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論 · 頹廢文學論

本來以為像秘籍、絕技、真傳等這些是茶道、花道、忍術、劍術等搞的名堂，沒承想就連關孝和 [1] 的算術也搞這一套，先要齋戒沐浴，然後摁下血指印，只傳授給自己的孩子和兩個弟子。據說在古代西方也有類似的例子，視最高的數理為秘技，概不外傳。日本更是變本加厲，無論什麼動不動就說是秘籍，還要齋戒沐浴，曰：難言也。香菸定量配給之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吸了旱菸。以前的人們肯定是三袋四袋吸個不停，因此就發明了菸袋鍋大大的菸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種方便、進步的實質性發明設計並未受到重視，反而認為吸完一袋煙後啪啪敲打菸袋鍋的聲音是極好的。這種瞎胡鬧的假內行成長壯大起來，現實中的進化就此停步不前，正是靠著專事玩弄這類停滯不前的東西，一些沽名釣譽的通識、秘訣或秘籍進而產生出來，而實質性的進步，像把菸袋鍋改大這種現實的欲求卻被視為低級俗物，難登大雅之堂。日語中稱中南半島寮國產的竹子為羅宇竹，基於這點日本人把煙管的煙杆叫作「羅宇」，但那些假內行卻宣稱煙杆只能用羅宇竹，愈加偏離了實質，滑往細枝末節。把餐叉反著拿，非常勉強、艱難地叉起米飯，手法離奇地送到嘴裡，日本人卻認為這是彬彬有禮，是優雅的，對此毫不懷疑。真是古怪至極的日本。這種視實質性的便利慾求為低俗的看法，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潛藏在各個領域。 家庭感情是處於上述歪曲、離奇的日本式思考方法節點上的伏魔殿。關於家庭感情，且不說在日本式建築或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各種雜七雜八的扭曲規定，甚至連平野謙這樣擅長思考的批評家，在面對「敢死隊不能娶老婆」這類的謬論時，也是盲信不疑。老婆和女人有什麼不同嗎？老婆與愛人又有什麼不同嗎？不可能有一無所愛的人吧。「咚」———鐘聲響過，就說餘音中蘊含著萬千感慨，說只要側耳傾聽那鐘聲二十秒，就能一洗浮世塵污；還說海苔分正面呀反面什麼的，總烤一面的話就不會油膩。淨是對著這些無聊的事情糾纏不休，加了幾百幾千句的注釋，最終寫成了秘籍，這就是日本式思考的現狀。近來倒是不會讓已婚婦女剃掉眉毛或是染黑牙齒了，這些風俗都很野蠻，和文身相差無幾。假如說這些殘存到現在仍是現有風俗，那麼比起質疑它們來，更有人會寫些相關的秘籍，強行找出其中的美，並指責質疑者是土裡土氣的鄙俗之人。這就是日本。婦女染黑齒的現象雖然已經消失，但是染黑齒般的詛咒卻依然健在，籠罩住了婦女的整個身體、心靈，直至靈魂深處，堪稱日本幽靈中的老大。像平野謙這樣的人，思考的時間比起我等來應該長得多吧。即便是他，還是忘記了應該把人的存在與諸多幽靈完全隔開這一重要的態度，很多時候都在思考細枝末節上花費了過多的時間。他讀了太多別人的小說，幾乎都讀膩了。一部長篇大論在手，我讀三行就會扔下，他卻硬是讀到最後，然後硬是捏造出幽靈來，卻唯獨忘記了要真正與自己的本心鬥爭，即便豁上性命也要與自己的幽靈鬥爭，忘記了這唯一的根本要義。 日本式家庭感情這一怪異的歪理，在世俗社會中變成人情義理這樣的怪物，在脫俗的世界裡就隱藏到清寂、幽玄或是物哀等等神秘的大門之後，諱莫如深，曰：難言也。啪的一下雙手拍響之後，是右手響了還是左手響了呢？淨說些這個。認為人生的大道理就遍布在那些地方，做不了大將軍、大政治家、大富豪的人都必須要如此大徹大悟才行。