在山口了。到這裡需經長途跋涉，所以沒有帶過來。」
聽到這裡，將軍即出言拒絕道：
「沒有禮物可不行。」
沙勿略聞言只好放棄，返回山口。有此經歷之後，沙勿略心想———時局如此混亂，即使見到將軍也沒什麼意義，見了也是白見。禮物還是不要送給將軍了，還是送給山口的領主吧。
沙勿略打定主意要把禮物呈給山口的領主，因為前面在將軍那裡吃了虧，所以這次他很是注意穿著打扮。
他身著華美亮麗的衣衫，拜見山口領主並獻上禮物，領主被其堂堂威容打動，心下很是尊敬。於是他很快就拿到了傳教許可。可見，盛裝和禮物起了作用。
說來也巧，那時候剛好有一艘葡萄牙商船來到了前面提過的豐後那裡。說得再具體點兒，是到了豐後國中緊挨著府內 [23] 的一個叫臼杵 [24] 的地方。
這艘葡萄牙商船上的人們聽說東方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正在山口境內，就決定試著邀請一下。見過使者之後，沙勿略直奔臼杵而來。整艘商船為之沸騰，那位東方傳教士來啦，大家口口相傳，全員盛裝出迎。
但是，沙勿略這邊是什麼情況呢？他還是一如既往，一副乞丐模樣，既未騎馬也未乘轎，徒步而來。如果只是這樣倒也還好，可沙勿略又在旅途中罹患熱病，身體發燒再加上乏累，搖搖晃晃步履蹣跚。
大家建議說：
「您還是上馬吧。」
可沙勿略就是不聽。沒有辦法，那些盛裝出迎的人本來都騎著馬呢，這下只好都翻身下馬，一個接一個跟在沙勿略身後，排成一條長隊緩步前行。就這樣終於走到了葡萄牙商船停靠的地方，剛一到達，葡萄牙商船就連放六十三炮來歡迎他。
臼杵城內一片震驚，以為是葡萄牙航船和海盜打起來了，於是他們趕緊出動軍隊，慌慌張張前去救援。趕到之後一問才知並非如自己所料，說是今有傳教士駕到，鳴放的是禮炮。趕來的傢伙們自是非常吃驚，回去如實地向城內匯報。
臼杵的領主聽了之後發話說，既然是如此受人尊敬的一位傳教士，那我一定要見上一見。於是使者再度飛身來報，沙勿略前去拜見臼杵主公。
這位主公就是大友義鎮，後更名為大友宗麟 [25] 。這次會面的場景實在是不得了，葡萄牙商船一行擺出的陣容超級豪華。
首先隊伍最前面是一排整整齊齊的樂隊，然後是一群葡萄牙人身上穿著金絲緞銀絲緞的華美服裝，威風凜凜列隊騎在馬上。再後面是沙勿略坐在車上，船長帶著滿滿當當的特產跟在他的後面，浩浩蕩蕩開將進來。
沙勿略獻上帶來的土產，行拜見之禮。他那堂堂威儀讓大友宗麟感動不已，當即下令允許基督教傳教。不僅如此，看到這樣的景象，有人當場就決定改宗。
當時沙勿略做了約一個小時的說教，短短一個小時之內改宗的人接二連三地出現。或許這會讓人略感驚訝。在那之後基督教的傳播也是非常之快。總之，剛開始時的速度確實不得了。
由此看來，如果不表現得威風凜凜、氣勢十足，日本人就不會相信自己，更不會給予尊敬。而且，如果不拿出贈品，不獻上禮物，事情也無法順利推進。沙勿略看透了這一點，並把這所有一切都報回自己的祖國。
沙勿略還在信中寫道，日本人的文化非常先進，日本國民求知慾旺盛，重視名譽，寬宏大度，非常誠實，但同時據說他們的好奇心也極強。如果帶上一些珍稀的東西前去，應該能夠勾起日本人的好奇心，讓他們覺得很有吸引力，帶著黑人一起去應該是個好主意。
有一次，葡萄牙人帶著這裡面的一個黑人去見織田信長。信長看到這個黑人很是吃驚。信長這個人非常理智，是一個日本少有的頗具現代知性的人物。他覺得這像是假的，就讓黑人脫光衣服，連兜襠布都取下來，用手觸摸黑人的身體，但無論如何還是不明白。於是又用熱水洗，還是沒有掉色。看來這是真貨，於是信長讓一同前來的教士把這個黑人讓出來，命他做個司茶小和尚供自己使喚。
上面這段在日本也有所記載。後來本能寺之變時，這個司茶小和尚拔刀奮戰，本能寺陷落之後又跑到信長之子信忠 [26] 的二條城那裡，與明智方軍隊交戰。明智軍把他的戰刀奪下來扔掉，說我們不殺你這樣的人。於是做了俘虜被帶到明智光秀那裡去，光秀見他不是日本人就下令放了他，由此他重新回到了教會。這段記錄流傳至今。
話說到一半，還根本沒有講完，不過時間已經到了。也沒有什麼結論，就此打住。
———一次關於歷史的講演·終———