如上這類瞎鬧騰的事兒在日本文化的第一線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如果是西式的治學之人，了解實證精神的模式之後，一眼就能發現這些都是瞎折騰，但是他們卻又裝腔作勢地拾人牙慧，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抵制日本的幽靈，反而隨著年歲漸長，自己也化身為保守、反動的大幽靈，傾心於清寂、幽玄，執念日深。對治學模式的研習僅僅浮於表面，未能充分理解「人生於世，必須與自己的正面交鋒、徹底認清自我」這個唯一要義。 總是舉平野謙為例，甚感惶恐。最近讀了他的一部兩百多頁的勞心力作《論島崎藤村的〈新生〉》 [2] 。其他批評家老師們寫的都是些無聊之作，就連我這種蠢笨的閒人都無法讀下去。 《新生》裡面，主人公仔細端詳著自己的手，心想「就是這手啊」，陷入沉思，充分反省自身的深重罪孽。平野謙認為，此處觸及了深刻的人生，滿是陰森森的氣息。平野君，快別開玩笑了。人生的深刻難道就遍布、堆積於那種方形罩燈的燈影般朦朧之處嗎？那種描寫是催人寬恕藤村的障眼法，是小說中最壞的部分，應該說是最需蔑視的部分。你肯定是以為寫成那樣會讓讀者感動才寫的。平野君你且試想一下，仔仔細細端詳著自己的手，想著自身的罪孽之深重，從具體事實的角度來考慮的話，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說到反思自己的罪孽，放到文學中來其真正的意義在於：以具體的行為去表現，並使之發展得符合倫理性。翻來覆去看著自己的手覺得陰森森的這類描寫，和「咚」的鐘聲中蘊含著萬千感慨是一路貨色，和把海苔翻過來烤的話味道會變得如何那些類似，不過是這類日本幽靈中的一隻罷了。 都說島崎藤村是一名誠實的作家，但其實他作為作家是非常不誠實的，這從藤村自己與他的文章（小說）之間的距離這一點上就能夠看出來。藤村和小說之間存在隔閡，他的那些晦澀難懂的文章，是為了掩飾這一距離所進行的耍小聰明式的苦戰，而非與靈魂的艱苦戰鬥。 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著完全相同意義上的空虛的苦戰，那就是橫光利一 [3] 。他的文學式苦惱、知性是掩蓋距離的苦惱，或者是距離的空虛所描繪出的幻影般的自我苦惱。在他那裡並不存在與小說互相重合的自我，因此也就不存在包蘊著真實自我之血肉的苦惱。 如上，作家與作品之間的距離意味著：無論作家在處世方面多麼地老實巴交、嚴謹誠實，在最根本的靈魂方面卻是不誠實的。作家和作品之間夾雜著內容意義上的空白的雜物，這空白的雜物在思考，操縱著作品，甚至也操縱著作家本人和人們。平野謙完全沒有認識到這距離的存在。不僅如此，還對這種距離思考後做出極其淺薄的心機安排，從外表來看仿佛是深刻和真摯的，平野謙把它想成了文學的深刻、人類的複雜、藤村文學的貴族性或是悲痛的脆弱性等。 藤村在世俗意義的為人處世上是一個極其認真、老實巴交的人，但在文學上卻是不誠實的。因此，他那誠實嚴謹的生活本身也是不健康、不道德、虛偽的冒牌貨。 他對社會懷有畏懼之心，但卻輕視文學，把文學看得過於簡單。由是，他憑著處世的那股認真勁兒，想把真實的文學苦惱和人的苦惱處理成文章，並目空一切地認為自己肯定處理得來。因此，在面對真實的人生煩惱時，他沒能做到真正地為之苦惱，並未徹底追究下去，僅僅憑著處世的權宜之計去處理，終其一生都沒能做到以自己的肉體邏輯去探求真實，沒有做出任何真正的自我破壞。 所謂距離，指的就是人與作品之間的這段空白，意味著無法以肉體的邏輯去深究並訴說血肉之真實。作家想：如果我這樣寫，那麼批評家應該會這樣解讀並為之感動吧？如此來看，最受輕視的就是批評家先生了。再沒有比糊弄批評家更為輕而易舉的事了。