《歷史小說》創刊號、第一卷第二號，1948年10月1日、11月1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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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織田信長（1534—1582），戰國時代的武將。一生征戰，力圖統一日本。1582年6月2日，征途中的織田信長宿在京都本能寺時，遇家臣明智光秀謀反，織田信長被迫自殺，是為「本能寺之變」。
[2] 法華宗本門流的寺廟，位於京都市中京區。始建於1415年。
[3] 《信長記》：江戶初期的傳記文學。小瀨甫庵著，共15卷，1622年刊行。
[4] 本城惣右衛門，生卒年不詳，戰國至江戶時代的武士。因寫有《本城惣右衛門筆記》而為人所知。該《筆記》作於1640年左右，是本能寺之變當事人留下的唯一一冊一手史料。
[5] 天文是日本戰國時代後奈良天皇時候的年號，自1532年7月29日到1555年10月23日。
[6] 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建立武士政權，日本進入室町幕府時代。1573年第15代將軍足利義昭被織田信長放逐，足利幕府終結。
[7] 種子島是位於鹿兒島縣大隅半島南方海域的細長島嶼，步槍由此傳入日本。
[8]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義大利旅行家，著有《馬可·波羅遊記》。
[9] 義大利語，馬可·波羅在遊記中用於指稱日本。英語的「Japan」即源於該詞。
[10] 方濟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出生於西班牙，耶穌會創始人之一。葡萄牙派至亞洲的天主教傳教士，最早將天主教傳播到亞洲的馬六甲和日本。
[11] 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貴族，耶穌會創始人。
[12]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領袖，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創始人。
[13] 彌次郎，生卒年不詳，或為1511—1550前後，薩摩（今鹿兒島縣西部）人。有人認為他是有史料記載的第一位入基督教的日本人，把方濟各·沙勿略從馬六甲帶到了鹿兒島。
[14] 果阿（Goa）位於印度西海岸，16世紀以來被葡萄牙占領，1961年回歸印度。
[15] 八幡船是室町到戰國時期在朝鮮和中國沿海出沒的日本海盜船，後世用以指稱倭寇。
[16] 島津貴久（1514—1571），戰國時期的武將，薩摩人。
[17] 福昌寺是曾存在於鹿兒島縣鹿兒島市的曹洞宗寺廟，薩摩藩主島津氏的菩提寺。1869年明治初期的廢佛毀釋運動中被毀。
[18] 忍室文勝（？—1556），日本戰國時代曹洞宗僧人，1545年任福昌寺住持。俗姓萩原，諡號佛照大圓禪師。
[19] 路易斯·德·阿爾梅達（Luís de Almeida，1525—1583），葡萄牙人，商人、醫生、耶穌會士。
[20] 豐後是日本舊國名，相當於現在的大分縣。
[21] 貫：舊貨幣單位，1貫等於1000文。
[22] 室町幕府第13代將軍足利義輝，1546—1565年間在將軍位。
[23] 府內是大分市的古稱，當時是豐後國最大的城市。
[24] 位於大分縣東南部，臨臼杵灣。
[25] 大友宗麟（1530—1587），名義鎮，戰國時期武將，豐後領主。保護基督教，自己也受洗入教。
[26] 織田信忠（1557—1582），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織田信長的長子。本能寺之變時兵敗自殺於妙覺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