批評家不了解作家與作品之間的距離，明明作家本人寫的東西里充斥著這種距離，批評家卻把掩飾距離的那些設計當作文學的晦澀之處去理解。即使是藤村這樣笨拙的人，其筆力之高超也是批評家無法望其項背的，糊弄起批評家來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但真正的問題在於究竟如何生存，且如何真實地生存，文章終究掩蓋不住距離，由此，作家必會暴露出那隱秘的真相。 ★ 在外人看來，島崎藤村和橫光利一都在誠實地生活著，在生活態度方面沒有半點遊戲人生的樣子。他們在世俗意義上或者說在態度上沒有玩世不恭，但在文學上的表現卻很荒唐。 說他們在文學上遊戲人生，是因為對他們來說，倫理並未自行發揮作用，而只不過是在邏輯上被擺弄過來、擺弄過去而已。簡言之，他們是在通過某種模式、類型進行思考，而並未從切身感受的邏輯出發去思考。他們邏輯的要點在於其自身的合理性，理論自身不會做出自我破壞的行為，也不可能盲目地拓展自我。 這種邏輯定式構成了一般意義上所稱的世俗道德、正確的生活等說法的基礎，是一種虛假的生命力。這世界上一切嚴謹的道德家、健全的思想家之流，全部都是偽君子，概莫能外。真正的倫理本來就是不健全的。在其中必然會發生倫理本身的自我破壞，反抗現實才是精神的主流。 來看島崎藤村《新生》中的問題。叔叔和侄女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本身是不健全的，但是小說本身卻很健全，真是荒謬。這裡的健全是合理之意，沒有自我破壞，也沒有基於切身感受的邏輯思考，代替這些的，是類型化的邏輯在機巧、健康地發揮著思考作用。 小說並未描寫出藤村真正恐懼和苦惱的樣子。換言之，他真正恐懼和煩惱的，絕不是源自文學本身的自我探求的煩惱，而只是簡單的世俗之物罷了，是對社會、對名譽所持的健康的煩惱。打個比方，他的情況完全像是一個不得不死在全軍之前的將軍（這樣的將軍其實非常怕死，日本在二戰戰敗之後這類實例我們看得太多了），島崎藤村也奮不顧身在報紙上公布了自己和侄女的關係。只不過，如同將軍的遺書是用盡忠報國等虛假的華麗辭藻堆砌起來的一般，他的小說是在用類型化的邏輯填補距離的空白，僅此而已。 他為什麼要寫《新生》呢？要說是為了發現、探求新的生活，那實在是差太遠了。也有可能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者說他的本意真的是打算盡力一搏以發現、追求新生。無奈，他的態度欺騙了他自己，他的極力相爭並非出於對文學的渴求，他是在爭奪名譽。他利用了文學，以達到在欺騙世人的同時也實現自我欺騙的目的。這些話並非是我說的，是《新生》文中的那些「距離」自行講述了這一切。他以為通過告白能減輕苦惱，為寫出減輕苦惱、實現自我救贖的文章而煞費苦心。作品中折磨自己的那些場景，也只不過是解救自己的手段而已。他並沒有真正探究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什麼，僅僅是在世俗道德的模式中，面對社會玩弄一些似乎講得通的空論，寫出了一部看上去像是偉大小說的東西，僅此而已。這一點也是由他文章中的「距離」自行言明的。 他為什麼會和自己的侄女這樣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小姑娘發生色情關係，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呢？這是因為，像他這樣違心地端著架子、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根本找不到什麼理由去勾引不認識的女人。如果他假正經的話，女人那方會更為一本正經地應對，如此一來，自己總端著架子的話就可能會失敗，他甚至連爭辯的勇氣都沒有。而當女人是骨肉血親時就不會存在那樣的障礙，藤村不必擔心自己的架子會散掉，極其自由且自然地從道貌岸然過渡到色情上，這事兒容易實現。 對他來說，比起和侄女發生關係並為處理此事而痛苦，讓他扔掉高姿態去勾引不認識的女人是更加做不來的。他就像被高姿態附體了似的，從外表來看好像是在極力探尋、追求新道德，但那就如同不把藝伎叫藝伎，而是採用某種極為怪異的稱呼一般，完全是徒有其表，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都是被前面所講的「健全的」道德給捆綁住了，完全感受不到透過姿態去追問自我本性的欲望。為什麼不去追求自己真正愛的女人呢？和侄女發生關係後，世俗的苦惱臨頭，被逼無奈只好拼死拼活處理應對，這樣一個堅韌的男人，雖然能夠扛得住苦惱並頑強抵抗，但卻沒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未能投身於苦惱之中去執著地追求自我，更無法擁有實施自我破壞的健全靈魂。 他為現世所束縛，為通用的倫理所束縛，未能做到現世意義上的墮落。文學的根本之道是自我破壞，是反抗通用的倫理，對他來說就是要墮落。當然我並非是要指責他不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女人卻走到與侄女發生關係這一步。每個人的個性皆不相同，什麼樣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存在，因此無法追求自己的真愛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真正要發難的是，為什麼藤村沒能認識到自己那真實的小秘密，沒能寫出其中的悲劇來，卻寫了那樣一部空虛的長篇小說呢？芥川龍之介評價他時用了「老奸巨猾」一詞，非常到位。他的道德性，嚴謹誠實的生存方式，放到文學的世界裡來看，都不過是欺騙而已。 有人說藤村是與人生扭打在了一起，或者說是在與最嚴重的問題交手。在我看來，充滿欺騙的靈魂不管和何人何物扭成一團，都終不過是冒牌貨罷了。那種稱巴爾扎克的文學為大文學，稱莫泊桑的為小文學，這種大小作品論純屬胡扯。藤村把文學想得過於簡單，於是能一邊喝粥一邊寫出這樣一部空虛淺薄、徒有其表的長篇大論，可見在冒牌貨那裡毫無樂天精神可言。他們通常都會擺出一副比真神還要深刻、還要認真的面孔。某一天在銀座深處的酒館裡，冒牌的坂口安吾成功地勾引到了女人。後來當那個無用的真人現身時，女人們都面帶疑惑盯著我說：你是真的坂口嗎？假冒的那個才是更正經、更深刻的人喲。 ★ 我很討厭世人所說的健全的美德、清貧節儉的精神、忍受貧窮困苦的美德或是謙讓的美德這些，我認為這些都不是美德，而是不道德的惡行。 忍受貧窮困苦的日本軍隊敗給了受不了貧窮困苦的美國軍隊，這是必然的，是所謂忍受困苦的美德這種日本精神本身的失敗。某些人認為：人有腿有腳的，所以連上個五六層樓都要坐電梯，那就是不健全，是墮落。又說：依靠機械勞作，忘記了肉體勞動的美德，也是墮落。這種瞎胡扯的退化精神是導致日本今天完全失敗的原因之一。此前日本把這種愚蠢的精神視為美德，不加質疑，這樣的日本必須失敗，必須滅亡。 當然，勞動始終是美德。只是必須要儘量輕鬆、方便、高效率地去勞動。但日本精神卻並不認為發明菸袋鍋巨大的菸斗是一種方便、實質性的進化，反而說吸完一袋煙後啪啪敲打菸袋鍋時感受到了清寂的心境呀美呀什麼的，還把這些無聊事寫成秘籍。這樣的日本精神無論如何都得毀滅。 愛美麗的東西和快樂的事情，這是人之自然；喜歡豪華和奢侈，比如暴發戶揮金如土蓋起大豪宅，極力散播暴發戶的趣味，這些都是眾人的本性，沒有絲毫可蔑視的地方。而且，就像愛一切美好、快樂和豪奢一樣，人類同時也愛正確的事情。人類愛正確、愛正義，在這同時也愛美好、快樂和豪奢，就像男人愛美女、女人愛帥哥一樣，同時並存才有意義；同樣地，這些和想要幹壞事的心理亦並行存在著，也因此才具有意義。我認為，人類倫理的根源即在於此。 人們想要得到喜歡的東西，男人追求喜歡的女人，不都是非常自然的嗎？對於這些欲求，或是或否，只要自己內心有著清晰的認識就足夠了。某些教育孩子的方式很不健全，無法確立起這種自我認識，孩子連自己的好惡、是贊成還是反對都說不清楚，真是荒謬絕倫。 處女的貞操，其實是沒有任何實際用處的東西。都說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是進步的階梯，那麼對失去貞潔之類的事情也就沒有必要苛責了吧。強調失去了貞操云云，會讓本人以為那仿佛是非常嚴重的墮落，因此產生強烈的罪惡感，真正走上墮落的道路。與此相對，如果能夠讓她把這看作進步的階梯，當作為追求更美好事物所做出的寶貴犧牲，賦予她這樣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這才是真正該做的。對更美好事物的欲求能夠帶給人們高度與品位，單單說處女怎樣怎樣其實沒有任何意義，當然也沒有必要強行捨棄之。關鍵在於，唯有靈魂的純潔才是必需的。 沒經歷過失敗的靈魂、沒有苦惱的靈魂以及不渴求更好事物的靈魂都缺少真實的魅力。日本的家庭是讓靈魂迷醉的溫床，掛著貞操、永不變心等常人想像不到的大招牌做幌子，男人和女人都跌落到了無法再跌的最低處，認為可以以此證明自己並非外人。這樣的家庭必定會被娼婦的世界給輕易破壞掉。娼婦的世界是健康的，家庭是不健康的，我認為，在探究人性時必須向著這個方向去深入展開，這也是文學的永恆課題之一。娼婦的世界裡有著單純明確的真理，有男人和女人真實的生活，他們互相欺騙，讓自己看起來更美更可愛，都是為了讓對方切實地生活在自己的魅力之中。 也有可能某個時候會移情別戀，轉到別的女人或男人那裡，這其中也包含著人自身的成長，這類關係本來就是健康的。然而，希望儘量維持永恆的做法也同樣是健康的。而且，就男女的價值來看，從肉體到精神，或者是從精神到肉體，價值會發生變化或進化，還會發現新的價值。生活本身就是不斷地在發現。 問題並不是只存在於「家庭」這裡。在人的自我認識方面，就本質而言日本的家庭里人性是缺席的，家庭的基礎只是生殖生活和築巢本能而已。然後，為了賦予這種家庭生活的壓抑沉悶以正當性，日本對諸多基本生活感情加以限制，製造出無數的禁忌，而這些又轉而成為思維和思想的根本。清寂啦幽玄啦這些，讓民眾去愛風景、庭院和花草，而不是愛人。但是，這類思想說到底不過是贗品而已，他們自己就經常做出辜負美景的行為。嘴裡喊著日本三景 [4] 之類的，我也到過天橋立和宮島，發現遊客們主要關注的其實是那裡的冶遊場。那些成群結隊去參拜伊勢大神宮的人也是奔著冶遊場去的，伊勢的冶遊場可以說是日本最為淫靡的地方了。前面說日本的家庭是低級愚昧的，與之相同，這些冶遊場裡也只是充斥著女人低級的肉體而已。 夏目漱石 [5] 這個人，可以說傾其所有理智在努力使這種家庭的沉鬱合理化，甚至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點，他沒有去質疑其本來的不合理性。換言之，他忘記了人的存在。夏目漱石的理智簡直是無微不至，他把與家庭的封建習俗有關的所有細枝末節都想了個遍。嘿，連這他都能發現，讓人忍不住感嘆。但是，他對本應存在於習俗之中的肉體卻未加一顧，對人之自由本真狀態這一最為本原的問題不聞不問。他的文學自始至終都不關注人類本來的欲求。他作品中的人物因為學生時代的無聊經歷而自責，在二三十年後自殺身亡。真是異想天開、不切實際的做法。由此，他小說中的大多數人物都被家庭習俗逼到了絕境，即便如此，卻沒有人動過離婚的念頭，完全不想使生活獲得實質性的成長。他的理智痴迷於在奇妙的習俗之中尋求合理化這一遊戲，並未探求過真實的人、真實的自我。以自殺作為悔恨的手段，這極為荒謬，毫無價值。脫離現實的習俗道德以求更好地活下去，這種做法比起自殺要誠實得多。但他偏偏把自殺這一不誠實的行為誤以為是真誠的，把離婚這一真誠的行為理解成不誠實，而他自己卻從未懷疑過這種荒唐的錯覺。他苦惱著敲響了禪門，心裡卻毫無所悟，無奈之下只好斷念。他未能對事物本身的實質做出窮追不捨的探究，轉向宗教那裡，仍然沒有悟道，於是乎就把物本身也放棄了。他把這種愚蠢的行事方式當成有煩惱之人的誠實態度，從不質疑。日本人普遍的生活態度其實都是這樣瞎胡鬧，漱石不過是其中之一，動用了迂腐、學究式的徒有其表的理智隔靴搔癢而已，並沒有誠實地追求自我。 人類本來就無法隨心所欲地生活。我愛的人卻不愛我，想要的東西卻得不到，最寶貴的東西會溜走，很多希望都是徒然的幻想，人類的現實大致就是如此，極其卑微。但是，無論如何，只要在為實現希望而努力，人類的生活就依然存在。即使夢想會破滅，那灰心和慟哭也是在夢想破滅這一事實基礎上才得以發生的，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意識。人必須要生活下去，這比什麼都重要。因此，當開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時候，肉體才會寄託于思想之中。思考生活自身時往往會帶來新的發現，也會拓展生活本身。這種誠實的苦惱和拓展或許會被世人看作邪惡和墮落，真若如此，也無須在意。 我並非是要把頹廢本身視為文學的目的。我所探求的只是人與人性的必然生存方式，希望能夠毫不自欺地生活，唯此而已。我憎惡那些「健全」現實中的假道德，為此必須不憚於脫離假道德並誠實地墮落，必須回歸到人自身不加偽飾的欲求上去。人類有著諸多欲望，同時也渴望正義。我只是相信這一點，卻完全不能預測那欲望必將走向何處、如何展開。 日本文學對風景之美情有獨鍾。但是，對於人來說，人自身才是最美的。對於人來說，人就是一切。人的美是肉體之美，而非和服等裝飾品之美。人的肉體中蘊含著精神，蘊含著本能。該肉體和精神共同織就的獨特錦紋，往往依託於各人各自的發現，永遠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並非通過一般性的解說即能理解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個性，而生活即源自個性，本來就是獨立自足的。相同的生活本就無法成立。各人分別追求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誠實的生活，這就是人生的目的之所在。 我只想過屬於我自己的生活，僅此而已。 我不想在風景中安息。我不是能夠安息的人。我只是愛人，愛我自己，愛我所愛的人，完完全全、徹頭徹尾地愛。還有，就像我必須發現我自己一樣，我也必須去發現我所愛的人，因此我會不斷墮落，還會不斷寫作。神啊，願我這熱愛青春的心靈至死不渝！ 《新潮》第四十三卷第十號，1946年10月1日發行 * * * [1] 關孝和（1642—1708），日本數學家。 [2] 島崎藤村（1872—1943），詩人、小說家。1918年他發表小說《新生》，故事原型是作家本人與自己的侄女駒子之間的亂倫事件。 [3] 橫光利一（1898—1947），小說家。 [4] 「日本三景」指日本的三處代表性名勝，即京都的天橋立、宮城的松島、廣島的宮島。 [5] 夏目漱石（1867—1916），小說家、英國文學研究者。